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霸”

從我們精神科建立之初就住進來的段慧來，15年來一天都沒離開過。她把自己活成了“院霸”。2010年7月，我剛畢業，被分到遠離市區的山腳下的精神科封閉病房，就被這個“院霸”給“盯上”了。

那天下午我走進女病房活動室，三四個患者正在裏麵看電視。她們都隔著至少一個位置坐著，不紮堆。精神病人大部分都性格孤僻，平常也很少兩個人挨著坐。我也找了個靠門的位置坐下，想說點啥，又不知道怎麽開口，就跟著她們一起看電視。我喜歡觀察，也記得老師的話，應該多和精神病人待在一起。也就幾分鍾後，一個女患者突然主動換到我旁邊的座位，挨著我，問：“你是新分來的研究生嗎？是正式的嗎？醫大畢業的？”病房裏好幾個女患者都長得差不多，我剛來，還不太能分清她們誰是誰，但見有人主動來跟我說話，我還挺高興的，趕緊回答：“對啊，剛畢業的。”

後來我總回憶，單從這段對話看，完全是朋友間拉家常，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但接下來就不一樣了，這個女病人聽了我的回答，突然變得激動，樂得跳了起來，還拍著手，大聲說：“太好了！”這反應明顯“過度”，我心裏直犯嘀咕，但想起之前同門師姐跟我說的要多觀察，從患者身上能學到從書上學不到的東西，於是就順著說：“還行吧。”緊接著，毫無征兆地，這個女患者竟開始滔滔不絕地跟我講起整個精神科裏之前各種鮮為人知的“八卦”：“當年有個姓李的男大夫偷偷給樓上戒酒的患者帶酒，被主任抓住了就給開除了，那個人是個臨時工。”“還有護理員誰誰誰，她讓我幹活我才不給她幹呢，她也是個臨時工。”

……

那天下午我們聊了很久，她講的“本院八卦史”時間跨度長，涉及人物眾多，細節鮮活豐富，條理清晰，還有點評——雖然很多評論如剛見麵評論我一樣，是圍繞“身份”二字的——沒想到，我在精神病科上的第一課，老師竟然是個女病人。

聽著聽著，我對麵前這個女人的困惑越來越多了：這麽正常的一個人為什麽在精神病科裏呢？或者說，她是一個精神病人嗎？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跟我聊了一下午天的女人就是本院“院霸”。

第二天一早，我剛邁進病房，一個女人熱情的大嗓門就喊起來，就像老店裏的店小二——“陳大夫來啦！”之後的好幾天，這個女精神病人沒事就站在那個門口，隻要我一經過就大聲地跟我打招呼，那聲音在病房與走道久久回**，異常突兀。每次查房，她還拚命地向我眨眼睛，就好像我和她之間有什麽秘密似的。

——她是病房裏最熱情卻最孤獨，病情最輕卻住了最久的人。

“一定是段慧來！”師姐聽說我這兩天碰上個異常熱情的女患者，非常篤定地得出結論，“病房裏就沒有她不知道的事，護理員們都叫她‘院霸’呢。”

“為啥叫‘院霸’？”

“你慢慢觀察吧。”師姐故意不回答。精神病人大多情感淡漠，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所以能聊天的很少，我有點慶幸難得遇上這麽一個“熱情”的病人。

但我還是太年輕了，當時沒理解師姐的話背後的深意，就覺得這個女人挺有趣，那天下午不忙時就去病房找她了，這一找，沒想到“戲”越來越多。

段慧來繼續熱情高漲，她不斷地拿出她的零食“存貨”讓我吃，我不吃，她就說，陳大夫不愛吃薯片啊，那吃糖嗎？她又拿出一袋糖。我實在讓不過，就拿了顆大白兔奶糖放在嘴裏。

我們醫院遠離市區，買不著東西，錢在院裏是花不出去的，日常用品都需要家屬探視的時候帶來，所以吃的用的在患者那裏都很珍貴。之前有病人家屬給病人帶了一隻烤鴨，病人去水房洗手，回來就發現烤鴨被其他病人偷吃了。除了“偷吃”的，還經常有“偷煙”的。患者手上有沒有水果、零食，就體現了患者家屬來的次數和對患者的重視程度。這個段慧來算是病房裏的“富婆”了。她的箱子、櫃子上放著挺多吃的。我心想，家裏人把她照顧得挺好啊，怪不得性格這麽好。她見我吃了大白兔奶糖，終於滿意了，又開始興奮地拍手。她一高興就會樂得拍手，一拍手我就感覺有點誇張做作，想到這兒我又提醒自己，這裏是精神病科。

“陳大夫，我兒子比你大3歲，特別優秀，也是研究生畢業，現在在一個重點學校當老師。”段慧來貼著我坐在床邊，獻寶似的跟我說，一臉驕傲。接著，她甚至來抓我的手，要給我看手相。我並不排斥與女患者的肢體接觸，患者喜歡你才會跟你親近，特別是精神病患者。隻是這個“院霸”段慧來的語氣讓我摸不準她想做什麽——而且她什麽時候打聽到我的年齡的？她仔細打量著我手指頭上“簸箕”的數，說陳大夫你的命挺好。然後她突然抬手撥弄起我的頭發，說，陳大夫的頭發好黑啊。

那天下午，她真是拐彎抹角、處心積慮地跟我聊了很久，最後我有點明白她的意思了——“院霸”是想讓我給她兒子當女朋友！

“原來你不光被段慧來‘盯上’，還被‘看上’了。”師姐的玩笑、段慧來的糾纏把我弄得開始尷尬了。尷尬是尷尬，不過關於這個女人的一切我都很好奇：她狀況穩定，沒有過激行為，“零食”也充裕，那麽在家人的看護下完全可以回家，怎麽就把自己混成了住得最久的“院霸”？

我很快就見識到了“院霸”的厲害。我以為，段慧來讓我做兒媳婦的事隻是說說，隻要我不回應，慢慢也就過去了，所以那之後我漸漸減少了去病房找段慧來的次數。誰知道她真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了。有天查房的時候，一個新來的患者突然問我：你是不是段慧來兒子的女朋友？我說誰說的，她說她聽其他患者說的。

這怎麽還傳上謠了？我知道事態嚴重了。了解了一圈，很快知道了“院霸”經常會在一段時間內“盯上”某個人。有時候是新來的患者，有時候是輪轉的大夫，比如，剛畢業的我。被她盯上的人都會陷入這樣的怪圈：一開始會被她的熱情感染，和她親近，但漸漸就會對她“敬而遠之”。

有個女患者缺了四顆上牙，笑的時候總是會用手捂住嘴巴，怕被人笑話。可段慧來偏偏最喜歡在新來的患者麵前指著那個女患者大聲宣布——“她沒有門牙！”然後還要讓人家展示，說：“誰誰誰，你笑一個，讓大家看看你是不是沒有牙。”人家不幹，下意識地捂住嘴，段慧來就躥上去硬要把人家擋住嘴的手拽下來，倆女人差點打起來。

她還會毫不留情地告發自己藏藥的“同胞”。精神病患者大多需要經年累月地吃藥，日複一日，沒個頭，藏藥的人很多。但我們這兒是重症病房，裏麵的患者大都曾給家裏惹過麻煩。曾有一個男患者在幻覺的支配下把他嫂子殺了，放進衣櫃裏。

警察有時也會來我們這兒確認誰誰誰某段時間是不是在這兒住院，一般都是本地發生了嚴重的暴力案件，懷疑是精神病人所為。所以吃藥在我們精神病院病房是頭等大事。每天晚上八點，我們準時發藥，跟患者的“鬥智鬥勇”也開始了：醫生、護士、護工三個人一起去，患者排著隊一個一個吃完藥之後把嘴張開給我們檢查。我們曾懷疑一個女患者藏藥，可是一直抓不到。後來，就是這個“院霸”段慧來舉報，對方有個巨大的齲齒，每次吃藥的時候都會用舌頭把藥推到齲洞裏去，回到病房再用牙簽挑出來。我們據此一舉抓獲了“藏藥現場”。

碰上有患者家屬來探視，段慧來就更來勁了。不論是哪個患者欺負人，還是誰家的患者被人欺負了，不管是不是她親眼看見的，她都要上去跟家屬告狀。有時候明明是我們已經解決了，雙方也都取得原諒的問題，對方家屬一來她還是要再翻出來添油加醋說一通。我漸漸萌生了一種感覺：這女人即使沒有生病，也是個不招人待見的人吧。哪有人會較真、認死理、反複糾纏一件事，甚至沒事找事到她這樣讓人尷尬、難堪的地步呢？

“她兒子確實挺優秀的，要不你考慮考慮？”我至今還記得師姐的調侃。

我的擔心很快就在自己身上應驗了。有天趕上我發藥，段慧來一見是我，又提兒媳婦那茬——“我不想吃藥了，你給我兒子當女朋友我就吃。”

“我見都沒見過你兒子，怎麽答應？”我耐下心思好好回答。見我不答應，段慧來堅決不肯吃藥，她一犯倔我就拿她沒辦法了。後來，這種情況越發嚴重，她經常用“給我兒子做女朋友”這個理由抗拒吃藥。

一起發藥的護士比較有經驗，警告她：“你不吃藥就讓主任收拾你！”誰知段慧來突然破口大罵，一改剛才的任性風格，扯著嗓子喊主任的名字，讓全樓道的人都聽得見：“李××！我才不怕他呢！”主任真出馬了，他說你再這樣我就給你兒子打電話了。段慧來竟然立馬消停了。段慧來在我們這兒基本軟硬不吃，但隻要一說打電話找她兒子告狀，她的氣焰就會軟下來。

原來叱吒風雲的“院霸”的軟肋是兒子。

可我上班很久了，這個讓段慧來時刻惦記的優秀兒子從沒露過麵。每月來看段慧來的隻有一個女人，她姐姐。姐姐比她大3歲，姐妹倆長得挺像，都身材高挑、苗條，眉眼也很像，隻是姐姐看起來更柔和。但姐妹倆其實並不親。姐姐說，段慧來從小就能歌善舞，跳舞都是最前麵領舞的，合唱也總是領唱，學習也好，樣樣都拔尖。大家都覺得這個孩子長大了會有出息。而她自己是不怎麽起眼的那個，先結了婚，嫁了個“成分”不怎麽好的人，婚後好幾年都沒生孩子，妹妹段慧來因此還說過她是“不會下蛋的母雞”。親妹妹說自己的閑話，姐姐心裏當然不怎麽好受，所以姐妹倆隻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去父母家見麵，私下不來往。

“怪就怪她太要強，認死理這個性格害了她。”姐姐沒明著說，但段慧來的表現和她過往的經曆讓我慢慢意識到一個可怕的事實：這個女人之後的日子很可能還會繼續在精神病院裏度過。就因為她追求的“要強”與“正常”，在別人眼裏都過了火。

段慧來那個時代上大學還靠推薦，雖然她拚命表現，但還是沒有被推薦上。後來恢複高考後她又報名考了一次，也沒有考上。段慧來就跟變了一個人似的，在家待了幾個月，不洗頭不洗澡，每天門都不出。

那個時候她父親身體不太好，就提前退休讓段慧來去接了鐵路上的班。但因為不符合當時的條件，段慧來隻能先當“臨時工”，這對驕傲要強的段慧來而言“委屈”了。

聽到這裏，我開始明白為什麽第一次見麵她就問我是不是有正式編製的，曾經那個年月正式工有編製，又是鐵路係統，是多大的榮耀與人生保證啊！估計不亞於現在別人問你在北上廣“有沒有房”。

好在因為能歌善舞，段慧來被安排到工會搞各種文藝活動。工會有個領導挺喜歡這個能說會道的小姑娘，想給她介紹個對象。但因為男方希望找一個帶編製的，最後跟一個“處處不如段慧來”，可就是有編製的女孩在一起了——她又被卡在了編製上。那個女孩本來和段慧來關係也不錯，但和男孩結婚以後，段慧來開始故意跟那個女孩吵架，兩個人再也不說話了。

段慧來繼續逮著機會就“表現”，經常被評為先進，後來還入了黨。因為表現突出，段慧來終於有了編製，成了正式的工人。

我想起段慧來和護工吵架的時候經常罵人家“臨時工”。她從1989年開始就住在我們院裏的精神病科，價值觀也停在了那個年代，可見她依然咽不下當年那口氣。時代的局限很強地折射到這個女人的身上了。每次看到她，我總覺得她不像個精神病人，但她又好像隻能生活在精神病院裏。

有了編製的段慧來像多年媳婦熬成婆了似的開啟了“反轉人生”，她開始專門指指點點那些臨時工，在單位的人緣也越來越差了。婚姻方麵，錯過了之前的那個男孩，段慧來挺倉促就結了婚，婚後不久就生了孩子。本來以為日子就這樣過下去了，沒想到後來發生的一個意外徹底改變了段慧來的人生。

1989年剛過年不久，段慧來正在鐵道上走著，一列原本停著的火車突然向她開去。慌亂中，她倒在了鐵軌中間。她在兩根鐵軌的夾縫中眼睜睜看著火車從她身上呼嘯而過。火車並沒有軋著她，但鐵軌之下的段慧來嚇得渾身癱軟，一動不能動，是鐵路上的同事把她抬回去的。段慧來在**躺了好多天，不敢閉眼睛，一閉上就能看到火車頭向她開過來。

從精神科專業來說，這是標準的PTSD，就是有名的“戰後創傷綜合征”。在這種疾病的影響下，人的警覺性會增高，脾氣會變得暴躁，睡不著覺，很多人酗酒甚至吸毒隻為了麻痹自己、緩解痛苦。比如，很多經曆過戰爭的人後來聽到鞭炮聲都會立刻臥倒。段慧來直到意外過後的好幾個月，一聽到火車鳴笛還會抖得邁不開腿，這其實不難理解，也可以應對。

我總是想，如果當時有人有這方麵的知識，多給她一些陪伴和開導，也許認死理的段慧來就不會走到下一步了。

段慧來搬進了院裏的一間空病房，因為兒子。

我們科的小樓建造年代久遠，經常需要修繕。那間病房因為暖氣漏水，修了幾次都沒弄好，比別的屋子冷很多，一直沒人住。她跟誰也沒說，自己半夜就搬進去了。護理員發現了讓她搬回去，她又拿“護理員是臨時工，沒資格管她”撐了回去。

段慧來這次受刺激的直接原因是兒子。兒子是小學老師，一年通常隻來醫院看她兩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這次兒子要出去學習，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來了。盼不來兒子的段慧來“犯病”了，開始來回倒騰她箱子裏的東西。段慧來住院的時間長，東西也比別人多，她以前單位分的房子動遷了，段慧來沒有了可以回的地方，即使暫時用不上的東西也沒有地方可以放。所以別的患者隻有一個箱子，她有好幾個。於是，一個有點怪異的場景出現了——一個女人在那間陰冷、漏水的空房間裏，一邊翻騰著箱子，一邊哼唱著歌，像個快活得即將遠行的人。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那個一片高粱，十裏喲荷塘，十裏果香……”

她的歌聲真的很美，我完全被打動了，站在門口，不忍進去打擾她。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沒有理我，把東西堆得滿床都是，忙得不亦樂乎。

鐵路是國營單位，福利待遇都不錯，段慧來住院期間的費用由單位會計來醫院定期結算。長期病假工資雖然少，但也一直給她發著。她的工資卡由姐姐拿著，也夠給她兒子交學費。她用那筆動遷款給兒子的新房付了首付。所以從實際情況來說，段慧來雖然長期住在精神病院，但對自己兒子也算盡到了撫養的義務。反觀這個兒子，快過年了，我也上班好幾個月了，他和母親就在同一個城市，有什麽要緊的差走之前連半天來看媽媽的時間都沒有？我有點難過，也無法理解。

直到一年後的一天，我遠遠看見一對“母子”從遠處往病房這邊走，兒子的手上拎了好多東西。走近了我才發現，是段慧來的姐姐，她後麵跟著個瘦高的小夥，應該是段慧來的兒子。想起段慧來曾經撮合我和她兒子，我有點尷尬，明明什麽都沒有，卻還是覺得不自在。

段慧來終於等來了兒子，她的目光一刻也不願意從兒子身上挪開，有點想去拉兒子的手，但看著兒子挺嚴肅的，就把手又縮回來了。她非常高興，嘴角抑製不住地往上揚。“北京學習怎麽樣？都瘦了，要多吃點，工作不要太辛苦。”段慧來一個問題接著一個，他兒子淡淡地答了幾句，就跟著我出了病房。

“你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我問他。“就記得她和我爸打架，總是打。電視都砸了。”當時電視可是家裏一個大件，“砸電視”這事給他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

“那你恨她嗎？”我確實想知道答案。

“火車意外”過了兩個月，段慧來終於緩過來一些了，但她覺得這件事絕不能就這麽算了——這是事故，自己差點死了，必須有人為此負責。段慧來去找段長要說法，讓段長開除當天那個開火車的司機。段長卻打圓場說那個司機也不是故意的，已經批評過了，還寫了檢討，罰了款。“咱就算了吧，今年的獎給你。”

段慧來不幹。她成天跟著段長，他走一步她跟一步。大家都認為段慧來在無理取鬧。一方麵她並沒有受傷，也沒啥損失，還有補償；另一方麵如果要處理司機，就得上報，這種安全事故一上報，全段的“先進評優”都會被取消，受損失的是大家。段長沒辦法，找來段慧來的老公讓他回家勸勸自己老婆。造成事故的司機也提著東西去找段慧來的老公，請他喝酒。可段慧來依然不依不饒，堅持要個說法。老公搞不定自己老婆，又在同一個單位，這麽小個地方屬實覺得沒麵子。時間一長，老公怨氣也來了：“你毛都沒傷著一根！”沒有一個人支持段慧來，老公不支持，父母也不支持。父親說當初為了讓她轉正，段長是幫了忙的。加上她平時人緣就不好，好多人因為這事在看她笑話。

因為段裏“不管”，段慧來最終鬧到了局裏。第一次見局長，局長還算客氣，聽她說完情況之後說一定會嚴肅處理，讓她回去等消息。因為段慧來鬧得凶，全段沒有一個人得“先進”，大家的話越說越難聽，段裏說她長期不上班，嚴重違紀，要把她調去打掃衛生。老公也被單位領導約談，說段慧來如果再繼續鬧，就把他的工作也停了。老公心情鬱悶，出去喝酒，喝了酒話就更難聽了，兩個人頻繁吵架，動不動就把家裏的鍋碗瓢盆砸得稀巴爛，甚至把新買的電視都砸了，有一次他還對段慧來動了手。後來老公幹脆不回家了，段慧來就說老公在外麵有人了，但也沒有證據。倆人在1991年離了婚。當時兒子已經10歲了，段慧來搶著要了兒子。沒過多久，段慧來老公就又結婚並且生了孩子，兩人再也沒有了聯係。

段慧來父親的病也越發嚴重了。段慧來眾叛親離，在單位隻能做打掃衛生的工作。她的精神狀態越來越糟糕，她不在單位食堂吃飯，說飯菜裏有毒，有人要害死她，她老公也和那些人是一夥的。後來發展成說單位的人早就商量好要開車軋死她；漸漸地，她走在大街上遇到陌生人，就說人家罵她不正經；電視裏主持人說了一句話，她也說人家是在提醒她要當心……

一向重視外貌的段慧來再也沒有心思收拾自己，成天披頭散發，不成人樣。大家都覺得她“瘋了”。

一語成讖。1989年快入冬的時候，距離意外發生大半年了，一天局長在回家的時候，段慧來不知道從哪兒躥出來，拿著菜刀就向局長砍去。半年過去了，那個司機還是沒有被處理，她覺得局長騙了她，於是跟蹤局長，想要同歸於盡。好在局長躲開了，她隻砍碎了旁邊的一棵白菜。段慧來很快被周圍的人製服，真的被精神病院的車拉走了。

其實，我慢慢有點理解段慧來了，她固執甚至偏執地要砍領導以便要個“說法”，一方麵是麵子問題，我這個能歌善舞，各方麵都優秀的姑娘怎麽能在大庭廣眾下出這樣嚇人、難堪的事故？另一方麵，也許她除了怕火車，更是怕有人——特別是她罵過的臨時工們——加害自己。她的光榮竟然都是靠這點正式工有編製的身份支撐起來的，現在看來有點可笑，可在當時，編製本身就是鐵飯碗，一勞永逸，命運迥異，沒有人不在意。隻是段慧來的在意重了點，也久了點。

每個精神病人做的事都有自己的道理，每個選擇也都有因有果。我時常覺得，聽她們各異的故事，循著“果”去探尋“因”，就會發現那些症結的“因”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緒：壓力、執念、失落、不甘，隻是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出於心理和生理上的原因，沒能很好地調節，才走向了極端。

從1993年開始，段慧來開始長期住精神病院。除了病情更嚴重以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是，段慧來的父母在1993年前後都去世了，再也沒有人能照顧她了。因為和人合不來，她先後換過好幾家醫院。2000年3月我們醫院成立了精神科病房，和鐵路上有合作，段慧來是最早進來的十幾個患者之一。段慧來把自己混成了“院霸”，她在這裏肆無忌憚地炫耀自己正式工的身份，諷刺“臨時工”，再也沒人能製止或加害她了。她安全了。

兒子走後，段慧來還是很興奮，晚上發藥的時候又跟我使眼色，問我：“我兒子是不是很帥？”我笑著說：“確實很帥。”段慧來露出一個滿意的表情。

“如果你不配合，我就給你兒子打電話。”我開玩笑威脅她。“你跟李主任學壞了。”段慧來頭腦清楚，心情很好，也跟我開起玩笑，像個大姐。她倚在辦公室和病房之間的那道門上，看見誰都打招呼，打聽著別人的一切。新來的家屬有時候會給她帶點吃的，讓她幫忙照顧自己的親人，我終於知道了她的零食就是這麽“攢”出來的。

病房裏的患者來來回回的，但從沒有人來接段慧來，並非她的病情比別人嚴重，而是她沒有地方可以回。

就這樣過了兩三年。一天下午，段慧來的兒子突然來了，還牽著一個女孩。“她叫小劉，是單位同事，我們下個月辦婚禮。”段慧來的兒子開門見山地介紹，女孩也挺大方地叫了“媽”。

兒子走後，段慧來又開始來回倒騰她的那些箱子，不過我總覺得這一次她不是犯病了。她仔細地翻著她的那些衣服，不斷地試穿著，還專門跑去水房裏照鏡子。我突然明白了，她是準備參加兒子的婚禮吧！

沒想到段慧來的希望卻引來了一場新的戰爭。

聽說段慧來兒子要結婚了，“院霸”的“仇人”孫豔玲打心眼裏不痛快。看段慧來天天一件接一件地試穿衣服，孫豔玲就更看不下去了。她們兩個同一天住進來，朝夕相處，就好像照鏡子似的，深知彼此的一切，又互相看不起。之前她們幾乎每天都會吵架，起因可以是任何小事，一吵就是一天，一吵就相互揭短。比如如果段慧來去上廁所，看見孫豔玲在裏麵，那她就不上了。發藥的時候，排隊也必須一個排頭一個排尾，不然她們就會吵。

孫豔玲比“院霸”多一個症狀，幻聽。幻聽又叫憑空聞語，明明沒有人說話，但是她就是能聽到聲音，並且對這個聲音毫不懷疑。這是精神病患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孫豔玲總是能聽到段慧來罵她。“兒子”是這兩個媽媽“互毆”的最大焦點。孫豔玲也有一個兒子，但由她老公撫養。老公在她犯病的時候和她離了婚，也是再沒有來往。十多年，她兒子一次都沒來看過她。以前段慧來經常刺激孫豔玲，說，“你兒子多大了？”“你兒子啥時候來看你啊？”

沒想到這一次讓孫豔玲逮著機會了，我想她所有的心思都在段慧來會不會被邀請參加婚禮上，當然段慧來肯定會更加焦急地等待。

下個月很快便到，最終，隻有姐姐來看段慧來，並給科裏送了喜糖。兒子的婚禮沒有邀請段慧來，兒子也沒再露麵。吃到喜糖的那天，“仇人”孫豔玲故意問段慧來：“你咋不換衣服了呢？”段慧來沒有說話，第一次沒有罵回去。我猜想段慧來不是不說，是憋在了心裏。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飯，段慧來說飯盒太油了，想去打點熱水刷飯盒。開水桶在外麵，平時都是護理員用水壺接了水放了溫水再拎進去，但段慧來一直挺穩定的，護理員沒有多想就給她開了門。她用飯盒接了一飯盒開水，就徑直往孫豔玲的病房走去。孫豔玲正躺在病**，段慧來把一飯盒熱水全潑到了孫豔玲的臉和脖子上，瞬間起了好多大水泡。孫豔玲疼得大叫，段慧來在一邊氣勢洶洶地罵道：“你還胡說八道不？”看著段慧來一副視死如歸的表情，我一下想到了段慧來當年用菜刀砍局長時的畫麵。讓人有點不寒而栗。她這次是真的被戳到痛處了。

第二天，主任找到段慧來，還是用老手段威脅她，要給她兒子打電話。

“打就打唄。”這回她滿不在乎。這是第一次用兒子“威脅”段慧來無效。主任還是叫來了段慧來的兒子，讓她兒子賠償孫豔玲，並且要求段慧來出院。沒想到這下換孫豔玲跑來求情了：“我錯了，我不該胡說八道。”然後她又對主任說：

“我已經原諒段慧來了。”因為孫豔玲的堅持，段慧來沒有被攆出院。

兩個人之後還是時不時吵架，但關於兒子和家庭，她們都“很給對方麵子”地不再提了。

對於自己的生命，段慧來似乎就留在火車駛過，以及領導不認錯、不給說法的時候，再也沒有向前。而她延續的希望，應該都來自自己的兒子。

我想起段慧來姐姐之前歎著氣說：“大人沒什麽，孩子可憐啊。”段慧來的姐姐隻有個女兒，比段慧來的兒子小好幾歲，一家人早就把段慧來的兒子當自己兒子養。孩子很感激，也很努力。身邊的每個人似乎都從這場意外中脫身往前走了，隻有段慧來還留在原地。

我想起第一次見段慧來兒子時問的那個問題，你恨她嗎？段慧來的兒子回答：“我同學都以為大姨就是我媽媽。”他幾乎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媽媽是個精神病人。他的世界裏仿佛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叫“段慧來”的人，又或者他很不想承認一個這樣的母親的存在。

段慧來被所有人拋棄了，徹底成了精神病院裏的“院霸”。隻是我也說不好，在她的生命裏，“成為精神病患”和“被拋棄”到底哪個在先。

在我印象裏，段慧來隻有過一個朋友，那是一個剛剛生完孩子沒多久有孕產期精神障礙的患者，叫李雪。因為別的房間住滿了，李雪一來就住進了段慧來那個漏雨的單間。沒想到她們兩個竟然一見如故，一天到晚有說不完的話，天天手拉著手坐在活動室裏看電視，互相編辮子——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很單調，互相編辮子是女患者之間最常見的表達友誼的方式。

有一天，李雪老公來看她，不知道為什麽李雪突然犯病，上去就給了她老公一個耳光。一旁的段慧來立刻跳到凳子上，一上一下地舉起手來喊：“大家說打得好不好？”底下有病人跟著起哄：“打得好！”段慧來又喊：“要不要再來一個！”眾人喊，“要！”於是李雪又打了她老公一個耳光。我們趕緊把李雪的老公帶出了病房，李雪還在屋裏大罵：“你才是精神病！大夫你也給他做檢查，把他也關進來，讓他也住院！”

李雪的老公挨打的時候沒有躲，挨罵的時候也沒有回嘴，一直有風度地退讓著。他臨走的時候還跟我們說，你們這個工作真是不容易。一個情緒穩定、行為成熟的家人，比醫術高超的精神科醫生更能治愈患者。李雪的病情恢複得特別好，她沒過多久就出院了，出院後還專門回來看過段慧來，這是我知道的段慧來唯一的朋友。

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初段慧來在遇上事的時候，也有這樣一個包容、理智的家人陪在身邊，也許段慧來不會到今天這一步。她住了多少年精神病院，就緊追了並不放那列火車、那場改變命運的“錯誤”多少年，直追到把身邊人都遠遠甩在身後，直追到隻剩自己孤身一人，要一個說法。或許在李雪的身上，“院霸”看到了自己不斷被驅離的那個“家”本來的樣子。

2015年10月，精神科要搬回市裏，不再保留封閉病房了。所有的患者都要被送到其他地方。當時有幾個醫院備選，大部分患者都是家屬替他們選，段慧來自己給自己選了安寧醫院。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孫豔玲選了另外一家醫院。她們終於分開了。

我去病房看段慧來，她正在來回倒騰她的那幾隻箱子，把一件東西放進A箱子，想了想，又拿出來裝進B箱子，一會兒又覺得不妥，拿出來放進C箱子。她姐姐在一旁站著等她。

像是時光倒流，我一下又回到那天被她的歌聲吸引，站在她的門口看著她穿著挺厚的棉衣在那間比別的屋子都冷的屋子裏，一邊精心挑選著箱子裏的衣服，一邊哼唱著《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那個一片高粱，十裏喲荷塘，十裏果香……”段慧來的姐姐說得沒錯，她唱歌是好聽的。歡快的歌聲仿佛把我帶到了童年的故鄉，看到了在田野裏奔跑著放風箏的自己。一瞬間我竟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在我們看來她是犯病了，可說不定她正自娛自樂地享受呢，享受在她定義的“正常”的世界裏。

好一會兒，段慧來才打包好，跟我們說再見。望著安寧醫院的麵包車開出大門，我想，她這一輩子大概都會在精神病院裏度過吧，雖然她病得不重。

我時常會想起段慧來，但回憶裏她“院霸”的氣息似乎慢慢消退。其實我從認識她開始就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她究竟是不是一個“精神病人”？我承認我想得挺苦惱的。

在我看來，段慧來的人生在那次火車事故之後其實就停止了，後來的希望隻在回憶與兒子身上延續，但最終，前夫與兒子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更沒有認可、接納以及幫助她。

段慧來轉走後，我有時候開會碰到安寧醫院的醫生，他們總會跟我抱怨說，你們醫院來的那個段慧來也太能折騰了，怎麽總惹事啊。

段慧來揪著不放的那些事，說到底其實都沒錯，但可能隻有在精神病院裏，一個人才能被允許這麽“認死理”，這麽向往“正常”。而我們要做的，或許是多一點耐心，多一點點理解，接納每一種生命綻放的姿態。想起段慧來之前倚在門口大聲跟我打招呼的樣子，我有點想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