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替身
2019年5月，我去北京聊專欄稿件。三天後，我卻意外接到所長的電話，讓我“立刻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趕回小城。鄧所長從小鐵盒裏拿出鑰匙，擰開保險櫃，取出一個黃色牛皮紙文件袋。上麵用馬克筆寫著四個大字——“實名舉報”。裏麵是一封手寫的舉報信，字跡認真，足有一大摞，信紙邊緣起了毛邊，看來很久前就寫完了。
舉報人稱：1998年6月，他被三個歹徒襲擊，顳部骨折，身中三刀。一年後，他的大舅子被同一夥人砍斷手，重傷去世。當年的辦案民警為歹徒充當“保護傘”，行凶者至今逍遙法外。
信裏提到的人，今天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信裏提到的警察已經去省裏當官了；提到的凶手則是小城餐飲業的龍頭老大，身家千萬的方大江！
“我立了軍令狀，指派你當第一責任人。”鄧所長說，“案發那年你才五六歲，不管最終這封舉報信調查出什麽真相，都和你沒關係。需要我協調的，盡管開口。大膽地查！”
沒想到就因為年紀小，我成了這起陳年舊案的負責人。我盯著舉報信，似乎在凝視一座看不見底的深淵。
我翻到舉報信的最後一頁，落款是“朱桐”。是市醫院急診科的主任朱醫生？我的老熟人！
朱醫生一米八大個兒，胖得像個彌勒佛，成天笑眯眯的，是從醫幾十年的老醫生。急診科值班室就在我們警務室隔壁，他經常端著茶杯找我聊天。有次我出警被人打傷，他淩晨2點爬起來給我寫病曆開藥。平時隻要他值班，掛號、繳費的程序全免，朱醫生直接帶受傷的警員去處理。
我沒想到，他的身上竟然還隱藏著這麽大的冤情。心裏異常沉重。
“這件事在我心中隱藏了21年。直到今年，八十多歲的老父親病危時說看不到真凶落網，死不瞑目。”朱醫生在舉報信裏提到：當年辦案的所長（已病故）被授意壓案不查，一年後升遷至刑警大隊長；辦案民警劉城也升任巡警副大隊長。他被砍傷後，最先接觸的就是劉城，正是這個人帶他做的傷情鑒定。
我隻能先從劉城查起。離開鄧所長的辦公室，我立刻去了分局。
劉城個子不高，滿頭白發。當時他剛洗漱完，正準備上班巡邏。我沒有客套，直奔主題：“1998年，朱醫生被砍，是怎麽回事？”
“21年了，我辦了多少案子，這哪能想起來。”劉城笑了。
“怎麽會？”我沒想到劉城會說不記得，“一個醫生被砍，這事不算小吧？再說，當年都知道是誰幹的。”
劉城表現得很不耐煩：“90年代那麽亂，警察被砍都不算新聞。你那會兒才幾歲，不知道這裏麵的情況。總之，應該有過這個案子，至於鑒定是不是我帶他做的，想不起來了。”
“老所長、老領導都死了。想找真相，你找死人問去吧！”劉城丟下一句話，轉身走了。
我一個人在他辦公室，不知所措地杵在原地。
下午，鄧所長讓我約劉城在市局司法鑒定中心見麵，一起找朱醫生當年的鑒定結果。隻要有原始鑒定在，就能真相大白。劉城勉強答應。
其實去司法鑒定中心前，我挺興奮的，畢竟自己可能接手了一個大案。但是所長潑了一盆冷水：“真不知道你開心個什麽勁，這個案子查實了，要處理自己人！”
司法鑒定中心像醫院，刺鼻的消毒水味、走動的白大褂。隻不過穿的白大褂是警察。我填了調檔表，像等待宣布成績的學生一樣，緊張地等著。
這裏最早的鑒定文書可追溯到70年代。黃皮紙檔案袋存放在恒溫恒濕的庫房裏，拿在手裏冷冰冰的。我要找的鑒定結果隻有作業本那麽厚，封麵發黑，寫著“1998.6.21故意傷害案”。
我小心地翻開，劉城也湊過頭來看。老卷宗紙都粘在一起了，發出“滋滋”的聲音。第一頁是《呈請傷情鑒定委托書》。案情和舉報信裏說的一模一樣。隻是朱醫生把案發時間寫錯了。
“被害人朱桐自述，1998年6月21日，在郵電局門口被數人砍傷，左顳部有約為7厘米的頭皮撕裂傷，腹部有三處利器捅傷。綜上所述，經辦案單位申請，我單位受理，朱桐的傷情構成輕傷。病曆附後。”
我略過發黃的病例和X光影像，翻到辦案民警的簽字——“劉城”。
“是我的筆跡。”劉城皺起眉頭。
回所裏的路上，我把車開得飛快。想盡快找到案件的卷宗，了解砍傷朱醫生的方大江接受了什麽處罰。我對方大江很有印象，他發跡前是我們轄區的老住戶，後來生意遍布全市，商圈、美食街、居民區裏都有他的飯店和超市，連我媽買菜都繞不開他的生意。
方家是納稅大戶，和各級政府有著相當不錯的關係，市中心的商業廣場就是他和首富王景合夥做的，整個商場各個樓層的店麵由方家開發，市值近一個億。
前幾年沒開始掃黑的時候，方家工地連工人和包工頭都混得非常囂張。有次工人和周圍居民起了衝突，一個農民工動手打了人。派出所把人傳喚走，幾十號民工連同兩個包工頭開著奔馳就到派出所門口來要人，說自己帶回去處理。最後是方大江和區裏的人一起過來才平息事件。
存放重點人口卷宗的檔案櫃就在我辦公室，全區近三百名前科人員的檔案都在。泛黃的登記卡上，方大江還是梳著分頭的瘦弱年輕人形象，穿白襯衣黑西服，紮條大紅領帶，很有年代感。方大江生於1972年，履曆一欄上寫著“1998年6月，因毆打他人被治安拘留七日”。治安拘留？沒有搞錯吧！
除了這次治安拘留，方大江還把前妻的老板打成了手臂骨折，因此坐過一年半的牢。而他連砍兩人一死一傷的案子，絕不應該隻是拘留。
我想過其他可能，也許方大江在1998年6月不止犯過一起案子，七日拘留的處罰不是針對朱醫生被砍案的。但我知道，這樣的巧合微乎其微。我終於意識到，這次的調查可能是個刀刃向內的苦差事。如果辛苦追尋的真相，導致自己人被處理，我以後還怎麽混？這又是督辦的案子，不可能蒙混過關。
第二天，我頂著黑眼圈，向鄧所長匯報。鄧所長黑著臉，眉頭擰成了疙瘩，從腰間摘下鑰匙，帶我去尋找1998年6月的出警記錄和原始案卷。6月17日，是一起故意傷害案；6月30日，是一起盜竊案……我在檔案櫃前尋找了了好久。
奇怪的是，1998年6月21日，朱醫生被砍案的卷宗——消失了！
鄧所長立即帶我去分局找鄭舟局長求助，然而分局後勤處的人說，他們隻保存了2005年以後的檔案，之前的由派出所自行保存。
“敢情05年以前，你們都是給國民黨幹的？”鄭局長很生氣，猛抽了好幾口煙。鄭局長和鄧所長讓我出去，倆人關上了門。
事情複雜了。當年的辦案民警劉城讓我去問死人；方大江給朱醫生造成一級輕傷，卻隻被不痛不癢地拘留了七天，朱醫生大舅子胡鵬的死因不明不白；當年的卷宗，既不在派出所，也不在分局。
一切都在指向最不好的結果——21年前，案子有“內鬼”。有警察徇私枉法，重罪輕罰。而深夜行凶的方大江，如今卻成了小城裏的納稅大戶、官員們的座上賓，這豈不是官商勾結黑幕重重？
我突然開始擔心，“內鬼”是不是已經知道了我正在調查？他會不會已經通知了方大江？
所長把我叫回屋裏，“你找朱醫生談一份筆錄，問清楚每一個細節。”所長提醒我：“卷宗的事兒，要嚴格保密。”
回派出所的路上，我們碰巧遇到了朱醫生。他還是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蔣警官，你臉色怎麽這麽難看？”
我湊過去讓他低下腦袋，小聲說：“信收到了，我想了解一下詳細情況。”
朱醫生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重重地點頭。我把他帶進詢問室，他急切地問：“這個案子是不是你在查？”
見我點頭，朱醫生笑了：“那我就放心了。你不認識那些人，辦案沒有顧忌。”隨即他臉色一沉，壓低聲音說：“你可要小心，那些人手段黑著呢！” 朱醫生抬起頭看著天花板，歎氣說：“整整21年了啊。”
1998年6月21日午夜，朱醫生和大舅子胡鵬在郵電局招待所的飯局上，喝得東倒西歪。醫院家屬樓在一公裏外，兩個醉漢踉踉蹌蹌地步行回家。
如今那裏是區國稅局，有個停滿豪車的汽貿市場。但當年，除了郵電局大樓上亮著的燈火，四周都是破舊的瓦房和居民樓，一片漆黑。郵電局大門前有個納涼用的八角亭，晚上總有醉鬼橫在那。
那晚醉眼朦朧的朱醫生看見涼亭的長椅上坐著個年輕漢子，身邊放著一件用報紙裹著的東西，他以為那是個剛下夜班的工人。幾秒鍾後再次看向涼亭，他發現漢子不見了。隨後就是一陣劇痛傳遍全身，他聽到胡鵬在喊：“方大江你幹什麽！”
這是朱醫生最後的記憶。
胡鵬後來告訴朱醫生，那人當時扯下報紙亮出一把寬背大砍刀，衝過來就往他身上掄。旁邊的胡鵬嚇了一跳，嚎叫著跑向公用電話亭報警。回來時，凶手不見蹤影，朱醫生臉朝下趴在地上，腦袋被砍出一個能看見顱骨的大口子，腹部血流不止，現場隻剩下幾個路人在圍觀。
兩天後朱醫生才蘇醒。當時還是派出所民警的劉城來詢問案情，目擊者胡鵬跑了。朱醫生能提供給警方的隻有一個名字——方大江。
一周後，病房來了位不速之客。分局協警李軍提溜著兩罐奶粉、一個果籃，來替方大江說情。連同歉意帶到的，還有方家人湊的二千塊錢。李軍是個很特殊的協警，當時的李副局長如今在省裏當官，是他爸。
他對朱醫生說：“真追究起來，你抽粉的大舅子也得進去，何必兩敗俱傷呢？”
朱醫生聽出來了。李軍知道他大舅子胡鵬吸毒的事，這是在拿這事威脅他。不久後，朱醫生聽說負責這個案子的兩個民警，當時的老所長和劉城，都被提拔了。至於案子，再也沒有人找過他，他一直不知道處理結果。
朱醫生心裏明白了：方大江能說動李副局長的兒子說情，指不定還有多大能量。他認定，兩個民警的升遷，一定和自己的案子有關。他萬萬沒想到，就在1999年夏末，避過風頭的大舅子——毒鬼胡鵬，也被方大江砍了。
那天淩晨三點，化工廠單身宿舍二樓靠樓梯的房間裏，喝了酒的胡鵬被一陣敲門聲吵醒。他摸黑走到客廳開門，麵前站了個黑乎乎的人影，蒙著麵。昏昏沉沉的胡鵬瞬間清醒了，抱頭往回跑。黑影身手更快，一道白光揮來，胡鵬用手護頭，右手傳來一陣熱辣。
他把黑影踹了個趔趄，想伸手關門。透過月光，胡鵬看見自己右手四個手指被齊刷刷斬斷，隻剩了大拇指。他顧不得劇痛，一腳將門踢上。樓梯傳來一陣響動，那個黑影跑下樓了。走回臥室短短幾米，胡鵬用盡了全身力氣。他用搭在衣架上的白背心裹住傷口，打開抽屜，拿出個小玻璃瓶和一次性注射器，最後吸了口毒品。
趁著藥勁還沒散，他走到市醫院。正在值班的朱醫生見到疼得滿頭大汗的胡鵬，嚇了一跳，眼淚掉下來了，“又是他們？”胡鵬艱難地點點頭。
朱醫生抓起電話要找人。“別！千萬別！算我求你了，趕緊給我處理一下。” 胡鵬的右手劇痛無比，好不容易吭哧出一句完整的話。
“你這樣會出人命的。我給骨科打電話，你馬上住院！”朱醫生也急了。
“我求你了，給我處理一下。別的醫生知道了肯定要報案，那些人我們得罪得起嗎？”胡鵬哀求。
朱醫生蹲下來，胡鵬用背心包著的右手還在往外滲血，他看到朱醫生腦袋左側頭發下麵隱約可見的一道蜈蚣似的刀疤。兩個人互相看著，抱頭痛哭。
朱醫生感到徹底的絕望。他救死扶傷這麽多年，在本地也是體麵的人物，如今被欺負成這樣。向上級舉報嗎？指不定會招來新的報複，自己端的是鐵飯碗，朱醫生不敢。
熬了小半年，胡鵬因為感染引起的敗血症死了。他被砍掉的手指之前用塑料袋包好埋進了祖墳，胡鵬去世後，就挖出來和屍體一起火化了。
這件事在朱醫生心裏結成了一個疙瘩，一直沒解開。
幾小時的講述中，平時彌勒佛一樣笑嗬嗬的朱醫生涕淚橫流，讓人心裏十分不好受。我和鄧所長對視，心裏愈發認為這事不是假的，必須查出真相。在那一瞬間，我作為警察覺得挺對不起朱醫生。派出所說不定就出了個“保護傘”，他伸冤無門，隱忍了21年。我要是朱醫生，肯定恨死警察了。
“別哭了。這次重啟調查，我肯定給你一個結果！”我掏出紙巾寬慰朱醫生。
“這次，可千萬不能漏氣啊！”朱醫生臨走前，反複叮囑我們。
送走朱醫生，鄧所長問我這事打算朝哪個方向查？我擔心如果真的有“內鬼”存在，方大江遲早會知道，到時候我們就不知道他會做什麽準備了。既然相關人都在明麵上，直接傳喚他好了。
啟動調查的第三天上午，我和鄧所長穿著便服驅車來到市中心的別墅區。這個小區的構建非常有意思，雖然在繁華的商業街，卻被高大的行道樹隱藏。我們開著車找小區門，卻幾次被高大的圍牆攔住去路。兜了好幾圈，我們才找到小區的停車場。成排的豪車裏，沒有方大江的車。他名下有不少豪車，但平時出門隻開二十來萬的白色雅閣。他這輛雅閣非常招搖。我們市的車牌，“88887”屬於路虎；“88888”屬於勞斯萊斯；“88889”就屬於方大江的雅閣。方大江家的別墅，裝著兩米來寬的黃銅大門，上麵是虎頭形的門把手，很氣派，門楣上還掛著大紅燈籠。
方大江在本市勢力盤根錯節，我心中難免忐忑。我對自己說：“我是警察，別緊張，這就是一次普通的傳喚。”
敲了半天門，沒人應，連狗吠聲都沒有。小區很安靜，沒有行人，方大江家隔壁的院子裏，有個老太太在剝蠶豆。老太太說話了：“你們找誰啊？”我們說是方總的朋友，路過這想拜訪一下。
老太太笑著說：“一看就知道你們來往得少。小方他很忙，平時回來得少。”她向我們誇方大江，說他雖然不經常在這住，但每到中秋、春節，都會在酒店留幾桌年夜飯，請鄰居過去吃。
我們決定直接去市中心的方氏餐飲集團，方大江的地盤。在酒店樓下，我撥通了他的電話，隻說想當麵了解個事兒。
“警官辛苦了，我馬上到，我交代前台上菜，咱們邊吃邊聊！”電話那頭，方大江笑著寒暄。
“不用麻煩方總，就找你問個事。”我趕緊回絕。
我和鄧所長計劃，方大江一下車，我們就叫他上警車，出示傳喚帶回去。在車裏，我把執法記錄儀調成錄音模式，放在儲物格，用製服蓋住。
十分鍾後，我的手機響了，是人民調解辦公室的朱主任。
方大江在給自己“上保險”——知會熟人，找來做調解工作的“老好人”，打聽我們是不是要帶他走。我對朱主任說，就是個小事，聊幾句。
“你早說啊。聊幾句搞這麽神秘，我也過去！”沒等我往下說，他就掛了電話。
想在門口帶方大江走的計劃，失敗了。
方大江從雅閣車上走下來。他四十多歲，長臉，濃眉大眼，穿著P O L O衫和西褲，普通的板寸頭，左手腕上的勞力士很顯眼。
酒店自動門開了，瞬間湧出一股冷氣，讓人很舒服。我們一起走到大廳，還沒上電梯，朱主任一路小跑過來。他笑嗬嗬地打圓場：“方總是名人，蔣警官和鄧所長我也認識。這不巧了麽，中午談完，吃個飯認識一下，多好！”
方大江的辦公室約有五十多平方，鋪著地毯，四麵牆掛著字畫，牆角還擺著一人多高的花瓶，後麵是個巨大的書架。紅木辦公桌上，擺著電腦、文件和一本思想政治類書籍。走進這樣的辦公室，我總擔心自己被監聽。為了表現得不緊張，我強迫自己轉移注意力，盯著倒茶的女服務員看。
“方總，你的戶口似乎對不上，找你核實一下。”這其實是鄧所長臨時想出來的托詞。
“這事啊，勞煩了兩位專門跑一趟。我的身份證確實有問題。”
方大江沒有表示出驚訝，“我其實叫方小海，和我哥哥換了身份證。我被叫了幾十年方大江，還背了我哥的前科。”
哥哥變弟弟？這個意外信息，徹底打亂了我們的調查計劃。
我們壓抑著內心的震驚，反倒是朱主任“嘖”了一聲，“這是怎麽回事啊？”
麵前的“哥哥方大江”，突然變成了“弟弟方小海”。他不停地勸我們喝茶：“這個故事有些複雜，得慢慢說。”
1998年哥哥方大江砍傷朱醫生後，工作丟了。妻子覺得丟人，帶孩子回了老家。拘留出來以後，方大江去找妻子，結果和妻子的老板起了衝突，打斷人家的手臂，又蹲了一年半。
“為什麽互換身份？”我問。
“這也沒辦法”，當時父親指望哥哥方大江接班，已經把他安排進了保衛科，沒想到卻坐了牢。家裏為了解決方大江的生計，想到了換身份的辦法。當年，辦一代身份證還是自己提供照片。這哥倆相差六歲，但外貌幾乎一模一樣。方大江就拿著弟弟方小海的照片重新辦了自己的身份證，明麵上接父親班的人從哥哥變成了弟弟，其實去上班的還是原來的方大江。
方小海說這些老黃曆他不打算再提，“但一想到我孩子以後要是想吃公家飯，我這一身前科，他政審可怎麽辦呀！”說這些往事時，方小海神色如常，但隻要一提到身份問題，我和鄧所長都能聽到輕微的金屬摩擦聲，那是他手腕上勞力士手表的金屬表鏈發出的——他的手在抖。
鄧所長笑了：“這下搞清楚了。要是方總方便，來分局戶政處，問問這種曆史問題怎麽糾正。”臨走前，他讓方小海留個簽名，回去和戶籍底冊的筆跡對比。
方小海從口袋裏摸出鋼筆，用顫抖的手劃拉出歪歪扭扭的名字。“我這些年有過輕微腦梗，老手抖，不好意思了。”起身送我們離開時，方小海解釋了一句。
方小海心裏有鬼！走進電梯，我剛要說話，鄧所長示意別吱聲。這是我坐得最長的一次電梯。這個方總身上，謎團太多，我腦子一片混亂，一時半會還接受不了。
坐上警車，我想起執法記錄儀還沒關。機器已經被捂得發燙，我的手指觸碰到黑色機身，被燙得往後一縮。
朱主任站在車旁衝我們擺手，鄧所長搖下車窗，朱主任滿臉堆笑：“方總說，兩位大老遠跑來，本來想留你們在這吃個飯，但想想不太合適，他拜托我中午招待你們。”
我們假借查戶籍調查，沒想到歪打正著，有了意外收獲。但要是吃了他的飯，那可真是說不清了。
“以我個人名義請朋友吃飯，總行吧？就工作餐。”熱心的朱主任急了。
“當然沒問題。金所長認識吧？叫他一起，也熱鬧些。”鄧所長隻好說。朱主任喜出望外，到樹蔭下給金所長打電話。
鄧所長小聲跟我說，老朱是個“爛好人”：“在調解辦幹的時間長了都這樣。我們要是開車就走，鬼都能看得出來這趟不是因為戶籍的事。叫上老金，不讓他疑心，也給我們做見證。”
金所長是市中心派出所的所長，個子不高，非常能幹。他一口答應，說中午好好聚聚。朱主任帶我們坐進一家叫“一碗鮮”的飯店。我們一邊聊，一邊拿起水壺燙餐具。我拿餐巾紙擦筷子時，突然注意到紙巾一角印著“方氏餐飲”。
怎麽偏偏來了方家的飯店？接受嫌疑人吃請，這是嚴重違法違紀的大事。鄧所長臉色一變：“老朱，這好像不太合適吧？”
“那咱們換一家？”朱主任也結巴了。
金所長趕緊打圓場：“人家方總產業這麽大，全市哪都有他家的分店，這不是巧了麽。”
走出飯店時，我看見大堂天花板上的監控攝像頭閃爍著紅光，我渾身不自在，感覺方小海好像正在辦公室的電腦前盯著我們。
最後我們居然鑽進了一家火鍋店。大熱天的，全場隻有我們一桌客人，即使開著空調大家還是熱得渾身冒汗。吃飯時，我們默契地都沒談工作。
朱主任離身買單時，金所長探過身子，壓低聲音：“不是那麽簡單的吧？戶籍問題，用得著所裏兩員大將親自來查？”金所長瘦削的臉上掛著笑，盯著我和鄧所長問。聲音小得都沒蓋過火鍋湯的“咕嘟”聲。我們點點頭。金所長的為人我們十分信任。
“21年前，朱醫生的大舅子，死得冤啊。”金所長收回身子，輕輕地說了句。
朱主任買單回來，把發票交到鄧所長手裏，“明碼付賬，絕對沒問題。”
我們知道，朱主任沒什麽心眼，是被蒙在鼓裏了。但是我們如果在方家飯店吃了，再沒索取發票，事後方小海拿著監控說警察接受吃請，跳進黃河都洗不清。
朱主任說，方小海打電話給真正的方大江，說戶口問題能改了。方大江在電話裏問：“隻是改戶口？沒別的事情？”
聽到這裏，我們喜憂參半。看來老朱完全不知情，這是好事；另一方麵，當年砍人的方大江肯定知道，派出所重啟調查了。這場對21年前的案件的調查將走向哪裏，真的很難說。我在手機上打出三個字——“漏氣了”，遞給鄧所長看。
分別時，金所長笑得意味深長：“有空常來，工作多溝通。”
“下午把哥哥方大江喊來問話，沒什麽好掩飾的了。”鄧所長發動車子，對我說。
終於聯係上真正的方大江，他滿口答應，說下午準時來派出所。一中午時間，對方家兄弟和我們來說，都足夠幹很多事情。這兄弟倆家大業大，公司的律師肯定不是吃幹飯的。如果我們要重新取證調查，必需要一擊即中，不僅程序合法，更要抓住關鍵證據，不能給對方留下反咬一口的把柄。
從方大江的人身安全檢查到問話提綱，還有傳喚時間的精確把握，決不能出一點差錯。鄧所長說：“所有細節都要考慮。”
下午3點，方大江準時來了，他和上午我們見到的老總方小海長得一模一樣，隻是略胖。方大江現在也是方氏餐飲的一員，負責城北的業務，也算個老板。他見到警察十分客氣，連忙給我遞煙。我擺手拒絕，帶他到詢問室。
他把隨身的公文包放下，征得我們同意後，拿出了當年的出生證明和刑事判決書。21年過去了，真正的哥哥已經習慣了當弟弟，一時改不了口：“上午我哥說了，這些老黃曆本來不該提的。”
我們提起朱醫生，他笑了笑說，“這事早處理完了。”
他說，1998年6月21日，自己和兩個朋友喝完酒，在郵電局大樓涼亭附近休息。他坐在亭子裏，兩個朋友在破瓦房的牆根下聊天。他們在等朱醫生的大舅子胡鵬。
當年還不到二十歲的弟弟方小海說：“你們廠的那個吸毒鬼子胡鵬和我不對付，我一沒人二沒勢的，惹不起他。哥幫我給他個教訓，讓他以後收斂一下。”
方大江沒當回事，和弟弟說，都一個廠的，坐下聊聊矛盾就解決了，不用非打一架。方小海卻堅持要動手解決，說自己不想和吸毒的人坐在一起。
90年代，小城裏經常打架。隻要不驚動派出所，都不算個事。但方大江擔心胡鵬報案，畢竟是一個廠子的，追究起來很麻煩。但弟弟的一席話打消了哥哥的擔心。
方小海說：“大哥你是保衛科的，胡鵬有吸毒前科，會怕你抓他進派出所。他不敢追究的，除非他不想在廠子裏混了。給他點教訓而已，不會出事的。”
方大江是個老實人，他覺得當哥哥的，該幫被欺負的弟弟出頭。再說，教訓個吸毒鬼子，沒什麽負罪感，真要出啥事，當領導的爸爸和當警察的同學李軍都能幫忙。那時方大江二十六歲，正年輕氣盛，平時很疼愛弟弟方小海。他叫上兩個朋友喝了頓酒，帶上砍刀，準備在半路動手。
一直等到深夜他都快睡著了，兩個朋友也煩躁了，不停轉悠，朱醫生和胡鵬才出現。蹲在牆根下聊天的那兩個朋友最先看到了人。他們從方大江身邊抄起刀，沒分清人，刀子不偏不倚正中朱醫生的腦袋。
兩個朋友是無業遊民，無牽無掛，準備遠走高飛。而方大江愁得不得了，他被父親安排在化工廠保衛科工作，將來要接替父親的位置。這事要不能私了，自己要蹲大獄、被廠子開除。他找來老同學，分局局長的兒子李軍幫忙，結果李軍沒辦成事，灰頭土臉地回來了，方大江隻好跑了。李軍就把錢還給了方家人。
他跑了半年多，藏在一百公裏外的農村，幹些種地、收作物的雜活，惶惶不可終日，錢也花完了，就回來投案自首。
“我不是主犯，又主動投案自首。朱醫生不是我砍的，我還提供了那兩人的下落，就拘留了七天。”
我問方大江那兩人現在還能聯係到嗎？他說，“兩人都死了。”
“死了？”
“真死了，喪事我都到場了。”方大江拍著胸口。
他沒說謊，我用戶籍係統查了這兩個人，他們分別在2016年和2018年去世，都死於肝癌。
如果那晚方大江隻是踢了一腳，以1998年的法條來說，七天拘留的處理沒問題。輕傷害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砍傷朱醫生的兩人，一個被判了勞教兩年，一個被判了勞教三年，也處理得沒錯。但方大江的話需要卷宗支持，既然案件裁決了，卷宗怎麽會沒了呢？
我帶著疑問匯報給鄧所長。鄧所長舒了一口氣，他這才想起來，2013年勞教製度取消後，所有牽涉勞教的卷宗統一存放在市局地下檔案室，隻要調檔就清楚了。
一個小時之後，檔案複印件被帶了回來，方大江所說不假，疑團似乎清楚了。至少證明，派出所沒有“內鬼”。當年這個案子確實處理得有瑕疵，沒把處理結果告知受害人朱醫生。他還以為姓方的一家勢力大有靠山，誤解了這麽多年。而胡鵬被砍案，由於當年沒有報案取證，當事人也已經去世，現在要查起來，也是困難重重。
談話結束，方大江痛快地接過筆錄，龍飛鳳舞地簽上自己的名字，還補了一句話：“本人方小海，曾用名方大江，1998年的違法犯罪記錄，都是我一個人做的，與我大哥無關。”
聯想到方小海在他那豪華辦公室裏顫巍巍地簽名，我更加確信，這兩兄弟還藏著其他秘密。
我猛地想到那起“命案”——朱醫生的大舅子胡鵬，為什麽會招來殺身之禍？案件的相關人如今都不在世了，難道真像劉城說的，想知道真相，隻能去問死人了？
兩天後，金所長來了。他滿臉大胡茬子，像好幾天沒睡覺，見了我和鄧所長就說：“方小海，那個老總，被我們刑拘了。”原來他已經盯了方小海小半年。
2018年年底，各單位都在主抓禁毒工作。當時，金所長的轄區裏有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被群眾舉報是黑保安，帶回來發現這人正在社區戒毒。男人的尿檢結果是嗎啡陽性，這下得送去強製戒毒了。他想立功換個從輕處罰，卻在“線索登記表”前愣了半天，退出江湖太久，他掌握的線索大多“過時”了。
金所長失去了耐心，男人一著急脫口而出：“那姓方的老總當年賣過貨，砍過人，不信你們去查。”
他說的“砍人”，指的就是21年前朱醫生的大舅子胡鵬被砍致死。當年胡鵬被砍後，不敢再在廠子附近晃悠了，常去市區混日子。他的傷口疼痛異常，隻能靠海洛因緩解，一次注射後他跟毒友閑聊，說出了來龍去脈。
“混到我們這步和死人也沒什麽差別。當時大家也都沒多問。過了幾個月，我們聽說胡鵬死了。”男人對金所長說。
臨送走前，那男人冷笑：“你們警察就會和我們這些吸毒的窮鬼過不去。人家老板，有錢，砍死人都沒事。”
金所長找到已經退休的市醫院副院長打聽，證實了這個說法。胡鵬死於1999年10月，被人砍成重傷感染死亡，但當時居然沒有任何報案材料和處罰結果。眼看就要過了二十年追訴期，他決定查到底。
金所長對我說：“你們來找方小海的時候，說真的，我嚇了一跳，還以為咱們倆單位‘撞線’了。”
當我開始調查朱醫生的舉報線索時，金所長手裏的證據差不多完備了。知道我和鄧所長已經和方小海打過交道，擔心對方狗急跳牆。那頓火鍋後，第二天早上六點他那邊就動手了。
金所長早就摸清楚方小海的作息，一大早帶人潛進別墅區，用密密層層的樹木做掩護，抓捕車輛橫在停車場出口。方小海開著雅閣出來，發現路被一輛車堵住，他摁了半天喇叭沒反應，下車看看司機在不在。方小海走到駕駛室旁時，車門突然打開，下來四個警察，亮出了證件和拘留證。
“差幾個月就過追訴期，天網恢恢，姓胡的來索命了。”金所長後來和我說。
“我們還沒完全查清，你們倒好，這麽快。”鄧所長開玩笑地誇老金。
“這案子說來話長。”金所長歎氣。
方大江和方小海、父母住在化工廠大院裏。兄弟倆的父親，當年是化工廠車間的小領導。那年月廠裏的崗位，長子接老子的班，這種情況被戲稱為“獻完青春獻終身，獻完終身獻子孫”。1991年，方大江十九歲，高中畢業後就進入化工廠保衛科，從雜活做起。
方大江從小就很照顧弟弟，兩人相差六歲，哥哥上五年級的時候，弟弟才剛剛入學。方大江那時候很早就起**學，主動到學校門口帶上紅領巾站崗，其實主要是為了買好早飯，等一年級的弟弟來的時候給他安頓好，然後再去上課。
他就這樣順從著家人的安排，按部就班去生活。框定好了的人生路線更好走且輕鬆得多，他隻要負責成為家中的頂梁柱，照顧好弟弟，就將進入工廠獲得不錯的崗位。他知足了。
1994年，方大江結婚，方小海高中畢業。弟弟和大哥不一樣，他必須自己去做選擇：高考，還是參加工作？這哥倆學習都不怎麽樣。當時不上學的年輕人，要麽當兵去，要麽接父親的班。接班的事早已定給大哥，方小海不甘心跟在哥哥屁股後頭當一個化工廠的普通工人。
但是家裏好像沒有察覺到這一點，每晚一家子聚在一起吃晚飯的時候還是那老一套：“你爸老了，將來一家子還要靠你們弟兄兩個，你多和你大哥學學，以後進廠他多帶帶你......”
方小海決定要自己闖出名堂。那個年代不去工廠，也並非完全沒有路，他可以選擇下海倒賣物品當個倒爺，也可以支個攤子做個體戶，不僅能夠自力更生，運氣好還真能賺到錢。可他偏偏都不要，反而選了一條充滿惡念的歪路——販賣毒品。
本市靠近華南的地區是相當著名的毒品集散地，毒品交易屢禁不止，90年代尤為猖獗。方小海高中畢業後，借著打零工的名義頻繁南下 “帶貨”。他年紀很小，又不吸毒，當時的偵查手段很難發現這個小夥子在幹這種違法勾當。
朱醫生的大舅子胡鵬，就是方小海的買家。他吸毒被抓過，之所以沒丟工作，不光是因為朱醫生麵子大，也是靠供出賣家，讓自己逃過了一劫。方小海很緊張，他才不到二十歲，要是被出賣，一輩子不就毀了。於是不肯再給胡鵬供貨。
胡鵬也不是個善茬。他曾和毒友說，買方小海的貨是給他麵子，他要是不領情，“別怪我玉石俱焚”。
年輕氣盛的方小海，決定找哥哥方大江教訓他一下。於是就有了1998年6月21日午夜認錯人、砍傷朱醫生的事情。方大江回來之後，兄弟倆長談了一次。方大江這才知道方小海販毒。方大江覺得剛滿二十歲的弟弟，既熟悉又陌生，居然聚眾幹起販毒的勾當。
方大江從拘留所出來以後，丟了工作，妻子也氣得帶走了兩歲的兒子。但作為被寄予厚望的老大，方大江陷入了人生的低穀。他決心先追回妻子，幾經打聽才知道，妻子帶孩子回了老家，改了名字，在服裝廠打工。
他聽說了一個不能接受的消息，妻子似乎和服裝廠的老板有曖昧關係。臨出發前，方大江喝了不少白酒，花了一塊錢買了張車票，獨自登上通往小城西郊的綠皮火車。
妻子根本不願意跟他回家，還一通冷嘲熱諷。方大江想到自己逃跑、丟工作、妻離子散，借著酒勁，把怒火都發泄到了服裝廠老板身上。他和正剪了一半頭的老板從爭吵變成了打鬥。方大江抄起一把刮刀，直接向對方揮去。一刀揮中對方的左胳膊，手臂當場骨折。可見那一下力氣有多大。
打斷人家一條胳膊，換來一年六個月的監禁。
方小海把自己和哥哥的遭遇，都歸罪於毒鬼胡鵬。1999年夏末的深夜，方小海蒙麵摸進胡鵬的單身宿舍，把他砍成重傷後當即坐車南下。他做好了萬全的打算，如果胡鵬報案，警察肯定會排除在服刑的哥哥，自己繼續亡命天涯。如果胡鵬不報案，那他就收手，接過哥哥的擔子，好好生活照顧父母。
胡鵬到死都沒有報案，方小海靠運氣連過販毒和殺人兩關。
2000年，方大江出獄。第一件事是辦身份證。當年的一代身份證，需要辦證人自己提供一寸照片，能鑽戶政管理的漏洞。父親拍板，讓兄弟倆互換身份，方大江還是接工廠的班。
這次互換身份，哥哥鬆了一口氣，犯罪的前科一筆勾銷，以後將以弟弟的身份回廠裏工作。更慶幸的是方小海，當年販毒的事始終是懸在他頭上的劍，如今他變成了哥哥，連同自己身上的累累罪證，也被換來的命運掩蓋了。
兄弟倆的生活似乎回到正軌。方小害決定既然洗白，還是要找個正經事做。
除了販毒，方小海沒有一技之長，朋友推薦了一個穩賺不賠的生意，在煤礦門口開飯店。煤礦最鼎盛時有兩萬工人，礦廠門口全是飯店，工人們排著長隊來吃飯。很多人說，隻要賣的東西吃不死人，就能發財。
方小海一開始幹得不順。主營項目炸油條，但明顯幹不過兩家鄰居。頭一個月下來，他就隻賺了一千塊，基本都拿去請社會上的朋友們吃飯了。錢沒掙多少，競爭對手還在背後搞小動作。方小海的店門口不僅經常被扔竹簽、油汙、衛生紙這種垃圾，店門的鎖眼還被膠水堵死了。那次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方小海叫來開鎖師傅，他蹲著抽悶煙，看到對麵的婦女在偷笑。
方小海通過暴力積累起了原始資本。他還是忘記了自己說要做正經事，更忘記了逃脫追捕時每天膽戰心驚的日子。他懷揣已經清白的新身份，不滿足隻開一家小飯館，又一次蹚進了渾水。
當初把早餐鋪子兌給他的老板王景，現在生意如日中天，已經擁有了五家石料廠，名下的車隊裏重卡就有幾百輛，早就賺下一座金山。他帶人投奔王景，在石料廠附近開起食堂。
這家由活動板房搭建的食堂，位於礦山深處的深山老林裏，隻靠卡車司機來吃飯賺錢，方小海恐怕得餓死。其實食堂後麵別有洞天，方小海在後堂開了家賭場。石料廠的作息一般是白天開采，晚上跑運輸，那些閑得沒事做的卡車司機們往往喜歡玩兩把。
兩個老板強強聯手，那些年簡直是賺了個盆滿缽滿。這家賭場其實並不是完全安全，難免有輸急了的賭徒報警，但是賭場位於一座被采空的大山裏，望風的小弟們早就從山頂看到警車進山，等警察到現場時，賭徒們自然已做鳥獸散。
而此時，化工廠作為淘汰產能已接近倒閉，廠子裏的方大江混得是真的慘，每月連工資都不能正常收到。據說當年他屋裏的煙盒堆了足足有一麵牆這麽高，他整日在家，隻要手頭一閑馬上就摸煙抽。
父母擔心他遲早憋出病，有一年春節，父親把他攆出去，讓他洗個澡剪個頭，別在家悶著。方大江出門剪了個頭就回來了，原來他沒錢洗澡了。於是趁著父母不在家，方大江自己在灶台燒水洗澡，凍得直哆嗦。
前幾年，化工廠倒了，方大江四十多歲就拿到了提前退休的錢。他之前在外麵借了不少錢，退休工資幾乎都拿來還債了。他知道弟弟發財的路子太野，想勸弟弟，又覺得自己這麽落魄，說話沒作用。而且，因為教訓胡鵬的事情，兄弟倆的關係有些疏遠了。
他一如當年那樣軟弱。曾經弟弟說要去報複，他勸不住，隻能幫忙去砍人。如今弟弟又一次犯錯，他不敢勸，反而跑去央求父母：“小弟這麽幹下去，遲早出事。”他就像一個大孩子告狀，卻拎不清弟弟到底在闖多大的禍。
然而方小海的運氣沒有用光，他在警方意識到之前關閉了賭場。此後他通過炒賣商鋪，換了一個名頭，手裏的生意都洗白了，就像當年他洗清身份那樣。
多年之後，煤礦倒閉，兩萬人的大廠轉眼間煙消雲散。廠門口從熱鬧非凡的商業區，變成野貓野狗出沒的荒蕪之地。當年的飯店老板，有些搖身變成了黑車司機，在路口等客時追憶過去的輝煌。
當年，方小海害哥哥入獄，丟了工作，妻子也跑了，四十多歲的方大江還是光棍，他一直想補償哥哥，提出哥倆一起幹，但是方大江好像不領情，對弟弟的贈與不感冒。
方大江對弟弟的野路子看不上。他覺得，自己作為家裏的長子，決不能再進去了。哥哥越是不願意靠弟弟，弟弟就越過意不去，他知道哥哥心裏不舒服，也無法理解他的生存方式。在過年的家宴上，方小海提出把北片的生意交給哥哥打理。方大江又婉拒了，他說靠提前退休的工資，足夠生活了，他做不來生意。
方小海打聽到，嫂子帶著孩子在鄉下過得不好，他主動開車去找她，說得十分誠懇：“我哥四十多了還沒續弦，你帶孩子回來吧，大哥需要個女人照顧。” 他回來對哥哥說，“嫂子知道我們兄弟倆混得不錯，想回來，你為了孩子，是不是把我這生意接下？”
方大江再沒有拒絕的理由，這些年，他沒去找妻子，很大原因是自己窮困。如今隻要加入弟弟的公司，他和妻子就能破鏡重圓，兒子也能回到身邊。對他來說，什麽事情都沒有家庭重要。
坐在辦公室裏，金所長講故事的興致很濃：“這個方小海夠囂張的。他不知道我手裏有多少真材實料。”
接受訊問時，方小海一身白襯衣黑西褲，戴著勞力士，看不出來當年是個“混子”，倒有點“儒商”的意思。但他一講話，還是透出江湖氣。
“不是有警察來過了麽，隻是查個戶籍而已。我知道這事不簡單，我那天走運，你們也走運。”
我一聽就知道方小海的意思。他一開始就想把我們引入自己的飯店吃飯，監控視頻就是我們“接受吃請”的違紀證據。
金所長也把方小海的哥哥，真正的方大江傳喚到派出所。方大江幾乎重複了一遍原來的說辭：承認當年打了朱醫生，後來換了身份，其他一概不知。“違法的那幾件事都是我自己幹的，與我弟弟無關。”
方小海是上午來的辦案中心，眼看快中午了，訊問進行得很不順利。
“這幾十個小時，我什麽都不說，你們也不能給我怎麽樣，過幾天我就能取保。” 方小海說話輕描淡寫，好像胸有成竹。
“到底是個老總，請的律師都非常有水平。問我們民警索要必須出示的法律文書，和方小海妻子談話也是在外麵說，不讓我們聽到。”金所長說。
時間正在過去。金所長決定親自操刀訊問。方小海此時剛吃完飯，對金所長開玩笑：“要不要我把集團的廚子介紹給你們單位幾個，這飯菜也太一般了。”
方小海有些無聊了，不時回頭看鍾，信心滿滿地等時間一到，便大搖大擺地走出派出所。金所長注意著眼前方小海的小動作。當翻到那幾頁早已發黃的病曆時，他用餘光看了下方小海。方小海的手又開始抖了起來，雖然此時他的勞力士手表放在辦案中心的暫存箱，聽不到那種金屬摩擦的聲音，但是這個小細節也沒能逃過金所長的眼睛。
方小海說自己不認識胡鵬，但哥哥的口供在前，他又改口說自己認識胡鵬，但沒交集。隨著訊問深入，方小海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在打開空調的訊問室裏，方小海的腦門冒汗，後背的白襯衣被洇濕了。
金所長覺得火候到了。他笑了笑說：“一個因為打架丟了妻子和工作，一個好像也不幹淨，你和你哥都有砍胡鵬的動機啊。”
“操！一人做事一人當。”
方小海已經硬抗了十幾個小時，再過幾個小時，如果還沒有進展，就要送去看守所，變量就大了。但一聽金所長扯上了哥哥，方小海在“勝利前夕”竟然撂了，話都和哥哥方大江一樣：“與我弟弟無關。”
“與我弟弟無關”，是方家兄弟在審訊中不斷強調的同一句話。這麽多年，方小海也習慣當哥哥了。
最終，方小海被刑拘。方大江恢複了真正的身份，也接過了弟弟打拚出來的生意。
“你好好改造，家裏有我，等你出來。”方大江隔著鐵欄杆說，方小海低下頭。
方大江方小海兩兄弟的人生，在使用對方的身份中度過了大半。他們最初都以為這是最好的結果，卻從沒想過交換命運後的代價。
弟弟把自己罪惡的發家史推到了哥哥身上，哥哥則通過使用弟弟的身份，繼續沿著父親規劃的人生道路往下走。如今他們的人生再次交匯了。我想他們也許這時才發現，每個人的命運終歸都是自己的，旁人永遠也無法頂替。
弟弟方小海的無知源於家人放縱。他和家人天真地以為新身份能改變一生，誰知道本性如此，換了一個名字沒有任何意義，他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僥幸裏犯下更深的罪惡。
金所長告訴我，他們抓人時，方小海已經在策劃出逃境外。他還安排好了妹妹在公司坐鎮，一旦來警察，妹妹首先要做的就是拖住警察，說“方總有事，一會就到”，給他的出逃爭取時間。
“他不怕這樣做之後，妹妹就犯了包庇罪嗎？”
“所以說他是個狠人。”金所長說。
結案兩個月後，我見到了當年帶著方小海打拚過的首富王景。他這麽評價方家兩兄弟，“那個年代過來的，生意能做這麽大，有幾個善男信女？”
當年王景和方小海一起開發住宅商場，投資幾個億，最後虧損不少。方小海決定低價拋售樓盤，快速回籠資金，和合作夥伴做切割，連王景的意見都沒問。兩人因此產生了嫌隙。
那陣子王景欠了銀行、政府、投資商一屁股外債，連勞斯萊斯不小心蹭掉車漆都沒錢補。後來經濟大環境好轉，王景度過了危機，賣掉商鋪賺的錢超過了方小海拋售的金額。
在我看來，方小海所有錯事都是為了謀私利，而不惜踩著別人、犧牲別人。
方小海想報複胡鵬時，卻讓當保衛科幹事的哥哥出手。砍傷朱醫生那天，是兩人命運的交叉點，此後一個一路往上，一個一路往下。
方大江方小海兩兄弟的關係非常微妙。過年都不在一起吃年夜飯。方大江接受新身份，也接下了不小的生意，但他一直住在老城區祖宅，沒有房產，沒有車子。比起方小海的陸巡、皇冠、別墅，幾乎可以用低調得可憐來形容。方大江似乎覺得弟弟得來的這一切，遲早要歸零。
方小海對過去做的事似乎有些後悔，每年留幾桌年夜飯給鄰居，有些“積德”的意思。
王景有一句話我很認同：“在哥哥的庇護下長大的弟弟，雖說從小就下決心要超越大哥，但是他從來沒有直麵過自己的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
這個弟弟沒有真正長大過，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後還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