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體製決定命運：曾國藩改革與日本幕末藩政改革之對比
1862年6月，正當李鴻章率領的淮軍與李秀成率領的太平軍在上海郊外展開最後的決戰的時候，一艘懸掛著荷蘭藍色旗、英國米字旗、日本太陽旗的三桅帆船，悄悄地在上海港拋錨停泊。
坐在這艘船上的，全都是日本人，其中有八人是德川幕府派來對中國進行訪問的使者。除了這八個人以外，船上還坐著一個滿臉長著麻疹的年輕人。很顯然，他不是幕府的官員。他對中國充滿好奇，於是行賄使團，獲得了上船的機會，也就跟著來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做高杉晉作。
高杉晉作一下船，就到處打聽中國的情況。由於語言不通，他隻能用筆在紙上寫漢字與中國人交流。儒生、士兵、米店老板、書店老板等等形形色色的社會底層人物，都成了高杉晉作交流的對象。
在交流的過程中，高杉晉作發現中國人非常愚昧。他們完全不關心政治，除了希望太平軍不要打進上海以外，別無任何的政治訴求。他們完全不明白怎樣使國家走向富強，從而避免被外國侵略者欺辱。當他向書店老板問起為什麽魏源的《海國圖誌》這樣的好書在中國都會絕版時，書店老板告訴他，這種書與科舉考試無關，在中國毫無市場。
除了與中國人廣泛交流外，高杉晉作還大膽接觸當時在上海的西方人，向他們購買新式槍炮，同時也從他們口中打聽中國的情況。西方人告訴他，中國表麵上非常強大，其實非常虛弱。他們雖然在沿海布置了許多炮台，但都是樣子工程，毫無實戰價值。高杉晉作聯想起剛來上海時看到的那座吳淞口炮台，覺得外國人說得很對，大清帝國毫無國防可言。
這個時候，李秀成率領的太平軍正在攻打上海，這引起了高杉晉作的興趣。他聽說淮軍打了打勝仗，擊斬了上萬的太平軍，便與使團一起，通過中國朋友的幫忙，進入淮軍軍營參觀。
結果令高杉晉作等人感到非常失望。淮軍的武器裝備非常落後，新式的洋槍洋炮很少，陣法參照的又是中國古代的兵法，遠遠比不上西洋的陣法。總而言之，在這些日本人的眼裏，淮軍的作戰能力非常有限。他們認為，這樣的軍隊用來對付造反者勉強可以，但要用來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則是完全不行的。
這次上海之行極大地刺激了高杉晉作。原本非常崇拜中華文化的他開始思索中國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日本如果不迅速尋求改變的話，也會步中國之後塵，成為西方列強競相侵略的對象。從此以後，他致力於長州藩的富國強兵大業，並為之做出了重要貢獻。
高杉晉作以及八位幕府官員的這一次上海之行，轉變了普通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以前，日本人非常崇拜中華文化，儒家經典被他們視為最神聖的典籍。然而自此以後，日本人開始排斥中華文化，並且大張旗鼓地學習西方，最終走上了“脫亞入歐”之路。
就在這批使臣訪問中國前後，日本政府派出的訪美使節團和訪歐使節團也先後出發，開始對歐美等先進國家進行實地考察。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參加了這兩次訪問。
通過這兩次訪問，福澤諭吉深刻地體會到了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距。回到日本後，他大力鼓吹“脫亞入歐”。這為後來明治政府順利開展維新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日本政府對中國以及歐美的三次訪問，促使日本做出一個重要的抉擇，是繼續學習中國，還是拋棄中國，轉而學習歐美。最終，日本選擇了學習歐美。這是日本曆史的重大轉折點。
其實，在此之前，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日本人就已經開展了大量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實踐活動。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既沒有去過中國也沒有去過歐美，但他意識到，隻有學習西方，才能實現富國強兵，才能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
日本長期以來實施幕藩體製。這種體製下的藩國，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差不多，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島津齊彬正是利用了這一自主權，開始大規模地學習西方。他的這些實踐，為後來明治維新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繼任藩主之前，島津齊彬就對世界形勢非常感興趣。當時的日本國內，有著許多掌握著新科技的荷蘭學者。島津齊彬主動找他們交流，了解世界的發展。在交流中，島津齊彬深刻地感受到西方的強盛和日本的落後。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在日本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島津齊彬意識到，西方列強在叩開中國的大門之後，必將如法炮製，進攻日本。作為日本最西的藩國，薩摩藩必然會成為日本最先受衝擊的藩國。隻有主動學習西方，迅速使薩摩藩強盛，才能抵擋住列強的進攻。
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一樣，島津齊彬首先想到的也是製造槍炮和戰船。製造槍炮和戰船需要大量的鐵。傳統的冶鐵技術肯定是不行的，必須學習西方的煉鐵技術。於是，反射爐的建設成了島津齊彬第一件要完成的大事。
經曆過多次失敗後，1857年薩摩藩建成了第一個實用型的反射爐，取名為2號反射爐。由於反射爐研製成功，這時候的薩摩藩可以自行製造重達150磅的大炮。之後，薩摩藩又建成3號反射爐。
在反射爐的支持下，薩摩藩開始大規模生產洋槍洋炮。1858年7月，薩摩藩在天保山舉行大規模演習。在這次演習中，薩摩藩大量采用自製武器，其中西式騎槍就達到了3000把之多。
與薩摩藩相比，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發展要滯後許多。1886年，貴州巡撫潘蔚從英國訂購煉鐵、煉鋼設備，1888年安裝完畢，開始冶煉鋼鐵。這是中國自行冶煉鋼鐵的第一次嚐試，比薩摩藩反射爐的建成晚了三十多年。當然，這時候的技術比三十年前要發達許多，中國的起點相對要高一些。
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不一樣的是，島津齊彬不僅重視發展重工業，對於輕工業的發展，他也非常重視。這是薩摩藩藩政改革與洋務運動的最顯著區別。
不注重發展輕工業，和我之前所說到過的官督商辦的模式一樣，都是洋務運動的重大弊端。輕工業的落後，使得中國經濟失去了自我發展的活力。
根據相關經濟學家的測算，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止，中國工業、采礦以及交通運輸業的資產總值為6749萬元，其中官方資產為4757萬元，占70%。可見，官督商辦是當時中國企業運作的最主要模式。
在官辦企業中，屬於輕工業的資產僅占官辦企業總資產的10.3%。可見，在當時的中國，輕工業的發展是不受重視的。輕工業的落後，導致國內消費品市場很大一部分被外國商品所占領。例如，從1871到1893年，中國每年輸入的麵紗數量從37791公擔上升到了70萬公擔，增加近二十倍。
輕工業產品的生產技術通常比較容易掌握，投資少而利潤高，本來是富國裕民的重要基礎，但當時的中國卻將這一重大獲利渠道拱手讓給外國人，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入超更為嚴重，白銀大量外流，國家更加貧窮。
島津齊彬對於玻璃製造非常熱衷，因為玻璃的附加值很高，能夠給薩摩藩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在島津齊彬的支持下，藩士們經過無數次失敗，終於掌握了製造有色玻璃、球麵玻璃以及平板玻璃的方法。薩摩玻璃藝品晶瑩剔透，外觀精美，一進入市場即被視為珍品而銷售一空。玻璃產業成了薩摩藩財政新的支柱。
與薩摩藩相比，中國近代玻璃工業的發展，滯後了將近半個世紀。1903年，張謇等人在江蘇宿遷開辦了中國第一家玻璃製造企業，即耀徐玻璃有限公司。中國近代玻璃工業的發展，這才拉開序幕。
在興辦玻璃工業的同時，島津齊彬還大力興辦西式紡織業。薩摩藩自古以來紡織業就比較發達。然而，島津齊彬知道，傳統的紡織業必將走向衰亡，與其等西方列強將日本布匹市場全部占據之後再進行反擊，不如主動發展西式紡織業，防患於未然。
1858年，島津齊彬從荷蘭引進了西式的水力紡織機，設立了“田上水車館”和“永吉水車館”。薩摩藩的西式紡織業開始艱難起步。明治維新後，薩摩藩的紡織機構被鹿兒島地方政府接收，為日本近代紡織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與薩摩藩相比，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也滯後不少。中國最早的紡織企業，是左宗棠主持開辦的蘭州織呢局和李鴻章主持開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前者在1880年建成投產，後者直到1890年才有部分機器投產。
在島津齊彬時期，薩摩藩的電信產業也開始起步。1855年，相關學者在島津齊彬的支持下，研製出日本第一台電信機。1857年，相關學者在鹿兒島本丸和二之丸之間鋪設了一條約六百米長的電線，並且成功進行了一次通信實驗。
中國的通信業發展也比薩摩藩滯後。中國第一條自建的電報線路是1877年在台灣鋪設成功的。在中法戰爭中，中國開始用電報傳遞緊要軍情。
除了扶持上述產業以外，島津齊彬還對許多產業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既有像製陶、製鹽、製作樟腦這樣的傳統產業，也有像金屬活字印刷、煤氣燈、攝影這樣的新興產業。總而言之，島津齊彬領導的這場藩政改革，涉及的麵是非常廣的。
從上麵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的許多在洋務運動後期才得以開展的產業，日本早在幕末就已經大規模開展了。因為有了幕末的基礎，一旦推翻幕府，體製上最後的障礙被清理，日本就可以全麵地鋪開各種產業，大踏步地邁向近代化了。
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不僅起步晚，而且波折多，像我在上麵提到的那個上海機器織布局，從1878年開始籌劃算起，直到1890年才有部分機器投產，中間因為種種因素耽誤了長達十二年的時間。這樣一來，中國的科技水平、工業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日本也就不足為奇了，甲午戰敗也就成了中國的必然宿命。
改變薩摩並不是島津齊彬最終的夢想，他還想改變整個日本。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島津齊彬必須突破傳統的幕藩體製，進入幕府權力中樞。
薩摩藩偏處日本西南角，曆來被視為蠻夷之地，不受重視。在關原合戰中，薩摩藩加入了反對德川家康的西軍陣營，在戰後遭到幕府的嚴懲。雖然藩國得以保留，但薩摩藩藩主作為被幕府重點防備的外樣大名，在幕府中毫無發言權。這樣一來，在島津齊彬之前的一兩百年間，薩摩藩對於日本曆史的發展，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後來，薩摩藩通過聯姻等方式，逐漸擴大了影響力。所以，島津齊彬很容易地就進入了幕府的權力中樞，開始實施他的改革計劃，這就是所謂的幕政改革。
幕政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加強了日本的海防。在島津齊彬的一再要求下，日本廢除了大船建造禁令，各地紛紛建造新型戰艦。島津齊彬又無償地將薩摩藩已經掌握的先進技術傳授給幕府以及各藩國。這樣一來，日本的海防力量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雖然在加強海防一事上，島津齊彬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他的另一主張，卻遭到大家的廣泛批評，即便在改革派中，反對他這一主張的人也占了多數。他的這個主張，就是開國論。
所謂的開國論，就是主動敞開國門，以開放促進改革。與之相反的是攘夷論。攘夷論主張用武力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是一種盲目排外的思想。攘夷論是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思潮，所以島津齊彬主張開國論，是得不到大家支持的。因為這種矛盾，改革派內部不能團結，最終遭到守舊派的反攻倒算，幕政改革也宣告失敗。事實證明，隻有推翻幕府，徹底解決體製上的問題，才能真正改變整個日本。
1858年，島津齊彬英年早逝，在他之後實際掌控薩摩藩的，是他的弟弟島津久光。一開始，島津久光完全改變他哥哥的既定政策，許多產業的發展被迫停滯下來。他主張以武力對抗列強，即攘夷論，因此和英國侵略者發生矛盾，最終導致薩英戰爭的爆發。
在這場戰爭中，薩摩藩領教到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雖然島津久光指揮頑強的薩摩士兵重創了侵略者，但他終於明白了，攘夷論是錯誤的。
此後，島津久光開始恢複許多島津齊彬在世時的政策，很多產業再一次迎來發展的春天。正是因為島津齊彬、島津久光兄弟的努力，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了學習歐美，走近代化道路的重要性。這樣，一旦幕府被推翻，體製上的最後障礙被清理，全麵發展近代工業，也就不會有任何阻礙了。這是日本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日本幕末的藩政改革，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事件。一般人總喜歡把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作對比，其實兩者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已經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專製統治，日本的資產階級在新政權當中已經有了較多的發言權，這與中國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國依舊處在封建專製中。
真正與洋務運動產生背景相同的，是日本幕末的藩政改革。兩者都產生在封建專製的時代，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的推動者都是封疆大吏。
既然洋務運動和幕末藩政改革是大致相同的背景下發生的，那為什麽洋務運動不能改變中國而幕末藩政改革卻改變了日本呢？
根本的原因在於兩國的封建專製程度不同。中國的封建專製是高度集中的。像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封疆大吏，在這種體製之下，是完全做不了太多事情的。
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清代的督撫是沒有太多實權的。清代設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民政、財政，屬於禮部和戶部。各州縣的地丁漕折，由布政使負責征收和解送。清代又設按察使，掌管一省的按劾、司法，屬於刑部。布政使和按察使都不是督撫的屬官，隻向六部負責。他們是清廷用來分化督撫權力，鉗製督撫的重要力量。
督撫又不能隨便用兵。非戰爭期間的軍事行動以及小規模的戰爭，一般由提督負責。一旦發生規模較大的戰爭，朝廷會指派經略大臣前往處理，督撫往往隻能從旁協助。調兵是兵部的事，籌餉是戶部的事，都不需要督撫管。
太平天國起義之後，督撫的權力逐漸增大，最終形成督撫專權的局麵。顯然，這不是清政府願意看到的局麵，他們通過各種辦法鉗製各地督撫，尤其是漢族督撫。所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為清朝立過大功的封疆大吏，雖然獲得了比較大的權力，但做起事仍會受到各種掣肘。清廷動不動就猜忌他們，弄得他們很難堪。
據相關學者的考證，曾國藩一生曾經與清政府發生過十次大的衝突，其中有七次發生在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或直隸總督期間。其中，曾國藩在剿撚失敗後的遭遇最具代表性。1866年冬，撚軍突破曾國藩精心布置的河防。曾國藩因此遭到清廷的嚴厲譴責，言官也群起攻擊他。灰心喪氣的曾國藩不得不主動辭去欽差大臣的職務，灰溜溜地離開剿撚戰場。
在這種備受猜忌的情況下，曾國藩根本不可能擁有島津齊彬、島津久光那麽大的自主權，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全麵開展改革事業。
麵對朝廷的猜忌，曾國藩顯得消極、被動。他的這種心態，限製了他的改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不敢越雷池一步，沒有勇闖“地雷陣”的勇氣，改革不可能成功。
完整地讀過曾國藩家書、書信、日記的朋友，往往會有這樣的一種感覺，曾國藩雖然貴為兩江總督或直隸總督，卻沒有一天不生活在戰戰兢兢中。
曾國藩在給鮑超的信中說：“你上奏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謹慎，不要亂說話。要是你亂說話，惹怒了聖上，將你的奏事之權剝奪，那麽不但你丟了麵子，就連我也是會很失望的。”
他又在給別人的信中說：“我仔細考察古代臣子的為臣之道，得出了一些經驗教訓。做臣子的，看到皇上的過失，本來是應該犯言直諫的，但是在外帶兵的大臣一定不能這麽做，否則就是自取滅亡。我自庚申年（1860年）奉命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以來，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最擔心言官的彈劾。每天晚上都做噩夢，生怕遭遇不測之禍。”
曾國藩並不是一個喜歡權謀的人，他之所以這麽小心謹慎，完全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
李鴻章也是如此。李鴻章年輕的時候，意氣風發，很有性格。麵對列強的挑釁，他自信能以“痞子腔”對付。但是在經曆過許多事情以後，李鴻章明白了，麵對清廷的猜忌，明哲保身才是正確的選擇。慢慢地，他也變得消沉了。
從容閎的變化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曾國藩、李鴻章、容閎這些人的無奈。他們本來有機會改變中國的命運，但是在專製體製下，他們什麽都做不了。
當初，容閎拜見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向他提出七條建議，其中包括組建公民政府、組建銀行係統、創建不同等級的教育係統等等，都是非常大膽超前的改革建議。
然而，當他多年後第一次見到曾國藩的時候，卻明顯收斂了很多。他什麽建議也沒跟曾國藩提。後來他的朋友告訴他，曾國藩有一個建設大型機械工廠的設想。容閎這才順著曾國藩的意思，提出建設機械工廠的想法。在那段日子裏，容閎和曾國藩會麵多次，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主動提出過任何重大的改革想法。
此後，容閎明知曾國藩對他非常信任，卻始終沒有提出重大改革想法，連他最想實現的教育改革計劃也長期窩在心裏，沒有對曾國藩吐露半個字，直到天津教案期間，才最終說出。
其實，容閎也想向曾國藩提出一些大膽的更為根本的改革想法，但他明白，在專製政體的壓迫下，曾國藩可以做的事其實不多，他不可能推動大規模的改革，尤其是涉及體製方麵的改革。
總而言之，專製政體是導致曾國藩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曾國藩沒能成為中國的島津齊彬、島津久光，這是中國的宿命，也是中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