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柔弱勝剛強：歸鄉反省 大徹大悟
雖然天才剛剛亮，霧氣還未散去，但湖南省巡撫衙門大堂內已經坐滿了人。清朝皇帝大多勤政，在皇帝的影響下，各省的官員都很勤勉，大清早起來商議事情是行之已久的慣例。
湖南巡撫駱秉章坐在首席，神情嚴肅。見大家都到齊之後，駱秉章從懷中拿出一張狀紙，往桌子上一擺，說道：“諸位，這是一封善化鄉民的告狀書。裏麵講到善化知縣謝某，巧立名目，擅自加征地丁漕折。百姓傾家**產也不能完納，隻好告狀，請求減少地丁漕折的征收。謝某又阻擾百姓告狀，前幾天還派人打傷了十幾名前來長沙告狀的老百姓。對於這個事情，大家有什麽看法啊？”
駱秉章的話音剛落，按察使兼糧道謝煌就站起身來，對著駱秉章大聲說：“地丁漕折萬萬不可減征。減征不可能提高百姓繳納的積極性，反而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導致稅收減少。與其減征，不如多征。對於那些抗拒征收者，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這樣，拖欠的地丁漕折馬上就能收上來。”
駱秉章斜視了他一眼，不緊不慢地反駁道：“減征百姓都不大願意交，多征還會交嗎？這不是逼百姓造反嗎？今年地丁漕折征收的形勢非常嚴峻，如果不設法改革，恐怕連一錢銀子也收不上來。到時候，湘軍的軍餉從哪裏來？”
麵對駱秉章的質問，謝煌依舊顯得不以為然。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駱秉章決定進行一係列人事調整。
按照慣例，糧道都是由按察使兼署。駱秉章則另外委任了一個姓徐的人擔任糧道，謝煌因此無權主管減征地丁漕折的事。另外，駱秉章又將那個惹事的善化知縣撤職。這樣一來，改革的阻力基本上被鏟除，駱秉章也就放心地讓左宗棠去實施減征地丁漕折的新政策了。
此時的左宗棠雖然官品很低，但深得駱秉章的信任，湖南的軍政財權，實質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駱秉章隻是垂拱而治而已。
地丁漕折的減征，大大地調動了老百姓繳納稅收的積極性。同時，駱秉章、左宗棠又對全省的吏治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胥吏中飽私囊的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製。這樣一來，曆年拖欠的地丁漕折很快就征收上來了。湖南的財政局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與此同時，駱秉章、左宗棠又在全省水陸要衝開始征收厘金，並且努力擴大捐輸。湘軍軍餉的三大重要來源一齊得以開展，是從湖南開始的。湖南也因此成了湘軍最重要的大本營。胡林翼之所以能夠在湖北站住腳跟並最終拿下武昌，劉長佑、王錱的援贛軍之所以能夠改變湘軍在江西的被動局麵，根本原因就在於湖南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資助。這其中，左宗棠的功勞是很大的。當然，知人善任的駱秉章也功不可沒。
在湖北方麵，依靠湖南的援助，原本被太平軍打垮了的外江水師得以重建。這個時候，原本是湘軍水師將領的李孟群、鮑超等人，都改帶陸師。在彭玉麟離開湖北後，楊載福成了外江水師唯一的領導人。在他的帶領下，外江水師逐漸控製了武漢周邊的長江水域。
這時候，湘軍喪失了一員重要的將領。當初曾國藩雖然同意羅澤南去湖北，但是隨著形勢的惡化，他一再寫信給羅澤南，請求他將部隊帶回江西。
羅澤南考慮到曾國藩在江西陷入重圍，出於義氣，他很想回到江西解救曾國藩。但是，武昌攻堅戰勝利在即，他不願意放棄這唾手可得的功勞。於是，他加緊攻打武昌，悲劇也就因此而造成。
1856年4月5日，羅澤南在指揮攻打武昌的戰役中，被太平軍火槍擊中左額，當即血流滿麵，衣衫盡赤。但羅澤南絲毫沒有心慌，依舊端坐著指揮戰鬥，直到部隊全部安全撤回。
接下來的幾天，羅澤南躺在病榻上，雖然生命行將終結，但他仍保持著大將風度。他將李續賓等弟子叫到榻前，與他們談論時事，說到慷慨動情處，他命李續賓拿來紙筆，仰臥著寫下了這麽一行字：“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這是湘軍的軍魂，是羅澤南留給湘軍將士及後人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4月12日，羅澤南傷重而逝，其部由李續賓接續統領。羅澤南的突然離世，令曾國藩感到非常內疚，因為正是他的催促，才使得羅澤南不顧生命安全，拚命攻城，最終因此而喪生。
當初，正是在羅澤南的支持下，曾國藩才敢於連上奏折，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後來，又是在羅澤南的支持下，他才得以練成湘軍，並接連取得勝利。然而現在大業未成，羅澤南就駕鶴西去，怎不令曾國藩痛斷肝腸！
所幸的是，羅澤南隻是擅長教化鼓動，對戰略戰術並不在行。在打仗方麵，他一直仰仗著弟子李續賓。這樣一來，雖然羅澤南離開了，這支部隊依舊有著不可小視的戰鬥力。這與塔齊布去世後，其部由不會打仗的周鳳山接續統領，結果在不到一年後就徹底潰散有著根本的區別。所以，羅澤南的逝世，雖然是湘軍的重大損失，但並沒有對湖北戰局產生太大的影響。
在江西方麵，在周鳳山率部與太平軍在樟樹鎮展開拉鋸戰的同時，駱秉章派出的以劉長佑為首的援贛軍已經往湘贛邊境開拔。
劉長佑也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相傳當年他去京城參加朝考，曾國藩本想照應他，被他拒絕。他不像江忠源那樣親近曾國藩，而是刻意和曾國藩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的軍隊自始至終都不受曾國藩指揮。此時，他率軍援贛，也隻是奉命行事，並不是因為他和曾國藩之間有什麽重要的交情。
援贛軍剛進入江西，就取得了一係列勝利。1856年3月27日，也就是周鳳山兵敗樟樹鎮後的第三天，他們攻克了湘贛邊境的重鎮萍鄉，在江西站住了腳跟，並且開始進攻袁州府城。
除了劉長佑的援贛軍之外，之後湘軍在江西又多了兩股重要力量。他們分別由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曾國華及曾國荃率領。
曾國藩幾兄弟性格都不相同，曾國藩沉穩，曾國華孤傲，曾國荃蠻橫。曾國藩非常看重曾國華，然而造化弄人，才華橫溢的曾國華在科舉考試當中連連受挫，反倒是之前不被曾國藩看好的曾國荃考上了優貢生，成了眾兄弟之中除曾國藩之外科舉成就最高者。
周鳳山兵敗樟樹鎮之後，曾國藩在江西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麵。當時在湖北的曾國華看到哥哥陷入困境，便向胡林翼請兵，由他率領前往江西解救曾國藩。胡林翼撥出四千一百兵，交給曾國華統率，前往江西。湘軍在江西多了一股有生力量。
前麵說到，太平軍聲東擊西，迷惑周鳳山，攻下了江西吉安府城。吉安府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太平軍控製了吉安、臨江、袁州三座府城，就完全切斷了曾國藩所率領的江西湘軍與大本營湖南的聯係。盡快攻下吉安，是當務之急。對於這一點，清政府也是很清楚，他們決定派黃冕前往吉安任知府。
黃冕這個人，讀者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其實他是湘軍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黃冕精於理財，是湘軍的幾大財神爺之一。他為曾國藩湘軍籌措了大量軍餉，是幫助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關鍵人物。
黃冕在理財方麵是高手，但卻不會打仗。當時，吉安已經被太平軍占領，作為吉安知府的黃冕的首要任務就是收複吉安，不能打仗是不行的。所以，他決心找一個軍事高手與他一起前往。他要找的這個人，就是曾國荃。
曾國荃這個人，對當官不感興趣，卻熱衷於帶兵打仗。他得知哥哥陷入重圍，相當危險，正想帶兵前去解救。正好這時候，黃冕來找他，兩人一拍即合。兩人征得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同意，招募了三千兵勇，與周鳳山剩下的三千殘兵合為一軍。因為這支軍隊的主要目的就是收複吉安，因此被叫做“吉字營”。就這樣，曾國荃與吉安這座最終使他揚名立萬的城市，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
紛紛進入江西的幾支湖南軍隊，雖然沒能迅速改變曾國藩在南昌周邊被太平軍重重包圍的困難局麵，但牽製了太平軍絕大部分的兵力，使得他們不敢放肆進攻南昌周邊。處於包圍圈中的曾國藩，在彭玉麟所率領的內湖水師的保護下，暫時也比較安全。湘軍與太平軍在江西的爭奪，進入了膠著狀態。與此同時，在湖北方麵，湘軍與太平軍也進入了長期相持的階段。
就在大家都覺得這種相持的局麵可能持續很久的時候，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城內的一場大屠殺，徹底打破了這種力量的均衡。
縱觀中國曆史上的幾次大的失敗了的農民起義，我們會發現它們有著幾乎一致的發展軌跡。在起義之初，大多能夠奮發圖強、精誠團結，然而一旦取得一點小勝利之後，就驕奢**逸、爭權奪利，最終很快走向覆亡。太平天國就是這樣的。
進入南京“小天堂”以後，洪秀全、楊秀清等太平天國重要首領迅速腐化。同時，太平天國內部的鬥爭也日益白熱化。
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功勞最大，他不甘心屈居於洪秀全之下，想要取代洪秀全的地位。他利用天父下凡那一套鬼把戲，不斷迫使洪秀全讓步。
擅長政治鬥爭的洪秀全當然不會任人宰割，他以密詔召回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三位統兵在外的重臣，命他們誅殺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與東王楊秀清有深仇大恨，他們得到密詔後，率兵殺入東王府，將東王及其手下兩萬多人斬殺。
石達開回到天京後，責怪韋昌輝殺人太多。韋昌輝又準備捉拿石達開，石達開連忙逃出城外，但他在城內的家人和部署都被韋昌輝殺害。
之後，殺紅了眼的韋昌輝，為了篡奪最高權力，又將刀鋒指向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在天京百姓的支持下，將韋昌輝及助紂為虐的秦日綱處決。持續兩個多月的天京事變這才宣告結束。
經過這場內訌之後，洪秀全不再相信異姓王，將軍政要事全都交給他那兩位昏庸無能的哥哥處理。石達開失去了洪秀全的信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節製一方了。之後，他更是負氣出走，帶走三十萬精兵，嚴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實力。
天京事變對於湖北、江西戰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湖北方麵，太平軍防守武昌的最高統帥韋俊就是韋昌輝的親弟弟，他得知哥哥在天京被殺，哪裏還有心思守城。胡林翼、李續賓率領的湘軍陸師與楊載福的外江水師一道，乘機對武昌發起最後的進攻。韋俊招架不住，自好撤兵東逃。經過一年多的圍攻，湘軍終於拿下了武昌這座重要城市。
江西方麵，局勢也在朝著有利於湘軍的方向發展。1856年11月28日，劉長佑率領的援贛軍攻下袁州府城。曾國荃率領的吉字營也在吉安屢獲勝仗。之後，李續賓率領的湘軍陸師及楊載福率領的外江水師也開始進入江西。湘軍在江西的被動局麵即將得到根本性的轉變。
就在湖北、江西的局勢都有所改善的時候，曾國藩得到了一個噩耗，他的父親曾麟書病逝了。悲痛欲絕的曾國藩立馬給朝廷上了一道請求回家守製的折子，然後不等皇帝批複，就連夜趕回湖南老家。
曾國藩的這一行為遭到了以左宗棠為首的湖南官場人士的猛烈抨擊。左宗棠認為曾國藩在軍情非常緊急的情況下，不負責任地選擇離開，這是一種不忠的行為。
自1854年底曾國藩率領湘軍渡過長江，開始攻打湖北起，直到這個時候，曾國藩離開湖南已經兩年多了。然而，當他再次回來，湖南官場依舊像兩年多以前那樣不歡迎他。好友左宗棠對他的中傷，尤其令他感到憤懣。長期處於焦慮狀態的他，得了嚴重的疾病，茶飯不思，晚上也睡不著覺。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時候，朝廷對他所上的那道請求在家終製的折子的批複下來了。朝廷當然不會同意他在家守孝三年，而是催促他趕緊回到江西軍中。
朝廷的這一批複使曾國藩誤以為朝廷是非常信任他的，於是他將自己兩年多以來逐漸積累的苦悶全部道出，希望皇帝能夠理解他的苦衷，授予他督撫實權，以使他更好地為朝廷效力。
曾國藩認為，帶兵打仗的將領，必須要獲得地方的支持才好辦事。地丁、漕折、厘金的征收，捐輸的勸導，全都得仰仗地方支持。沒有地方的支持，軍餉就會經常匱乏，軍隊遲早都要潰散。帶兵將領要想獲得地方支持，就必須擁有總督或者巡撫的職權。
他對鹹豐皇帝說，他這兩年多之所以與湖南、江西官場鬧得很僵，導致湘軍軍餉經常得不到供給，原因就在於他沒有督撫實權。他向鹹豐皇帝保證，隻要皇帝將督撫實權交給他曾國藩，大局就一定會有轉機。
曾國藩以為自己說得在情在理，皇帝一定會答應他的請求。然而這時候，主張重用漢人的文慶已經過世，朝廷之中已經沒有了替曾國藩說話的人。因此，剛愎自用的鹹豐皇帝自作主張，拒絕了曾國藩的請求，命他在籍終製，等三年喪期過去後，再給予他新的任命。這樣一來，鹹豐皇帝實際上是剝奪了曾國藩對湘軍的領導權。
曾國藩絕對想不到，他辛辛苦苦為清政府征戰這麽多年，最終換來的隻是鹹豐皇帝對他的猜忌。曾國藩的宿敵，以左宗棠為首的那些長沙城內的官員得知這件事後，一個個喜形於色。左宗棠認為曾國藩向朝廷索要督撫實權，是在要挾朝廷，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其他人也跟著起哄，大罵曾國藩是假道學。
曾國藩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聖人，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別人說他假道學。在得知長沙官場對他的嘲諷後，堅忍功夫尚未修煉到家的曾國藩徹底被擊倒了。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大有追隨父親而去的味道了。
曾國藩的好友歐陽兆熊得知曾國藩病重後，推薦了一個叫曹耀湘的人前去給曾國藩看病。這個曹耀湘，並不是個單純的醫生，他精通經學和佛學，是個小有名氣的學者。
曹耀湘來到荷葉塘見到曾國藩的時候，曾國藩已經臥床多日，氣息奄奄。曹耀湘給他把完脈後，曾國藩努力睜開眼睛，聲音異常微弱地對曹耀湘說：“我這病，還有救嗎？”
曹耀湘笑道：“滌生兄得的是心病，心病還須心藥醫。”
果然是名醫，一句話就點中了病根！曾國藩這麽想著，猛地坐起身來，用渴求的眼光望著曹耀湘說：“心藥在何處？”
曹耀湘不緊不慢地從旁邊的書架上拿過來一冊《道德經》，遞到曾國藩手中，對他笑著說：“岐黃可以醫治身體上的病，而黃老可以醫治心病。滌生兄隻需將《道德經》熟讀三百遍，自然能明白我的意思。”
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兩個支柱。儒家主張入世，以挽救世道人心；道家主張出世，傾向明哲保身。中國的士大夫長期以來都受著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想的影響，在進與退、仕與隱之間不斷地做著抉擇。曾國藩之前的所作所為，體現的正是儒家的思想，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不妥協，不推讓。但這種思想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行得通的，猶如鬆樹雖然堅韌但很容易被大風吹斷，茅竹雖然纖細卻能抵擋颶風的肆虐一般，生活中往往需要剛柔相濟、以柔克剛。隻有這樣，我們每個人才能像老子所說的“水”一樣，能夠適應任何環境，心胸像大海一般的寬廣。唯有如此，才能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用成功書寫人生的美麗篇章。
曾國藩當然明白曹耀湘為什麽要他讀《道德經》。當他躺在**一遍又一遍地高聲朗讀《道德經》的時候，他的腦海裏浮現出了一幅幅過往的畫麵。當他誠惶誠恐地等待著鹹豐皇帝對《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的批複時，鹹豐皇帝當著朝臣的麵，怒氣衝衝地將奏折扔到地上，並且準備嚴懲他。當綠營兵衝進巡撫衙門大院，險些將他刺殺的時候，長沙城內的官員沒有任何一個前來安慰他。當他的軍隊在靖港被太平軍擊敗，長沙城內的官員一個個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湘軍兵敗湖口後，他派人請求江西巡撫陳啟邁接濟湘軍軍餉，遭到無情拒絕。當他不等朝廷批複就回家守喪的時候，長沙城內的官員罵他不忠，罵他是偽道學。他向朝廷索要督撫實權，又遭到無情拒絕，長沙城內的官員又將這件事傳為笑柄。
自己以前太過剛強、太過桀驁了！剛強而不知道變通，桀驁而不虛心，怎麽能不得罪人！一個人不能改變環境，就隻能想辦法適應環境，一味的剛強、孤傲，與世俗格格不入，是辦不成任何事的。自己讀了這麽多經書，卻連《道德經》“柔弱勝剛強”的道理都沒讀懂，真是慚愧！要改變自己，必須從學會以柔克剛、戒驕戒躁開始！
曾國藩的人生觀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多年以後，當他總結自己一生成敗得失的時候，他將這一年多的家居時間，視為“大徹大悟”的關鍵時期。他說：“當年我很自負，以為自己本領很大。對什麽事情，首先看到的都是別人的不是。那年大徹大悟之後，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什麽本事，看待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都是別人的好處。所以，從那年開始，我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轉變，與四十歲之前迥然不同。”
所以，當曾國藩在1858年夏天重新複出後，人們發現這個曾經非常令人討厭的曾國藩，完全變了一個人，居然是那麽的低調、謙虛、和藹可親。人們漸漸地忘掉了過去與曾國藩的不快，主動與曾國藩改善關係，就連最看不起他的左宗棠，都改變了對曾國藩的看法。
當時，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已經與洪秀全集團徹底決裂，他的軍隊在浙江、江西一帶攻城略地。江西當時絕大部分的府縣已經被湘軍收複，而浙江則沒有一位大將坐鎮。在此之前，李續賓等湘軍將領多次請求朝廷重新啟用曾國藩。所以這時候，鹹豐皇帝想到了曾國藩，命他立即出山，率軍入浙。
依照曾國藩以前的性格，在接到這封聖旨之後，恐怕又要和皇帝較量一番，因為皇帝之前羞辱過他，而現在局勢危急了又來請他。然而，這時候的曾國藩，已經完全轉變了。他接到皇帝的任命後，立馬起程。同時上了一道《恭報起程日程折》，平實沉穩，無絲毫討價還價之意。鹹豐皇帝看後，感到很滿意，嘉獎他說：“你這次奉命即行，可見是非常關心國家大局的，忠勇可嘉。”
曾國藩不僅改善了與朝廷的緊張關係，還試著改善與同僚們的人際關係。當然，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與左宗棠的關係。湖南是湘軍的大本營，左宗棠又是湖南的實際掌權者，改善與左宗棠的關係對於曾國藩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曾國藩想了一副對聯，叫做“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意思就是恭恭敬敬戰勝怠慢，恪守仁義戰勝欲望；知道剛強是好的，但也要學**柔。曾國藩見到左宗棠後，請他書寫這副對聯。曾國藩這樣做，不僅表達了自己對左宗棠的敬重，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副對聯的內容，向左宗棠傳達一個信號，我曾國藩徹底改變了，以後不再與你和湖南官場對著幹了。
對於曾國藩的示好，左宗棠表示歡迎，他很高興地替曾國藩書寫了對聯。曾左關係也就此進入了一個短暫的蜜月期。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國藩還拜訪了幾乎所有的長沙城內的大大小小官員，其中不僅包括湖南巡撫駱秉章，連一些小小的縣丞，也在曾國藩登門拜訪的範圍之內。曾國藩的誠意感動了這些曾經與他勢不兩立的對手。湖南作為曾國藩的家鄉，從這一刻起，才真正成為了曾國藩可以完全依靠的大本營。
在長沙如此，在武昌也是如此。在那個肩負著監視湘軍重任的滿清紈絝子弟官文麵前，曾國藩更是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謙恭，給足了官文麵子。官文覺得，曾國藩和胡林翼一樣，都是很會做人的人，因此解除了對他的戒心。
江西更是曾國藩遭受奇恥大辱的地方。在這裏，曾國藩改善人際關係的努力要更多一些。江西官場也漸漸接受了這個改頭換麵的曾國藩，而曾國荃在江西戰場上的優異表現也令曾國藩加分不少。所以，曾國藩在江西的處境，也比之前好了許多。
值得指出的是，曾國藩的大徹大悟，雖然是一種對世俗的妥協，但並不意味著曾國藩讚成完全的世俗化。就像他主張學習西方的前提是保持中國的獨立自主一樣，他向世俗低頭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保持道德底線。所以，曾國藩並沒有因為向世俗低頭，就放棄了對仁德、誠信這些儒家基本理念的追求。比如後來，李鴻章向他請教處理對外關係的方法時，他就說隻有誠信一個辦法，可以令外國人折服。
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老弟你認為自己是篤實人，其實哥哥我也是篤實人。隻是我在社會上曆練多了，不得已在篤實之外，摻雜一些機謀權變。其實，這些都是完全沒有用的，反而引起了別人的嘲笑和忌恨。我在家裏呆了這麽一段時間，總算是想明白了。今後我要恢複平實的本性，將篤實的一麵展現給世人看。老弟你在外麵帶兵，也要保持篤實，少用權謀機變。即便對方是騙子，我們也要保持誠信。久而久之，對方也會誠信起來的。如果相互勾心鬥角，則必然冤冤相報沒有了卻之日。”
可見，曾國藩認為，權謀機變不是好東西，隻有篤實誠信可以服人。這其中，包含有戒驕戒躁的意味在，但同時也意味著曾國藩反對沒有道德底線的世俗化。
曾國藩給他和曾國荃樹立的學習榜樣是李續賓。李續賓這個人，沉默寡言，他和胡林翼、李鴻章那些擅長權術的人是有根本區別的。曾國藩以李續賓為榜樣，而不以更加成功的胡林翼為榜樣，這是非常有深意的。曾國藩並不喜歡權術，在他心裏，篤實誠信永遠是第一位的。
曾國藩的人生理想是做聖人，聖人向世俗低頭，必然是有限度的。處理好人際關係，戒驕戒躁，低調謙虛，使周邊的人不對自己做事形成阻礙，這就可以了。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的世俗化，比如為了功名利祿不擇手段，甚至觸犯法律，那就不是曾國藩所要做的了。
現在很多人學習曾國藩有個誤區。就比如一個大學生，剛開始的時候滿懷期望走向社會，結果碰得頭破血流。這時候，他看到了一些與曾國藩相關的書，開始學習曾國藩，徹底向世俗低頭。為了升職，為了漲工資，為了更好的福利待遇，不折手段，甚至不顧道德的譴責，不顧法律的約束。這樣的人，就完全背離了曾國藩的根本精神。或許他能夠暫時獲得一些成功，但最終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一味的與世俗格格不入自然不好，但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為世俗而活，那也是沒有意義甚至是非常危險的人生。
在曾國藩大徹大悟的這段時間裏，戰爭的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1857年10月25日，彭玉麟率領的內湖水師，在楊載福率領的外江水師的接應下，衝出湖口。內湖水師與外江水師時隔兩年半之後，再度合為一軍。第二天，李續賓所率領的湘軍陸師，與彭玉麟、楊載福率領的湘軍水師密切配合，攻克了湖口重鎮。
緊接著，1858年1月22日，劉長佑率領援贛軍攻克臨江府城。臨江的西麵是早些時候被援贛軍攻克的袁州，再往西就是湖南，臨江的東麵則是南昌，所以臨江被攻克後，南昌附近的湘軍與湖南大本營的聯係就暢通無阻了。
1858年5月19日，李續賓率領的湘軍陸師在彭玉麟、楊載福湘軍水師的配合下，攻下了九江府城。自1855年初湘軍開始攻打九江起，湘軍為攻克這座城池花費了三年多時間，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湘軍第一悍將塔齊布就是在九江城下殞命的。現在，九江終於被他們攻克了。
1858年9月21日，曾國荃等人率領湘軍攻克吉安。曾國荃一向不被他的大哥曾國藩看好，但他在圍攻吉安的這段日子裏，臨陣不亂，臨危不懼，硬是憑著“紮硬寨，打死仗”的笨辦法，攻克了吉安，令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刮目相看。到這個時候，太平軍在江西的勢力，基本上都被湘軍掃**幹淨了。
湘軍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戰果，除了湖南大本營源源不斷的支援之外，湘軍的另一個大本營湖北的穩固，也是關鍵因素。
胡林翼在湖北的新政，是從整頓鹽政開始的。自明朝中葉以後，中國鹽政實行的都是綱商政策。綱商是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他們世代相傳承運食鹽，別的小商人如果想販賣食鹽的話，必須向綱商提出請求，征得同意之後才能入夥，承運少量食鹽。這和世兵製是一樣的。國家隻會在有兵籍的家庭中招兵，兵籍也是世代相傳的。總而言之，綱商製是一種大商人壟斷經營的食鹽販賣製度。
清代鹽政，在今天的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實行放任自流的食鹽販賣政策，而在內地則實行引岸製度。所謂的引岸製度，就是說每個鹽場生產的鹽隻能在特定區域銷售，不能侵占別的鹽場的引地，而某一個地區隻能銷售一個鹽場的鹽，不會出現重疊的現象。
之所以要實行引岸製度，主要是因為鹽是老百姓生活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資，而當時的交通條件並不好，如果不統一規劃，放任自流的話，就很容易出現鹽荒。糧食是有替代品的，沒有米飯吃的話，還可以吃紅薯、高粱，一般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但鹽是沒有替代品的，一段時間不吃就會出現浮腫。所以，鹽荒比糧荒更可怕。統一規劃，實施引岸製度是必然的。
湖北向來是淮鹽的引地。淮鹽運往湖北，通道有二。一是走長江，至漢口、荊州一帶卸貨，這是淮南鹽運往湖北的主要途徑。二是走陸路，部分淮北鹽靠陸運至湖北銷售。自太平軍控製長江後，淮鹽通過長江運往湖北的通道被掐斷了。與此同時，陸路運輸也因為苗沛霖的阻礙而困難重重。苗沛霖是一個在清廷與起義軍之間首鼠兩端的家夥，他控製著淮鹽運輸的要道，收取厘金，因此發了大財，兵強馬壯。
這樣一來，湖北人民可就吃不到淮鹽了。清政府很清楚這一點，但他們不敢下令湖北人改食其他產地的鹽。淮南、淮北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鹽場。如果擅自剝奪淮鹽引地，導致淮鹽不能振興，那麽為數眾多的鹽場工人將失業，兩江的財政收入將會大為減少，而靠販賣淮鹽世世代代保持富貴的綱商們也將全部破產。當時的政策規定，每一個綱商隻能有一條販賣路線。運淮鹽至漢口卸貨的就隻能運到漢口卸貨，即使荊州在鬧鹽荒，也不能將鹽運至荊州售賣，更不能擅自改運川鹽、粵鹽等等。所以，這些綱商的榮華富貴和淮鹽的興旺與否是完全捆綁在一起的。淮鹽不能振興，他們必將破產。清政府考慮到這些因素，一直不敢承認其他產地的鹽運往湖北售賣的合法性。
湖北的鄰省四川，是一個產鹽大省。湖北人吃不上淮鹽後，大量川鹽通過長江走私至湖北。晚清鹽政史上最重要的一個事件，也就是所謂的“川鹽行楚”就這麽產生了。日後長期擔當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為了恢複淮鹽的引地，試圖將川鹽逐出湖北，但直到逝世，曾國藩也未能如願，這是後話。
日後作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當然要關心湖北人是吃淮鹽，還是吃川鹽，但此刻作為湖北巡撫的胡林翼，並不關心這個問題。他更關心的是怎麽利用鹽賺錢，為湘軍籌措更多的軍餉。胡林翼和官文商量後，決定允許私鹽進入湖北，隻需按規矩上繳厘金，私鹽就可以在湖北境內合法地銷售。這樣一來，鹽商販鹽入鄂的積極性迅速高漲。不僅是川鹽，其他產地的食鹽，比如粵鹽，都進入湖北，甚至還有些膽大的鹽商，穿過苗沛霖的地盤，從淮北運鹽到湖北來銷售。這樣一來，湖北的厘金收入暴漲，財政情況變得非常樂觀，湘軍軍餉也有了保障。
在對湖北鹽政進行改革的同時，胡林翼還和在湖南的左宗棠一樣，對湖北吏治就行了整頓，進行了減漕改革，擴大了厘金的征收範圍。在胡林翼的治理下，之前飽受戰亂之苦的湖北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左宗棠在湖南的改革、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為日後長期擔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兩江的改革，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曾國藩日後的改革，也是圍繞厘金、減漕兩塊展開，其中厘金一塊主要指的是鹽厘，這就涉及到曾國藩對兩淮鹽政的改革。這將是後文所要詳細講到的內容，在這裏先借敘述湖南新政、湖北新政的機會，使大家有個初步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