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十釵1
最霸權——慈禧
本章簡介：
隨著辛酉政變，清史走到了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時代。慈禧太後從此走上了中國權力的最巔峰，成為近代中國最有權勢的女人，統治中國達48年之久。她的一生幾乎與中國近代史相始終。慈禧太後親身經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她一生經曆的重大事件之多、國家政局變化之大，是任何一位清帝所不能比的。她所駕馭的大清國這隻巨船已經是百孔千瘡，她所遇到的是她的列祖列宗所從來沒遇到過的大動**、大變化的時代。關於她，有很多誤識，我們需要在下麵的故事裏一一澄清。那麽是怎麽樣的生逢末世度日難？慈禧如何母以子貴？無力回天的鹹豐皇帝，是否用醇酒婦人來自殺？慈禧太後是否成功地發動了政變，實現了垂簾聽政？慈禧與麗妃是不是情敵呢？麗妃是否被剁下了手腳呢？慈禧太後是如何由同治走向了唯我獨尊的？慈禧太後是否謀殺了慈安太後？慈禧對兒媳確實惡毒，那麽她對親生兒子同治皇帝是否也狠毒非常呢？光緒皇帝是否為慈禧太後所暗殺？慈禧末日也語善又是一種怎樣的情景？一段慈禧太後的奇聞：跨越七十六載，同一遺體三入同一棺，這是真的嗎？一生功過任評說，對慈禧太後都有哪些負麵與正麵的評價？
生逢末世度日難
慈禧太後，即鹹豐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生於道光十五年即公元1835年11月29日。
關於慈禧的身世存在很多說法，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謂眾說紛紜。除生於北京的說法之外，還有五種，第一是甘肅蘭州說；第二是浙江乍浦說；第三是內蒙古呼和浩特說；第四則是安徽蕪湖說，而第五就是山西長治說了。
慈禧出身於滿洲鑲藍旗（後被抬高入了滿洲鑲黃旗）的一個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戶部任員外郎。其祖父景瑞，在刑部山東司任郎中，相當於現在部裏的一個司局長。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時，因沒能按約定期限退賠其父吉朗阿在戶部任職時的遺留下的虧空銀兩而被革職。她的外祖父惠顯在山西歸化城當副都統。她的父親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筆帖式，是一個相當於人事部秘書、翻譯的八品文官，後屢有升遷。根據清宮檔案《內閣京察冊》（清政府對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記錄）記載：慈禧的父親惠征，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調任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九年（1849年）因為考察成績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見，被外放道府一級的官職。同年四月，任山西歸綏道。鹹豐二年（1852年），調任安徽徽（徽州府）寧（寧國府）池（池州府）太（太平府）廣（廣德州）道的道員。
從慈禧之父惠征的履曆看，他曾先後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方任職。那麽，慈禧出生在什麽地方呢？
關於慈禧的出生地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記載，因為誰也沒有料到幾十年後這個普通官宦人家的女子，會成為執掌大清國朝政近半個世紀的聖母皇太後。近幾年，北京學者從清宮檔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選秀女的名單，這在檔案中叫做“排單”。其中有鹹豐五年（1855年）慈禧的親妹妹被選為秀女的記錄。慈禧的這位妹妹後來成了醇郡王奕的側福晉，光緒皇帝的生母。“排單”上明確記載：此女屬滿洲鑲藍旗，姓葉赫那拉氏，父親名叫惠征，最高官職做到五品的道員。一些學者主要根據這份“排單”認定，鹹豐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單牌樓北劈柴（辟才）胡同。所以，這裏應該是慈禧太後的出生地。按照京師八旗分城居住的規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鑲藍旗滿洲都統衙門在阜成門內華嘉寺胡同；到民國初年，鑲藍旗滿洲都統衙門舊地在阜成門內華嘉寺14號。劈柴胡同距華嘉胡同很近。慈禧的父親屬於滿洲鑲藍旗，他們家應當住在劈柴胡同一帶。
此外，還有人認為慈禧是出生在北京東城方家園。《清朝的皇帝》一書中記述：“慈禧母家在東城方家園，父官至安徽徽寧池太廣道，時當道光末年，洪楊起事，惠征守土無方，革職留任，旋即病歿，遺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長。”有書說：“恭親王曾慷慨言之：‘大清天下亡於方家園’！”注雲：“方家園在京師東北角，為慈禧母家所在地。”慈禧之弟照祥，襲承恩公。
《翁同龢日記》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十七日記載了慈禧母親發喪的經過：
“昨日照公（照祥）母夫人出殯，塗車芻靈之盛，蓋自來所未有，傾城出觀，幾若狂矣！沿途祭棚絡繹，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軍機大臣、戶部侍郎李鴻藻）未往，頗忤意旨。”
慈禧家的具體地點至今沒有解決，慈禧入宮時選秀女的“排單”至今也沒有發現，所以慈禧的出生地點以及身世仍存在著如下五種異說。
慈禧出生在甘肅蘭州說。這是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任過甘肅布政使衙門的筆帖式。傳說慈禧出生在當年他父親住過的蘭州八旗馬坊門（今永昌路179號院）。但是，經過專家查閱文獻、檔案，發現惠征雖然做過筆帖式，但其地點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門，而不是在蘭州的布政使衙門。此其一。
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說。這是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人民日報》曾發表一篇小文，題目是：《史界新發現——慈禧生於浙江乍浦》。這篇文章說：慈禧的父親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間，曾在浙江乍浦做過正六品的武官驍騎校，而慈禧正是在這段時間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這篇文章又說：在現今乍浦的老人當中，仍然流傳著關於慈禧幼年的傳說。當時的規定，京官每三年進行一次考核。有學者查閱過清朝考核官員的檔案，其記載：這時的惠征被考核為吏部二等筆帖式，三年後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檔案作為吏部筆帖式進行考試，可見這時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筆帖式，為八品文官。所以，這種說法值得懷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時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官職也不對，在京師是文官，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品級也不合。此其二。
慈禧出生在安徽蕪湖說。是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做過安徽徽寧池太廣道的道員，道員衙署在蕪湖，因此說她出生在蕪湖。這種說法是源於慈禧擅長演唱江南小曲，便推斷她是生於江南。而她也因江南小曲而打動了鹹豐帝的春心，並由此獲得寵幸。一些小說、影視多是這樣描寫的。根據曆史記載：惠征當徽寧池太廣道員是在鹹豐二年（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經在鹹豐元年（1851年）入宮，被封為蘭貴人；檔案中還保存有蘭貴人受到賞賜的賞單。可見慈禧不會是生於安徽蕪湖。此其三。
慈禧出生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說。這是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任過山西歸（化）綏（遠）道的道員。清代的綏遠城，今為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這種說法又稱為內蒙古說。慈禧的父親惠征當年曾任山西歸綏道，道署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據說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條落鳳街，慈禧就出生於落鳳街的道員住宅裏，甚至傳說慈禧小時候常到歸化城河邊玩耍。但文獻記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惠征任山西歸綏道道員時，慈禧已經15歲，所以說慈禧不可能出生於歸化城。不過，慈禧可能隨父惠征在歸化城住過。慈禧的外祖父惠顯，從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1831～1837年）年，在歸化城做官，當過副都統。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過。以上就成為慈禧出生歸化（今呼和浩特）說的一個曆史的影子。慈禧的母親不可能從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為這在當時既路途遙遠，也不合禮法。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此其四。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長治說。這是近年來的一種新說法。此說認為慈禧不是滿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長治當地傳說：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長治市）長治縣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兒，名叫王小慊，4歲時因家道貧寒，被賣給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齡娥。到了11歲，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轉賣給潞安府（今長治市）知府惠征做丫頭。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發現齡娥兩腳各長一個瘊子，認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幹女兒，改姓葉赫那拉氏，取名玉蘭。後來玉蘭被選入宮，成了蘭貴妃。說慈禧是王家的女兒，當地提出的根據是：第一，王姓家譜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一直續譜到現代。王氏家譜上更寫著：“王小慊後來成為慈禧太後”。但是，這份家譜不是原家譜，是後來重抄的。第二，當地還傳說：在西坡村外邊的山腳下，還有據說是慈禧生母的墳。墳前有碑，原來是木牌，後來豎立石碑。說慈禧是宋家的女兒，當地提出的根據是：首先，在上秦村裏至今保存著一處娘娘院，被認為是慈禧入宮前住過的院落。其次，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當年慈禧給宋家寫的家信等，據說她娘家六代侄孫還保存著這封信。再次，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說：“慈禧太後是咱家的。”為此，宋家曾聯名寫信，要求政府調查澄清這件事。上麵的傳說，有文有物，具體生動。長治地方眾口一詞，畫押證明，說慈禧是長治人。長治市還為此專門成立“慈禧童年研究會”。上述動人的傳說，真是太傳奇了。可是經專家考證，在這段時間，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個人，卻沒有惠征。既然惠征沒有在山西潞安府做過官，那麽慈禧怎會在潞安被賣到惠征家呢？顯然，這種說法也不可靠。這是關於慈禧出生地及身世的第五種說法了。
慈禧的父親惠征在鹹豐二年出任安徽寧池太廣道，當時正是太平軍橫掃大江南北之時，安徽地界很不太平。惠征到任內不足一年，就不安於小小道員的官職了。第二年三月，惠征以“攜帶餉銀印信避至鎮江”而被上級官員開除離職，同年六月初三，惠征悲憤致病，最後客死於江蘇鎮江府，終年僅四十九歲。
慈禧的母親也出身於顯宦人家，慈禧的幼年就生活在京城，一家三代雖然都未能做到顯赫的一二品大員，但卻也是風光無限的達官了。為了能夠進一步的升遷，慈禧的家中幾代人都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收效卻甚微。祖輩的坎坷遭遇，力圖升遷的經曆，給了幼年的慈禧深刻的影響，也讓她在日後對權力抓得特別緊。
以醇酒婦人自戕
鹹豐元年即公元1851年，清廷按照慣例頒詔選秀女。這為慈禧進入皇家提供了一個機遇。慈禧由鑲藍旗佐領恩祥選送入宮，於鹹豐二年二月被皇帝看中，被封為蘭貴人，於五月初九奉旨進入宮廷。鹹豐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晉封為懿嬪。
慈禧在鹹豐元年入宮時，被封為懿貴人，那一年她１６歲，比鹹豐皇帝小四歲。這就是說，葉赫那拉氏在宮裏的起點並不高，比貴人高的有嬪、妃、貴妃、皇貴妃，當然最高的是皇後，而貴人在宮中僅僅是比“常在”、“答應”高一點點。
鹹豐的第一位皇後是他在藩邸時的嫡福晉薩克達氏，這個短命人在鹹豐即位前的一個月去世，被追封為孝德顯皇後。鹹豐的第二位皇後是鈕祜祿氏，雖然比葉赫那拉氏小兩歲，但她在鹹豐居藩邸時就嫁了過去，鹹豐冊封鈕祜祿氏為孝貞顯皇後。
對葉赫那拉氏即日後的慈禧太後來說，能否上位，主要得能否生兒子。而能否生兒子，首先得爭取到生兒子的機會。
可後宮中粉黛如雲，競爭異常激烈，她使出了渾身解數，爭取獲得了生兒子的機會。慈禧後來曾回憶那段經曆說：“入宮後，宮人以我美，鹹妒我，但皆為我所製。”可見這個女人也絕非善類。後又生皇子載淳，其地位更為鞏固。
鹹豐子嗣不旺，結婚後七八年裏，二十來個後妃，卻就是沒有一兒半女。打破鹹豐子嗣零紀錄的是與葉赫那拉氏同時進宮的麗嬪他他拉氏，他他拉氏在鹹豐五年五月生下一位公主。緊接著懿嬪葉赫那拉氏也在鹹豐六年即１８５６年三月生下了大阿哥載淳，鹹豐狂喜不已。
早在鹹豐五年，慈禧懷孕後，慈禧之母於是年的年底至儲秀宮陪同住宿，以便照應自己的女兒。經過一番“刨喜坑，選傭人，備木槽”等緊張準備而又繁雜的宮廷禮儀後，懿嬪終於迎來了分娩的時刻。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有鹹豐六年三月《懿妃遇喜大阿哥》檔冊一份，記載丁當時的一些具體細節：二十三日巳時，懿嬪開始坐臥不安，隨儲秀宮服役的太監韓來玉，問接生姥姥口氏，說似有轉胎之象。這就是說可能會難產。但在三月二十三日未時，懿嬪卻順利地分娩出一個阿哥。收拾完畢後，太監帶領兩個大夫來到儲秀宮，一個是給大人察看身體，一個是給剛出生的孩子檢查身體。兩位大夫給懿嬪母子號脈，母子均安，皇帝大喜。
慈禧生的這位大阿哥取名載淳，就是後來的同治皇帝。鹹豐八年，鹹豐帝的玫貴人徐佳氏生下第二個皇子，可惜一出生，此子就夭折了；從此以後一直到清王朝宣統皇帝宣布退位，甚至被趕出宮前，紫禁城內再也沒有一位後妃生兒育女了。因此，慈禧所生的載淳被皇帝視若掌上明珠。
時年二十二歲的慈禧，於鹹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晉封懿妃，次年又晉封為懿貴妃，在宮中的地位日益顯赫，僅次於皇後了，真正是母以子貴。
鹹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慈禧被抬入鑲黃旗滿洲，這就是所謂的“抬旗”。清朝八旗製度有所謂“上三旗”與“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指的是鑲黃、正黃、正白；下五旗則指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五旗。關外征戰時，上三旗由皇帝親自統帥，位高勢尊，下五旗則是由各旗旗主帶領，和皇帝關係不是很密切，所以政治地位較“上三旗”低下。同治帝繼位後，慈禧“母以子貴”，故其母家得以破格被抬入鑲黃旗。
鹹豐實際上日子很不好過。麵對著嚴峻挑戰，他必須得有力挽狂瀾的能力和勇氣，可他完全不具備，隻事歌舞升平的他對於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不勝其煩：內憂的是太平軍勢頭過猛，打了好幾年也未有最後勝負；外患的是英、法等國得寸進尺。鹹豐承受不了如此強大的重負，已經煩到連奏章都懶得看的地步，對於如同一團亂麻的內政外交，他索性選擇了逃避。
從鹹豐四年即１８５４年，鹹豐皇帝就已經把同英、法談判的包袱甩給了廣東巡撫葉名琛，但涉及到公使駐京、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為通商口岸、貿易稅、傳教等等一係列問題則是葉名琛無權解決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強蓄謀已久的，以至彼此談了一兩年也不可能達成協議。第二次鴉片戰爭終因英國領事巴夏禮利用“亞羅號”事件而爆發了。
英法聯軍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廣州，就連廣東巡撫葉名琛也淪為俘虜。稍後，英國軍艦十餘艘、法國軍艦六艘、美國軍艦三艘、俄國軍艦一艘在鹹豐八年即１８５８年三月初抵達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離天津二百裏，清政府設置大沽炮台進行保護。四月初八，大沽炮台陷落，京師戒嚴。鹹豐隻能在英、法、美、俄擬好的條約上簽了字，這就是包括賠償英法軍費、商業損失四百兩在內的不平等的“天津條約”。
可英法兩國對已經獲得的權益依然不滿意，英國內閣已經通過再次發動戰爭的表決，到北京換約不過是發動戰爭的借口。而清政府很多人也認識到，同英法打交道“斷非口舌能爭，亦非微利能動，必得用兵方可”，然而當時“內寇方幟，民困未蘇”，在“將天津海口預備齊全之前”還是“以免登時決裂”為上策。
在畿輔地區開戰，必須要打有準備之戰、有把握之戰。可這時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聯軍占領了天津，清政府根本就顧不上去更新炮台裝備。
最讓人遺憾的是，以鹹豐為代表的大多數清朝官員對西方列強的情況兩眼一抹黑，在對外交往中要麽是盲目樂觀，要麽是一味妥協。當英法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發中，鹹豐卻打算以禦駕親征的名義外逃。
聯軍到達通州後，北京局勢已危如累卵，在談判不利的情況下，怡親王載垣扣留了巴戛禮，想迫使對方也能接受一點清政府的條件，不料此事反而成為了一心要挑釁的聯軍發起進攻的最好借口，雖然僧格林沁在八裏橋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聯軍如狼似虎，八裏橋、定福莊均已失守，朝陽門更是一戰即潰。
鹹豐十年，英法兩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侵略軍由廣東揮師北上，**，攻陷大沽，陳兵天津，京師受到嚴重威脅。鹹豐帝束手無策，時而要“禦駕親征”，時而又策劃遁逃。慈禧卻在關鍵時刻頭腦冷靜，她認為：皇上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為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為後世之羞，今若遺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可惜慈禧的這一主張未被鹹豐帝采納。當通州八裏橋敗訊傳來，聯軍進逼北京城下，鹹豐的應對就是逃！
他與皇後鈕祜祿氏、懿貴妃、大阿哥載淳等倉促北逃承德，而將殘局留給已經賦閑五年的六弟恭親王奕訢收拾。當他們平安逃到了熱河的避暑山莊。而在離京前，他把同洋人談判這件極為棘手的差事交給了恭親王奕訢的同時，鹹豐還下達了處死巴戛禮的命令。但奕訢此時來了個“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釋放了巴戛禮。可這也沒用，聯軍依然向北京推進，奕訢也逃了，不過他隻是跑到盧溝橋一帶，緊接著圓明園、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相繼被劫掠、焚燒，這把火從八月二十二日開始燃燒，持續了將近半個月，盡管奕訢已經在聯軍擬訂的更加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上簽了字，但火勢依舊，皇家園林冒出的熊熊濃煙與竄動的火苗，對每個中國人都如同烈火焚心。
聯軍從安定門入城，駐紮在國子監一帶，京城內外一片惶恐。
留在北京的奕訢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逃到承德的鹹豐則是驚弓之鳥，麵對北京條約，他隻有用璽的義務，沒有審批的權利。“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可簽訂北京條約，敵軍豈止兵臨城下，完全是占領了京城，這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
鹹豐十年即１８６０年九月底，占領北京的聯軍在“北京條約”正式簽訂後撤走，京城又成為了帝都，恭親王等廷臣一再籲請皇帝回鑾，但鹹豐就是不想起駕，惟恐“夷人又來挾製，朕必將去而複返”。他無法麵對圓明園、頤和園、玉泉山等皇家園林淪為廢墟的現實，也無法麵對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被他拋棄的宗廟、社稷，就這樣，既沒有麵對現實的勇氣，也沒有痛定思痛、勵精圖治的誌氣，那麽就隻能躲在避暑山莊消極待日。
無力回天的鹹豐消極非常，完全是在用醇酒婦人來自殺，他用酒色來發渲內心的痛苦，他原本就不健壯的身體步入惡性循環的軌道，他的病情迅速惡化。第二年的即１８６１年七月，一天晚飯後，鹹豐突然昏了過去，死亡的迫近讓三十剛出頭的鹹豐開始安排自己的後事了，他的大阿哥才六歲啊，他既怕有才幹的奕訢起了篡位之心，又怕大臣輔政會重蹈當年順治四輔政的老路子，同時還擔心大阿哥的生母懿貴妃會欺負老實的皇後。在承德避暑山莊，慈禧“披覽各省奏章”，議論朝政得失，這些舉動漸漸引起了鹹豐帝及其親信肅順等朝臣的不滿。肅順甚至請求鹹豐帝行“鉤弋故事”，即仿照漢武帝的做法，將太子之生母鉤弋夫人賜死，以除後患。這讓慈禧與肅順之間的關係已勢同水火。
然而鹹豐帝卻不具備漢武帝的遠見，“濡需不忍”，並且鹹豐認為，留下葉赫那拉氏，或許對八大臣是個挾製，最終他有了一個自認為萬全的安排：以兩宮牽製輔弼的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八大臣，再以皇後鈕祜祿氏製約葉赫那拉氏。即刻有“禦賞”的印頒給鈕祜祿氏；把刻有“同道堂”的印頒給載淳，“同道堂”暫由載淳生母葉赫那拉氏代管，待小皇帝親政歸還。凡八大臣所擬諭旨必須要上麵蓋有“禦賞”、下麵蓋有“同道堂”之印才能生效。單獨頒給鈕祜祿氏“禦賞”之印則體現出皇後的地位永遠在母以子貴的葉赫那拉氏之上。鹹豐召見的最後一個人就是他的皇後鈕祜祿氏。
鹹豐十一年七月初十，鹹豐帝憂勞成疾，暑瀉日久，終至病逝於煙波致爽殿。
發動政變
皇太子載淳即位柩前，尊嫡母鈕祜祿氏為母後皇太後，亦稱母後皇太後為慈安皇太後；因鈕祜祿氏居住的鍾粹宮在紫禁城的東路，民間又稱慈安為東太後。生母葉赫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後，亦稱聖母皇太後為慈禧皇太後。因慈禧居住的儲秀宮在紫禁城的西路，故民間又稱慈禧為西太後。
八大臣給新皇帝擬的年號是“祺祥”。鹹豐安排的八位顧命大臣中，最有能力的是鄭王端華的弟弟、時任禦前大臣肅順。
此時的慈禧以聖母皇太後身分代行皇帝職權。朝廷出現了垂簾、輔政兼而有之的局麵。但慈禧對於這種政治格局，仍感到很不滿足，她一心想的是垂簾聽政，大權獨攬。而以載垣、肅順為首的輔政大臣則堅決反對慈禧幹預政務。這兩股政治勢力之間，已經隱藏著深刻的矛盾。而當時的政治舞台上還潛伏著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即恭親王奕訢的洋務集團。
本來，清朝自開國以來從無太後垂簾聽政的慣例，於是渴望垂簾聽政的小皇帝生母葉赫那拉氏，首先說服了對處理政務無甚興趣的慈安同意太後垂簾聽政。
接著禦史董元醇上書言事，直接籲請兩宮太後垂簾聽政，明確提出“現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衝齡踐祚……臣以為宜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鹹知皇上聖躬雖幼，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幹預”。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變更清朝祖製以及鹹豐遺詔的奏請：“雖我朝向無太後垂簾之儀，而審時度勢，不得不為此通權達變之舉”，“襄讚政務，雖有王大臣軍機大臣諸人，臣以為當更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輔弼一切事務”。
雖然董元醇的奏折給“留中”了，然而以肅順為代表的八大臣卻不依不饒，以小皇帝的名義草擬了一份嚴厲斥責董元醇的上諭：“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後垂簾聽政之體，朕以衝齡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禦極之初，何敢更易祖宗舊製……該禦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兩端，關係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發布批駁董元醇的所謂上諭，為此兩宮皇太後與小皇帝召見顧命八大臣，由於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詞語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嚇得都尿了褲子。一向比親媽更心疼小皇帝的慈安隻能宣布“明日再說”。由於兩宮皇太後不肯用“禦賞”與“同道堂”的印，斥責董元醇的上諭也就發不出去。
為了向兩宮施加壓力，八大臣來了個集體撂挑子——用當時的話就是“擱車”。八大臣的強硬態度，愈發堅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實行兩宮垂簾聽政的決心。但她們倆絕鬥不過八大臣，她們必須聯合在京城的六爺奕訢。而恭親王正因被排除在顧命大臣的行列而難以釋懷，慈禧便利用恭親王奕訢的憤憤不平，以及慈安對襄讚八大臣心存芥蒂，一起驚天政變就這樣安排成了。
慈禧因勢薄力單，不得不對八大臣作了些妥協，但是她卻通過自己的妹妹那拉氏與妹夫醇親王奕譞加緊了準備政變的步伐。
顧命八大臣可以頒布上諭，痛斥董元醇“殊屬非是”，但他們無法阻止兩宮太後和小皇帝的回鑾計劃，因為一旦回到京城。就是奕沂的勢力範圍了。
十月二十六日，兩宮太後由熱河乘坐騾車起駕回京。端華、載垣等七名讚襄政務大臣護駕同行。肅順率領親軍拱衛著鹹豐棺柩行進緩慢，遠遠落在了兩宮的後麵。十一月一日，兩宮太後回到紫禁城，第二天在朝房逮捕了端華、載垣。
肅順於十一月二日晚，拱衛著鹹豐棺柩到達了密雲行宮。密雲副都統德興阿安排護衛部隊在檀營整休一日。密雲行宮由“檀營”駐軍擔任警戒。夜間，醇親王奕譞（鹹豐七弟、慈禧妹夫）由北京趕到密雲，在德興阿的配合下，順利地擒獲了肅順，然後拱衛著鹹豐棺柩回京。在京文武大員及臣民們在東郊半壁店跪迎鹹豐棺柩，肅順被押械在囚車之上回到了北京。
十月六日，慈禧下令將載垣、端華賜死，慈禧命其二人在在宗人府空室自盡；至於肅順，則以其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本應淩遲處死，後加恩改為斬立決。十一月八日，肅順被斬之日，萬人空巷，前往觀看。肅順白衣白靴，麵無懼色，罵不絕口。囚車行至菜市口刑場肅順又拒而不跪，被劊子手打斷腿骨，始下跪就刑。
而兩宮皇太後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後，在恭親王奕訢的導演下，大學士周祖培、賈楨、駐防京畿的勝保都把籲請兩宮垂簾聽政“因時製宜”、“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等內容的奏折呈上。
十一月十一日載淳在太和殿舉行登基大典，撤改“祺祥”，年號換為“同治”，意在兩宮太後同治天下。十二月二日，清廷宣布兩宮太後垂簾聽政。
這場晚清政治舞台上動人心魄的權力爭鬥，被稱為“祺祥政變”，又稱“辛酉政變”。它為慈禧上台執政鋪平了道路。以當時情形而論，以肅順之才，早已經能夠知道慈禧與他水火不容，應該早下手除掉慈禧，可惜載垣、端華之流才能平庸，沒有采納肅順的建議。最後都落了個自殺的自殺、砍頭的砍頭的下場。
“辛酉政變”取勝的直接原因在於，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抓住並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不滿，對“承德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不滿，而把全部責任都加到了顧命八大臣頭上。也把鹹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從而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爭取了官心、軍心、旗心、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至此鹹豐遺詔中“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的諭令已經被推翻。與此同時，八大臣為新君所擬定的年號“祺祥”也一並被廢棄。在這場政變中，最大的贏家就是慈禧，由此而揭開的就是她左右政壇４８年的曆史。
鹹豐皇帝的原意是讓八大臣和兩宮太後權力互相製約，既不讓輔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後宮專政。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鹹豐皇帝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他的臨終遺命被否定，分散權力的目的沒有達到，反而製造矛盾的嚴重後果卻日見凸現出來。它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引發了“辛酉政變”。關於政變的過程和結局，許多書裏都有詳盡記述，這裏不再多說。我們更關心的是慈安太後在這場政變中所起的作用。
慈安太後在辛酉政變中的獨特地位。這場政變實質上就是一場朝廷內部的權力之爭。一方是兩宮皇太後和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皇族，另一方則是鹹豐帝臨終任命的八位讚襄政務王大臣。這場政變的組織者、策劃者和領導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幹力量是奕訢，但也絕對不應忽視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順的原中宮皇後、當時的母後皇太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她是這場政變中決定成敗的關鍵性人物。這一點，機敏而工於心計的慈禧比誰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貴”才登上皇太後寶座的，聲望、資曆、影響力遠遜於慈安。如果不將慈安爭取過來，奪權、垂簾聽政的目的就達不到。慈禧憑其如簧之舌，終於將慈安拉到了自己這一邊。反過來，如果慈安旗幟鮮明地堅定擁護鹹豐帝的遺命，毫無保留地支持並站在八大臣一邊，辛酉政變就不會發生，這段清史就得重寫。
慈安太後在日常朝政中的表現。有書記載，慈安“及與孝欽後（慈禧）垂簾聽政，首簡恭王入軍機處。時國人稱孝貞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主之；孝欽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臣工，谘訪利弊，悉中款會”。這段話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時人對慈安和慈禧的評價是各有所長，慈安“優於德”，慈禧“優於才”。一些日常的事務由慈禧處置，但每遇朝政大事，還是要由慈安太後最後決定。慈安太後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現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興”。慈安與慈禧密切配合，發揮己長，勵精圖治，在朝內重用奕訢、奕譞、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優秀的漢族將領，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使得同治年間出現了“中興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記載：“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賢，授為兩江總督。文正感其知遇，盡心謀國。而東宮（指慈安——筆者）則自軍政、吏治、黜陟、賞罰，無不谘詢文正而用其言。”於是當時遂有“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之說。
二、誅殺安德海，朝野稱快。清朝製度：太監不得出都門，犯者殺無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監，他依仗慈禧的寵信，胡作非為，肆無忌憚。朝中大臣，甚至連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八月，安德海請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辦龍衣，獲得許可。但他不知收斂，一路招搖，途經山東境內時，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拿獲。丁寶楨迅速將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護，慈安“立命誅之”。結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於慈安的力主其間，安德海才得以伏法，當時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由上可見，慈安皇太後不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決不糊塗。慈安的存在對慈禧是有著相當震懾作用的。
她們不是情敵
電影《垂簾聽政》中，有關慈禧殘酷迫害鹹豐帝的另一個妃子麗妃的情節一直讓人印象深刻。在影片中，慈禧與麗妃是一對情敵。麗妃千嬌百媚，能歌善舞，深受鹹豐的寵愛，根本不把慈禧放在眼裏。一心想要承寵、費盡心機往上爬的慈禧對她妒恨不已。鹹豐皇帝死後，慈禧成功發動辛酉政變，實現垂簾聽政，成了大清皇朝的實際統治者。她在肅清了敵對勢力後，回過頭來整治昔日與她爭寵的麗妃。慈禧效法漢代呂後迫害戚夫人的方法，將麗妃的手腳悉數砍去，裝在一個壇子裏，對她極盡侮辱之能事。這段情節，在影片中陰森恐怖，盡力將慈禧塑造成了一個刻薄寡恩、睚眥必報的惡毒婦人形象。那麽，曆史上是否真有麗妃這樣一個人，她與慈禧的關係真的像影片描繪的那樣嗎？慈禧真的以那樣殘酷的手段迫害過她嗎？
據史書和清宮檔案記載，麗妃是主事慶海的女兒，他他拉氏。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比鹹豐帝小六歲，比慈禧小兩歲，與慈安同歲。鹹豐元年即1851年參選秀女時，麗妃和慈禧同被選中。麗妃被封為麗貴人，慈禧被封為蘭貴人。
鹹豐二年，二人同時入宮。鹹豐四年，麗妃被封為麗嬪，慈禧被封為懿嬪。鹹豐五年五月初七日，麗妃為鹹豐帝產下了皇長女，三天後就晉封為麗妃。
鹹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慈禧生下了皇長子載淳，即後來的同治帝，當天就晉升為懿妃。
鹹豐帝死後不到三個月，慈禧就以同治帝的名義，以“麗妃侍奉皇考有年，誕育大公主”，晉封她為麗皇貴妃，越過了貴妃這一級，一次升了兩級。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慈禧又降懿旨，尊封麗皇貴妃為麗皇貴太妃，地位僅低於皇太後。
多年來，麗妃體弱多病，經常吃藥，於光緒十六年即1890年十一月十五日病逝，享年54歲。她死後第三天，光緒帝親自到金棺前奠酒、行禮。她的金棺暫安於田村殯宮。光緒十九年四月十八日，麗妃金棺葬入清東陵的定陵妃園寢。這座妃園寢的後院建有15座寶頂，共分三排。麗妃的寶頂位於第一排的正中之位，處於這座園寢的最尊貴的位置。
麗妃所生的女兒是鹹豐帝惟一的女兒，所以備受鹹豐帝和眾妃嬪的喜愛，同治九年被封為榮安固倫公主。清朝製度：隻有皇後生的女兒才能封為固倫公主，妃嬪生的隻能封和碩公主。按此規定，麗妃生的這個女兒應封和碩公主，可是慈禧卻破例封她為榮安固倫公主。
以上史實表明，麗妃不僅未受到慈禧的迫害，反而受到了慈禧的格外關照和一係列禮遇，這表明麗妃與慈禧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由此看來，經常以專橫跋扈、陰狠刻毒麵目示人的慈禧也還有溫情、恤下的一麵。
也可能是因為麗妃本人比較溫順聽話，而且在慈禧牢牢掌握了國家、後宮大權之後，麗妃對她不構成任何威脅，所以才對她如此禮遇有加。而一旦有人膽敢忤逆她的旨意，挑戰她的權威，慈禧流露的就是另一副麵孔了。這從她對兒媳的態度上可見一斑。
唯我獨尊
鹹豐十一年十月初九，載淳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以明年為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同治奉兩宮皇太後到養心殿垂簾聽政。封奕訢為議政王，享受雙親王的俸祿，並入主軍機。
通過一係列施政，兩宮皇太後與奕訢所組成的三人同盟，開始了一個穩定時期。動**的局勢，也迫使他們必須同舟共濟。
在這個組合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是她在三巨頭中最為薄弱。據薛福成的《庸庵筆記》所載“西宮太後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後（指慈安）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
慈禧本來就是個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況三虎！因而慈禧極力爭取慈安，以恭親王在兩宮麵前失禮作為借口把奕訢從三巨頭中排擠出去。所謂失禮實在是慈禧有意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來找奕訢的碴。
在慈禧的策劃下，一份彈劾奕訢“攬權、納賄、徇私、驕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三月初四，炮製出籠，慈禧遂利用這份“均係風聞”的彈劾，以同治的名義罷免了奕訢的一切職務。
但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僅內閣以“此事須有實據”拒絕附和兩宮的意見；在要頒布處分奕訢的諭旨時，內閣大學士周祖培竟以“此惟兩宮聖裁，非臣等所敢知”為由而拒絕擬旨；以至慈禧不得不親自動筆，把“事出有因”寫成“是出有因”；“諸多狂傲”寫成“諸多狂敖”；“倚仗爵高權重”寫成“以仗爵高權重”；“諸多挾製”寫成“諸多挾致”；“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政”，也許她已經忘記是以同治的口氣寫諭旨了，竟然寫成“若不即早宣示，朕歸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親政”寫成“歸政”。
讓慈禧驚詫的是，就連近支親王也都開始上書：“請皇太後、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東陵祭祀的醇親王聞訊也急忙趕回，上言道：“恭親王感荷深恩，事煩任重，其勉圖報效之心，為我臣民所共見。至其往往有失檢點，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若因此遽而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行政用人，殊有關係。”
王公大臣的反對使慈禧意識到：雖然經過四年的垂簾，要甩開老六奕訢還為時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親王“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達“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但慈禧畢竟削掉了奕訢的議政王名號。
奕訢目睹了洋槍洋炮的厲害，在他的帶動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一批封疆大吏也都開始辦起了洋務，自１９世紀６０年代中葉以後以國防工業為領軍的涵蓋采礦、製造、航運、近代教育等方麵的洋務運動在中國崛起，江南製造局、福建造船廠、輪船招商局的建立以及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等措施，都使得晚清社會在悄然發生著變化。洋務與維新之間的差距其實就差那麽一步，用馮桂芬的話來說就是：“略仿西法”、“注重輿論”、“廢除科舉”、“改進教育”“加強地方自治”鼓勵讀書人“發表政見”。
同治親政後，為了重修圓明園和恭親王鬧翻，一氣之下把恭親王一切職務革掉。雖說當時慈禧已經歸政，但她依舊控製著同治，她把同治訓斥了一通，令同治撤銷頒出的諭令。慈禧為什麽要寬容恭親王，因為紫禁城內又出現了新的危機：同治在立後問題上竟然不聽生母慈禧的安排，而聽嫡母慈安的意見，在後宮內慈安、同治再加上同治皇後一起來對付她，她必須得緩和同恭親王的關係。而同治急著要修圓明園說的是為了母親，實際是想把慈禧打發到園子裏，皇宮內院好由他和皇後把持。深諳權力之爭的慈禧很清楚，在充滿激流險灘的政壇上既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所以她把恭親王爭取到自己這邊，是對於她的下一步有利的。她想要結束同治走向獨尊了。而同治駕崩，則為結束三人同治、走向獨裁鋪平了道路。
同治帝親政未及兩年，就因病結束了短暫的一生，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載淳染上天花，於十二月五日死於養心殿東暖閣。諡繼天開運中居正寶大定功聖智誠孝信敏寬毅皇帝。廟號穆宗。葬河北遵化清東陵之惠陵。
同治皇帝死時並無一子，慈禧主持為同治立繼承人，不允許同治皇後參加，對此居然沒有人質疑，足以反映出尚未議儲，慈禧就已經主宰了議儲會議。
無論在一些正史著述還是在野史傳說中，都盛傳慈安太後手中保留著鹹豐臨終前給她的手諭，並對皇後說道：葉赫那拉氏“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為皇太後，惟朕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己，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
如果真有那份手諭，也不可能是臨終前寫的，那時鹹豐連“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都是口述由臣下記錄的，除非鹹豐在肅順的提醒下早就寫好了這份遺詔，在臨終時交給皇後。據說慈安為了表明對慈禧的信任，把遺詔拿給慈禧看，並當著慈禧的麵把遺詔焚燒，才使得慈禧愈來愈跋扈專橫。
從名分上說，應該由慈安主持此次立儲會議，同治的死已經使得慈禧失去母以子貴的基礎，但深通權術的慈禧已經在一年前的圓明園風波中把恭親王奕訢置入轂中，這一次是慈禧同奕訢聯手，立慈禧的外甥兼侄子、也就是醇親王同自己妹妹生的載湉作為鹹豐的繼承人，這樣她可以繼續垂簾聽政，因為當時載湉年僅4歲。
慈禧的安排讓“諸王皆諤”，毫無思想準備的醇親王竟然當場昏了過去，隻有恭親王奕訢神態自若，不僅斥責醇王失禮，還“令侍衛”把醇親王“扶出”，顯而易見恭親王是慈禧的同謀，因而“諸王不敢抗後旨”，當四歲的載湉被抱進宮後，才四十歲的慈禧再度垂簾，光緒時代就此開始了。
在美女如雲的皇宮，在多情好色的鹹豐帝身邊，能保持十年榮寵不衰，除了憑借她本人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處理和駕馭她與眾妃嬪、與夫君皇帝關係的秘訣。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來衡量，即使把她與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較，慈安太後也絕不是一無是處。決定朝政大端，慈安優於德，而慈禧優於才。慈安對權力不感興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讓慈禧處理。而“慈禧懾於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禮”。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張，仍要征詢慈安的意見。由此可見，慈安太後在控製局麵、掌控權力方麵也是很有一套辦法的。在光緒年間任過大清國駐英國大使，回國後先後任過光祿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禦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筆記》中記到：誅殺陷城失地、臨陣逃脫的兩江總督何桂清，將驕蹇貪**的勝保下獄賜死，賞給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慈安比慈禧根本不同處還在於，她一心扶助同治，無論是同慈禧一起抑製恭親王、還是又同恭親王聯合除掉安德海，都是為同治親政做準備，她不能讓同治受製於他人。
好不容易支撐到同治親政，她正以為可以對得起先帝的臨終重托，偏偏同治又早逝！關於同治在病危時被生母“斷醫藥飲食”以及同治皇後連同腹中的孩子——也就是同治的惟一骨肉，被慈禧活活逼死，這些她也是在事後才聽到的。慈安開始主動退避，她認為光緒不是先帝的骨肉，因此她不去操心了。然而慈禧並不因為慈安的退讓而善罷甘休，慈安畢竟是鹹豐的皇後，她絕不能讓光緒成為第二個同治，倚仗慈安和自己作對。除掉慈安，已經成為慈禧的下一個目標。據（美）恒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孝欽顯皇後傳中寫道：
“１８８１年４月７日（即光緒七年三月十一日）孝貞皇太後突然去世，染病僅一日”，而該文譯者王澈在這段的文字後麵還特意加了這樣一條注“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上諭檔》，孝貞從發病到死亡不到兩個小時”。
在當時就“傳言四起，說孝貞是被孝欽毒死的”，而蕭一山在其著作的小標題中就赫然寫有“慈安被弑”，書中也有“慈禧悍然弑之”的表述。
關於慈禧的病，在蕭一山先生著作中也有如此一段描述：“光緒七年，慈禧忽患疾甚劇，征中外名醫治之，皆無效。蓋由誤認血崩所致。惟薛福辰（福成兄）診其脈，知為小產，乃投以疏瀹（yue）補養之品，奏效如神。”這段材料表明慈禧因小產而血崩，這就是說她也同武則天一樣，是有麵首一類的男性服務者。
事情弄到這一步，慈安不會聽不到風聲，在慈禧病好後，曾備酒宴與其推心置腹談心。慈禧生怕被慈安給點破此事，更何況鹹豐臨終前同鈕祜祿氏的密談，對慈禧來說是個永遠擺脫不了的禁錮。而慈安之死對恭親王不啻當頭一棒，在宮內惟一能對慈禧進行製約的人不複存在，她從此可以獨裁獨尊了。
三人同治，雖說有個互相製約的問題，但總還可以互補，可以減少決策中的失誤；沒有了製約、沒有了互補，隻能執迷不悟，一錯再錯，甚至還會把最後一點回旋的餘地都給斷送了。
毀光緒毀大清
從１８６４年清軍攻克太平天國都城南京至中法戰爭爆發前的二十年，無論國際環境還是國內形勢都為清王朝發展自身實力、實現“自強”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遺憾的是，清王朝的決策人慈禧和奕訢隻滿足於購置洋槍洋炮、建立軍事工業，沒能抓住這極為關鍵且永不複來的二十年，同時，他們把主要精力用於內部的權力之爭上——兩宮與恭親王、恭親王聯合慈安遏止慈禧、慈禧與同治及同治皇後明爭暗鬥。慈禧利用一係列的內耗建立了個人獨裁，清王朝不僅與“自強”失之交臂，也始終沒有跨過從洋務到維新的關鍵一步。然而與中國僅一水之隔的日本，恰恰是緊緊抓住了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不僅掙脫列強對自身的束縛，完成了明治維新，而且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它的近鄰——朝鮮與中國。慈禧雖然很懂權術，但在應對國際形勢比恭親王奕訢差得多，所以她在大權獨攬後，外交一誤再誤，終至鑄成難以挽回的大錯。中法之戰及所簽訂的“中法新約”，就是慈禧在獨權後外交的一大敗筆。
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恐怕“失和”而“退讓”。光緒十年，法國艦隊司令孤拔率領艦隊駛入福建水師基地馬尾軍港。清軍被迫迎戰。同年，法軍又進攻吳淞口。法軍再侵犯台灣淡水、雞籠(今台灣基隆)，台灣軍務大臣劉銘傳率領守軍扼守淡水，擊退敵軍侵略。第二年初，法軍在水路進攻浙江鎮海，在陸路進攻鎮南關，清軍獲得“鎮南關大捷”。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勝求和”、“不敗而敗”，派李鴻章同法國代表在天津簽訂《中法新約》。
同時，在處理險惡複雜的國際形勢，慈禧出現重大失誤，即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清王朝聯合俄國牽製日本。國土遼闊且與中國接壤在萬裏以上的俄國，早就對中國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俄國在“與中國接壤之境，每值勘界，則必侵入”。
１９世紀六十年代，俄國利用《中俄北京條約》，攫取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一百多萬平方公裏土地。此後又把侵略矛頭對準了中俄邊境的西段，並在１９世紀七十年代，利用阿古柏在新疆的分裂活動、清政府忙於平定內亂的機會，俄國又出兵占領巴爾嘎什湖以東以南及至伊塞克湖南岸二百多公裏一線的大片土地。此後則通過勘定中俄西部邊界，使得侵占新疆４４萬平方公裏土地的強盜行徑通過外交方式得到確認。
慈禧並未從日本咄咄逼人的氣焰中感受到新的軍事進攻威脅已經在即，反而把精力放在六十大壽的操辦上。當日本侵略者把甲午之戰強加到清王朝的身上時，慈禧卻一心想避戰，隻事消極應對。伴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列強瓜分中國的浪潮已經迎麵撲來，然而此時慈禧的心思卻放在拖延歸政上，在她的心目中，保住無限期地聽政，比應付咄咄逼人的列強更重要。
但歲月如梭，轉眼就到了皇帝親政的時候，光緒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緒皇帝在太和殿舉行大典，開始親政，頒詔天下。到光緒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重新垂簾訓政，光緒被囚禁，其間12年，為光緒親政時期。
當時，對慈禧畏懼到極點的醇親王深知太後最不能放下的就是手中的權力，於是他以國事多艱為由，懇請慈禧太後繼續訓政。但慈禧不放心，她娘家弟弟桂祥的女兒——比光緒大三歲的葉赫那拉氏冊立為皇後，以便能在光緒的身邊安插一個耳目。
如果光緒的執政理念同慈禧一致，也許問題就不會那樣尖銳。畢竟從父係這邊說慈禧是他的伯母，從母係那邊論太後是她的姨母，從名分上他是皇太後與鹹豐的過繼兒子。但問題是光緒認為慈禧將近三十的政治經驗已經難以應對當前的國際形勢，必須改弦更張。
而慈禧權利欲過強，從北洋水師到軍機處、總理衙門、督撫、都統的任命都把持在她的手裏。光緒被她束縛得寸步難行。
他的授課師傅翁同穌給了光緒很大的影響。
翁同穌雖然是鹹豐六年的狀元，但他卻並不是書呆子，管過戶部，也在軍機處、總理衙門當過差，有一定的從政經驗。翁同穌竭盡全力想為大清王朝培養出一位有作為的皇帝，一位使中國走向自強的皇帝，而這就注定了光緒同慈禧在執政理念和措施上的差異。《馬關條約》簽訂後，光緒在翁同穌的影響下同維新人士開始來往。
事實上，當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光緒皇帝改革，引發了曆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慈禧西太後並不是一開始就反對變法，光緒皇帝在變法的開始的時候，曾經頒布一個詔書，這份詔書叫《明定國事詔》。光緒皇帝企圖通過這個《明定國事詔》，把變法，把改革確定為國家的根本政策。光緒皇帝頒布這份詔書的時候，是請示過慈禧太後，而且慈禧太後不僅表示同意，而且慈禧太後表現得相當激進。慈禧太後當時說“今宜專講西學”，意思是說說皇帝你不要變法嘛，很好啊！
光緒皇帝把起草這個變法文件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老師翁同龢，而且把慈禧太後的思想“今宜專講西學”告訴了翁同龢，翁同龢覺得西太後走得太遠了，所以後來翁同龢在詔書裏還改了一下，叫“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基，同時又需要博采西學之切時務者，實力講求”。意思就是翁同龢在西太後的意見上，他做了一點折衷，做了一點調和。他說我們首先要把中國的古代聖人的學問要作為國家的基礎，同時呢，把西方學問裏邊對我們有用的那部分東西，我們要學過來。所以說慈禧太後最初讚成變法的，而且是主張學西方的，有些變法的內容是慈禧太後支持的。
但是慈禧太後的變法有一個底線，有一條不能夠超越的界限。這個界限就是不能夠損害西太後本人的權力，不能夠損害滿洲貴族的利益，步子不能走得太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夠涉及政治體製方麵的改革。而恰恰維新派的改革和西太後本人的權力、和滿洲貴族的利益發生了衝突，所以正是在這個情況底下，西太後決心鎮壓。
光緒進行戊戌變法的時間已經是１８９８年，此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經完成了三十年，而西方列強又處於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時期，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製進一步加強，國際環境已經不如三十年前。更何況慈禧有意廢黜光緒，維新黨人決定由譚嗣同去說服曾經同“強學會”有聯係的袁世凱派軍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真正兌現歸政皇帝的諾言。
袁世凱表麵同意支持變法，私下卻向上司榮祿告密。這是致命的一擊，袁世凱的告密使得本來就舉步維艱的變法陷於徹底失敗！
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廢除新法。慈禧認為隻要改革觸及到了西太後本人的權利，觸及滿洲貴族的利益，那她是不能容忍的，那就把譚嗣同他們六君子送到了菜市口殺了，把維新變法全部否定了。
1900年，華北地區發生了義和團運動，這個運動的口號是扶清滅洋。
有著習武傳統的山東民眾在義和團的率領下率先起來反對洋人教堂所進行文化侵略與經濟掠奪，在遭到巡撫袁世凱的殘酷鎮壓，便轉移到直隸一帶。
義和團為了避免在直隸遭到鎮壓的命運，便公開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這恰恰與慈禧對洋人的憤怒心情相符。
慈禧太後覺得義和團可以利用，因此慈禧太後下令向八個國家宣戰，首先是進攻北京的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向八個國家宣戰。慈禧太後的宣戰詔書是寫得非常慷慨激昂，裏麵有這樣的話：與其苟且圖存，遺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中國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凶焰，張國之威。
慈禧竟然還采取坐山觀虎鬥：讓義和團去同洋人廝殺，僥幸能滅滅洋人的威風，也出口心中的惡氣；如果義和團敵不過洋槍洋炮，也可以借洋人的力量除掉肘腋之患；義和團畢竟已經到了京畿。
當義和團運動達到洶湧之時，她的退步抽身之計就是宣戰。此時朝廷上下，無人能對慈禧所做出的宣戰進行任何製約。
可她的宣戰卻隻是對著使館人員，須知宣戰後的局麵則是極其嚴峻和對以應付的。慈禧太愚蠢了，沒落的清王朝怎麽可能八個列強的對手呢？義和團的血肉之軀，它怎麽可能跟洋人的洋槍洋炮來相抵抗。慈禧此次就是在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情況下宣戰的，實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就連慈禧最倚重的榮祿、李鴻章、慶王、袁世凱以及地方有影響的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都反對打這場毫無準備的戰爭。但十幾年的惟我獨尊使得慈禧已經習慣為所欲為，聽不進任何逆耳忠言，隻圖一時痛快。就連當了將近兩年啞巴的光緒，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開口說道：義和團全都是烏合之眾，根本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洋兵利，能以骨肉相搏乎？奈何以民命為兒戲？”所有這些反對意見對於慈禧都等於零。從鴉片戰爭以來所發生的戰爭，清王朝都是被迫應戰，可這次卻是主動宣戰，而且是同時向幾個國家宣戰，而且在宣戰後，對於戰略戰術也都沒有認真研究過。當時一位官員曾分析說：“以一國而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
獨斷專行，確實痛快了一時，但慈禧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8月4日，八國聯軍兩萬餘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犯。慈禧太後在8月10日下旨西巡，但因車輛準備不齊，遲遲不能動身。14日，聯軍先頭部隊攻占天安門，次日淩晨進攻皇城東華門，慈禧此時膽量全無，嚇得直打顫。黎明時分，急忙帶著光緒皇帝、隆裕皇後等出神武門西逃。這一次她堅持挾持光緒逃到西安，並非關心光緒的安全，而是怕光緒在同洋人的談判中得到權力。
由京城隨後趕來隨鑾西行者，有部分王公大臣及兵能數千人。18日，從懷來起駕，甘肅布政使岑春煊率威遠軍2000餘人前來護駕。8月23日，慈禧自宣化起駕，繼續西行。
30日，太後及皇帝這兩宮逃至大同。慈禧太後親自下令屠殺團民，同時繼續逃跑，直到西安方安置下來。
八國聯軍占領下的北京，百姓飽受刀兵之苦，整個京城陷入一片血海，而栽到西安的慈禧，這時一點脾氣也沒有了。
遠在千裏之外的北京城裏的洋人已經開具了一張“懲辦”名單，但是為了中國的“體麵”，首犯的名字沒有提及，如果這些從犯得不到懲辦，那麽他們將自己去尋找首犯算賬。慈禧很清楚，“首犯”指的就是她自己。
李鴻章得到了榮祿轉達的隻要保住慈禧就什麽都可以商量的“示意”，於是便更加積極地賄賂俄國出麵斡旋此事。外國人咬住除慈禧之外其他禍首的名字死死不放，不得已，李鴻章給慈禧去電，要求朝廷盡快從重懲辦這些洋人心中的“禍首”，以阻止聯軍西進和為談判創造條件。
慈禧被迫連續兩次發布“懲辦禍首”的諭旨，但都遭到了列強的拒絕，聯軍司令瓦德西甚至說，如果中國再不提出令各國滿意的決定，聯軍就要進攻陝西，去捉拿真正的禍首！實際上洋人的軍隊在幾個月前攻打山西娘子關的時候已經被清朝的軍隊擊潰。但是他們現在仍然仗著船堅炮利瘋狂叫囂。
正當李鴻章、奕劻左右為難之際，突然傳來俄國準備監理東三省的消息，這引起日、英、美等國極大的不安，再加上李鴻章年邁體衰，因過度勞累而病倒，這使得各國沉不住氣了，他們不再堅持把“嚴懲禍首”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而是轉向急於開始討論議和的具體內容。
就這樣，在西方聖誕節的前一天，八國和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11國公使將《議和大綱》交給了奕劻，列強要求清政府迅速答複。
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奕劻尊旨在《議和大綱》上簽字畫押。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的李鴻章想盡快結束談判。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國早日撤軍，但各國的態度是，必須親眼看到禍首的懲辦，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否則決不撤兵。被逼進牆角的慈禧隻得第四次發布了懲辦禍首的諭旨，並於農曆辛醜年正月初三開始執行。
《辛醜條約》索賠數額之多，到了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３９年還清，連本帶利九億八千萬兩，可攤到每個大清子民身上也就是一二兩；而且還得拆毀大沽炮台，從此列強可以**。但簽訂這個極端不平等條約後，慈禧保住了權力，當她從西安回鑾後，居然無能複無恥地表態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第二年的1月7日，從保定就坐上了火車的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在慈禧一行剛剛回到紫禁城的那些日子裏，北京被粉飾成了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至此，在中國庚子年爆發的那場動**終於結束了。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光緒依舊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庚子拳變”把廢立推上高峰，《辛醜條約》則又使廢立偃旗息鼓。即使慈禧、光緒能在瀛台演出“遂母子和好如初”的一幕，但清王朝統治的土崩瓦解，已經是遲早的事了。
末日語善
毋庸置疑，慈禧在太後垂簾聽政的問題上，汲取了曆代後妃預政的經驗教訓，她絕對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內侄，頂多把內侄女選為光緒的皇後。在軍機處、總理衙門、海軍衙門她所任用的是鹹豐的兄弟或堂兄弟，無論是兩宮垂簾，還是單獨聽政、訓政以及在歸政後發動戊戌政變，她都得到宗室親王、近支等皇族成員的支持，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在主張維新的光緒一邊，女主臨朝能做到這份兒上也堪稱一絕了。
實際上當慈禧從西安回鑾後也把一些維新措施撿起來，諸如廢除科舉、取消捐納、頒布學堂章程、派遣留學生出國、設立練兵處，凡此種種，也並沒超過當年洋務運動的深度與廣度，而且為時晚矣，反清組織華興會、興中會、光複會等，紛紛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
受到重創的慈禧也曾很是反思，她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在西安的行宮內發布變法圖強詔書，認為：應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並於次年春成立了督辦政務處，作為推行新政的專門機構，派奕勖、李鴻章、榮祿、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遙為參預，大有“母子一心”、“臥薪嚐膽”的架式。
然而，慈禧為一己之私利，扼殺戊戌新政，釀成了庚子之禍，錯過了變法圖強的有利時機，清王朝大失人心，雖欲挽救，但已無濟於事。光緒二十七年冬，慈禧與光緒一起取道河南，回到京城，采取了一係列新政措施，諸如廢除武科，整頓吏治，編練新軍，創辦學堂，振興商務。但是，這些措施收效甚微。麵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統治階級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建議慈禧對封建政體進行擴大化改革，“仿英、德、日本之製，定為立憲政體之國”。發出這種呼籲的，既有漢族官僚，如孫寶琦、岑春煊、張之洞等要員，也有慈禧所信賴的滿人官僚如端方等，這些接連不斷的奏請引起了慈禧的深思與重視。
第二年夏天，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回國。為首的載澤迫不及待地向慈禧呈遞密折稱：實行立憲可使君位萬世不變，皇位永固；可使外患減輕，列國之鄙我者，轉而敬我；可使革命消弭，自然冰消瓦解。並建議慈禧宣布立憲，隻為明確宗旨。載澤是皇族近支，講得如此娓娓動聽，慈禧自然不能不作認真考慮。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複琢磨，慈禧聽取了各種人物的意見之後，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頒布了審慎的上諭：
“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但是細讀此諭，慈禧對立憲並不放心，僅將立憲一事視作鞏固皇權、對付革命的手段。這就注定了慈禧在這方麵決不可能有大的作為。但是，說慈禧絲毫沒有立憲誠意，純粹玩弄騙局，也不符合曆史真實，因為她為了鞏固皇權，確確實實在嚴峻現實的逼迫下，一步一步地緩緩爬行。光緒三十三年，慈禧宣布厘定官製，除內閣、軍機處及外務、吏、學部仍保留規製外，其餘各部均有大幅度變動。夏季又派出汪大燮等人分別赴英、日等國考察憲政，同時設立了資政院，以為將來成立議院之基礎，並要各省籌設谘議局。所有這些舉措，都是在慈禧的允諾下實行的。
然而，慈禧晚年的改革卻受到許多方麵的困擾，尤其是清廷上層爭權奪勢的鬥爭，滿漢之間的離心離德，都使她心力交瘁，難於應付。她尤其擔心北洋大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勢力膨脹，尾大不掉。於是當年七，八月慈禧將將袁、張二人均調到中央擔任軍機大臣，實際上明升暗降。
曆史的發展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慈禧為鞏固大清王朝的長遠利益，對立憲曾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步子邁得太小了，而曆史的發展卻迅猛異常。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謇、湯壽潛電請速開國會，以二年為限；隨後，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奏請三年內開國會，並要求將態度消極的於式枚革職；七月十五日各省代表又聯名上書憲政編查館請立即開國會；次日山西代表的請願開國會書簽名，各省竟有兩萬人參與。形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慈禧所料。要求民主的呼聲愈高，慈禧愈加感到君權受到威脅，她甚至有些後悔，當初不應該允許實行憲政，而現在卻已是箭在弦上，大局難以控製。她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於八月一日下了一道懿旨：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憲法，召開議會。然而，這一紙空文難以平息愈來愈猛烈的立憲風潮。
慈禧終於到了殘燈將盡的地步，她最不放心的是光緒。
在光緒身邊侍衛多年的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如實地介紹了光緒的處境：自從入宮“無母子之親，無夫婦昆季之愛，無臣子侍從宴遊暇豫之樂”，尤其從１８９８年戊戌政變被囚禁在瀛台以來，即使除去到西安逃難的一年多時間，也還有八年多的囚禁。他不是亡國之君，卻連漢獻帝都不如。
即位３４年的光緒從“無疾病……郊廟大祀必親臨，大風雪，無幾微怠容，步穩而速，扈從諸臣常疾趨追隨”，要讓光緒“病”死在慈禧前麵，的確不容易。
瀛台八年多的囚禁、饑寒交迫的日子、毫無親情的囚徒生活也沒能把他摧垮，他心底始終有個百折不撓的心念：要堅持到太後百年之後，實現自己振興國家的抱負。在從西安回京後依舊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緒，“繼續閱讀有關中外書籍，甚至重新學習英語”……但大權在握的慈禧最終還是如願以償。
據一位給光緒送終的太醫的後人在一篇回憶中文章中說：他的先人在光緒駕崩後，回到家中所幹得第一件事，就是如風卷殘雲般地掃**著家中的食品——他已經陪同大行皇帝挨了好幾天的餓了！
光緒的死因不言而喻。
慈禧所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要為大清王朝選擇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風雨飄搖內憂外患，軍機大臣建議選擇年長者。慈禧竟憤怒地拍著床叱責。
結果霸道專橫的慈禧早已經考慮好的人選卻是不到二三歲的溥儀。醇親王載灃立時回府，抱阿哥溥儀入宮。
至二十一日傍晚，光緒帝駕崩。三歲的溥儀正式登上皇帝之位，並且由攝政王載灃抱著朝見慈禧。年號定為宣統，兼祧光緒與同治，慈禧被尊為太皇太後。
就在光緒去世的第二天，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慈禧也不得不伴隨著生命的終結而放棄把持了近半個世紀的權力。
慈禧在當日頒布最後一道懿旨：特令攝政王載灃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現予病勢危篤，恐將不起，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須請皇太後(即光緒的皇後隆裕)懿旨者，著由攝政隨時麵請施行。
由於她一直把主要精力用於對付已經親政的同治與光緒、用於大權獨攬，由於她的孤陋寡聞以及對世界風雲缺乏最起碼的了解，因而她給過繼孫子溥儀留下的是一個無法挽回危機、即將滅亡的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