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妥協≠投降：曾國藩與天津教案
1868年9月，清廷調曾國藩北上任直隸總督，空出來的兩江總督職位由閩浙總督馬新貽繼任。此時距離曾國藩“剿撚”失敗回到江寧，還不到一年半時間。清廷似乎很不體恤這位將近六旬的老臣，老是命他跑來跑去，容不得他休息半刻。
1868年底，曾國藩來到京城。十六年前，他滿懷期望離開京城，前往江西擔任鄉試主考官。當時，他或許做夢都沒想到，他將與這座千年古都別離整整十六年。當年朝氣蓬勃、意氣風發的他，如今已經兩鬢斑白、老態龍鍾。北京依舊是當年的北京，大清依舊是當年的大清，但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個曾國藩了。
慈禧太後接見了這位再造大清的功臣。這本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對話，然而慈禧太後似乎全然沒有準備，她問的好幾個問題都顯得太過幼稚。
“你出京多少年？”“你帶兵多少年？”“你從前在禮部？”“在部幾年？”“曾國荃是你胞弟？”“你兄弟幾個？”短短十幾分鍾的對話，慈禧太後問的大多是這種毫無意義的問題。曾國藩的這些背景資料，她本可以在事前就弄清楚的，但她並沒有做這方麵的準備。
本來，曾國藩對慈禧太後是充滿希望的，然而這次會麵令他感到非常失望。在他的眼裏，慈禧太後缺乏執掌一個有著四萬萬人口的大國的能力。更令曾國藩傷心的是，慈禧太後根本就不重視他，對他的基本情況一無所知。
第二天，慈禧太後又接見了曾國藩，向他問及製造輪船的事。這次，兩人都隻說了寥寥幾句話。
到了第三天，慈禧太後終於做足了準備，這次她問了曾國藩不少問題，總算是有些章法了。
慈禧太後問曾國藩：“你在外麵這麽多年，見到的良將多嗎？”
曾國藩回答說：“良將倒也不少。陸師方麵，多隆阿就是極好的，有勇有謀，可惜天不假年。鮑超很好，可惜謀略不足。塔齊布、羅澤南，都是很好的，可惜英年早逝。目前最好的將領是劉鬆山和劉銘傳。水師方麵，楊嶽斌不錯，可惜疾病纏身。黃翼升、李朝斌，都是二流將才，和楊嶽斌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的。”
曾國藩提到了楊嶽斌，卻沒提及彭玉麟，這是有深意的。當時，彭玉麟已經準備回鄉長期隱居，不再出來做官。所以，曾國藩沒有提及他。
慈禧太後又問：“直隸護衛著京城，非常重要，但是兵力空虛。你到任以後，要好好練兵。直隸的吏治很鬆弛，你到任之後，要好好整頓。”
曾國藩回答說：“微臣知道直隸的重要性。天津、大沽口尤其重要。現在雖說和列強議和了，但仍需防備他們。微臣到任之後，首先練兵，然後整頓吏治。”
這次對話，慈禧太後總算和曾國藩多說了幾句，其中有幾句還算比較重要。
到了第四天，曾國藩依舊受到慈禧太後的接見。兩人談論的主要話題，依舊是直隸練兵的事。慈禧太後說：“直隸很不安寧，需要練兵才能彈壓得住。洋人也是要防備的。”
曾國藩深表讚同，說：“天津、大沽口都是要設防的。上海、廣東沿海，也是要設防的。”
慈禧太後又說：“外省的督撫，現在有談及海防的嗎？”
曾國藩回答說：“最近幾年，長毛、撚子鬧得很凶，大家都把抵禦洋人的事，放到一邊沒怎麽管了。”
慈禧太後一聽，深深地歎了一口氣，說：“這是一件大事，一直沒有辦，真是令人擔憂。”
曾國藩說：“沒有比這更大的事了。洋人是不講道義的，說翻臉就翻臉。中國必須練兵防備他們。哪怕一百年不打仗，也要練兵防備他們。”
慈禧太後點點頭說：“說得好。這些列強，相互之間也是有矛盾的。然而，一旦它們中的某國與中國發生衝突，它們就會立馬聯合成一個整體來對付中國。真是可惡！”
曾國藩深表讚同，說：“太後所言甚是。中國與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國開戰，它們十幾個國家就會聯合起來對付中國。所以，我們雖然練兵，卻不能主動挑起戰端。即便發生衝突，也要避免開戰。”
以前的不少曆史學家給慈禧太後、曾國藩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簽，然而從他們的這次對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充滿愛國熱忱的慈禧太後和曾國藩。曾國藩的外交思想，也在這次對話中得以展現。之後他奉命處理天津教案，就是按照這一思想行事的。
不久之後，曾國藩前往保定就任直隸總督。一年多後，天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當時，外國傳教士在天津開辦育嬰堂，收養流浪兒童。1870年夏天，天氣炎熱，育嬰堂中有不少嬰兒患病而亡。這時候，社會上開始流傳一個謠言，說那些外國人開辦育嬰堂，是為了綁架殺害中國無辜兒童，用他們的屍體做藥材。這種說法顯然是荒誕不經的，但中國老百姓曆來喜歡跟風，所以這個謠言流傳很廣。不少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加入到了反洋教的行列中。
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回教堂的路上，他又與天津知縣劉傑就反洋教一事展開爭論。兩人意見不合，越吵越烈。許多老百姓前來圍觀。
崇厚爭辯不過，一怒之下拔槍射擊，擊傷劉傑的遠房侄子劉七。圍觀的群眾見外國人當街開槍，打傷中國人，都挺義憤填膺。有幾個膽大的衝上去，將豐大業拉下轎子毆打。後麵的群眾也跟了上去。豐大業和他的秘書西蒙，就這樣當場被打死。
群眾的怒火一旦被點燃，就很難澆滅。他們衝進育嬰堂和教堂，看見信教的人就打。十三名法國人、三名俄國人、兩名比利時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愛爾蘭人在衝突中被打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在天津教案之前，清朝已經發生過好幾起教案。之所以會發生教案，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天主教是一個包容性很差的宗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一樣，它排斥其他信仰，這就難免要與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發生衝突，最終引發各種教案。
其次，教案的頻發也與當時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盲目排外心理有關。不僅一般的老百姓盲目排外，在中央政府中，也有一個盲目排外的團體。這個團體以醇親王奕譞為首，以李鴻藻等清流幹將為骨幹，勢力非常大。
早在1869年初，曾國藩還在京城的時候，醇親王奕譞就曾擬過一道折子，闡述他的外交策略。在這道折子中，醇親王提出了六條抵禦洋人的策略。其中第三條就是“請令督撫激勵紳民打毀天主堂”。 醇親王的這道折子，與天津教案的爆發有著必然的聯係。
當時，醇親王請曾國藩領銜上這道折子。曾國藩連忙推托，醇親王也沒有勉強。雖然沒有領銜，但曾國藩為了避免得罪醇親王，還是在那道折子上簽上了他的名字。曾國藩的不抗爭，助長了盲目排外勢力的發展。
法國政府得知天津發生教案，十三名法國人在衝突中喪命的消息後，揚言報複中國。中國的老百姓並不懼怕法國的報複，主戰的呼聲非常強烈。京城中，醇親王、李鴻藻等主戰派也積極行動，製造開戰的氣勢。戰爭似乎一觸即發。
然而，慈禧太後並不想打仗。她很清楚，剛剛從長期戰亂中恢複過來的中國，還沒有實力與歐美列強較量。她命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理教案。在給曾國藩的諭旨中，她要求曾國藩“持平辦理”、“順輿情而顧大局”。
慈禧太後是個很有心計的女人，雖然從天津教案爆發之初，她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露自己的真實意圖，以免遭來罵名。
在給曾國藩的諭旨中，她將“順輿情”與“顧大局”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其實，她何嚐不知道，要“順輿情”，就不可能“顧大局”，要“顧大局”，就不能“順輿情”。她故意下這麽一道充滿矛盾的命令，就是為了將議和的責任全部推到曾國藩身上。
慈禧太後的心思，曾國藩是非常清楚的。曾國藩明白，為了保護慈禧太後的聲譽，他必須去背這個黑鍋。他預感到，他花費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聲譽，很可能在這次議和中毀於一旦。
在前往天津之前，曾國藩在保定衙署中留下了一份遺囑。在這份遺囑中，曾國藩反複闡述勤、儉、孝友、不忮、不求等居家處世的基本原則，他希望曾紀澤、曾紀鴻兄弟在他去世之後仍能保持良好的家風，使曾家興旺發達下去。留下這份遺囑後，曾國藩覺得輕鬆多了。他覺得，即便他的身軀與聲譽在天津一起毀滅，他也不會再有任何遺憾。
抱著“拚將一死報君王”的氣概，曾國藩來到了天津，開始審查教案。十多天後，他把審查的結果整理成一道奏折，即《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上報給清廷。
在這份奏折中，曾國藩認為，社會上流傳的那個謠言，說什麽育嬰堂綁架殺害中國兒童，用屍體做藥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在這次外交談判中，中國理虧，需要做出讓步，才能達成和議。
緊接著，曾國藩提出了他的教案處置意見。曾國藩認為，按照一命償一命的原則，中國需要殺十幾個人才能令列強滿意。同時，曾國藩請求清廷調兵進入天津附近，彈壓當地的反洋教群眾。
曾國藩雖然認為中國理虧，但他同時提出天主教有許多容易引起懷疑的地方，正是這些值得懷疑的地方，導致了謠言的產生，並進而導致了教案的發生。所以，曾國藩認為，天主教本身是有一些問題的，中國老百姓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情有可原的。
慈禧太後收到曾國藩的奏章後，召集大臣展開討論。以醇親王為首的主戰派對曾國藩非常不滿，要求慈禧太後嚴厲譴責曾國藩，促使他在談判過程中強硬一點。以恭親王為首的主和派則認為曾國藩的處置辦法非常妥當，建議慈禧太後采納。
兩派相互責難，但誰也說服不了誰。大家都等待著慈禧太後做最終的決定，然而慈禧太後卻並沒有表達明確的意見。在給曾國藩的諭旨中，慈禧太後下達的還是一道矛盾的命令：“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慈禧太後又一次把難題拋給了曾國藩。
緊接著，慈禧太後將曾國藩那道奏折中談及天主教值得懷疑的地方刪去，然後將刪改後的奏折公之於眾。曾國藩的原折並不算賣國，但是經過刪改後的這道奏折，就有點賣國的嫌疑了。這樣，在那些主張盲目排外的人眼中，曾國藩成了不折不扣的賣國賊。各種批評、指責、謾罵的聲音，令曾國藩感到萬分悲涼。雖然他早就料到會有這麽一天，但當這一天真正到來的時候，他還是難以承受。
曾國藩曾經是多少湖南人崇拜的對象，而這一刻，連湖南老鄉也要徹底拋棄他了。在北京湖南會館，曾國藩的官爵匾額全部被擊毀。緊接著，湖南會館將他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
向來主張對外強硬的左宗棠也加入到指責曾國藩的隊伍中。他認為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懲辦無辜百姓以及府縣官吏，並建議朝廷加緊調集軍隊，以應對法國的軍事挑釁。
就連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也認為曾國藩以命償命的處置辦法完全不可理解。他認為曾國藩優柔寡斷，才能平庸，對世界一無所知，根本無法勝任外交工作。中國人把希望寄托在這樣一個“老古董”身上，真是莫大的悲哀。
在舉國上下一片反對的聲浪中，也有少數人發表了支持曾國藩的言論。郭嵩燾就是其中一位。
郭嵩燾一直主張與列強和平共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侵略者要求進京換約，鹹豐皇帝對此束手無策，顧慮重重。麵對這種情形，一向好勝的僧格林沁主張以武力對抗侵略者。郭嵩燾對此表示堅決的反對，他認為與列強開戰，即便僥幸獲勝，也難以使列強屈服，最終的結局必然是兵連禍結，國無寧日。僧格林沁沒有聽從郭嵩燾的建議，最終遭遇慘敗。
天津教案發生後，舉國上下都指責曾國藩賣國，但郭嵩燾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郭嵩燾認為，在對外交涉中，最重要的就是嚴格遵守條約，與列強和平共處，避免動武。一般的老百姓沒有見識，仇視洋人，情有可原。但作為官吏，必須因勢利導，不能做那些不負責任的事情，更不能有意煽動老百姓仇視洋人。
郭嵩燾覺得，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的行為是完全正確的。人們之所以詆毀曾國藩，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當局者的困楚，不明白實情，對中國的事情不負責任。他在給友人的書信和日記當中，多次談到這個問題，替曾國藩鳴不平。
國人的不理解乃至謾罵，對於曾國藩來說，是沉重打擊。他原本就患有很嚴重的肝病，此番遭受重大打擊之後，病情更加惡化了。他的右眼幾乎全瞎了，左眼也隻剩下一點點餘光。這樣的一個人，確實如赫德所說，完全不能勝任外交工作。曾國藩也很清楚這一點，於是他在奏請朝廷命淮軍做好戰爭準備的同時，奏請將當時的江蘇巡撫丁日昌調來天津協助他處理教案。清廷答應了曾國藩的要求。
丁日昌自接到朝廷諭旨，立即做好動身準備，並先行上奏發表自己對天津教案的意見。丁日昌認為，中國應該做好戰爭準備，否則會失去更多的利權。進而，他提醒最高統治者，不要為輿論所左右而在和戰問題上動搖不定。
當得知丁日昌即將來天津的消息後，曾國藩的精神有所好轉。8月20日，丁日昌日夜兼程抵達天津，立即與曾國藩等人會商辦案方針。丁日昌認為，在嚴格要求天津府縣捉拿凶犯的同時，應該盡量做到“虛抵多而實抵少”，即判軍流徒刑的應該多一些，判正法的要少一些，決不接受列強提出的對天津府縣官予以正法的要求。
此後20多天時間裏，曾國藩與丁日昌幾乎無日不在一起會商天津教案。至9月中旬，教案的辦理終於有了些許眉目，準備處決的人犯名單基本上都已經出來了。
此前，由於兩江總督馬新貽在江寧被刺客刺殺，清廷命曾國藩前往江寧，再次擔任兩江總督。空出來的直隸總督職位，由湖廣總督李鴻章接任，天津教案的後續工作，也由李鴻章來完成。
李鴻章來到天津後，前來拜見曾國藩。沒等李鴻章開口，曾國藩便問他：“少荃(李鴻章字)，你現在到了天津，這裏是中國外交最重要的場所。現在，中國國勢衰落，歐美列強時刻都想聯合起來欺負中國。如何正確利用外交手段避免被欺負，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處理不當，小小的失誤，便會給國家帶來滅頂之災。你現在和洋人打交道，將采取怎樣的辦法呢？”
李鴻章謙虛地說：“學生正是為了此事來請教老師您的。”
曾國藩說：“你既然來到了這裏，就肯定有主意了。說給我聽聽。”
李鴻章說：“學生也沒有什麽好主意。我想，與洋人打交道，不管他們怎麽要挾，我隻需用‘痞子腔’，便可穩操勝券。”所謂“痞子腔”，是李鴻章家鄉的一種俗語，即油腔滑調的意思。
曾國藩聽完，沉默著以五指捋須，過了好半天才慢慢開口說話：“哦，‘痞子腔’，‘痞子腔’是怎樣的，你試著說給我聽聽。”
李鴻章見曾國藩並不讚同他的看法，連忙轉換口氣，說：“學生信口胡說，錯了，還請老師指教。”
曾國藩眯著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來，好久才抬起眼來看著李鴻章說：“照我看來，最關鍵的還是一個‘誠’字。唯有誠實，可以打動洋人。聖人說，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是斷然不會有錯的。中國國力衰敗，再怎麽裝腔作勢，也是騙不過洋人的。以誠相待，雖然占不到什麽便宜，但也不至於吃大虧。你看這樣是不是比你說的那個‘痞子腔’要好一些呢？”
曾國藩的這番話，說得李鴻章麵紅耳赤。這時候的李鴻章，或許還不能完全理解曾國藩的這番話。隨著他的外交經驗的增加，他越來越感覺到曾國藩的這些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李鴻章後來回憶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我隻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洋人相對付，果然沒有差錯，而且有很大的收獲。”
曾國藩向李鴻章交接完相關事務後，前往京城向慈禧太後匯報天津教案的處置情況。之後，他將長途跋涉，前往江寧，再次擔任兩江總督。
李鴻章對於天津教案的處置，與曾國藩幾乎差不多。唯一的變化是償命的中國人數由二十人減少到十六人。這並不是李鴻章爭取的結果。俄國人主動提出不要中國人償命，所以人數減少了四人。李鴻章隻是撿了個便宜，卻獲得了不少中國人的讚許。不少人覺得，他比曾國藩厲害許多。不過，李鴻章本人，肯定不會認為的。
很多曆史學家認為曾國藩在辦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太過軟弱，有損中國的國家利益。其實，這種看法是對曾國藩的苛求。在當時的情形下，天津教案除了像曾國藩這樣處理以外，別無更好的處置辦法。開戰是不可能的，且不說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什麽海軍，法國可以隨便在中國沿海找尋攻擊地點，陸路上，淮軍能夠抵擋得住法軍的進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光從財政的角度考慮，清廷就不敢打這一仗。
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及各地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清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軍費，並且隨著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這種軍需支出日益增加而無休止。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得清政府的財政十分拮據。這種局麵一直持續到1878年新疆軍事結束後。
清朝盛世時的中央財政是相當充裕的，銀庫常年有大量積存銀子，乾隆後期達到七千到八千萬兩的規模。嘉慶、道光時期，財政情況惡化，但國庫中仍有兩三千萬兩的存銀。
鹹豐朝最初的兩三年裏，太平軍剛剛起事，尚在流動之中，清政府的財政支出就相當驚人。國庫中的存銀基本上被花光。曾國藩創建湘軍，根本不能指望朝廷撥給軍餉，隻得自己籌餉。
此後，太平軍氣勢大漲，英法聯軍又殺入中國，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清政府的軍費開支遠遠超出了鹹豐朝最初的兩三年。清朝國庫存銀一直保持在幾十萬兩到一二百萬兩之間。可見，當時清王朝的中央財政，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清朝的財政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轉。但由於撚軍以及各路農民起義軍的存在，清廷每年依舊需要支出大筆軍餉。國庫存銀依舊很少，根本無法支撐一場和法國的戰爭。
天津教案發生的時候，撚軍雖然雖然已經被鎮壓，但仍然有好幾股規模比較大的起義軍，清廷每年的軍餉支出依舊很大。其中，陝甘的回民起義、貴州的苗民起義，都不是很容易就能鎮壓下去的。
總而言之，在1870年左右，清廷的財政是十分拮據的。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如果選擇開戰，那就是自尋死路。醇親王、李鴻藻這些主戰派，也就有那麽一點坐而論道的本事，真要他們上戰場，估計會比馬尾海戰中的張佩綸還跑得快。
在天津教案發生後不久，法國和德國之間爆發了普法戰爭。法軍在戰爭初期就連吃敗仗。1870年9月2日，法軍在色當遭遇慘敗，拿破侖三世率領十萬法軍投降德軍。當時，天津教案正在交涉中。於是，便有不少的曆史學家指責曾國藩沒有充分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在談判桌上為中國爭取更大的利益。也有人認為，清廷沒有利用這一機會向法軍開戰，是非常愚蠢的。其實，這兩種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
天津教案發生的時候，中國和歐洲並沒有直達的電報線路。按照當時的信息傳遞速度，中國要獲得來自歐洲的消息，需要將近一個月。所以，曾國藩得知普法開戰是在1870年8月，得知法軍在色當遭受慘敗是在1870年10月。這樣一來，普法戰爭的爆發留給曾國藩的斡旋空間並不大。
雖然曾國藩得知普法戰爭開戰的時候，正是天津教案談判的關鍵時期，但由於信息傳遞滯後，曾國藩不清楚普法戰爭的進行情況，所以他沒能很好地利用普法開戰這一重要時機壓製住法國方麵。當法軍戰敗的消息傳來時，天津教案的相關談判已經結束了。
其實，就是普法開戰本身，曾國藩也是不敢確信的。當時，交通和通信設施並不便捷，能夠操作電報的又是洋人。在這種情況下，對電線傳輸來的情報，中國方麵不可能毫無懷疑。曾國藩對於普法開戰這一消息，一直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這也是他不敢太過壓迫法國方麵的重要原因。
曾國藩在8月9日給恭親王奕的信中談及普法開戰說：“法國將與布國（指普魯士）開戰的消息，我這邊傳言很久了。如果法國真的與布國開戰，他們或許會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放棄對中國的侵略。然而，我又聽說法國皇帝年紀很大了，討厭無事生非，主張和平而反對戰爭。這樣看來，開戰的消息很可能是謠傳。總而言之，無論這一消息是真是假，我們都需要按照原有的計劃繼續談判，避免戰爭的爆發。電報傳來的消息、報紙上登載的消息，都不足以取信，我們不能因此就對法強硬，導致戰爭的爆發。”
曾國藩在這封信中描繪的拿破侖三世形象與拿破侖三世的真實形象有較大差別。曾國藩說拿破侖三世討厭無事生非。其實，拿破侖三世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由此可見，由於信息傳遞的滯後，曾國藩對於普法戰爭的真實情況，了解甚少。從曾國藩的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我們今天被當做確切消息來源的電報和報紙，在當時人看來，可信度極低。
實際上，不僅曾國藩等人不敢確信這一消息，就連外國人的辦的報紙，也懷疑這一消息的真實性。《上海新報》一篇題為《法布兩國信息》的報道中，作者先是聲稱法國公司輪船帶來的“開仗信息甚細”，繼而卻說消息“皆電報也，虛實未敢遽信”，要等到外國報紙送到之後，才能確認消息是否準確。所以說在那個年代，電報帶來的戰爭訊息往往令人真假莫辨。曾國藩采取懷疑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自然不敢過分地逼迫法國方麵。事實上，普法戰爭的爆發對於天津教案的影響相當小。這並不是曾國藩的過錯，通信水平低才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