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受命處理棘手的天津教案

“教案”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中國出現的，之後越來越頻繁，以致成了讓清政府為之頭疼的問題。同治九年發生的“天津教案”震驚中外。之所以發生“教案”，具體原因也說不清楚，但它是隨著鴉片戰爭而進入我國的。當鴉片戰爭結束之後，西方侵略者就在中國開設教會、醫院、教堂、教會學校等，而且隨著這些西方組織大規模的建立，中西思想文化和中西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增加。隨後，中國人就開始了反侵略鬥爭，同時在反侵略鬥爭的影響下，反“洋教”運動也不斷興起。教案戰爭不斷發生，如江蘇的“青浦教案”、江西的“南昌教案”、貴州的“貴陽教案”等等，但這一次發生的天津教案卻比以前更嚴重，以致清政府不得不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出麵解決此案。

天津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成為了通商口岸，各國都在天津開設教堂、教會、育嬰堂等。而天津人民對西方侵略者的這一做法恨之入骨。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的三十多名幼兒突然全部死亡，在運輸這些兒童屍體時被當地市民發現。這讓大家感到非常奇怪，認為其中一定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

五月二十一日，群眾當場抓住了一名叫武蘭珍的拐騙犯。在群眾的強烈質問下，他承認是他哄騙了兒童，然後迷倒之後拐賣。他說迷藥是天主教民王三賣給他的。

這一下，群眾自然聯想到了天主教育嬰堂的那些死亡的兒童，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消息在天津城傳得人盡皆知了。聽說的人們氣得咬牙切齒，大家一起把武蘭珍押到了天津知府衙門。當時的知府是張光藻，他知道和“洋教”鬥爭沒有好下場，本不想管此事，但當時的群眾氣勢洶洶，他不得不訊問武蘭珍及證人。證人說他親眼所見法國育嬰堂拋棄了三十多名幼兒屍體，皆無內髒、眼珠。而武蘭珍也交代是教民王三給他迷藥讓他拐出幼童送到育嬰堂的，而且每拐一個幼兒王三都給他五元洋銀。張光藻受壓於群眾的呼聲，隻好帶犯人找洋人對證。

張光藻一行人來到法國育嬰堂讓他們交出王三，可是卻被拒絕。次日，張光藻又帶著證人押著犯人來到育嬰堂，讓犯人指證王三。而結果是育嬰堂沒有王三其人，張光藻隻好給法國人賠禮道歉。

待張光藻等人訕訕離去之後，圍觀的群眾知道是法國人藏了王三，於是他們一氣之下便向教堂裏亂扔石頭及垃圾。法國領事館豐大業知道後怒氣衝天，他派人找到負責三口通商的官員崇厚，讓他派兵前去鎮壓鬧事的群眾。而崇厚沒有得到上級命令不敢隨便派兵，這時蠻橫的豐大業掏槍便射向崇厚，幸好未中。

豐大業的不知天高地厚徹底激怒了在場的群眾，他們蜂擁而上，打死了豐大業及多名法國傳教士，同時為了解氣，他們又放火燒了教堂。緊接著，這些群眾又怒氣衝衝地來到英國教堂和美國教堂，共打死外國人二十名。而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此事發生之後，英、法、美等七個國家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給各國一個滿意的答複，還調集各國的軍艦，以此來威脅清政府。不僅如此，法國駐京公使揚言要對中國發動一場戰爭。崇厚見事已鬧大，為了逃脫責任，他向清政府上報，說是地方群眾無知，地方官無能。而清政府害怕各國會聯合起來攻打清政府，聲稱一定要嚴懲凶手，給各國一個滿意的答複。

為了平息此事，清政府派曾國藩前去天津處理此事。曾國藩自知此事影響極大，不好處理。他知道洋人是借機勒索，如果滿足他們的胃口，那國人就會鬧事；如果不滿足他們的胃口，洋人就會滋事，中外之間的關係就會分裂，到那時，結果會怎麽，曾國藩不敢想下去。一年之前的“揚州教案”已讓他大傷腦筋了，現在又來了個“天津教案”。

曾國藩本病假在家，他的家人及朋友都勸他在家休息，讓朝廷另派他人，可是他卻決定“立即受命”。

為防不測，曾國藩在臨行前還留下了遺囑，隨後在隨從的陪同下，他便帶病起程了。當來到天津時，天津的官員、群眾把他比做青天大老爺，相信他一定會秉公執法，為國民做主。一路上，前來攔轎的不計其數，他們圍在曾國藩的身邊訴說著洋教士是如何欺壓百姓的、如何慘無人道地挖去幼童的心肝及眼睛的、如何喪心病狂地向國人開槍的，說得曾國藩頭上直冒冷汗，一路上也明白了“天津教案”的整個過程。由於天氣極熱，有病在身的曾國藩是力不從心，身體虛得厲害。進城之後他謝絕了各級官府的邀請，和隨從們進了文廟，因為他需要休息一下。

一會兒工夫，崇厚便來了，他向曾國藩陳述了教案發生的情況，但他所說的和百姓說的卻不一樣，他把全部責任都推在了百姓及當地官員身上。

曾國藩為了進一步證實事情的真相，他派人去育嬰堂調查情況，並再次審訊了武蘭珍，叫來了目擊證人。

經過一番調查他了解到，育嬰堂的幼童不是被拐賣來的，他們都是流浪兒童，在這裏他們有飯吃，有衣穿，還學習識字。對於證人所說的開胸破肚，那是因為他們生病，醫生進行搶救，但最終還是沒救過來。此時的武蘭珍所說的話和以前不一樣，他說自己是以拐騙為生，和育嬰堂沒有關係，先前說的賣給育嬰堂也是想借教堂之手逃脫懲罰。這次反洋運動的主要力量是“水火會”，在他們的牽頭帶領下，氣憤的百姓也參與了進來。

案子是清楚了，可是如何處理成了曾國藩心頭的一塊大石頭。洋人不能得罪，國人也不好對付。前思後想，曾國藩也想不出一個完美計策，看來這一次想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的了，恐怕要背個漢奸賣國賊的稱號、被千夫所指、被國人所唾罵了。

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擔憂是正確的。在接下來處理“天津教案”的事情上，他為了保住天津不被洋人所踏平，答應了洋人所提出的條件：嚴懲當地官員、賠償所有損失五十萬兩，但幾天之後，洋人又提出對凶手必須就地正法，特別是天津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總兵陳國瑞——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是暴亂之首，要處以死刑。對於這些曾國藩難以接受，這顯然是洋人的無理取鬧。在“天津教案”一事上，天津地方官本無什麽過錯，更何況總兵陳國瑞並未參加行動。於是，曾國藩拒絕了這些內容。

但最後迫於壓力，一時計策全失的曾國藩聽取了崇厚的建議——把張光藻和劉傑交給刑部處理。而洋人也同意該法。接下來便是嚴懲凶手，洋人提出的是一命抵一命，而“天津教案”死亡的洋人是二十名，即洋人要求曾國藩也要殺二十名凶手。但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了，雖然曾國藩先後抓捕了八十人，但其中真正參加行動的也隻有幾個人。於是，為了湊齊二十人，曾國藩下令嚴加搜捕。而此時普法戰爭爆發，法國也沒有時間顧及處理此案。這時的國人看到形勢發生了轉變，便紛紛堅強起來，要求趁此時機，把法國人及其他洋人趕出清朝。清政府看到國民反洋聲音如此洪亮，也下令淮軍至天津壯國威，但曾國藩卻認為以當前之力不能抗洋，隻能委曲求全以保大清。而正是由於此次曾國藩的委曲求全，才讓他名譽全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