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暗殺魔王的血腥手段

1933年初，戴笠接到蔣介石的命令，要對付張敬堯。張敬堯是北洋軍閥中的一個幹將，袁世凱死後，成為“皖係”中的大將。在1917年到1919年任湖南督軍治湘兩年中縱兵殃民，出賣湖南地礦權利給外國，罪惡累累，民眾罵他叫“張毒”。1920年張敬堯兵敗被逐出湖南，1925年投靠張宗昌。北洋軍閥瓦解後，他避匿大連日租界，勾搭上了日本人，1932年到長春投靠剛成立的偽滿洲國。1933年初日軍進攻長城各口，進逼平津，張敬堯被日本人任命為“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攜700萬元經費，潛入北平，化名“常石穀”，住進了六國飯店，收集舊部，勾結流氓土匪，策動駐軍，準備配合日軍在北平城內暴動。

張敬堯和日特勾結，很快被戴笠安插在北平的特務得知，於是情報飛快報到蔣介石的案頭，如此漢奸，還留著幹嘛？蔣介石命戴笠盡快將此人處理掉，也順便給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漢奸，敲一下警鍾。

戴笠領命後，立即電令特務處的副處長兼華北特區區長鄭介民從北平速赴南京總部商量刺張事宜。鄭介民與戴笠進行了幾天策劃，決定由會講廣東官話和馬來亞土話的鄭介民化裝成南洋華僑巨商，回國做人參生意，也住進北平六國飯店，先偵悉張敬堯的行動規律，再指揮特務實施暗殺。

1933年4月底的一天，鄭介民打扮得西裝筆挺，滿身洋氣，隨攜著10多隻大皮箱，氣宇軒昂地住進了六國飯店。鄭介民住進飯店後，神態隨和，出手大方，很快就與茶房混熟，了解到張敬堯住的房間號數與位置。鄭介民又以散步與工作為由，多次到張敬堯的房間附近偵查，發現張敬堯與其副官以及參謀長趙庭貴三個人分住三樓三個房間，夜間睡覺經常變換房間。如果暗殺定在白天，人多不易下手，而且刺客難以走脫；若在夜間暗殺，又不知張敬堯當夜住哪個房間，且張的武功槍法都很厲害，弄不好就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鄭介民在為難之際，召來華北特區北平站的大特務王天木、陳恭澍等人計議，決定多邀集幾個特務輪番上樓，伺機待動。

鄭介民偵察到張敬堯每天起身很早，洗臉、修麵花的時間很長。這時，客人們多未起身，人少便於行動，而且張敬堯此刻疏於防備，故乃是實施暗殺的大好時機。鄭介民通知王天木行動，且指定北平站行動員、年輕力壯的白世維為暗殺的主要執行人，並研究了進入飯店的方法與動手後的逃走路線。另外派人在樓梯口、飯店門口掩護刺客撤退，還安排了一輛小轎車來接應。

1933年5月7日淩晨，張敬堯像往常一樣早早起身。正當他洗臉時，白世維出現在洗臉間的門口。張敬堯發覺動靜，猛扭轉頭，白世維看清了此人即張敬堯，飛速地抬手連開三槍，子彈準確地射進了張的腦袋，張立即倒地斃命。當飯店的茶房與客人們驚醒時，王天木與白世維等人已狂奔出飯店，鑽進小轎車逃走了。汽車開到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白世維下車，混入人群，步行去了八麵漕的清華園。

鄭介民這個“南洋巨商”不告而別消失了。當天晚上，他從北平軍分會得到準確消息：張敬堯已死，立即電報南京。第二天北平各報上刊登了：巨商常石穀，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中遭刺殞命。而不久後，國民黨北平機關報證實“常石穀”即張敬堯，並說張敬堯是漢奸，潛入北平陰謀策動叛亂，被“鋤奸救國團”擊斃。

戴笠殺張敬堯是大塊人心，但是他殺另兩個人，才是被人稱為“殺人魔王”的起因。

1933年6月18日，距六國飯店張敬堯被刺僅一個多月，上海又發生了楊杏佛被亂槍打死的事件。

楊杏佛名銓，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時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蔣介石之所以殺他，是因為對“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仇視。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采取各種恐怖手段，對抗日活動變本加厲地予以鎮壓。“抑製輿論與非法逮捕殺戮之記載，幾為報章所習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權保障同盟”成立了。

1932年底，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了同盟。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務是：“(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本同盟願首先致力於大多數無名與不為社會注意之獄囚；(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布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三)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鬥。”公開豎起了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做鬥爭。

同盟成立後，以宋慶齡為總會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並在上海、北平設分會，積極開展有關活動。在鬥爭中，幾件事引起蔣介石的極端仇視：

一是劉煜生被殺事。劉煜生是鎮江《江聲報》經理兼主編，因在該報副刊上登載愛國文章，被國民黨當局以“鼓動階級鬥爭”的罪名逮捕，並由江蘇省主席顧祝同下令封閉《江聲報》，1933年1月，將劉煜生槍斃。同盟得知此消息後，即開會發表宣言，指出，“此種**人權、破壞法紀、黑暗暴行，已明白證明顧祝同與實質上北洋軍閥毫無二致，也即為我全國人民之公敵。”並有力地揭露當局破壞民權的暴行。

二是營救共產黨人問題。1933年3月，共產黨人陳賡、羅登賢、餘文化、廖承誌等被捕，為了營救他們，同盟曾組織營救共產黨人委員會，由宋慶齡、楊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陳賡，要求釋放，並揭露國民黨法西斯罪惡。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務秘密綁架，同盟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營救。

這期間，楊杏佛身為同盟總幹事，積極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的活動情況由特務部門源源不斷地匯集到蔣介石那裏。這不是專門和我作對嗎？蔣介石恨得咬牙切齒，決定殺一儆百，以恐怖行動製止同盟的活動。但殺誰好？這卻是個頗費躊躇的問題。殺小了吧，起不到恫嚇作用；殺大了吧，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蔡元培是國民黨元老，殺了他們，我老蔣就別想有好日子過，莫說全國人民不答應，就是國民黨黨員就會把我吃了。何況還有那麽多反對派無時不在找我的縫隙下蛆呢？對，就殺楊杏佛。他是同盟總幹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躍，在國民黨內有一定資曆和影響，殺了他，可以起到恐嚇宋慶齡、蔡元培的作用，又不會翻了自己的船。於是，1933年四、五月間，蔣介石對戴笠下達了“製裁”楊杏佛的指令。

戴笠受命後，即布置手下特務對楊的一切活動進行監視調查，並印發了楊的照片三百張，供特務們確認，以備隨時動手。

楊杏佛當時住在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樓上，愛好騎馬，在大西路雇人養了兩匹好馬，常常在閑暇時去大西路、中山路騎著蹓玩。戴笠得到這些情報後，即準備在大西路狙殺他，並命手下擬出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報給蔣介石。但蔣介石不同意，認為把他殺在租界以外，對居住在法租界內的宋慶齡起不到威嚇的目的，還容易引起各方指責，為政府增加麻煩。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進行，這樣，對宋慶齡的威脅更大。

戴笠對蔣介石的命令，向來是不折不扣執行的。接到指示後，即親往上海布置。執行這次暗殺的是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他糾集了六個暗殺高手，對著蔣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當即自殺，絕不泄露秘密。

1933年6月18日這天，天清氣爽，又是周日。早晨8時剛過，楊杏佛身著騎馬眼，頭戴灰呢帽，與十五歲的兒子楊小佛步出庭院，準備乘汽車到大西路，再乘駿馬出遊。

這時，埋伏在楊家附近的特務們立刻緊張起來，隻見趙理君打了一個手勢，幾個人便裝作漫不經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門口湊去。

中央研究院為楊杏佛備有兩輛車，一輛是道奇牌轎車，一輛是納喜牌篷車。監視的特務見楊杏佛攜著兒子的手，邊走邊說什麽，走近了轎車，立刻暗示特務們準備動手。可楊氏父子上車後又下來了。監視的特務以為楊杏佛察覺了，不再出遊，剛想發信號，讓特務們衝進去動手，卻見楊杏佛領著兒子上了篷車。原來轎車司機不在，隻好改乘敞篷車。

車子終於發動了。聽到馬達聲，特務們都在大門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準備。汽車剛出大門，暴徒們突然竄出，四支手槍同時從車的兩側向車上猛射，子彈雨點般飛到車上。

楊杏佛一聽槍聲、馬上反應到有人要殺他。因為早在一個多月前，他就收到過恐嚇信和子彈。如今到了生死關頭，他自知難保，立刻將身體伏在楊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兒子。

特務們打了一氣，見目的已達，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車狂奔。這時，那輛汽車早已發動好了等著，特務們先後搶上，揚長而去。但一個特務慌亂中跑錯了方向，等拐回來時，車已開出了一段距離。他一麵追，一麵喊：“等等我，等等我！”趙理君一看他還有好幾丈遠，而四麵警笛狂鳴，租界警方馬上就會趕到，已等不及這個特務上車了，又怕這個特務被抓泄密，便抬手給了他一槍，倉皇中未中要害，車已開足馬力逃跑了。

卻說那個特務完成任務，沒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槍，眼看巡捕包圍過來，絕望中舉槍自殺，結果負傷未死，被巡捕抓住，與楊氏父子一起送到醫院。楊杏佛到了醫院，便停止了呼吸。醫生檢查屍體，發現中了三槍，其中一槍打在心髒上。楊小佛腿上中了一彈，沒有大礙。

那個受傷的特務被醫生搶救過來後，向租界警方供稱叫高德臣，是山東人，訪友路過此地，在亂槍交射時被流彈打傷。戴笠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驚怕，一旦供出實情，不用說我小小的處長，就連蔣委員長也脫不了幹係，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職的特務，帶上毒藥上醫院。當天晚上，這個特務便“重傷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戴笠春風得意地回南京，向蔣介石複命。

蔣介石暗殺楊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嚇宋慶齡、蔡元培等人，但結果卻不盡然。事件發生後，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向法院起訴，並致電南京政府，要求“急於飭屬緝凶，以維法紀”。6月20日，同盟在萬國殯儀館舉行楊杏佛先生入殮儀式。盡管特務們揚言在這一天要暗殺同盟其他領導人，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人還是親赴殯儀館為楊送殮。宋慶齡在為楊杏佛被害發表的聲明中憤怒指出：敵人“以為單靠暴力、綁架、酷刑和暗殺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鬥爭扼殺”，“我們非但沒有被嚇倒，楊銓為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鬥爭下去，再接再勵，直到我們應達到的目的。”

然而，同盟還是停止了活動。從這一點來說，蔣介石運用戴笠這隻黑手，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

戴笠的另一個暗殺目標是吉鴻昌。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馮玉祥在1933年5月組成了20萬人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副司令，由此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蔣介石迫使馮玉祥辭去總司令的職位後，包括吉鴻昌在內的副總司令們被**投降。但當逮捕他們的命令下達時，國民黨負責這一行動的將軍不肯下手，反而給吉鴻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對安全的租界區裏安身。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租了38號房間。

戴笠安排了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組長陳恭澍負責謀殺吉鴻昌。1933年11月9日，陳與另一個行動組特工呂一民到國民飯店刺殺吉鴻昌。謀殺失敗了。吉僅被一顆流彈擊中肩頭，而另一個人王化南卻被錯殺了。此事件導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鴻昌，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給中方並遣送到北平憲兵部。在何應欽作為“北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調查了此案後，吉鴻昌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拒絕投降，於是，1933年11月24日，據說他因此而英勇就義。

殺害吉鴻昌被認為是軍統早期戴笠在華北地區的重大成功之一。殺了楊杏佛和吉鴻昌，戴笠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目光盯向了另一個民主人士。（預知戴笠要殺的人是誰，請看下一節）

上一節說到戴笠受命殺掉楊杏佛和吉鴻昌，被世人痛罵，但是接下來殺了這位，使他真正背上“殺人魔王”的罵名，這個稱號伴隨著他一生。

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於上海附近的泗汀鎮。年輕時曾辦過女子蠶桑學校，積極參加保路運動。中華民國成立，被任命為鬆江鹽務局總監。史量才早年任過《時報》主筆，1912年買進《申報》，致力經營，迅速發展，使其成為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並增加了《申報月刊》、《申報年鑒》，儼然成為一報業巨子。以後，他憑借在新聞界的地位和實力，積極創辦實業，成為很有影響的人物。

本來，史量才在1927年後，一度曾擁護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置民族利益於不顧，一心要撲滅其他政黨，統一各地方實力派，並對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進行鎮壓，在文化上實行法西斯統治政策，促使《申報》的態度迅速轉向。他抨擊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聘請愛國進步人士參加《申報》工作。如任用李公樸主持補習學校和流通圖書館，黃炎培主持設計部，並大量刊登魯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

考諸《申報》言論和史量才的活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麵引起蔣介石的忌恨：

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申報》連續發表《國人乎速猛醒奮起》、《抗日救國運動中軍人之責任》、《正告政府與國民》等一係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抨擊南京政府的妥協，指出：“我退至山海關，日人亦逼至山海關，設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節節進逼，我其將始終退讓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真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此種現象，實為我國家我民族之大恥！”“自今以後，國人亟應幡然覺悟，與其依賴政府，毋寧依賴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實乃最偉大，救國自救，最為有效。”“一·二八”抗戰後，言論更加激烈。尖銳批評南京政府的“忍辱負重，暫時屈服”是“一片謊言”，“甚是別有用心”，揭露國民黨“所謂共赴國難，亦正如放煙幕彈，使人民被籠罩於雲裏霧中”。

揭露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主張取消官僚政治、軍人政治，主張憲政和廉潔政治、民主政治，並直言不諱地指出：“國民黨主政，迄今五年，……國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終朝，則負此誤國之責者，應為整個國民黨。”

抨擊國民黨的“同室操戈”政策。1932年，國民黨蔣介石正在江西作戰，《申報》卻發表評論說：“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饑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槍口不以對外而以這剿殺因政治經濟兩重壓迫鋌而走險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獄，是正即所謂官逼民變。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複從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於此！”“故今日剿匪為揚湯止沸。”“共產主義，今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之學說，”“吾人認為今日之‘匪’絕非‘剿’所可‘滅’……”而“綏靖之道，如其有之，應亦不過殘民以逞耳！”此外，《申報》還支持“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鬥爭。

開初，國民黨蔣介石為了拉攏史量才，曾給了他許多頭銜，如：農村複興委員會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董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上海臨時參議會議長等，但仍未改變《申報》的傾向。終因“中大風潮”事，矛盾激化。

1930年，國民黨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驊為中央大學校長，其間，積欠經費達半年之久，師生積怨甚深。1932年，朱家驊調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長，委任段錫朋為校長。段到任後，與學生發生衝突，被學生打傷。《申報》將中大風潮內幕揭露，說是因“經費積久拖欠，學校當局索討無著”而致，其矛頭已指向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朱家驊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別給蔣介石寫了長信和報告，將《申報》的種種進步言行上報，蔣介石即用紅色鉛筆批上“申報禁止郵遞”六個大字，由上海警備司令部執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報》在全國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過種種關係疏通，蔣介石則要求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員指導，遭到史量才的拒絕。此事當時在輿論界影響很大，為了做出姿態，蔣介石在壓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讓步後，不得不允許《申報》恢複郵遞，同時，準備擺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間，終於發出了暗殺史量才的命令，這一任務又責無旁貸地交給了戴笠。

戴笠受命後，即親自前往上海，組織上海的特務對史量才進行監視和跟蹤，弄清史量才的行動規律。後來，他找到杜月笙幫忙，通過幫會的關係，從史量才司機的嘴裏探聽出史量才經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別墅秋水山莊。戴笠想，在上海動手，人口密集，警員眾多；在租界行動，怕又要發生有特務跑不脫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時在秋水山莊附近狙擊。但轉念一想，還是不行。因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實驗的地方，浙江省會警察局局長趙龍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級警察機關幾乎都控製在特務處的人手中。發生了大命案，破了就會找到自己人頭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會落個偵破無能的罪名，也會受到攻擊。最後還是決定在滬杭公路上動手。

11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療養，13日由杭州返滬。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後，即率趙理君等特務去杭州布置，並將特務們經常搞綁架用的一輛別克牌汽車開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學校的車庫內，當時準備了兩個車牌照，一個是仿製的京字72號，另一個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並選看了動手地點，探聽好史返滬日期。

13日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彈汽車由杭州駛返上海。全車共六人：史量才的兒子史詠賡、詠賡的同學鄧祖詢與司機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婦和一個親戚周女士坐在後邊。

下午3時許，車開到翁家埠站北約二華裏處，見一輛京字72號車停在路上，五六個人圍在車旁，有的在修車，有的正在四處張望。史量才的車開到離此車一丈遠時，忽聽一聲呼哨，這些人一齊拔出槍來，向史的車射擊。司機一著急，“吱”的一聲刹住車，恰好停在這幾人身前。一時間子彈橫飛，槍聲震耳。史詠賡急忙啟門外逃，受傷後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婦與周女士亦跳下汽車奔逃。有兩個特務見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槍追擊。史量才跑出半裏遠，鑽到一個農民家裏，穿堂而過。追擊的特務一看，兩人一打招呼，一個追蹤入內，另一個繞到後邊堵截。史量才剛衝出後門，被特務一槍打在腳上，趔趄著跑到一個幹涸的池塘旁邊，倒在地上。兩個特務追上去，向史量才頭上連開兩槍，一槍從口入腦，另一槍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當即死亡。司機黃有才、詠賡的同學鄧祖詢也被打死。

特務們見目的達到，飛車逃走，中途將車牌換了，半夜開回雞鵝巷53號。槍聲停下半小時後，史詠賡才從附近找來一些人趕到出事地點，並向航空學校借了一輛卡車，將三具屍體運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殺後，全國震驚，紛紛聲討，要求政府緝拿凶手。蔣介石也故作姿態，表麵上，一麵電令浙江省、滬杭兩市“緝凶”，並懸賞一萬元；一麵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史量才的家屬表示慰問。背地裏，卻發給行動特務五千元進行犒賞。同時，壓迫《申報》順應國民黨，停出“自由談”副刊和《申報月刊》，並迫使《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與《申報》脫離，獨立經營。

就這樣，戴笠又幫助蔣介石“擺平”了一個對手。

“緝凶”事件折騰了一番之後，很快沒了下文，但是明眼都知道，史量才的死，毫無疑問又是特務組織下的手。有記者拿到了所謂的內幕新聞，稱在史量才去世之前，戴笠曾經到過上海，於是，人們將史量才的死因，自然放到了戴笠的身上，這“殺人魔王”四個字，成了戴笠的代名詞。人們痛恨戴笠的冷血，可是沒有人理解他，在每一宗殺人事件的背後，他付出的艱辛和努力。更沒有人理解他，為什麽每次殺完重要人物之後，他會去佛堂燒香？

那是因為，他心裏也很愧疚，隻是他所在的位置以及他的使命，不允許他做出別的選擇。如果他不去做，蔣介石會安排別人去做。而他心裏也清楚，隻要一次辦事不利，遭到蔣的猜忌，就會失去寵信的機會，要想翻身就難上加難了。他隻有順著這條路，堅持不懈地走下去。

當然，他殺掉一個壞人的時候，內心要平和得多，就如下麵這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