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紅軍北上抗日，譚友林帶傷病堅持長征
由於國民黨東北軍放棄抵抗，九一八事變後不到半年，東北全境陷落。26萬東北軍退入關內，旋即被蔣介石調往各地“圍剿”共產黨。
1933年3月，日軍大舉侵犯華北。插在長城內外的太陽旗，像插在中國人心上的尖刀，讓有良知的中國人心頭天天滴血。但是，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不是號令三軍揮戈迎敵，而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調兵遣將百萬之眾，“圍剿”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部隊。1933年9月，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指揮50萬兵力“圍剿”中央蘇區，欲置紅軍於死地而後快。
由於受王明錯誤路線的左右，紅軍苦戰一年，終未取得勝利。到1934年秋季，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勢危如累卵。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被迫在倉促中撤離，8．6萬人開始了沒有準備的戰略轉移。
邱雲的父親邱成武，向來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自九一八事變後，經常深陷在憤怒和焦慮之中。日軍不斷侵犯華北，蔣介石仍然連年“追剿”紅軍，邱成武深為不滿。有一次邱雲問父親：“蔣介石不帶兵打日本，卻要把紅軍趕盡殺絕，到底是為國家還是為自家？是抗日重要還是剿共重要？與其‘圍剿’紅軍，還不如讓紅軍上前線打日本！”
邱成武悶了一會兒才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為一家一己之利，兵連禍結，凶多吉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尚能向列祖列宗交代。若是同室操戈，引狼入室，可就愧為華夏子孫了！”說完喟然長歎。
邱成武對紅軍北上抗日十分關注。看到蔣介石指揮部隊一路堵截，窮追不舍，更是憂心如焚。一次他同友人談到時局時，竟毫無顧忌地說：“當年不該從醫，應該從戎。哪怕是給我一個師，我也會讓關東軍的屍體把山海關的大門堵住。可話說回來，國家救亡圖存之際，僅憑一將之力豈能挽狂瀾於既倒！北伐戰爭時期，國軍將領中不乏飲馬瀚海、封狼居胥的英才，但後來呢？一個個都跟著蔣介石剿共去了。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國民黨長期把軍隊用在翦除異己、爭權奪利上，小日本總有一天要兵臨南京、飲馬長江的。”說完推窗望月，好久沒有回頭。
作為當時“海歸”的愛國醫生，邱成武把在法國學到的醫術，全部獻給了北伐軍將士。可是四一二清黨清共之後，邱成武卻因思想左傾而未能參加國民黨黨員登記。脫掉戎裝的邱成武走進診所，把一腔報國衷情，寄托在為老百姓看病上，很少與人談及政治。
邱雲頭一回聽父親如此針砭時弊，又如此切中要害。她像看陌生人一樣看著父親的背影。當覺察到父親的肩頭在微微抖動時，邱雲明白，父親在流淚。男兒有淚不輕彈！父親的淚是從心裏流出來的！
邱成武一語成讖。後來的“盧溝橋事變”，果然拉開了日軍全麵侵華的序幕。六朝古都南京被日軍瘋狂屠城，血洗一空，30多萬軍民被日軍無辜殺戮。
那時的邱雲，隻知道國家命運讓父親揪心，卻不知道自己的前途讓父親糾結。1935年，邱雲已經16歲了。按照妻子十年前的遺言，邱成武應該送女兒去法國或英國學醫，學成後父女相互有個幫襯。但邱雲不願意出國，母親臨終囑咐她一輩子照顧好父親，她不能違背母命。邱雲對父親說：“我就守著您，哪裏也不去。上學就上安徽大學，不當醫生，學曆史。殷鑒不遠，我要把漢唐盛世的治國良方發掘出來，讓現在的大官們照鏡子，看看他們臉紅不紅。再說，國家正處在災難之中，我沒有為國家做事就去留學，心裏也安寧不了。”
邱成武覺得女兒想的有道理，再沒有提留學的事情，反而更加關注紅軍的抗日動向。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由瑞金出發，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經過兩年多時間，紅軍奮勇跨越12個省域，艱險跋涉數萬裏，在漫漫無盡的長征路上，譜寫了空前悲壯的人類史詩。
紅軍長征突出重圍，邱成武父女打心裏高興。邱雲對父親說：“前兩年我們擔心紅軍偏安一隅，不敢北上抗日，長期在雲貴川打遊擊，很可能重蹈石達開的覆轍。現在看來，紅軍畢竟不是太平天國的造反軍，他們敢於站到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就一定能成為全民抗戰的中流砥柱！”邱成武高興地點頭讚成。
紅軍一到陝北，中共中央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邱成武父女對紅軍愛國情懷的敬佩油然而生。在邱成武看來，這樣的“統一戰線”蘊含著抗戰的勝利，更蘊含著中國的未來。
“西安事變”發生後，看到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斡旋，促使蔣介石最終接受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麵，國家的前途命運出現轉機，邱成武放棄了規勸女兒留學的打算。第二年，邱雲胸前佩戴上安徽大學的校徽。
抑或是冥冥中早已注定，這一輩子邱雲同紅軍的情緣是分不開了。連邱成武都沒有想到，喜歡曆史的女兒，近幾年竟然對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邱雲更不會想到，她將要終生守望的初戀男友——紅二軍團紅五師政委譚友林，1935年11月正和師長賀炳炎一起率領部隊，在前途未卜的長征路上艱難地跋涉著。
紅二、六軍團的長征是單獨進行的。在蔣介石眼裏，長征，是紅軍無法回旋的死路。在毛澤東眼裏，長征，是紅軍絕處逢生的活路。長征的過程，是生死搏殺的過程。
在紅五師的長征路上，譚友林的傷勢經受著長途行軍、連續作戰的嚴峻考驗。每天抽空敷藥時，醫生和警衛員都要幫他清理傷口中滲出的膿血。然而，比戰傷更嚴峻的考驗，是瓦屋塘阻擊戰，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惡仗。
1935年12月22日，紅二、六軍團抵達瓦屋塘時，遭敵陶廣縱隊第六十二師的襲擊，紅五師接到命令阻擊敵人，掩護軍團主力部隊安全通過。
賀炳炎、譚友林受領任務後，當即組織全師火力阻擊敵人。激戰在硝煙與血光的交錯中進行。炮彈掀起的飛石凍土，夾雜著惡戰中被炸斷的肢體，在敵我陣地上空拋起落下。譚友林和戰士們趴在散發著血腥味的焦土上，把仇恨壓進槍膛，讓排山倒海般撲上來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倒在血泊之中。不怕犧牲的精神，畢竟代替不了武器的劣勢。在敵軍主力部隊鋪天蓋地的炮火襲擊下，紅五師傷亡嚴重，師長賀炳炎的右臂被炮彈炸斷，十五團團長王尚榮幾處負傷。譚友林喊警衛班把賀師長、王團長抬下陣地急救，返身跳進掩體，繼續指揮部隊實施反擊。
連續不斷的槍炮聲、廝殺聲、哭叫聲，傳遞著戰爭的恐怖，預示著死神的降臨。譚友林臉色冷峻，目光如炬，沉著組織火力，堅決打退敵人的連續反撲，完全忘記了靠前指揮的危險和右臂傷口的疼痛。
在紅五師的頑強阻擊下，敵六十二師損失慘重，隻好退出戰鬥，就地待援。紅二、六軍團主力安全通過後，譚友林傷口滲出的膿血已凍結成冰疙瘩。
陣地上彌漫的硝煙漸漸散去，冷冷清清的月光下，燃燒的樹枝閃爍著星星點點的火光。剛才還山呼海嘯的戰場，恢複了深夜的沉寂。
譚友林囑咐戰士掩埋烈士遺體，搜集能帶走的所有武器彈藥，迅速撤離陣地，迎接烏蒙山回旋戰的殊死搏殺。
瓦屋塘戰鬥，是譚友林第一次指揮部隊阻擊強敵，戰鬥的慘烈程度讓他驚心動魄，賀師長右臂被炸斷更讓他痛心疾首。相見恨晚的師長、政委，生死與共的黃金搭檔，眨眼間少了一個，譚友林心裏空****的。想到師長傷口中露出的白森森骨頭，想到師長不省人事的神情，譚友林忘記了自己的傷痛，飛身上馬，朝著後方救護所的方向絕塵而去。
賀炳炎傷後被鋸掉殘臂，在軍團衛生部療傷，紅五師師長、政委的擔子全壓在譚友林的肩上。譚友林的才幹也在這期間突顯出來。
1936年2月至3月底，紅二、六軍團在川、滇、黔交界處的烏蒙山區，與十倍於己的敵軍短兵相接。20多萬敵軍的總指揮是中央軍八大金剛之一的顧祝同。此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任黃埔軍校戰術教官，參加過東征、北伐，被詡為蔣介石麾下久經沙場的一員“虎將”。
曆史再一次把失望饋贈給蔣介石。紅軍不僅跳出了顧祝同的“鐵壁合圍”，獨當一麵的譚友林，還在“鐵壁合圍”戰術中檢驗了“三尺之泉，足止三軍之渴”的兵家精論，把紅五師打造成一支鋼鐵勁旅。
2月2日，譚友林率紅五師和紅六師十七團巧渡鴨池河一戰，給軍團首長留下了深刻印象。
鴨池河是烏江上遊河段，咆哮的激流滾滾而下，在峭壁峻嶺中衝撞回**，像落在深山峽穀中的雷鳴，一川轟響。紅六師作為先遣隊，已踏著浮橋率先過河，並且占領了北岸15裏外的爛泥溝。
敵軍九十九師和二十三師從後麵全速追來。但浮橋太窄，隻能單人通過，渡河速度十分緩慢，紅五師和紅六師十七團雲集渡口，如不火速過河，全軍覆沒的危險隨時可能出現。譚友林親自勘察河段，發現水流雖然湍急，但河麵不寬，於是腦子裏閃出一個主意。他一麵組織部隊過浮橋，一麵選擇相對平緩的河段，指揮官兵把隨身攜帶的布匹擰繩結索，順著水流方向，在河兩岸固定牢靠，一頭固定在上水，一頭固定在下水。戰士們從上水抓住“繩索”下河，順勢被激流推向下水，迅速登上對岸。不等敵人趕到，紅軍已飛兵橫渡。
紅五師和紅六師十七團擺脫追敵，安全渡過鴨池河的辦法，受到軍團首長和幹部戰士的讚揚。過河後賀老總親臨五師駐地大定，詢問窮鄉僻壤何以有那麽多布匹？譚友林這才如實坦白交代。
原來獨立營在湖南常德打土豪時，譚友林就讓戰士把沒收的布匹隨身帶上，以備天冷時縫製軍裝。沒料到這些洋布竟讓紅軍在激流險灘中脫離了危境。貴州名儒周素園聞知此事，向賀龍、任弼時讚歎：“兵家雲：‘百裏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之渴。’想不到紅軍憑幾匹洋布，竟能安然脫險！”當時在紅五師擔任營長、解放後擔任裝甲兵司令員的黃新廷將軍，在憶及巧渡鴨池河時不無感慨地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譚友林同誌就是一位深謀遠慮的好領導。如果那一天過不了河，紅五師和十七團就會被緊跟在屁股後的敵軍九十九師和二十三師吃掉！”賀老總和任弼時政委也為他們選任的“娃娃政委”而高興。賀老總還囑咐譚友林抓緊“擴紅”工作，發展壯大隊伍，加強部隊整訓，準備再打大仗惡仗。
賀老總離開後，譚友林率紅五師在大定開展了大規模的“擴紅”工作。在向導的指引下，他走村串戶，訪貧問苦，深入調查社情民情。由於受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害怕紅軍“共產共妻”，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老百姓躲進深山，使“擴紅”進展十分艱難。
譚友林出身貧寒，深知窮人的疾苦。他親自帶上小分隊，鑽進深山野嶺，找到當地的族長和長者，向他們耐心解釋紅軍是“打土豪，分田地，救窮人”的軍隊，讓醫務人員想方設法替老百姓看病治病，組織幹部戰士深入村寨，向群眾訴說自己當紅軍前的苦難經曆。切實摸清社情民情底細後，根據群眾的強烈要求，譚友林指揮部隊鎮壓了當地一批作惡多端的土豪劣紳，並把沒收的糧食衣物分給群眾。“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深乎義。”紅軍的愛民之舉戳穿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沒過多久紅五師便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5000多名“擴紅”新兵，不僅使十三團、十五團補足了兵員，還新組建了十四團。麵目一新的紅五師成為紅二、六軍團的主力師之一。紅五師的“擴紅”經驗也在軍團部隊中推廣。
“擴紅”任務勝利完成了，譚友林右臂傷口的感染更加嚴重。因為吃不好，睡不好，譚友林本來就不壯實的身體越來越單薄。
賀龍、任弼時等軍團首長都為譚友林的傷勢擔心。時任紅五師團政委、解放後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的李文清回憶說：“幾仗打下來，譚政委在部隊威信很高。賀老總、任政委曾想把譚政委換下來養傷，但全師指戰員不幹。我和其他幾個團長、政委向軍團首長講，就是抬著走，也不能讓譚政委離開紅五師。”
3月28日，同敵人迂回了千餘裏的紅二、六軍團，終於跳出了烏蒙山區。在一個多月的轉戰中，紅五師有時作為後衛部隊，掩護軍團部機關；有時又擔負前衛任務，為後續部隊開山辟路。在“三進奎香”、“大戰宣威”等惡仗中打出了威風，張揚了士氣。腥風血雨中的譚友林，雖然有時也會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腳下路的終點在哪裏，但他知道，命運已把他和紅軍緊緊聯在一起，就是赴湯蹈火，他也不會眨眼。
烏蒙山回旋戰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三個方麵軍會師陝北後，毛澤東在保安會見紅二方麵軍部分領導人時說：“二、六軍團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昏了頭。硬是轉出來了嘛！出貴川，過烏江，我們一方麵軍付出了大代價，二、六軍團討了巧，硬是沒吃虧，一萬人走過來還是一萬人，沒有蝕本，這是個了不起的奇跡！”
鮮血淋漓的戰爭史昭示，一個隻盯著腳下的將軍，是不可能帶領部隊登上陣地製高點的。紅五師的血脈裏流淌著譚友林的心血，譚友林的生命中蘊含著紅五師的未來。譚友林暗中立下宏願，他要把這支部隊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戰的勁旅、鐵軍。
紅軍的單薄身體和極度惡劣的生活條件，終究敵不過長途轉戰的消耗和艱險環境的打擊。翻越海拔5596米的玉龍雪山時，高山缺氧和刺骨嚴寒，吞噬了紅五師100多名將士。譚友林眼睜睜地看著官兵被茫茫雪海吞沒，有時急得用已經致殘的胳膊把癱在冰上的戰士往起拽。戰士得救了，譚友林的傷勢卻不斷惡化。過了麗江才發現，傷口被再次凍傷，感染更加嚴重。
信仰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是任何物質力量都無法替代的人生追求。在身體極端虛弱的情況下，是堅定的信仰支撐著譚友林沒有倒下去。從1936年2月27日紅二、六軍團退出畢節，到7月2日在川西甘孜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在將近半年的萬裏轉戰中，譚友林多次病倒又多次爬起，始終沒有離開指揮位置，有幾次竟然是警衛員扶著他在馬背上指揮戰鬥的。
大大小小幾十次戰鬥，把譚友林錘煉成一個攻必克、守必固的紅軍將領。
1936年7月5日，根據黨中央的命令，紅二、六軍團在甘孜組成紅二方麵軍。賀龍、任弼時分任方麵軍總指揮和政治委員，賀龍兼任二軍團軍團長，任弼時兼任二軍團政治委員。紅三十二軍編入紅二方麵軍建製後，紅五師於9月7日正式改為紅三十二軍第九十六師，王尚榮、譚友林分任師長和政委。
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遏製了張國燾的野心。紅二方麵軍在朱德、賀龍、任弼時等同誌的領導下，堅決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作鬥爭，保證了紅二、四方麵軍繼續北上，實現了與中央紅軍會師陝北的目標。
甘孜會師，是決定兩個方麵軍命運的曆史關口。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王尚榮、譚友林領導的紅五師，堅決聽從賀老總、任政委的指揮，表現出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和高級將領的優秀品質。在和紅四方麵軍同誌的交談中，譚友林覺得，張國燾讓紅四方麵軍調頭南下，縮在給養難以保障的川西地區，是另有所圖的。譚友林私下對賀龍和任弼時說，他和師長已選定了500名黨員骨幹，隨時聽從賀老總和任政委的命令，準備應對突**況。賀龍和任弼時對譚友林的警覺性十分滿意，告訴他北上決心已定，兩個方麵軍一起行動。同時叮嚀譚友林沉著冷靜，保持戒備，組織部隊積極做好北上的準備工作。
7月11日，紅二、四方麵軍從甘孜出發，經過藏區阿壩，踏進亙古以來人跡罕至的莽莽草地，開始了長征路上最艱難、最悲壯的絕境跋涉。
橫貫在紅軍眼前的草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遠遠望去無邊無際，時而藍天白雲，時而昏暗幽深。舉目四顧，呈現出一幅原始荒莽而又神秘莫測的景象，沒有太陽的大白天，常常連東西南北也分辨不出。
浩渺無涯的草地，無人無鳥無走獸，天上寥空寂寂，地下綠草萋萋，五顏六色的小花，像畫家畫筆下的斑駁點綴，太陽出來時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譚友林忍不住對身邊的同誌說：“將來革命勝利了，咱們一定要到這兒好好看看。”
部隊也為草地的絢麗景象所感染，士氣高昂，精神抖擻，歡聲笑語此起彼伏。可是，大自然再一次用它編織的迷人假象，把紅軍指戰員逼進劫難的深淵。
人們看到的草地，實際上是深淺不一的沼澤地。一叢叢野草下暗藏著一個個泥潭，人隻能踩著大如蒲團的草墩，一步一步地試探著前進。稍不小心陷進泥沼，越掙紮陷得越快。有時候眼睜睜地看見陷進泥沼的戰士，在拚命掙紮中被泥沼吞沒，戰友們聲嘶力竭地哭叫著卻束手無策。一些急於撲上去救助的同誌，稍不留神就會與陷進泥沼的戰士同歸於盡。
萬般無奈之中，譚友林督促戰士拆開兩副擔架，讓陷進泥沼的人抓牢擔架竹竿，其他同誌奮力朝上提拉。自這以後，才沒有使更多的戰士被草地吞沒。竹竿救人成為紅九十六師留在草地的一段佳話。竹子也成為譚友林一生喜好的植物。竹子不僅因其高風亮節的品格為譚友林所喜好，還因為它寄托著譚友林的哀思與慶幸。
泥沼沒有擋住紅軍，饑餓和寒冷卻像兩頭張開血盆大口的巨獸，向饑腸轆轆的紅軍戰士發起攻擊。
從甘孜出發前，譚友林隨同紅二方麵軍關向應副政委帶人籌糧，因當地藏區窮困，加上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幾次在這個地區籌糧，九十六師隻籌集到很少一部分青稞。進入草地不久，不少戰士米袋子裏炒熟的青稞已一粒不剩，主要靠沿途找野菜野草充饑。擔負部隊後衛任務的紅十五團過草地時，能吃的野菜野草都被前麵的部隊挖光了，許多戰士活生生地餓死在前進的泥沼中。進草地時1800多人的紅十五團，出草地時隻剩下400餘人。就是這400餘人，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留下了最後的腳印。
饑餓和寒冷像兩隻看不見的魔爪，緊緊扼住戰士們的脖子，讓他們在渴望有一口飯吃的夢境中，把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冰冷的草地上。
同無情的饑餓一樣可怕的，還有嚴酷的氣候。朝晴夕雨的草地，氣候變化反複無常。越到草地腹地海拔越高，戰士們穿著破破爛爛的單薄衣褲，有時要在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嚴寒中行軍露營。部隊早晨起床，大家總要你推推我，我推推你，生怕有人醒不過來。頭一天宿營時，身下的冰雪被體溫融化，天亮時體弱多病的戰士有的已經同冰雪凍在一起。鮮活的青春變成僵硬的軀體，無聲無息地在草地上長眠不醒。
幾千年的人類興衰史表明，一個不願正視曆史的民族，注定是一個被曆史嘲笑的民族。晚年的譚友林曾不止一次地講到，蘇區“肅反”是在看不見曙光的絕望中掙紮，草地曆險是在看得見曙光的希望中掙紮。爬雪山、過草地，雖然早已成為曆史話題，但對今天的現實仍有啟示。當年那麽多人，那麽艱難困苦的跋涉，他們為了誰？他們又是誰？70多年後有多少人思考過這些問題，追尋過這些問題？這是曆史向現實的叩問！
如果說饑餓和寒冷讓紅軍戰士受盡了折磨和摧殘，傷痛和重病則讓譚友林雪上加霜，比其他同誌承受了更多的艱辛與痛苦。
部隊進入草地第二天，譚友林因體質太差，先前感染的傷寒症狀出現了。連續幾天高燒，晝夜不退，整個人瘦得變了形。右臂傷口在惡劣的環境中一天比一天惡化，每天都會擠出半杯膿血。進入草地深處後，譚友林整日昏昏沉沉，身上時冷時熱，人瘦得皮包骨頭，連馬都不能騎了。警衛員把譚友林捆在馬背上行軍，但馬鞍子卻把他的坐骨頂得像錐子紮。
譚友林終於昏過去了。
師長王尚榮把政委病勢嚴重的情況向紅二方麵軍總指揮部報告了。賀龍、任弼時當即決定，讓譚友林隨總部機關行動，特別指定紅二方麵軍最好的醫生楊雲階用心為譚友林診治。譚友林吃了楊雲階親自采集的50多服中藥後，病情日見好轉。
過草地後期，譚友林已經不能騎馬了。為了不讓戰士們餓死，他狠狠心，讓警衛員把馬殺了。那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馬，譚友林同它馳騁沙場，出生入死，相依為命，打了不少勝仗啊！決心殺馬的那一刻，譚友林心如刀割，淚流滿麵。他從擔架上伸手撫摸馬的雙頰，馬的靈性似乎意識到什麽，兩隻眼角竟滾出了淚水，譚友林不忍心再看下去。當兩聲槍響從背後傳來時，他讓擔架掉轉方向，掙紮著坐起來，用鄭重的軍禮向無言的戰友致哀。
從草地出來，管理部門給譚友林配備了一匹青馬。青馬欺生，譚友林又大病初愈，沒有多少力氣爬上馬背，好大一會兒也駕馭不了青馬。正在大家吵著想辦法的時候，任弼時政委騎著一頭花腳騾子過來了。任政委一看譚友林正為駕馭不住青馬著急，便跳下騾子，把韁繩遞到譚友林手裏說：“咱們換一換！”說完向右一努嘴，站在身旁的警衛員飛身上馬，雙腳一磕，青馬蹄下生風，絕塵而去。
花腳騾子載著任弼時的關心和厚愛，把譚友林送到了延安，送到了新征程的出發地。
進入10月，譚友林大病初愈。聽說王尚榮師長率九十六師，為掩護軍部機關順利北進，正在武山一帶與敵交戰，譚友林不顧方麵軍首長的勸阻，決定前去尋找九十六師。指揮部李達參謀長向他介紹了王尚榮和九十六師的大概方位，指定紅四師十一團參謀長帶領一個連隨行掩護。
譚友林帶著兩個警衛員還未到武山，便與敵軍部隊遭遇。關鍵時刻，紅四師十一團參謀長投敵叛變，他所帶的一個連被敵全部繳械。敵人按叛徒指引的方向衝上山頭，發現隻有三個紅軍，斷定其中挎手槍背文件包的是個軍官，於是一麵步步包抄，一麵喊話抓活的。譚友林和兩個警衛員邊退邊打，退到十多米高的懸崖峭壁邊上時，雖然放倒了幾個敵人，自己的子彈也打光了。敵人顧不上收屍，仍然步步緊逼。譚友林和兩個警衛員別無選擇，在敵人的喊殺聲中跳下山崖。
敵人的喊殺聲在目瞪口呆中戛然而止。滾到山腳下的譚友林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睜開眼睛後，卻看到兩個警衛員正朝他跑來。三個人驚喜地發現，從那麽高的山崖跳下來居然安然無恙，隻是蹭掉了幾塊皮。譚友林揉揉受傷的右臂，摸著夜路，急匆匆地尋找部隊。
1936年11月22日，山城堡戰役結束。軍民沉浸在歡慶勝利的聲浪中。這一天，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譚友林和紅九十六師的師團幹部，參加了三個方麵軍團以上幹部的慶祝大會。他的眼中熱淚滾滾，他的傷口血膿如舊。盡情釋放的興奮，洶湧澎湃的**，讓譚友林同三軍將士一起振臂歡呼，他們被夢寐以求的勝利陶醉了。
譚友林在山城堡經曆了一個不眠之夜，不僅因為興奮，還因為興奮之後的疼痛。這一夜，他傷口的膿血比往常多了一倍，譚友林疼得在院子裏打轉轉。望著滿天的寒星，追思犧牲的戰友，譚友林的心回到了洪湖蘇區，那裏有他生命的根脈，那裏有他割舍不開的鄉土，那裏還有他孤苦零丁的母親和小妹。當然，譚友林無法知道，一年之後那裏還有個叫邱雲的大學生，成為守望他一生的紅顏知己。
譚友林在思鄉懷友中迎來了一輪紅日。在這片黃土地上，他邁出了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自1935年4月塔臥戰鬥負傷以來，譚友林的傷勢一直讓賀老總、任政委牽腸掛肚，但戰鬥頻繁，沒有條件治療，隻好日複一日地拖了下來。當時紅二、六軍團已經有了賀炳炎、餘秋裏兩個“一把手”，賀老總和任政委多次商量，砸鍋賣鐵也得給譚友林把臂傷治好，絕不能讓紅二方麵軍出第三個“一把手”。
譚友林治傷的機會來了。
1936年12月，紅軍開始整編，譚友林所在的紅九十六師撤銷，編餘的100多名師團幹部，分別到保安紅軍大學和慶陽步兵學校學習。譚友林去保安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首長，聯名寫信給周恩來副主席，介紹譚友林的品格和能力，請求設法為譚友林把傷治好。
譚友林趕到保安紅軍大學報到後，立即找到周副主席的窯洞，雙手把方麵軍首長的親筆信呈遞到周副主席手裏。周恩來看了一眼譚友林，不慌不忙地把信看完後，見窯洞內外再沒有別人，便問譚友林：“你們的譚友林政委在哪兒？”不等譚友林回答又接著問：“譚友林同誌呢？”原來周恩來把站在他麵前的譚友林誤當成送信的通信員。
譚友林紅著臉趕緊回答：“我就是譚友林。”說完又要向周副主席敬禮。
周副主席急忙跨前一步：“不敬禮了，不敬禮了！”周恩來輕輕握著譚友林纏著繃帶的手，端詳著眼前長著一張娃娃臉的譚友林，親切地說：“自古英雄出少年，你這個師政委還是個娃娃嘛！傷了兩年了還能堅持行軍打仗，不簡單啊！”又問了一些其他問題，譚友林都作了簡要回答，周恩來聽了頓生好感，覺得這個娃娃政委頗有政治頭腦。於是抓起電話通知總部衛生部，請馬海德醫生盡快到他這裏來，二方麵軍有個師政委需要抓緊診治。
馬海德是保安紅軍總部最好的美國籍醫生，不到半個小時，就趕到了周恩來窯洞。仔細檢查完譚友林的傷情後，馬海德用英語和周恩來交流。譚友林雖聽不懂英語，但從兩人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得出，醫生好像很為難。送走馬海德，周恩來對譚友林說：“你的傷緊靠大血管，這裏還不具備手術條件。你先回去繼續敷藥治療，防止傷口惡化，後麵找個機會去蘇聯治療。”周恩來把譚友林送出門外，再次同譚友林握手，囑咐他不能灰心，一定要堅持治療。
1937年3月，賀龍到延安開會，譚友林同幾位戰友去看望賀老總。賀龍聽說譚友林可能要去蘇聯治傷，便找周恩來說，眼下前線正需要幹部，譚友林最好就地治療，傷好後趕快歸隊。周恩來采納了賀龍的建議，批準譚友林從紅軍大學提前畢業，隨後當麵向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葉季壯交代，抓緊安排譚友林到西安治傷。
進入5月，譚友林打聽到毛澤東在紅軍大學的幾場報告已經作完，便化裝成流亡學生，動身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由葉季壯聯係，住進西京醫院治療。
西京醫院是一家私立醫院，規模大，床位多，收費也低一些，但醫療技術比較差，20多天裏為譚友林動了兩次手術，不僅嵌在右臂的子彈沒有取出來，右掌的碎骨也沒有徹底清除。更讓譚友林擔心的是，第二次手術時，因為麻醉出了問題，譚友林差點沒有醒過來。雖經搶救把命保住了，但腦神經受到傷害，記憶力也受到影響。
賀老總天天惦記著在西安治傷的譚友林，專門派甘泗淇的夫人李貞，以姐姐的名義前往西安探視。臨走前賀老總對李貞說：“譚友林的命是金錢換不來的。告訴譚友林，不要怕花錢，我們再窮，也要把他的傷治好！”
後來賀龍得知西京醫院醫術差，便親自托人，讓譚友林、賀炳炎、楊秀山、何輝等人裝扮成流亡學生，轉到西安廣仁醫院繼續治療。
1898年創建的西安廣仁醫院，是英國人開辦的教會醫院，與北京協和、湖南湘雅和四川華西醫院齊名，在大西北首屈一指。這家醫院條件好，醫術高，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中國的流亡學生十分同情。動手術的主刀醫生是德國專家，手術操作非常仔細。譚友林有前幾次麻醉的教訓，手術前鄭重告訴醫生，他不怕疼，他要在手術中保持清醒。廣仁醫院為譚友林先後做了六次手術，有幾次手術，醫生把骨頭刮得嚓嚓響，譚友林也未吭一聲。手術結束後，譚友林口中緊咬的紗布被血浸透，紗布也爛成一團。滿頭大汗的醫生被病人的耐受力驚呆了，用半生不熟的漢語連連說道：“中國人，了不起，太可怕了！”
譚友林出院了，卡在骨頭裏兩年多的鉛彈丸取出來了。這是一顆不同尋常的子彈，它象征著反動勢力對工農紅軍的仇恨，更凝聚著革命戰士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力量。因為這顆子彈，他學會了左手打槍，左手寫字，左手攜物。而右手因為左手的擔當，手術後的功能也恢複得很快。
譚友林把彈丸當作紀念品，揣進貼身的衣兜，打算永遠保存下去。讓譚友林深感憤懣的是，這粒彈丸同他保存的其他珍貴紀念品，都在“文革”中遺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