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參加生產整風，譚友林的信念更加堅定
邱雲沒有想錯。1941年春天，譚友林確實到了延安。在這之前，譚友林一直在豫東大地上與敵人廝殺。隻有躺進延安的窯洞裏，身心疲憊的譚友林才真正鬆弛下來。
譚友林後來用兩句話概括延安的生活：白天搞運動，晚上想戰友。至於想哪些戰友，譚友林沒有明說。他不願意把內心兒女情長的秘密向人展示，也不想讓沙市碼頭的吻別分散他參加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的精力。
譚友林一直認為，生產運動與整風運動，是孕育延安精神的母體，是中共光輝曆史彩練上兩顆璀璨絢爛的明珠。生產運動為延安人強筋壯骨，整風運動為延安人堅定方向。譚友林有幸成為兩大運動的親曆者。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以其主要力量，對我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同時對國民黨實行分化誘降。受此影響，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會後頒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反共文件。同年11月，國民黨六中全會又把“政治限共為主”改為“軍事限共為主”。這時候國民黨即將掀起的第二次反共**，已經箭在弦上。
為配合其反共政策需要，國民黨加強對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其中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即達30多萬。蔣介石還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蓄意製造反共摩擦。僅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軍隊在陝甘寧邊區挑起的摩擦事件就達幾十起。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1941年邊區財政虧空高達567．2萬餘元。
60多年後的秋天，譚友林同幾位在301醫院住院的老戰友回憶這段曆史時，曾異口同聲地認為：生產運動是被蔣介石“困死延安”的陰謀逼出來的；整風運動是被脫離實事求是的教條主義逼出來的。
譚友林曾回憶，1941年4月剛到延安時，生活的艱苦程度是他想象不到的。軍事高幹隊成立之初，學員們沒準備自己起火，都在食堂吃大鍋飯。雖說這些高級指揮員都是戰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但也是30左右的小夥子，個個胃口好，飯量大。因為吃的是帶糠小米，喝的是清湯鹽水，一個月吃不到幾片肉，見不到幾滴油，大多數人整天饑腸轆轆。每次不到開飯時間，學員們已迫不及待地站到廚房外麵了。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固然有心照顧大家，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奈之下，楊勇鼓動譚友林給賀老總寫信，派人到一二○師“化緣”。賀龍接到譚友林和楊勇的聯名信，在物資同樣短缺的情況下慷慨解囊，籌措了一批食品和雜貨馱回延安，這才解了軍事高幹隊的燃眉之急。
譚友林出身農家，是穿著八路軍軍裝的農民，耕種鋤耙幾乎是他與生俱有的長處。可是畢竟十多年不幹農活了，使用農具很不順手，加上延安是旱田，氣候和江陵也不一樣，譚友林雖然沒少下功夫，當年的收成卻不長臉。不少學員和譚友林一樣，也是白忙活了大半年。有幾個人一惱火，索性把地裏正長的秧秧苗苗全薅了。
軍事高幹隊一合並到中央黨校，譚友林便著手經營自己的“自留地”。黨校領導考慮一部學員都是軍隊和地方的高級幹部，年齡偏大，身體較差，很多人身上都有戰傷，給他們下達的任務比較輕。規定除了量力參加農忙季節的集體勞動外，主要是分散種植南瓜、番瓜和掃把草。南瓜、番瓜人畜共享，既是蔬菜又是飼料；掃把草草籽是優質飼料，草稈是紮掃把的好材料，並規定兩種飼料每人交公任務不超過100斤。
黨校窯洞附近的土地，無論大塊小塊，早已被先期進校的學員瓜分殆盡，後來的學員隻有到較遠的地方找地。譚友林把近處的小塊熟地讓給邵式平、陳奇涵等老大哥，自己在窯洞後坡上方開了三分左右荒地，開始了連續四年的精耕細作。譚友林不光按規定種了飼料和掃把草，還把餘下的地劃分成小畦，分別栽種了土豆、蘿卜、豇豆、茄子、辣椒、黃瓜、西紅柿等十餘種蔬菜。蔬菜出苗之後，譚友林每天都會到菜園子轉悠，神情專注得像助產士等待嬰兒的降臨。
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因為生荒地缺肥料，地力薄，譚友林請教農民和有經驗的老同誌，在下種前把功夫花在厚施底肥上。
譚友林發現延安毛驢多，來延安的農民六七成人是騎驢進城的，便打起了撿驢糞蛋的主意。入冬前譚友林專門購置了糞筐、扁擔，準備星期天同警衛員外出撿驢糞。結果連續幾個星期天也沒撿到幾筐，不是沒有驢糞，是撿的人太多，有時候簡直是搶糞。有一天，譚友林看到趕路的毛驢剛把糞便拉下，正要上前去撿，突然從路旁冒出兩個女學員，直奔驢糞而去。原來她們藏在附近等著撿糞。自這以後譚友林不再挑著筐子撿糞，而是準備一塊包袱皮，出門時纏在衣服下麵，見到糞便時包著兜回來。這個土辦法被大家借鑒過去以後，大路上就很少能撿到驢糞蛋了。譚友林一不做二不休，後來幾個星期天，索性挑起糞筐追羊群，從幾十裏路外挑回好幾挑子羊糞。
延安天氣幹燥，為保證“自留地”的墒情，開春後譚友林又買了一對水桶，利用晚上挑水澆地。下種以後，出土的菜秧子從沒打過蔫兒。
經過大半年的努力，譚友林不缺肥不缺水的“自留地”裏，長出了讓人饞涎欲滴的蔬菜。黃瓜、青辣、番茄、蘿卜等可以生吃的蔬菜，不等譚友林自己吃，早被人下手摘掉了。譚友林講起這段經曆時笑嗬嗬地說，那時候生活清苦，學員裏的盜食“賊”可不老少，誰有好吃的東西，絕對逃不出大家的眼睛。譚友林也偷摘過別人地裏的黃瓜，還挖過別人地裏的土豆燒著吃。大家把這種做法叫做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吃的人高興，被吃的人也不生氣。
中央黨校師生們用自力更生精神播種的作物，在汗水的澆灌下結出豐碩的成果。1944年底，黨校全年生產的收入已占全校經費開支總額的74．6%。1945年初，黨校基本實現了經費自給。譚友林也從1942年開始，連續被評為生產運動的先進分子。
大生產運動中，中央領導同誌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同人民群眾一起艱苦奮鬥的行動，感染著陝甘寧邊區的每一個人。這些被老百姓稱為“大官”的人，住窯洞，吃小米，穿補丁衣服，吸自製的土煙，與普通幹部戰士沒有區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號召發出後，毛澤東於百忙中抽出時間，首先在楊家嶺窯洞下麵的山坡上開出一塊地，親自動手，種植蔬菜，精心管理。年近花甲的朱德從前線一回來，專程到南泥灣勘察，為三五九旅屯墾定點。後來又和勤務班開了三畝地，精耕細作，連年豐收，成為中央領導人中的生產模範。1943年3月，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周恩來、任弼時、李富春等人積極參加。比賽結果任弼時被評為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譚友林目睹那個感人場景，鼓掌時連手都拍疼了。
將帥執戈，三軍用命。楊家嶺窯洞裏的領導人，以他們率先垂範、甘苦與共的品格，影響著延安軍民。蔣介石軍事封鎖、經濟封鎖、政治封鎖的“三把鐵鎖”，被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煉成一把看不見的螺絲刀，把延安黨政軍民緊緊地擰在一起，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成立，為共產黨的執政，積蓄了巨大的能量。蔣介石再一次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1984年夏初，譚友林重回延安時，又一次在魂牽夢縈的南泥灣紀念館前駐足凝目，尋找記憶中的當年物景。
那是1943年的秋天，譚友林在青山滴翠、原野碧綠的南泥灣，見識了三五九旅紡線比賽的壯觀場麵。當時操場上整齊地擺了100多架紡車，每架紡車旁放著一把棉花撚子。旅部的男女幹部和一部分家屬、戰士，盤腿坐在自己的紡車前，精神抖擻，摩拳擦掌。紡車之間縱橫間隔相等，如同戰車列陣。操場周圍站滿了前來參觀的幹部戰士，連金盆灣附近的老鄉也扶老攜幼趕來看熱鬧。譚友林正望著麵前的紡車陣勢感歎，突然一聲哨響，100多架紡車霎時間一起飛轉，隨之而起的嗡嗡響聲，像平地卷起的風雷，蔚為壯觀，令人震撼。
40多年過去後，譚友林走出南泥灣紀念館時，當年紡車陣的轟鳴聲依然在耳邊回響。
譚友林告訴隨行的同誌，那時黨校的生產任務是以支部為單位安排的。因為右手掌、右臂受過傷，搖紡車很吃力，他便加班加點，為其他同誌搓撚子，盡自己努力幫助黨支部完成任務。有不少同誌還學會了織布、縫衣、做鞋、搓毛線、織毛衣。那時候延安的男同誌除了不會生孩子，沒有做不了的事情。黨校三部的知識分子編打油詩說：“延安有個寶塔山，山下男人賽神仙。除了不會生孩子，不愁吃喝不愁穿。”弄得女同誌哭笑不得。黨校的男學員找外校的女青年交朋友，常常被對方用這幾句順口溜戲謔。謔而不虐，戀愛照談，黨校男學員的臉皮厚著呢。
如果說大生產運動讓譚友林進一步認識到共產黨頑強的生命力，那麽整風運動則讓譚友林進一步認識到共產黨堅強的戰鬥力。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次用運動的方式整頓黨的作風。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誌整風運動的開始。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標誌整風運動結束。前後共分兩期進行，時間長達四年之久。譚友林參加了第二期整風運動的全過程。
由於全黨在延安的高級幹部及“七大”代表，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央黨校，毛澤東對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特別重視。毛澤東不僅親自兼任中央黨校的校長，而且親自在黨校進行整風動員。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報告，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的序幕由此正式拉開。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在中共黨史上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它使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使領導幹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實現了全黨空前的大團結。回顧當年整風運動的情況，譚友林曾不止一次地坦言，如果沒有整風運動，全黨的思想不會統一，不光“七大”開不好，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可能還要推遲，甚至連中國革命的最後成功也要推遲。
譚友林的話不是聳人聽聞，而是有事實根據的。延安整風之前，黨內先後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的錯誤。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也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皖南事變”的發生，更加深刻地暴露出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巨大危害。當然，那時的譚友林不可能對這些問題的嚴重危害全麵認識。但是，學員中對一些是非認識不統一，譚友林是有感覺的。
長征結束以後，由於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還沒有來得及清算，黨校學員中又吸收了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段時間有些人的思想還是比較混亂的。
雖然王明的錯誤路線使白區損失了100%，使蘇區喪失了90%，但全黨對王明錯誤路線所造成的惡果認識並不統一，更沒有認識到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主觀主義給黨已經造成並將繼續造成嚴重危害。有些幹部認為，這些惡果主要是共產國際指導錯誤造成的，是蔣介石反動派“圍剿”造成的。還有的同誌認為王明是黨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王明每次作報告時聽的人多，反響也很熱烈。張國燾雖然早已當了叛徒，但紅四方麵軍有的同誌仍然認為，張國燾是被人逼走的，沒有紅四方麵軍的接應和合作，中央紅軍很難走出困境。還有人說，張國燾的自尊心很強，到陝北後如果有職有權，他絕不會跑到蔣介石那裏乞食去。
譚友林雖然覺得這些看法是錯誤的，但因不了解黨內鬥爭特別是高層鬥爭的情況，加上理論水平低，有時候與意見不同的人爭得脖子暴青筋，也不能說出充分的道理讓別人服氣。
整風運動為譚友林提供了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的機會。他把黨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22個文件翻來覆去地學了不下三遍，有的文件還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直到弄明白前一個文件，才去啃下一個文件。理論學習讓譚友林掌握了解剖自己思想的武器，也掌握了批判錯誤思想的武器。
在整風運動中，譚友林不僅多次認真聆聽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演講，而且很重視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觀察問題，思考問題。有一次彭真講經驗主義時舉了個毛驢過河的例子，給譚友林留下很深的印象。彭真在講課中說，一頭馱鹽的毛驢過河時，鹽在深水中溶化了，毛驢越走越輕。後來毛驢馱著棉花過河，還朝水深的地方走，結果棉花被水浸透，毛驢越走越沉，最後陷在水裏淹死了。彭真說，我們是共產黨人，不應該犯蠢驢的錯誤，可有的人就是改不了，吃了虧不長記性，老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彭真的這個比喻，讓譚友林終生受益。
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擅長用生動的比喻說明深刻的道理。一次作報告時說，學馬列如果食洋不化，很容易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好比一個人吃牛肉，牛肉吃下去沒有消化吸收，原樣拉出來了，還是沒有解決自己的營養缺乏問題。吃牛肉不一定要用洋人的刀叉，可以用牙齒咬，也可以用筷子夾，還可以用刀子剁，但都必須先弄熟。“熟”，就是要學明白。否則，就會生吞活剝，消化不良。“生吞活剝”要犯教條主義，“消化不良”也要犯教條主義。類似這種通俗易懂的教學方法，常常能讓譚友林舉一反三，茅塞頓開。
譚友林曾回憶，整風運動中嚴肅活潑的黨內民主影響了他的一生。當時，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既有思想自傳、曆史自傳、反省筆記、讀書筆記，又有小組會、支部會、小漫談會、大漫談會、個別談話與全校大會。還有學習牆報、學習通報。開會時大家自由報名發言，願講什麽就講什麽，中央一些領導同誌也被在大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上下誰也不覺得奇怪。也沒有聽說過被點名批評的中央領導同誌給誰穿小鞋。
譚友林是王明路線的直接受害者，作為當年15歲的“改組派”，他親身經曆了夏曦在洪湖蘇區推行的“肅反”運動。在那些殺人如麻不聞聲的恐怖日子裏，麵對紅九師段德昌師長和政治部三位主任被連續殺害，麵對段德昌師長的警衛員花娃被活活用石頭砸死，譚友林一直認為肅反擴大化是夏曦等領導人為爭權奪利、翦除異己、實現個人野心造成的。整風運動中，譚友林終於弄清楚，王明錯誤的要害是違背實事求是原則，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這些問題不徹底糾正，王明垮台了，還會出現張明、李明。
信仰自覺的增強，使譚友林掌握了批判的武器。他列舉事實，寫了兩萬多字的曆史自傳，對王明路線給洪湖蘇區造成的巨大損失進行深入的剖析批判，學員們聽得義憤填膺，怒不可遏，有些女學員悲憤地流下眼淚。很多學員雖然從書本文件上看到王明路線給黨和紅軍造成的毀滅性災難，但缺乏直接感受。譚友林的批判和控訴，在學員中引起強烈反響，不少同誌結合自己的經曆開展討論，糾正了一部分學員在整風中隻講理論，不聯係實際的“客裏空”現象。譚友林受到主持黨校工作的副校長彭真的表揚。這也是譚友林後來結婚時，彭真親自操辦的原因之一。
整風運動中，譚友林也受到了同誌們的嚴肅批評。原因是到延安以後，生活安靜下來，吃飯穿衣講究了，有時還出去下館子，到理發店花錢理發；節假日外出時喜歡穿毛料衣服，穿皮鞋，穿皮夾克。有位同誌尖銳地批評譚友林“不像工農幹部，像個知識分子”。譚友林在自我批評中愧疚地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到陝北不願再穿草鞋，實際上是忘記了草鞋同長征的密切關聯。舉世無雙的長征奇跡，不就是靠穿著草鞋的鐵腳板走出來的嗎？“草鞋”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整風之後，譚友林不到城裏理發了，皮夾克、皮鞋也很少穿了，夏秋季節，腳上再沒離開過草鞋。
在曆史自傳中，譚友林回顧鄂西建黨的情況，對帶領學生遊行請願等不符合地下鬥爭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提他同邱雲的關係。譚友林承認，按照整風的要求，他未講這件事是不對的。但那不是對黨不忠誠，而是擔心沒有征得邱雲的同意，把他倆戀愛的事情抖出來是對邱雲的不尊重。
譚友林沒有講同邱雲的關係，讓他有幸逃過一劫。整風運動的審幹階段，有的同誌就是因為在地下工作期間談戀愛而遭到審查。那段時間，康生主導的“搶救失足者運動”，讓譚友林再次想起洪湖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心情十分沉重。他向上級領導談了自己的看法，領導叮囑他可以保留看法，但不要亂說。盡管後來毛澤東親自糾正了康生的錯誤，並向被整錯的同誌鞠躬道歉，但指導思想的後遺症卻未能除根。晚年的譚友林認為，延安整風一邊糾正“左”傾錯誤，一邊又犯“左”傾錯誤，它不但表明黨內的教條主義根子沒有挖斷，也有中國傳統的人治基因作怪，黨內民主的缺失就是這方麵最突出的表現。由於這兩個方麵的原因，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越搞越“左”。“**”所造成的十年動亂，就是“左”傾錯誤登峰造極的必然惡果。
延安整風運動能在譚友林腦子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既有他個人聯係實際、刻苦學習的原因，也有先進榜樣給他的啟發和教育。後來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在風急雨暴的運動中，每次遇到溝溝坎坎，他都會想到黨校學員竇尚初和朱明。
竇尚初是1929年入伍、1930年入黨的老同誌，先在紅四方麵軍紅十師三十團任政委，之後在晉察冀三分區二十團任團長，是一員能攻能守的戰將，也是一個向黨要老婆、要職務的刺頭。竇尚初要求領導給他發老婆，隻要是女的就行。老婆要先忠於他，之後才是忠於黨。更要命的是竇尚初這些胡說八道，不隻是在私下講，還在幾百人的黨員大會上講。
“黃克功事件”後竇尚初接受教訓，言行有所收斂，但一到延安，舊病又複發了，仍然是滿嘴跑火車，口無遮攔地亂講一通。當時延安有個流傳很廣的笑話，說有個城市女青年給男朋友寫了一封信，最後一句話是“送你一個吻”，男朋友是工農幹部，收到警衛員轉交的信後，三番五次地追問警衛員“吻”在哪裏？懷疑警衛員把女青年送給自己的“吻”偷吃了。竇尚初聽到笑話後不僅沒有笑，反而很氣憤，感到這個笑話是對工農幹部的羞辱，到處查問寫信的女青年是誰？為什麽要用“吻”難為工農幹部？口口聲聲要把寫信的女青年“吻”個夠，讓資產階級小姐們知道，工農幹部不是吃素的。
黨校的學員們沒有料到，就是這樣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整黨中脫胎換骨，洗心革麵，把自己以往的醜事情舊思想全部在學員大會上抖摟出來讓大家批判。他發言的最後一段話是：“不說對黨不利的話，不做對黨不利的事。無論什麽時間、什麽時候，都要站在黨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站在黨的立場上作出選擇。”可惜的是這樣一個好同誌，後來在旅長崗位上打仗犧牲了。竇尚初最後一段話，像永不消失的警鍾，在譚友林耳邊響了一輩子。
朱明和竇尚初不同，她給譚友林留下的印象是資產階級大小姐背叛本階級，成為共產黨員後的義無反顧。
朱明是位大家閨秀，和邱雲的長相很相似，譚友林見到朱明的第一麵就印象很深。上大學時朱明隨校遷入四川，後來受林伯渠的影響，1938年衝破重重障礙，由四川經漢中到了延安。由於受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朱明長期認為，中國內亂的原因“是共產黨與蔣介石爭地盤，蔣介石是國家領袖，紅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梁山好漢”。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用朱明自己的話說，她已經被完全赤化了，這是她心甘情願的。因為她切切實實地知道了蔣介石是獨夫民賊，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朱明在入黨宣誓後表示：“從現在起我會一步不落地跟著共產黨，矢誌不渝，直到生命的終點。”
朱明知道江青上世紀30年代的曆史汙點，在延安時她以為中央了解江青。全國解放後她發現江青向黨隱瞞了在上海的曆史問題，未向丈夫林伯渠打招呼，直接匿名向黨中央舉報。江青得知有人匿名舉報她的曆史問題，勒令公安部一查到底。
朱明知道江青心狠手辣，又受毛澤東的偏愛，於是在林伯渠逝世後，清清醒醒地自殺了。一代才女用她的黨性和節烈實踐了她在延安的誓言。
延安時期的譚友林，總能從朱明身上看到邱雲的影子，她相信邱雲的黨性、品貌和才華也絕不會比朱明遜色。上個世紀60年代，得知朱明不幸自殺的消息時，譚友林的傷感是難以遏製的。因為邱雲仍然活在他心裏。
譚友林永遠都沒能知道，當他在小溝坪中央黨校看到朱明身影的時候，邱雲就在東二十裏鋪的邊區醫院。同在一個延安城，同飲一條延河水，他們卻像同一星空中的兩顆星星，近在咫尺，遠在天涯。永遠在互相望，永遠找不到交匯的軌跡。
有情人有處尋覓卻無緣相聚，天意乎？人意乎？誰也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