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入官場——春風得意馬蹄疾 1.清廉儉樸樹正氣

在古時候，人們都崇尚科舉，都認為隻有參加科舉，才能功成名就，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大富大貴。大部分儒生把升官當做發財的橋梁，正應了那句古語“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其實剛開始曾國藩也是這樣想的，但當他真正做了官，這種想法卻在他腦海中徹底消失。受祖父的影響，他立下了“做官不為財，而為天下百姓”的誓言。

做官之人皆知為官清廉便是做官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從古至今，又有幾人能做到這點。縱觀曆史，清官屈指可數，但曾國藩卻是一位難得的清官。同治五年六月，已是封爵開府的曾國藩，仍然過著節儉的生活。在他中進士之後，祖父曾對曾國藩的父親說過這樣一句話：“寬一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後來，曾國藩的父親又將這句話寫信告之曾國藩，讓曾國藩感觸頗深。從那時起，他便下定決心做一名清官。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絕不食言。”

曾國藩的這一番話並非虛言，也非冠冕堂皇的場麵話。他的確是說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且在京做官十二年中，從未破例一次。當時的晚清社會，貪汙成風，朝中大臣幾乎人人貪汙。而曾國藩卻身處淤泥而不染，兩袖清風，言出必行，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他才能得以重用。

當時的清朝國庫已不再富足，所以薪俸都不高，人口多的家庭還填不飽肚子。為了生計，許多大臣都隨貪汙之風，特別是地方的封疆大吏，由於遠離天子，更是無所顧忌，聚斂成性。當時的皇帝也知道官員貪汙，但卻靜觀其變，當這些官員成為巨蠹時，他馬上來個出其不意，抄家問斬。人們稱之為“宰肥鴨”。這種“宰肥鴨”的舉措對小膽的官吏多少有些影響，但對那些大膽的官吏絲毫不起作用。因為貪汙的數額之大，時間之久，所以難以收手。當曾國藩入翰林時，貪風甚為猖狂。

曆朝曆代皆有貪官和清官，湯斌便是一位很有名氣的清官。曾國藩特別推崇清官湯斌，並把他當做學習的榜樣。因此，無論曾國藩的官位做到哪級，他都把清廉擺在首位。他一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貪官，不和此等人交往，若因政事必須交往時，也保持著距離。他為官期間：“署中沒有敢以苞首（蒲包，指贈送的禮物，引申為賄賂）進者”，連自己的夫人也沒有珍貴的配飾。曾家唯一一次“收禮”，是提督黃翼升的夫人進獻的，但這卻是與政事有關的一次“收禮”。

黃翼升是曾國藩的心腹大將，在曾國藩組建水師時立下了許多功勞。淮揚水師建立後，黃翼升被升為統帶。在1862年，黃翼升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而此時的曾國藩缺少人才，加之黃翼升人品佳、性情良，眾將士都非常喜歡他，於是曾國藩想把黃翼升調回自己身邊，便和李鴻章協商，李鴻章對黃翼升也是讚賞有加，哪有放手之意。雙方交涉很長一段時間後，李鴻章也沒答應。因為此事，曾國藩和李鴻章還差一點翻臉。

在黃翼升左右為難之際，就把此事告訴自己夫人。於是黃夫人就想了一個妙計，事情才得以緩和。在曾夫人壽誕那天，黃夫人特地挑選了幾件禮物來拜壽。見到黃夫人之後，當著眾人的麵，黃夫人先是說了一些客套話，然後執意要拜曾夫人為義母。曾夫人一看滿屋的賓朋都看著她，於是隻好點頭答應，收了這個幹女兒。眾人散去之後，曾夫人便把收幹女兒之事告訴了曾國藩，曾國藩剛開始很生氣，心想：這麽大的事怎麽能如此草率？後來又一想，此事黃夫人做得甚妙，不僅緩和了黃翼升和李鴻章的關係，而且又能籠絡將心。

實際上，許多人都想象不出曾國藩的生活是多麽清苦。在曾國藩進京的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此時的曾國藩雖為翰林院的下級官吏，但生活卻苦不堪言。那時，曾國藩的俸祿極少，勉強夠糊口，但是他還要寄些銀兩給家裏，所以隻能東借西湊，常常是拆東牆補西牆。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因為年底有個舊例，外官例寄炭敬，就是地方官炭敬外官，這樣好歹可以過個豐年。可是那一年，卻讓曾國藩很失望。由於當時的他手中沒有實權，所以當地的官府也沒有給曾家敬炭的。無奈之下，曾國藩向別人借些銀兩過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國藩的生活依然沒有好轉，依舊是借東家補西家。半年下來，他的賬本上已有外債二百兩的記錄。到了年底，賬本上的數目更是翻了一倍，由二百兩變成了四百兩。盡管曾國藩日子清貧，外債累累，但他從來都不忘寄銀兩孝敬父母，並勸父母在吃喝方麵不要過於節儉，以身體為重。雖然曾國藩在京城朋友較多，借錢比較容易，但是借錢畢竟是要還的，而且時間長了自然臉麵無存。這讓曾國藩困惑不已。因為他沒有錢，所以連用人都看不起他。

直到大考升官後，曾國藩的生活才比以前好一點。但是對於他來說，壓力實在太大了，他要償還家裏供他讀書欠下的外債，還要養活家裏的二男五女，交諸弟們的學費，每次升官請客，人情往來等等。幾乎每天都有花銷，卻少有收入。一年下來外債高築，此時的曾國藩早已習慣這種生活。在京為官的十二年中，他一直過著很清貧的生活。

在大多數人眼裏，京官都是美差，特別是在外官眼裏，京官辦起事來比較方便，所以各種收入就多。曾國藩的一個在外為官的好友劉覺香，就特別羨慕京官。有一天，他從外省來找曾國藩，向曾國藩表明在外做官是多麽的苦，遠遠不及京官好。這位好友根本不知道其實曾國藩比他還苦。

曾國藩的幾個舅舅家境都十分清貧。當他做官之後，經常寫信給舅舅，並在外債累累的情況下，借錢寄給舅舅，以示孝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國藩的二舅去世，當時因家貧窮而沒有錢做道場超度。第二年，曾國藩便寄信寫道：“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饑寒之況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援手，則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想為二舅補做道場，並征求諸弟們的意見。”

即使是後來做了二品侍郎的曾國藩依然捉襟見肘，因為他的負擔重，所以花銷自然多，為了減少費用，他盡量少回家，把思家之情或是埋於心中，或是寫在日記裏。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國藩成為四川正考官，經濟才有了一點改善。

清朝有個習慣，根據得差早晚翰林分為“紅翰林”與“黑翰林”。一充試差時，官員會有一筆可觀的進項。由於曾國藩得試差早，所以稱得上是“紅翰林”。七月，曾國藩便離開了京城，同行的還有副考官趙楫。

這一行便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曾國藩才回到京城。當時官場盛行“規禮”，所以這次試差讓曾國藩獲得了一筆小收入。他拿這筆錢一部分償還了債務，一部分寄回家中，身上已所剩無幾。此次試差雖然改善了曾國藩的拮據，但以後他的經濟也沒有很寬裕。

曾國藩的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精神感動了不少文武百官，隻要提起曾國藩的節儉，大家都佩服至極。這為以後他的官運亨通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