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愛工作，也愛生活

1860年，我回到匹茲堡，在漢考克大街住了一年多的時間。那時的匹茲堡，煙霧滲透到城市的各個角落，你剛把手放到欄杆上，縮回來時已經黑了；你剛洗完手和臉出去，一個小時不到就又和沒洗一樣。這絕非誇張。因此，剛從環境秀美的阿爾圖那回來時，我們多少感到有些淒慘，就考慮搬到鄉下住。公司的貨運代理斯特沃特先生，建議我們留意荷姆塢的一處房子，我們立刻搬了過去。那裏還裝上了電報線，以方便我必要時在那裏指導工作。

荷姆塢方圓數百英畝，有美麗的樹林、峽穀和一條潺潺的小溪。居民們普遍擁有5～20英畝的土地，我們也有一塊麵積可觀的土地，還有一個花園。

在荷姆塢，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母親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就在這裏度過。她喜歡種花，卻從來不摘一朵。記得有一次，她因為我拔了一根雜草而指責我，說我不該破壞“綠色的生命”。我繼承了母親的癖好，本想在出門時摘一朵花別在紐扣上，但最後一朵也沒有摘。

荷姆塢可以說是富人聚集區、是貴族生活區。在那裏，我結識了一大批新朋友，雖然隻是個年輕的主管，卻也時常被他們邀請去參加娛樂活動。在那裏，我知道了很多先前不知道的話題，而且下定決心，無論他們談什麽，都要立刻學會。我每天都為自己學到了一些新事物而高興。

就是在荷姆塢，我結識了萬德沃特兄弟，本傑明和約翰。後來，約翰·萬德沃特常常和我搭伴旅行，成了我“環球旅行之友”。我們也與鄰居斯特沃特夫婦建立起持久的友誼，斯特沃特先生後來成為我生意上的合作夥伴。然而，最幸運的還是結識了西賓夕法尼亞德高望重的法官威爾金斯。法官時年年近80，身材修頎，相貌英俊而富有才幹，學識淵博且又彬彬有禮。他的妻子是前副總統喬治·M.達拉斯的女兒，年事已高卻不掩高雅的氣質。他們家族多住在荷姆塢——像英國的貴族一樣，是當地文化、教育的典範。

我似乎頗受這家人歡迎，威爾金斯小姐向我講述各種音樂、啞劇以及戲劇方麵的知識。

威爾金斯法官是我接觸的第一個載入史冊的人，他跟人談話時總是舉名人的例子，如說“傑克遜總統曾告訴我怎麽怎麽樣”或“我告訴惠靈頓公爵怎麽怎麽樣”等等。法官曾在早1834年作為傑克遜總統的秘書出訪俄國，會見沙皇時也是如此輕鬆。這對我而言，仿佛就觸摸到了曆史本身。與威爾金斯家族的交往，激勵我在思想和行為上有所提高。

可當我們一談到政治話題時，就會有分歧甚至對立。那時，我強烈支持廢除奴隸製度，很像共和黨的一員；威爾金斯一家則是堅定的民主黨，與南方的名門望族保持密切的聯係。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剛進到威爾金斯家的客廳，就發現他們在激烈地討論著一次貌似可怕的事件——威爾金斯太太的孫子達拉斯，在西點軍校被要求與黑人緊挨著坐。

威爾金斯太太問我：“你有聽過這樣的事嗎？那是不是很丟人？黑人竟然被允許進西點軍校！”

“哦，太太，”我說，“比這更可怕的事情都有呢，他們中有一些還被允許進入天堂！”

客廳頓時一陣沉默，而後威爾金斯太太鄭重地說：“卡內基先生，這兩件事是不同的！”

威爾金斯太太曾為我親手織了一條阿富汗毛毯，但在聖誕之前從未向我提起過。那條毛毯我是在紐約收到的，裏麵還有一張寫滿祝福的賀卡。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雖然常向外人炫耀，卻從未用過——它如此神聖，必須好好兒珍藏。

在匹茲堡，我還幸運地結識了萊拉·埃迪森，剛剛過世的埃迪森醫生的天才女兒。他們給予我的幫助，值得我在此滿懷感激地記下來。萊拉曾留學歐洲，法語、西班牙語以及意大利語都說得像英語一樣流利。跟他們交往，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自己與高學曆者之間難以描述的鴻溝。但我們之間並沒有因此疏遠，我獲得了另一種友誼。

埃迪森小姐有一次說，如果我確實與眾不同的話，那即便我是塊璞玉，她也要對我精心打磨。她的確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苛刻嚴厲的老師。在她的引導下，我開始閱讀英國古典文學，那巨大的讀書熱情保留至今；我也開始讓自己在言談舉止方麵更為紳士，更謙遜、更有禮貌——一句話，更好地表現自己。在那之前，我並不在意著裝，經常以所謂男子漢的形象示人：靴子笨重，衣服粗糙，領子鬆垮，對那些花花公子抱以鄙視的態度。記得有一次公司來了個戴手套的紳士，他立刻就成為我們嘲諷的對象。在荷姆塢，在埃迪森一家的幫助下，我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