2.建立卡內基基金會和建立英雄基金
第二份大的捐贈用於建立華盛頓卡內基協會。1902年1月28日，我以5%的股份拿出1000萬美元，在其他組織個人加入後，該基金會最終價值達2500萬美元。在國務卿約翰·海先生的提議與組織下，董事會成員名單確定了下來，有休威特、比林斯先生、道奇、艾利胡·魯特、西金森上校，米勒斯、米切爾先生，以及其他人。
當我將這份名單提交給羅斯福總統時，他感慨道：“再沒有誰能擬出這樣的名單了。”他非常支持該協會的建立，並將其納入1904年4月28日的一項國會議案：“以最全麵最自由的方式鼓勵調查研究和考察發現，以及其他有利於人類自我提升的知識的應用；特別是引導、捐助並支持任何與科學、文學或藝術相關的領域，最終與政府、大學、學院、技術院校、學術團體以及個人形成合作關係。”
自建立至今，協會取得的成就眾所周知，詳情此處不再贅述。但我願意指出其中發生的兩件不尋常的事。協會曾舉行了一次全球性航海項目，項目任務由“卡內基號”輪船承擔，目的在於糾正早年海洋勘察的錯誤。隨著指南針的改進，許多海洋勘察報告都被發現是錯誤的。其原因在於，以前的勘察設備本身就不精準，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一艘“卡納德號”輪船在靠近亞述爾群島的地方擱淺了。“卡內基號”船長認為應當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卡納德號”輪船是按照海軍地圖所繪製的路線航行的，原先的資料本身就錯了。全球航行過程中的修訂錯誤不勝枚舉，而這是唯一一份報告給國家的。
伴隨著“卡內基號”全球航行的特色服務，我們在加州威爾森山海拔5886米處設立了一座天文台，黑爾教授對它全權負責。一年他到羅馬參加了天文學專家學會，由於他的提議，專家決定下次會議在威爾森山召開。威爾森山天文台曾發現一些新星，大約超過100個，其中有一些星球的體積甚至有20個太陽大。其中有一些星球太過遙遠，它們的光需要8年的時間才能到達地球。這讓我們低頭沉思，“對於未知世界來說，我們已知的真不算什麽。”如果觀測儀精準度提高3倍，那又將會有什麽發現啊！我確信如果月球上有物種，也將會被清晰地看到。
第三份激動人心的捐贈是設立英雄基金。我聽說匹茲堡附近一處煤窯發生了一起嚴重礦難，那裏的前監督員泰勒先生聞訊迅速趕往現場，希望能夠在危急時刻幫上忙。他帶領那些響應號召的誌願者，下到煤窯下麵去解救那些被困者。但是可惜，唉，這位英勇的領導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沒法不去想這件事情，就拿出500萬美元獎勵英雄行為，或用以資助那些為挽救他人生命而犧牲的英雄的家屬，或用以救濟那些為公司做出貢獻卻在意外中蒙受損失的家庭。1904年4月15日，該基金會成立。此前還從沒人這麽做，也從沒有人向我提出過這樣的建議，我珍視它如“自己的孩子”。不久我把該基金擴展到我的故鄉大不列顛，由設在丹佛姆林的總部——卡內基丹佛姆林信托委員會負責。後來，該基金又擴展到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挪威、瑞典、瑞士以及丹麥。
美國駐柏林大使大衛·簡·希爾曾給我寫過一封信，提到該基金在德國的情況：
我寫信主要是想告訴您，我們的國王陛下對於英雄基金在德國設立是多麽滿意。他對此非常熱心，多次對您的洞察力及您的慷慨捐贈大加讚揚。他從沒想過基金會的建立會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他講過許多感人的事，其中有一些已經不是用金錢能來衡量的了。其中一個故事是，一個年輕人救一名溺水男孩，他將男孩頂出水麵，並放到船裏之後，自己卻因體力不支，沉入水裏。他犧牲了，撇下了一個年輕的妻子和一個年幼的孩子。她已經獲得基金會的幫助，開了一家小商店以維持生計，他們年幼但聰明的孩子，也將獲得教育費用的資助。這是非常顯著的一個例子。
德國政府內閣長官瓦倫提尼，最開始懷疑設立此類基金的必要性，現在對此熱情有加。他告訴我，精心挑選出來的委員會全體成員，都願意盡力做好此事，並發揮基金會的最大作用。他們還與英國、法國的委員會一道，定期交換報告，定期交流工作上的事宜。
不列顛的愛德華國王對基金會的設立深為感動，並親筆給我寫了一封信，稱賞我贈予家鄉的這份禮物：
親愛的卡內基先生：
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向您表達我對您的感激之情，因為您向這個國家——您的出生之地——予以慷慨的捐贈。
比禮物本身更令人欽佩的，是您為了基金不被不恰當使用而給予的關注與設想。
我很想告訴你，我的內心是何等的溫暖，當我得知這份慷慨的善舉能夠有益於整個國家的時候。
很高興認識您，因此我希望您能接受隨該信贈給您的我本人的照片。
相信我，親愛的卡內基先生。
您真誠的
愛德華
美國的一些報紙懷疑英雄基金的價值，並對該基金會第一年的運作報告過於挑剔。但這一切都過去了，它戰勝了一切不利的言論，榮譽長存。在野蠻的時代，英雄的舉動往往表現在傷害或殺害同類；但在我們這個文明的時代，英雄則保護或拯救他們的同類。這就是物質與道義、野蠻與文明之間的區別。那些屬於前者的英雄行為很快被曆史遺忘，因為我們最終意識到，互相傷害隻會導致彼此滅亡；但後者的精神將會永存在這片土地上，因為這類英雄往往施以善舉。
英雄基金的主要業務是撫恤金，即向英雄或他們的遺孀、孩子發放撫恤金。一開始人們都對此有種誤解，認為基金會的目的是鼓勵人們的英雄行為，而英雄往往受此**而扮演類似角色。我從未有過這種想法，這是荒謬的，真正的英雄從不計回報，他們所想到的隻是如何使他們的同類脫離危險，而從不考慮自己。基金會隻是采取一種最為恰當的方式，向傷殘的英雄，或向犧牲者的家屬提供撫恤金。基金會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始，隨著人們對它的目標和服務更加了解，基金會將變得更加完善。在美國，已經有1430位英雄或他們的家屬出現在我們的捐助名單上。
我挑選了查理·泰勒擔任卡內基英雄基金會主席，基金會不支付查理工資，一分錢也不提供。但查理非常熱愛這份工作，而且我相信他還會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錢來保障基金會的運作。他是這項工作最合適的人選。在威爾莫特先生的協助下，他還負責卡內基工人救濟基金以及匹茲堡地區的鐵路員工救濟基金。這三項基金全部用來使他人受益。
查理經常勸我幫助他人，有一天我終於得到一個“報複”他的機會。查理畢業於裏海大學，與母校感情很深。裏海大學想建一座大樓，查理是主要倡導者。我什麽也沒說，寫信給道倫克主席為這座大樓提供資金，但必須由我命名。他同意了，我就為該樓起名為“泰勒禮堂”。查理聽聞此事，抗議說這太荒謬了，因為他為人低調、行事謹慎，夠不上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公共性建築的榮耀。我很高興看到他的難堪，等到他說完了，我就說使用“泰勒禮堂”也許會讓他覺得荒謬，但為了裏海大學，他應當做些犧牲。不管怎麽說，“泰勒”就是一個名字罷了，是他的虛榮心讓他小題大作了，他應當扔掉這份虛榮心的。他要麽犧牲“泰勒”這個名字，要麽犧牲母校裏海大學，隨他怎麽選，但“不叫泰勒，沒有禮堂”。他終於屈服。將來，前來參觀該禮堂並猜測“泰勒”是誰的人，會知道他與母校的感情有多深，不僅僅口頭上勸告校友為母校做貢獻，更是身體力行。他將是裏海大學最傑出的畢業生之一。
1905年6月，我拿出1500萬美元用於大學高齡教授的養老基金（卡內基教育發展基金會）。基金會的25名理事全部都是美國大學校長，其中有弗蘭克·A.萬德裏普，他在基金會成立之初做出了巨大貢獻；還有亨利·S.布裏切特博士，也是基金會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很重視這項基金，很快就有人從中受益，他們有資格獲得這筆基金，這筆基金的價值在他們身上才得以體現。長期以來，教師雖然最受人尊重，可他們一生教書育人，所得薪水卻相當微薄，甚至比我們公司職員的薪水都低，想靠省吃儉用來養老是不可能的。加上大學沒有養老津貼，高齡教師不得不繼續教書，無論是否還能勝任。因此，該基金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批受益人的名單就說明了這一點，其中有許多譽滿世界的學者，他們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很多受益人或他們的遺孀給我寄來感人至深的信，我一直保留著，它們是治療我抑鬱的良藥。
在家鄉丹佛姆林，托馬斯·肖先生曾撰文指出，蘇格蘭有許多貧困家庭，雖然省吃儉用，可仍然無法支付孩子的大學費用。看到這篇文章，我立刻拿出1000萬美元，一半用於資助貧困學生，另一半用於提高大學的基礎設施。這就是卡內基蘇格蘭大學信托基金。1902年，該基金第一次理事會議在蘇格蘭國務卿愛丁堡辦事處舉行，由巴爾福勳爵主持，與會人員從首相到各種伯爵、子爵、勳爵，再到其他知名人物，不乏其人，大大提升了基金會的可信度。我寫信希望他們行動起來，因為我不願意該基金由蘇格蘭大學來管理。理事會成員埃爾金伯爵，完全讚同我的看法；首相巴爾福先生也聲明道：“一分錢也不給，一分錢也不給！”
不過，埃爾金伯爵指出基金會條款不嚴格，也不明確，理事會並不確定自己的職責是什麽。我告訴他們，這種不嚴格是希望他們能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變更基金的受益對象和申請方式。這是很大的權限，連巴爾福首相都說從未有哪個遺囑人賦予過管理會如此大的權力，他不確定這樣做是否合適。
“合適，”我說，“巴爾福先生，今天的法律也不是幾代之前就製定好的啊，他們當時的法律甚至都無法適用於自己的時代。”
會議室爆發出一陣笑聲，巴爾福首相也大笑道：“您是對的，非常對；但我認為您是第一位能有如此明智見解的捐贈者。”
我提議隻要過半就能審議通過一項議案，巴爾福勳爵則建議不少於2/3，埃爾金伯爵讚同勳爵的建議。至於基金會主席一職，我向巴爾福首相提議，希望埃爾金擔任這一職務時，首相立刻說：“在大不列顛他是最佳人選。”埃爾金伯爵當仁不讓地當選，對此我們都很滿意，問題是我們到哪裏找到與之媲美的人來接任呢？
曾被丹佛姆林授予“榮譽市民”稱號的四名議員，都與蘇格蘭大學信托基金有關聯，分別是亨利·凱姆貝爾·巴內曼爵士、埃爾金伯爵、約翰·羅斯博士，以及我自己。如今，又有一位女士榮獲丹佛姆林“榮譽市民”稱號，她就是我的妻子，她像我一樣強烈地熱愛丹佛姆林。
1902年，我當選為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名譽校長，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第一次與學校的全體教員見麵，又是我一生中為數不多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坐在學校古老的椅子上，聖·安德魯斯大學建校近500年以來，一直都隻有受人敬重的校長才能坐在那裏。為了準備發言稿，我翻閱了之前曆任校長的講話，其中有一段見解精辟，那是前校長斯坦利先生給學生們的建議，“到布恩的詩中去尋找你的神學”。作為教會的顯耀人物，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親信，他能大膽地向學生提出這樣的建議，顯示出了近些年神學的變化。最好的行動法則的確在布恩的詩中，如“你的恥辱隻在於恐懼”，這是我早年的信條。
我開始與蘇格蘭四所大學的校長及其家屬休閑一個星期。參加第一次聚會的有埃爾金伯爵、巴爾福勳爵及其夫人。自那以後，每年一度的“校長周”成為慣例定了下來，他們都認為這有利於大學的發展。當我們執手告別第一年的“校長周”時，蘇格蘭大學校長說：“500年來，蘇格蘭大學的校長們就一直在探索著如何開始我們的聚會。而今，問題已經解決了。”
1906年在斯基博的那次“校長周”聚會最難以讓人忘懷，拉德克裏夫學院的校長艾格尼絲·阿爾文小姐——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曾孫女——和我們度過了那次“校長周”，我們都被她深深吸引。147年前，富蘭克林在聖·安德魯斯大學拿到了他的第一個博士學位；如今，該榮譽又授予了他的曾孫女，以表彰她作為拉德克裏夫學院的院長而做出的貢獻。這是該校第一次授予非不列顛公民——但她和富蘭克林一樣祖籍都在這裏。作為該校榮譽校長，我穿過大西洋，親自將證書送上。授予儀式在費城富蘭克林安息的地方，那裏有盛大的集會紀念他的偉大功績。我非常榮幸能在這樣莊嚴而重要的場合擔任主持人，現場的觀眾也都深深受到感動。
在聖·安德魯斯大學，我經常與學生們一起活動，並且玩得很愉快。丹納德森校長對我這樣評價道：“無論什麽樣的校長，講話的時候總是站在台上，隻有卡內基走到學生中間，和他們相互攀談。”就這樣，我被學生們一致要求連任，這對我是很大的鼓舞。
我時常會思索高等教育體係的問題，我認為：那些知名學府，如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有5000～10000名學生就已經很具規模了，進一步擴展不大可能；但對小一些的學校（尤其是學院）來說，需要更大的幫助，如果我能用剩餘的財富來資助它們，應當不會有錯。因此，我後來的捐資都僅限於小規模院校，這與洛克菲爾先生那卓越的教育基金會——綜合教育基金會——選擇了相同的方向，並且都富有成果。洛克菲爾先生邀請我加入他的基金會，我答應了，相互協作使我們都受益更多，這種合作關係一直保持到現在。
在向大學捐資過程中，許多朋友都贏得了像我和查理·泰勒一樣的聲譽，比如迪金森學院的康威禮堂，就是以蒙丘爾·D.康威的名字命名。他的自傳剛剛出版，結尾處這樣寫道：
乞求和平吧，親愛的讀者，從你們那裏我看到希望。祈求和平不是向暴風雨跪拜，而在於你會遇到的男人、女人還有孩子。不要隻是禱告“賜予現在的我們和平吧”，而要用實際行動去回答！那麽，最終雖然世界仍然紛紛擾擾，而你內心將充滿平和。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們最深的恥辱——戰爭真的應當盡快從文明社會消失。
聽說俄亥俄州的凱尼恩學院為了紀念斯坦頓，設立了“斯坦頓經濟會長”一職。此外，還有克利夫蘭西方儲備大學的“漢納會長”一職、布朗大學的“約翰·海圖書館”等等，都為紀念我的朋友。我本打算再拿出一部分，建一座“道奇將軍圖書館”和一座“蓋勒圖書館”，但這份榮譽已由他們的母校賦予了。
我捐贈給漢密爾頓學院的第一份禮物，本打算以艾利胡·魯特之名設立基金會，但這位最能幹的國務卿，羅斯福總統口中“最睿智的人”，似乎並沒有向學院的負責人提及此事。當我向他興師問罪時，他笑著說：“好吧，我答應你下次再捐贈的時候，我一定會說。”
第二次捐贈很順利，我事先未向他說明。如今，漢密爾頓的魯特基金已經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撤銷的了。魯特是個偉大的人物，但性情怯懦，在為一些公司辯護時，既做不到侃侃而談，也做不到慷慨陳詞；而且他過於謙遜，無法吸引下層民眾的注意力。因此，他所在政黨從不冒險推舉魯特；羅斯福總統也宣稱，如果魯特能靠自己的魅力成功獲得總統的提名，他將從白宮爬到國會。
塔斯基吉機構曾致力於提高有色人種的社會地位，他們先前被劃進奴隸階層。我對此很是支持，並由此結識了布克·華盛頓，他不僅使自己擺脫了奴隸身份，還幫助數以萬計的同胞提升了地位。就衝這一點，我們都應當向他脫帽致敬。我向該機構提供了60萬美元的捐贈後沒幾天，華盛頓先生前來拜訪，並向我提出一個要求：“你非常仁慈地從這項基金裏專門拿出一筆，用於我和妻子以後的生活，對此我深表謝意。但是，卡內基先生，這筆錢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生活所需，對我們族人來說也是一筆大財富。這會使一些人認為我不再是個窮人，也不用再努力工作了。你能否修改一下那個條款，取消這筆款項，而換成‘隻需適當的提供’嗎？我和妻子所需的真不多。”
這就是這位黑人領袖的品質所在，沒有哪個英雄像他那樣真實、富有犧牲精神：他擁有人類所有的優秀品質，靈魂高貴、精神純粹，人類天性中最接近神性的一部分。如果要問當今世上或自古以來，有誰曾從社會的最底層奮鬥到最高層，那一定是布克·華盛頓。他是現代的摩西和約書亞，引領自己的人民向前向上。
我很早就向教會捐贈物品，比如向斯文登伯格教會捐贈過一架管風琴，此前曾因他們教眾太少而拒絕捐建一座新教堂。自此，各類教會的受贈申請鋪天蓋地而來，大到匹茲堡的天主大教堂，小到各種鄉間小教堂，我忙得馬不停蹄。——每個教堂都似乎需要一個比原先更好的管風琴，而一旦領到新的管風琴，舊的那架就能夠白白賣一筆錢。一些小教會索求的管風琴幾乎可以將他們的教堂撐破，捐給斯文登伯格教堂的管風琴就是這種情況；另有一些教會在申請之前很不巧買了新的，可還是希望我們將買管風琴的錢捐贈給他們。但是最終，一種穩健的捐贈機製形成了，他們需要填寫表格，還要隨時接受我們的審查。
但蘇格蘭高地的教會，則批評我的行為嚴重損壞了基督教的信仰。嚴厲的長老會成員如今還慨歎，說我企圖“用花裏胡哨的汽笛來讚美上帝”，而不再用上帝賜予人類的嗓音。自那以後，再有哪個教會需要買新的管風琴，就需要支付一半的款項。盡管如此，捐贈管風琴的活動仍在進行著，並且出現一種愈演愈烈的態勢，申請購買新管風琴的教會越來越多。
我不認為這種事會有結束之日。要求教會為新的設備支付一半的費用，有助於保障基金必要而合理地支出。就我個人而言，不時聽一聽教會音樂，能使人們在聽完布道後，壓力得以釋放，而且這經常向我們展示天父的存在。因此，我覺得在管風琴上的花費是值的。
在我所有的慈善事業中，個人的養老基金最讓我富有成就感。很多善良的人，各方麵都受人尊重，也沒有任何缺點，但僅靠養老金不足以讓他們活得更體麵些和遠離焦慮；一旦你伸出援手，將會使他們活得更舒服。在我退出商界之前，這項慈善工作就已經開始進行了，沒有一個我列在名單中的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資助。那是一份帶有榮耀和關愛性質的名單，但從未公開過，沒有人知道誰身在其中，我也從未對別人提過一個字。
也許我應當問問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對我來說有什麽好處？”我的回答是，養老金名單上那些親愛的朋友給我的回報，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出現，遠遠超出我的付出，因此我也不再期望什麽。我們生活在大自然的法則中，都應當遵守這一法則，既不問什麽，也不懼怕什麽，而隻是做我們應該做的，不尋求任何回報。
施舍遠比獲得更有福。如果我和他們互換了位置，他們也會一樣資助我和我的家人。我確信這一點。一些人曾寫信告訴我，說他們每晚禱告的時候都會替我禱告，祈求上帝賜予我。我的回答是，“請不要為我禱告。我的所得已經遠遠超出應得的了。更多的祝福應當給那些公正的基金會。”這並不是口頭上說說，而是我的真心話。
但從我停止積累財富、開始捐贈財富以來的13年，任何一次捐贈都無法與丹佛姆林的皮坦克裏夫峽穀相提並論。那是一個充滿童趣的地方——純潔無瑕、天真爛漫。我必須要講一講這個故事：
丹佛姆林曾發生過一次爭鬥，為的是爭奪大教堂及其周圍宮殿遺址的所有權。外祖父莫裏森參與了這次爭鬥，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到姨父朗德和舅舅莫裏森這一輩人，舅舅還被指控煽動並帶領人拆毀了一堵牆。市民在最高法庭的裁決中獲勝，當時的領主發布命令，“莫裏森家族再不準進入峽穀”。我作為莫裏森家族的一員，自然不能進到峽穀裏。皮坦克裏夫的領主亨特家族與莫裏森家族之間的恩恩怨怨，持續了幾代人。
大峽穀靠近大教堂與宮殿的遺址，位於鎮上兩條主要街道的西北方向，大概有六七十英畝，高高的山坡上樹木蔥蘢。對於丹佛姆林的孩子而言，那裏有如天堂，至少那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倘若能夠從敞開的大門、或圍牆、或燒毀的鐵柵欄看上大峽穀一眼，我們都會覺得幸福。幾乎每個周日，姨父都會帶著我和多德在大峽穀周圍散步，走到一個地方眺望大峽穀——樹下進進出出飛著許多烏鴉。大峽穀的領主在我們眼中就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征，但亨特家族決不會與其他任何人交換峽穀，即便是女王。我們對此確信不疑，因為我們也不會這麽做的。
姨父曾預言了我成人後的許多事，但他沒能料到我會變得有錢，甚至成為皮坦克裏夫的領主。如果他知道，他一定會為我驕傲。後來，我把皮坦克裏夫峽穀移交給了丹佛姆林政府，作為一座公園——我幼年時的天堂！即使是王冠我也不會與之交換。
我是從羅斯博士口中得知亨特上校可能會被迫賣掉皮坦克裏夫的，博士認為他開出了天價，而我卻再也聽不進去任何話。1902年，我在倫敦休病假時突然想到這件事，便立即發電報要羅斯博士來見我。我提議要由愛丁堡的肖先生（丹佛姆林的肖勳爵）去見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說我要買下皮坦克裏夫，如果不同意的話，那他們隻能幹後悔了。因為再找不出像我這樣真心實意的買主，而我又隨時可能改變主意或者突然過世。
不久，肖先生發來電報，說亨特上校希望賣4.5萬英鎊，問我是否同意。我回複道：“這一切都由羅斯博士決定。”當年平安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回複：“萬歲，我們皮坦克裏夫的新主人。”就這樣，我成了這一崇高榮譽的擁有者。國王又如何，他既不擁有馬爾科姆王的塔，也不擁有聖瑪格麗特的神殿，更沒有皮坦克裏夫峽穀。但我有，如果國王來訪問丹佛姆林，我將很樂意屈尊帶領他參觀這些遺跡。
作為峽穀的擁有者，我偶然間發現，如果把錢交到富有公眾精神人的手中，將能做很多公益性的事。羅斯博士建議我成立一個基金會，來管理皮坦克裏夫峽穀（公園）。自那以後已經過去20年，從沒有哪一個公園如此受民眾的青睞。那裏每年都會有演出，處處鮮花盛開，甚至吸引附近城鎮的人去參觀。基金會采取了諸多措施，成功地按著當初的目標運作，即給丹佛姆林單調乏味的生活帶去更多“歡聲笑語”，給他們——尤其是年輕人——帶去樂趣、快樂。那麽，我們這裏的孩子，多年以後回望這段歲月，無論他在離家多遠的地方，都會感受到這些素樸的優點，生活將會變得更快樂、更幸福。如果這是你勤勞的碩果，你就是成功的；否則你就是失敗的。
這樣，皮坦克裏夫峽穀就成了我提供過的最撫慰我靈魂的捐贈。上天是公平的，當年激進派領袖托馬斯·莫裏森的外孫、貝利·莫裏森的外甥，莫裏森家族的後人，趕走了原先的地主，成了峽穀與公園的新主人，並永遠向丹佛姆林市民開放。冥冥中，似乎命運之手在掌控一切，我似乎聽到一些低語：“你全部的一生沒有虛度——絲毫沒有。”這真是我生命中最欣慰的事，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果我有了足夠的錢才退休，是不會有這番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