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愛人
2017年秋天，飄落的樹葉將城市近郊的小山染成一片金黃。一個留著黑色長直發，身穿粉紅色大衣的女人，坐在銀杏樹下，背靠樹幹，麵朝南方，眺望著遠方層巒疊嶂的群山。
11月13日，早上8點。一個退休的老人背著攝影器材出現在山頂。老人舉起相機，準備記錄秋日美景。在取景框中，他發現了銀杏樹下的女人。
這裏景色宜人，卻很少有人願意攀爬四十分鍾的路程登上山頂。老人想邀請女人看看自己的攝影作品。他一邊往前走，一邊發出問候，女人始終不做回答。老人經過樹幹右側，繞到正麵，隨後發出一聲回**在山間的刺耳尖叫，跌跌撞撞地飛奔下山。
透過女人麵頰上淩亂的劉海，老人看到一張鐵青的麵容，那上麵，布滿了暗紅的屍斑。
女人早就死了。
一個小時前，我還在刑警隊贓物返還活動上幫忙。接到刑警隊王隊長的電話，我立刻拿起勘察車的鑰匙和提著勘察箱下樓的法醫匯合，沿著二環向北一路疾行。直通山腳的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距離市區隻有七八公裏，一腳油門就到。
站在銀杏樹下，我環顧四周。這裏屬於大別山餘脈，群山環抱，是我常來散心的地方，身邊的一草一木都再熟悉不過。我從沒想過，這樣美麗的地方，竟然會發生命案。
附近的灌木無異常倒伏，大部分地麵被銀杏葉鋪蓋，無法勘察腳印。我蹚了一腳雜草，幾隻秋螞蚱四散而逃，蹦得到處都是。拂去金黃的落葉，女屍正前方出現了一些半圓形的淺坑——和她的鞋底寬度一致，應該是女人在蹬地掙紮時形成的。
我們判斷，這棵銀杏樹下就是第一案發現場。
女屍看上去二十多歲，瓜子臉上有一對好看的平眉。盡管有這些紮眼的紅色點狀屍斑，但還是可以看出她生前一定是個非常漂亮的女性。
她的頸部有紅色勒痕，左手腕有陳舊性傷刀傷。根據屍斑和屍僵初步推測，死亡時間超過48小時。她身上沒有現金、銀行卡，也沒有手機、證件等可以直接證明身份的物品。貼身的黑色打底衫和藍色牛仔褲穿著整齊，沒有被性侵的痕跡。除此之外，現場沒有其他有價值的痕跡物證了。
我繞著山走了一圈，周邊的村子沒有監控，這裏地處深山，位置偏僻，那棵銀杏樹又長在山頂背坡一側，除了攝影愛好者，很少有人會來這裏。
我懷疑是搶劫殺人，但不明白嫌疑人為何不隱藏屍體。根據經驗，無論是偶發、仇殺或情殺，大多都伴有藏屍現象。因為屍體越晚被人發現，嫌疑人脫身的機會就越大。奇怪的是，在這具女屍身上，這一切跡象統統沒有。
幾小時後，年輕的法醫連白大褂都沒脫，直接走進會議室來匯報。死者年齡不超過25歲，喉部出血，結合頸部勒痕，判斷死因是機械性窒息。死亡時間是11月10日下午17點左右。
當天，專案組向分縣局發出協查通報，並逐一梳理近幾個月來的失蹤人口和各轄區在夜場從業的女性名單。一天過去，有價值的反饋線索一條都沒有。我和專案組成員坐在辦公室裏十分頭疼。此時唯一的線索，隻有那條貫穿女屍左手腕的陳舊刀疤。
她有過自殺史。
第二天，病理毒理檢驗報出來了。法醫在女屍的胃溶物中檢出了三環類藥物成分。大家沒聽說過這種藥物。我站在一邊，緩緩地說：“這是一種抗抑鬱藥物，屬於處方藥。”
這種藥物我很清楚。因為一個朋友曾患有抑鬱症，而我喜歡她。這件事我很少向別人提起。
因為我的發言，王隊長和所長開始了激烈的討論。他們擔心我會將個人情感投射到案件當中，王隊長覺得我不適宜接觸這個案子，應該馬上退出，回派出所上班。
“我了解這個小夥子，他內心足夠堅強，沒人比他更適合這個案子，”所長堅持讓我繼續參與調查，“心結要靠自己解開，否則就是他的一個坎。”
我知道三環類抗抑鬱藥物的正規出售途徑，全區隻有第四人民醫院，也叫精神專科醫院。隔壁的家屬院，被附近的居民叫做“精神病大院”。
醫院位於舊城區，在一條老胡同的最深處。胡同被幾棵大樹遮蔽，兩側是破舊的平房和自建二層小樓。舊電線像蜘蛛網一樣在空中糾纏，垂在行人頭上不遠處。
“抑鬱症治療科”在門診樓二層，辦公室窗戶正對著嚴管病區。時不時會聽到從那邊傳來的怪叫，讓人感到極度不適。
科室裏隻有一名老醫生，正靠著暖氣片看報紙。他原來是司法鑒定中心精神病鑒定科的大夫，專長並非治療抑鬱症，而且年近六旬，即將退休。看到我們來，老醫生以為我們又帶精神病人來找他鑒定了，忙不迭地放下報紙。我說明來意後，他從抽屜裏拿出患者登記簿，戴上眼鏡翻開厚厚的本子。
來這裏就診的抑鬱症患者很少，第一頁都沒寫滿，其中女性僅有五名。一名初中女生，登記信息是焦慮症；三名三十多歲的女人，是產後抑鬱症。唯一一個二十多歲的女性，老醫生記得她是“挺漂亮的小姑娘”，叫趙蘭蘭。
我在“警務通”上查到了趙蘭蘭的身份。她25歲，是幼兒園教師。老醫生說她和其他人都不一樣，患有重度焦慮以及精神抑鬱。
看到照片，我確定了趙蘭蘭就是死在銀杏樹下的女人。
趙蘭蘭和父母住在區中心的丁字路口旁邊。地段繁華，距離案發地點不超過七公裏。小區是一片磚紅色八層小樓，被稱作“科級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隻有科級領導才有資格分到這裏的房子。趙蘭蘭父母退休前是市審計局和政法委的領導。
他們家在三樓，隔著外麵的鋼筋鐵門，我看見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穿著睡衣站在屋子裏舉著一個鐵皮噴壺澆花。這個頭發斑白，眼神看起來有些疲憊的男人，就是趙蘭蘭的父親。
我輕拍鐵門，拿出警官證。老趙放下噴壺，打開鐵門請我倆進屋。室內擺放著黃色的木家具，客廳裏很整潔，擺了很多綠植，家具上還蓋了藍白相間的布罩子。一看就是上世紀的裝修風格。
趙蘭蘭的母親從廚房走出來，對我們笑了一下，轉身回去泡茶。“一定是為了蘭蘭的事情來的吧？”老趙對我們的到來並不意外，“我們老兩口為她操心了大半輩子，麻煩學校、折騰我倆、現在又鬧給了你們。”
所長掏出香煙，遞給老趙一根，自己也點上。老趙沉吟片刻：“有事兒您就直說吧。”
所長盡量委婉地告知老趙，兩天前，我們在山上的銀杏樹下，發現了趙蘭蘭的屍體。
一秒、兩秒，空氣安靜得讓人不安。趙蘭蘭母親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老趙抽煙的手顫抖著。屋裏隻剩抽泣聲和香煙燃燒的聲音。
半晌，老趙說話了。他記得上周五中午是老兩口最後一次見到女兒。當時她要出門逛街。
我提出想看看趙蘭蘭的微信朋友圈。她的微信頭像是日本卡通形象“輕鬆熊”，棕色圓臉上兩個豆大的圓眼睛，很可愛。2015年以前，趙蘭蘭很少發朋友圈。最近兩年，也隻轉發一些微商朋友的截圖、一些幼教短文。
朋友圈裏關於她生活的內容隻有年初去日本旅行的九張照片。照片是在日本北海道拍的，有雪景、美食、神社入口高大的紅色鳥居。其中有一張合影，兩個年輕人很誇張地笑著，身後是神社和古樹。照片上，趙蘭蘭身邊的小夥子高而白淨，麵龐瘦削。他穿一身黑色大衣，梳著油頭，戴黑框眼鏡。小夥子叫袁超，26歲，是趙蘭蘭的男朋友。
趙蘭蘭生前患有嚴重的抑鬱症，經常會失蹤一兩天，等情緒好了再回家。時間一長，老兩口也習慣了，不是每次都出去找。
上一屆城區派出所所長是老趙的老部下，有時老趙會找他幫忙查行蹤，但大多數時間都是一無所獲。與其說是幫忙找人，倒不如說是老部下在安慰他。
抑鬱症真的是個非常折磨人的病症，不止折磨自己，也折磨著家人，時間一長，親人的習以為常和厭倦隨之而來，帶來更大的傷害。老趙也不好意思總去麻煩人，隻有袁超，始終堅持在她消失時不離不棄地尋找。
在這一點上我深有感觸，曾經有一年的時間，抑鬱症始終是橫跨在我和朋友心中的坎，但她不提我也不說，兩人在這種默契中度過每天。她總是說：“我真的沒事，你怎麽比我還愁眉苦臉？”
我理解這種痛苦，那是一種深埋在心中的無助，抑鬱症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好像你手裏抓著一把沙子，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從指縫裏溜走，你要是想使勁挽留，卻隻會加快沙子流動的速度。
我承認，一開始我對趙蘭蘭父母的態度非常不快。雖說抑鬱症很折騰家人，督促吃藥、忍受脾氣，多年如一日的確很辛苦。但病人最需要的就是親人的支持，而不是親人去對外人訴苦。但當時室內的氣氛悲戚，我也如鯁在喉。
征得同意，我們進入了蘭蘭的房間。這是一間少女風的臥室，床單、床墊、枕頭都是粉色。黑色實木書桌上，有一個Hello Kitty台燈、一台電腦、一個藍色的日本平安符。
書架上有一些專業課本和世界名著，書脊上落了些灰塵，看樣子很久沒動過了。在書架邊緣，放著一個藥盒——鹽酸阿米替林片。我打開看了看，默算了用量和開藥時間，服用情況正常。
趙蘭蘭小時候父母的工作很忙，他們送女兒去寄宿學校念書，隻有周末回家。高一時，班主任打電話來，說無論如何要和老趙談一次話。老師說，趙蘭蘭成績一直不錯，但情緒很不穩定。脾氣像爆竹一樣，一點就炸，經常為了一點小事和同學吵得不可開交，然後躲在被窩裏哭，很晚都不睡。她甚至在課堂上和老師吵架，邊吵邊哭。同學私下說，趙蘭蘭得了精神病。
老兩口嚇壞了，帶女兒去四院檢查。醫生診斷趙蘭蘭患有早期抑鬱症，但暫時不用藥，先換個環境，觀察有沒有好轉，再決定如何治療。轉學後，趙蘭蘭很少有大的情緒波動和失眠，平安無事地考上了省會的師範院校。
然而上大學後，她的抑鬱症又發作了。趙蘭蘭經常失眠，總帶著黑眼圈出現在課堂上。她總和室友說自己沒有用，是可有可無的人。有一次她不小心把室友的杯子碰倒，熄燈後，在**毫無聲息地哭了整夜。對麵床的姑娘也擔心了整夜。
讓人不安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寒假。第一學期結束，趙蘭蘭有多門課沒及格。老趙從輔導員嘴裏，又一次聽到了高中班主任說過的話。而且輔導員擔憂地說，連室友們都看得出來，趙蘭蘭想自殺。這次，醫生建議長期服藥，控製抑鬱情緒。把學業完成，畢業後有充足時間在家治療。
畢業後，老趙托老同事把趙蘭蘭安排進了區幼兒園當老師。“孩子在一起玩鬧，對她的病有好處。”
年初，趙蘭蘭和袁超去日本旅行，玩得很高興。老兩口一度以為，在袁超的努力下女兒有了好轉。卻沒想到，上個月趙蘭蘭割腕自殺。
警綜平台上有一條關於趙蘭蘭的出警記錄。10月1日，趙蘭蘭曾在袁超家割腕自殺。袁超報警後，派出所民警幫忙把趙蘭蘭送到醫院。
此外，袁超還有一個被報警的記錄，起因也是趙蘭蘭那次自殺。他租住在杏花苑小區。房東聽說房子裏差點死了人，要求袁超搬家。袁超說話輕聲細語，就是不同意搬家，還搬出《合同法》。房東說不過袁超，就報了警。
警察趕到時，矮胖的房東和瘦高的袁超站在樓下。房東一臉無奈，袁超很有禮貌。最後，與其說是民警從中調解，倒不如說是袁超把房東說服了。袁超的冷靜和涵養給那天出警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袁是個好小夥，沒有他，上次蘭蘭很難挺過去。”趙蘭蘭母親說，“為了蘭蘭的病，袁超沒少花心思受罪。”
出門時，老趙欲言又止：“袁超那邊，能否先瞞一瞞？這事我們去和他說。”老兩口把袁超當親兒子看。我也有點擔心袁超知道女友遇害後的狀態。
一年前，袁超用了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追到了趙蘭蘭。那時兩人在教師聯誼會上相遇，袁超對帶著憂鬱氣質的趙蘭蘭一見鍾情。像拒絕其他人一樣，趙蘭蘭拒絕了袁超的追求。她對袁超說：“喜歡上一個人就是失去他的開始。”她覺得，自己隻會讓對方傷心。
袁超絲毫不在乎一次次被拒絕，變著法兒哄趙蘭蘭。他對趙蘭蘭說：“也許別人不理解你，哪怕你下一秒就會離開，我這一秒也要陪你。”2016年冬天，兩人在一起了。
袁超在高中教物理。高中部有近一千名學生，學校師資緊缺，教學壓力極大。袁超不止教物理、數學，還會幫忙代課其他學科。袁超很受校長的器重，隻是校長覺得他有兩個毛病讓人難以理解。一個是“杠”，他在自己認定的觀點上絲毫不退讓；一個是上班太隨便。
“說杠吧，不太合適，但好像比執著的程度要深。”校長說。
袁超上課時，遇到解不出來的題，就把學生晾在一邊，獨自和題較勁，以至出現學生們坐在教室裏，圍觀他“解謎”的場麵。
有個外號叫“覺主”的學生。他記得有一次物理課，自己趴下睡覺前，看見袁老師用左胳膊托著頭，趴在講台上低頭算題。兩個小時後，“覺主”餓醒了，抬頭一看，袁超還保持著同樣的解題姿勢。
時間久了，學生們給袁超起了個外號叫“老杠”。
教務組領導批評袁超，他不在意，笑著反駁，“我就這點認真的小毛病，校長不會說什麽的。”
袁超上班很準時，沒課時卻經常從學校後門溜走。甚至有時候，袁超會突然讓學生自習，自己急匆匆走掉。後來大家才知道，袁超是去幼兒園找女朋友趙蘭蘭。
我和所長從趙蘭蘭家出來，打算去幼兒園了解情況。所長在車裏對我說：“一會見到幼兒園園長，你和她說案情吧。我不想再說一遍了，太難受了。”
看過老兩口傷心的樣子，我倆心情都不好。見到幼兒園園長，我介紹了案情，除了沒有說明趙蘭蘭的病情。死者為大，而且這是她的隱私。園長對趙蘭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袁超鍥而不舍的追求過程。
在教師聯誼會相遇後，袁超幾乎每天都來幼兒園找趙蘭蘭。其他老師開玩笑，讓袁超幹脆調到幼兒園工作。袁超笑嗬嗬地說調來了隻會去蘭蘭的班，“你們同意不？”
我們在幼兒園沒有什麽收獲，趙蘭蘭人際圈子非常簡單，除了同事和家人，就隻有袁超這個男朋友。
回到刑警隊，在大門口我迎麵看見袁超攙扶著老趙兩口子向外走，三人走得很慢。上午見老趙時，我覺得他身材魁梧，這才過了幾個小時，他好像一下子蒼老了好幾歲，像一隻癟了的籃球。
袁超還穿著和趙蘭蘭去日本旅遊時的那件黑色大衣，他摘了眼鏡，眼眶發紅、眼窩深陷，瘦削的臉上一副憔悴疲態，好像幾天都沒睡覺似的。
和趙蘭蘭在一起的一年時間裏，袁超幾乎成了半個心理學家，他努力想幫助趙蘭蘭康複，甚至有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趙蘭蘭發病的時候徹夜難眠、痛哭流涕，袁超就成宿地陪在她身邊。
有時，趙蘭蘭會突然失聯幾天，袁超就虛掩著門，整夜不敢熟睡。第二天一早，會先去趙蘭蘭家問情況，還給兩位老人帶早飯，幫忙做家務。一切安排妥當，才去學校上課。等趙蘭蘭願意出現時，袁超會扔下學生，迫不及待地出現在她麵前。他對趙蘭蘭的事都很細心，趙蘭蘭吃的抗抑鬱症藥，也是他一趟趟跑去四院開的。
四院不僅破舊，也是人們眼中的“禁忌”。病區樓的窗戶用鋼筋和鐵絲網防護住，不時有警察或者醫生捆著正在發作的精神病人，經過三道鐵閘門送入病區，把路過的人嚇得心驚肉跳。
袁超說四院這種地方，蘭蘭去得越少越好。
趙蘭蘭屍體被發現的第二天下午，她還躺在解剖室裏，身上覆蓋著白布，黑色的長發從**垂下，無法解答這場死亡。
我們試圖尋找她的手機。去電子城走訪的民警帶回近期賣手機的名單，除了幾個慣偷可以串並出盜竊案，趙蘭蘭的玫瑰金6S始終沒在市場上出現過。
圖偵提供了11月10日出事那天的監控畫麵。下午13點，趙蘭蘭穿著粉色大衣、藍色牛仔褲，走出“科級樓”小區，和袁超在步行街見麵。15點，袁超和趙蘭蘭回到科級樓小區路口。路口的監控攝像頭背靠“科級樓”，朝南。兩人往北走，消失在監控中。18點多，袁超獨自出現在監控中。他回家時路過學校，進去拿了一本書，然後返回自己的住處。
“你們打算拿這個來給局長匯報？”王隊長的眉頭擰成了一團。
我們大氣都不敢出一下，會議室裏，隻剩下點鼠標和翻閱卷宗的聲音。雖然局長還沒有來，卻可以想象到一會兒他狂風暴雨般的詰問。
王隊長突然發問：“趙蘭蘭和袁超下午3點多，消失在監控裏，袁超下午6點多回家。你們沒想過嗎，三個小時！他倆幹什麽去了？你們都沒懷疑過袁超？”
之前我們一直在按搶劫殺人的方向偵查，王隊長提出的這個方向，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我們都不願懷疑袁超，覺得他不可能對趙蘭蘭痛下殺手。
“他作案動機是什麽？沒有吧。光時間上說得通，其他地方也說不通啊。”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刑警說，“下午袁超還陪著家屬來問案情，如果是他，這得是什麽心理素質！”
袁超陪老兩口來刑警隊時，坐在沙發上一直低頭用手捂著臉。不少民警都看到，他表情木然，右手袖子上還蹭著粉筆灰，應該是知道消息後匆忙從課堂上趕過來的。
“他要是心虛跑路倒是好辦了。”王隊長中和意見，想到了折中的方法——等趙蘭蘭的手機出現。
14日深夜，商業街一片漆黑，隻有刑警隊的樓亮著燈。宿舍擠滿了人，辦公室裏都鋪上了行軍床。案件不破，專案組成員不能回家。有人在宿舍打牌，有人躺在**玩手機。更多的人聚在辦公室，翻閱卷宗，討論案情的各種可能性。
討論持續到了後半夜，作案時間和作案動機始終是爭論焦點。袁超是趙蘭蘭生前最後的關係人，他的嫌疑無論如何都不能排除，但我們怎麽都無法給他殺人的動機找出合理的解釋。
多數人始終覺得，袁超最不可能殺人。
大家不是同時睡去的，但是淩晨2點，所有人同時醒來了。大家披著警服，凍得抖抖嗦嗦，日光燈亮得刺眼，大家眯著眼，哈欠聲在不大的會議室裏回響。
王隊長頂著雞窩一樣的頭發，披著多功能警用大衣，向我們宣布：“技術剛打電話來，趙蘭蘭的手機開機了，位置就在袁超家。”隊長發布命令，半夜破門風險大，人容易“驚”。先去幾個人到袁超樓下蹲守。其餘人好好睡覺，早上去逮這小子。
樓下的警車發動了，聽著汽車引擎聲，我躺在宿舍徹底睡不著了。自己的往事和這幾天經曆的案情交織在一起，在腦海裏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現場沒有手機和錢，搶劫殺人合情合理，手機一定會出手並重新開機，但是為什麽在袁超家？他可是趙蘭蘭唯一的精神支柱！
雖然說不通，但是袁超的嫌疑陡然變大，不管背後真相到底是什麽，對這樣一個抑鬱症女孩下手，還留下一對傷心的父母，單憑這點，他就應當得到最嚴酷的懲罰！
我也想一起去袁超家樓下蹲守，但所長衝我大喊：“你就在這好好睡覺，明天抓人我帶你去。謎底就交給你解開了。”
早上7點，天剛蒙蒙亮，我從槍櫃裏取出自己的配槍，頂上了膛火。到了樓下，我抬頭看著位於二層的袁超家。屋裏的燈已經亮了，廚房排氣扇冒出縷縷炊煙。抓捕組輕手輕腳地上了二樓，意外的是，門竟然開著。
不大的客廳裏站滿了警察，袁超則穿著厚厚的藍色毛絨睡衣，已經梳洗整齊，正站在廚房的灶台旁燒水。
“你們比我想象中來得快，我本來還想燒水洗個澡，現在隻能泡茶了。”袁超平靜地說。仿佛闖進家門的不是警察，而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居。
所長拿出刑拘證，像是怕吵醒鄰居，輕聲說：“小夥子，跟我們走吧。”
袁超絲毫沒有束手就擒的意思，他扭頭看了看我們，也許是注意到了我腰間的手槍，他左手握住了灶台上的廚刀，轉身麵向我們。我心中一緊，身上冒出冷汗，把右手放在了槍套上。
所長用力握住我放在槍套上的手，麵對袁超說：“事已至此，何必呢？”
袁超放下廚刀，把手抬到胸前，從廚房走了出來。同事馬上給他上銬，搜身。
坐在車裏，我琢磨著所長那句“事已至此，何必呢”，感覺也是說給我聽的。所長點了一根煙遞給我，讓我把槍交給他。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有些機械地抽了兩口煙，把手槍交出。所長卸彈匣，退膛，收槍。
“你給我去會議室。”在會議室，所長把我的手機拿走，放在抽屜裏，“現在開始，在這坐一小時。”
我默默坐著，大腦一片空白。所長是對的，雖然抓捕重大案件嫌疑人可以攜帶並依法使用武器，但在這次行動中，我明顯帶上了個人色彩。我喜歡著一個患有抑鬱症的姑娘，所長知道，我會痛恨袁超這樣的人，有可能在必要且合法的情況擊斃他。但是摻雜個人意願的行為即使合法也不能算對。
袁超應該得到審判。而我作為執法者，不能借法律之手殺人。
一小時後所長進門：
“想明白了？”
“明白了。”
“幹活還是放假？”
“幹活。”
“那去吧。”
“警官，你槍斃我吧。”
我走進訊問室，剛拿起筆錄，還沒來得及看完文頭，就聽見袁超求我殺了他。袁超被捕後，很快就向審訊民警承認了罪行，卻遲遲不肯在筆錄上簽字，非要找我聊聊。
我抬頭看了眼袁超。他發型整齊，鼻子上端正地架著眼鏡，穿一套厚厚的藍色毛絨睡衣，四肢被緊箍在訊問椅上。袁超始終維持著斯斯文文的狀態，看上去很難和殺人犯聯係在一起。
他似笑非笑的神情裏透著挑釁：“其他人都想套我話，隻有你想打死我。”
“如果我沒猜錯，不是你自己有抑鬱症，就是你家人有。”袁超歎了口氣。
袁超的每句話都十分紮心，好像坐在訊問椅上的是我，不是他。
“警官，你也不用端著，其實我見過你，咱們好好聊聊？”
“你怎麽認識我？”我主動問他。他的回答讓我意外。
發現趙蘭蘭屍體那天，刑警隊大院正在舉辦侵財案件打擊專案的退贓大會。院子裏亂哄哄的，被叫到名字的人去登記領物。那天袁超也在現場，就站在公示欄前。
“退贓大會那天，你接了個電話就上樓了。”
“你殺了人，還敢去刑警隊裏看公示欄？”
“我就是想記住上麵的臉和人名，看看最後是誰抓了我。”
“你不是想和我聊聊嗎？”我打斷袁超。
袁超突然說：“我真的很愛她！”語氣就像麵對一個老朋友，而不是警察。他的目光遊離到天花板，身體想靠在訊問椅上。說完這句話，他失去了剛才的氣勢，看起來放鬆了很多。
袁超說，那次日本旅行後，趙蘭蘭的病情好了一點。雖然還會反複，但她堅持吃藥，加上自己的陪伴，病情暫時控製住了。袁超老家在省北部的產糧區，父母是種糧大戶。放暑假，袁超打算回老家看父母。趙蘭蘭開始患得患失，覺得袁超要離她而去，而她不能接受自己被拋棄。袁超提出一起回家，趙蘭蘭又覺得自己這個樣子，根本無法麵對袁超的父母。袁超進退兩難，決定不回家了。然而此時，趙蘭蘭已經認定自己是袁超的負擔。
趙蘭蘭不斷抱怨：因為自己，袁超不能回家看好久不見的父母；因為自己，袁超在學校引起同事的微詞；因為自己，袁超經常頂著黑眼圈工作和生活。
轉眼到了國慶節，袁超依舊沒敢回家。此時的趙蘭蘭，卻已經陷入“死胡同”。
10月1日上午，她在袁超家裏割斷了自己左手腕的靜脈。袁超接到幼兒園園長打來的電話，說趙蘭蘭沒來參加國慶活動。他火急火燎地趕回家。推開浴室門，趙蘭蘭麵色慘白地側臥在浴室裏，不省人事，左手腕正在往外流血。她的右手邊扔著一把刀。浴室地板上已經浸染了一片血跡。袁超嚇壞了，馬上撥打120急救電話。由於120、119、110三台聯動，派出所民警先趕到了現場。
袁超用手捂著趙蘭蘭的傷口，身上沾滿了血，努力和她說話，不讓她失去意識。民警從單警裝備裏取出急救包，用無菌紗布覆蓋趙蘭蘭的傷口。紗布很快被暗紅色的靜脈血浸透，民警又用止血帶紮在趙蘭蘭的手臂上。
120終於趕到袁超家，醫生拎著軟擔架上樓，把蘭蘭抬進救護車。去醫院的路上，袁超坐在救護車裏，一邊哭一邊和蘭蘭講話。蘭蘭進搶救室後，他一個人坐在搶救室門口的長椅上，頭垂在**，雙手捂著臉，衣服被染紅，眼鏡放在一邊。他好像根本聽不到四周發生的事，眼淚一顆顆砸在地板上。
我相信袁超那句“我真的很愛她”沒有說謊。
在勘察袁超家時，我們發現很多打印好的A4紙，用長尾夾分門別類整理好，上麵全是治療抑鬱症的資料。他怕趙蘭蘭多心，把這些資料鎖在抽屜裏。抽屜底部，躺著那兩張飛往日本的機票。趙蘭蘭的手機放在袁超的床頭，裏麵最多的就是兩人的合影。
那次自殺，趙蘭蘭雖然被救回來了，袁超卻再也無法集中精力工作，他覺得，壓力已經超出自己承受的範圍。一個奇怪的念頭開始在腦海裏徘徊。
“也許，她活著是一種負擔，死亡才是解脫。”
袁超說念頭第一次出現時把自己嚇了一跳，可這個想法卻不斷在滋長。
“她那次自殺未遂，我就一直在想，我什麽都做了，還是無法治好蘭蘭，她還是鐵了心要尋死。我們在一起真能有未來嗎？”
袁超專注地想了很多事，如同他在課堂上拋下學生獨自悶頭解題一般。他給自己和趙蘭蘭解出了答案：趙蘭蘭自殺，或者和他分手。無論哪種，她都會死。
袁超保持著一種奇怪的姿勢，始終仰頭看著天花板。我以為他是不想讓別人到他流眼淚，或者是不想再麵對我的訊問。
“但我根本做不到不想她，我放棄了抵抗。即使被抓我也認了，我要再看她一眼。”袁超仰著頭說。
殺死趙蘭蘭的第五天，袁超忍不住打開了她的手機。他馬上反應過來，自己離落網近了一步。知道早晚被抓，袁超特意查過看守所的規定：不能穿有硬物的衣服；衣服上不能有金屬紐扣、綁繩；鞋子不能有鞋帶、皮鞋不能帶鐵鞋弓。他提前給自己準備了厚睡衣、棉鞋、還有一疊100元的票子。這一套東西整齊地放在他家的茶幾上。
訊問途中，“探長”老楊進來接手。老楊進去沒多久，拿著筆錄朝我走來說，“有些地方不仔細，到底是**殺人還是有謀劃？低級錯誤！”
我跟老楊再次走入審訊室。老楊坐下，直勾勾看著袁超，像看獵物。袁超被看得有點發毛，不由自主地動了動，“警官，該說的我都說了啊，銬得這麽緊，什麽時候去看守所？”
“你勒蘭蘭的時候緊嗎？”老楊淡淡地說。
袁超一愣，沒有回答，又仰頭盯著天花板。
“蘭蘭掙紮了嗎？掙紮了多久？她有沒有扒開你的胳膊？你到底是愛她還是害她？”老楊大聲發出一串問題。
袁超急促地呼吸，“沒有，她沒怎麽動彈，就那樣發生了。”
“不對吧？地上都是蘭蘭蹬出來的痕跡，看得出她在掙紮，而且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很痛苦吧。你就這麽狠心？明明一鬆手就能放過她。”
袁超開始回避，“我記不清了，當時腦子一片混亂”。
“你們怎麽去的，走路到這地方起碼一小時吧，為什麽不坐車？你最後陪她的路也是一條黃泉路，六七公裏啊！”
袁超聽到“黃泉路”的時候，明顯顫動了一下，但是沒有回答問題。
老楊輕描淡寫地說，“她也許隻是暈過去了，你這一走，她一個人在荒山野嶺就這麽死了，你可真殘忍，真不是人。”
“不可能！不可能那樣，操！”袁超的表情開始扭曲，大口喘著氣說。
“你憑什麽就說人死了！你倒是說說看！”
“因為她已經涼了！”袁超大聲哭喊起來。
他的麵具終於摘下了。
幹什麽事都“杠”的袁超，把念頭變成了計劃。他事先已計劃好，約趙蘭蘭去山上，就是為了殺死她。那裏確實是他們經常散心的地方。清晨的山下有早市，到處是擺攤的小販和晨練的人們。但中午一過，路上就很少有行人了。
當天袁超選擇步行，他擔心乘車會留下線索。步行就不一樣了，那一路的人行道沒有監控，附近的人也不會在意兩個散步的青年。袁超在銀杏樹旁不知待了多久。看著靠著樹幹的趙蘭蘭，他試著拉她起身，發現她的身體已經冰涼。
他冷靜下來，把趙蘭蘭身上的物品拿走，偽造成搶劫殺人的現場。但他做不到把趙蘭蘭藏在荒草中，讓她與蛇蟲鼠蟻為伴。屍體就這樣靠在了銀杏樹下。遠遠看去，根本無法發現異常，就像一個女人，久久遙望著遠方。
回到家，袁超不敢相信切實發生的事情，幾天來很不好過。睡不了多久就會驚醒，醒來的時候又覺得是在做夢。有時，他騙自己，趙蘭蘭並沒有死。有時，他腦海裏又冒出想回銀杏林看看的念頭，卻又不敢。
袁超做好了兩手準備，一方麵他置備好了看守所的衣物和應付審問的說辭；另一方麵，他正常去學校上課，去趙蘭蘭家問候老趙兩口子，詢問蘭蘭是不是在家，神色如常，甚至去刑警隊門口張望。
一想到這麽一個背負一條人命的嫌疑人東窗事發前在被害人父母身邊談笑風生，我就感覺背後一陣寒風。他是最好的演員，不，他不能算人，應該說是冷血動物。
袁超就這樣靈魂出竅似的過了幾天，直到今天淩晨他打開了趙蘭蘭的手機，看著看著意識到：完了。
徹底睡不著的袁超幹脆熬到天亮，哪也不去，等著警察上門。袁超之所以要求和我聊，是覺得我和他有相似的經曆，希望我能理解他殺人的動機。
被送去看守所那晚，袁超又提出想讓我送他一程。我拒絕了：“和你多待一秒，都覺得惡心。”
我不能理解袁超，我希望他接受審判，執行死刑。
“可我不認為自己會判死刑，你輸了。”袁超的表情又恢複了平靜。
不久之後，趙蘭蘭父母和律師造訪了王隊長辦公室。他們落座之後我才發現，老趙不再像個退休老幹部，倒像一個長期酗酒萎靡不振的酒鬼。說著，就流下了眼淚。
審判程序是非常漫長的過程，這對飽受喪女之痛的兩人來說是一種折磨。
半晌，老趙說，“即使判袁超死刑，蘭蘭也活不過來了。人老了，經不起這樣折騰，袁超本性不壞，他對蘭蘭好，我們都能看得出來。他經常說以後不管和蘭蘭如何，都會把我們當親生父母。”
老趙說不下去了，律師把老兩口寫的材料遞給王隊長，我瞟了一眼，是諒解書。所謂諒解書大意也就是案件情況，趙蘭蘭的病症是誘因，她的病把老趙以及袁超折磨得精疲力盡，袁超算是一時糊塗，情緒失控做了傻事。他們覺得袁超本質上不是一個惡人。女兒的消失並不意味著袁超要隨著一起消失，他們不忍心讓另一個家庭也承受喪子之痛。
“真他媽的諷刺。”我罵了一句，頭也不回地開車離開。
患抑鬱症並不是蘭蘭的錯，錯在她得不到科學的醫治和親人正確的對待，生前的蘭蘭飽受折磨，她死後，殺人凶手居然可以逃脫一死。
2018年12月24日，我在省城出差辦理一起案件，晚上在賓館，教導員發來一張圖片和語音：“小蔣你看，晚上我們去教堂做平安夜安保和消防檢查，老趙夫妻開始信教了。”
我回複：“這樣也好，可能是精神寄托吧。”
回去之後，教堂的老牧師和我說，其實老兩口來這裏快一年了，趙蘭蘭母親加入了唱詩班，幾乎每個禮拜天都能看到她。
我知道不會得到答案，但還是忍不住問牧師：“他們祈禱些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