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突破心理防線
不出三天，安中華所長打來電話，說嶽守琴的父親為她送用品來了，裏麵果然有一支中華牙膏。蔣運開讓胡寶寶到小店裏買了一支一朵梅牙膏，就開車去了看守所。
這支中華牙膏嘴被切開過了，擠了擠，裏麵就出來一張小條子。上麵寫，“來人條子帶到，已付100元。家中皆好。以後不再寫條。中華牙膏就是家中無事，一朵梅就是有事了。”
蔣運開讓筆跡專家再模仿這個字跡寫了條子，內容改為：“來人條子帶到，已付100元。他被派出所帶去了。以後不再寫條。中華牙膏就是平安無事，一朵梅就是有事了。”然後切開一朵梅牙膏嘴，把條子放了進去。
他交代安所長，嶽家再來人，把中華牙膏換成一朵梅牙膏。連換三次後給他打電話，他來組織突審。
時間過了一個月，蔣運開呼叫了邢春妮的BP機。這種通信工具現在看不到了，當時刑警大隊隊員卻是在第一時間裝備的，他也給邢春妮發了一個，以備隨呼隨到。
邢春妮回了電話。蔣運開說：“想不想看看嶽守琴案如何從沒有證據變成有證據的？想不想看看我們辦案方法的科學性？今天晚上我們在刑警大隊最先進的審訊室突審嶽守琴，你來不來觀摩？”
“蔣大，我發現你這個人挺記仇的，那天講過的話你還記在心裏呀！我憑什麽不來，我在寫先有證據辦案科學還是先有感覺辦案科學的論文呢，正好要用你這個案子當例子。你不怕我把你寫成反麵典型？”
“不怕，你來吧。我人正不怕影子斜。下午我們先開個小會，4點半左右，研究一下方案，你就過來聽吧。然後一同吃工作餐，把嶽守琴從看守所裏提出來，我們就開始審。你要有準備喲，一個晚上不一定能審下來的。”
下午預備會準時開。大家開始動腦筋尋找嶽守琴心理防線的突破口。
“蔣大讓我盯住這個案子的。我一直與看守所保持著聯係。這幾天看守所的女警告訴我，嶽守琴情緒一直很不安，晚上失眠，甚至大聲哼哼發泄。有時會無端地突然大哭。今天上午拿到家裏的東西後，還用頭直撞牆。搞得看守所也很緊張。”
“看來我們的計劃很成功呀。我們不斷發給她一朵梅牙膏，讓她不斷感覺到外麵的情況不妙。她現在心理壓力大了去了！正是我們突審的好機會呀！”喬衛林如此說。
“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呀！她坐了這一個多月的號子，應當很清楚她該當何罪。她不會也像上次一樣死扛吧？那我們每組一個女警，車輪戰術，熬死她！”鞠魯同說。
“不可，我反對。我反對動粗。我們文明一些嘛，就是要槍斃她也得依法辦事嘛。我們身處20世紀90年代，已經是現代文明社會了。”邢春妮情不自禁地開了口。
“文明，怎麽文明，世界上哪個文明國家的警察不動粗？你提條具體的審訊辦法我看看！”鞠魯同沒好氣地說。
“不許這樣跟女同誌說話，你這點就是不文明！”蔣運開說話了。“春妮說得對，我們不能動不動就動粗。那人家會說我們不文明、不科學的。”說著，他還笑眯眯地看了邢春妮一眼。他接著說，“我們要從嶽守琴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入手，突破她的心理防線。”
“說她會因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與我們抗到底，這我相信。可說她會因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開口？我想不通，想不通。”郭曉安插了個嘴。
“一個‘想不通’就說明你夠笨了，還給我來了兩個‘想不通’。”蔣運開說。“聽沒聽說過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沒聽過？這更說明你笨。”蔣運開開始解釋“囚徒理論”：
“我們審訊學的理論認為，合夥作案的疑犯，在審訊時都是可以突破的。為什麽？就在於同案犯要麵對這個難以克服的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1950年美國蘭德公司的梅裏爾·弗勒德和梅爾文·德雷希爾兩位研究員研究博弈理論時，設定這樣一個場景：兩個涉嫌犯罪的同案犯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屋子裏接受審訊，即成了囚徒。警察知道是兩人共同作的案，但暫時沒有足夠的證據。於是負責審訊的警察分別告訴每一個嫌犯：現在我們手上的證據並不充分，但如果你們兩人都抵賴，足夠各判你們一年有期徒刑；如果兩人都坦白，那我們證據就充分了，那可能各判你們每人8年有期徒刑；如果你們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死不交代，那坦白的作為汙點證人，可以釋放不判期，而死不交代的，因為我們有了汙點證人的證詞而得到了充分的證據，就會判十年有期徒刑。你們現在好好想想吧，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這時，每個嫌犯都麵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死不交代。然而，不管同夥選擇什麽，每個嫌犯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如果同夥不交代、自己坦白的話，可以釋放；如果同夥坦白、自己也坦白，雖然都要判八年，但大家心理平衡，自認話該。況且判八年，比起如果不交代對方坦白了自己要領的十年刑，坦白還是比抵賴的好。結果，兩個嫌疑犯都選擇坦白。經濟學家認為，每個人都有利己的心理，都在尋求最大的自身利益。因此，每個囚徒都會選擇坦白的。我想，如果我們能恰當地運用‘囚徒困境’規律，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突破嶽守琴的案子啦？”
“對呀，人一般都是怕死的。如何能不死呢，隻有立功。隻有嶽守琴交代出那個小白臉來，那她就可以死緩的。這點我們不能承諾，但可以暗示。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我相信她會選擇自己生，會選擇揭發他人並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胡寶寶反應很快，馬上有了一悟。
大家都笑了起來。最後大家討論出了一個審訊計劃，蔣運開為大家做了具體分工，然後散會去吃工作餐。
晚飯後，嶽守琴被帶來了。
第一組喬衛林、鞠魯同加郭曉安上。三個人人人戴著墨鏡，個個高深莫測，看不出墨鏡背後的人在想什麽。三個人中，喬衛林與郭曉安坐在審訊台後，而粗粗壯壯的鞠魯同就在嶽守琴身後站著。與被審訊的人空間距離一緊迫，一股子壓力不言而喻。
蔣運開和邢春妮在審訊室外麵透過單向透視玻璃窗向裏看。
突然，喬衛林開口了：“嶽守琴，你想死還想活？你是想陪那個小白臉一同被槍斃還是留條命下來慢慢等減刑！”
又是這種怎麽選都承認自己有罪的選擇句。嶽守琴當即被套了進去：“我，我想活！”
“知道如何才能活嗎？立功，重大立功。否則隻能一命抵一命！”喬衛林再度加壓。
“我交代了別人算不算立功？”
“你檢舉別人的重大犯罪，一經我們查實，算你立功。我們會替你向法官說明。最後判什麽刑是法院的事，但寫結案報告是我們的事。你好好想想吧。我給你謀劃一下，你們兩人現在案情暴露了，都被我們公安機關控製了。我現在也坦白地對你說，你們現在暫時都還沒有交代。現在擺在你與小白臉麵前的有三條路。一條路，你不交代，小白臉也不交代，證據不足，你們被同時釋放了。這條路可能性在理論上是存在的，但我在實踐中沒有發現過。進了我們公安局的犯罪分子，沒有一個能逃脫法律製裁的！二是你不交代，他在你前麵交代了。他把主要責任推到你身上。一條人命，隻要一個人抵命。那你判死刑，他判死緩或無期。三是你交代在他前麵，那倒過來，他死刑，你死緩或無期。嶽守琴，你說，你想走哪條路！”
嶽守琴汗直冒：“他現在還沒有交代？”
“沒有。他是男人，比你耐扛一點。不過相信他扛不過今天晚上。現在留給你的時間並不多。最多還有五個小時。我的工作經驗是，犯罪分子過了淩晨3點都會招供的。”
嶽守琴看了一下牆上的鍾，汗開始淌下來：“那你們一定要在口供記錄上給我寫一筆，說我是立功的。”
“怎麽記錄那是我們的事，你老老實實地揭發他人的罪行，本身就是立功表現，法官還能看不出來呀。現在，你是不是想交代問題了？想清楚就開始說吧。”
“好吧，我交代。但從哪裏說起呢？”
“先揀重要的說。你先說你們是誰先提出要殺死你老公劉鬆山的。是不是你提議的？”
“不是啊，是費我新提議的。他跟我好嘛，想跟我長期在一起的，就提議的。”
“錯！你不老實。根據我們掌握的證據，你是嫌劉鬆山有殘疾，耳朵流膿，所以提議想殺他的。”喬衛林不失時機，拋出了一點證據。
“什麽？是費我新交代的嗎，這個狗娘養的，胡說。我是嫌劉鬆山有殘疾的，但一日夫妻百日恩，所以我不想殺他的。但費我新想娶我為妻，還想生個兒子，就說，一不做二不休，讓我把他騙出來殺了的。”
“哦，那麽說還是費我新在陷害你嘍。看看，你不交代你吃虧吧！下麵說說劉鬆山是被你們如何殺掉的。”
“中秋節那晚，我炒了四個菜，陪劉鬆山喝了點酒。一來這是他最後一頓了，二來我也有點愧疚，就讓他多喝了一點。然後我陪著他出來散步，走到我與費我新約好的地方——南郊正在開挖的六幹渠岸邊一個大坑中。我引誘他上我身，做男女事的。他做得好高興，連連說他又是男人了。這時費我新從後麵上來，用鐵鍬把他拍死了。然後我們就地挖了個深坑，把劉鬆山埋了。他選六幹渠工地拍死劉鬆山，是因為挖渠的工地上都是新土，別人不會生疑。”
“費我新當時是什麽職務？”胡寶寶轉著彎子套費我新的材料。
“他就是蔬菜大隊的農民，能有什麽職務呀。他當時就是被雇到工地上挖渠的一個臨時工！”嶽守琴很不屑地說。
在審訊室外，蔣運開對胡寶寶說：“去吧，開我車去，帶人把費我新找到，抓來連夜突審。明天一早去起屍體。”
第一次審訊，把主要犯罪事實形成證據固定下來，就算成功了。蔣運開留下兩個女警看住嶽守琴，其他人轉移到對費我新的突審中。因是半夜突然被抓來，費我新根本沒有什麽心理準備，也很快交代了與嶽守琴一同合夥殺害劉鬆山的事實。
第二天，刑警大隊出動一中隊二十個民警，押著嶽守琴與費我新來到六幹渠工地，尋找劉鬆山的屍體。
渠岸上都是新堆上的泥土，當時作案地點費我新和嶽守琴也不能確定了。民警們每人一根鋼條，排起橫隊，在新的堤岸上一路插了過來。隻要是有懷疑的現場，都查了一遍，沒有收獲。
蔣運開跳下了堤岸，來到了水中。他指著堤上新舊土的交接處說：“你們看看，這新堆了多少土呀，你們鋼條從上麵直插下來夠長嗎？大家下到水裏來，橫著在新土舊土裏插一遍。”
民警們個個脫了鞋襪，跳到了渠水中，用鋼條橫著向土裏插去。這時，胡寶寶叫了起來：“我插到東西了！”蔣運開走過去也用鋼條插了一下，說：“這裏有東西。其他人繼續插，來兩個人把這裏挖開。”
從上到下挖開了一個很深的坑，裏麵果然有一具屍體，是劉鬆山。
蔣運開爬上了岸：“喬隊，你帶幾個人取證，驗屍。其他人收隊。”他回頭再對邢春妮說：“妮子，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證據充分了吧，科學了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邢春妮避開蔣運開的鋒芒說：“小平同誌說的，不爭論。對這個案子的辦案方法的科學性，我還要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