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官進民退：曾國藩與兩淮鹽政改革
自九洑洲被太平軍占領後，淮鹽經長江運往長江中遊的通道被阻斷。後來，苗沛霖稱雄淮北，淮鹽經由陸路運往湖北的通道也被阻斷。淮鹽幾乎無法運往它原本的引地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這些省的食鹽市場逐漸被川鹽、粵鹽等占據。
淮鹽很難運出去，即便冒險運出去也很難銷售。一方麵，食鹽市場已經被物美價廉的川鹽、粵鹽等占據，淮鹽的需求量已經不大。另一方麵，湘軍到處設立厘卡，在繳納重稅之後淮鹽的價格肯定不低，在物美價廉的川鹽、粵鹽等麵前，毫無競爭力可言。淮鹽常年滯銷，兩江的財稅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人不敢運，洋人可不怕。他們的船隻可以自由通過太平軍重兵駐守的九洑洲，太平軍不敢惹他們。他們從不向沿途的湘軍厘卡繳納厘金。這樣一來，他們銷售的鹽價格很低，銷路比較旺盛。他們的這一做法，明顯違背了他們國家與清政府簽訂的相關條約中的相關規定。
中國的鹽商看到洋人運鹽發了大財，便和洋人商量，借用他們的船隻運鹽。洋人貪圖重利，自然願意充當這些商人的保護傘。於是，這些中國鹽商從鹽場引進淮鹽，裝上洋船，堂而皇之地通過九洑洲，運往上遊。他們仗著洋人的權勢，從不向湘軍設立的厘卡繳納厘金，因此鹽的銷售價格也很低，銷路也比較旺盛。
1860年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後，便著手整頓鹽務，但當時長江江麵仍有很長一段被太平軍控製，很多的工作無法開展。1861年湘軍攻克安慶，第二年又攻克金柱關，逐漸控製了除九洑洲以外的長江航道。曾國藩開始查禁洋人運鹽以及中國鹽商借用洋人船隻運鹽。
曾國藩的這一行為，自然遭到了洋商的拚命抵製。雙方矛盾衝突加劇，甚至差點引起外交糾紛。
1861年湘軍攻克安慶後不久，有一艘洋商船隻因為沒有繳納厘金，被湘軍扣押。船上的兩名洋人百般狡辯，還要求麵見曾國藩。曾國藩接見了他們，對他們說：“我已經行文總理衙門，相信總理衙門會召集各國公使商討，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來的。如果總理衙門說你們無須繳納厘金，那麽即便你們現在繳納了厘金，將來我們也是要退還的。如果總理衙門說你們必須繳納厘金，那麽即便我現在將你們放了，你們以後也得如數繳納厘金。”
湘軍扣船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英國水師提督派代理提督葛肋西以及李泰國的弟弟李華達駕駛兵輪從下遊開往安慶，將他的一封親筆信交給曾國藩。
曾國藩得知英國人駕駛兵輪前來，非常擔心他們會有更大的挑釁行為，甚至借此事為名，武裝侵略中國。
英國水師提督在信中要求曾國藩迅速將扣押的船隻及船上的人員釋放。麵對侵略者的武裝恐嚇，曾國藩不得不做出讓步。他寫信告知英國水師提督，如果查明被扣留的船隻確實是英國商船，而不是打著洋人旗號的中國商船，那就一定無條件釋放。
第二天，前來的送信的葛肋西、李華達兩人要求麵見曾國藩，當麵商討後續事宜，曾國藩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這可能是曾國藩與洋人最早的一次接觸。葛肋西按照西洋的禮節，脫下帽子表示尊敬，又伸出右手準備與曾國藩握手。曾國藩很討厭這些橫行霸道的洋人，不願按照他們的禮節行事，於是站起身來，按照中國的禮節，對著兩人做出拱手禮，然後重新端坐在座位上，弄得葛肋西好不尷尬。
葛肋西、李華達的氣焰非常囂張，武裝恐嚇的意味非常明顯，這激起了曾國藩的民族自尊心。事後，他對同他一起接待葛肋西、李華達的李鴻章、曾國荃兩人說：“洋鬼子在中國橫行霸道，中國卻沒有任何辦法抵禦，想起來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1863年，湘軍攻克九洑洲。不久之後，苗沛霖集團也灰飛煙滅。淮鹽運往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通道重新暢通。曾國藩開始著力整頓鹽政，以增加兩江的財稅收入。曾國藩的整頓鹽政，主要從兩方麵著手：一個是恢複淮鹽的傳統引地，比如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另一個是推行所謂的“保價整輪”政策，加強對淮鹽產銷的行政幹預。
1863年底，曾國藩就製定了一個《淮鹽運楚章程》，試圖將川鹽從湖北、湖南等地驅逐出去。該章程規定，對於運往湖北、湖南等地銷售的川鹽，每斤加收八文錢稅錢，五文歸兩淮鹽政，三文歸鄂湘督撫，以爭取兩湖方麵的支持。
然而，這一政策並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由於稅收加重，很多四川鹽商選擇躲避厘卡販運，而政府又沒有那麽多的精力去仔細查禁，最終導致兩湖的鹽稅收入大為減少。鄂湘兩省的督撫當然不希望出現這種局麵，於是他們出麵抵製曾國藩的新政策。曾國藩第一次試圖收複淮鹽引地的努力也就付諸東流。
到了1868年底，第二次出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再次試圖收複淮鹽引地。他在給朝廷的上奏中說，湖北、湖南兩省是淮鹽的重要引地，川鹽行楚之前，淮鹽鹽課十分之六都是湖北、湖南兩省創造。能否收複湖北、湖南兩省的引地，關係到兩淮鹽政改革的成敗。
曾國藩又說，自川鹽行楚以來，四川鹽商經常躲避厘卡販運，真正繳納厘金的不足一半，國家的財政收入遭受巨大的損失。兩湖的督撫們，不是不知道這些弊端，但他們都不願意舍棄川鹽行楚給兩省財政帶來的巨大利益，因此暗地裏抵製淮鹽入境。
曾國藩接著說，川鹽在運道、鹽色、籌運以及銷路等方麵，都比淮鹽有優勢。如果朝廷不采取斷然措施，禁止川鹽行楚，那麽淮鹽就不可能銷售出去，兩淮鹽政改革也就不可能成功，以往作為國家財政重要組成部分的兩淮鹽課也將不複存在。
清廷收到曾國藩的奏章後，命湖廣總督李鴻章、四川總督吳棠等相關人員上奏會議這件大事。
之前就與曾國藩矛盾重重的李鴻章在這件事情上，依舊站在曾國藩的對立麵。李鴻章上奏稱，川鹽行楚不能立即禁止。
李鴻章說，他在同治四、五年擔任代理兩江總督期間，也曾主張恢複淮鹽的傳統引地湖北、湖南等。然而，當他來到湖北就任湖廣總督後，才發現事情非常的複雜。如果立即禁止川鹽行楚，將會對湖北的食鹽販銷造成致命的打擊。
李鴻章接著說，如果禁止川鹽行楚，與之相關的數萬工人都將失業，將會對社會安定造成極大的威脅。湖北每年從川鹽行楚中抽取的厘金收入，超過一百萬兩。川鹽由於失去了傳統引地雲南、貴州，隻能銷往湖北，否則就會大量積壓。四川省財政每年從川鹽行楚中獲得的收入，也在七十萬兩以上。一旦禁止川鹽行楚，兩省的財稅收入都將大為減少，各種協餉、京餉、軍餉都會沒有著落，局麵勢必會大亂。
最後，李鴻章拿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那就是在湖北設立一個配銷局，負責對銷往湖北的食鹽進行分配，其中川鹽占八成，淮鹽占兩成。以後可以逐漸加大淮鹽的銷售比重，直到恢複戰爭前的狀態。
李鴻章的這個“八二配銷”的辦法得到了清廷的同意。與此同時，四川總督吳棠也表示，既然湖北方麵拿出了這個“八二配銷”的辦法，那就不妨試一試。麵對這種形勢，曾國藩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主張，同意按照李鴻章的辦法行事。
這樣一來，“八二配銷”的方案暫時得到了各方麵的認可，很快便在湖北實行了。然而，這一方案僅僅實行了一年多，曾國藩就發現有點不對勁了。
1870年，曾國藩再次出任兩江總督，整頓兩淮鹽政依舊是他的重點工作。他發現，雖然湖北方麵在荊州設立了配銷局，但淮鹽銷售的引數不到川鹽的三分之一，並且川鹽每引的斤數要大大超出淮鹽，所以淮鹽名義上是占兩成，其實一成都沒占到。
於是，曾國藩又向朝廷上奏，試圖改變配銷的比例。曾國藩說，即使不能立馬禁止川鹽行楚，也應該使淮鹽在湖北的銷售比重大於川鹽，或者淮鹽占八成，川鹽占兩成，或者淮鹽占七成，川鹽占三成，都是可以的。但川鹽的銷售比重絕對不能超過四成。不這麽做，兩淮鹽政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曾國藩又說，事情的關鍵取決於湖廣總督的態度。如果湖廣總督向著川鹽，川鹽的銷售就會旺盛；如果湖廣總督向著淮鹽，淮鹽的銷售就會旺盛。湖廣總督應該以大局為重，舍棄川鹽行楚可能給湖北帶來的那點小利益，為淮鹽的重新振興做出努力。隻要湖廣總督切實地占到淮鹽這邊來，兩淮鹽政願意補償湖北財政因此而減少的收入。
曾國藩的言下之意，是在埋怨前任湖廣總督李鴻章。這時候的李鴻章，已經調任直隸總督。接替他擔任湖廣總督的，是他的哥哥李瀚章。
李瀚章和李鴻章一樣，在抵製川鹽行楚一事上陽奉陰違，所以，曾國藩的改革政策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貫徹。隨著時間的推移，曾國藩越來越感覺到，這種配銷的方式是不行的，必須劃分區域銷售，奪回部分淮鹽引地。
在曾國藩的運作下，湖廣總督李瀚章、四川總督吳棠、湖南巡撫王文韶終於同意支持他的想法，在湖北實施劃區域銷售。1872年初，他們聯名上奏，請求清廷同意他們的新辦法。
曾國藩在奏折中說，由於川鹽行楚，淮鹽的銷售非常困難。川鹽色白味鹹，質量較淮鹽好。另外，川鹽運往湖北是順流而下，不僅路程短而且運輸很容易，所以價格很便宜，而淮鹽運往湖北是逆流而上，路程遠，運輸也困難，所以價格很高。這樣一來，老百姓自然會購買味美價廉的川鹽，而不會選擇淮鹽。所以，川鹽行楚雖然是違反常規的事情，但一時半會想要徹底禁止，是很難做到的。為今之計，隻能采取劃區域銷售的辦法，將來時機成熟了再徹底禁止川鹽行楚。
曾國藩說，經過他和湖北、湖北兩省的督撫反複商量，最終決定將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劃為淮鹽銷售區域，川鹽不能在這些地方銷售，將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劃為川鹽銷售區域，淮鹽可以這些地方設點零售。
曾國藩又提議撤銷一些行政機構。之前所設立的配銷局，作用不大，予以撤銷。湖北省因川鹽行楚，而在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也就是湖北淮鹽銷售區域內設立的抽取川鹽鹽課的厘卡，也一並予以撤銷。
清廷在這年的夏天同意了曾國藩的這一規劃。這一規劃也成為了解決晚清川鹽行楚問題的最終方案。不過這時候，曾國藩已經作古，他沒能看到奪回淮鹽引地所取得的這一階段性成果。
這一時期，曾國藩除了試圖恢複淮鹽引地之外，在鹽政方麵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在淮南實施“保價整輪”。
“保價整輪”實際上是政府權力對於市場自由調節經濟發展的一種強製幹預。商人將鹽運往引地，不能隨意銷售，必須先到政府部門掛號，然後按照政府部門的安排，依次銷售。一次銷售多少，價格是多少，這些商人都不能做主，都必須聽從政府部門的調節。在這種製度中的鹽商和綱鹽製下的鹽商一樣，隻是政府用來運輸食鹽的工具，絲毫不能發揮積極性和能動性。
另外，曾國藩還在淮南恢複票鹽製。但曾國藩所說的票鹽，與陶澍所說的票鹽有很大區別。陶澍的票鹽製改革，打破了大鹽商對運銷食鹽的壟斷，極大地調動了小鹽商的積極性，充分地發揮了市場自由調節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是具有曆史進步性的。曾國藩的票鹽製改革，則是在開曆史的倒車，使淮鹽的運銷重新回到大鹽商壟斷的曆史老路上。
曾國藩規定：凡是想運鹽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引岸銷售的鹽商，最少必須承運一張“大票”，也就是五百引；凡是想運鹽到安徽引岸銷售的鹽商，最少必須承運一張“小票”，也就是一百二十引。折合成現銀，運一張“大票”需要準備本錢五、六千兩，運一張“小票”，需要準備本錢一、二千兩。這顯然不是小鹽商所能拿出的。所以，最終能夠運鹽的都是大鹽商，其中的許多人都和曾國藩有特殊關係。這顯然已經背離了票鹽製的基本精神，名義上是恢複票鹽製，實際上是在向綱鹽製倒退。
曾國藩之所以要采取上述措施，主要是想獲得較為穩定的財稅收入。為了穩定，他不能允許淮鹽運銷出現混亂局麵，他必須掌控一切，將政府的權力伸向淮鹽的運銷的任何一個環節。
曾國藩的鹽政改革，取得一些成效。由於曾國藩的整頓，淮鹽的運銷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秩序井然，淮鹽鹽課收入也有了較大的增加。但是曾國藩的改革，用簡單粗暴的行政幹預代替市場調節經濟運行，與自由經濟背道而馳，注定是要失敗的。食鹽運銷的各個環節都必須通過政府部門的層層審批，這就很難避免官商勾結。所以，曾國藩的改革沒能解決清代鹽政的根本問題。
曾國藩的鹽政改革是晚清鹽政向綱鹽製倒退的第一步，真正全麵恢複綱鹽製的是李鴻章。時任代理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在淮南實施了一個叫做“捐輸票本”的政策。“捐輸票本”，簡單地說就是，隻允許曾經向政府捐輸過的大商人參與運鹽，並且他們在運這一批鹽的時候，必須預交下一批鹽的鹽厘以及五成的鹽價。
“捐輸票本”實施後，參與運鹽的鹽商就像綱鹽製中的窩商一樣，是固定的了。這和曾國藩之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之前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你隻要有錢，能夠買得起一張“大票”或“小票”，就能運鹽。到了李鴻章這裏，如果之前你沒有捐輸，你就不能運鹽了。參與運鹽的鹽商都是固定的，其他鹽商想運鹽，隻能找有運鹽權力的大鹽商，請求入夥。這和綱鹽製是完全一樣的。
很顯然，這些獲得了運鹽權力的大鹽商，都是和李鴻章有特殊關係的。這樣一來，官商勾結牟取暴利，也就成了常態。“宰相合肥天下瘦”，富了李家，窮了天下。
曾國藩的“保價整輪”以及李鴻章的“捐輸票本”，都隻是在淮南實施，淮北並沒有受影響。1868年，兩江總督馬新貽將曾國藩、李鴻章的辦法搬到淮北。至此，兩淮鹽政全麵恢複綱鹽製。
陶澍的票鹽製改革給古老的中華大地吹來了市場經濟的春風，但在官本位思想非常濃厚的中國，市場經濟要想自由發展，實在是太難了。縱觀整個中國近代史，官僚資本主義都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形態。
曾國藩的好朋友郭嵩燾對於官僚資本主義的弊端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多次建議清廷扶植私營企業的發展。郭嵩燾認為，政府應該扶植而不是幹擾私營經濟的發展，商人是國家富強的基石，官有資產也應該交給商人去經營。然而，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理解郭嵩燾的這一重要思想，也就沒有多少人願意支持郭嵩燾。
作為郭嵩燾的朋友，李鴻章對於官僚資本主義的弊端也有所認識，但他在實際操作中，總是采取官督商辦的固定模式，始終沒能有所突破。認識到了卻不能改變，這正是李鴻章最大的悲劇。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同時期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較早地拋棄了官督商辦的舊模式，大力扶植私營企業的發展，最終迅速地實現了經濟騰飛。
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政府也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推行殖產興業的新政策。結果顯示，這種模式是行不通的，企業的經濟效益很差，出現了大麵積的虧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被迫改弦更張，扶植私營企業的發展。
三菱的崛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了與美國的太平洋郵船公司相抗衡，日本政府開始大力扶植私營性質的三菱公司。1875年9月，日本政府發布“第一號及第二號命令書”，給予三菱財政支持。同時，日本政府又將三菱租用的十三艘官船以及舊郵政輪船公司所擁有的二十四艘船，全部無償送給三菱。日本政府的全麵扶植，是三菱迅速崛起的關鍵。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三菱都是日本民族工業的驕傲。
1880年，日本政府製定《拋售官有工廠概則》，正式宣布以極低的價格將官督商辦的工廠全部拋售給私營企業家。這樣一來，明治維新初期保留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尾巴，被徹底切斷。民間資本主義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主要形態。
日本曆史學家依田憙家在總結這段曆史的時候，就曾睿智地指出，日本較早地脫離了官督商辦的經濟模式，幾乎在廢藩置縣的同時同步形成了民間資本主義，而中國則長期堅持官辦陋習，遲遲難以生成民間資本，這是導致中日兩國後來命運截然相反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在晚清，隻有搞活市場經濟，鹽政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決。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兩淮鹽政改革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從這時起直到清朝滅亡，兩淮鹽政江河日下的局麵沒有得到任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