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輔警的執念
2016年秋天，我從刑警隊調到派出所任職，坐著所長開的普桑搬家。車剛停在在派出所門口，我正把大包小包的行李往下搬，一個身材魁梧的“兩道拐”走出值班室，彎腰就過來幫忙。手裏拎著行李，他直起腰衝我笑：“真是老了，90後民警都上班了。”
僅僅打了一個照麵，我立刻記住了這個中年男人的臉。一道像蜈蚣般的刀疤蜿蜒地棲息在他的臉上。從左顴骨一直延伸到右顴骨，即使經過鼻子也沒有斷開。這張臉似乎被分隔成上下兩部分，如今被粗糙地拚湊到一起，非常恐怖。他是怎麽過政審的？我心裏十分詫異。
他叫老靳，是一名輔警，頭發斑白，國字臉，膚色偏白，一對小眼睛。如果忽略那道刀疤，他腮幫子上兩坨肉倒是很有福相。來到派出所的第一天，我就和他成了搭檔。
那天我剛把行李收拾整齊，警情就來了。老靳聯係最近駐點的巡邏車過來接我出警，隻用了三四分鍾，就開到老城區已經倒閉的鋼廠舊家屬樓附近。
剛下車，七八個人爭相朝我大吐苦水，現場吵得一片大亂，這個說被打了要住院，那個說要砸了別人的家。我好不容易才把事情搞清楚：一對五十多歲的老夫妻，因為丈夫常年燒菜太鹹大打出手，卻誤傷了勸架的鄰居。
我以前在刑警隊隻會辦刑事案件，和各種奸猾似鬼的嫌疑人打交道，卻應付不了這種民間糾紛。被一群人圍在中間，我除了滿頭大汗、舌頭打結，什麽也說不出，隻能先把人都帶回所裏調查。
在所裏，仍然有十幾個人不肯善罷甘休。循著爭吵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當事人看見有“觀眾”來了，更加肆無忌憚地表演。我根本應付不過來。老靳聽到動靜，從隔壁值班室過來，衝我說了一句：“沒事兒，這都老鋼廠食堂的。”
他指著打架夫妻說：“你小子做的飯我吃過，鹽都是論袋放的，鋼廠的個個吃出高血壓！”周圍的人哄堂大笑。
老靳讓夫妻倆給鄰居道歉，鄰居剛想說話，他把人拉到一邊小聲說：“你一大男人摻和人家夫妻打架，老婆知道了還不撓你？”
“打這麽凶，這就完了？”有不肯罷休的人在嘀咕。
“你挺厲害唄，你來解決？”老靳漲紅了臉，刀疤變得更嚇人了。嘀咕的人不說話了，兩家親戚借機打圓場，劍拔弩張的氣氛瞬間煙消雲散。
“沒什麽好看的，都散了！”老靳驅散了門口看熱鬧的街坊鄰居，事情就算了結了。
我忍不住誇老靳厲害。他嗬嗬一笑，端起茶杯，鼓脹的刀疤漸漸複原。他說自己在老街坊麵前，說話“還管點用”。
老城區裏有鋼廠和陶瓷廠兩個萬人大廠，存在了三十多年。輝煌的時候，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端著裏麵的鐵飯碗。老靳1996年參加工作，進了鋼廠保衛科，維持上萬人的治安。但他沒趕上好時候，兩年後廠子就破產了。
那些年，大家都下崗了，都在找出路。逼急了，小偷小摸根本不算什麽，有陣子命案發案率保持著每月一起的高態勢。僅靠不到十個人的小派出所難以應對越來越嚴重的治安問題，1998年底，群防群治單位“治安聯防中隊”成立，原廠保衛科的職工可以通過考試進入。老靳考進了派出所聯防中隊，當輔警。身份換了，但管的還是廠裏那些人，隻是要處理的問題比以前更複雜了。
老靳在所裏幹了近二十年輔警，和大家混久了，也是有麵子的人物。今天的糾紛，對老靳來說隻是“小場麵”，十幾年前，就連房產開發引起的群體性事件，他都能以一己之力化解。
這個片區曾經是市裏最熱鬧的地方，如今城區衰敗了，下崗職工也都老了。大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事兒總和民警囉嗦一堆歪理。我們這些小民警都很頭痛。早上，巡邏車要停在菜市場門口，震懾防範扒竊的，下午去醫院門口巡邏，預防醫鬧，維護秩序。
老靳告訴我轄區有四個著名無賴，喜歡找茬，動不動就把民警大腿一抱，賴在地上，出他們的警一定要謹慎。他還帶我熟悉片區，教會我很多調節糾紛的方法。我一直記得老靳囑咐的：不能把矛盾轉嫁到派出所身上，“要不然你會很難辦”。
老靳72年出生，已經四十多歲了，多數時間都守在值班室，冬天愛穿一件酒紅色大衣；夏天愛穿黃色，明晃晃，像年輕人一樣。見到我們他就說：“有警情我通知你們。”
我一直好奇他臉上那道疤的來曆，有次沒忍住問了他。當時我來所裏沒多久，一天去戒毒所送嫌疑人，回來時深夜了，我和司機都沒吃飯。老靳正披著衣服在值班室玩手機，說鍋裏留了夜宵。我扒了兩口發現，這飯是老靳自己從附近飯店買的，不是食堂的剩飯。
老靳說，“以後你別忘了請我吃飯啊。”
我問起老靳臉上的疤怎麽留下的。他很忌諱，擺擺手說，“這是以後給兒子鋪路用的。”
日子久了，我發現所裏有四大“杠精”——副所長、教導員、駕駛員和老靳。他們都在自己堅持的事情上，毫不變通，甚至會為了一件小事和同事吵到紅臉。說老靳抬杠都是輕的，他那簡直就是“抬死杠”。
社區民警的工作其實比刑警隊輕鬆不了多少。每天除了值班、出警、辦案，還要走訪有特殊情況的家庭，管理流動人口。每周一，老靳都按時維護人口係統，把空缺項、走訪項、維護項在工作微信群裏分發給每個同事。大家天天忙得要死，老靳還在群裏發這個該維護、那個該走訪的消息。所長要是知道有這麽多沒幹完的工作又要罵人了。年輕民警覺得老靳瞎操心，都不大領情。有些暴脾氣的免不了要說點風涼話，讓老靳看好值班室就行了，別搞得自己沒麵兒。老靳卻納悶，難道提醒還錯了？這種時候老靳會發牢騷說，“行了行了，我隻是輔警，你說了算”。這下輪到小民警們不好意思了。派出所裏男人們的情緒，總是來得快走得更快。老靳依然我行我素，在群裏發“工作尾巴”，搞得大家生氣又無奈。
其實，看值班室是最輕鬆的活。老靳隻需要傳達郵件和通知出警就行了，但他卻把其他工作都學了。他會身份證人像采集，幫戶籍窗口幹活；琢磨明白了電腦辦案係統，一旦通報卷宗有問題，他還真能說出個道道；還能督促忙得焦頭爛額的民警，及時處理執法異常，免得被上網通報。
值班室在院子裏，來辦事的群眾經常能圍觀到老靳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和民警們抬杠。我剛去，覺得奇怪，這人天天跟民警吵架，怎麽還不給他調崗出勤。後來我發現，所裏人都不和老靳計較，偶爾牢騷一兩句，也不當麵說。我猜，這與老靳臉上的疤有關。
我曾看到一個民警剛從所長辦公室出來，就嘀咕：“老靳這個疤瘌臉真多事！”他見我聽到了，馬上叮囑我，“千萬別當老靳的麵提‘疤瘌臉’這個詞。”這道疤好像是全所的禁忌。
老靳愛喝酒，喝完酒臉色發白，那個疤卻特別紅，讓人害怕。我心裏挺在意，後來和刑警隊長吃飯才了解，老靳的臉，是公傷。
2010年末，轄區還沒有健全的天網攝像頭，派出所的條件也沒有現在這麽好，經常需要民警和輔警夜間巡邏。一個深夜，老靳巡邏結束正準備打道回府時，新來的小民警發現，礦山半山腰上，荒廢了三四十年的老炸藥庫，居然亮起了燈。老靳一行人爬上山腰，隻見炸藥庫的門開著，兩個男人正在炒製炸藥。現場所有人都驚呆了，當時是冬天，冷汗瞬間就下來了。
“你是沒見過那場景，”老靳跟我說，“炸藥庫裏都是炒製好的成品，保守估計幾十噸。這要是出事了，整個山都能掀飛。”
炒炸藥的人明顯喝過酒，麵對民警毫不配合，還罵罵咧咧：“王景的人你也敢動！”
這礦山屬於王景，他原來在鋼廠門口開飯店。98年下崗潮前後，他抓住機會做采石生意，一躍變成全市首富。後來王景家產十多億，日常代步開奧迪R S6。他明裏暗裏都吃得開，遠到2000年以後的幾個惡性街頭砍人案件，近到現如今掃黑、反行業壟斷的很多嫌疑人都是他曾經的小弟。
老靳有顧慮，悄悄建議新來的民警，得“冷處理”。民警沒聽，當時就匯報案情並對兩人進行審查。王景不知道從哪得來的消息，連夜跑到國外。最後隻給炒製炸藥的人以及礦場爆破作業的負責人判了刑。炸藥庫被查，產生了“蝴蝶效應”——石料廠被關停，又產生了一批下崗工人。
2012年春天，一天晚上九點多，老靳值班。小民警在樓上辦公室看書，幾個聯防隊員在值班室看電視，老靳蹲在門口抽煙，和街坊聊天。一輛紅色摩托車疾馳而過，在派出所門口一個甩尾停了下來。車上的中年男人渾身酒氣，“我要報案！”他衝著老靳就是一嗓子。老靳認識這人，他是區裏著名的無賴，叫大壯。
兩人離得很近，對視幾秒鍾，大壯從摩托車座下麵抽出一把砍刀，對著毫無防備的老靳就是一道橫劈。這一刀要是橫在脖子上，老靳腦袋就掉了。是幸運也是不幸，刀劈在了老靳臉上。老靳倒地，又馬上爬起來，捂著臉邊往所裏跑邊朝樓上喊：“大壯來鬧事，我被他砍了！”
老靳被砍成了重傷，一張臉劈成上下兩半，留下一道橫貫麵部的傷疤。從此，他變成了一個誰看了都會嚇一跳的中年男人。
刑警隊接手了案子，查出大壯丟工作後，一直過著酗酒訛錢的無賴生活。他和以前的同事在大排檔喝酒，說起了石料廠被查的事。大壯才知道，原來是當年派出所新來的民警把王景的炸藥庫查了，導致自己下崗。他打算找派出所算賬。砍人那天，他白天來過所裏，看到值班公示牌上，寫著那位民警的名字。等到晚上，他借酒壯膽，拿起砍刀去派出所，在門口遇到了老靳。也有傳言，大壯砍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受王景雇傭，要幹掉小民警。市局對這起案件定了性：故意殺人，嚴懲不貸。
老靳成了英雄。局裏包了醫藥費，一次性給了兩萬元慰問金。從市裏到區政府，一波又一波的人來醫院看望。往後每年，市裏領導都會來所裏慰問老靳。有個聯防隊員說：“這下好了，老靳算是因禍得福，搞不好能轉正。”
老靳知道，這都是兄弟們的客套話，聯防隊員的學曆普遍都是初高中，轉正的機會很小。但他心裏還抱有希望：“我不就是工廠保衛科轉來公安局的麽。”
老靳辦事牢靠，尤其善於調解糾紛，有時老街坊求老靳幫忙調解或辦其他事，總是客氣地叫一聲“所長”、“警官”，這讓他非常受用。
十年前采石場日夜不停地開山，自然也招致了眾多居民的不滿，經常是中午吃飯吃得好好的，房子一陣抖動，老民居甚至能抖下不少煙塵，緊接著就是一聲巨大的炮聲，尤其在夏天，更讓人煩躁。
為了這事，不少心髒不好的老年人開始堵路，老頭老太太搬著小凳子，坐在運輸線的檔口，聲稱什麽時候不采石了什麽時候走，甚至還打出了保衛家園的橫幅。大熱的天，群體性警情，警車來了不少，局長用大喇叭勸了半天，可是哪裏管用？反而招致一片冷嘲熱諷“你解決不了還來幹啥？！”
氣氛隨著炎熱的天氣越來越加劇，看熱鬧的也越來越多。這種警情的處理確實很讓人頭疼，說到底這是就業和環保之間暫時無法調和的問題。用現在的眼光來看，落後產能自然要淘汰，環保和國土，隨便哪個部門一查，任他什麽老板也要吃不了兜著走。可是那時候是零幾年，有曆史的局限性，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各方麵不斷地平衡。
此時的老靳登場了。他搬起一個小凳子就和老頭老太太聊起了家常，老人們尚分不清聯防隊和警察的區別，看到有個小夥子肯和他們聊，自然就把這些年的苦水衝著老靳倒了起來。
老靳一說自己是老鋼廠大院的，不少老人恍然大悟，“難怪這麽眼熟”，在一片看起來非常和諧的氣氛中，老靳逐漸搞清楚了帶頭的老頭老太太身份，很多確實都是老工人。這時候的老靳便發揮了他超常的語言本事：“不容易，真不容易，現在這個社會，掙錢不容易，生活更不容易！您家大孫子和我是老同事，現在給王景跑運輸，我剛剛從礦山上過來，這路堵著，他們一車一車的石頭拉不出去，這大熱的天，受罪啊！”帶頭的老頭馬上不說話了，他忘了自己孫子也在王景手下開車拉貨。
老靳話鋒一轉：“媽的我回頭和王景說，以後給這個路口砌一個限高杆子，保證不超載，咱拉貨的弟兄們也能少辛苦一點，當然，錢不少。”
老頭老太太們紛紛心動，小靳還有這本事？那可真是拜托了。
“還不止，王景最近也買了批消音設備，盡量減少噪音。”老靳接著說“這個社會，掙錢難啊，我這些老弟兄們風裏來雨裏去，就跑那點辛苦錢，雖然放炮炸山吵了點，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大家總要吃飯吧，都是當父母當長輩的人，誰不是為了下一代好。”
說著老靳衝警車擺了擺手，幾輛桑塔納開走了，老頭們對老靳的話又信了幾分，現場緊張的氣氛緩和多了。眼看到了中午飯點，老靳也熱的滿頭大汗，老人們有些不忍，他們看著老靳這身濕透的警服，想想坐在駕駛室等拉貨的兒子孫子，搬起小凳子回家做飯。
王景也是個懂事的人，當天就開始砌限高，設備也逐漸到位。老靳裏裏外外掙足了麵子。持續好幾天的堵路事件就這樣解決了。
所裏上上下下都特別佩服老靳，當然也包括剛剛聽完這段往事的我。
雖然他學曆不高，而且說起法律來也不是那麽一套一套的，但是麵對的對象又有多少懂法的呢？老聯防隊員在轄區人民中用威信就能恰到好處地化解這些糾紛，他們幾句看似平平無奇的話還真帶有神奇的魔力。
老靳在派出所這個大家庭找到了歸屬感，憑著對轄區和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各色人等的熟悉，他的工作幹得有聲有色。
然而，老靳臉被砍後，所裏考慮到這張臉每天出警讓人看到不好，而且辦案需要熟悉無紙化係統、網上審批、網上閱卷，熟背各種法條，那時的老靳又不會，於是被安排到了值班室。
一般工傷，短則幾個月，多則半年就能回來上班了。老靳多少有些接受不了自己毀容的樣子，不想出門上班，在家休養了快一年。他特在意毀容，說要不是出了這事，自己也不會天天守在值班室接電話。
2012年，輔警的工資剛到一千元。他兒子上學，正是花錢的時候，老靳天天躲在家，老婆總抱怨，第二年老靳離婚了。這事兒也是老靳的禁忌，誰也不敢多問。所裏人很久之後才知道。
老靳看值班室，有半年時間得睡在長條沙發上，半夜要看著警鈴和監控，對講機時不時有人喊，睡覺都不踏實，而且來來往往的辦事群眾都對他敬而遠之。也就在那幾年，原本就好酒的老靳變成了酗酒。派出所上一天休一天，老靳總在第二天交班後喝酒，早飯就一籠包子，他愣能吹掉一瓶勁酒，喝完回家睡覺，中午起床接著自斟自飲。老靳多了個外號，一些老輔警對他的稱呼從“老靳”變成了“老酒精”。大家也都理解他的不容易，所以平時會盡量讓著他。
2013年，全市的聯防中隊通過考試統一納入到輔警編製。輔警的工資也剛漲到二千元，那點工資實在是難以留住人。所長嚴禁民警在輔警麵前聊收入，怕牢騷話影響團結。
老靳兒子漸漸長大，老靳幾乎沒有攢下錢，市區房子早過萬了，難以支撐兒子成家立業。
2016年底，所裏聚餐，大家都喝大了，醉得東倒西歪。所長拉著老靳說：“我知道你委屈，從根本上說，這是政策問題，不是我們短時間能改變的。”老靳沒說話，端起酒杯和所長幹了。所長有些為老靳不平：“如果我們警察因公犧牲，子女都能免試當警察。那輔警弟兄們呢？我覺得，不管是立功還是招考，傾斜輔警的政策這兩年遲早要製定實施！要不然太寒心了！”已經大醉的老靳牢牢記住了所長的話。
那次聚餐後不久，我和老靳在值班室扯閑篇。老靳冷不丁地問：“有個地方推出了輔警轉正政策，說是立了大功或者工齡到了年限，通過考試就行，你怎麽看？”
這種小道消息隔幾年就會冒出來，明顯不靠譜。我不好意思直說，就敷衍說這樣的好事應該推廣。
“就算政策下不來，我兒子總能接班吧？”
老靳的問題，沒人能給出肯定的答複。
後來我發現，老靳開始對破案產生了興趣。有一次我值班，晚上沒警情，我打開在逃人員庫看有沒有新增的逃犯。越往後翻案件越古老，最後幾頁，是些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老靳看我在琢磨逃犯，突然冒出來一句：“你知道王立秋嗎？”
這人我小時候就聽過，2008年一起持槍殺人大案的主犯就是王立秋，至今在逃。我們分局局長快六十歲了，每年都會提這個案子：“我幹了這麽多年刑偵，就這一起案子破不掉，你們也爭點氣！”
我不知道這案子的細節，老靳似乎有些得意：“這事，咱所裏也就我最清楚。”老靳給我講起了當年那起案件：
2008年1月，南方遭遇了雪災，而老靳的老鄰居家的王立秋在這個滴水成冰的季節幹了件大案。
老靳當時正在值班室生蜂窩煤爐子烤火。一個中年男人衝進來，大喊大叫：“死人了！腦子都出來了！”老靳還以為這人是精神病。這時110電話響了：帝豪浴池，有人被槍殺。他趕緊上樓喊人出警。
120很快趕到現場。一名小夥子躺在地上，早沒了生命體征，腦袋上開了大洞，腦漿飛到一米開外。打死人的土槍就丟在現場，人是王立秋殺的。
運輸公司老板和礦山老板王景聯合，打算把礦石的開采、運輸、銷售整合成一條龍商業模式。運輸大隊原來也是國有企業，自打99年經營不善倒閉之後，被私人收購，變成了民企。2008年，我們那兒的房價剛開始上漲，到處是大拆大建，本地采石生意迎來了又一個高峰。
但是在壟斷整條運輸線路時，有人拒絕了收購。一個習慣用江湖手段解決問題的運輸隊隊長觀察到，那幾個不配合的司機下班會去帝豪浴池洗澡。他給王立秋打電話，說自己和別人打架了，讓他快來幫忙。放下電話，運輸隊長覺得還不保險，又打了過去，讓他帶上槍。
王立秋是江蘇人，洪澤湖那邊的漁民，隨老爹逃荒過來。他沒有工作，和哥哥、父母住在一起。他長著一張長條臉，不像個好人，其實非常講義氣。朋友找他幫忙時，王立秋正在打牌，想都沒想就去了。
浴池門口有一個燈箱，印著沙灘和美女的圖案。一個綠色的牌子上寫著“帝豪浴池”四個黑體大字。運輸隊長正蹲在吧台邊抽悶煙，王立秋手裏拎著一個蛇皮袋來了，裏麵是自製的土槍。運輸隊長膽氣頓生，他吩咐王立秋在門口等著，自己走進浴池。一陣爭吵之後，幾個人推推搡搡地把運輸隊長轟了出來，大雪天裏各種方言的叫罵在回**。
王立秋跑了過去。那幾個人手裏拿著鐵棍，看著這個長發遮眼的高個子男人，模樣特別陰險。兩幫人推推搡搡，一個小夥子舉起鐵棍，王立秋掏出土槍，頂著小夥子腦門。
小夥子不敢吱聲了，他雖然喝多了，也知道不能和槍作對。王立秋見出槍馬上“見效”，得意地順勢就用槍砸了小夥子腦袋一下。
“嗵”的一聲，槍炸了。小夥子仰頭倒下。
看著地上的槍，雪白的大地，紅的血，白的腦漿，王立秋奪路而逃。在大雪中，王立秋沿路狂奔，逐漸變成了一個黑點。
往後十年裏，王立秋不知所蹤。帝豪浴池因為死人的事兒，倒閉了。現在那成了教堂，周末常常傳出唱詩的聲音。
這些細節我第一次聽說，沒想到老靳了解得還真清楚。
“我和王立秋家是老鄰居。”倚在值班室沙發上的老靳說。
王立秋出事之後，他老婆一開始還配合警方問話。然而婚姻名存實亡，一個女人，還成了單親媽媽，她受不了周圍的閑言閑語，斷了所有聯係，帶孩子走了。沒人知道她去了哪。王立秋大哥帶著父母搬了家，恰好老靳也搬去了同一棟樓。起初老靳覺得有些尷尬。他的紅色電瓶車就停在樓下小院，每天取車上班，都能看見王家人。王立秋家也同樣尷尬，雖然老靳隻是聯防隊員，那也是公安局的人。
雖然尷尬，但老靳和王大哥都喜歡喝酒，隻要是手裏拎著酒菜遇上了，就會邀請對方來家喝幾杯。兩人時常一起喝得大醉。老靳在所裏杠，在外麵說話卻讓人舒服，“他跑由他跑，別因為這影響兩家人感情。再說，派出所又不辦命案。”不過老靳也和王家大哥說過，最好勸弟弟王立秋回來自首。
老靳給我回憶這段舊事的時候，越說越興奮：“你說要是把王立秋逮住了，起碼你們民警三等功是沒跑了吧！”
他是真想逮住王立秋。他覺得，這要是成了，且不說轉正的事，最起碼能給兒子鋪路，讓他接自己的班，興許和兒子的關係都能緩和。
自從萌生了抓王立秋的想法，老靳和王大哥喝酒明顯帶了目的性。老靳是“酒醉心裏明”，覺得自己總能套出點什麽來。酒話往往不那麽引人注意，第二天就忘得差不多。老靳和王大哥的酒，斷斷續續喝了一年。王大哥不知道，自己被老靳給“套路”了。
派出所轄區不大，飯店也就那麽幾家。所長知道最近老靳總是和王大哥喝酒，半開玩笑地說：“老靳喝酒也不忘工作，能把王立秋的下落套出來也好啊！”老靳哈哈一笑，說哪有這麽容易，那家人口風緊，“我一提當年的破事，他們能摔杯子走！”
我曾問過刑警隊長，他說隻要嫌疑人和這個世界產生聯係，被警察抓到就是早晚的事。
“那他要跑進深山老林呢？”
“你要抬杠就沒辦法了。”隊長說，王立秋要麽是在哪藏著，要麽就是“漂白”了。
2018年3月4日，那天所長值班。晚上8點多，老靳打電話給所長請假，說是有個飯局。老靳說，“王立秋的事情有些門道了。”
他和王大哥喝了三斤多白酒，終於聽到實話了。王大哥覺得老靳這人不錯，在一起從來沒提過王立秋的事情，也不像其他鄰居，嫌棄他家出了殺人犯，平時還老幫忙。“你想找王立秋，就去那！”在這個不大的小屋裏，喝大的了王家大哥往北邊指了一下，老靳登時就明白了。
老靳說：“王立秋是江蘇人，他肯定回老家洪澤湖那邊了！”
隔著電話，所長都能感覺到老靳濃濃的酒氣。掛了電話，沒把老靳說的當回事。
第二天，老靳休息。
第三天，一直很準時的老靳沒來上班。打電話也沒人接。早上十點多，所長覺得有些奇怪，讓我去老靳家看看。
老靳家在一個非常老的小區裏，離派出所隻有一公裏遠。密密麻麻的紅磚樓構成這裏的全部，樓道常年漆黑，白天也這樣。他住七樓，我和同事敲了半天防盜門，沒人開。我撥了老靳的電話，耳朵貼著門聽，屋裏沒有電話響。
所長想起老靳那個奇怪的電話，“他不會是去逮王立秋了吧？”大家紛紛表示太扯。
那天，我一口氣出了七八個警，累得都快站不起來了。下午六點，我在值班室一邊回複警情，一邊扒拉著飯。所長一臉凝重地走進來說，老靳出事了。他大哥翻到一把備用鑰匙，打開門發現，人就躺在臥室**，死了。
我趕到老靳家時，樓下站滿了分局的同事，大家知道他去世的消息，都來了。人群給我們所裏的人讓道，讓我們先上樓。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老靳家，一個四十多平米的舊房子，客廳不過四五平方，飯桌占了一大半，上麵有沒吃完的鹵菜和剩菜，地下全是白酒瓶子。老靳離婚多年，一間臥室已經成了雜物間。
他端端正正地躺在**，好像睡著了一樣，床頭的電視還在播放，手機靜音，擺在電視上充電。法醫判斷，死因是突發疾病。趕來的120急救醫生說，老靳應該是昨天就走了。誰也說不好，老靳出事與喝酒有多大關係。
大家都說不出話，樓道裏隻有老靳兒子和老靳大哥大姐的抽泣聲。
老靳父子倆的關係一般。離婚後，兒子幾乎不回家，兩人上次見還是去年中秋節。我曾勸老靳再找一個老伴兒，老靳說，兒子已經不回家了，自己不能再做得不好。
老靳去世時，穿著一件黑色警用羊毛衫，左胸有銀白色的“POLICE”刺繡，在燈光下特別耀眼。
一樓的王家大門緊鎖，也許是為了避嫌，一家人都不在。
我和所長都知道老靳的遺願，就把王立秋的消息推送給情報部門。追查小組得知王立秋可能躲藏在洪澤湖老家，立即改變了思路。王立秋的前妻進入了警方視野。
所有人都以為，這對夫妻“大難臨頭各自飛”，警方也放棄了這條線索。萬萬沒料到，這女人騙過了所有人。她每年都會去江蘇徐州見王立秋。徐州離洪澤湖不到兩百公裏，這和老靳生前拿到的情報一致。
2018年9月10日，徐州某工地，中午天氣燥熱異常，秋老虎襲擊著每個人。在鋼筋和水泥混雜的地方，一個穿著迷彩服，帶草帽的工人正靠在水泥樁子上休息。工地負責人是個大胖子，他指著這個平平無奇的工人說：“他叫王誌學，在這幹了好幾個月了，就是你們照片上的人。”
偵查員悄悄靠近，包圍住“王誌學”，那人感覺到了異樣，剛想取下草帽抬頭看。偵察員爆喝一聲：“王立秋！”接著用手銬銬住了他的手腕。王立秋變得又黑又瘦，和他往日的照片大為不同，除了五官，還真看不太出來。
十年前，王立秋先跑去了山東，當年的下車地點他自己都記不清了。這些年來，他一直在打零工，被雇主欺負也不敢反抗。他一路乞討著回了老家，當漁民，隻敢在船上住。休漁期沒活兒幹，他就去徐州的工地上當水泥工。
王立秋穿著黃馬甲，指認完當年的現場，情緒有些不穩定。我問他怎麽了，王立秋說：“馬上要進去了，我就一個要求，就一個！”刑警隊長點點頭，示意他說。
“老電影院的羊肉湯還開著嗎？我十年沒吃了。” 後來，我給王立秋買來了羊肉湯，他是哭著吃下去的。
王立秋落網了，局裏組織了慶功宴，很多人想起老靳，卻沒人主動提起他。
老靳是所裏出了名的杠精，和所長差不多的性格。他倆的情況也類似。年輕時，老靳在鋼廠當保安，所長在瓷器廠當工人。所長比老靳年長，1985年工廠效益還好的時候，就辭職考了警校。每個月工資比工廠少了一截，被人嘲笑了好多年。而1996年老靳下崗，隻有當輔警的機會。他心裏憋屈，尤其是和所長一起喝酒的時候。
有人背地裏嘲笑老靳沒眼光，老靳工作一較真，就有人和他抱怨。我有時候想，要是老靳的身份和所長換一換，大家會怎麽看待老靳這個人呢？
在所裏，老靳的名字好像是壓在抽屜底下的印泥一樣，平時你怎麽都找不到，又會在不經意間冒出來，把你的手染得紅紅的。
老靳追悼會那天，全局隻要不值班的都去了，遺體告別儀式上，黑壓壓的警服站滿了大廳。老靳的的母親七十多歲，她對局長說，“靳輝走了，我這孫子……”她的意思是想讓老靳的兒子來所裏接班。但輔警早已納入市人社局統一管理，不考試入編談何容易。局長握著老靳母親的手，緩緩地搖了搖頭。
當時，王大哥想去送送老靳，也怕公安局傳喚他。喪禮第二天中午，他匆匆放下一千塊錢禮金就走了。
老靳是病亡，不屬於因公犧牲，也沒有太好的優撫政策。我到最後都沒告訴老靳兒子，老靳是為了讓他接班，而追查王立秋的事。老靳想立功，也想做警察該做的事兒。
老靳去世半年後，派出所小規模改造，門口掛了十幾年的“治安聯防中隊”牌匾被摘下，放進舊倉庫。改造讓所裏煥然一新，也似乎從那時起，老靳的名字，越來越少被提起了。
2019年3月5日是老靳去世一周年，我又想起他仰著帶刀疤的臉，坐在值班室裏衝我說，“有警情我通知你們”。
答應老靳的那頓飯，我還沒來得及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