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若修其誌，必先修其身

人若實現大誌，必先修身養性，在這一點上，曾國藩是很好的榜樣。他曾被人們稱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理學大師”，是晚清一代“儒學藩鎮”。無論這些稱謂是否合適，曾國藩都是向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曾國藩還在長沙嶽麓書院學習期間，就接觸了儒學。後來點翰林入院讀庶吉士，滿腔熱情的他給家人寫信，信中說自己要成為諸葛亮、陳平等人那樣的“布衣之相”，學問方麵要不斷向孔、孟等人學習，爭取做孔、孟那樣的大儒。他寫給弟弟的信中也體現了這一點：“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還把“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作為他人生的座右銘，時刻提醒自己。又言：“自己以不為堯舜周公為憂，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

這無疑是曾國藩為自己立下的一個大目標——他想成為一個大儒，聖賢之人。有了這個目標之後，曾國藩就開始博覽群書。什麽樣的書他都學，經、史、詩、文一樣都不少，什麽名家的著作他都讀，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著作他都讀過。直到後來，受到唐鑒、倭仁等一些理學家的影響，曾國藩讀書就不再廣泛了，而是有了一定的選擇性，他開始專攻程朱理學，尤其專於朱熹。

對曾國藩思想與治學影響較大的有唐鑒和倭仁，這兩人本是師生關係，曾國藩也是經唐鑒介紹結識了倭仁。曾國藩也是因為唐鑒才學習程朱的。

唐鑒，字鏡海，號翕澤。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奮上進。嘉慶十二年（1807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蜚聲京門。其實，曾國藩和唐鑒的相識也是出於偶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唐鑒調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迎接他，當時的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在一邊侍駕。道光皇帝見到唐鑒之後，稱讚他：“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可謂朝廷的好官，讀書人的榜樣。”對於道光帝的這一番稱讚，久經官場的唐鑒並未覺得有什麽，可是曾國藩卻非常羨慕，對唐鑒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曾國藩便打聽到唐鑒的住址，以弟子之禮對這位功成名就的老鄉進行拜訪。

唐鑒一生愛惜人才，特別喜歡勤奮好學、聰明機智的人，而曾國藩正具備這些優點，他也知道曾國藩是自己同鄉，所以對於曾國藩謙虛的態度很是滿意。於是二人一見如故。

可以說，唐鑒跟曾國藩的第一次談話，對曾國藩的一生有著重要的影響，這次談話讓曾國藩在做事、修身、做學問方麵都有了新的認識。

曾國藩向唐鑒請教了關於讀書、修身方麵的一些妙訣。唐鑒說：“讀書要以《朱子全集》為根本。讀該書時不能把它當做八股進階之書，應該躬自實行，這是修身的典籍。修身的妙訣在於‘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整齊表於外而主一持於內。讀書要講求方法，要‘在專一經’，隻有一經通後，才能旁及諸經。所謂學問，隻有義理、考核、文章三門，三者之要在義理統之。”唐鑒還說：“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不必他求。至於用功著力，應該從讀史下手。因為曆代治跡，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賢以治當世，已經足夠了。”

唐鑒告訴曾國藩，他一生讀《朱子》，以其修身。修身檢討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每天記日記，一定要認真記錄。不存在欺騙、隱瞞、作假之事，最醜的事要記下來，最醜的心也要記下來，對著聖賢天天檢討，時間久了自然就達到聖賢的境界了。聖賢就是不自欺，不欺人。在這方麵，唐鑒向曾國藩介紹了倭仁，倭仁這方麵做得不錯，非聖賢莫屬。

聽了唐鑒的一席話，曾國藩可謂“勝讀十年書”。三十年讀書，卻不知學問門徑。多虧唐鑒指點，他才撥開迷霧，看到光明。於是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句話：“聽之，昭然若發蒙也。”

隨後，曾國藩寫信給家人。其中他寫道：“我最初治學，不知根本，尋聲逐響而已。自從認識了唐鏡海先生，才從他那裏窺見一點學問的門徑。”

此後，曾國藩經常來到唐鑒住處，向他請教學問，與他討論國事，同時向唐鑒學習朱子理義。唐鑒教導曾國藩立下“日課”：早起、主敬、靜坐、讀書、寫日記、偶談、做詩文、臨帖、專讀一經、謹言、保身、夜不出門等十二條規矩。除此之外，曾國藩自己還立下了《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掛在書房內，時刻提醒自己，嚴格要求自己。為了督促曾國藩的進步，使其進步，唐鑒經常檢查曾國藩的日記，有不妥之處馬上指出，讓曾國藩改正。對於曾國藩敢於揭發自己的隱患之處，唐鑒給予鼓勵。另外，唐鑒還把自己編寫的《畿輔水利備覽》一書交給曾國藩，讓他細細閱讀。使他知道作為一個儒學家不僅要精通聖典，更要關心民事和經濟，絕不可隻會背聖賢書，不會治理國事，如果這樣的話，就是名副其實的書呆子。從修身到治國，樣樣精通，這就是儒家“內聖外王”的真諦。

唐鑒向曾國藩介紹了倭仁，倭仁也是著名的理學家，他的讀書修身也受教於唐鑒。倭仁對曾國藩頗有影響。倭仁，晚清大臣，烏齊格裏氏，字艮峰。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1839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考中進士後進入京師，曆中允、侍講、侍讀、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同治帝之師。任副都統、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李棠階、王慶雲、羅繞典等人進行“會課”，堅持長達十年之久，此“會課”有三步，第一步是寫日課，每天都寫下自己的心得體會，有過改之，無過繼續，屬於修身養性；第二步，互相批改日課，有批評，有鼓勵，有建議，以此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使人進步；第三步，當麵指陳得失。這些人中隻有倭仁能堅持下來，自始至終都“精進嚴密”，這一點讓人佩服。

曾國藩認識了倭仁之後，就一心跟著倭仁學習，發現倭仁在實踐中對自己的要求比唐鑒還嚴格。曾國藩稍一有念頭，倭仁就會記下來，然後和自己辯解，哪怕是有一點點不合聖賢的想法倭仁都會將之消除在萌芽之中，讓曾國藩的心術、學術、治術歸之於一，這種克己的做法，近似於苛刻。在倭仁的要求下，曾國藩也開始一邊讀《朱子全集》，一邊寫日課，以便反省自己。

曾國藩在文、史、書法、考據方麵皆有很深的造詣，但是思想宗旨一直沒脫離儒學，在儒學方麵，曾國藩又認宗朱熹的新儒學。在與太平天國的對抗中很明顯地看到這一點，曾國藩和太平天國之間進行的是一場“宗教戰爭”，曾國藩打的是儒教的旗號，而洪秀全崇信的是拜上帝教，此說法是否準確姑且不談，但說明曾國藩的確是一個儒家道統的繼承與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