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自上而下改革夢想的破滅
1849年，一場將使清朝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大洪水席卷了整個長江中下遊流域，大江南北變成了一片澤國，老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而貪官汙吏的盤剝欺壓絲毫沒有減少。百姓們走投無路，隻得奮起反抗，天下大亂的局麵即將到來。
此時的江忠源，由於鎮壓雷再浩起義有功，被任命為浙江秀水縣知縣。秀水縣是重災區，那裏饑民遍地，搶劫之風猖獗。江忠源認為治理亂世必須要用嚴酷的刑罰，他果斷派出捕快抓捕一百多名盜賊，並處決了其中一個帶頭的。接著，江忠源又采用手段，迫使縣內幾位知名的鄉紳拿出銀子和糧食，賑濟災民。在江忠源的帶領之下，秀水百姓戰勝了洪災，重建了家園。此後，江忠源又擔任麗水縣知縣，同樣幹得很出色。
曾國藩得知江忠源的政績之後，非常高興，當初他就預測江忠源將做出一番大事業，現在看來果不其然。
正當江忠源準備在麗水知縣任上大展拳腳施展抱負的時候，他接到曾國藩寫給他的一封令他五雷轟頂的信。曾國藩在信中說：“岷樵，從湖南來京的人傳言，新寧的匪徒為了替雷再浩報仇，把你全家都給害了。此事未必是真，但你最好回去看一下。”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原來，和秀水縣一樣，江忠源的老家新寧縣也遭遇了洪災。當時的新寧知縣可沒有江忠源這樣的才幹，鎮不住局麵，於是乎老百姓被逼無奈，隻好揭竿起義。
起義的領導人名叫李沅發。當時有傳言說李沅發是雷再浩的部將，但其實並不是。至於江忠源全家都被殺害的傳言，那更是空穴來風。
李沅發率領部下兩千餘人殺害新寧縣代理知縣萬鼎恩後，占據縣城，正式舉起反清的義旗。很多饑民聞訊後，都加入到了起義隊伍中。
隻因為李沅發這麽一鬧，引出了一大批日後湘軍中的名將。江忠源、劉長佑、劉坤一、彭玉麟、楊載福、胡林翼、李續賓、李孟群、鮑超等人，都因為這次起義正式登上了曆史舞台。
劉長佑，湖南新寧人。生於1818年，小曾國藩七歲。他是江忠源的親戚，但與江忠源個性不同。江忠源關心國家大事，勇挑曆史重擔，而劉長佑是個循規蹈矩、墨守成規的人。他被卷入戰爭，實在是命運之神陰差陽錯的安排。
李沅發起義軍攻占新寧後，劉長佑星夜前往寶慶府城（今邵陽市），將此事上報知府。知府命他率領鄉勇配合官軍攻打新寧。
劉長佑召集族叔劉坤一等人，以之前江忠源團練的鄉勇為基礎力量，組建起了一支新的團練部隊，迅速攻克新寧城，迫使李沅發轉戰湘黔桂邊境。之後，回到湖南的江忠源又與劉長佑一起率部配合官軍，追擊李沅發。
彭玉麟，湖南衡陽人。生於1817年，小曾國藩五歲多。彭玉麟出身在一個沒落的官宦家庭，家境貧困，因生活所迫，很早的時候就加入衡陽協綠營部隊，任書識（相當於今天的文書）。
李沅發起義後，彭玉麟隨軍參與鎮壓起義。在此過程中，他與劉長佑一見如故，建立起深厚的戰鬥友誼。
李沅發起義被鎮壓後，彭玉麟辭官歸鄉。後來，曾國藩練兵衡州，先後三次屈尊前往彭家請彭玉麟出山相助。彭玉麟被曾國藩的誠意所感動，加入湘軍，後成為湘軍水師的重要將領。
楊載福，湖南善化人，祖籍乾州（今吉首市）。1822年生，小曾國藩十一歲。楊載福讀書不多，從小習武，很早的時候就投入鎮筸軍中。
後參與鎮壓李沅發起義，因功獲藍翎頂戴。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楊載福率軍積極堵截，漸漸有了名氣。曾國藩練兵衡州，將楊載福調入軍中，後成為湘軍水師的重要將領，與彭玉麟齊名，合稱“彭楊”。
胡林翼，湖南益陽人。1812年生，小曾國藩一歲。1836年進士，入翰林院。1840年任江南鄉試副考官，因為主考官文慶有舞弊行為，受到牽連，被降一級調用。
1841年因父喪回籍，此後家居多年。1846年花錢買了個知府官，發放貴州擔任代理安順知府。此後，又擔任代理鎮遠知府、代理思南知府、黎平知府。
在貴州任知府期間，胡林翼的行政能力得到施展。他和江忠源、劉長佑一樣，開始舉辦團練，對抗反抗者。貴州境內的好幾股反叛勢力，被他鏟除。
李沅發起義軍撤出新寧後，轉戰湘黔邊境，胡林翼率軍迎擊，將他們趕出了貴州。
1854年初，太平軍西征，威逼武昌，湖廣總督吳文鎔命胡林翼率黔勇前來支援。然而，胡林翼尚未到武昌城下的時候，吳文鎔已經兵敗身亡。正當胡林翼四處徘徊，不知所歸的時候，正在準備北伐的曾國藩寫信給他，勸他和自己一起共圖大業。胡林翼欣然同意，從此進入湘軍的序列。
李續賓，湖南湘鄉人。生於1818年，小曾國藩七歲。自幼喜歡研究地理學，愛好騎射。1838年遵照父命，參與團練事宜。他是湘軍名將中參與團練最早的一位。
李沅發起義後，李續賓率鄉勇兩百人前去鎮壓，與劉長佑一起攻破新寧縣城。李沅發撤出新寧城後，李續賓也想前往追擊，但正規軍為了獨攬戰功，不準鄉勇追擊。李續賓隻得怏怏而歸。
不久後，太平軍在廣西起義，警報不斷向湖南傳來。李續賓加快了團練鄉民的步伐。他所製定的練團章程，後來基本上被羅澤南的湘鄉勇及曾國藩的湘軍所沿用。
李孟群，河南人。1847年進士，與郭嵩燾、李鴻章、沈葆楨都是同年。由於成績不夠理想，沒能進入翰林院，而被外放至廣西任知縣。
李沅發所部被胡林翼等軍趕出貴州後，轉戰桂北。不久之後，李孟群率部配合其他各路清軍，將他們趕出了廣西。
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時候，李孟群正是金田村所在的桂平縣的知縣。後來，李孟群因率部擊敗韋昌輝，升任知府。
曾國藩創建湘軍後，李孟群奉命率廣西水勇前往湖南支援湘軍水師。自此以後，李孟群加入湘軍序列。
鮑超，四川人。生於1828年，小曾國藩十七歲。鮑超沒讀什麽書，從小習武，武藝超群。1845年通過考試，加入綠營軍隊中。
李沅發起義的消息傳到四川後，鮑超覺得建功立業的機會到了，毅然辭去吃糧的兵額，騎上一匹快馬，趕往新寧。但當他來到新寧的時候，李沅發起義已經被鎮壓。
正當他失望透頂的時候，當時的湖南提督向榮看上了他，將他收歸營中。後來，鮑超跟隨向榮去廣西與太平軍作戰。鮑超作戰勇猛，每戰必先登。當時，日後的湘軍名將塔齊布也隨長沙協綠營部隊在廣西對抗太平軍，他非常佩服鮑超，將他從向榮那挖了過來。鮑超自此以後跟隨塔齊布。
曾國藩兵敗靖港以後，將才奇缺，便問塔齊布可有好將才，塔齊布推薦鮑超。自此以後，鮑超進入湘軍軍官行列。
從上麵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湘軍的骨幹力量，在鎮壓李沅發起義的過程中已經形成。到時候，隻需要有那麽一個人登高一呼，這些人便會聚集起來，創建一支新型的軍隊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當然，登高一呼的這個人，隻且隻能是曾國藩。
1849年的大洪水不僅影響到了湘軍的第一個策源地新寧，還影響到它的另一個策源地，那就是曾國藩的家鄉湘鄉縣。與李沅發起義同時，湘鄉縣爆發了大規模的抗漕鬥爭。
清朝統治者吸取明朝末年橫征暴斂導致亡國的教訓，實施輕徭薄賦的政策，並且一度宣稱“永不加賦”。清朝的政策既然這麽好，為什麽有清一代，農民起義還是接連不斷呢？其實，在所謂的輕徭薄賦的背後，隱藏著許多製度上的弊端。直到清朝滅亡，這些弊端也沒有消除。
清代的農民需要繳納兩種賦稅。一種是地丁，這是全國農民都要繳納的，其實就是一種土地稅。一種是漕糧，這是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農民需要繳納的。漕糧是供給京城的糧食，上述八省糧食富足，所以需要承擔這一責任。起初，漕糧征收是交糧米，但後來嫌麻煩，往往折成白銀征收，這就是所謂的漕折。
清代征收地丁漕折，起初的稅率確實是比較低的，是真正的輕徭薄賦。問題出在後來征收的耗羨上。農民交的地丁漕折都是碎銀子，但是官府一層一層往上交納稅收的時候，不可能交碎銀子，必須將碎銀子熔鑄成統一規格的元寶才行。在這個過程中，銀子會有一定的損耗。另外，在銀子運解的過程中，也難免會造成一定的損耗。所以，官府在征收正常的地丁漕折的同時，往往會多收一點，這就是耗羨。
耗羨在清朝初期本是不合法的，但是清政府予以默認。後來雍正皇帝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實施“耗羨歸公”，這樣耗羨就合法了。所謂的“耗羨歸公”，隻是說說而已，不歸公的耗羨照樣存在，而且越征越多。
為什麽會越征越多呢？這又涉及到清朝的另外一些弊政。
第一，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形成之前，清朝有著高度集中的財政體係。戶部統收統支，中央財政非常強勢，留給地方財政的銀兩，無論是省一級，還是府一級，還是縣一級，都極少極少。清政府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防止地方形成實力派，造成三藩叛亂那樣的悲劇。這樣一來，問題就產生了。以縣一級為例，知縣要有所興革，但是手裏沒有錢。怎麽辦？隻能向農民攤派。攤派的最好方法是什麽？就是加到耗羨上。
第二，清代底層官員的俸祿非常少，編製內的人員也太少。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不過四五十兩銀子，養廉銀一般是正俸的幾十倍，兩者加起來最多也不過三四千兩。這點銀子除了賄賂上司、養家糊口之外，所剩不多。而編製內的人員又太少，一個縣就那麽十來個人，所以知縣不得不自掏腰包（縣辦公經費很少，地丁漕折絕大部分要上繳）雇傭大批胥吏替他辦事（地丁漕折的征收即由胥吏負責）。這樣一來，知縣是夠窮的了，不想辦法弄錢就活不下去了。錢從那裏來？還是加到耗羨上。
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壞事就壞在這些胥吏上。知縣沒有多少錢，那麽雇傭這些編製外的人員，也不可能開高工資。胥吏的工資非常低，一年也就三四兩銀子，大致相當於湘軍士兵一個月的工資。這點錢僅僅可以使一家人吃飽飯。胥吏沒有錢，便將魔爪伸向農民。當然，最好的辦法還是加到耗羨上。
起初的話，可能就多征一點點，滿足一下物資需求。但人的欲望是沒有窮盡的。滿足了基本需求之後就想過富人的生活，於是攤派到農民身上的耗羨也就越來越多。這樣一來，可笑的情況就發生了。比如說我家的地丁漕折合起來本應該交三兩銀子，可耗羨卻有三十兩之多，加一起就是三十三兩，我把全家的米都賣了，也交不起這錢。這樣一來，農民怎麽可能活下去，怎麽可能不造反？清政府的地丁漕折又怎麽可能收得上來，國家財政又怎麽可能不壞？所以說，胥吏製度是清朝最大的弊政。
除了知縣、胥吏亂加耗羨把農民逼上絕境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使得農民更加沒有了活路。那就是銀貴錢賤。這也是曾國藩在1852年初上的兩道折子《備陳民間疾苦疏》和《平銀價疏》中討論到的重要內容。“平銀價”是鹹豐初年曾國藩自上而下改革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代幣值采取銀、錢雙本位製，以銀為主，但是不廢除銅錢，民間的小額交易，往往用銅錢，但農民上繳地丁漕折，隻能用白銀。一般而言，農民都是先將米賣出換來銅錢，再用銅錢兌換白銀，然後上繳。這樣一來，銀、錢的兌換比價就跟農民負擔息息相關了。
銀、錢的正常比價應該是在1:1000左右，也就是一千文銅錢可以兌換一兩白銀。在順治、康熙、雍正年間，中國的陶瓷、茶葉等物資大量出口，而外國貨物很少進入中國，因此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銀、錢的比價一度達到1:700。
然而，到了乾隆中後期，英國為了扭轉對華貿易的不利局麵，開始大量向中國傾銷鴉片。這樣一來，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至嘉慶年間，銀、錢比價在1:1000左右。
道光時期，尤其是道光朝最後的二十年年間，這一趨勢進一步發展。1852年著名思想家馮桂芬回憶說：“二十年前，（銀）每兩易錢一千一二百文，十年前易製錢一千五六百文，今易錢幾及二千文。”也就是說，銀、錢的比價達到了1:2000。
這對農民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大家跟我來算一筆賬。比如我家應繳地丁漕折加耗羨為十兩白銀。在順治、康熙、雍正年間，銀、錢比1:700的時候，隻需拿製錢七千文兌換即可。假使當時的米價是一石米換三千文製錢，那麽隻需拿出兩石多米即可完納地丁漕折。
然而，到了鹹豐初年，銀、錢比變成了1:2000，需要製錢兩萬文才能兌換到十兩白銀。假使當時的米價仍然是一石米換三千文製錢，那麽我需要拿出六石多米才能完納地丁漕折。總而言之，雖然沒有加賦，但因為銀、錢比價的變化，農民的負擔增加了將近兩倍。怪不得連曾國藩這樣的高高在上的二品大員，都要站出來為農民打抱不平了。
為了改變銀貴錢賤的現狀，曾國藩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由國家強製設定銀錢比價、賦稅征收改征銅錢、兵餉發放也用銅錢等等。但是，曾國藩的這些措施，實施起來非常困難。
比如國家強製設定銀錢比價。這項措施要想收到成效的話，國家必須擁有強有力的執行力。但是，當時的清朝顯然不具備這種執行力。所以，這項措施如果實施的話，對於地方並沒有約束力，仍然改變不了現狀。
又比如賦稅征收改征銅錢。這項措施如果實施，肯定會減輕農民負擔，但同時會大大地增加賦稅征收和起運的難度，而且將大大地浪費國家的行政資源。這樣既有大利也有大弊的政策，不是不可以施行，但前提是有一個強硬的皇帝來推動並堅持此事，而且也需要國家擁有強有力的執行力。在鹹豐初年，這些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真正實施，弊大於利的可能性更大。
又比如兵餉發放銅錢。銀貴錢賤，用銅錢發餉，自然會損害到士兵的利益。所以，這項政策肯定會遭到軍隊方麵強有力的抵製。處理不當，甚至有可能將軍隊逼反。
更為嚴重的是，當時太平軍橫掃廣西、湖南，清政府在兩年之內，支出軍費將近2000萬兩白銀，國庫裏僅存的那點家當全部拿出去了，國家財政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之下，清政府不僅不會像曾國藩所說的那樣平抑銀價，減輕農民負擔，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麵，加大了農民的變相盤剝。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清政府開始鑄造大錢，結果引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們對銅錢失去了信任，大量拋售銅錢兌換白銀，使得本來緊缺的白銀在市場流通當中變得更加稀少。因此，銀貴錢賤的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然，最終受苦受難的還是農民。
了解清朝的上述弊政之後，我們再回頭來看當時湘鄉縣的情形。和其他地方一樣，湘鄉縣的抗漕運動也是由於知縣、胥吏亂加耗羨引起的。
當時的湘鄉知縣是師鳴鳳，是個貪官。他手下的那些胥吏也都是貪婪之輩，把湘鄉縣搞得烏煙瘴氣，民怨沸騰。民眾被迫起來反抗，抗漕運動聲勢越來越大。
以曾國藩父親曾麟書為代表的湘鄉縣中小地主，麵對農民的反抗，施展了革命與反革命的雙重手段。一方麵，他們督促知縣順從民眾的意願，切實減漕。所謂的減漕，就是減少漕折耗羨的征收。
減漕不僅對農民是有利的，對於官府也有利。漕折耗羨太多，農民寧願造反也不交錢，那麽官府就無法完成漕折征收任務。相反，如果將耗羨降低到農民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農民踴躍交錢，這樣收上來的銀子反而更多。所以說，減漕對於官府和農民來說是雙贏的事情，隻是減少了胥吏的灰色收入。
另一方麵，他們又組織起安良會，對造反的農民進行殘酷鎮壓。安良會的首領，就是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
知縣師鳴鳳似乎絲毫不懼怕農民的造反，始終不肯減漕，而巡撫衙門也無視湘鄉民眾的合理要求。湘鄉人民被逼無奈，隻好選出代表前往京城告狀。他們選出的這個人，就是王錱。
王錱，湖南湘鄉人。生於1825年，小曾國藩十四歲。王錱和李續賓都是羅澤南最看好的弟子，但兩人性格迥異。李續賓沉毅，不喜歡說話，沒有深思熟慮之前從不對任何事情發表看法。王錱豪爽，樂於助人，說話滔滔不絕，善於鼓動別人的情緒。曾國藩日後欣賞李續賓卻討厭王錱，與他們的這種性格差異有著密切的關係。
王錱受湘鄉人民的委托，前往京城告狀。不料，半道上他突然染上重病，隻好折回湘鄉。當王錱回到湘鄉的時候，家鄉發生了重大變化：朱孫貽替代師鳴鳳，成了新任湘鄉知縣。
朱孫貽，江西人。曾在刑部擔任主事，後分發到湖南任知縣。在來湘鄉之前，做過寧鄉、長沙知縣。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發現湘鄉的問題非常嚴重，必須派一個得力的人員前去整頓才行。於是，能力出眾且以清廉著稱的朱孫貽被調往湘鄉任知縣。
朱孫貽到湘鄉之後，推行了一係列新政。他開始重用王錱、劉蓉等湘鄉知名紳士，又推舉羅澤南為孝廉方正。同時，他在曾麟書等中小地主的支持下，在全麵普遍開展減漕運動。為了防止胥吏從中作弊，朱孫貽命令百姓直接將銀子送到知縣衙門。
朱孫貽的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踴躍交款，很快湘鄉應該繳納的地丁漕折就全部交齊了。湘鄉縣內暫時恢複了平靜。
這時候，廣西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朱孫貽敏銳地感覺到，湖南即將遭受戰火，湘鄉必須先做好準備。於是，他找來羅澤南，令他以李續賓的團練為樣板，訓練出一支湘鄉勇來。就這樣，作為湘軍前身的湘鄉勇誕生了。
與江忠源的團練比起來，湘鄉勇最大的特色在於強調思想文化建設。羅澤南是理學家，對思想道德工作尤其重視。他不但重視對士兵灌輸忠君思想，同時還以傳統儒學的禮義廉恥等道德觀感化他們，使他們明白，自己是在為國家而戰，雖苦無怨，雖死無憾。經過羅澤南教化的士兵，戰鬥力遠遠超過隻知道升官發財的綠營士兵，也比以忠義理念結合在一起的江忠源團練士兵要強。
羅澤南要求部隊樹立人民子弟兵的意識，所過之地禁止騷擾百姓，必須秋毫無犯：不取民間一針一線；不得強買強賣，強賒強借；不準調戲、強奸婦女。羅澤南的部隊，以後一直是湘軍當中軍紀最好的。
後來，曾國藩創建湘軍，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麵，大多模仿羅澤南的方式。重視思想道德的培育，也成為湘軍顯著的特色之一。
朱孫貽、羅澤南、王錱、劉蓉等人創建湘鄉勇，在湘鄉掀起了團練鄉民的**。不久以後，團練的鄉勇，熟悉戰陣和戰技的人，增加到十萬多人。湘鄉首開團練的風氣，湖南各地紛紛響應，寶慶、瀏陽、辰州和瀘溪等縣，也紛紛辦起了團練。後來，這些團練都成為曾國藩湘軍的中堅力量。
羅澤南、劉蓉等人並不滿足於在湘鄉取得的這麽一點成績，他們有著更大的抱負。鹹豐帝即位後，他們試圖通過曾國藩影響新皇帝，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徹底清掃陳規陋習，實現國家中興。
在羅澤南、劉蓉的推動下，曾國藩在1850至1852年間，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議汰兵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封奏疏，對當時社會的一些弊病以及皇帝本身的一些毛病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試圖以此警醒鹹豐帝，促使他改革。曾國藩的這些奏疏，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論是在京城士大夫中，還是在湖南讀書人當中，曾國藩都成為了一個積極進取的符號。
1850年，鹹豐帝剛剛即位，就裝模作樣地令大臣上疏言事，就朝廷的用人和政務提出意見和建議。曾國藩很受鼓舞，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專門討論用人問題。
鴉片戰爭後，社會混亂，民生凋敝，當時的許多人將導致這一局麵的原因歸咎於人才問題，像龔自珍就在《已亥雜詩》中寫道：“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國藩也有同感。
在《應詔陳言疏》裏，曾國藩認為培育人才，需要從三個方麵著手：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
所謂轉移之道，就是皇帝或者有社會聲望的人，應該做出表率，好學向善，這樣就會形成一種風氣，人才就會出現。
培養之方指的是當人才出現後，要懂得培養。要不斷地教導人才，甄別人才，剔除沒有能力的人，重用有能力的。
考察之法指的是要通過多種途徑考察人才。要鼓勵大臣上疏，幫助皇帝鑒別人才。
曾國藩提出的這些培育人才的方法，都是經過認真思考，參照曆史，對照現實而得出來的。後來，他帶領湘軍南征北戰，將這些培育人才的方法用到實踐中去，造就了彭玉麟、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等等許多人才。這些人才，在後來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851年，曾國藩又上了一道奏折，即《議汰兵疏》。這道奏折針對的是綠營軍隊的弊端，主張裁撤綠營軍隊五萬人。
當時，曾國藩是兵部侍郎，對於綠營的積弊，他深有感觸，所以上這道折子，以宋朝、明朝養兵過多導致財政危機的曆史事實，規勸鹹豐帝裁撤綠營。
當時，清朝軍隊主要由八旗和綠營構成。八旗早已沒落，入關時的威風早已**然無存，但曾國藩不敢提裁汰八旗，因為八旗與滿蒙貴族的關係密切。
綠營的情況比八旗好不了多少。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的時候，綠營就已經不堪作戰，最後還是憑借團練才將起義鎮壓下去。
1849年李沅發起義，綠營兩千多兵圍攻新寧城，一個多月沒能成事，最終還是靠了劉長佑的團練才成功。綠營打仗不行，爭功諉過倒是高手，當李續賓準備前去追擊李沅發的時候，綠營將領為了爭功出麵阻攔，弄得李續賓一氣之下解散鄉勇，回到湘鄉。綠營兵自己去追李沅發，結果損兵折將，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第二年夏天將李沅發生擒。可以想見，綠營的戰鬥力有多麽差勁！
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起初，太平軍並沒有多大的戰鬥力，之後江忠源五百楚軍就能在蓑衣渡重創太平軍足以說明這一點。但被派往前線的綠營部隊毫不戰鬥力，隻知道尾追，從來不敢迎頭痛擊敵人。結果耗盡國庫存銀，不僅未能傷及太平軍一根毫毛，反而令他們日益壯大。
這些事情，引起了曾國藩的思考。最終，他提出了裁撤五萬綠營的辦法。當然，這一方案在當時是無法實施的。這個時候，曾國藩並沒有想到要大力舉辦團練，更沒有想到要編練一支新軍。
曾國藩一連上了幾道奏折，滿以為皇帝會按照他的思路，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然而，事實令他很失望。鹹豐皇帝根本不是雍正那樣敢於革新的明君，他的下詔求言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曾國藩的這些嘔心瀝血、關係到大清王朝興衰存亡的奏章，他草草地看過一遍後，便丟在一邊，不再理會了。
曾國藩對此感到很不滿，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自皇帝去年下詔求言以來，大臣們上的折子不下數百道，其中難道沒有一兩篇是很重要的嗎？或者交給相關部門去討論，以‘毋庸議’三個字不了了之。或者通諭各省，各省接到諭旨之後，並不認真執行，好像這麽事與自己幹係一樣。”
改革夢想遭遇重大挫折，曾國藩感到很茫然。他在給劉蓉的信中流露出消極的心態，結果被劉蓉狠狠地教訓了一番。
劉蓉寫信給曾國藩說：“你上的那幾道奏折，都關係到國家的興亡，說的都是別人不能說、不敢說的話。現在國家並未因為你的奏折而受益，而你卻因此獲得了敢於進諫的好名聲，你難道問心無愧嗎？”又說：“你既然處在那個位置上，就應該為天下蒼生仗義執言，立誌完成中興大業。現在大亂剛剛開始，一般的讀書人都有些怯懦，賢能的人更應該挺身而出，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隻求對國家有所幫助。”
劉蓉的這些信立意非常高，曾國藩讀了之後，非常羞愧。正是在劉蓉的鼓勵之下，曾國藩又上了一道奏折，即《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將矛頭直接對準皇帝本人，從而將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推向最**。
曾國藩上這道奏疏，本意是為了杜絕皇帝的驕矜之氣，扭轉大臣們的阿諛之風。曾國藩批評鹹豐拘泥小節，經常在朝堂問一些小事，而像鎮壓太平軍之類的大事卻不聞不問，又批評他不講求實際，即位之初就下詔求言，但從未真正重視並實施大臣們的上奏，又批評他剛愎自用，鎮壓太平軍的戰略謀劃從來不和大臣們商議，一個人決斷。
在封建專製達到頂峰的清朝，曾國藩上這樣的一道奏折，是冒了極大的風險的。事實上，曾國藩也非常擔心皇帝會因此罷他的官，甚至砍他的頭。
鹹豐皇帝的心胸狹窄在曾國藩的這道奏折麵前暴露無遺，他將奏折狠狠地甩到地上，並且召集軍機大臣，討論如何懲治曾國藩。
眼看曾國藩的仕途不保，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出來替他求情，說：“皇上您聖明，所以曾國藩才敢直言勸諫。他這道奏疏，道理雖然不通，但精神可嘉。”其他的大臣也紛紛求情。鹹豐帝這才壓下怒火，沒有處罰曾國藩。過了幾天，曾鹹豐皇帝還專門就這件事情做了自我批評，算是表演了一番“明君”風範。
此時，曾國藩對於自己上疏的冒失有些後悔，但他對奏疏裏說的內容，絲毫沒有反悔。他在此次上疏後七天接到羅澤南的一封信，內容是勸他上疏。羅澤南在信中說的內容和曾國藩在奏折中所說的幾乎一致，曾國藩因此由衷地感歎道“萬裏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可見，對於內容，他是沒有悔意的。
1852年初，曾國藩又針對銀貴錢賤等等社會弊病，上了兩道折子《備陳民間疾苦疏》和《平銀價疏》。銀貴錢賤的問題在上文上已經闡述過了，此處不再贅述。
從1850年至1852年，曾國藩在羅澤南、劉蓉的推動下，先後上了好幾道重要的折子，希望掀起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但最終他的折子並沒有對國家產生太大的影響。這場改革運動的失敗，是中國封建專製的必然。
雖然國家並未受益，但曾國藩本人在這一過程中的收獲還是不少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那敢於直諫的精神，贏得了京城士大夫以及湖南讀書人的廣泛欣賞。正因為此，當日後曾國藩創建湘軍南征北戰的時候，這些人大都選擇了支持曾國藩的事業。這對曾國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