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的陌生人
2018年5月，檢察院的幾位同誌來到我們派出所進行調查。
我被親手逮捕的嫌疑人檢舉了。
他在看守所裏指控我刑訊逼供，否認自己犯下的六起案子。然而派出所的人都知道，這人究竟幹了些什麽事——整整四年的時間裏，他遊**在醫院、學校和居民小區周邊，把這片隻有五萬多人居住的老煤礦區鬧得人心惶惶。
我們派出所位於城鄉結合部，轄區居民多是下崗和退休工人。煤礦倒閉之後，年輕人出門務工，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平時治安狀況相當不錯。這裏都是高矮錯落的自建房和老化的基礎設施，監控設備覆蓋率不高。
一開始，由於受害者年齡太小，又受到驚嚇，偵查工作進展艱難。我們始終不清楚他的長相，更無法確定他的身份。唯一能確定的是，他是個禿頭的中年男人，是個一直潛伏在我們身邊的陌生人。
2018年5月8日下午，我和同事在轄區的一個十字路口駐守。正在衝鋒車裏聊天時，接警台通知我，繡苑小區7號樓1單元1層有人報警。司機一腳油門，把車開到了小區門口。
我剛下車，就看到一個女人朝我們猛招手。女人有個上小學二年級的女兒，叫甜甜。剛剛班主任來電話，說甜甜下午到學校後，一直趴在課桌上哭。下課後老師把她帶到辦公室私下問，這才知道，甜甜在上學的路上，被一個“爺爺”拉進了小區的樓道裏，“爺爺”強迫甜甜摸他。
我安排同事去學校接甜甜，然後到小區裏走訪調查。
結果不盡人意，案發現場毫無線索，更沒有目擊證人。我隻好前往小區物業調取監控。為了保護甜甜，我告訴物業經理，隻是查一樁電瓶車失竊的案子。
監控視頻顯示，中午1點15分，甜甜走出7號樓，一個禿頭中年男人騎著輛紅色電瓶車，隨著甜甜消失在畫麵中。
根據小區裏的其他監控頭，我們得到了更多線索。禿頭男人在中午12點30分進入小區的監控範圍。他在小區裏遊**，還坐在草坪上休息了片刻，監控捕捉到了他迎麵騎車時的身影，他的臉出現在了物業的監視屏幕上。
這是一個瘦小的中年男人，皮膚黝黑，半個腦袋已經禿了，上身穿一件灰藍色格子襯衫，塞進下身的黑西褲裏。畫麵清晰度不高，可以大概判斷長相，他有一雙小眼睛，瘦長臉，大腦門。
小區大門口的保安室距離案發地隻有七十多米，中午時天氣炎熱，曬得人睜不開眼。監控畫麵裏，水泥地甚至在反光。街道空曠，沒有人注意到，甜甜流著眼淚在街頭奔跑。
根據小區的監控視頻，技術處圖像偵查大隊發現了禿頭男人的軌跡。猥褻甜甜那天，男人離開小區時，他的電瓶車上多出一個白色塑鋼窗，他沿著緯四路直行，消失在路的盡頭。
緯四路很短，前後隻有一公裏，有兩個小賣部，一家摩配行，幾個髒攤。路的盡頭是一片棚戶區，是煤礦和配套的機械廠的家屬院，廠子早就倒閉了，棚戶區也麵臨拆遷。這裏仿佛是一潭死水，散亂地排列著搖搖欲墜的二層小樓和破敗不堪的平房小院。這裏很少有偷竊案發生，因為實在沒什麽值得偷的東西。犯事兒的人也不會躲在這裏，如果要抓人，我們都不用破門，低矮的院牆一翻就過去了。
我一年要來這裏幾趟，主要是處理留守老人的死亡事件。從裏麵抬出來的，可能是獨居酗酒的男人，也可能是慢慢病死的老人。好多時候，屍體放了很久才會被人發現，有一次我去幫忙收屍，發現死者隻剩一具白骨了。
棚戶區裏有一片廉租房小區，裏麵配備了停放電瓶車的停車房。我繞著回字形的廉租小區兜了兩圈，沒發現那輛半新的紅色電瓶車。我想到男人車上多出來的塑鋼窗，找小區內的門窗店詢問是否被盜。小區內沒有失竊事件，店主說，男人車上的其實是個紗窗，一般裝在室內，不值什麽錢。
到處都找不到線索，我讓一個同事在小區後門借了一套保安服，扮保安守著禿頭男人；讓另一位同事，騎著所裏一輛無人認領的失竊摩托車，穿著油膩的迷彩服，帶上一頂黃頭盔，假扮摩的司機，去緯四路中段觀察。
和同事去附近一家摩配店歇腳時，我順手把手機上保存的監控截圖遞給店老板看。
老板的女兒小胖妞剛放學回家，她放下書包，伏在老板寬大的後背上湊熱鬧，突然叫：“這個爺爺上個月還抱過我呢！”
一個月前，也是中午1點前後，小胖妞去上學，在緯四路上碰到這個“爺爺”。他從左側摟住了小胖妞的肩膀，環過來的手臂摸向她胸口，“小姑娘，這附近哪裏有廁所啊？”
小胖妞一抬頭，看見“爺爺”的禿頭。她掙紮了一下，沒有脫身，左肘用力往後一頂，男人吃痛，放開了。
老板愣了一下，立馬就急了：“你咋不跟爸爸說呢！”
案件沒有任何進展，卻又出現了一個受害人。
向副所長老張匯報時，我把從小區物業調取的監控錄像截圖貼在白板上。張所看著截圖沉思了一會兒，轉身離開會議室。回來時，他手裏拿著一本黃皮卷宗，邊緣已經卷頁了，封麵上寫著《陳靜被侵犯隱私案》。
2014年春天，市中醫院的女醫生陳靜來報案。下午2點多，她上廁所時總覺得哪裏不對勁，卻說不上來。在用衛生紙時她低了一下頭，隔板下方的縫隙裏露出了一雙小眼睛。
陳靜尖叫著提起褲子，與此同時，旁邊隔間的門被直接撞開，那人衝出了廁所。張所調了走廊的監控錄像，發現一個禿頭男人在中午12點進入女廁所，直到2點多才逃命似地飛奔而出。
張所查看了過去30天的監控錄像，禿頭男人至少在20天裏，頻繁出沒於醫院各個樓層的女廁所。很多人反映經常在醫院看到他，但沒人清楚他是哪個科室的病人。
醫院加強了巡邏，女醫生、女護士們開始結伴上廁所，來到廁所首先要看一下隔壁有沒有陌生人。
那時候監控覆蓋率還比較低，張所成了醫院保衛科的常客，每天中午他都要抽出兩小時蹲守。守了一個月，除了這個男人的禿頭和綠豆眼，再沒發現其他線索。
張所判斷“人‘驚了’，跑這麽快，還是撞門跑的，必然是個慫貨”。他堅信當年自己沒抓住的偷窺者，和猥褻案的嫌疑人是同一個。
張所希望聯係小學校長，核實案件的時候順便讓校長找學生們指認。他覺得條件已經比較明顯了，現在遲遲抓不到人，需要挖掘新線索。
我擔心這樣會引起恐慌。轄區裏就這麽幾萬人，調查一旦擴大，難免會傳出各種風言風語。當年醫院女廁所裏發現偷窺者以後，醫生護士見到張所就問人抓沒抓到，張所壓力不小。因為氣氛緊張，嫌疑人也變得更精了。
更糟糕的一種結果是，嫌疑人可能因為受到刺激，做出更極端的事情。去年就有一個14歲的女孩被人開車帶到了山上，兩人在爭鬥的過程中，嫌疑人從猥褻強奸轉化為殺人。我們到現場時，車裏滿是抓痕和鮮血。
張所找了這個禿頭男人4年，現在他又現身了。張所拿上監控錄像的截圖，坐上所裏的老帕薩特轎車，準備去學校親自尋找線索。我趕緊站到車前攔著。
“你想抗命嗎！”張所生氣了。
“我就是要抗命，我覺得你做得不對！”我和張所在派出所門口吵了起來。
真要拿著截圖讓學生們指認，那個禿頭慫貨肯定又會“驚”了。到時候人抓不到，一堆家長跑到派出所來要人，事情就麻煩了。為避免引發恐慌，我認為在鎖定嫌疑人身份之前不應該太過高調地調查。
雖然我們早就囑咐的學校老師，千萬別往外泄露猥褻案件的情況，以免打草驚蛇或者引起家長們的過分恐慌。但傳言哪裏控製得住，原本放學時門口隻有幾個稀稀拉拉接孩子的家長，在案發後第二天後，學校門口天天水泄不通。
最後我們一致認為在鎖定嫌疑人身份之前，不應該太過高調地調查，這樣太容易暴露我們的調查行動。
但結果出乎我們意料，更多受害者逐漸被發現。
2017年2月的一個下午，天氣尚冷。和甜甜同一個學校的雙胞胎姐妹走在上學的路上。一個穿黑色大衣的男人從姐妹身後趕了上來，沒走幾步，他突然轉過身，攔住了姐妹。他解下扣子，敞開大衣，褲子從腰部滑落到了膝蓋。姐妹倆被嚇壞了，立馬往學校跑。很長一段時間裏，她們都沒有提起這件事。家長隻是突然發現女兒們總纏著大人要求接送。她們現在隻記得，男人有個亮光光的腦門。
調查期間，我在民政局碰到了值班的周姐，她是我同事的妻子。周姐見到我就問：“聽說你們在找一個變態，能給我認認不？”
我把手機遞過去，周姐看了一會兒，搖了搖頭，“看著特眼熟。”
回所裏沒多久，我接到周姐回複：禿頭男人也騷擾過她。
2017年11月，下午五點多，天剛擦黑，周姐剛走出區政府大門還沒多遠。她回家的路線是一條直線，路上沒什麽人，她一邊走一邊注視著金黃色的梧桐樹葉。前方十來米處，迎麵過來一個中年男人，半禿的腦袋，小眼睛，穿一身正裝，看上去和周姐一樣，像剛下班的公務員。兩人錯身而過，男人快速伸出右手，在周姐屁股上重重掐了一把。周姐又羞又惱，回頭找人的時候，男人已經快步走出老遠，周姐眼睜睜地看著他用同樣的手段，又騷擾了一個提著菜籃子的女人。
周姐本來想大叫“抓流氓”，但這裏離單位很近，她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那個提菜籃子的女人反應很快，剛被騷擾就立刻破口大罵，罵聲響徹整條馬路。男人撒腿逃跑了。
派出所會議室的白板上，除了監控錄像截圖，又多了幾行字，是嫌疑人的側寫分析信息。
年齡：45～60歲。
穿著：有一定經濟條件。
作案時間：多數中午。
神態：騎車搖晃，似飲酒，無業。
電瓶車：活動範圍不超過方圓十公裏。
活動範圍：廉租小區，鐵南社區，新建社區，三萬人口。
相同年齡段：六千餘人。
例會上，四個警組的人坐在一起討論，不少同事都有兒女，心裏憋著氣。
有人拿來一張男人的照片，這人住在棚戶區，有強奸前科，放出來後又兩次嫖娼，但是隻有40來歲，太年輕了；一個管戶籍的女民警說她家附近有個老頭，沒事經常說一些下流話，我們看了看身份證照片，又太老了；三警組老黃給我提供了一個有前科的男同性戀的資料，我一看，太扯了，更不符合。
我拿著截圖，叫上搭檔來辦公室，準備用整個下午的時間人工比對犯罪嫌疑人照片。我從警務係統中下載了轄區內符合年齡和性別條件的六千多張照片，準備了幾包檳榔。我們仨一人一台電腦，每人比對兩千多張。電腦上一頁顯示二十來張照片，每人要翻看上百個頁麵。
檳榔嚼了一塊又一塊，我們汗流浹背地盯著電腦屏幕，眼睛幹澀、生疼。
“我操，你們看這人是不？”
“像，真像！”
“你倆瞎啦？這是宋老板！”
我們眼睛疲勞，記憶力也出了問題，覺得這個也像，那個也像了。又堅持看了一個多小時，所長進來了，遞給我一張《呈請技術偵查審批表》，“填好了交給市局，那邊我打過招呼了，給我們優先做人相比對”。
我歎了口氣，開始填表。上一次申請技術偵查還是為一個販毒案件，等審批的時間太長，一般得一個月。而那個禿頭男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整天騎著紅色電瓶車四處遊**，隨時對路人出手，如果他越來越大膽，可能就不止是猥褻偷窺案了。
傍晚，派出所食堂。這裏是我們的“第二案件研討室”。食堂大師傅煮著麵條，倚在操作台邊給我們出主意，“這人既然騎電瓶車作案，那活動範圍肯定不大，努把力，有戲。”
“側寫後涉及地域多大？”我突然靈光一閃。
“方圓不超過十公裏。”
“這個老寡男肯定要吃飯。師傅，你天天買菜去哪個菜市場？”
“這附近就一個菜市場啊。”
第二天早上7點多，我和兩個同事穿上便衣，扮成來菜場買菜的人，混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菜市場麵積不大，長條型，左右兩排台子，中間一條過道，除了兩端沒有其他出口。在這種接近密閉的空間裏，最合適的是“二段式”抓捕——兩頭和中間各留一人，三人可互相觀測到位置和距離。一旦目標出現，兩頭直接堵。
我們仨融入買菜的人群中，通過眼神和微信群交流， 8點差一刻時，我手機響了，“目標，紅車，進菜場，衣同監，靠攏。”
同事的意思是：目標從我這邊出現，進入了菜市場，推一輛紅色電瓶車，衣著和作案那天監控錄像中的一樣，我們馬上從兩頭靠攏。
那個禿頭男人正在蠶豆攤前挑菜，電瓶車停在他身後。一個同事走到攤前，站在他身旁假裝要買蠶豆，從側麵確認嫌疑人。確認沒錯，他朝我點了一下頭，用餘光觀察我和男人之間的距離。到了僅有一臂長時，他把手裏的蠶豆一放，抓住了男人的右手，並向後折他的胳膊。幾乎同時，我也以同樣的動作抓住他的左手。男人輕微抬了一下胳膊，就放棄了反抗。
我掏出警官證。另一個同事拔下紅色電瓶車的鑰匙，掏出手銬，給他上了背銬。男人渾身癱軟，走路的腳步有些踉蹌，被我們架著離開菜市場。
“警察辦案！一個扒手而已，都別拍了啊！”菜市場的人流隨著我們的前進自動分開。同事騎著男人的紅色電瓶車緊隨其後。
一進派出所大門，禿頭男人就開始哭，口裏不停說“給我個機會”。搜過身，進入拘留室，他除了哭，沒說過其他話，任由我們把他按在審訊椅上，固定住手腳。
他的身份很快被核實出來。他叫餘濤，55歲，離異，國企員工。2015年廠子倒閉，一次性買斷工齡後退休，住在緯四路盡頭的棚戶區。
餘濤的廠子是礦業集團旗下的新莊礦，從50年代建礦以來，這裏一直是全區最大的工業企業，巔峰時期有多達2萬工人，還擁有十多家配套生產企業。隨著煤炭資源逐漸枯竭，傳統的煤鋼產業走向沒落，2017年關閉之後，留下一大批下崗工人。破落的廠房隻剩斷壁殘垣，牆皮剝落，像風燭殘年的老人。
餘濤的生活軌跡很固定。每天早晨起來，他往腋下夾一個皮包，裏邊裝一疊數額不菲的錢，手機塞進皮套別到皮帶上，打扮得有模有樣，騎紅色電瓶車去菜市場買菜。他把菜拎回家，做好飯，再到市二醫院照顧90歲的父親，中午回家喝點兒酒再出門遊**。
從監控錄像中，我們掌握了他遊**的路線。他習慣先到市中醫院裏轉一圈，如果醫院裏沒有“目標”，他再到附近的學校周邊轉轉，最後經過甜甜家的小區。四年來，他總是按著這條路線遊**，全長不超過五公裏。他偶爾出手騷擾成年女性，甚至猥褻未成年人。
我先問他，以前犯過事嗎？《刑訴法》規定，五年內重新犯罪要從重處理，嫌疑人“前科”是我們首先要偵查的。
餘濤隻說，“以前當領導的時候，犯了點小錯誤，”就再不開口了。說話的時候，他被審訊椅箍住的雙腿在微微抖動。
我們從法院調來資料顯示，餘濤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1990年，27歲的餘濤當上了車間副主任。那年，他和妻子剛有了女兒，僅靠他一人工資，日子過得緊緊巴巴。車間副主任每月要填寫生產計劃報表，車間按需領取生產零件，多出的零件就放在倉庫裏落灰，隻有偶爾缺件了才會被人想起，並隨意提走。餘濤曾通過虛報生產計劃、私自銷售多餘的零件，非法獲利四千元。他返還了贓款，求領導網開一麵，保住了工作，但從幹部變成了普通工人。原來手下的工人都不喊他“餘主任”了。他適應不了，生活中隻剩油膩的車床、車不完的零件、時不時紮到手的金屬毛刺，還有工人們的取笑，“領導，你會不會幹活啊？”
坐在審訊椅上，餘濤連說了幾聲，“太丟人了”。
妻子對他愈發冷漠，餘濤發現自己**了：“我最後的溫暖也沒了，回家……就好像進來的是一團空氣。”
2001年，餘濤離婚，女兒跟了妻子，他得到了棚戶區的平房。“離婚後我好像一下解放了似的。”餘濤說。
餘濤交待前科時，同事推門探頭進來說：“通知受害人了，準備做辨認筆錄吧。”
我斜眼看了看餘濤，他低著頭，腿抖動的幅度又大了些。他喘了一口粗氣，用十分明顯的口鼻腔共鳴，突然就是一嗓子：“我造孽啊！你說我這人，本來好好的，怎麽就混成了這樣！”緊接著他扭曲的表情一滯，“會怎麽處理？”
我知道餘濤在做試探，辨認遲遲沒來，他可能以為我們在詐他。
“那就要就看你表現了，肯定要拘留了，現在爭取個好態度。”
“拘留多少天，多久放出來？”老餘不大的眼睛一亮。
“得看領導批示。”
同事笑眯眯地看著我，我知道他想說“你夠陰的”。
2015，《刑法修正案（九）》中單列了一個“猥褻兒童罪”，甜甜、小胖妞、雙胞胎姐妹，加上陳靜醫生、計生辦周姐的筆錄，餘濤足夠刑拘了。我也沒說錯，“拘幾天放出來”的前提得是檢察院不批捕。
餘濤的腿不再顫抖，這不是個好信號。我馬上給群裏發微信，“問完辨認筆錄迅速上傳，急需閱卷，這邊‘堵’了。”
審訊室外，受害人們先後在印著餘濤頭像的辨認筆錄上簽字了。在轄區裏遊**了四年的禿頭中年男人就是他，四個受害者不可能同時認錯人。我在審訊室裏看到剛在係統中上傳好的六份筆錄，心裏有底了。
這時，餘濤開始了表演。
他說自己那天中午喝了點酒，因為尿急，在小區裏找不到廁所，就拉著路過的甜甜說，“爺爺要上廁所，你給我看著別來人好不好。”
張所進來了，聽見那句“上廁所”，忍不住要罵人，我趕緊給他使眼色。我倆走出訊問室，張所提醒我，“一共有六份辨認筆錄，零口供也能辦了他，但盡量不要這麽做”。
我找搭檔扮黑臉，搭檔走進審訊室，嫌我審訊慢，抱怨：“哎呀，你拉磨呢！”
他圍著餘濤的鐵椅子走了一圈，點亮手機看時間，屏幕上是他和閨女的合影，角度剛好能讓餘濤瞅見。他長長歎了口氣，這是商定好的信號。緊接著，他喘著粗氣，雙眼圓瞪，臉幾乎貼到餘濤臉上，怒吼：“你他媽是人嗎！”
我趕緊上前，把他強拉出訊問室。
“你別他媽拉我，我要打死他……”接著門外傳來“你他媽冷靜點！”的製止聲。在異常安靜的訊問室裏，刺耳的嘶吼叫罵聽得一清二楚。
餘濤的額頭被汗水覆蓋。
“老餘，派出所門口現在全是找你討公道的學生家長。”
餘濤腦門的汗滴了下來，即使開著空調，冷風也不能阻止豆大的汗珠滾落到老餘的眼睛裏，他想要抬手擦，可手正被審訊椅緊緊地箍住。
同事拿著一張紙進來坐下，說“拘留證下來了，局長親自批的。你今天說不說都得進去了，留給你交代時間不多了。”
“我能請求兩件事嗎？”餘濤要交代了。
餘濤要求，告訴和他搭夥過日子的女人，自己是因為盜竊被捕的；他還不想被當麵指認，進審訊室的時候，他注意到了隔壁就是辨認室。
“警官，你能了解我那種痛苦嗎？”餘濤變得健談起來，憋了這麽久，第一個傾訴對象竟然是審訊他的民警。
一年夏天，被**折磨得夠嗆的餘濤終於去了中醫院看病，他在掛號處徘徊了半天，始終沒有下定決心去掛男科。他認為自己是個領導，不該像現在這樣妻離子散，獨身看男科病。他去廁所洗臉，想冷靜一下。在廁所附近，看見了穿著短袖白大褂的女醫生。
他在醫院的長椅上坐了半天，直到中午，看著就診的人逐漸散去。女廁貌似沒人了，他做賊一樣閃身進了女廁所，蹲在廁所的隔間裏，擰上了門。餘濤當時異常興奮，持續了沒多久，他從門縫看到一個女醫生有說有笑地打著電話，蹲在了自己隔壁……
後來兩年時間，他經常去醫院女廁所，一般選擇檢驗科和醫院行政中心所在的樓層，因為女醫生多。他躲在女廁所裏，一蹲就是幾個小時。再後來，女廁偷窺也無法滿足餘濤的變態心理，他的行為愈發不受控製。
“你怎麽天天都穿著襯衣西褲呢？習慣？”
“也不是，這樣穿讓我心理覺得，自己還像領導個似的。”
我問餘濤怎麽不去嫖。他笑了：“我怎麽能幹這種事情？”餘濤想，即使去嫖娼發泄，也會受到小姐的嘲笑。之後又補了一句，“我好歹也是……”。我猜，後麵他咽回去的那句，是“當領導的人。”
我反問他：“你不能幹這種事情，就能猥褻兒童嗎！”
餘濤不敢說話了。
進入看守所後，餘濤和獄友聊天才意識到猥褻兒童是重罪。他覺得自己這麽痛快地認罪“太虧了”，就以刑訊逼供的名義，寫了份檢舉材料。
5月25日，檢察院的人來派出所調查核實情況，我提供了全部的詢問錄像。檢察院的人笑了，“就知道那家夥是扯淡的。”
餘濤除了一個外地工作的哥哥和躺在醫院的父親，沒有其他家人。我隻好通知他前妻來簽刑拘證。
餘濤前妻和他離婚十七年了，那天母女倆一起來到派出所。前妻說：“這個人不行，當年‘低級錯誤’被開了。”她評價餘濤，在外麵一個樣，在家一個樣，是個“雙麵人”。女兒坐在媽媽旁邊，表示沒什麽可說的。簽完字，母女倆扭頭就走了。
和餘濤搭夥過日子的女人也來了。我告訴她，餘濤涉嫌猥褻兒童時，女人笑了。我把刑拘證給她看，她沉默半天，她對餘濤的評價跟前妻高度一致。
第二天，同居女人又來了。旁敲側擊地問，餘濤個人物品放在哪個地方，尤其是退休金。她不太關心餘濤能不能出來。
餘濤被捕的那天晚上，因為一直惦記著他在甜甜家小區裏拿走的塑鋼窗，我就去了他在棚戶區的家。
棚戶區環境惡劣，全是地下水溝，夏天臭得要死，大部分人都遷走或申請廉租房去了。餘濤家左右的老鄰居早被兒女接到市區生活了。
他家院子裏開辟了兩塊地種菜，其餘地方全是雜草。屋裏破敗，桌子上擺著剩飯剩菜，酒瓶子，舊電視旁的影碟機上，放著一張碟片，印著一個**和“最新日本A V”的字。那個被門窗店主說不值錢的塑鋼窗，就擺在客廳一個壞了的窗戶旁。
我問他，“那次作案結束之後怎麽車上還多了塑鋼窗？”
餘濤說：“啊，那是我在路邊撿的，覺得也許家裏用得著。”
去餘濤家勘驗前，我囑咐和他搭夥過日子的女人，家裏的東西先別動。後來我得知，自從女人打聽完餘濤的財產，她就再也沒回過那個家了。
餘濤進去之後，還是沒有停止自己的表演。他被判了兩年半，幾乎每個月都會給駐監獄監察部門寄去申訴材料，內容無非是他在公安局遭遇了刑訊逼供以及恐嚇。
“你們怎麽看？”我曾試探著問檢察官。
檢察官說，這種花案犯（指性犯罪者），在監獄裏挺被人瞧不起的，但是餘濤還總在裏麵端著架子，說自己當過領導，不是這樣的人，稀裏糊塗喝多就成了猥褻犯，再被警察一嚇唬就交代了。
“他天天一筆一劃寫申訴材料，好像真有冤屈似的，謊話說一千遍自己都信了”檢察官說完都樂了。
在這個南方小城，餘濤曾經是活得很體麵的人。27歲當上國企車間主任、家庭美滿。偏偏意外出現了。此後三十年，他生活每況日下。
餘濤的問題不是運氣太差，而是每次出岔子時，習慣於為自己開脫。他把貪汙說成“小錯誤”，還在看守所誣陷警官“刑訊逼供”，試圖否認罪行。
餘濤沒有意識到，把他推向深淵的人，就是自己。
貪汙事件後，餘濤還能當工人，每月領三千元退休金。但他忘不了當領導時的“身份感”，他認為自己憋屈，用一種最錯誤的發泄方式，又一次打碎了自己的生活。棚戶區裏的多數人都搬走了，剩下很多生活垃圾。餘濤也把自己活成了沒人要的垃圾，像那個撿來的塑鋼窗。
生活可能是潭死水，但從水中掙紮起身的人，往往靠的是自己的審視和規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