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脈決定高度：曾國藩的“北漂”生涯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是中國百年屈辱近代史的開端。在此之前，驕傲自大的中國士大夫一向喜歡宣稱中國是天朝上國，周圍的小國都是蠻夷，必須臣服於中國這個所謂的世界中心。然而，在1840年開始的這場充滿血腥的鴉片戰爭中，中國軍隊，無論是滿洲鐵騎，還是綠營精兵，在來自遙遠小島上的英國人造的堅船利炮麵前，都是那麽的不堪一擊！這對當時的士大夫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衝擊，傳統的華夷觀念受到嚴重的挑戰，而近代化的新觀念還需要許多年才能深入精英階層的頭腦中。
早在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政府內部就鴉片泛濫、白銀外流一事，就有所謂的嚴禁派和弛禁派之爭。嚴禁派主張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惜一戰，也要一次性徹底根除煙患。弛禁派主張暫緩禁煙，允許內地人民自由種植罌粟提煉鴉片，以對抗英國的鴉片輸入，減少白銀外流。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原來的嚴禁派就變成了主戰派，而弛禁派就變成了妥協派。主戰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而妥協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曾國藩的恩師穆彰阿。
考慮到此時的曾國藩和穆彰阿的密切關係，我們在考察曾國藩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態度的時候，不得不考慮穆彰阿的影響。
總的來說，曾國藩對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態度，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期初，他和一般中國人一樣，對英國的侵略感到很憤懣，相信中國軍隊能夠迅速擊敗侵略者。
1842年5月，英軍放棄寧波，集中兵力向北進犯。5月18日，攻陷戰略要地浙江平湖乍浦鎮。6月16日又發起吳淞戰役，江南提督陳化成陣亡。此後，英軍沿著長江向西進犯，妄圖切斷中國內陸交通的大動脈京杭大運河。
曾國藩在6月5日給祖父母的信中說：“英國人去年攻占寧波府和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寧波，攻占乍浦，真是太可恨了。京城人心安定，就像沒事的時候一樣。看來，這些英國人很快就會被我們徹底消滅的。”可見，這時候的曾國藩對中國軍隊的戰鬥力還是充滿自信的，並沒有料到日後的慘敗。這基本上就是議和之前曾國藩對鴉片戰爭的態度，其中並沒有透露出任何妥協求和的意味。
但當中國軍隊遭遇慘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南京條約》之後，曾國藩的態度卻與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說：“自英國人主動挑起戰爭至今，已經兩年了。做將領不知道如何帶兵，當兵的不知道怎麽打仗，對於國家的威望，確實是有一些損傷。這次議和，實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這樣做可以使英國人永不犯邊，中國從此得到安寧，那麽我們即使以泱泱大國的身份屈從於一個小小的島國，那也是順天應人之舉，誰說不是上策呢！”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南京條約》的簽訂是持讚成態度的。他的這種妥協求和的思想，很顯然是來源於他的政治恩師穆彰阿，在他以後的外交實踐當中，這種思想還會經常地體現出來，並且深刻地影響到了他的學生李鴻章。從穆彰阿到曾國藩，再到李鴻章，這是一脈相承的對外妥協的體係。
貫穿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主戰與主和之爭，從鴉片戰爭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體係，那麽主戰的也不能不沒有體係。主和的體係是從穆彰阿到曾國藩，到李鴻章，主戰的體係則是從林則徐到左宗棠。
在鴉片戰爭期間，左宗棠的表現就和曾國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誠如上麵所說，曾國藩雖然對英軍的侵略感到憤慨，堅信中國能夠取勝，但是並沒有明確表達主戰的觀點，合約簽訂後，曾國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則不同，他是堅定的主戰派。
戰爭期間，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關海防的記載，與現實情況相結合，總結出“練魚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譏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體的應敵措施。他又多次寫信，與恩師賀長齡討論攻守事宜。
戰爭的進城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罷免林則徐更是令他無比憤懣。當他得知清廷苟且求和，與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的消息後，憤怒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
所以，當我們探尋曾、左矛盾之緣起的時候，不得不仔細考察他們在鴉片戰爭的這種差別。曾、左矛盾的因子，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埋下了。
在國家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同時，曾國藩個人的命運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曾國藩在朝考結束之後曾經回老家呆過一段時間，當他再次來到京城的時候，他決心做一個聖人。他已經選擇好了他要膜拜的對象，那就是唐鑒。
唐鑒，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學家。1778年生，年長曾國藩三十三歲。1809年進士。當時在京城擔任太常寺卿的官職。
乾隆、嘉慶年間，考據之學盛行，理學幾乎被所有人遺棄。唐鑒特立獨行，摒棄考據，崇尚理學。唐鑒的身邊，集結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樣的理學專家，這個群體對扭轉當時的學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國藩以外，唐鑒還和曾國藩的好朋友劉蓉、日後的湘軍大將羅澤南等湖南士子有交遊，他對湖湘理學的興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國藩非常崇拜唐鑒，便以弟子之禮前去拜見他。唐鑒見曾國藩這個來自家鄉的年輕後生相貌堂堂、器宇軒昂，言行舉止都非常得體，學習的態度又非常誠懇，非常高興，答應做他的老師。
曾國藩行完拜師之禮後，問唐鑒：“先生，學生愚鈍，不知道修身以及讀書的方法，請先生賜教。”
唐鑒抹了抹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讀書也罷，都要照著《朱子全書》上麵所寫的去做。關鍵在於實踐。隻讀書不實踐的話，縱然能夠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書》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學的入門之書。恰好，曾國藩最近正在看這套書，所以他還想問得更詳細一點。於是，他說：“學生愚鈍，還請先生詳細解答。”
唐鑒點點頭，說：“修身的要點，分兩個方麵來說。一個是外表，要嚴肅整齊，有剛強之氣；一個是內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於讀書的方法，要點在於真正讀懂一本經書。假如真正讀懂了一本經書，那麽其他的經書也就跟著讀懂了。切不可東翻翻，西看看，那樣什麽書都會讀不懂。”
曾國藩聽完，略有所思地點點頭，又繼續問道：“學生雖然很想修身，也很想專心致誌地讀點書，但總是堅持不下來。敢問先生應當如何改變？”
唐鑒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顆恒心。人要是沒有恒心的話，任何事情都會辦不成。我有一個學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當侍讀學士，想必你也是認識的。他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課若幹條，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課行事。每天都寫日記，檢查自己言行的得失並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辦法就是每天記日記。你可以去拜訪拜訪倭仁，向他求教。”
曾國藩點點頭，說：“謹遵師命。”沉默了一小會兒後，曾國藩又問：“古今中外的學問，浩渺猶如大海。弟子愚鈍，實在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還請先生不吝賜教，告訴我做學問的方法。”
唐鑒回答道：“做學問的方法隻有三門，那就是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當中，義理是最重要的。考據之學，往往管窺蠡測，而辭章之學，不精通義理的人也是學不好的。”
唐鑒的這個分類法來自桐城派，而在曾國藩看來，僅僅有這三樣還不夠，必須加上經世致用才算完整。當時，在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林則徐等人的影響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經世致用的思潮，與當時盛行的乾嘉考據之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曾國藩受這一思潮的影響很深。所以，曾國藩認為，做學問最重要的方法不是義理，而是經世致用。帶著這個疑問，曾國藩繼續問道：“那麽經世致用之學呢？”
唐鑒道：“經世致用之學，就在義理之中。”
曾國藩聽罷，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雖然不說經世致用，但認為經世致用包含在義理之內，他比桐城諸子看得更深更遠，對考據之風的衝擊也會更大。接著，曾國藩又問：“弟子準備專門學習經世致用的學問，但不知道應該從哪裏開始下手？”
唐鑒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讀古代的曆史。曆朝曆代的興衰緣由、為政得失、典章製度，全都記載在史籍當中。熟讀史籍，勤加思考，許多現實中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經過唐鑒這麽一解釋，曾國藩對於讀書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開朗了。他暗暗地下定決心，一定要謹遵老師的教誨，切實去做。
幾個月後，曾國藩又按照唐鑒的指點，前往拜訪另一位理學大師倭仁。
倭仁，蒙古正紅旗人，清代著名理學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長曾國藩七歲。1829年進士，時任翰林院侍讀學士。
曾國藩前去拜訪倭仁，倭仁也很熱情地接待了這位舉止得體的理學愛好者。敘禮完畢，曾國藩對倭仁說：“唐先生說艮峰兄（倭仁，字艮峰）的修身功夫做得很好，每天都記日記反省。今天我特意來拜訪，就是想請艮峰兄不吝賜教，將修身的方法傳授給我。可否先讓我看看你的日記？”
倭仁聽罷，前往書房拿出日記，小心翼翼地遞到曾國藩跟前，說：“賜教不敢當。日記全在這裏了，滌生兄可拿回去細看。”
曾國藩拿過日記，略微地翻了翻，發現那上麵記載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來都是見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為一點小事訓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別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為己有之類的。倭仁將這些展現自己心靈陰暗一麵的事情全都記載在日記中，並且附有深刻的反省，這令曾國藩感到由衷的佩服。
曾國藩看了一會，道：“艮峰兄的日記，如此胸懷坦**，國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說：“不這麽做，人的壞毛病就除去不了。”
曾國藩點點頭，合上日記，對倭仁說：“除了每天記日記之外，艮峰兄對於如何修身一定還有許多見解，還請不吝賜教。”
倭仁沉思了一會，說：“理學修養，‘研幾’的功夫最重要。所謂的‘幾’，就是事情在發展過程中剛剛露出來的那點苗頭。把握住這種苗頭，提前想好應對的辦法，等到事情真正發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應對自如了。”
曾國藩問：“那麽如何才能把握住這種苗頭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辦法是靜坐。《大學》中說‘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一個人處在極其安靜的環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質。一個記日記，一個靜坐，你能切實做到的話，成就就可以超過我了。”
在接連拜訪唐鑒和倭仁之後，曾國藩對於如何克己複禮學做聖人已經有了自己的打算。他為自己定下日課十二條“一主敬、二靜坐、三早起、四讀書不二、五議史、六謹言、七養氣、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無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門”，並切實履行。曾國藩本來就有記日記的習慣，但之前的日記大多是純粹的記事，決心做聖人之後，他的日記一改原來的風貌，大部分內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記也像倭仁的一樣，記載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情，諸如好色、好怒之類。
曾國藩決心做聖人之後，改掉的第一個毛病就是抽煙。
當然，這裏說的煙不是鴉片煙，而是一種湘中土煙。這種煙勁頭足，吸上一口，飄飄欲仙，喜歡抽的人很多。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就是一個老煙客，曾國藩受其影響，很年輕的時候就學會了抽煙。在私塾讀書的時候，曾國藩成天煙筒不離手，一邊讀書，一邊吞雲吐霧。
1831年，曾國藩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的時候，因為抽煙太多，遭到了山長劉元堂的當眾訓斥。曾國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擊，他決心戒煙。為了堅定自己的決心，他還給自己取了個號“滌生”。他在日記中這樣解釋他的這個新名字：“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當時，曾國藩是真心想要戒斷煙癮的。然而，戒煙不是這麽容易的事。每當背書背到非常困乏的時候，曾國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煙。內心經過一番殘酷的鬥爭之後，曾國藩的欲望還是戰勝了理智，他又開始吞雲吐霧起來。他本想借助土煙解乏，但長此以往他發現，土煙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為大把的時間就在抽煙當中浪費了。
之後的幾年，曾國藩一直處在戒煙與抽煙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見唐鑒和倭仁，立下學做聖人的誓言。曾國藩認為，相對於戒除懶惰、戒除驕傲而言，戒煙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準備把戒煙當做一場試驗，檢驗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夠像倭仁那樣做到真正的克己複禮。
為了表明自己戒煙的決心，他發誓說“從今以後永不吸煙！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則終不能自拔！”，還請身邊的親人監督自己。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在家裏確實不抽煙了。但他身為京官，應酬比較多，經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別人吞雲吐霧的愜意神情，曾國藩又心動了，在同僚的嗾使下，又加入了抽煙的隊伍。此後的日子，曾國藩的內心又重新陷入戒煙還是抽煙的矛盾之中，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終於有一天，曾國藩在又一次吞雲吐霧之後，懷著對自己沒有恒心的萬般厭惡，下定決心戒煙。他在這天的日記當中寫道：“自戒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他徹底認識到，自己連戒煙這麽一件小事都做不好，還談什麽學做聖人呢，以後又怎麽可能有所成就呢！
第二天，曾國藩又狠下心來，將所有的煙具全部毀掉，把所有的煙葉子全部倒掉。這一次，他是動真格的了。自此以後，曾國藩再也沒有抽過煙，直到去世。
曾國藩戒煙和我們一般人戒煙一樣，經過了好幾次反複。其實，我們都知道，戒煙的最大敵人不是煙癮本身，而是自己的內心能否拒絕煙味的**。我們普通人戒煙往往失敗，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缺乏定力，缺乏恒心，曾國藩在這方麵強出一般人很多，所以他最終成就了一番事業，而我們隻能“泯然眾人矣”。
在戒煙的同時，曾國藩在戒除懶惰、戒除驕傲等方麵，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在同僚的眼中，曾國藩的道德修養水平已經能夠和倭仁媲美。良好的道德修養也使曾國藩在京城當中，獲得了極高的美譽度，這對於他未來事業的發展，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曾國藩不斷克己複禮，加強道德修養的同時，他的仕途也呈現出急劇上升的態勢。朝考過後，曾國藩是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5月，曾國藩在庶吉士散館考試中獲得二等第十九名，得到一個翰林院檢討的官職，從七品。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講，從五品。1847年7月，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從二品。麵對如此浩**皇恩，曾國藩有點得意忘形，他在家書中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
然而，曾國藩的好運氣才剛剛開始。1849年2月，清廷正式任命曾國藩為禮部右侍郎，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正二品大員。不久，曾國藩又兼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曾國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185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這樣，曾國藩一人身兼禮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五部的侍郎，除了戶部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他都要管。在漢人一直受到壓製的清朝，曾國藩能夠在朝廷的中樞掌握這麽多重要的權力，是非常罕見的。
當然，曾國藩的高升，離不開他的政治恩師穆彰阿的提攜。關於這一點，野史裏麵有著精彩的渲染。
話說這一天，身為首輔的穆彰阿隨侍在道光皇帝身邊。皇上看著穆彰阿，突然想起他經常推薦的那個被京城士大夫視為道德楷模的曾國藩來。他對穆彰阿說：“最近你經常推薦那個叫曾國藩的漢人，他到底有什麽本事，能令你這麽折服？說來給朕聽聽。”
穆彰阿沒料到皇上會突然問這個，有點緊張。要是在平時讓他說曾國藩的好處，他能說出幾百條來，但這時，他卻一條也說不出來了。他想了想，曾國藩讀書多，記憶力一定不差，所以隨口應了一句：“曾國藩記性很好，過目不忘。”
皇上聽完，點頭表示認可，說：“你回去跟曾國藩說，朕明天在南書房單獨召見他，叫他好生準備著。”
穆彰阿聽罷，知道這是皇上準備重用曾國藩的信號。他打心底裏替曾國藩這個自己最看重的門生高興。當他回到府邸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將曾國藩請了過來。
敘禮完畢後，穆彰阿高興地對曾國藩說：“滌生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皇上跟我說了，他明天要在南書房單獨召見你。這可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啊，你一定得把握好。對了，我跟皇上說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記性很好，過目不忘。當時我也是急了，隻說了這一條。你回去後，好好地將經書溫習一遍，免得明天被皇上問倒。”
曾國藩聽罷，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皇上要重用自己，隻要明天的召對不出什麽紕漏，以後的錦繡前程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但問題是，穆彰阿說他最大的本事是過目不忘。這讓曾國藩很擔憂，因為清朝的皇帝都是文化素養很高的，臣子被皇帝問倒是常事，若是明天曾國藩也被問倒，那麽不光曾國藩會被皇帝遺棄，就連穆彰阿也得承擔舉薦失察的罪責。
曾國藩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府邸。為了充分準備，他把經書全都搬了出來，希望臨時抱佛腳能起點作用。然而，無論他怎麽努力，還是背不流利。這天晚上，他一直擔心明天的事情，居然徹底未眠。
第二年，因為失眠雙眼紅腫的曾國藩跟隨太監，進了南書房。曾國藩的心情還是很忐忑，生怕今天的召對會出問題。等了許久，太監還是沒有進來告知他皇上駕臨。焦急的他在書房內來回地踱著小步。
難道皇上改變初衷，不準備重要自己了？曾國藩一次又一次地在心裏這樣質疑自己。
足足一個鍾頭後，太監進來告訴曾國藩說：“曾大人，皇上臨時有事，今天就不召見您了。明天再召見。”
曾國藩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從皇宮中出來後，他立馬趕往穆彰阿府邸，將此事告知穆彰阿。
穆彰阿的官場經驗以及對皇上的了解程度都要遠遠超出曾國藩，他一下就看出了事情的奧妙。他問曾國藩：“你剛才留意了南書房的擺設，特別是牆上的字畫嗎？”
尚未精通做官之道的曾國藩搖搖頭說：“我一直在等皇上召見，無暇顧及這些。”
穆彰阿深深地歎了口氣，說：“機緣可惜。”深思了一會之後，他又對曾國藩說：“滌生，你這樣做，包四百兩銀子送給剛剛帶領你的那位公公，求他將今天南書房牆壁上掛的畫以及畫上的字全都告訴你。我之前跟皇上說你過目不忘，我估計皇帝就是要以這些畫作來考你。這是 皇上慣用的方式。”
曾國藩一聽，這才恍然大悟，趕緊辭別穆彰阿，拿出四百兩白銀送給那位公公。那位公公得了銀子，喜笑顏開，當即將畫作的內容全部透露，還告訴了曾國藩一些召對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曾國藩忐忑了一天的心，到這時終於平靜了下來。有了太監透露的這些消息，曾國藩覺得，自己已經有足夠的把握可以應付明天的召對。於是，他美滋滋地睡了一晚，第二天精神抖擻地前往南書房見皇上。
皇上看到曾國藩這副龍馬精神的樣子，很是喜歡。誇獎了曾國藩幾句後，皇上果然問起了昨天牆上所掛畫作的內容。曾國藩已經做了充分準備，因此對答如流。
道光皇帝見狀，非常高興，道：“果然過目不忘，名不虛傳！你才能如此出眾，理應升官！穆彰阿薦賢有功，該賞!”
就這樣，在穆彰阿的幫助下，曾國藩得到了皇上的青睞，短短幾年之間，就升為二品大員，身兼五部侍郎，迅速成為了一名星光閃耀的政治明星。
除了成為京城中人盡皆知的道德聖人、仕途一帆風順位列二品大員之外，曾國藩在1840年至1852年這段時間內，最大的收獲就是拓展了自己的人脈，他在這一時期認識的許多重要對於他日後的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江忠源、李鴻章、羅澤南三位。
江忠源，湖南新寧人。1812年生，小曾國藩一歲，與左宗棠、胡林翼同齡。江忠源出生在一個比較貧寒的讀書人家庭。在父親的嚴厲督促下，江忠源學習勤奮，很小的時候就能寫一手好文章，十五歲就中了秀才，比曾國藩早了許多年。
江忠源的個性和曾國藩不一樣，他比較愛玩，不會克製欲望，嫖賭逍遙樣樣精通。即便如此，他還是在二十五歲那年中了舉人。他是自清朝開國以來，新寧縣開天辟地的第一個舉人。
承載著全縣人民的極大期望，江忠源來到京城參加會試。然而，他並沒有像曾國藩那樣考中。此後，他便長期居住在京城。
京城的士大夫都知道江忠源是一個生活很不檢點的人，都不願意和他來往。但江忠源生性豪爽，喜歡幫助人。這樣過了幾年以後，他終於漸漸融入了京城讀書人的圈子。也就是在這時候，他認識了曾國藩的好朋友郭嵩燾。
在郭嵩燾的引見之下，曾國藩和江忠源這兩個日後湘軍的重要創始人終於見麵了。在此之前，兩人都知道對方的名字，並且相互欽佩。江忠源覺得曾國藩能夠克製欲望，做道德君子，確實不簡單，因為他自己最不懂克製。曾國藩覺得江忠源有豪傑的個性，雖然暫時困頓但前途不可限量。
曾國藩知道江忠源愛玩，不喜歡大道理，所以他第一次見到江忠源的時候，隻和他談市井瑣事，絲毫沒有切磋學問和討論國事。這令江忠源感到很舒坦，他從曾國藩的話語當中感受到了一顆真心。漸漸地，他產生了拜曾國藩為師的想法，他決心戒賭戒嫖，和曾國藩一樣，做道德聖人。
兩人相見恨晚，足足談了三個鍾頭，還是意猶未盡。直到夜幕降臨，江忠源才起身告辭。
目送著江忠源漸漸遠去的身影，曾國藩對一旁的郭嵩燾說：“江忠源這個人，是百年難的一見的人才，京城當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這個人，以後肯定會做成大事，也會揚名天下。但是，像他這種把義氣看得太重的人，往往不會有好結局。我擔心他最終會因為太過講求義氣而喪命。”
郭嵩燾是一個沒有什麽心思的人，他突然聽到曾國藩說出這麽一句非常深沉的話，感到非常的驚愕，道：“滌生兄何出此言？”
曾國藩道：“他的言行，像青天白日一樣明朗，毫不掩飾，將來必成大器。”
江忠源的直爽，正是曾國藩這些所謂的道德君子所缺乏的品質。曾國藩在江忠源身上看到的不是缺點，而是優點。這種看人的獨到眼光，使曾國藩最終收服了江忠源這個曾經離經叛道的書生。
與做了京官喜歡高高在上的曾國藩不同，江忠源同社會基層接觸比較密切，對於社會發展的動向，他有著深刻的洞察。
鴉片戰爭以後，社會危機四伏，湖南到處都是會黨，蠢蠢欲動，叢莽之間彌漫著造反的氛圍。對此，江忠源深有感觸，他預感到巨大的動亂即將來臨。
麵對這一形勢，江忠源產生了興辦團練的想法。他對曾國藩說，他的家鄉新寧是個動亂之源，他要回家借鑒戚繼光的練兵方法團練鄉人，依靠民間武裝來保衛桑梓。
曾國藩非常支持江忠源的想法，他認為江忠源定力不夠，很難考上進士，與其留在京城考試，還不如回新寧興辦團練，做一番大事業。
就這樣，江忠源告別了客居八年的京師，返回會黨四伏的新寧。在這裏，他除了督促弟弟讀書之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鑽研兵法、團練鄉民上。
1847年，一個名叫雷再浩的新寧瑤族人聚眾鬧事，江忠源率領他的民兵隊奔赴戰場，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將雷再浩起義鎮壓下去，取得了他一生中初次的軍事勝利。江忠源的這些初步的軍事實踐，為日後曾國藩創建湘軍，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與江忠源一樣，李鴻章也是曾國藩在茫茫人海當中識拔出來的一位重要人才。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1823年生，小曾國藩十二歲。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曾國藩的同年，李家因此和曾國藩結緣。李鴻章和他的哥哥李瀚章，以後都是依靠曾國藩而發跡。
1843年，李鴻章在父親的催促之下，來到人文薈萃的京城。不久之後，他就父親的介紹下，拜曾國藩為師，學習八股文技巧。
曾國藩非常喜歡才氣縱橫的李鴻章，將畢生所學全部教授給他。李鴻章因此順利地通過了第二年的順天府鄉試，年僅二十二歲就成了舉人。
1845年是恩科會試年。這次會試的主考官正是曾國藩。李鴻章參加了這次會試。他本以為自己憑著老師的照應，能夠一舉考中，但事與願違，此次的李鴻章落第了。
雖然落第，但曾國藩對李鴻章的評價絲毫沒有因此降低。他在看過李鴻章的會試文章之後對李文安說：“少荃（李鴻章，號少荃）真是天縱奇才，將來他的成就肯定會超過我。”
第一次參加會試沒有考中，李鴻章完全沒有氣餒，而是更加努力地學習。兩年後的會試，他如願以償，得中二甲第十三名進士，成了人人羨慕的翰林新秀。
1847年會試錄取榜單，是名副其實的龍虎榜。李鴻章的同年當中，有許多日後中國近代史上的牛人。其中的郭嵩燾、沈葆楨、李宗羲、李孟群等人日後都將成為曾國藩的重要幕僚或部將。
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後來也成了曾國藩的學生。起初，他們的父親李文安專心攻讀舉業，後來又長期擔任京官，無暇顧及家庭。李瀚章作為長子，挑起了家庭重擔，因此耽誤了學業，好幾次鄉試都以失敗告終。
1849年，李瀚章被選為拔貢生。拔貢是清代選拔人才的一種製度。每隔十二年，各省學政舉辦一次拔貢考試，考取的就叫拔貢生，可以去京城參加朝考。朝考成績很好的，可以得到官職，一般是外放當知縣。
李瀚章成為拔貢生後，進京參加朝考。有了李鴻章的成功經驗，李瀚章這次一到京城，也被父親拉去拜曾國藩為師。
或許真的是名師出高徒，李瀚章在1850的朝考當中，取得一等的好成績，不久之後就被外放到老師的家鄉湖南擔任知縣。日後的湘軍名將劉長佑也參加了這次朝考，但沒有考上。據野史記載，劉長佑是因為不屑曾國藩的提攜，不願意走後門，才被刷下來的。
之後，太平軍進入湖南，李瀚章積極參與防堵，因鎮守長沙戰略要地天心閣有功，獲得六品頂戴。不久，曾國藩奉命幫辦湖南團練事宜。李瀚章是他昔日的好學生，並且有著軍事經驗，自然成了曾國藩重用的對象。李瀚章從此以後成為湘軍中的重要人物，為湘軍籌措了大量糧餉，是名副其實的湘軍財神。
曾國藩雖然長期居住在京城，但對於家鄉的情況，他還是很關注的。他的幾個弟弟以及好朋友劉蓉，經常通過書信告訴他湘鄉以及湖南社會的最新動向。就是在這一過程中，曾國藩結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日後湘軍的精神教父羅澤南。
羅澤南，湖南湘鄉人。生於1807年，長曾國藩四歲。羅澤南家境貧寒，命運多舛。但他並不怨天尤人，而是選擇安貧樂道，以教書授館為生。
他所教授的學生當中，有很多是日後的湘軍名將，如王錱、李續賓、李續宜等等。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曾國荃、曾國華也是羅澤南的弟子。
羅澤南的主要成就在理學上。他的理學思想，和曾國藩一樣深受唐鑒的影響。羅澤南非常主張“靜”，曾根據《大學》“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一句，總結出一句名言“亂極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他的理學思想對日後湘軍“以靜製動”戰略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曾國藩與羅澤南的交往，開始於1844年。當時，羅澤南在長沙設館教學，曾國華、曾國荃兄弟想要前去附讀，寫信給曾國藩，跟他商量此事。曾國藩欣然同意，回信稱“羅羅山（羅澤南號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佩，惜不能會麵暢談。”可見，曾國藩對羅澤南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就這樣，曾國華、曾國荃兄弟成了羅澤南的弟子。
除了通過兩位弟弟了解羅澤南外，曾國藩還通過好朋友劉蓉與羅澤南取得聯係。劉蓉既是曾國藩的好朋友，也是羅澤南的好朋友，在兩人交往過程中起著重要的線人作用。
曾國藩與羅澤南關係的上升是因為一樁婚事。當時，曾國藩接連升職，很多人都想跟曾國藩攀親。其中包括常大淳和賀長齡。
常大淳是衡州人，是當時湖南比較少的大官。他很看重曾國藩，期初他想把孫女嫁給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後來又想把女兒嫁給曾紀澤。但曾國藩覺得常大淳的兒子常豫是典型的公子哥，怕結下這門親之後，曾家也沾染常家的官宦習氣，不同意這門婚事。
常家提兩次親都被拒絕，但這絲毫沒有阻擋住其他想要攀親的人的腳步。當時，羅澤南在賀長齡家做家庭教師。賀長齡是湖南善化人，曾任貴州巡撫、雲貴總督等職，是當時湖南經世致用學風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賀長齡得知曾國藩非常看重羅澤南，便請羅澤南做媒，想要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曾紀澤。
當初，曾國藩剛到京城後不久，經濟非常拮據，甚至沒錢過年。賀長齡慷慨地送給他三十兩白銀。可以說，賀長齡是有恩於曾國藩的。而且，當時的賀長齡是湖南讀書人非常尊重的人物。照這麽說，曾國藩應該立馬答應婚事才對，然而曾國藩沒有這麽做。
曾國藩拒絕的理由是輩分不合。當初，左宗棠的女兒和陶澍的兒子定親的時候，曾國藩就曾譏笑左宗棠錯亂輩分。現在讓他曾國藩做同樣的事情，他當然不能同意。
然而，曾國藩不好直接回信拒絕，他委托兩位弟弟向羅澤南表達他的意思。就在此時，賀長齡繞過曾國藩，托人和在湘鄉老家的曾麟書取得了聯係。曾麟書比較尊重賀長齡，答應了這門親事。
得知這一消息後的曾國藩，也隻好同意婚事。然而，事情後來又出了變故。曾國藩的妻子歐陽夫人得知賀長齡的這個女兒不是嫡妻所生，不太願意成就這門婚事。
古代的大官，三妻六妾很正常。一般而言，嫡妻是來自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從小家教好，懂禮儀，溫柔敦厚，而小妾則往往來路不明，或者是小戶人家的女孩，從小沒什麽家教，行為粗鄙，喜歡攻心鬥角，僅僅依靠容貌取悅丈夫。小妾的女兒在親生母親的培養下長大，往往沒有什麽教養。所以，歐陽夫人認為，這個賀家小姐如果過門，很可能會帶壞曾家的風氣，這種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曾國藩被歐陽夫人說動，寫信給父親說要取消這門親事，結果被曾麟書痛罵一通。曾麟書比較尊重賀長齡，而且當時他是湘鄉有頭有臉的鄉紳，也不能作出出爾反爾的事情來，所以他堅決反對取消親事。
曾國藩向來比較孝順，所以最終他沒有違拗父親的意願，說動歐陽夫人同意了這麽婚事。這樁親事成了，作為媒人的羅澤南和曾國藩一家的關係，那當然也就上了一個台階。這種關係的日益密切，對於日後湘軍的創建來說，實在是太關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