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藍衣社的黨魁
戴笠完成了西安救主的壯舉，得到蔣介石的寵信，一時風光無兩，他摸清了蔣的心思，開始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其他人都相繼處理了，還剩下最關鍵的一個，那就是17路軍總指揮、陸軍二級上將楊虎城。
1938年12月。長沙開往武昌的火車，宛如一條吞雲吐霧的巨龍，風馳電掣般在寂靜漆黑的湘楚大地上奔馳。
淩晨3時左右，列車前方隱隱約約出現了星星點點的燈火。乘務員提醒睡意朦朧的旅客：武昌車站就要到了，請旅客們準備下車。
旅客們頓時**起來。剛從歐美歸來的楊虎城將軍卻叼著雪茄，坐在車窗前一動不動。思緒萬千。
一年前，“西安事變”發生之後，老蔣背信棄義將張學良將軍扣留，不久又逼楊虎城將軍辭去十七路軍總指揮職務，出國赴歐美考察。
前往歐美途中，傳來了“七·七事變”的消息，楊虎城將軍的心情有如海潮般光湧澎湃。“九·一八”以來，他一直渴望率部殺敵，收複失地，“西安事變”他與張學良冒險，“兵諫”，同樣也是出於一片愛國赤誠。可是當全國掀起抗日**之際，他卻被變相地“驅逐”出了國土，夙願難成。為此，他多次致電宋子文，要求回國參戰。宋子文的回電卻是一再讓他暫勿回國。隨著戰火的蔓延，他渴望回國殺敵的心情更加急切。
在歐美期間，他四處奔走呼籲，進行抗日宣傳。淞滬抗日即將接近尾聲之際，宋子文突然去電請其回國。他興奮異常地向朋友和僑胞們告別。但許多朋友、僑胞，都擔心他會像張學良一樣被扣押，勸他不要回國。
對此。他異常激動地答遭：“不到海外，不知國弱的恥辱。弱國的僑民無時無刻不盼望祖國的強大。在國外這段期間，多少僑胞拉著我的手，聲淚俱下地說：‘將軍回國後，定要規勸各方，槍口一致對外，趕走日本鬼子。這將是我們海外僑胞的莫大幸福！’我身為革命軍人，豈能坐視日寇肆意橫行？‘九·一八’之後，日本軍國主義又發動了‘七·七事變’，妄想侵吞中國，獨霸東亞。這血海深仇，豈能不報！我恨不能馬上就上前線，和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在場的僑胞和朋友，均被他這番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所激動。許多留學生當即表示要隨他回國參戰。
就在上海淪陷、南京危在旦夕之際，他攜妻子到達香港。前往港口迎接他的人很多，場麵非常熱鬧。他亦為自己回到祖國，不久將投身抗日戰場而激動異常。他本打算隨前來迎接他的十七路軍代表王炳南、王僧根等先回西安，安頓好家眷，視察一下自己的舊部之後，再去向老蔣匯報歐美視察情況，可是剛到九龍半島酒店住下，就先後收到了老蔣和戴笠的電報，前者要去南昌見麵：後者則約他先去長沙與其會合，再一同前往南昌。
他不知蔣、戴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正在猶豫之際，宋子文趕到了香港，送給他兩張去長沙的飛機票。
就在這時，王炳南、王僧根等發現，酒店周圍有些身著便服、賊眉鼠眼的人在監視他們。王僧根等擔心老蔣會加害於他，便力勸他回西安。不要到其它任何地方去，以防萬一。
而楊虎城，這位西北黃土地上長大的崢崢鐵漢，光明磊落，心地坦誠，而且將個人生命置之度外。樸實、坦率的他，從來沒有把蔣介石想得太壞。他還天真地以為，老蔣現在既然動員全民抗日，不至於如此不講信義而阻止他回國抗日。於是他心懷坦**地說：“我回來隻為抗戰，別無所求。寧可蔣負我，不能使我負國家、民族。個人利害在所不計。”
部屬見他態度如此堅定，即決定讓王僧根陪同其前往，其眷屬隨王炳南等人先回西安。可是，他到長沙時，戴笠卻去了武漢，隻留下一紙便條，約其去武昌碰頭。他猜不透老蔣到底要搞什麽鬼，也不知此行是凶是吉，可既然來了，也隻好聽天由命。“嗚”的一聲長鳴，列車駛入了武昌車站。陪同他的王僧根已提著皮箱站在他的身旁。他這才站起身，整了整西服及領帶，隨旅客們一道走出車廂。
月台上，身著藏青色中山裝的戴笠，領著武漢行營及湖北省政府的百十來人正等候在那裏。歡迎楊將軍歸來，場麵顯得異常隆重。
楊將軍一下車，戴笠就滿臉堆笑地迎了上去。緊握雙手說道：“楊將軍，一路辛苦了！”他的語音未落，其他的人也紛紛上前問候寒喧。
當晚，戴笠陪其下榻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次日又設宴為其洗塵，招待得極為周到。楊將軍和王僧根一直懸著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可是他們哪裏知道，楊將軍已經陷入了老蔣和戴笠設下的圈套。
原來，楊將軍從國外啟程的消息傳來時，老蔣正為南京保衛之事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對張學良、楊虎城二人西安“兵諫”之事耿耿於懷，即使在此大敵當前，急需發動國人全力抗戰之際。他仍不能放棄這“報仇”的機會。
此時，戴笠剛由上海撤到武漢，老蔣就電令其去南昌見他，讓戴笠馬上派人去香港，等候監視楊虎城，並設法將其騙到南昌，軟禁起來。
戴笠奉命挑選了20多名特務，專門負責對楊將軍的監視工作。老蔣還煞有介事地一一召見這些特務，叮囑他們要嚴格保密。他最擔心的還是楊將軍從香港直接飛回西安，所以才有親自去電，約楊將軍在南昌見麵，以及宋子文赴港送機票之舉。
接到老蔣的此項指令時，戴笠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被軟禁的張學良。他知道，“西安事變”雖是張、楊二人共同發動的，但老蔣對他倆的看法卻截然不同。後來老蔣扣押張學良，許多人為其求情，老蔣曾憤憤地對其幕僚長陳布雷說：“張漢卿年幼無知，犯上作亂，而楊虎城則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漢卿的天真、閱曆淺，由漢卿出麵。戴雨農幾次報告，說張漢卿是不主張殺我的，而楊虎城幾次要加害於我，是張漢卿派自己衛隊嚴密保護我的，張漢卿可以不殺，但軍紀國法的尊嚴要維護。”
老蔣之所以有這些想法，確實是與戴笠的一再遊說分不開的。他總是把責任盡量往楊虎城身上推，想借此為張學良開脫。他這樣做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方麵他念念不忘張學良與他的友情，希望老蔣不要扣押張漢卿；另一方麵，則是他一直對楊虎城心懷不滿。
原來，早在1935年胡宗南任第一師師長時。曾奉命追擊徐向前率領的工農紅軍。當時，國民黨軍委會命令駐紮陝西商南、龍駒等地的楊虎城協助堵截，防止徐向前部入陝西與陝北的工農紅軍會合。可是胡宗南追趕徐部到陝西邊境漫川關時，楊虎城卻不予協助，使徐向前部得以過漫川關，到達陝北。為此，胡宗南氣憤異常，曾在戴笠麵前大罵楊虎城。因此，戴笠覺得楊虎城很不可靠。
後來，他派部屬馬誌超前往西安任警察局長時，一再叮囑說：“楊虎城野心甚大，不可不防。”加上“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在飛機場親自下令，沒收了戴笠防身的左輪手槍，其部屬曾與張學良的部屬一道，一再要求殺掉戴笠，而由於張學良的極力保護，他才得以脫險。因此，在感情的天平上，戴笠十分感激張學良，仇視楊虎城。
特別是老蔣強調“軍紀國法”，一定要扣押張學良，戴笠無法阻止，除了在其職權允許的範圍內，在生活上盡量給老友以方便外，內心深處總是把張學良的被押歸罪於楊虎城。他覺得若無楊虎城的慫恿，張學良是不會發動“兵諫”的。他甚至對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卻暢遊歐美而憤憤不平。
當老蔣命其設法拘捕楊虎城時，他表麵不動聲色，心裏卻在幸災樂禍：姓楊的，這次該收拾你啦！
不過，他畢竟還沒有完全摸透老蔣的心思。依他之見，在此國難當頭之際，老蔣不可能把頗有影響的張、楊二人關押太久，最終他還是會起用他們的。因此，戴笠雖然將楊虎城騙到武昌，但他還是不敢做得太過份，免得日後楊虎城再被起用時反過來報複他。因此，表麵上他對楊虎城極熱情周到，兩人到南昌後還親自陪楊、王二人遊覽萬壽宮、青雲譜烈士墓等名勝，並讓部下租下了原江西省長熊輝在百花洲緯二路上的一幢幽靜、獨處的花園洋房，讓楊虎城居住，謊稱老蔣不久即來南昌，讓其住在洋樓內耐心等候，不要有任何思想負擔。
但是，暗地裏他卻指使人搜查楊虎城隨身攜帶的行李箱，當部下從楊的行李箱中搜出一把左輪手槍遞給他時，他極為感慨地說：“曆史總是會重演的，去年我去西安在機場被扣押，楊虎城收去了我一支左輪。想不到今天，我又沒收他一支左輪。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頗為感慨地直搖頭。
楊將軍住進熊式輝的別墅後，戴笠先是派了20來名便衣特務住在別墅的一樓，負責監視，不久，他又奉老蔣之命，加派了一個憲兵連，做外圍警衛，共同看守楊將軍。
當楊將軍發現自己已被囚禁時，他站在窗前，半晌沒說出話來，最後才仰天長歎道：“我今回國，隻願當一兵一卒，上前線殺敵。但是人家卻不讓我上前線。即使讓我犧牲，我也問心無愧了。但願蔣介石能抗戰到底就好啦！”
於是，楊虎城與張學良一樣，開始了長期的囚禁生活。
楊虎城之所以上當，完全是被戴笠的表麵熱情所迷惑，他要是早有警惕之心，不至於會這樣。而戴笠所用的辦法，其實就是一個字“拖”，把楊虎城從長沙拖到武昌，再拖到南昌，一路甜言蜜語，使其失去警惕。
囚禁了楊虎城之後，戴笠當屬首功一件，越發受到蔣介石的重用。此時他也看到了日本人的野心，中日之間的正麵衝突不可避免。站在情報的陣線，他將一批批的情報人員灑向國內的各個地方，而在日本人控製下的東北，他也安排了好幾個棋子。
在戴笠幫蔣介石辦完了那件事之後，我們再來回顧一下，他為什麽會在西安被那麽多人要求槍斃的真正原因。
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殺了不該殺的人，惹了公憤。當然，戴笠殺人是不管好人壞人的，隻要誰對蔣介石不利，他就會下手。他就像蔣介石所養的一條狗，隻要主人一個眼色，他就知道該幹什麽？
戴笠平日喜歡誇耀的，是他持有蔣介石賜給的墨寶“艱苦卓絕”四個字，是他初出茅廬隨東路北伐軍出發前校長親筆寫給他的。因此，他時常自詡是“艱苦卓絕”四字的忠實執行者。後來當軍統在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辦公時，“10人團”的成員(張炎元、周偉龍、唐縱、徐亮、馬策、胡天秋、鄭錫麟、梁幹喬、王天木、許之龍)，在熬夜工作這點上，誰也比不上戴笠。他能熬得三天三夜夜以繼日地幹，有時吃燒餅油條、喝白開水，一天兩頓，就可過一天。這與他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生活相比，驕奢**，揮霍恣肆，判若兩人。特務頭子唐縱每每談到，在雞鵝巷的歲月裏，能夠陪著戴笠熬夜而不發牢騷的隻有他一人。
十人團的正式名稱是“調查通訊小組”，對於它斯巴達式緊張而嚴厲的工作風格，有過各種敘述。從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時間從事軍統在全麵發展到後期時所特有的腐敗活動。大夏天裏，在南京這個中國最悶熱的城市裏工作的戴笠，會經常在十人團位於雞鵝巷53號的總部連續三天三夜廢寢忘食地工作，最多隻是就著一杯開水咽下油條之類的點心而已。
盡管密查組名義上歸陳立夫統一領導，但它的各個部門之間競爭激烈。當戴笠和他的十人團在密查組設在雞鵝巷的辦公處活動的同時，另一個對手小組——它被認為是代表了陳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園路的辦公處對國民黨非軍事人員中進行反共的調查活動。這個被稱為密查組一科的小組由徐恩曾領導，同樣由黨中央總部的秘密資金支付經費。
與此同時，另一個秘密警察機構在由江西南昌“剿匪”總部管轄的三個省份成立。而蔣介石於1931年也開始授命組建諜報科。次年，蔣介石在軍事事務委員會的秘書之一鄧文儀向總司令遞交了一份計劃，要求在“剿共”地區內三個省的保安行營裏成立調查科，其總部歸南昌保安行營領導。
1932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發表反蔣宣言。戴笠的親信範漢傑潛伏在十九路軍中作參謀處長，對於十九路軍的部隊番號、作戰部署以及團長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鄭介民親自去廈門、福州策動指揮，弄得十九路軍四麵受敵，不戰而北。1936年6月，“華南王”陳濟棠興師反蔣，蔣介石引為大患。戴笠派鄭介民去香港策動，利用老牌特務邢山打入陳的空軍內部，封官許願，巨金收買，一夜之間使陳多年苦心經營的一支空軍部隊和機群，幾乎全數起飛投蔣介石。後來陳部餘漢謀又被蔣介石收買過來，於是不可一世的“華南王”眾叛親離，土崩瓦解。
蔣介石統治舊中國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黃埔學生作打手打出天下；以C.C派包辦黨務，也就是以黨治天下；以政學係出謀劃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這三大台柱中，又以黃埔打手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門生關係爬上去的。他緊緊抓住黃埔這個招牌，也就成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會議在洛陽召開，會議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了授予戴笠正式權力，並防止CC派和黃埔派互相之間的對立增長而削弱自己的情報機構，蔣介石決定使用他新的權力，在軍委之下設立一個正規的情報局，以將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調查部門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儀作為滿洲國傀儡政府首腦登位後不久，蔣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級軍事顧問，共同決定組織一個“情報網”，“以便抵抗外國侵略，平定國家”。於是，“一個軍事情報機構”便成立於1932年4月1日，那便是後來國民黨軍事情報部門永遠要紀念的軍統機構成立周年日。
因此戴笠原來的“十人團”，現在已成為一個正規的官僚機構。
同年4月，蔣介石命令在軍委內成立由陳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廳廳長陳綽領導的“調查統計局。”於是三個處相繼成立。第一處是原中央黨部的調查科，即密查組一科，它設在特務處所在的瞻園路，由徐恩曾領導。這個處便成了黨務調查處，後來成為陳立夫抗衡戴笠軍統局的部門——中統局。
第二個部門是戴笠設在雞鵝巷的特務部，負責監視和調查軍隊，就是後來的“軍統”。被提升為少將的戴笠，把這個部門當作自己的家，而他則是這個家的“家長”。他原來特務部的部下們管他叫這個組織的“老板”。這個情報機構，蔣介石交給了戴笠去管理，他相信戴笠處理事件的能力和對情報工作的態度。
第三處先是由丁默管理，後來由金斌領導，負責監查郵電檢查局，後來並入特檢處，辦公處在江西路。
統計局本應負責協調這三個處的工作。但實際上隻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們自己的人員，到設立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軍委特務處總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門自己執行的，他們之間基本沒有什麽合作。後來蔣介石為了保持自己對這個組織的控製，任命自己的親信鄭介民和徐人翼分別為副處長和軍委特務處的總管。鄭介民曾是廣東的一個冒險家，加入黃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開過一個咖啡店。他也是特務處的審查科長。唐縱任軍委特務處書記時，反對軍閥的雲南紳士邱開基當了執行科科長。
為了防止某一個部門獨大，蔣介石就像明朝成立東西廠用來牽製錦衣衛一樣，自然要讓三個部門相互之間進行某些方麵的牽製。
“十人團”原來的成員中，那些能夠接受戴笠越來越嚴重的家長式獨裁領導的人就在二處呆了下來，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轉到了蔣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權的其他位置上。
二處現在有了具體的調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領導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原則下利用軍事委員會的權力來擴展它的業務。但它的擴展得通過製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軍事或政府當局下屬的執法部門建立了固定的關係。
戴笠心裏也明白，作為一個特務組織，清一色的黃埔學生，有如作繭自縛，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將黃埔學生擺在主腦機關及外勤大單位做骨架，擺給校長看。他對嘍羅們，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語來對待不同的對象。例如對蔣介石稱“老頭子”、“校長”、“領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稱呼，四種稱呼是有分寸的，決不令人不快。他稱呼“老頭子”是用於對平行地位的人說的；“校長”是對清一色的黃埔同學用的；“領袖”是紀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務入團宣誓，或在各特務幹部訓練班的講話時用的；“委座”是夾在領袖的稱呼中並用的。真是用盡心機，莫此為甚了。
戴笠的唯我獨尊、絕對的家長主義作風，是維妙維肖地繼承祖師爺蔣介石而來的。有一次，華北訓練班第一批受訓完畢的學員楊清植，被戴笠委派為浙江警校警士教練所的隊長，限即日前往到差。楊為了安置家眷，趕不上當日的火車，嚇得麵無人色，連忙去報告戴笠。本來楊不去報告還可能無事，一報告便倒黴。戴笠二話不說，將楊關了禁閉，半年後才釋放。他的這種法西斯的統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團的大頭頭們，好比惡婆婆帶媳婦一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