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課：因勢利導，曾國藩拜唐鑒為師，為了躲避是非而研究理學

曾國藩認識的那個人，就是他的偶像唐鑒，此前他幾次去唐鑒府上拜訪，都沒能遇上，算是一種小遺憾。沒想到一個機會，讓他和唐鑒麵對麵的認識了。

其實，曾國藩和唐鑒的相識也是出於偶然。道光二十年(1841年)，唐鑒調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迎接他，當時的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在一邊侍駕。道光皇帝見到唐鑒之後，稱讚他：“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可謂朝廷的好官，讀書人的榜樣。”對於道光帝的這一番稱讚，久經官場的唐鑒並未覺得有什麽，可是曾國藩卻非常羨慕，對唐鑒佩服得五體投地。

看滿朝的官員，能夠讓皇帝起身到門口去迎接的，有幾個人呢？

在道光皇帝的眼中，你這個兩次禦筆欽點的翰林，算不得什麽，人家唐鑒才是真正的大儒啊！隻有大儒才受人尊敬，也隻有這樣的大儒，才能讓皇帝到門口去迎接。

曾國藩站在道光皇帝的身後，羨慕得兩眼發光。在朝堂之上，他看著道光皇帝和唐鑒興奮地談論著朱子理學，內心已經有了新的想法。

回去後，曾國藩馬上以弟子之禮，對這位功成名就的老鄉進行拜訪。而唐鑒雖然在外地為官，但對京城的一些動靜，還是知道的。這位給他留下書信且在京城有名氣的老鄉，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唐鑒一生愛借人才，特別喜歡勤奮好學、聰明機智的人，而曾國藩正具備這些優點，兩人見麵談話之後，他發覺曾國藩對理學有一定的認知，於是二人一見如故。

曾國藩在感謝恩師穆彰阿讓他外放為官的時候，就像改名字一樣，給自己找了一條很好的理由：“學生自知愚鈍，雖讀書甚多然不堪其道，而今皇上尊崇理學，學生已決心苦學，悟出理學之真諦，方成人臣之道……”

強扭的瓜不甜，既然曾國藩一心要鑽研理學，穆彰阿也隻能讓他去。

曾國藩研究理學是真，不願出外為官也是真，究其原因，隻是兩個字“避禍”。對於朝廷之事，他看得很透，眼下英國人鬧事雖然告一段落，但估計維持不了多久，鴉片禍國殃民，官員貪腐成風，加之朝廷處置主戰派林則徐有失考慮，朝野之中怨聲載道，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就會激發民變。

再者，如果這時候外出為官，就等於站了隊，完完全全成了穆彰阿的人，一旦穆彰阿出事，他也會跟著受累，所以，他隻有拒絕，不為別人，隻為自己將來的前途。他得重新找靠山，光有穆彰阿這一棵大樹還不夠，還得繼續找一棵。

事實證明曾國藩確實有遠見，鹹豐皇帝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罷免了穆彰阿，緊跟穆彰阿腳步的那些人，也跟著倒了血黴，而作為穆彰阿門生的曾國藩，卻因勤政和廉潔，反而升了官。

曾國藩一有空就去唐鑒的府中，虛心求教，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說：“以朱子之書為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

大清朝從順治爺開始，就注重學習漢人的知識，並接觸漢人的文學理論，什麽莊子老子孔子孟子，還有佛學和道學、理學。順治爺就是因為學佛學入了迷，導致了“順治出家”這大清第一大懸案的發生。康熙和雍正就不消說了，每過幾日就會集中一批飽學之士和佛道之人，對其進行開釋講解，而或是辯論大會，乾隆和嘉慶也差不到哪裏去，隻是比起前幾位皇帝，似乎沒有那麽認真了。

道光帝對佛道老莊那類的不太感興趣，除了孔孟之外，最喜歡的就是程朱理學，認為理學凡事講究道理，順應天時，修心，於是便有了一大幫混跡在京城的理學名士。

曾國藩拜在唐鑒的門下之後，也認識了不少理學的名士，包括一個叫倭仁的人。

這倭仁是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的進士，殿試時被取為二甲第三十四名，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被授為編修，當時，與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階、王鵴等人，他們旨趣相投，究心理學。道光十三年(1833年)，成立“正學會”，定期“會課”。參與者每天將自己的舉止言談甚至思想寫成“日錄”，相互交換批閱，大約十天左右在與會者某一人家中集會，當麵品評得失。當時倭仁與李棠階等人的“會課”所討論的主要是王陽明的心學，這種“會課”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階離京出任廣東學政，前後達十年之久。曾國藩那次赴京考試，還沒有機會進入他們的圈子呢。

唐鑒回到京師做官，倭仁和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都聚集在了他的周圍，

有唐鑒這位理學大儒介紹，倭仁他們那些人，自然把曾國藩納入了他們的圈子。

倭仁除了指導曾國藩理學知識外，他逼著他寫“會課”，就是寫日記。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述唐鑒對倭仁的評價:“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

曾國藩與倭仁交往，兩人終身相交於師友之間。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鑒告老回鄉，此後，倭仁成為京師理學的重要支柱。

這倭仁雖然是蒙古旗人，但對於漢學的研究還是有一定成就的，他除了研究理學外，還鑽研易學，精通相麵之術。

古代的學子們在研讀易經的時候，也都對玄學方麵的知識略通一二，有的人喜歡上了玄學，於是多研讀那一類的書，自然就成了高人。

曾國藩跟著倭仁學習，除了養成寫日記的習慣，還學會了看人相麵之術，懂得看什麽樣的人的外貌，就知道此人可不可以交往。有關曾國藩相麵用人之術，我在另一個章節裏會講解的。

曾國藩每天在唐鑒府中求教的時候，聽到倭仁他們談論一些關於朝廷內的大事，朝廷中有不少大臣都還在為林則徐叫屈。

對於林則徐遭貶，在滿腔憤怒之下寫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也在京城流傳一時。

這樣的一個忠臣，被皇帝貶了，怎麽能叫群臣心服？

曾國藩雖然主和，不願意打戰，他那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慮問題，畢竟他來自基層的農民家庭，對於戰爭給百姓造成的苦難，是非常清楚的。在內心深處，他希望國家強盛，英國人逼人太甚，打一下，未嚐不是一件好事，沒料到的是，大清軍隊那麽不經打。林則徐的遭遇，他內心十分同情，可同情歸同情，他能理解道光皇帝不得不那麽做的原因。

咱大清國的軍隊不給力，打不贏英國，那怎麽辦？為了給英國人一個滿意的答複，明明知道林則徐是忠臣，也要處置給英國看。那是不得已而為之，道光皇帝也有苦衷的啊！

曾國藩已經從這件事中看出了一點苗頭，道光皇帝並沒有將林則徐斬首示眾，而是貶到別的地方去，也就意味著，道光皇帝還是看重林則徐的，一旦時局發生變化，還會讓林則徐回來。

就在曾國藩一門心思研究理學的時候，道光廿三年(1843年)，翰林院大考翰詹。所謂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組織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們進行考試，通常每6年舉行一次。大考翰詹對翰林們來說非同小可，俗稱“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個時代純屬聽天由命之症，許多人過了“出痘”這一關，結果一命鳴呼，翰林、詹事們將參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準確形象。這一關過得好，往往官運亨通，青雲直上，即便將來當不上總督、巡撫、大學士，也能弄個尚書、侍郎什麽的幹幹，成為二品大員。這一關過得孬，前程可就完了，原地踏步升官無門，一輩子都在翰林院中混日子，窮困潦倒，鬱鬱不得誌。

這樣的機會來臨，曾國藩肯定不會錯過的，可是他近段時間都在研究朱子理學，能否順利通過大考，心裏根本沒底。

大考之後，成績出來了，曾國藩考得並不理想。他有心求助於唐鑒，可不知道怎麽開口，唐鑒是個大儒，靠的是真才實學，即便開了口，肯定隻會鼓勵他，而幫不得其他的忙。這個時候，他想起自己的恩師穆彰阿來了。（預知後事，請看下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