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勞資關係：做公司就是有許多煩心事 1.做老板，一定會麵對勞資糾紛：是合作而不是剝削

1892年7月1日，我們的工廠發生了自經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勞資衝突。26年來，我一直積極處理企業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盡力使雙方都愉快而滿意，這讓我感到自豪。我自認為和員工之間是朋友關係；從經濟利益角度來說，員工尊重我，我付給他們高薪，是一種雙贏，是一項很好的投資。

貝西默煉鋼法的發明，深刻地變革著鋼鐵製造業。公司意識到仍在服役的設備已經老化，就在荷姆斯泰德建了規模更大的工廠。新設備的鋼鐵生產量比過去增長了60%；218名與我們簽了三年工作協議的工人，由於最後一年新設備的添置，在按鋼鐵產量計算工資的原則下，他們的收入在合同結束時也增加了近60%。

這樣，公司決定以新標準對這60%進行重新分配：30%用於工人的工資，30%由公司用來支付相關的開支。這種分配不僅公平合理，而且是慷慨的，因為與之前相比，工人的工作強度並沒有增加太多。在過去，工人們將會滿懷感激地接受。但當時公司正忙著為聯邦政府製造必要的裝甲車（此前已經拒絕過兩次）；與此同時，公司還簽了為芝加哥展覽會提供材料的合同，可謂忙得焦頭爛額。幾個工人領袖得知這些情況，堅持要求分配全部的60%，並天真地以為公司會被迫答應。這簡直是勒索，或者說是落井下石，就這一點而言，公司的拒絕是完全正確的。

在處理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分歧時，我的原則是：耐心等待、講明道理，並指出他們要求的合理與否；但絕不會新招員工代替他們——從來不會。然而荷姆斯泰德的主管被誤導了，當時有3000名沒有參與糾紛的工人，保證能讓工廠正常運行，隻是不願與卷進糾紛的280人一起工作——後者組成了聯盟，隻有加熱工和軋鋼工有資格加入。

主管剛從基層崗位提拔上來，沒有足夠的處理這種事情的經驗，為數不多的聯盟成員的不合理要求，以及3000個非聯盟人員認為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看法，自然讓這位主管認為，工人按照協議進行工作是不容置疑的。那280人的工作，那3000人當中完全能找到合適的替換人選——至少他是這樣向我報告的。

被誤導的主管，又把我的合夥人給誤導了，便決定重新開工。現在看來，重新開工的決策無疑是錯誤的，公司應做的就是告訴工人：“這次勞動爭議，隻有在你們自己中間才能解決。公司已經給你們提供了最優厚的薪酬，所以隻有爭議解決之後工廠才能重新開工。你們現在的工作崗位仍然為你們留著。”或者主管可以對那3000人這樣說：“好吧，如果你們不需要任何保障措施，那就回來繼續工作吧。”這樣工人就會為保護自己而行動了——3000人對抗280人。最次的做法也應當是，州政府動用警衛隊保護這數千人對抗那幾百人。後者都極具攻擊性，他們有武器，能恐嚇那數千人。

這樣做，是希望工人們能理解，公司決定所有工人停工的舉措，隻是在耐心地等待雙方協議好，以便能夠盡快複工，而不是，也永遠不會是，試圖換掉他們。最好的工人不應當到大街上找工作，隻有遊手好閑的人才會把這作為謀生的出路；即使在經濟蕭條時期，也盡量不讓優秀的工人失去工作。要知道，在現代化的煉鋼廠，讓新手成功操作複雜的機器是不可能的；而用新員工將那數千名老員工換掉，致使他們對我們不支持，是我們的錯，又怎能責怪他們呢？

然而，如果我在美國，也可能會被勸服開工，像主管那樣，試驗老員工是否會如約複工。但我的合夥人並不是讓新員工開工，而是我們數以千計的老員工自願要求開工。這點很關鍵，我們奉行不聘用新人，等待老員工複工的原則，的確就是這樣實施的。當初要是一直等到老員工主動要求複工該多好啊，就不會發生罷工者槍殺州政府官員事件了，幸好賓夕法尼亞州政府派出了8000人的軍隊，控製了這個局麵。

罷工高漲時期，我正在蘇格蘭高地旅行，兩天之後才收到消息，那是對我傷害最深的事情。荷姆斯泰德罷工，在我商業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痛。以新的標準來算，由於使用了新機器，那些罷工者每人每天能掙4至9美元，比之前多出了30%的工資。

在蘇格蘭時，我收到了工人聯盟辦公室人員發來的電報：“尊敬的老板，請告訴我們您願意我們怎麽做，我們一定做到。”這讓我非常感動，但是太遲了。傷害已經造成了，工廠被政府控製在手中了：太遲了！作為卡內基工廠的所有者，員工慘遭殺害，僅此一條就足以讓我背負罪名許多年。

但畢竟還有令人寬慰的事，朋友們紛紛來信，表現出極強的同情心。另有一件，就是讓我接任馬可·漢納議員的全國市民聯合會主席。該聯合會由資本家和工人共同組建，其目的在於通過相關措施緩解雇主與雇員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但不幸的是，馬可·漢納議員突然去世了。副主席奧斯卡·斯特勞斯邀請我到他家中用餐，並見一見聯合會的相關工作人員。晚宴快結束時，斯特勞斯先生起身致辭說，有關漢納先生繼任者的問題，所有勞動團體都希望我能擔任這個職務。當時有許多勞動團體的領導人，一個接一個站起來，表示同意斯特勞斯先生的提議。

我記不得自己當時有多驚訝，有多感激，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認可，我知道自己贏得了工人們（包括我自己的工人）的同情與信任。但由於荷姆斯泰德的罷工暴動事件，公眾的觀點恰恰相反，在他們看來，卡內基公司就是在剝削工人，掙工人的血汗錢。

我起身向宴會來賓解釋說：我恐怕不能接受這份巨大的榮譽，因為每年夏天我都要去避暑，而聯合會的領導則要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暴動。我誠懇地表示歉意，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欣慰的禮物，是醫治我受傷心靈的良藥。我最後說，我雖不願接替朋友的位子，但若能加入執行委員會，同樣是份需要加倍珍視的榮譽。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請求。由此，我才從因荷姆斯泰德暴動和工人被殺而深深愧疚的境遇裏解脫出來。

感謝奧斯卡·斯特勞斯先生為我做的這次辯護，他曾讀過我早年寫的關於勞工問題的文章和演講稿，在與工人的談話中也不時引用。感謝兩名來自匹茲堡工人聯盟的領導人，懷特和斯凱菲爾，他們向來賓介紹我與工人和睦相處的事跡。

此後，工人們偕同家屬在匹茲堡圖書館為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我對他們進行了一次發自內心的演講。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資本、勞工和雇主像一個板凳的三條腿，每條腿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切又都好了起來，我們的手又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我覺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將我高高舉起。但不久，我又得知了另一個可怕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