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父親
我從來沒想到，刑警隊大院居然被賊給闖了。
2015年12月30號那天早上天剛亮，我值完夜班，意外地發現自己停在樓下的自行車不見了。刑警隊門口的燈大亮著，鐵門半開，我想，也許哪個同事臨時有事騎走了。上午例會結束，我問大家：“早上誰借我車了？”同事都覺得搞笑：“難道刑警隊還能進小偷，你自己記錯了吧？ ”
我們刑警隊位於鬧市區商業街，這裏白天很繁華，但晚上10點之後基本少有行人。天黑以後，刑警隊門頭燈的亮光斜斜灑在門口四個藍字“刑事警察”上，很是威嚴。為了方便報案人夜間進出，刑警隊會給大鐵門留條一人寬的門縫。院子的監控顯示，昨天下午下班時，我的那輛紅色的鳳凰山地車還在車棚裏。畫麵快進到晚上9點多，一個穿紅色衝鋒衣的人出現了。這個胖乎乎的男人從門縫裏擠了進來，像鴨子一樣左搖右晃地走到車棚邊。他推起我的自行車，笨拙地擠開鐵門，往大街上去了。
看過監控，楊探長說這人他認識，叫牛軍。是商業街上“非常有個性”的慣偷。說他有個性，是因為牛軍貴的不偷，隻偷自行車。不少居民的自行車臨時停在超市門口或放在樓下，一轉眼就被牛軍偷得無影無蹤。
就算抓住，自行車也早被牛軍換成了錢，買散酒了。一般的自行車隻值幾百到一千元，抓住也隻能按治安拘留處置，最多不過十五日。而受害人隻能拿到一張A4紙——牛軍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不少分局警察的親戚朋友都被牛軍偷過，派出所甚至有個笑話：要是你被牛軍盯上，就隻能走著回家了。
有一陣子，牛軍偷得太凶，不少群眾鬧到了派出所，憤怒地指著所長大罵，“警察是幹什麽吃的？”所長也有苦難言：打又不能打，罰款吧，他又是個窮光蛋。除了治安拘留、批評教育，派出所還能怎麽辦？所長陪著笑臉，送走受害人們，恨恨地說：“要是以前，對於這種慣偷，偷一輛車勞教一年，偷兩輛勞教兩年……哪輪得到他囂張。”
我在電腦上開始查牛軍的情況。他有好幾十次偷自行車的前科了，最早一次是在2006年。2013年之後，每隔幾個月他就會被處理一次。
他偷我們刑警隊也不是第一次。有年冬天特別冷，刑警隊的值班室空無一人，喝得醉醺醺的牛軍從大鐵門的門縫擠進來，把掛在牆上的液晶電視偷走了。楊探長氣急敗壞地找到牛軍時，他正在醫院放射科的長椅上睡大覺，電視機就放在旁邊。沒想到這次，他居然還敢來刑警隊偷東西。
“那還不抓他！”我脫口而出。大家都像看外星人一樣望著我。
楊探長給我這個剛來刑警隊的新人解釋。牛軍家就在礦南村，離我們刑警隊僅僅幾十米，是煤礦南邊的棚戶區，是一大片雜亂無章、高高矮矮的平房。由於年久失修，早已劃入棚戶區改造工程，居民大都搬離了。礦南村如今一片廢墟，隻剩幾家釘子戶。
那他住哪兒呢？
“牛軍常年喝多了，就躺在醫院放射科或太平間的長椅上睡覺，抓他忒容易。”楊探長說。
那是一家破舊的公立醫院，也是牛軍的“常駐地”。每天醫生護士們上上下下地忙，也沒人趕他。
但這天，我們沒在放射科和太平間找到他。走回刑警隊，卻遇見幾個哥們正押著牛軍走到刑警隊大門口。
刑警隊王隊長看完監控就判斷牛軍可能不在醫院，他給附近的線人們打了一圈電話，最後在菜市場後麵的露天花壇邊抓到了正在睡覺的牛軍。
我總算親眼見到了這個慣偷。牛軍穿的紅色衝鋒衣鼓鼓囊囊的，已經髒得不像樣子。他被按著頭，背銬著，押進了刑警隊大院。刑警隊大院門口，早起上班的人腳步匆匆，擺攤的、開店的街坊也忙開了，牛軍經常被扭送進公安局，大家見怪不怪，沒人圍觀。
牛軍被帶進相對封閉的辦公室，一股臭氣立馬彌散開來，大家紛紛掩鼻後退。他一頭花白頭發亂糟糟的，因為常年酗酒，肚子變大，酒糟鼻子和臉蛋紅得特別顯眼。他醉醺醺地癱在辦公室長椅上，一副沒睡醒的樣子，根本沒法回答問題。
我們沒打算拘留牛軍，隻想盡快追回車。辦案、體檢、開車送拘留所，一套流程走下來，花的錢會比我買輛新自行車還貴得多。況且，拘留所對牛軍來說，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我們給他準備了幾條冷水毛巾擦臉醒酒，牛軍稍微清醒了，麵對我們四五個表情有些惡狠的刑警，大約知道自己偷得不是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沒說出一個字，伸手從口袋裏摸出煙。楊探長一把把煙打落在地，臉色更難看了。
“車被我賣去李村的廢品回收站了，200塊錢。”牛軍終於說出了自行車的下落。
我們把牛軍帶上隊裏那輛破普桑，一路開往那家回收站。回收站的老板正在家門口刷牙，聽完我們的來意之後，否認昨天收過自行車。
他拿出賬本說：“我們這沒一家敢不登記就收來曆不明的車，那叫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啊。”
我們幾個被牛軍給耍了。幾個同事都快忍不住滿肚子的火，但又硬是把這股氣憋到肚子裏。
楊探長都被氣笑了，“這家夥不僅對物理攻擊免疫，還能給我們造成魔法傷害。”
一輛自行車不值多少錢，我自嘲“扶貧”了。天快黑了，我準備放牛軍走。牛軍臨走前說了一句：“等我低保錢下來，保證給警官你賠一輛新車！”
“不賠也沒關係，我去找你兒子要，我知道他在哪上學。”楊探長開玩笑似地說。
牛軍渾身一抖，突然變得非常激動，“那不行！警官，你相信我！我指定賠！”
我看過牛軍之前的訊問錄像，他有些特別——交代作案時他說話有氣無力，可一旦民警提到“你賣車的錢是不是轉給你兒子了？”他的態度就會立馬變得激動。他不斷強調：“我給兒子的錢全是自己的低保，全是幹淨錢！”
後來，我遇到牛軍所在社區的分管民警老張才知道，十幾年前牛軍是我們轄區裏的菜老板，壟斷了全區的生鮮蔬菜交易市場，名下還有好幾輛跑運輸的大貨車。
知道牛軍故事的人並不多，和他認識了20年的民警老張算一個。“他壓根就沒有老板的架子，”老張說，“當時我夜裏去貨場出警，幾乎每次都能看到牛軍。他穿得髒兮兮的，和工人一起忙上忙下。”老張直歎氣，說造化弄人。2000年，牛軍妻子突然失蹤，他停下生意，登上南下的火車找妻子。離開本地，牛軍就杳無音訊。一年後他回來，再也不是菜老板，而幾乎和乞丐一樣了。
“老天奪走你一樣東西，往往也會賜給你別的。”民警老張突然冒出這句話。
他指的是牛軍的兒子牛小柏。牛小柏十分爭氣，他從上學以來，成績就非常優秀。2015年中考，他以全市第一的成績考進了市一中，並獲得了全額獎學金。
“從那之後，牛軍開始出入銀行。”每個月五百來塊的低保，他有一部分寄給了兒子。
“這爺倆挺不容易，他們相依為命這麽多年.....”我感慨。
“不，牛小柏挺恨他爸的。”老張馬上否認了我的想法。
牛小柏從小就是個“穿百家衣、吃百家飯”的孩子。他先靠爺爺奶奶照顧，之後又靠四鄰接濟，領學校補助，才能堅持上學。這孩子瘦弱，常年就穿一套穿洗得發白的校服。他和父親長得很像，父子倆卻常年不說話，也不見麵。牛小柏和爺爺奶奶一起住的時候，每天上學都繞著父親常出現的街區走。他知道，父親不是在喝酒，就是醉倒在醫院的長椅上。
牛小柏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和同學們就都知道他有個酒鬼父親了。老師心疼他，對他照顧；可同學們還小，不懂事，總有出口傷人的事，牛小柏在學校的人際關係差極了。牛小柏沒有辦法，因為父親還是供他念書的。
牛軍偷車這件事，民警老張一直都瞞著他兒子，他盡可能地去找牛軍七八十歲的老娘簽拘留通知書。
可零幾年的時候，這件事還是沒兜住。其他辦案單位抓住了偷盜的牛軍，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刑事案件規定，傳喚、傳喚地址和拘留必須通知家屬，他們擔心老人年紀大，容易出事，就隻能把案情和前科統統告知了直係親屬牛小柏。從這以後，這對父子決裂了。
牛軍家每隔十天半個月，就會收到拘留通知書。一開始民警找牛小柏簽字，孩子總是婉拒，到後來他幹脆連電話都不接了。
老張還記得，2014年他和牛小柏見麵時候的情景。當時，老張打算把孩子帶回辦公室，安慰他幾句，等孩子情緒好點，把拘留的字簽了，再送他回學校。可牛小柏進了派出所，就不說話了。他揪著自己衣角，盯著老張，眼裏全是不信任和距離感，眼神就像一個嫌疑人在挑釁一般。
“像渾身有刺一樣，”老張感歎說，“哪裏像個十多歲的孩子該有的樣子？”
他隻能把準備好的一番說辭憋回去，牛小柏草草簽完字，就走了。
牛小柏初三那年，他對民警老張說：“你別再找我了，我沒這個爸。”
老張聽了心酸，他知道牛軍患有嚴重的酒精成癮症，一度想把牛軍送去精神病醫院。可長期住院花費不菲，就是政府救助資金也難以承擔，他不得不放棄。
牛軍的母親是我們這裏的老菜農，她在市場賣了幾十年的蔬菜。牛軍自打記事起，就在菜場裏做幫手。1998年，19歲的牛軍結婚了。說起牛軍的婚姻，老張用 “賭氣”兩個字概括了。
牛軍的老婆在婚前就有一個自由戀愛的對象，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混混，被派出所處理過很多次。女方勸誡多次無果，家裏又極度反對，於是她心一橫，賭氣嫁給了老實巴交賣菜的牛軍。
牛軍向往著美好的生活，他想賭一把。老婆懷孕後，他拿著家裏給的一筆錢，買了兩輛破卡車，跑起了運輸。他早先一步就察覺到蔬菜大鎮的潛力，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他從本地批發大量蔬菜，然後再運到市區賣給菜販，從中賺取差價。他性格豪爽，人也不錯，很快，牛軍就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0年初，兒子出生，牛軍的小日子也越來越有奔頭。可他沒想到，後院起火了。那年春節是賺錢的黃金時期，牛軍一心撲在生意上。春節一過，下起了大雪，他破例在家休息。那天，妻子起得特別早，說要去買早飯。她推著門口的自行車出門，就一直沒再回來。
牛軍找不到人，隻好報警。警情是老張接的。老張還記得牛軍當時說不清妻子失蹤的原因，他表示很難查。可看著心急如焚的牛軍和他嗷嗷待哺的兒子，老張不忍心，就開始托私人關係找。最後，他鐵路係統的戰友查出牛軍的妻子去了浙江某地。
牛軍去問嶽父母。嶽父母本來想隱瞞真相，但看著牛軍和孩子太可憐，才說出了實情。牛軍妻子的前男友跑去南方“混社會”混出了點名堂，婚後，他們一直還保持著聯係。牛軍忙於生意，冷落了家庭，他根本沒注意到，哪怕是懷了孕，妻子也打定主意要離開——生下孩子給老人帶，之後就和情人私奔。牛軍的妻子追求幸福去了。她換掉所有的聯係方式，給父母報平安之後，就再沒聯係過其他人。
“牛軍知道了這個消息，像靈魂出竅，整個人簡直都傻了”老張說。
牛軍決心南下去尋妻，“孩子還小，不能沒有媽。”
“他對生意也不那麽上心了，經常後悔自己過去沒有照顧好家庭。”老張說，“當時我勸過他，沒用。這人認死理，非要去找老婆問清楚。你說他好不容易發了財，兒子還小，從頭開始不好嗎？”
牛軍年輕氣盛，可理性的老張為他考慮了很多。2000年初，南方的黑社會性質犯罪勢力已經有一定規模，那個劣跡斑斑的男人在那裏混得不錯，不是好惹的。老張勸了好幾次，依然沒效果，隻能隨他去了。
牛軍賣了大貨車就去了浙江，他在市場中的位置很快就被人填補了。當年牛軍手下的小司機，運用牛軍的思路繼續經營，經過多年奮鬥，如今包下了貨場，龍門吊、集裝箱一應俱全，蔬果冷鏈生意甚至做到了海外。
一年後的夏天，老張才再次見到牛軍。他從浙江回來之後，大多時間處於失語狀態，傻愣愣的。兩隻眼睛沒有神采，褲子口袋裏鼓鼓的，裝著個礦泉水瓶子，打開一聞，裏麵是白酒。他開始經常醉倒在路邊或者別人的家門口。老張想問他話也非常困難。由於長期酗酒，牛軍的語言能力好像有些受損，很難再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了。
隻有在牛軍喝得大醉時，老張才得知了一些信息。一年前，牛軍去浙江幾經打聽，他才找到妻子和情人的家，是一幢別墅。那個男人在當地勢力很大，牛軍人生地不熟，突然出現，被拒之門外。他在別墅下徘徊了好幾天，仍然沒換回妻子的回心轉意。一天晚上，牛軍給自己灌了好幾瓶酒，到別墅門前高聲叫罵。過了一會兒大門開了，牛軍被“請”進了屋。之後來發生了什麽，牛軍死活都不說了。
有在浙江做生意的同鄉說，牛軍被人叫進去一頓毒打；也有人說，牛軍被虐待得受不了刺激變成神經病；更有人說，牛軍被那個男人從別墅樓上丟下來，摔成了傻子。真相已經無法知道了，我們隻知道牛軍是一路乞討回家的，身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陳舊性外傷。
醫生診斷說牛軍是重度酒精依賴。他不喝酒時，就喊頭疼。
老張想幫牛軍，可牛軍既不說事也不報案。老張沒辦法，隻能幫他辦理了低保，還號召轄區的居民幫襯他。一開始，街坊鄰居都同情牛軍，紛紛去他母親的菜攤買菜。可2002年，牛軍開始偷自行車被治安拘留，大家對他就隻有嫌惡了。
“他說自己喝多了，看見路邊停著一輛自行車，沒上鎖，就推走了。喝多了，賣給誰，腦子裏也沒印象了。”老張說。
從那以後，牛軍就經常因為偷自行車被逮。2002年底，因為盜竊前科太多，牛軍還被勞教。
牛軍每天就是喝酒，在醫院放射科長椅上睡覺，如果放射科人多，就會去太平間外的長椅上。醫院太平間很小，是個獨立的小平房，外麵一條長椅，周圍是鬱鬱蔥蔥的花園，是個很隱蔽的地方，牛軍就在這裏昏昏沉沉地待著。偶爾有人和牛軍說話，讓他走，牛軍也不吱聲，眼皮都不抬一下。
老張說，牛軍比其他小偷好多了，“很多沒良心的小偷專門盜竊病人的救命錢，而牛軍一次都沒幹過。”但他覺得，牛軍還不如去勞教，“那兒沒有酒喝，還能幹點活，比他醉生夢死強太多了。”
牛軍從公園長椅睡到醫院放射科，再到太平間的長椅上，他和正常人的生活之間唯一的維係就是牛小柏。
到了2013年，牛軍又進入了偷車、拘留、再偷車的死循環中。在牛軍進出拘留所的這些年裏，牛小柏也在逐漸長大。他和父親活成了截然相反的樣子。
他考上了市一中，成了大家口中“別人家的孩子”。高中班主任李老師還記得第一次見到牛小柏時的情景，牛小柏還穿著初中的校服，說起這些，李老師一直歎氣。他的初中班主任主動找到她叮囑：“牛小柏是個好苗子，因為家庭的原因，這孩子過得太苦了，拜托千萬要照顧好。”
李老師對牛小柏視若己出。她自己的孩子住校，一周才回家一次，她就把牛小柏接回家，和她的家人吃住在一起。牛小柏知道，自己回報老師最好的方法就是搞好學習。他非常努力，成績常年保持年級第一，從來沒讓老師失望過。
李老師說：“牛小柏不喜歡別人提父親，我偶爾提起來，他的臉色馬上會變得不自然。”
“李老師，我真想你是我媽媽。”牛小柏曾經對老師說。
2017年夏天的一個早上，我去菜市場買菜。拎著菜往家走，我看見牛軍在路邊推著一輛翠綠色的自行車，慢吞吞地走著。
他一看就是喝多了，昏昏沉沉，左搖右晃的。那輛自行車，我幾乎馬上就認定是他剛偷的。我把菜放在一家熟識的早點鋪前，想看看牛軍去哪兒銷贓。我不緊不慢地跟著他，牛軍卻根本不管沿路密密麻麻的攝像頭，也沒注意到在不遠處窺視的我。
在這條路上有一所小學，正是早上七點多鍾，來來往往的都是穿得光鮮亮麗的家長。牛軍太顯眼了，隻有他像個討飯的。他光著膀子，在太陽底下推著車，慢慢地走著。汗液在他黑乎乎的後背上，劃出了一條條的道。走了將近一公裏，我才發現，牛軍是衝著銀行去的。
他把自行車停好，從褲子口袋裏摸出一個布包，走進銀行。他是要給兒子匯錢。我不忍心立馬去抓他，就在路邊等。透過銀行的玻璃，我看見牛軍在等候區坐著。十幾分鍾後，櫃台叫號到他了，牛軍起身。
我撥通了老張的電話，五分鍾後，老張開著所裏的那輛普桑來到銀行，正好撞見出門的牛軍。牛軍抬頭看見老張，從口袋裏掏出煙——是我們這裏最便宜的“東海”，兩塊錢一包。他點著一根，再遞給老張一根，剛把手伸過去，老張哢噠一聲就把他給銬上了。
“爛泥扶不上牆！”老張嘀咕一句。
2018年初，我聽所長說，“自行車大盜”牛軍要判進去了。原因是他盜竊了電瓶車。
“他不是隻偷自行車嗎？”我問老張。
老張表情有些複雜：“這次，牛軍也是為了兒子。”
牛小柏還有幾個月就要高考了，牛軍想去一中看兒子。由於長期的酒精成癮造成精神障礙，他的思路和正常人不一樣，他不是坐車或者打車去，而是偷了移動公司門前的一輛電瓶車。這個電瓶車主去移動公司辦業務，想著一會兒出來，就沒鎖車，他出來的時候，電瓶車不見了。派出所接到報案，通過監控一看，小偷就是牛軍。老張開車一路追，到了一中附近。
牛軍晃晃悠悠地騎了十幾公裏，終於趕上了學校中午放學。老張把車停在馬路對麵，想等牛軍看完兒子再抓他。牛軍髒兮兮的，門崗不讓他進，他隻能在學校門口等。可學生散盡，牛小柏依然沒出現。等不到兒子，牛軍打算騎車回去。這時，他被老張抓了。
電瓶車估價市值2700元，牛軍被刑事拘留。刑事拘留要通知直係親屬的，這次由不得牛小柏不簽字了，老張帶著《拘留通知書》找到牛小柏的班主任李老師。李老師說：“其實那天小柏知道他爸來了，他坐我的車出的學校。”
那天，牛小柏一眼就在人流中看到牛軍，可他不想見父親，於是回頭找班主任李老師，坐上老師的車出了校門。李老師是個胖胖的中年婦女，她說這些的時候，眉頭擰成一團。老張把那張《拘留通知書》交給了李老師，請她在合適的時候讓牛小柏簽了。
2018年6月，牛小柏參加高考，是全市理科狀元。在這之前，他的父親牛軍因盜竊被判刑一年六個月。
牛小柏沒和李老師商量，提前批次報了軍校。負責政審的軍官到戶籍地調查牛小柏的家庭背景，負責接待的是老張。通常，人口卷宗是一個黃皮封麵，裏麵薄薄的幾頁紙。而牛軍的“履曆”卻需要用一個文件盒來裝。政審的軍官看了看牛小柏的高考成績，又看了看牛軍的判決書，說：“可惜了，這麽好的一棵苗子。”
牛小柏上軍校的夢想破滅了，最後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大學。
李老師送牛小柏去北京上學，臨走前，牛小柏把一張銀行卡交給李老師，讓她轉交給派出所的張警官。裏麵近一萬塊錢，牛小柏一分都沒動。這都是近兩三年來，牛軍每個月往裏打的錢。
後來，我曾經問過老張，牛軍為什麽總是偷自行車？
老張說，大約是十多年前他老婆騙他說去買早飯，推車出門，再也沒回來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