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藝術

作為一般領導，是需要藝術的；作為皇帝，則更加需要領導藝術。典籍記載皇太極“天賜睿智”，說他極聰明。三歲的時候，皇太極就已經脫穎而出，智商明顯高於旁人；七歲以後，努爾哈赤就把家務委托給他，居然能夠自行打理，井井有條。所以，皇太極有“智慧之王”的美譽。那麽，他的領導藝術就一定備受矚目了。

恩威並用

皇太極繼承汗位以後，局麵並不平靜。因為他的繼位不是父汗指定的，在大家的心目中，多爾袞的接班幾率甚至會大於皇太極，他的母親大妃阿巴亥大權在握，備受太祖信賴。這樣，皇太極雖然繼位接班，要鞏固地位，還需要他運用政治智慧來做到，難怪德高望重的代善對汗位望而卻步，力推皇太極上台。皇太極會怎麽做呢？

皇太極經過縝密思維，想出了四個字“恩威並用”。

先是“威”字當頭。努爾哈赤一死，第二天，皇太極就率領諸位貝勒逼迫大妃阿巴亥殉葬，很明顯這是皇太極策劃的，他必須除掉這個禍患，否則後患無窮。這是他使用的第一個殺威棒。除掉了大妃，一時之間，內外肅靜，大家誰還敢於胡亂猜測和說話呢？

接下來，是安撫同類。皇太極稱汗之後，先做兩件事，以安撫宗室。

一是與三大貝勒並尊。

皇太極雖然繼位稱汗，但他遵循努爾哈赤在天命七年下達的汗諭精神，實現汗與三大貝勒並尊的局麵。三大貝勒就是大貝勒代善、阿敏貝勒和莽古爾泰貝勒。實際上，三位是天命年間四大貝勒中的三位，而皇太極位居最末，是四貝勒。

與三貝勒並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查閱史料，有兩個表現：一是決策並尊，天命十一年，皇太極想要與袁崇煥談和約的條件，便派出秘書，一個一個征求其他三大貝勒的意見。先到代善家去，次到阿敏家去，最後到莽古爾泰家去，隻有三大貝勒都同意了，才可以實行。二是座次並尊，一般來講，我們認為既然皇太極稱汗，就應該是他自己麵南背北，其他人都朝他行跪叩大禮；可實際上不是這樣，《滿文老檔·太宗·天聰》記載了皇太極與三大貝勒在朝會時的情形：“昔滿洲國禮，大貝勒、阿敏貝勒、莽古爾泰貝勒三貝勒，以兄行敬，命坐於汗之左右，無論何處，亦命與汗列坐，不令下坐。”這種局麵，實際上是皇太極施恩於諸位兄長，表達自己的敬禮之意。

二是封王市恩。

宗室兄弟封王，始於皇太極稱帝之後。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極被尊稱為“寬溫仁聖皇帝”之後，自己洋洋得意，並沒有忘記擁戴他的諸位兄弟子侄，決定對他們給予封爵賞賜。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極下達冊封令，對他的兄弟子侄大加賞封：代善封為和碩禮親王，濟爾哈朗封為和碩鄭親王，多爾袞封為和碩睿親王，多鐸封為和碩豫親王，豪格被封為和碩肅親王，嶽托被封為和碩成親王，阿濟格被封為多羅武英郡王，杜度被封為多羅安平貝勒，阿巴泰被封為多羅饒餘貝勒。很明顯，這些被封贈的兄弟子侄心滿意足，敢不努力工作嗎？

皇太極知道，麵對反對派的力量，必須采取霹靂手段，一旦手軟，就會後患無窮。所以，他為了清除異己，不惜一切代價。以天聰九年為例，他囚禁了一向反對自己的姐姐莽古濟格格，並對她的1000餘名追隨者予以清洗。皇太極的這一做法很有效，那些位高權重的宗室都感到了害怕，比如代善，他在皇太極麵前再也不敢擺老資格了，主動要求向皇太極下跪稱臣。試想，如果沒有皇太極的霹靂手段，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皇太極不僅對待宗室實行恩威並用的手段，實現自己的南麵獨尊，對待文武百官也是這樣。對自己的親信，比如範文程、冷僧機等，都給予恩惠，以激勵他們為之賣命；而對於那些敢於反對自己的人則會毫不留情。

當然，我們對於皇太極的“恩威並用”要辯證地看，對於其中正能量的部分要予以吸收，而那些糟粕的東西，封建帝王的陰暗麵則應該自覺抵製。

不徇私情

作為領導，徇私情的事情比比皆是，尤其是現代社會，那些大老虎級別的官僚們往往徇情枉法，要麽貪汙公款，要麽建立關係網，各立山頭，要麽打擊異己，總之都是以權謀私，對得起自己。那麽，皇太極作為一位帝王，他是怎麽對待這個問題的呢？

皇太極的宗旨就是“不徇私情”，這是他一以貫之的做法。

我們以多爾袞為例，說明皇太極的“不徇私情”。由於天命十一年皇太極破逼大妃殉葬，不僅嚇壞了年僅15歲的多爾袞，也恨壞了多爾袞，可以說皇太極是多爾袞三兄弟的仇敵，是殺母之仇。按理，皇太極應該本著“斬草除根”的原則，想辦法除掉多爾袞三兄弟，以免留下後患。可實際上，皇太極不僅沒有這麽做，反而重用多爾袞。

查閱史料，就能得出結論。天聰二年，多爾袞僅僅17歲，就被皇太極賜號為“墨爾根代青”，並賞給固山貝勒的封號；天聰三年，跟隨皇太極入關伐明，攻克漢兒莊，十一月圍攻北京；天聰四年，率軍攻克永平；天聰五年，多爾袞統攝吏部事，參與大淩河之戰；天聰六年，多爾袞隨皇太極遠征察哈爾林丹汗；天聰八年，多爾袞奉命入關伐明，攻克保安州、朔州，抵達五台山；天聰九年，多爾袞率軍窮追林丹汗餘部，或傳國玉璽；崇德元年，多爾袞受封和碩睿親王，這一年，他僅僅25歲，就獲得了最高的封爵，令人側目。

從多爾袞這個例子，我們看出皇太極是不徇私情的。還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皇太極的不徇私情。

崇德六年八月，在明清之間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戰鬆錦之戰。這場戰鬥非常關鍵，決定清朝的命運，皇太極非常重視。

錦州守將祖大壽依據城堅炮利，采取據城固守的策略。皇太極一籌莫展，命令清軍在距離錦州城90裏的義州城駐紮屯田，包圍錦州。期間，皇太極再三叮囑，一定要緊緊包圍錦州，不可鬆懈。可是，多爾袞、豪格、杜度、阿巴泰等王公大臣卻犯下大錯：離城遠駐，或者回家居住。

皇太極接到這個報告，勃然大怒，他要如何處理呢？這裏麵可由自己的親兒子豪格呀。

皇太極不徇私情，決定按照程序辦理。

先是誡勉談話。他按順序先提多爾袞訊問：“今違朕命，遣兵回家。如此，朕焉能以爾為可倚？”

提訊親子豪格：“肅親王，爾明知睿親王失計，如何緘口不言？”

集體提訊阿巴泰、杜度、碩托：“爾等何為事不關己，是曰然，非亦曰然！”

提訊之後，皇太極命令他們自定其罪。多爾袞自定死罪，豪格自定死罪，其他人自定貶罰為民，以及罰銀，等等。最後，皇太極進行了權衡，將多爾袞由親王降為郡王，罰銀一萬，拿出兩個牛錄；親子豪格由親王降為郡王，罰銀八千，拿出一個牛錄，其他人隻是輕微處罰了一下。由於皇太極不徇私情，重重處罰了親子豪格，別人無話可說。

不僅如此，皇太極對於有恩於自己的那些宗室，尤其是擁戴自己的人，也是鐵麵無私，不徇私情。

比如嶽托和薩哈廉兄弟，都對皇太極有擁戴大功，尤其是薩哈廉，在最關鍵的時刻，曾經兩次擁戴皇太極，可以說，沒有他們的擁戴，皇太極很難繼位稱汗，或稱帝。但是，一旦發現他們的錯誤，皇太極會毫不留情。比如，代善有意和莽古濟合作，被皇太極發現，大為惱怒，而薩哈廉卻置若罔聞。為此，皇太極叫來薩哈廉，毫不留情予以批評，薩哈廉感覺到非常沒有顏麵。

對於嶽托，皇太極更是要求嚴格，講一個故事。崇德二年八月，皇太極宸妃誕育皇子，皇太極在演武場設宴款待蒙古使臣時，命諸王大臣豎起箭靶比賽射箭技法。嶽托因不善射，向皇太極推辭說不想比賽。皇太極沒有照顧他，道：“你可以慢慢射，你不射，恐怕其他的諸王貝勒不服。”並催促再三。嶽托隻好勉為其難，可拉弓射了5箭均墜落於地，沒有一次射中。引起了蒙古使臣的哄笑，嶽托竟將手中的弓向蒙古人群擲去。皇太極一看，大怒，命令諸王、貝勒議政大臣以及刑部承政共同會審嶽托。最終，皇太極決定處罰嶽托：罰銀5000兩，解兵部之任，削貝勒爵，降為固山貝子，暫令在家思過，不準出門。

皇太極如此不徇私情，一秉大公，使他的臣下不管是誰，都不敢過分造次，規規矩矩，否則，定會遭到重懲。

科學決策

決策是一個領導人的權利，隻有領導才有決策權。皇太極作為一代帝王，當然有決策權。如何決策呢？有的領導往往做出錯誤的決策，尤其是帝王，沒有誰敢於反對他，決策的對與否就隻能看帝王的素質了。

今天看來，皇太極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重大決策都是非常正確的，所以，大清的事業蒸蒸日上。人們把這些正確的決策歸功於皇太極的聰睿，認為是皇太極的聰明才使他做出了正確的決策。我們固然不會否認皇太極的個人素質，作為清代最聰明的帝王，他的決策高人一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分析，皇太極的做法就是科學決策。

皇太極每做大事，必召集貝勒大臣，共同討論，集思廣益，選擇最佳方案。僅以天聰七年六月的一次大討論為例，說明這個道理。這天，貝勒大臣們聚集殿下，皇太極問道：“大家討論一下，明朝、朝鮮、察哈爾三者，我們應該先征討誰呢？”一時之間，大家議論紛紛：

濟爾哈朗認為，朝鮮雖然背叛了我國，但可以先不要理他。而對於明朝，濟爾哈朗認為：“舉兵深入其境，焚其廬舍，取其財物。”主張大兵深入，燒殺搶掠。

阿濟格是個魯莽之人，他摩拳擦掌，隻想著掠奪：“率馬步大軍進邊，邊內人民財物禾稼，應殺者殺之，應取者取之，應**者**之。”

多爾袞則主張圍困燕京，把明朝的首都團團圍住，摧毀周圍的屯堡和建築，做長久包圍之計。

多鐸不同意多爾袞的建議，主張“直入長城”，養病蓄銳；而對於察哈爾，千萬不要用兵；對於朝鮮，更是不要用兵，他們太弱小，不足爭高低。

杜度主張，朝鮮就不要打了，他們已經在我們的掌握之中。至於察哈爾，杜度主張：“察哈爾與我逼，則征之；若遠，可取大同地方。”

嶽托則主張：“山海關、通州、燕京三處，先圖其一，以立丕基。”他不主張從長城突入，與其他人的觀點格格不入。

薩哈廉經過深思熟慮，對於皇太極提出的明朝、察哈爾、朝鮮三者，先進攻哪裏，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當寬朝鮮，拒察哈爾，而專征明國。”至於進軍路線，薩哈廉則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從一片石入，奪山海關、寧遠、錦州；一是從“故道而入，斷燕京四麵之路”。所謂“故道”，就是破長城，從大同入口。

豪格不主張從寧遠、錦州進兵，認為勝算不大。他主張：“今宜盡率我眾及邊外新舊蒙古兵，從舊道而入，各處縱火攻略。”這個“舊道”，還是突破長城，從大同而入。

阿巴泰的看法比較奇特，他主張皇太極坐鎮關外，派遣將帥分“八路馳入，駐軍內地”，然後找到“有識之士”，指點迷津。

楊古利主張迅速出兵，不能遲疑，至於先後問題，楊古利認為：“朝鮮、察哈爾且置度外”，還是破關進攻明朝，但他不主張從山海關進入。楊古利還主張對“敵者殺之，拒者俘之，降者編為戶口”，三種人要區別對待。

葉臣主張，今年就應出師，他指出了出師的具體路經：“先抵大同、宣府，秣馬休兵即在彼處。”他不同意從錦州、山海關進入，那樣的難度太大，勝算也不大。

此外，和碩圖與篇古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這些貝勒大臣各抒己見，皇太極一一記下。他經過仔細分析，最終博采眾長，科學決策，到天聰八年，皇太極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率領大軍從宣府、大同入關，拉開了宏大的“入口之戰”。

皇太極向來主張大臣對他“直言不諱”，對自己的過失，不科學的地方要知錯就改，《東華錄》中記載：“予有失，即直言；若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皇太極號召貝勒大臣們指出他的過失，不對的地方，就要改正，這樣，在決策的時候會更加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