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雞湯的製造者

乾隆帝是心靈雞湯的製造專家。他博覽群書，懂通古今。用典故，用事例，現身自黑，等多種辦法，或發出感慨，或寫出感想，製造出一碗碗心靈雞湯，訓導時人，傳之後世。

朕錯了

皇帝會認錯嗎？一般不會，即使做錯了，也不會承認錯誤。可是，乾隆帝作為一代英主，卻敢於認錯，並且寫了一篇檢討，以書法的形式，流傳了下來。

這裏講述乾隆帝的一篇傳世的自省文章《知過論》。

《知過論》是乾隆皇帝書寫的一篇自省文章，作於乾降四十六年（1781年），時年71歲。此卷引首縱書“誡申觀我”4個行書大字。正文橫108厘米，縱31.5厘米，底為描金行龍紋，四角飾如意祥雲。全篇共書721字，落款“乾隆辛醜仲秋月禦筆”。共鈴11枚鑒藏章，分別是“古稀天子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用筆在心”、“寓意於物”、“幾席有餘香”、“有同春”、“猶日孜孜”、“樂壽堂”、“八徴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乾隆皇帝的性情一向好大喜功，對自己幾十年當政文武兼備的豐碩成果一直津津樂道，自稱為“十全老人”。在康乾盛世的頂峰時期，國庫豐盈，人民安居樂業，他為什麽會寫這麽一篇自省文章呢？

原來，在乾降四十五年（1780年）出現了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汙案，巨大的貪汙數額令乾隆皇帝十分震驚，接著又發生了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和陝甘總督互相勾結貪汙賑災糧款的大案。由於吏治腐敗，人民不堪壓迫，第二年四、五月間，甘肅省就爆發了蘇四十三起義。此後各地起義不斷，盛世下的清王朝已明顯出現衰敗跡象。因此、乾隆帝開始思考、檢討自已在施政上的過失。

在文章中，乾隆皇帝認為自己的主要過錯是三個字“興工作”，在京城內外、全國各地大興土木。主要有：

一是公共工程。《知過論》中這樣寫道：“內若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為之修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為之修其廢，舉其湮。”這些工程是一定要做的，即使花錢，也沒什麽可以檢討的。

二是皇家園囿工程。《知過論》中寫道：“內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又因預為菟裘之願，而重新寧壽宮。”這是乾隆帝最應該檢討的，尤其是寧壽宮，裏麵修建了極其奢華的寧壽宮花園，耗資巨大，而乾隆帝卻並沒有在此“消費”，純屬資源浪費。

三是陵寢行宮的修建。《知過論》中寫道：“又景陵、泰陵往來之行官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官、避暑山莊、盤山之靜寄山莊…”。查閱史料，乾隆十八年以後，乾隆帝仰仗盛世，修建了通往東陵的東路行宮數處和通往西陵的西路行宮數處，靡費了大量國帑，這點兒是應該檢討的。

對此，乾隆帝一麵知過檢討，表達出“朕之錯”的意願。《知過論》中，乾隆帝誠懇地說道：“究其致如此者，過應於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夫不知過，其失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為之辭，是文過也，其失大。”這純粹是乾隆帝烹飪的心靈雞湯，告誡人們要知錯，悔錯，改錯。

可是，乾隆帝並不甘心於直白的認錯，他迂回著進行了一番藝術性的辯解。《知過論》中寫道：“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夫弗興徭役、加賦稅，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給價，工給值，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家法。”乾隆帝認為隻要不花國庫的錢，就不算勞民傷財。不僅如此，因為工程興起，還解決了很多小民的待業問題，是個一舉兩得、利國利民、造福子孫後代的的善舉。

《知過論》這幅橫軸早年收藏於清宮廷內務府，清亡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進行了鑒別，收入故宮博物院。1978年東陵對外開放時，北京故官博物院將其調撥給了淸東陵文物管理處展出。

要這樣做官

究竟要如何為官呢？曆朝曆代的帝王都有自己的標準，官員自己也有自己的標準。乾隆帝作為康乾盛世的有為之君，對於管理的要求極為嚴格，屢屢發布諭旨，戒之，勉之，真有如一份份上好的心靈雞湯。

一是“德”。

德很重要，康熙主張官員要德才兼備，乾隆帝更加注重德的重要性。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在給江西巡撫胡寶瑔的批示中寫道：“鄉願，德之賊，亦政之蠹，必當去者。”告誡胡省長要言行一致，不可以壞德而禍亂官場，強調官德的重要性。

乾隆四十六年，在給直隸巡撫袁守侗的批示中，更強調官員應該修煉品德：“善守禮而養身，為國良臣。”封建時代，禮最重要，一個“禮”字包含了製度、規矩、等級等等，幾乎無處不在。乾隆帝告誡官員，隻要守禮，是為良臣，也是好的官德。

二是“才”。

才華是不是很重要呢？康熙帝主張德重於才，而雍正帝則主張才重於德，觀點截然不同。那麽乾隆帝是什麽觀點呢？

1、有才不可傲物。乾隆三十年，他在給湖廣總督吳達善的批示中闡述了這個觀點：“（李因培）自恃其才，好居人上”，批評了湖北巡撫李因培恃才傲物的性格，要求吳總督要時時留意，處處留心，防患於未然。

2、有才不要過分表現。看來，乾隆帝喜歡內斂之人，尤其警告督撫不在崗位上認真履職，卻跑到京師，在皇上麵前油嘴滑舌。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警告閩浙總督鍾音：“若必待見麵始知其人，天下督撫布按亦必俟每年全行來京陛見，而後朕始知之乎？可知汝之不稱總督。”鍾音被調離了總督崗位。

3、量才器使。這是乾隆帝的量人、用人原則。乾隆時期，乾隆帝曾經就兩個官吏平衡使用，這兩個人是彭元瑞和吳垣。論文采，彭元瑞高於吳垣；論能力，吳垣高於彭元瑞。要如何使用呢？乾隆四十年，彭元瑞被調任國史館副總裁，發揮其特長；而吳垣則出任廣西巡撫，主政一方。

三是“務實”

對於官吏，乾隆帝一貫主張要務實，千萬不要務虛，實實在在地做官，老老實實做人。即位後，他曾經嚴厲地警告直隸總督李衛，不管什麽事，都在一個“實”字。如果處理政務中，出現一絲一毫的虛無，那就全盤皆輸了。為此，乾隆帝給予官場幾個“不要”：

不要“振刷”。振刷就是說大話，尤其是新官上任，雄心勃勃，豪言壯語，不腳踏實地，說大話，上欺皇帝，下誆百姓，謊話連篇，大話西遊，雲山霧罩。

不要“弄筆尖”。弄筆尖就是賣弄文采，辭藻華麗。乾隆帝看過這樣的奏折很多，深感督撫大員不應如此。乾隆二十年，他曾經警告山西巡撫台柱：“據實可也，何必弄筆尖？”要他以後凡是奏折，都要樸實無華，不可在文字上浪費功夫。

不要“粉飾”。乾隆帝要求地方督撫一定要據實上奏，尤其是巨大災荒之後，他想聽到真實的聲音。可是，那些官吏往往粉飾太平。乾隆三十三年湖北大旱，部分地區絕收，但是湖北巡撫程燾卻上折說：“處處鄉村穀堆草垛盈眸蔽野，婦稚歡娛，雞豕閑適”，乾隆帝嚴肅批評他在粉飾，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才是真實的情況，怎麽可能是太平景象呢？

等等。

四是“民本”。

乾隆帝有濃厚的民本思想。這其實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理論，強調百姓為大的思想。乾隆帝發展了這個理論，將其具象化。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他對廣東巡撫楊永斌的奏折批複道：“封疆大臣，以察吏安民為第一要務，必預端本清源，撫綏化導，使休養生息。”

乾隆帝反複強調，封疆大吏，首要的任務是愛民，關心百姓疾苦，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放緩，或不辦。乾隆帝的這種思想，一直貫穿始終。地方督撫每當上任，或每每上奏，他都要訓誡一番。

當然，對於各級官吏，乾隆帝還有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千萬不可貪汙。一旦發生貪汙現象，乾隆帝都會毫不留情，一辦到底。

一句“箴言”

乾隆帝是一個善於總結，善於製造心靈雞湯的帝王。他身處高位，卻“敬”字當頭，時時事事講究一個“敬”字。

他上敬天地，常以“敬天法祖”四字激勵自己，不敢有絲毫的僭越。他敬父母，尤其敬愛、敬仰母後，表率時人，垂範後代。母後健在的時候，乾隆帝不僅天天問安，噓寒問暖，還要陪著出巡各地，侍奉周圍，包括木蘭秋獮、四下江南、登五台山、登泰山、謁盛京、出塞外…等等。

不僅僅如此，乾隆帝還以史為鑒，“敬”字當頭，製造了一句“箴言”：“敬勝則吉”。

這句“箴言”是乾隆帝的讀後感，他讀了一篇張蘊古的《大寶箴》之後，寫下了這句感想。他非常欣賞張蘊古的這篇文章，關鍵是裏麵有一句話打動了乾隆帝，這就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篇文章呢？張蘊古的原文是這樣的：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台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責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後，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詩》雲：“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妊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日：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拔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理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佑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實際上，“敬勝則吉”四字是有淵源的，《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中，薑太公這樣對周武王道：“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薑太公告誡武王要處理好敬與怠、義與欲的關係，無論對天地神明，還是對人對事，都要保持虔敬、謹慎的態度，這是君臨天下的重要法則。而“敬”字則是其中的關鍵，今天理解著應該是“慎重敬警”的含義。

真正觸動乾隆帝，讓他發出“敬勝則吉”這番感慨的，還應該是張蘊古本人的命運。張蘊古的《大寶箴》得到太宗李世民的賞識，因之而獲得太宗的提攜，被任命為大理寺丞。可是，因為一個案子，有人誣告張蘊古徇私情，太宗便下旨殺了張蘊古。後來，經過查證，張蘊古是被冤枉的，他並沒有徇私枉法。太宗很後悔，覺得自己做事太不謹慎，後悔也來不及了，便下旨：以後凡是殺人，必須五複奏，才可定下來。

所以，乾隆帝告誡大家，不管為君、為臣、為事，都要心懷敬謹，否則就會招致禍端。不僅僅如此，乾隆帝在自己的著作中反複提及“敬勝怠”，闡述其義理，還親筆禦書“敬勝怠”三字匾額，懸掛於圓明園方壺勝境的宜春殿內；更以“敬勝怠”三字作為印文，刻製了禦用寶璽，以之為自己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