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技巧

皇太極在工作中，不僅狀態極佳，而且效率很高，幾年的功夫，國家實力大大加強，備受世人矚目。那麽，皇太極憑的是什麽，今天總結起來，就是工作技巧，他有很好的工作技巧，憑此提高了工作效率。

善於用計

皇太極用兵如神，很少打敗仗，幾乎是常勝將軍，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善用兵計”。對於帶兵打仗的將帥來說，都知道“兵不厭詐”的道理，皇太極也是一樣。他在對外作戰中，把書本上學來的兵計活學活用，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皇太極心目中，最大的敵人就是明朝，隻有打敗明朝，才能實現他的建國夢想。為此，他開動腦筋，提出了“和談”與“自固”的策略，就是對明朝打出和談的幌子，以友好的麵目，來麻痹明朝對他的警惕心理，乘勢發展自己，一旦時機成熟，再徹底撕破和談的麵紗，打敗明朝。

在與明朝的鬥爭中，皇太極反複使用兵計，歸納起來，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一是“借刀殺人”。

前文已經講過，皇太極在征明的過程中，腹背受敵，前有袁崇煥，後有毛文龍。這兩個人中，袁崇煥足智多謀，曾經打敗了他的父汗努爾哈赤，是皇太極的心腹大患，必須除掉。毛文龍擁有重兵，手握崇禎帝的尚方寶劍，不時騷擾皇太極的軍隊，也成為後金的心腹大患，必須予以除掉。

可是，皇太極憑借自己的力量無法做到。於是，他開動腦筋，采用借刀殺人的辦法。先刺激袁崇煥，假意答應袁崇煥，與之議和，實現他向崇禎帝承諾的“五年複遼”目標。當袁崇煥上鉤以後，向他提出條件，必須殺了毛文龍，表示誠意。袁崇煥上當了，毛文龍死於他的刀下。接下來，皇太極再用計，入圍燕京，調袁崇煥入關勤王，再施用“反間計”，離間崇禎帝和袁崇煥之間的關係，崇禎帝中計，認為袁崇煥是奸細，是叛徒，便殺了他。

二是巧用戰術。

比如，在天聰五年，大淩河戰役中，皇太極就憑借多種戰術取勝。

“引蛇出洞”。大淩河的明朝將領祖大壽，堅守不出，皇太極束手無策，於是，他命令八旗兵化妝成明朝援兵的樣子，前往大淩河救援祖大壽。祖大壽果然上當，率兵出城，遭到八旗兵的伏擊。

“八麵埋伏”。為了解大淩河城之圍，明朝派出各路援軍，支援祖大壽。皇太極一麵派出八旗兵，正麵與之交鋒，一麵在明朝援兵經過的各個路口設下埋伏，等他們經過的時候，殲滅他們。為此，明朝援兵將領吳襄、張洪謨、楊華征、張吉甫、王之敬等都中了他的埋伏，吃了大虧。

比如在天聰八年的“入口之戰”中，皇太極采用了另外一個戰術，那就是“避實擊虛”。他親自率領大軍，避開明軍實力雄厚的山海關，而選擇了相對薄弱的宣府和大同，從兩處破關而入，采用的就是這個戰術。

比如天聰元年，對察哈爾林丹汗用兵，皇太極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為了徹底打敗林丹汗的察哈爾部，皇太極積極爭取林丹汗的對立麵，一個是奈曼部，一個是敖漢部，皇太極向他們頻送秋波，要求建立友好關係。兩個部落的首領求之不得，並且表示要率眾歸附後金。皇太極熱烈歡迎，歸附的人越來越多。這年底，另有喀喇沁部、鄂爾多斯、阿巴亥、阿蘇特、喀爾喀也有歸附之心，他們聯合組成了10萬大軍，阻擊林丹汗的4萬大軍，取得全勝。這一切，都是皇太極“分化瓦解”的成果，為日後徹底擊垮林丹汗奠定了基礎。

比如崇德五年，對索倫部首領博穆博果爾，皇太極采用了兩個策略，一個是“聲東擊西”，一個是“虛張聲勢”。皇太極先恫嚇博穆博果爾，說要向北進軍，抓住他，嚇得博穆博果爾倉皇北逃，實際上，皇太極早就暗中派出希特庫、濟席哈率軍從蒙古北邊追擊，博氏中計北逃，正好鑽進希特庫的圈套之中，束手被擒。

此外，皇太極每當派遣大軍出征之時，隻要他不親自帶兵，都要麵授機宜，親自教授兵計，要求將帥靈活多樣地用兵計取勝。同時，皇太極還廣泛征求計策，以期百戰百勝。比如，崇德五年，對於明朝在關外的堅城錦州，皇太極就采納了張存仁的策略：“鼓勵三軍士氣，堅持圍困之策”。張存仁主張長期圍困，打持久戰，皇太極采納了他的建議。

善於用人

皇太極做事非常認真，對自己的要求也非常嚴格。不管做什麽事情，他都要身先士卒，通過自己的作為，給官兵做出表率。

比如策劃“反間計”，《清太宗實錄》中就留下了清晰的記錄。皇太極親自登台表演，這在曆史上是罕見的事情。作為汗王，皇太極親自出馬，親自授計，終於使崇禎帝中計，假借其手殺掉了袁崇煥。再比如大淩河之戰，皇太極更是身先士卒，身穿厚重的鎧甲，率領二百名親兵，飛馬過河，直接衝向敵陣。

但是，作為優秀的統帥，皇太極更加明白，並非事事事必躬親，否則還不把人給累死嗎？最關鍵的，要知曉用人，善於用人。關於用人，統治者都是很重視的。皇太極作為最聰明的一代帝王，更是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建設。看看皇太極是怎麽做的。

首先，他很好的利用了漢人。

在皇太極信任的大臣中，有一個漢人最為引人注目，就是範文程。範文程在努爾哈赤時期就已經投靠了後金，可是，他的一身才華並沒有被很好地利用，他足足做了八年冷板凳，無人理睬。範文程真正被重用，是在皇太極上台以後，對他信任有加，幾乎是言聽計從。而且每逢諸臣議事，若範文程不在場，皇太極必定先問：“範章京知否？”每當群臣意見不一議事不決的時候，皇太極就說：“何不與範章京商議一下？”隻有當眾臣下說：“範文程已經同意。”皇太極才最後批準。有時，如果範文程生病沒上朝，皇太極甚至會將一些事情延後，等範章京病好後再作裁決。後來，凡是範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過目便予批準，他說：“我相信範章京不會出錯。”就此，範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君臣二人私下的關係也極為親密。皇太極經常將範文程召入宮中議事，二人經常一坐就是幾個時辰。有時，範文程深夜剛剛離開皇宮回家躺下，皇太極又派人來請範章京進宮議事。

其次，皇太極很好的利用了敵人。

在皇太極的功臣中，有很多曾經是他的敵人。比如洪承疇和祖大壽，這兩個明朝將領，洪承疇與皇太極曾經有過生死對決，洪承疇被俘虜後，皇太極非常愛慕他的才華，幾經周折，才收降他。至於祖大壽，更是具有傳奇色彩，先是在天聰五年的大淩河之戰中詐降皇太極，接著在10年後的崇德五年，又與皇太極在錦州決戰；可是，皇太極非常愛惜祖大壽的才幹，足足等了他10年的漫長時日，最終收降了祖大壽。

除此之外，皇太極還接收了明朝的三員大將，一個是孔有德，一個是耿仲明，一個是尚可喜。這三個人都曾經是明朝的邊關將領，擁兵自重。他們仰慕皇太極的英明，便紛紛起義，投靠皇太極，皇太極大喜過望，最主要的是沒有讓這些人失望。不僅被封以王爵，孔有德被封恭順王，耿仲明被封懷順王，尚可喜被封智順王。皇太極出征打仗的時候，這些投誠的漢王都隨軍前往，為皇太極效力。

再次，皇太極很好地利用了“下人”。

皇太極用人惟賢，他曾經說過：“朕惟圖治，以人才為本，人臣以進賢為要。”反映出皇太極用人的原則，既要用人，還要用賢人。而且，皇太極用人不講出身。如果有才華，就是奴才下人出身，他也不拘一格。比如，寧完我，曾經是薩哈廉的家奴，因為他通文史，皇太極曾經親自麵試，破格錄用，成一代名臣。

皇太極選人用人的方法也很值得借鑒。

一是大臣推薦。推薦是最直接的辦法，可是，由於人為操作，就會滋生腐敗。怎麽辦呢？《東華錄》記載：“薦舉不實，請定功罪連坐法”。就是如果大臣薦舉了賢良之才，有功受表揚；如果薦舉了庸才，那就將大臣連同庸才一起受到處罰。

二是考試。考試取才是漢人政權行之有效的做法，皇太極借鑒了這一做法。天聰三年九月初一日，後金滿蒙漢知識分子首次進京趕考，天聰八年三月，又舉行了第二次考試，大批人才被發現並錄取使用。

三是自薦。皇太極號召那些有才華的人要自我推薦，可以上書自陳。皇太極說，人才不怕多，金銀財寶用過就沒了，可是得到一個可靠人才卻對國家有無窮的作用。所以，皇太極不肯漏掉一個人才，對那些沒人推薦的，又沒機會考試，或考試落榜的人才，可以讓他們自我推薦，擇優錄取。

四是重用一線人員。皇太極所處的時代，正是戰爭殺伐的年代，皇太極所用人才必然會帶有時代的特征。皇太極就非常重用那些有戰功而又地位低下的人，甚至於重用一線的士兵。比如，天聰三年，皇太極就看中了一個小卒薩木哈圖，他僅僅是一名士兵，可是在攻打遵化城的時候，他作戰勇敢，第一個登城殺敵。皇太極非常重用他，不僅賞給了他世襲的職位（備禦），賜予巴圖魯的稱號，還給予大量的物質獎勵，使得這個薩木哈圖受寵若驚。皇太極的這種做法，激勵了廣大低級士兵，他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勇立戰功。

善於改革

努爾哈赤去世之後，後金麵臨著很多困難：宗室之間的內部矛盾，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與朝鮮、蒙古、明國之間的周邊矛盾，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怎麽辦呢？新主皇太極陷入了沉思。

皇太極是最聰明的智慧之王，他馬上就意識到必須改革舊有體製，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可是，改革就意味著對過去的“背叛”，而過去的事情是父汗努爾哈赤製定的；改革還意味著對現有體製的變革，意味著權利和利益的再分配。皇太極必須克服這些矛盾，戰勝自我，才能夠順利進行改革。

事實證明，皇太極很快進入角色，他破釜沉舟，對舊有體製進行了徹底的革命。

首先是政治體製改革。

政治體製中，最需要改革的就是滿漢關係。努爾哈赤時期，為了滿族一小部分滿洲貴族的需要，把那些俘虜的明朝士兵和征服的遼沈之民，悉數變成奴隸，供其役使。滿漢之間是緊張的主奴關係，兩個民族之間勢同水火，有的漢民向滿族居住區的井中投毒，甚至在街上走路時，漢民會突然襲擊滿洲人。為此，努爾哈赤曾經製定製度，要滿洲人提高警惕，防止漢民偷襲。這就是皇太極繼位時，所麵臨的緊張的滿漢關係。

對此，皇太極進行了改革。

一是提高漢人的政治地位，他規定：“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說的再清楚不過了，滿漢地位一樣，沒有高低貴賤。

二是解放奴隸。努爾哈赤時期，漢人被編入滿洲旗下，成為滿洲人的奴隸，供其役使。皇太極改變了這一製度，解放了漢民的奴隸身份，與滿洲人分開居住，恢複了他們的自由。

三是給予漢奴一定的權利。皇太極重新製定了《離主條例》，就是對那些荒**無道的滿洲主人，漢奴可以控告他們，也可以選擇離開。同時，皇太極對那些逃跑的漢奴也放寬了政策，過去，漢奴一旦逃跑，抓住就是處死，這次改變了，即使逃跑，也不會處死，進行嚴肅的教育，或者不許他們再回到後金，僅此而已。

其次是官製改革。

皇太極深知本民族曆史相對較短，製度建設上不如漢人久遠，便學習明朝製度，改革以前不成熟的官製，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官製。天聰三年，設文館，負責兩項隻能：翻譯漢文典籍，以資借鑒；記注本朝政事，總結執政得失。天聰十年改文館為內三院，包括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各有職責，內國史院，負責當朝的帝王起居、撰擬詔令、纂修實錄等等事宜；內秘書院負責各衙門文奏往來和外藩往來書信的撰寫；內弘文院負責負責注解曆代帝王得失，為皇帝講經說史。各院設大學士，由滿蒙漢大臣中佼佼者擔任，其職責類似於宰相。天聰五年，皇太極設立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明確了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崇德元年，再設督察院，負責監察各個部院包括皇帝的得失；崇德三年，又設立理藩院，專門負責蒙古事物。至此，大清朝基本形成了內三院、六部和兩院，也就是所謂的“三院八衙門”，各設官員，各司其職，而皇太極總領於上，大權集於一身。

再次是皇權的改革。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爾哈赤不幸病逝，皇太極被推舉繼位稱汗。可是，努爾哈赤早就規定是集體執政，不是一個人說了算。所以，皇太極繼位當天，就率領諸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行三拜禮，對他們三位不以臣禮相待，而以兄弟之禮相待。這很好理解，三位是努爾哈赤時期的大貝勒，位序都在皇太極的前麵。三大貝勒在朝見群臣的時候，也是並列而坐。不僅如此，三位還是大權在握的旗主：代善是正紅旗、鑲紅旗的旗主，阿敏是正白旗的旗主，莽古爾泰是正藍旗的旗主。這樣，皇太極做事，決定事情很難，達不到乾綱獨斷的程度。麵對政令不通，權利分散的局麵，皇太極進行了改革：

一是設立部院，主要是設立六部，每個部院中有專門的承政管理事務，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剝離了三大貝勒的權利。因為六部對皇帝直接負責，等於強化了皇權。

二是改變“四神並尊”為“南麵獨坐”。四神就是四大貝勒，共同麵南背北，共同理政，皇太極隻是一個領頭人而已。為此，皇太極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實現“南麵獨坐”。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曾經屠戮永平等四城平民為借口，定大罪十六條，將阿敏幽禁。天聰五年，皇太極以“禦前露刃罪”，革除莽古爾泰大貝勒爵位，天聰六年，莽古爾泰暴亡。三大貝勒之中，僅僅剩下一個大貝勒代善了。

皇太極為了實現南麵獨尊，扳倒代善，於天聰九年找了一個借口，就是代善款待皇太極非常討厭的莽古濟格格，於是，當著滿朝文武大臣的麵，嚴厲申斥代善，使得代善無地自容，從此閉門思過，權勢大減。到崇德元年，皇太極稱帝的時候，代善被迫向皇太極立誓：“自今以後，若不恪守忠貞，殫心竭力，而言與行違，又或如莽古爾泰、德格類謀逆作亂者，天地譴之，讓代善不得善終。”這樣，代善再也不敢與皇太極平起平坐，皇太極徹底實現了南麵獨尊。

三是棄汗稱帝。皇太極最大的變革，莫過於他敢於棄汗稱帝。實際上，雖然在天聰九年他實現了南麵獨尊，但是畢竟還是汗王，與明朝的帝王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皇太極非常羨慕明朝的帝王，羨慕皇權的集中。所以，當他得知多爾袞獲得了傳國玉璽，漠南蒙古歸入後金版圖的時候，他接受了重臣的“勸進”，棄汗稱帝。這樣，不僅進一步鞏固了“南麵獨尊”的成果，而且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使他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

最後是改革後宮製度。

一個成熟的王朝，必然有成熟的後宮。努爾哈赤稱汗時期，就沒有成熟的後宮，他的女主人還成為“福晉”，到後來，才有“大妃”的稱謂，很不正規。崇德元年，皇太極棄汗稱帝，便改變這一現狀。

這年（1636年）五月，皇太極仿明製欽定後妃名號，並舉行了隆重的冊封儀式。冊封哲哲為國君福晉，居清寧宮；冊封海蘭珠為東宮大福晉，居東關雎宮；冊封娜木鍾為西宮大福晉，居西麟趾宮；冊封巴特瑪·璪為東次宮福晉，居東衍慶宮；冊封布木布泰為西次宮福晉居西永福宮。清代的後宮製度以此為藍本，逐步成熟起來。

總之，改革使得皇太極獲益匪淺；改革也使一個新興政權從隨意走向規範，從弱小走向強大，為大清入關，定鼎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