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胡雪岩：成亦官商，敗亦官商

胡雪岩初入商場，立刻認定走官商之路是他的惟一選擇，這是因為，晚清時期的商業尚處於初期階段，再加上清朝官場的腐敗，商人如果不尋找官場靠山的話，根本不可能有大的作為。於是，他挖空心思，通過賭博式的投資先結交王有齡，後又接連結交了左宗棠、文煜、寶均金等權貴，在為自己尋找到可靠的靠山的同時，輾轉騰挪，大發其財。成為晚清赫赫有名的“紅頂商人”。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胡雪岩在極力向官場靠攏的同時，由於自己對政治並不在行，對於官場傾軋不甚了解，對形勢完全看不清楚，以至於在後來李鴻章與左宗棠的鬥爭中，隨風飄搖，無法控製自己的命運，最終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公關官場，不惜代價

官場是胡雪岩“公關”的首選目標。隻要與官沾邊，無論是候補的，還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工夫。汪康年《莊諧選錄》記載：“胡後為某錢店司會計。在眾人對王投以勢利眼之際，胡雪岩獨報以殷勤禮節，假以私財表現出相當的政治遠見。”在王有齡這邊，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霖，他對胡的“慧眼識俊傑”自然念念不忘，後來，王有齡以糧台積功報知府，旋補杭州，不出幾年，升浙江巡撫，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資便得到難以計數的回報，還博得了“東南大俠”的美譽。

胡雪岩對候補者尚且如此，對在任官員的結交更是不遺餘力，而且他很懂得因人製宜。胡初遇左宗棠時，杭州已被太平軍攻陷，當時浙江輿論指責胡不忠不義，置生死至交王有齡於不顧，隻為自己苟且偷生，也有人說他潛出杭州赴滬購糧餉時私吞了公款。當時，左宗棠已繼失城自縊的王有齡而任浙江巡撫，聞傳言對胡頓生反感，甚至“欲問其罪”。

但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摸準了以一員漢族舉人破格而入值清廷的左宗棠為建不朽功業、立萬世英名需要各方輔佐，所以，他在入浙以後，三天內籌到10萬石糧，這無疑喚來了及時雨，也成功地向左宗棠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從而變被動為主動。後來，胡為左宗棠協理洋務、充當西征糧台轉運、籌款購槍，每件事都幹得相當出色，喜得左宗棠稱他“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是“商賈中奇男子”，在心目中形成對胡倚若左右手、須臾不可離的心理定勢。

除了結交王有齡、左宗棠，胡雪岩還通過錢莊業務與京中大官奕忻、文煜等人接上了關係。當然，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對於官階名氣小的胥吏僚屬輩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極力拉攏，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說他：“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胡的曾孫胡亞光在《安定遺聞》中記述：“有貴人王軍門獻上屏風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廳，事仆失手壞之，時眾賓客莫不震驚，而公竟麵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說的是其曾祖寬厚待人。但人們卻可以從這條史料中了解到胡雪岩與軍門一級的官員有禮品往來，彼酬此酢，而貴人、大亨往往就是他的座上賓。

胡雪岩能夠結交到為數眾多，各種各樣的官場權貴，並非一味地用砸銀子或拍馬屁等單一手段，他能夠抓住不同的人不同的弱點，有目的的進行突破，對“症”下“藥”，或獻錢，或獻美，或獻策，因人而異，緊緊地圍繞每個人最想要的東西來行動。他說：“送禮總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東西。”胡雪岩的高明，在於他能發現不同的人求之不得的東西，並滿足他們的願望。

當初，浙江巡撫黃宗漢露出口風要動一動了，胡雪岩就得考慮一下浙撫的位置誰來接替最為合適。

為自己的利益計，這個位子由何桂清接任最合適，為此，胡雪岩忍痛割愛，將阿巧讓給了何桂清。從那之後，何桂清對胡雪岩非同一般，一直到死，都是胡雪岩生意的堅強後盾。

贈金、贈美，對以一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禦史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又都失去了作用。起初，由於杭州被太平軍占領期間的謠言，那時的左宗棠對胡雪岩既早聞其名，也早有戒備，他甚至接到許多狀告胡雪岩的稟帖，決定一律查辦，指名嚴參。這位素有“湖南騾子”之稱的總督，在胡雪岩前去拜見時，甚至都不讓他坐，很是“涼”了他一把。然而由於胡雪岩的“手腕”實在高超，最終胡雪岩還是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甚至被引為知己，左宗棠由此成為胡雪岩在官場比王有齡更有力量的靠山。後來也就是因為左宗棠的一力舉薦，胡雪岩才得到朝廷特賜的紅頂子。

胡雪岩之所以籠絡到了上述諸多官場大吏的鼎力相助，就是緣於他對“症”下“藥”的送禮方式。這對“症”下“藥”，說到底也就是投其所好。正如送禮，要送得合適，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對方喜歡。而要對方喜歡，常常也就是送給對方急需的，又一時沒有的。比如左宗棠喜奉承，求事功，胡雪岩正好給他送去了能使他成就事功所必需的東西，一送之下，也就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借助權勢，遇事傾人

為了緩解戰後財政危機，胡雪岩向富紳大戶“勸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勸捐10萬兩，段推三阻四，結果隻捐1萬兩。

段光清的《鏡湖自撰年譜》還舉了紹興富戶張廣川的例子，說胡雪岩指使在太平軍攻陷紹興時死去的紹興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遞稟，告發廖子成之死是因為張廣川集亂民戕害所致。結果，京城來了諭旨，著浙江巡撫查問。行文傳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張廣川處，嚇得他托人求情，寧願捐洋10萬元，這才獲免。段光清在文後歎道：“胡光墉之遇事傾人，真可畏哉！”

胡雪岩罰捐，鋒芒畢露，少不得要得罪這樣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難處，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具稟杭嘉湖捐務情形後，左宗棠對捐務有起色殊感欣慰，並在批劄中寫道：“罰捐二字，亦須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實無可原者，雖黃金十萬安能贖其一命乎！”這對不法富商無疑是當頭棒喝，相信他們聽了這樣的話自個兒心中也會掂量，與其當罪犯，不如多捐錢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是胡雪岩借助權勢，壓人屈服的一個典型事例，商者雖然有部分人為富不仁甚至其財富是不義之財，然而大部分富商的財富也是通過辛勤勞動換來的，得來實為不易。胡雪岩取得左宗棠的信任之後，為了進一步得到左宗棠的賞識，並最終成為左宗棠的“股肱之臣”，自然要盡心盡力為其辦事，除了自己納糧獻銀之外，要想恢複杭州戰後元氣，胡雪岩單靠個人的力量當然不夠，惟一的辦法隻有打富商的主意。於是胡雪岩便想出了“罰捐”這個辦法。由於是“罰”，大部分富商都是不情願的。在這種情況下，胡雪岩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差使，以取得左宗棠的信任。於是，他動用了最後一招——權勢。

從古至今，依仗權勢去達到目的都一直是人們所唾棄的，是迫不得已時才采取的一個手段。胡雪岩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隻是他急於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從而把自己放在了眾多富商的對立麵，再加上他迅速暴富，早已成為眾人的“眼中釘”，如今又仗“勢”欺人，眾富商當然不敢與官府作對，然而內心裏早已把胡雪岩恨之入骨。從而導致其最終潰敗時，幾乎無一人出手相助，反而有更多的人落井下石的局麵，最終驗證了一句老話“有因必有果”。

落井下石，最終一擊

雖然，胡雪岩做絲生意虧空的數額有不同的說法，但不管怎樣，擁資二三千萬的他按理不至於因此破產。無奈“人怕出名豬怕壯”，胡大官人的盛名使胡雪岩成為社會公眾人物，一舉一動受人矚目，況且他的虧空額雖不至於讓他掏空積蓄，但畢竟是一筆了不得的巨款。如此這般，市麵上便傳言四起，說他“頭寸失靈”（“頭寸”也作“頭襯”，是商業用語，意為款項。錢莊付出款大於收入款時需四出張羅款項，就叫“調頭寸”）。胡“頭寸”擺不平的傳言攪得人心惶惶，人們紛紛前往提款，這樣一來，胡雪岩的錢莊、銀號窮於應付，拆東牆補西牆，頓現鬥大的窟窿。

這個時候，胡雪岩偏偏又後院起火，上海阜康錢莊的檔手（經理人）私下將各省陸續匯來應付兌款的協銀彌補了自己的虧空。分駐各省的錢莊、當鋪經理中有些人沉湎聲色酒馬，久而久之，開銷巨大，不免私自侵占存款，也成尾大不掉之勢。

由於以上原因，到1883年12月5日（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胡雪岩在上海、北京、鎮江、杭州、寧波及湖北、湖南的所有阜康銀號、錢莊都麵臨倒閉。

危急時刻，與胡雪岩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左宗棠當然竭力為他彌補善後。1882—1884年（光緒八—十年），身為兩江總督的左宗棠曾三次從金陵來到上海，每次都找胡雪岩晤談。據《北華捷報》記載：左宗棠也曾試圖力挽阜康頹勢，“左督下令阜康複業，他並為此撥付30萬元”。可是，擋不住京、滬等地大官僚競相提款，原本可以應付過去的局麵終於支撐不住。

阜康的巨額存戶大多是官吏，胡雪岩宣布“倒債”，他們豈肯善罷甘休？如：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文煜在任粵海關監督、福州將軍肥缺內貪汙贓款甚巨，以及曆年所獲贓款均存於阜康錢莊中。當阜康麵臨倒閉清算時，因給事中鄧承修彈劾，經順天府府尹畢道遠查複，文煜在阜康有存款70萬兩。狐狸尾巴既然已露，文煜索性上疏請捐出10萬兩報效公帑，先把皇帝嘴巴封住，其餘請求追還。各地官僚也紛紛效尤。朝廷憑空可得一筆“外快”，當然也起了查抄的勁頭，終於下達諭旨，謂：“現因阜康商號閉歇，虧欠公款及各處存款，該商號之主、江西候補道胡光墉著先革職，即著左宗棠飭提該員嚴行追究，勒令將各地虧欠公私款項趕緊逐一清理，倘敢延緩不交，即行從重治罪。”

胡雪岩有個叫德馨的官場朋友，差不多這時已升任浙江布政使。

《南亭筆記》記載：阜康驟然倒閉後，德馨曾密遣心腹到藩庫提取2萬兩銀子赴阜康，代為償付不足千兩的儲戶的存款。有人對此疑惑不解，說“是庫銀也，焉得如是”？德馨卻胸有成竹地說：“無妨也，吾尚欠伊銀二萬兩，以此相抵可也。”他還派心腹告訴胡雪岩，夜半三更後將親自去胡府。到約定的時辰，德馨果然微服來訪，與胡雪岩徹夜長談。第二天，將胡雪岩所有的契據合同滿貯四大篋抬回署內，叫幕友“代為勾稽”。韋慶遠先生的《論清代的典當業與官僚資本》（載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史辨析》）一文就引此材料，斷言德馨“出大力為之彌縫善後，這說明他們之間具有密切的共同利害關係”。陳德中《胡雪岩商政謀略》一書（改革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據此認為德馨是胡雪岩“落難時的官場朋友”，並說：“能在落難中得如此一位朋友作此幫助，也算是對胡雪岩平日廣種福田的回報了。”可是，根據史料分析，筆者認為上述說法不符實際。因為胡雪岩死後，浙江巡撫劉秉璋在給朝廷的奏章中清清楚楚地寫著：由於胡雪岩被律以官法，還要麵對雪片般飛來的追債文書，劉巡撫擔心“事急生變，奇頓隱匿”，也就是說怕打草驚蛇，胡雪岩狗急跳牆藏匿財產，“因密商升任藩司（明清時代布政使別稱）德馨”，然後才有了德馨“親至其家，婉詞開導，令其將所領公款數目及各典資本全行開送”。經核計，“尚足相抵”。即使前述《南亭筆記》那條記述德馨夜訪胡府的材料，緊接其下也明明白白地記著：“後所還公款，皆出於是（指從胡府抬回藩署的四大篋契據）。人始服德之用心。後德謂人曰：‘餘豈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盡，則二百餘萬之巨款將何所取償乎？我非袒胡，實為大局起見也。’”由此可見，“與胡素相得”的德馨在胡危難之時，非但沒有拉他一把，反而通過拿出2萬銀子替胡還債（其實事後也可追充返回）誘出了四大篋的契據合同。德馨不久被保舉為江西巡撫，恐怕與他賣力為朝廷查封胡家財產有關。在清償債務時，清朝官員又趁機巧取豪奪，如文煜以賠付70萬存款為由獲取胡慶餘堂和元寶街胡宅等。

當時，戶部嚴令各省追討公款，其中命令兩江總督核追胡雪岩侵取西征借款的行用補水銀兩（指交際應酬、保險、裝運、水腳等費）10.6萬餘兩。實際上，當年左宗棠知這筆款項隻能以公了公，由胡雪岩具報，經陝甘督院堂谘會，戶部早已核銷，是有案可稽的，但此時戶部卻以“濫支”為借口，重算舊賬。

兩江總督一職在1884年（光緒十年）底因左宗棠到福建養病而由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代理。他在複戶部的公函中指出：“前值收還伊犁、俄人多方狡展，和戰未定，而關內外防營須餉孔殷。”在這種情況下，左宗棠“深恐因餉嘩噪”，才舉三筆西征借款，共1595萬兩，“雖其所費較多，而其所全甚大”，並說胡雪岩“若僅委員之虛名，而其平時交接酬酢，絲絲入扣，一旦緩急相依，即竭力以圖……奉公非不謹飭”，“此番案屬因公支用，非等侵吞”；該款“早經報銷”，“而紀綱所在，或不得不慎重出之”，朝廷不應“失信”；而且“迭當各省歉荒，強鄰逼處，亦幸得借款之可待”，看在胡雪岩借款接濟的份上，要放他一馬。

所以，曾國荃要求戶部從中斡旋，向皇帝奏請免追胡雪岩於西征款中扣存的水腳行用補水銀兩，並表明“嗣後不得授以為例”。

曾國荃總算為胡雪岩說了幾句公道話，但在當時的一片查抄聲中，這無疑是孤掌難鳴。經過兩年的追查清理，各省開報胡雪岩虧欠公款數目由浙江著追共得達161.39餘萬兩，虧欠江海、江漢以及兩江采辦軍火、電線等經費78.68萬兩（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由各省關自行著追的款項），虧欠紳民私款難以估算。

胡雪岩所虧公私款項目紛繁，數量巨大，斷斷續續扣抵，拖延三年，到1885年（光緒十一年），由浙江著追的公款尚有49.81餘萬兩，由兩江著追的公款尚有20.81萬兩。屋漏偏遭連夜雨，這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74歲的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更失去了靠山。

當時，正好遇著戶部尚書閻敬銘（1817—1892年，陝西朝邑〈今大荔〉人）辦事雷厲風行，盯住胡雪岩不放。閻是道光年間進士，1859年（鹹豐九年）到湖北總管過糧台營務，後來先後當過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署山東巡撫，鎮壓過宋景詩起義軍和撚軍，他既有在地方為官的閱曆，又善於理財，1882年（光緒八年）新任戶部尚書，第二年充軍機大臣，“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走馬上任後就碰到胡雪岩侵吞公帑私款的大案。

阜康倒閉時，閻敬銘以戶部名義嚴令各省火速追討。此時，他見胡雪岩拖延三年尚未完繳，認為胡“居心狡詐”，若任其虧空，不予嚴懲，年複一年，公款必致無著”。何況當時京外款項大多仍由商號匯兌，“非懲一儆百，流弊無所底止”。晚清刑部有個《詐欺官私取財條例》規定：對京城內開錢鋪侵蝕競換現銀票存錢文、閉門逃走的人，可以立即拘拿送刑部監禁，同時查封其寓所資財及原籍家產，並羈押在京家屬，限令兩個月內將侵匿銀錢全數完繳，逾期不執行者，連管事人及夥計所侵吞的，也要計入藏匿數之內，數目在一萬兩以上者，可定絞監侯（絞刑、緩期執行）。對照這一條例，閻敬銘認為：胡雪岩通過銀號侵取官私銀兩，比錢鋪侵蝕兌存票錢還要嚴重，胡在各省的銀號錢店同時關閉，官民受害不獨京城一處。胡期滿三年尚未清還，已大大超過刑部《詐欺官私取財條例》所定的兩個月期限。僅從上述三條來看，胡已罪不可赦，何況《大清律》另有規定：起運官將長押官及解物人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胡雪岩曾以江西候補道主管上海采運局，月支薪水銀50兩，通過與各省的公文往來，承領公款，又一手包辦、管領起運的具體事務，所以虧空公款，實屬監守自盜，罪更難容。雖然以上評論有失偏頗，但是，胡雪岩平日裏行事過於招搖，招人忌妒，最終招致他人合力打擊。

不諳政治，終成“祭品”

胡雪岩垮得快，不過是幾天的功夫，垮台的直接導火線是資金周轉不靈，錢莊遭到擠兌。此風愈演愈烈，到後來生絲生意、公濟典當、胡慶餘堂都受牽連，統統關門歇業了事。造成悲劇的原因十分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後台搖搖欲墜，政治敵手摧殘所致。

胡雪岩一生縱橫商場，與官場人物相交甚密，通過官商後台，打下一片江山。他先以王有齡為靠山，後以左宗棠為靠山，一步步走向事業的輝煌。左宗棠平太平天國，平撚軍，平西北之亂，一步步攀上巔峰。

胡雪岩也跟著左宗棠一步步創造著事業的輝煌。左宗棠平定西疆之後，凱旋回朝，因其功而拜相，入主軍機處，一時權傾朝野。同時，他又保舉胡雪岩，朝廷亦賜予胡雪岩二品頂戴，賞黃馬褂。胡雪岩名利雙收，風光無限。

然而，“福兮，禍之所伏”。胡雪岩的生意之所以能夠遍布大江南北，兼及海外，全賴官場勢力庇護，其失敗卻也源於官場的傾軋。

自從湘軍統帥曾國藩消滅太平軍後，朝廷中漢人大臣地位日益顯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手握重權，在朝廷中舉足輕重。曾國藩明白功高震主，解散湘軍，悄然引退。而此時李鴻章的淮軍卻羽翼漸豐，成了朝廷中新的焦點；左宗棠原為曾國藩的幕僚，此時也脫穎而出。

俗話說：一山難容二虎。曾國藩在世之日，左宗棠、李鴻章還各自收斂，相安無事。曾國藩一死，李鴻章與左宗棠開始明爭暗鬥，互相排擠對方。

如果左宗棠與李鴻章和平共處，或者左宗棠壓倒李鴻章，不論是戰是和，總之不被李鴻章壓倒，胡雪岩就不會垮台。

晚清特殊的社會環境使得商業不得不依賴於政治。政治上的鬥爭往往使得商業發展曆經波折，如果不依靠官場，不可能有大的發展，而靠得太近，卻又會成為官場鬥爭中的犧牲品。

在日本、韓國等一些國家，近些年不斷有經濟醜聞出現。政府部門一些官員運用手中的權力，把社會建設項目有意識地交給某商人，然後從中牟取回扣，而商人也運用金錢來左右時局，這在美國的大選中表現更為明顯。在有的國家，政客往往是大商人、大財團的成員，他們操縱國家經濟大權，從而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又為自己謀得更大的權利，這使得政治往往束縛於某個集團，甚至某個姓氏，出現了“異化”的權力。

這就是現代版的外國的“胡雪岩”，然而這樣的路，注定是上不得台麵的，從而也注定了這種方式也決不會長久，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