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己的事業一定要結合國家的戰略

其時鋼鐵產業方興未艾。內戰更使美國人深深意識到，必須自力更生，建立起獨立於歐洲的發展模式；如今國內鋼鐵生產已形成規模，國會同意征收售價的28%作為進口關稅，即每噸28美元；其他的鋼鐵產品也按比例征收。這一貿易保護主義，對美國製造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為關稅已不存在黨派間的分歧，作為一項國家政策，得到了兩個政黨的一致認同。這一政策，更是打消了人們對鋼鐵產業未來發展的疑慮，投資鋼鐵產業的信心也大為增加，隻要國家有需要，政府就會予以保護。

但是沒多久，人們又紛紛要求降低關稅。經過辯論，鋼鐵稅成功下降，由原來每噸28美元降至每噸1/4或者7美元。而克利夫蘭總統推出的一項更為極端的關稅政策，則引起極大的關注。該政策降低了許多產業的關稅，一旦通過，將會損害眾多製造商的利益。我被召到華盛頓，參與修訂威爾遜法案的工作。民主黨領袖戈爾曼參議員、紐約州州長弗勞爾等，都和我一樣主張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但有些人堅決反對威爾遜法案，認為它降低關稅的幅度太大了，肯定會危及本國的企業。戈爾曼參議員說，如果我提出一個合理的建議，既不損害國內企業利益，又能得到共和黨的認可，那他與同事願意支持我。用他的話說，就是：“與總統作對，就隻能戰勝他，而不能被他打敗。”弗勞爾州長也表達出相同的意思。

我提出的大幅度降低關稅的政策得以通過，威爾遜—戈爾曼關稅議案被采納了。當時，我在製造業的地位雖然高，卻也影響不了關稅的調整與否，能做的隻有支持關稅降低，但又反對極端行為：或認為關稅越高越好而極力反對降低關稅，或譴責關稅而主張無節製的自由貿易。

到1907年，我們已廢除所有鋼鐵產業的進口關稅，但並不損害本國企業的利益，因為歐洲已沒有過剩的鋼鐵生產能力。即便國內的鋼鐵價格大幅度提高，歐洲的鋼鐵也隻能進來一小部分，但也無法對本國的鋼鐵產業造成嚴重影響。1910年，在華盛頓關稅工作會上，我就指出：相對來說，自由貿易隻關注暫時的利益，國內的鋼鐵企業根本不用擔心。

生意越做越大，我就有意將重心轉移到東部，尤其是紐約，美國所有大公司的總部都設在那裏。我弟弟湯姆和菲普斯先生全權負責匹茲堡的生意，我的職責轉移到指導公司發展大局，以及出席重要的談判會議。

1867年，我把霍姆伍德的房子留給弟弟後，就搬到紐約居住。又一次放棄熟悉的生活圈子，讓我很難適應，母親尤其如此，幸好她的身體還健康，我們在一起還能相互照應。我們初來紐約，暫時住在聖尼古拉旅館，客居他鄉的感覺難以消除，直到在百老匯街上設立了辦事處後才稍稍緩解。

很長一段時間裏，隻要有從匹茲堡來的朋友，我們就很快樂；匹茲堡的報紙則是我們每天的必需品；每次出差去匹茲堡，母親也都會同行。過了一段時間，當我在紐約有了新的生活圈後，紐約就成了我的新家。後來，聖尼古拉旅館老板在非商業區開了一家溫莎旅館，我們就搬了過去，一直住到1887年，並與旅館老板豪柯先生成為摯友。

紐約最重要的社交圈，是帕爾默夫婦組織的“19世紀俱樂部”，許多社會名流每月到他們家聚一次會，討論各種話題。我能加入19世紀俱樂部，全賴伯塔教授妻子的引薦，他們家的客廳倒像是全紐約最好的沙龍場所。我曾有幸被邀請到他們家聚會，見識了許多傑出人物，其中時任康奈爾大學校長的懷特教授，成為我一生的朋友與法律顧問；他後來出任駐俄國與德國的大使，還是海牙會議美國代表團團長。

19世紀俱樂部真是一個極佳的平台，人們興致勃勃地討論當月的熱點話題，還不時向聽眾們演說。越來越多人被吸引進來，帕爾默家的客廳都容納不下了，後來的聚會就改在美國藝術館進行。我第一次演講的主題是“金錢貴族”——發起人是托馬斯·溫特沃斯·西金森上校——此後也就時不時地登台。這是極好的訓練，因為登台前必須精心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