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憶母
我的母親王玉琴
中秋節到了。中秋月，是團圓夢最美的見證。
連續幾夜雲翳蔽天，萬籟俱寂，聽不到落葉飄零的聲音。
夢中，我興衝衝地回到老家，跪在母親麵前叫了一聲：“媽！”母親愣了一下，繼而驚喜地流我的母親王玉琴流著淚說：“我兒回來了！”
我像小時候一樣撲進母親懷裏，哇的一聲哭了。
苦澀的眼淚不知什麽時候流進喉嚨，我被嗆得連聲咳嗽。夢醒了，我卻咳得更厲害。
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再聽到母親的答應聲了。母親走了45個年頭，我也步入76歲的門檻，但思念父母的祈願，像埋在記憶深處的種子，一做夢就發芽，一做夢就被淚眼婆娑而嗆醒。
一
今夜，夢又把我牽回母親的身邊。記憶中的往事，像母親紡車上的棉線在腦中纏繞，剪不斷，理還亂。我掀開被子坐在窗前，擦著淚水，眺望雲頭，心又回到童年。
依稀記得小時候，每逢過年，左鄰右舍的母親都會領著娃回娘家拜年。一塊兒耍的娃拜年回來，總會拿著大人們給的壓歲錢在我麵前炫耀。這時候我常常不服氣地跑回家，哭鬧著要母親領我去舅舅家拜年。母親每次都會把我攬進懷裏，一邊給我擦淚一邊自己流淚說：“舅舅家搬到外縣了，路太遠，等你長大了媽帶你去！”我聽後不再糾纏，一心盼著自己早點長大。
家鄉有舅舅過元宵節前給外甥送燈籠的習俗。看到人家娃的舅舅送燈籠，我又哭鬧著問母親，舅舅咋不給我送燈籠。母親依舊流淚哄我：“舅舅讓人捎的燈籠還沒到，正月十五燈籠才能捎來。”母親沒有騙我，元宵節晚上，我和弟弟都挑上了紅彤彤的小燈籠，隻是沒見過舅舅的影子。那時我並不知道，燈籠是父親用竹器換來的，父親是篾匠，一隻小竹籃能換三個的！
年複一年，盼望給舅舅拜年和舅舅給我送燈籠，成為我的心病。我在盼過年又怕過年的日子裏走進學堂。
上學後的第一個春節快到了。母親晝夜紡線織布，忙活全家人的過年衣服。奶奶怕我又糾纏給著要舅舅家拜年，終於對我講了我想不到的實話。
那是個很冷的傍晚，奶奶招呼我坐到熱炕上，長籲短歎地說：“全繩！不要再纏著給舅舅拜年了。你媽是保旗寨人，她爹媽沒有兒子，隻生了姊妹倆。你姥爺姥姥入土早，她姐一出嫁，隻剩你媽一個人，你爺爺跟你姥爺是結拜兄弟，怕你媽再受人欺負，就接到咱們家來了。”
奶奶說得淒涼苦楚，我聽得半信半疑，還想再問明白時，母親放下手中的擀麵杖走過來說：“你奶說的是實話，你懂事了，知道了也好，省得媽過年老哄你們弟兄倆。”母親起初說得很淡定，說著說著眼淚掉了下來。我看出了母親的苦楚，從此再沒提過拜年、送燈籠的事情。母親被爺爺奶奶收養後的日子是怎麽過來的，我一無所知。
爺爺生前是走村串鄉的獸醫，讀過四書五經，會說《封神演義》，在方圓幾十裏的口碑很好，但身體單薄，我出生幾年前老人家被重感冒奪走了性命。那一年母親14歲，已經在爺爺奶奶跟前待了6年。1955年春天，奶奶臥床半年多撒手人寰，此後沒人給我說過母親的身世。上初中時學校組織憶苦思甜，我從父母嘴裏沒有問到母親在娘家受人欺負的情況，卻從姑姑那裏知道了母親的經曆。
母親8歲進我家門，被爺爺奶奶當作親生女兒看待。之後跟著奶奶學紡線、學織布，因為心靈手巧，性格要強，成人後精於裁剪縫紉的針線活，是村子裏女人們公認的高手。父親長母親8歲，從私塾退學後在省城一家印刷館當學徒，印刷館倒閉後回家，邊種田邊學做篾匠。母親的童年與父親以兄妹相稱，兩人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農忙時父親帶著母親下地，農閑時母親或織或紡或編竹器。父親脾氣溫和，母親性格剛強，凡事父親都讓著母親。
母親15歲時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雖然少不了下地勞作，但唇紅齒白，眸子黑亮。父親個頭高，五官正，是種田的一把好手。爺爺生前與奶奶商定，母親16歲同父親圓房，凡有媒人給兩人提親，都被爺爺奶奶婉拒。孰料喜事還沒辦，爺爺卻在牽掛中離世。臨終前一再叮囑奶奶，不要讓守喪的老規矩把兒女的大事耽誤了。
老家當年有個習俗，父母若過世兒女需守孝三年後，才能談婚論嫁。奶奶本想按爺爺的遺囑操辦婚事，但父親不願玷汙孝道，以百善孝為先的古訓說服了奶奶。直到爺爺喪滿三年，我的父母才得以圓房。從此，兄妹倆成了一對夫妻。
二
父母婚後第二年，我姐姐出生，不知何故，剛滿兩個月就夭折。第三年我一降生，奶奶見是男孩，高興得給親戚挨個報喜。爺爺和父親都是一脈單傳，奶奶怕我有閃失，按照習俗在全村逐門逐戶討棉線，之後結成胡蘿卜粗的9尺長繩拴在我腰上，直至我兩歲才把繩子解開。之前我沒有名字，大人都叫我“繩娃子”。父親讀過幾年私塾，給我正式起名時權衡再三，覺得應該保留“繩”字，既有紀念意義，又能以柔克剛，還能讓我從小知道做人的準繩。母親提醒父親，繩子是全村各家各戶的棉線擰成的，名字裏應該有感謝鄉黨的意思。奶奶順口說，那就叫“全繩”吧！於是我有了今天這個名字。
互聯網出現後，我點擊百度搜索，“屈全繩”的名字就我一人。令我唏噓的是父母已經過世，倘若知道當初給我起的這個名字，如今14億人中沒有第二個，他們一定會喜上眉梢的。
1946年我弟弟出生，家裏由4個人變成5個人，本來就半年糠菜半年糧的日子快揭不開鍋了。迫於生計，父親拆掉兩間廈房，把椽檁梁柱賣給一家富戶，度過了兩個青黃不接的年頭。為了能掙點零花錢，父親進西安一家竹器店做篾匠，家裏不到兩畝地由母親和奶奶打理。
母親結婚前，嫁給潘村的姨媽不便來家裏走動，結婚後姐妹往來日益頻繁。姨媽家代替了舅舅家，給姨媽拜年和姨媽給我們兄弟送燈籠，是每年不能或缺的。姨父在西安做小生意，聽姨媽說母親的女紅好，村裏一些人想讓女兒跟著學，姨父建議母親帶幾個姑娘學紡織剪裁，收點零用錢或換點糧食補貼家裏。
據姑姑說，剛開始母親還不好意思帶徒弟，家裏也放不下幾架紡車。後來父親在拆除的房基上用竹竿搭了一個棚子，才解決了場地小的困難。
母親先後帶過12個姑娘，每期4人，期限一年，讓姑娘掌握從選棉、紡線、染色、楽洗到織布、拉布的全流程。母親不但教她們織白布，還傳授織各種顏色的花格被麵、床單、枕套的手藝。直到1949年家鄉解放，姑娘們陸續上學，母親的“傳幫帶”才告中斷。
家鄉解放後西安竹器店裁人，父親回家務農，母親把全部精力和時間都放在紡織上。從我記事起，白天紡車聲沒斷過，夜裏織布機沒停過。一蓋煤油燈懸掛在空中，微弱的燈光下父親編竹器，母親踩織布機，我在踏板的響聲中做作業。母親織一匹布大約花一星期左右。好多次，我從夢中醒來，發現母親機在織布機上打瞌睡，被我叫醒後下來洗洗臉，織布機又哐、哐、哐地響起來了。有時候為了趕上西安來鄉下收土布的買主，母親通宵加班，第二天腿腫得邁不開步子。由於常年在煤油燈下熬夜，母親患了嚴重的眼疾，一遇煙熏就疼痛難忍，淚流不止。有幾次父親從柞水縣買竹子回來，強行用架子車把母親拉到狄寨鎮衛生院治療眼疾和腿腫。現在回想，我和弟弟真是在父親的汗水和母親的淚水中泡大的。
三
母親自己省吃儉用，對父親的吃飯穿衣卻十分重視，總是盡最大努力保證父親吃飽肚子、穿戴整齊。為了盡量減少去柞水買竹子途中的困難，父親每次進山之前母親都要備好三樣物品：一是兩雙能係帶的鞋子，二是一對很厚的棉護膝，三是用舊毯子縫製的墊肩。白鹿原到柞水來回幾百裏，盡管鞋子很合腳，父親挑著一百多斤重的竹子，回到家裏還是滿腳掌血泡。這時候都是母親把水燒好，親手幫父親洗腳挑泡。父親膝蓋有護膝保護，上下山多次摔倒，也沒傷到膝關節。
父親習慣抽旱煙，好煙買不起，老抽劣等煙葉。母親很是心疼，每次從鎮上賣布回來，都要給父親買一把好煙葉，後來還讓劉家溝幹兒子在窯洞前種了一塊煙田。父親胃腸功能差，母親從不讓父親吃涼食，父親從秦嶺買竹子回來，就算是三更半夜，或是數九寒冬，母親都要讓父親吃上熱湯熱飯。
農村成立初級合作社後，父母都是壯勞力，每天要下地，白天沒有工夫搞副業，隻有靠晚上紡線織布、編竹器換回一些零花錢。由於生活清苦，1954年我患嚴重貧血休學。當時我骨瘦如柴，體弱無力，下鯨魚溝挑水時因體力不支，竟從40多米長的坡上滾落下去，冰冷的泉水把棉褲全澆濕了。父親不在家，奶奶想帶我去鎮衛生院檢查，母親不放心，讓我帶上紅領巾和中隊長袖標，把我領到姨媽家，同姨父帶我去西安紅十字會醫院檢查。醫生看完化驗單說：“娃貧血，沒啥大病，回去加強營養，牛奶羊奶、雞蛋雞肉都能治病，不需要吃藥。”
返回途中，姨父說田家灣附近有個屠宰廠，看看有沒有奶羊賣。母親當即決定，隻要有就給娃買。說來也巧，到屠宰廠一看，有幾百隻羊準備宰殺，但不對外賣。姨父找到廠辦公室，掏出醫院化驗單和診斷書懇求廠長，廠長還是不答應。就在這一刻，向來剛強的母親撲通一聲跪在廠長腳前，聲淚俱下地說：“求求廠長，救救我娃呀！”我長這麽大，從未見母親哭著給人下跪，一時半會兒不知道該怎麽辦，隻覺得兩眼冒火，不知不覺中攥緊了拳頭。
廠長大約40歲，也許是被我母親感動了，邊扶母親起來邊說：“大妹子，快起來，我和獸醫商量一下再說吧！”半個小時後獸醫以母羊有病不宜宰殺為由，由廠裏作價賣給母親。母親又要跪謝，被廠長擋住了。臨走時獸醫拿了一包藥給母親，讓半個月後喂羊吃，能延長羊的產奶期。
回家後我每天喝半碗羊奶，吃一個雞蛋，奶奶喂的兔子也被宰了給我加強營養。秋季上學前去醫院檢查，我不再貧血，個頭也長筒了。
母親原來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王玉琴”也不認識。1951年冬季，母親見我上學，自己也參加了村裏的掃盲班。農村的掃盲班隻在晚飯後上課，母親斷斷續續參加了兩個多月，認識了上百個字。家庭地址、家人名字、鈔票麵值都能認出來，還會寫自己名字，但其他字沒有幾個會寫的。
從掃盲班出來後，母親經常檢查我的作業。那時候母親不到30歲，記性好，口算快；父親沒有母親腦子靈，但珠算好。有時候家裏算小賬，父親算盤珠子還在響，母親已經把結果說出來了，我剛上學時的口算題就是母親教的。
我們村的初級小學由寺廟改建，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我一直被老師指定為班長，也是學校組建少先隊時第一批7個戴紅領巾的隊員之一。入隊第二年我被選為中隊長，母親為此感到自豪，還從鎮上買了個油餅獎勵我。那時學校向蘇聯學習，老師批作業、閱試卷實行5分製，每次看到我的語文、算術都是5分，母親笑得很開心。如果聽說哪節課我要發言，有時候還抽空站在教室外麵聽。我的語文老師李振東、算術老師李治華都是塘村人，塘村與我們車村地連地，狗叫雞鳴相互都能聽到。母親在教室外“旁聽”時，老師“視而不見”，下課碰到了還會交談幾句。初小畢業時我被保送到小村廟小學，李治華老師帶領七八個學生到家裏祝賀，父母高興得雙手合十，連連感謝。
小村廟小學離我們村不到十裏地，路不算遠，而且我和幾個同學結伴上學，但沿途有兩條凹地，每到冬季都會有狼出沒。父母為此非常擔心，每天看著比我大的學生帶我去上學才放心。
我從小學五年級第一學期被班主任謝伯華老師指定為班長，一直到小學畢業沒換過。那時候期末試卷判完後，學校要在醒目位置張榜公布成績。每次張榜我都名列榜首，父母一定要趕到學校一睹為快。五年級第一學期放假前一天，天氣很冷，下了一場大雪。父親出遠門不在家，我被班主任謝老師留下來整理試卷，回家晚了一個多小時。母親見我遲遲不回家，讓弟弟和鄰居孩子陪她到學校找我。看到我和謝老師在一起，懸著的心才放下了。
在老師和父母的關心下，我又被小村廟小學保送到西安市第六十二中學上初中。拿到初中保送通知書那天，父親專門到紡織城買了一斤臘牛肉、一斤豬耳朵，母親又炒了一盤雞蛋、一盤茄子，為我被保送上中學表示慶賀。在我的記憶裏，如此奢侈的家宴隻有過這一次。上初中後我先當班長，後當學生會主席。每年學生會年終總結，全校師生參加，母親總會站在學校圍牆外的台階上，看著我做完總結報告，才滿心歡喜地回家。那天等待我的晚飯肯定是我最喜歡的，不是餃子就是煎餅。
母親心疼我和弟弟，總是想讓我們吃好穿好，特別注意仿照城裏學生的穿戴給我們做衣服。盡管衣料是她織的土布，但款式時尚、衣服平展，村裏的大嬸大嫂沒有不羨慕的。母親脾氣不好，不主張嬌慣兒女，常說打是愛，慣是害，對我們犯的錯從不輕言原諒。我11歲那年夏天，和同學從一家瓜地偷了個西瓜吃，瓜農在棚子裏睡覺沒有發現。回到家，母親見我背心上有西瓜水漬，問是咋回事。我不敢撒謊，隻能實話實說。母親聽完氣得打哆嗦，讓我機在炕沿上，用一把竹尺子在我屁股上狠抽，我疼得號啕大哭。中風臥床的奶奶不會說話，在對麵房子嗚嗚嗚地喊叫。
母親打累了，也抽泣起來。父親回來得知我被母親打了一頓，不但沒安慰我，反而說：“該打，不打不長記性。”看著父親站在母親一邊，我沒敢再辯解。母親轉身拉著我出門，走了三裏多路找到瓜農，賠了人家五毛錢，事情才算了結。回來的路上，母親給我講了“小時偷一根線，長大偷一甕麵”的道理。母親一生隻狠狠地打過我這一次，卻使我懂得對非已之物的。
四
1958年“大躍進”，鄉鎮成立人民公社，村子開辦公共食堂，家裏的糧食統一交食堂保管加工。食堂向城市機關單位學習，每天開三頓飯，每頓好幾個菜。村民可以在食堂敞開吃，也可以按照人頭打回家吃。我和弟弟清早上學趕不上早飯，中午、下午放學趕不上午飯、晚飯，隻得頓頓吃剩飯。母親想在家裏給我們做飯又沒糧食，整天愁眉苦臉。立冬以後，母親找食堂管理員反複交涉，總算拉回家一袋小麥，準備磨麵粉在家裏起火。我們村同我一起上學的孩子有20多個，家長們聽說我母親把一袋小麥拉回家，也紛紛到食堂要糧食。其他村民聽說有人到食堂搶糧食，以為政策變了，蜂擁而上地跑到食堂，把囤積的小麥和麵粉一搶而空。
當天晚上，生產大隊召開社員大會批判我母親，同時動員大家把拿回家的糧食再送到食堂去。會場氣氛緊張，鴉雀無聲，汽燈灼人，噝噝作響。大隊長站在台上氣勢洶洶地吼：“王玉琴！誰讓你從食堂搶糧食？”
母親說：“糧食是我們家交給食堂的，娃娃三頓吃不上熱飯，你不心疼我心疼！”
大隊長又吼：“從明天起，你們家不準去食堂吃飯！”
母親說：“你把該給我的口糧都給我，我就不去食堂了。”
“對！把口糧給我們，我們不去食堂吃了！”社員亂哄哄地叫喊，批判會開不下去，大隊長隻好宣布散會。
父親那天進山買竹子沒回來，我一直守在母親身邊。母親抓著我的手，我能感到母親的手在發抖，手心有汗，但母親很鎮定。
沒過多久公共食堂解散了，什麽原因我不知道，村裏的人還以為是母親做了一件大好事，有十幾個人來我們家感謝，我在母親。
那次批判會後，母親患了大病，整天頭疼，胸口疼，徹夜不眠。父親先請中醫治，吃了30多服中藥不見好轉，最後去第四軍醫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檢查，確診為高血壓、心髒病。醫生主張住院治療，母親怕花錢，堅持回家吃藥休息。母親吃了半年多西藥，病情有所緩解，夜裏能睡兩三個小時，走路也不大眩暈了。到公社衛生院檢查，血壓基本正常，但高血壓、心髒病再也沒有治好，那一年母親才35歲呀！後來父親悄悄告訴我：“你媽性子硬，不願說，在心裏憋著，以後氣消了會好的。病根是那次批判會，你以後不要再問了。”
為兒子有一口熱飯吃而遭到批判，母親覺得丟人現眼，人格受到從未有過的侮辱，患了終身不愈的高血壓、心髒病。而高血壓引起的腦卒中，讓母親在52歲時撇下全家老少，在割舍不下的牽掛中走了……
父親因母親生病，不能上柞水買竹子，斷了編竹器的原料。母親看病把家裏的積蓄花光了，病緩解後又上機織布，沒織多久血壓反彈，隻得放棄了她養活全家的手藝，家裏的日子越來越艱難。
三年困難時期，家裏生活極度困難，父母對政府沒有怨言，他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相信政府會有主意。但怎麽度過一天天逼近的饑荒，父母始終想不出好辦法。
1959年春季，家裏短了兩個多月的口糧。父親靠借貸買了一些糧食，母親經常下鯨魚溝挖野菜，弟弟爬榆樹摘榆錢，我夜裏溜進大隊部院子鉤槐花。母親把野菜、榆錢、槐花和麵粉、玉米粉、麩皮攪拌在一起蒸成饃，讓父親和我們兄弟倆吃，她每天隻喝野菜糊糊。那幾年隻要誰家養雞都不翼而飛。母親怕我再發生貧血，一次買了三隻下蛋雞，但沒過兩天隻剩下一隻。母親索性把雞拴在院子裏，隨時盯著雞窩，保證我一兩天能吃一個雞蛋。但我很少吃過完整的煮雞蛋，每次吃時都把雞蛋切成兩半，弟弟一半我一半。
現在人們常說，上帝給你關上一道門，同時會給你打開一扇窗。用這句話形容那年秋天我們家的日子倒是蠻恰當的。就在全家在饑餓中掙紮的時候，西安市一家軍需廠對外發派加工軍用布鞋鞋底的活兒。鞋底毛坯和錐鞋底的麻繩由工廠提供，質量要求很高，回報也很可觀，一雙鞋底加工費五毛錢。這對於既無竹子編竹器又不能上機織土布的父母來說無疑是個喜訊。母親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拿著她給父親進山買竹子做的布鞋，到軍需廠驗手藝。檢驗員看了母親錐的鞋底，又當場試了母親的手藝，二話沒說批發20雙毛坯鞋墊和麻繩，讓母親拿回家加工。陪同的父親一高興，請母親到“老孫家”吃了一碗羊肉泡饃。回到家，母親流淚笑著說：“這20雙鞋底維完，給娃買個金星水筆！”我是第一次見母親高興得流眼淚，我的眼的。
母親因血壓高，已無法下地幹活，白天晚上的時間全用在錐鞋底上。一般人三天錐一雙，母親幾乎每天錐一雙。每到晚上，父親和我們兄弟倆幫母親一塊錐鞋底，家裏的生活明顯有了改善。
母親沒有娘家，哪怕攢一分錢也要花在過日子上。全家人拚死拚活維了一年多鞋底，總算攢了一些錢。I960年秋季，父親用全部積蓄加上向信用社貸款，在原先拆掉的房基地上蓋了三間廈房。雖說磚頭青瓦還是老房子拆下來的，但在我眼裏那就是新房子。父母的高興勁兒還沒過去，軍需廠中斷了鞋底外發加工，家裏生活再次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我那篇《回憶五毛錢》的文章，就是當年生活的真實寫照。
常言說，天無絕人之路，地無堵鬼之門。在全家生活陷入困境的時候，公社突然下達新規定，允許村裏篾匠從鯨魚溝的竹林中買竹子，這一來父母臉上又露出笑容。半年下來，幾百斤竹子編成竹器出售，父親緊鎖的眉頭舒展了，母親的血壓也趨於正常了。但蓋房欠信用社的錢一還，父母手頭還是空的。我交不起夥食費，也沒有從家裏背麵粉到學校搭夥的條件，隻能一星期背一袋糠菜麵疙瘩硬撐。每個星期六晚上，母親流淚把我迎進門，星期天下午又流淚把我送出門。母親每次都說：“隻要娃吃上商品糧，媽死了眼睛也能合上。”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想起來心裏就淒楚。
今年上半年，同幾位朋友到鯨魚溝的“關中竹海”遊覽，看到翠竹鬱鬱蒼蒼，湖水漣漪層層，當年全家編竹器的景象在眼前重現，母親的話又一次在耳邊回**！
五
記憶是溫暖而冷峻的。它可以使人終身感恩，也可以使人終身憎惡。可我恨的不是人，是商品糧。我曾經發狠說，狗曰的商品糧，老子不信吃不上你！我的賭誓在1962年參軍時實現了。新兵期在西安小寨建築工程學校吃第一頓白麵饃時，我百感交集，當時那種心情不是語言能表達清楚的。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吃上了商品糧，有誰會穿越曆史，喚回對當年商品糧的記憶呢？現在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怕是連“商品糧”的概念都模糊了，這是民族記憶的悲哀。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為了全國老百姓能吃上商品糧，共產黨和他領導的革命隊伍奮鬥了100年啊！即使曆史跨入了新時代，這個初心也不能忘！不該忘！
今天調侃當年說的吃商品糧的那些話，心裏是在流淚的，也算是對幾十年前鬱積之情的宣泄吧！其實在那個人窮血熱的年代，年輕人參軍不是為了吃商品糧，而是為了報效祖國。當時國家麵臨打仗的威脅，同學們人人義憤填膺，個個摩拳擦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讓全校學生熱血沸騰。我作為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學共青團和學生會的主要領導成員，率先報名參軍，既是緣於一腔熱血僨張，也是應了雷音校長的期望。這位在抗美援朝中被打斷一隻胳膊的校長說，在國家需要的關頭，敢於挺身而出比上大學更有意義。
我把報名參軍的想法告訴父母時，母親吃驚地睜著眼睛，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等到明白我真的要參軍時嗚嗚嗚地哭了。母親陪我在炕上坐了整整一夜，說她沒本事讓我吃飽，我當兵是她逼的，過幾年吃飽了再當兵她心裏也好受。我沒有說服母親，母親也沒有說服我。我爬上西去新疆的悶罐列車，帶著母親的傷心和擔心，加入到戍疆部隊的行列。
到部隊第一天，我給家裏發電報，告知一路平安。弟弟第二天回電報要我詳細說明情況，用航空信發回家裏，今後力爭十天半月發一封。此後我訓練再忙再累也要按時寫信。後來部隊拉到農場墾荒，我兩隻手上的血泡全磨破了，鮮血把坎土曼把子都染紅了，也錯過了給家裏寫信的時間。母親沒有按時收到我的信，新疆要打仗的消息又傳得沸沸揚揚，她懷疑是不是有啥變故，郵局把我的信壓下了。有一天母親讓弟弟到狄寨鎮郵局查了三趟，讓父親查了兩趟。晚飯後母親還不放心，又親自查了一趟。從狄寨鎮返回時天已壓黑，母親一陣眩暈摔倒在路邊澇池裏，幸虧村民路過發現，把母親從澇池救出來送到公社衛生院，母親才幸免於難。弟弟寫信告訴我，母親去郵局查信差點出了大事，我追悔不已。後來每次寫信前我先發電報，內容是“人平安，信後發”。從此再也沒有發生過全家人一天六次上郵局查信的事情。
在母親眼裏，新疆是個遙不可及的地方。我結婚後，妻子孫蘭沒有隨軍，女兒出生時母親又一次擔驚受怕。孫蘭上午9點被送進紡織城職工醫院產房，五六個小時不見動靜，母親坐臥不安，急得在病房外轉圈子，幾次想進產房看看兒媳，都被醫護人員擋住，直到傍晚*點女兒出生，母親12個小時沒沾一粒米。後來母親給我說，那天她快急瘋了，頭疼得像被錐子紮，找護士量血壓，護士嚇了一跳，連忙找醫生看。醫生看完給母親打了一針，又讓服了幾片藥，母親才堅持下來。
事非經過不知難。後來孫蘭隨軍到新疆工作，女兒由母親一手帶大。大兒子因戰備，出生剛滿月由妻子送回老家，放在同村的奶媽家裏。母親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帶著我女兒和我弟弟的兒子曉鵬，到奶媽家看孫子，擦屎擦尿，換洗衣服，有時候還要親手給小家夥熬小米粥。直到快兩歲時，我們才把兒子接回新疆。當時，考慮到母親身體不好，弟弟還有兩個孩子要母親帶，妻子原本想把女兒一起接回新疆。母親知道後說：“先把我埋了，再把娃接走！”嚇得妻子再沒敢說帶女兒回新疆的事情，但留給母親的拖累卻越來越重，母親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
六
母親為孩子們的操勞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她把全部心血花在哺育兒孫上，卻不顧死亡正在向她孱弱的身體逼近。1974年8月8日，母親突發腦出血昏迷，我從北京坐飛機趕到西安，同弟弟連夜把母親送到第二軍醫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腦外科（那時三所軍醫大學還沒有換防）。科主任朱成教授是戰友劉吉仁的親戚，聽說我在新疆部隊服役，親自給母親診斷治療。母親被安排住在兩人間裏，弟弟的工作單位就在醫院附近。我負責晝夜陪護，弟弟負責按時送飯。經過#1天治療，母親不但恢複了語言功能，還能到醫院對麵的玉米地邊上散步，再後來竟然能自己動手梳頭發、綰發髻。現在回憶起來，如果說我這輩子有能聊以慰藉的事情，一是同弟弟在母親病床前趴了31個晝夜，使母親重新活了一回；二是同妻子在小兒子病床前機了17個晝夜，從死神手裏為國家奪回了一個神經外科專家。
人常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我原來設想，一分到套間房，就把母親接到烏魯木齊。可是，晚了！1975年8月19日母親走了，永遠地走了……
當時我正在執行特殊任務，顧不上詢問母親的身體。等任務完成我給遠在烏魯木齊的軍區司令部辦公室葛明旺主任打電話，希望批準幾天假，我路過西安看望父母。葛主任前一天批準，我第二天就爬上火車回西安。
弟弟江繩到車站接我。我第一句話就問：“媽還好吧？”
江繩沒有回答我，淚水奪眶而出，還想說什麽，哽咽著說……
我腦子嗡的一下，估計母親病得不輕，正想安慰弟弟，隻聽他說：“咱媽過世了！咱大說自古忠孝難兩全，不讓給你說，怕你兩頭為難。”
我們兄弟倆再沒說話，我咬緊牙關，默默向出站口走去。夕陽的餘暉灑在身上，我和弟弟淚流滿麵，來往行人詫異地看著我們。我腦子裏隻想著母親慈祥的麵容和辛酸的眼淚……
我這次回家原本是想接母親去新疆的，她幾次說想去新疆看看我的小兒子，哪怕抱一下也成，她的願望落空了……
魯迅說：“母親是偉大的。”大仲馬說：“母子之情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情感。”在我心裏，母親永遠是子女人生撬杠下最牢固的支撐點。
母親像燃燒殆盡的蠟燭，無聲無息地熄滅了。
父母生前我一直在新疆部隊，連陪他們一起照相的機會都沒有抓住！這種機會永遠消逝了，消逝得無影無蹤。
團圓夢，是我唯一能見到父母的幻境。有生之年，我祈願夜夜都做團圓夢……
2019年9月8日
（刊於《西部散文選刊》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