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不檢點的個人操守

海瑞曾經這樣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從這句話中就可以看出，一代首輔張居正也有道德上的一些缺陷。

當時的明朝貪腐之風非常嚴重，在風氣敗壞的情況下，張居正也難免受一些影響。但是相比之下，他還算得上比較理智、清醒的官員。

在他接任首輔的前四年，他一直提倡廉政。隆慶二年（1568年），在他比較有名的《陳六事疏》中，提出了“吏治不清、貪官為害”等問題。在他正式主政之後，嚴厲地整頓了朝中的貪腐之風，而且也懲治過一些貪官汙吏。比如遼王朱憲煒案和雲南黔國公沐朝弼案。

當時，張居正在廉政方麵做得也非常好，而且在他執政之後表示過自己“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也就是說，他直接就不給別人賄賂他的機會。但是畢竟他是朝中權力最大的人，即使他這樣宣稱，仍然有很多官員想賄賂他，從而依附在他的羽翼下。

但是，那個時候凡是向他行賄的人通通被他當麵拒絕了。例如有一次，兩廣當地的官員曾經向他行賄了數十次，而且賄賂的黃金數萬兩，每次張居正都下令退回去，但是接著又被送回來。無奈之下，張居正寫信給兩廣巡撫劉凝齋，責令他立即停止這樣的行為。張居正在信中這樣道：“現在朝廷官吏都有很廣泛的交際，而且肯定花費也不少。這些珍貴的物品，如果不是從百姓身上搜刮而來，那是從哪裏得到的呢？如果我昧了良心收下這些東西，那麽這就是‘以肉驅蠅蠅愈至’。”在當時腐敗的風氣中，能說出這樣的話非常不容易，張居正身居高位能夠以身作則，其精神值得肯定。

雖然張居正非常清廉，但是他的家人就沒有那麽好的控製能力。隆慶三年（1569年），遼王朱憲煒被罷黜，奢華無比的遼王府最終卻是在張家沒有出任何錢的情況下給了張家。

隆慶六年（1572年），湖南巡撫及巡按要為張居正立一座牌坊。在當時，想為張居正這樣的人立牌坊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張居正怕百姓受到壓榨，因此當場拒絕了。而巡撫看到張居正的態度極為堅決，便把建牌坊的費用折合成現銀送到了張府，而張居正的家人收下了這些錢，並用錢改修了遼王府。後來，遼王府的改修超出了預算，而這筆超出的錢都由地方官給墊上了。

看到這種情況之後，很多官員紛紛效仿，於是每次送禮通通送到張居正的老家江陵的府中。

起初，張居正是從來不接受賄賂的，但是誰能在貪汙成風的官場中一直保持清白呢？後來張居正也開始接受一些賄賂，但是前提是在對國家利益沒有損害的情況下。因此，在萬曆四年（1576年），劉台上疏稱，張居正經常貪汙受賄，而這些事情確實也是存在的。

大部分文人都曾有過“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在古代，從讀書到做官，中間都有一段過程，而那就是科場。古代科場的意義重大，因為它代表了所有士子的地位和名聲。

在張居正起初執政的時候，他經常警告自己的家人，讓他們不能與那些權貴等人交往過密。但是在他開始改革之初，當他的權力到達巔峰之時，他才明白如果一個人內心富有極強的責任感，那麽權力和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如果沒有權力和地位，那麽責任感就無處可使。因此，張居正一直想讓自己的兒子也走仕途之路。

萬曆四年（1576年），張居正的次子張嗣修在順天參加考試，並且中舉。第二年，張嗣修參加了省裏的會試。考試結束之後，張嗣修的成績排在榜上的第二位。而那個時候張居正的權力正是最巔峰的時刻，因此李太後和馮保指使萬曆皇帝將原本狀元的第二名之位換成了張嗣修。為了不引起別人的懷疑，萬曆皇帝又將之前和張嗣修共同學習的沈懋學提成狀元。

考試結束以後，萬曆皇帝叫來了張居正，並說道：“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子孫。”而張居正也欣然接受了這種結果。

封建社會中的政治家和掌權者都處於權力的中心。在官場中，如果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著想，官員之間就必須形成互相提攜的關係。如此一來，相互之間大肆賄賂、結黨營私等做法在官場之中就無法避免。在張居正執政的前四年，他一直保持著清廉的姿態，但是越到後來他越是不能免俗。

萬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奪情”事件落下帷幕之後，張居正向萬曆皇帝建議，以“星變”作為理由，下詔徹底考察群臣的政績。本來按照正常程序來算，當時明朝的例行考察每六年才舉行一次，而這次考察卻離下次的考察還差很長時間。其實，張居正建議萬曆皇帝下詔考察也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借此機會，徹底排擠在“奪情”事件中反對他的官員。

在這次考察中，僅吏部就罷黜了五十多名官員。在這五十多名官員中，大部分都是當初反對張居正“奪情”的官員，比如何維柏、習孔教、趙誌皋等人。雖然任職於南京操江僉都禦史的張嶽是一位人才，但是因為反對張居正“奪情”，最後被隨便找了個理由降職並調到了邊外。而經常被很多大臣彈劾的南京吏部尚書，隻因支持奪情，被破格升了職。

第二年的六月，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看不慣張居正的作風，因此上疏彈劾，稱張居正不僅將私人恩怨牽扯到工作上，而且他還借這個機會提拔一些巴結者，如果任他這樣發展，早晚會出現謀朝篡位、結黨營私的事情。

張居正看完上疏之後勃然大怒，隨後將王用汲罷黜並革為平民。而萬曆皇帝的縱容確實致使朝廷之中漸漸形成了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內的人全部是依附於張居正的大臣，其中有一些是屬於有真本事的人，比如工部尚書承天人曾經平定過西南一帶的土司叛亂，而他為人也比較清廉。不過，這其中也有一些陰險狡詐的小人，比如吏部侍郎王篆。這個人心狠手辣，經常排擠同僚。此外，這其中還有一些善於巴結張居正的人，比如張四維。之前他為了能進入內閣而時常巴結張居正，但是在順利進入內閣之後便經常與張居正作對。

在競爭激烈的官場之中，高明的人懂得怎樣保持理性和清醒。而張居正在經曆“奪情事件”之後越來越偏激，經常因為一些官員與自己意見不同而將其罷免或者貶職，以致到了後來，他完全被利益衝昏了頭腦。

萬曆八年（1578年）六月，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向朝廷上疏，建議朝廷能廣開言路，廣招名士，並且在奏疏中趙世卿還說出了這種風氣是如何形成的，他指責很多言官隻會巴結高官，而對國家大事卻置之不理。此外，他認為幾年前對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人的處罰太過嚴厲，因此他在奏疏中極力請求朝廷能重新起用這些人。如果是在之前，張居正會認為趙世卿所提出的廣開言路的建議是對的，而且也許會對這個人萬分欣賞。但是現在的張居正已經不同以往了，他認為趙世卿所說的這些話全部是針對他的，並且要嚴懲趙世卿。後來在吏部尚書王國光的勸說下，張居正才沒有做得太過分，隻是將趙世卿調任到楚王府做右長史一職。但是，在第二年的例行京察中，張居正隨便找了個理由便將趙世卿罷黜了。

萬曆八年（1580年）八月，任職為侍郎的劉一儒（張居正的親家）寫了一封信給張居正。在信中他誇讚了張居正執政這些年來所作出的貢獻，並且提出了一條建議，說現在朝中的弊端已經差不多清除完了，建議他效仿周公施行寬簡的政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安撫民心。雖然劉一儒的建議完全是為張居正考慮的，但是張居正看了之後卻並沒有放在心上。

張居正晚年的很多行為都非常不檢點。雖然在張居正身居高位時大臣們都畏懼他的權力，因此不敢公然反對他，但是在畏懼的背後隱藏的卻是怨恨和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