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開始與銀行家摩根先生合作

定居紐約後，我承接的第一項工程，是在基奧卡克修建一座橫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橋。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裁湯姆森先生和我簽了協議，規定了橋梁的整個結構、橋基、磚石工程以及上層結構，同時還規定報酬是大橋的部分債券和股票。整個工程相當成功，除了相關鐵路公司因破產而沒有能力支付的規定款項。與此同時，我們的競爭對手在伯靈頓也修建了一座橫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橋，以及一條從密西西比河西部通向基奧卡克的鐵路。競爭如此激烈，所幸我和湯姆森先生都沒有遭受太大的損失。

這座橋上建築由拱頂石橋梁公司建造。施工期間，我時不時會到基奧卡克視察，並在那裏結識了很多人，其中有裏德將軍及夫人還有萊頓夫婦。基奧卡克大橋的成功為我贏得了榮譽，就又有人請我在聖路易斯再修建一座橫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橋。這是一筆大業務。

1869年的一天，負責聖路易斯大橋的麥克富森先生（一個典型的蘇格蘭人）來紐約找我，說他們正在籌集建造大橋的資金，問我能否介紹東部的幾家鐵路公司加入該項目。我仔細研究了他們的工程計劃書，就代表拱頂石橋梁公司簽訂了這份協議，並得到麥克富森公司400萬美元的抵押債券。1869年3月，我前往倫敦進行談判。

途中我準備了一份工程說明書，一到倫敦就打了出來。在倫敦，我先拜訪了大銀行家朱尼厄斯·S.摩根，向他推薦這一工程，臨走時還留下一份說明書複件。次日，摩根先生就跟我說他很看重這一項目，我就向他出售了一部分債券，但他的律師認為在債券的措辭上需要做一定的修改。我若將此事報告給聖路易斯的董事會，以確定是否同意修改，來回將需三個星期的時間。摩根先生就建議我，如果還要去蘇格蘭的話，最好立馬動身，這樣才有充足的時間處理這件事。

可我認為遲則生變，就告訴摩根先生我會立刻發一份電報請示董事會，最遲明早就會有答複。當時大西洋電纜已經開通，可發一份如此長的私人電報還實屬罕見。因為債券協議的每一條款都有改動，我就將它們一一編號，並講清楚都有哪些地方做了改動。發電報前，我拿給摩根先生過目，他說：“年輕人，做得不錯，如果你成功了，是應當得到獎勵的。”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進摩根先生的辦公室，就發現辦公桌上放著一個給我的信封，裏麵是答複的電報：“昨晚董事會開會，同意所有變動。”我就說：“摩根先生，我們可以繼續合作了。董事會已經同意了你們提出的所有變動。”協議很快就簽訂了。

當時，《時代雜誌》財經版的編輯桑普森先生走了進來，我深知他的幾句話就能讓債券的交易價格發生很大變動。美國的證券市場近來遭受猛烈衝擊，就因為菲斯克—古爾德對伊利鐵路公司的訴訟，他們操控著紐約法官的決策。我知道桑普森先生一定會抓住這一點反對摩根先生簽署協議，就決定先發製人，轉移桑普森先生的注意力：聖路易斯橋梁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許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桑普森先生說他很高興得知這一事實，會重點加以報道的；他對我將這座橋比為高速公路收費站的看法，似乎也很滿意。桑普森先生剛一離開辦公室，摩根先生就拍著我的肩膀說：“謝謝你，年輕人，你剛剛讓這些債券的價格提升了5%。”

“不用客氣，摩根先生，”我回答道，“現在您能告訴我怎麽讓它們再提升5%嗎？”

這次協議順利簽訂後，建造聖路易斯大橋的資金也算籌齊了。這是我與歐洲銀行家的第一次商業洽談，普爾曼先生告訴我，摩根先生曾預言我“這個年輕人會大有作為”。

和摩根先生洽談結束後，我回到丹佛姆林，捐建了一座公共浴場。這是我的第一筆大額捐贈。多年以前，在朗德姨父的建議下，我曾向位於斯特林高地的華萊士紀念館——從那裏可以俯瞰班諾克本——捐款。錢不多，但相對於我那時每月30美元的收入，已經是很大的數目了。母親很自豪能看到兒子的名字出現在捐贈者的名單裏，也為兒子成長為男子漢而驕傲。又過了幾年，我和母親回訪斯特林，看到母親捐贈給華萊士紀念館的沃爾特·斯考特爵士半身像，矗立在華萊士塔下。自那之後，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可大額的捐贈還沒有開始，我那時還處在積累財富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