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白眼狼”是怎樣煉成的：爭餉背後的利益爭奪
天京是太平天國的首都。太平軍在這裏防禦力量，遠不是其他城鎮可以比擬的。攻克安慶時，曾國荃直轄的軍隊也就一萬多人，但到了天京城下，這支軍隊迅速擴充至五萬餘人。大規模的擴軍給湘軍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問題，軍紀渙散、暮氣沉沉，已經成了湘軍的常態。當初羅澤南創建湘鄉勇時帶給士兵的那種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麵貌，已經完全不複存在了。
對於曾國藩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是無法籌集足夠多的餉銀。按照常規，湘軍每月需要的銀兩數是士兵數的六倍。也就是說，當初攻打安慶時，曾國藩隻需為曾國荃直轄的軍隊每月提供將近十萬兩的白銀即可。但現在，這一數目上升到了三十多萬兩。餉銀的匱乏成了製約湘軍取得最後勝利的關鍵因素。曾國藩為此絞盡腦汁，焦頭爛額。
當時為曾國藩直轄軍隊提供軍餉的省份主要是：曾國藩直接管轄的兩江三省，即江西、安徽、江蘇三省；湘軍的大本營湖廣兩省，即湖南、湖北兩省；東南諸省當中受太平軍襲擾最少的廣東省。下麵我就分別敘述各省為曾國藩直轄軍隊提供軍餉的情況。
首先說說曾國藩的家鄉湖南省。湖南一直是湘軍最可靠的後方基地，在人力物力財力的供應方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1854年城陵磯之戰後，直至1859年石達開入湘，四年多時間裏麵，湖南沒有遭受太平軍的大規模襲擾，在亂世之中獲得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會。主持湖南政局的駱秉章、左宗棠又是少有的能人，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因此，1859年石達開入湘之前，湖南的財政情況是相當好的。
然而，1859年以及1861年，太平軍石達開部兩次殺入湖南，湖南經濟因此遭受重創。1860年至1862年三年之間，湖南又多次遭受水災，民生凋敝，地丁漕折很難收上來，軍餉來源受到限製，而士紳也沒有餘錢捐給湘軍充當軍餉。同時，江浙一帶被太平軍占領，江浙的貨物不能運往湖南銷售，厘金收入因此大為減少。這一時期的湖南財政相當困難，軍餉供給也難以持續。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曾國藩不但沒有減少對湖南百姓的搜刮，反而變本加厲。1860年夏，曾國藩當上兩江總督，主導湘軍東征之後，在湖南設立東征局，專門抽厘供給他的直轄軍隊。其辦法就是在湖南征收厘金的基礎上再加半厘。這樣，過往湖南的商人就要多交一半的商業稅，利潤空間大為減少，苦不堪言。商人又將損失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導致湖南物價飛漲。老百姓買不起東西，日子過得很苦。
曾國藩的這一做法遭到了湖南人民的強烈抵製。有人假借嶽麓書院山長之名，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將東征局說得十分不堪。湖南士大夫紛紛傳誦這篇文章，弄得曾國藩名氣很臭。東征局也差點因此停辦。
東征局裏麵那些管事的人，都是曾國藩的親信黨羽。他們不甘心失去湖南厘金這塊最大的“蛋糕”，於是組織起一幫筆杆子，也寫了一篇長文章，逐條批駁那位所謂的嶽麓書院山長對東征局的“誹謗”。
最後，在行政力量的高壓之下，明目張膽地抵製東征局的行動才被鎮壓下去。但商人、士大夫暗地裏對東征局的抵製，伴隨了東征局從設立到撤銷的整個過程，從來沒有停止過。
從1860年設立東征局至1864年湘軍攻克江寧這四年間，湖南依舊為曾國藩嫡係部隊供應了大量軍餉，平均每個月有七八萬兩之多。但由於湖南本身財政情況的惡化，湖南不可能承擔更多的供餉任務。對於兵員日益增加的湘軍來說，依舊把湖南視為軍餉的主要來源，已經行不通了，必須從其他省設法籌集到更多的軍餉才能夠用。
說完湖南，再來說說湖北。自1857年初湘軍將太平軍趕出湖北後，一直到1861年陳玉成突破鄂東北防線殺入湖北，這四年時間裏，湖北並沒有遭遇大的戰禍。擅長行政的湖北巡撫胡林翼開展湖北新政，湖北的財政情況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湖北也因此得以與湖南並列，成為湘軍的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
然而好景不長。1861年，陳玉成、李秀成兩支大軍先後襲擾湖北，湖北經濟快速發展的勢頭被終結。這時候，湖北省自顧不暇，自然不能供給曾國藩嫡係部隊更多的軍餉。
最重要的變化發生在1861年的9月。這個月底，胡林翼在武昌病逝。湖廣總督官文迫不及待地總攬了湖北的軍政大權。
官文是滿人，從情感上他更貼近八旗、綠營，對於日益強大的湘軍，他一直存在著敵意。雖然他也為湘軍的壯大發展做過一些事情，但也經常搞點小動作，讓湘軍遭受重大損失。當年，正是因為他不及時派兵救援，才導致湘軍李續賓部在三河鎮幾乎全軍覆沒。他總攬湖北軍政大權後，一改胡林翼在世時的政策，不再積極為曾國藩嫡係部隊提供軍餉。
除此之外，官文還有濃厚的地方保護主義色彩。凡是那些在湖北境內作戰的湘軍部隊，他都積極提供糧餉。然而，對於那些在湖北以外區域作戰的湘軍部隊，他則漠不關心，在提供糧餉的時候，總是要打折扣。
比如，李續宜的部隊在湖北作戰的時候，官文提供糧餉的積極性是很高的。後來，李續宜被任命為安徽巡撫，受兩江總督曾國藩節製。李續宜的部隊也跟隨他去了安徽。這時候，官文明確表示，隻願意供給李續宜部六成軍餉，不足的部分由曾國藩設法補足。至於那些與湖北毫無瓜葛的曾國藩嫡係部隊，比如曾國荃的吉字營，官文更加不願意提供糧餉。
官文的這種態度，使得曾國藩幾乎完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軍餉來源地，也就是湖北省。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湘軍軍餉的緊張。從哪裏去把湖北失去的這一塊收入補回來呢？曾國藩沒有辦法，隻好打其他省的主意。
說完湖北省，我們再來說說安徽。安徽是太平軍與湘軍反複爭奪的地方，戰爭幾乎沒有停過。1861年，湘軍攻克安慶後，安徽的局勢開始趨於穩定。1862年，陳玉成被殺，湘軍攻克廬州，安徽正式穩定下來。以後，安徽基本上沒有遭遇大股太平軍的襲擾，經濟開始得到恢複。
從1860年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起，至1864年湘軍攻克江寧止，在這大約四年時間裏，曾國藩雖然設法恢複安徽的生產，但由於之前的破壞太過嚴重，一時半會還收不到太好的效果。所以，曾國藩想從安徽籌集大量的糧餉用於東征作戰，是完全不可能的。
曾國藩在安徽也進行了減漕改革。安徽漕折原本征收的額度並不高，各種耗羨、浮征也不多，和湖南、湖北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然而，曾國藩在安徽進行減漕改革的時候，照搬了胡林翼在湖北的辦法，結果規定的征收額度過高，不但沒有減少漕折的征收，相反倒是增加了不少。曾國藩可能知道這一弊端，或許是軍餉籌集的困難迫使他不得不這樣做，犧牲老百姓的利益，來完成他的所謂“中興”大業。
在鹽厘方麵，由於淮鹽水路運輸的通道被九洑洲的太平軍阻斷，而陸路運輸的通道又被苗沛霖阻斷，淮鹽很難運往引地。另外，由於淮鹽外運的通道長期被阻斷，原本是淮鹽引地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吃川鹽、粵鹽等，此時即便有中國商人冒著生命危險將少量淮鹽運到上述地方，也很難銷售出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督撫也抵製淮鹽輸入，因為他們都從川鹽入楚、粵鹽入楚中嚐到了甜頭，向私鹽販子抽取的鹽厘已經成了各省財政的支柱。一旦恢複淮鹽引地，則便宜了兩江，而損害了自己。長此以往，商人也就不再運輸，鹽厘收入也就沒了。
英國人倒是可以把大量淮鹽運到長江中上遊來銷售，因為九洑洲的太平軍不敢惹他們，然而這些黃頭發、綠眼睛帶著堅船利炮的私鹽販子不可能向清政府交稅，這方麵的鹽厘收入幾乎沒有。因為不要交稅，這些英國人可以將鹽以極低的價格拋售，倒也不愁沒人買。那些冒著生命危險走正規程序的中國商人可享受不到這麽好的待遇。他們要交稅，價格就壓不下來，而鹽的品質又低於川鹽、粵鹽，買的人很少。總而言之，安徽省在這一段時期內，鹽厘收入是很少的。
由上可見，曾國藩想從安徽入手解決糧餉問題，也是不現實的。那麽，士兵數不斷增加的湘軍到底從哪裏去爭取更多的軍餉呢？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鴻章主政的江蘇省，倒是一個增加軍餉的好去處。上海是當時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每年關稅厘金收入在五百萬兩白銀以上，相當於中國歲入的十分之一。曾國藩之所以派李鴻章組建淮軍東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通過李鴻章控製上海的財政大權，用以解決湘軍日益嚴重的軍餉匱乏問題。然而，一向自視甚高的李鴻章會按照曾國藩設想的那樣去做嗎？
李鴻章在上海站穩腳跟後，很快掌握了上海的財政大權。作為曾國藩的學生，他理應將收入的至少三分之一交給曾國藩，以解決曾國藩嫡係部隊日益嚴重的糧餉問題。然而，這時候的李鴻章已經產生了自立門戶的想法。
李鴻章深知，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亂世當中，掌握軍隊就意味著掌握了一切。他不斷擴充作為自己政治本錢的淮軍。淮軍最初隻有幾千人，經過李鴻章的不斷擴充，達到七萬多人。
在餉銀發放方麵，淮軍和湘軍有著很大不同。湘軍是很少發全餉，每次發餉都要打折扣，並且長期拖欠。沒有戰事的時候，餉銀一直拖欠著。重大戰事來臨之際，才會趕緊發一兩個月的全餉，激勵士兵拚命作戰。淮軍則不同。憑借上海充足的財力，淮軍一直都是發全餉的。七萬多軍隊，一個月需要軍餉五十多萬兩，一年就是六百多萬兩。這樣算起來，上海的全部關稅厘金收入用來支付淮軍的軍餉，每年都還少了一百萬兩左右。
本來上海以外的其他江蘇城鎮，經濟也是較為發達的，但當時大多被太平軍占領，少數掌握在清軍手中的城鎮，也因為戰亂經濟遭受重創。所以，這些地方的稅收收入是不多的。
但是，江蘇一省的財政支出，除了淮軍軍餉以外，卻還有很多很多。常勝軍、馮子材軍、會防軍以及官員的養廉銀，每月需十餘萬兩，一年就是將近兩百萬兩。每年必可不少的京餉，也需要不少。
這樣一來，入不敷出就成了江蘇財政的常態。李鴻章也就沒有多少銀子可以用來支援湘軍了。
麵對曾國藩的不斷催促，李鴻章玩起了他從曾國藩那裏學來的“展”字訣。“展”字訣是曾國藩發明的一種官場秘訣，用來對付那些無法解決的事情。“展”字訣，通俗點講，就是拖時間。事情解決不了，就無限期地拖延。拖過一段時間後，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李鴻章用這種辦法對付曾國藩的催促，無論曾國藩怎麽催，李鴻章總是含混其詞，不給明確的答複。在這段時間裏，李鴻章雖然也給了湘軍一些銀子，但他花在淮軍身上的，是這個數目的十幾倍。一薄一厚之間，李鴻章自立門戶的想法暴露無遺。
李鴻章的忘恩負義，令曾國藩感到惱怒，他在給曾國荃的家書中，多次宣泄對李鴻章的不滿。總而言之，對於曾國藩來說，江蘇的餉銀又指望不上了。軍餉到底從哪裏來，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廣東省雖然是太平天國的策源地之一，但卻沒有遭受太平軍的大規模襲擾，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雖然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火曾經波及這個富裕的省份，但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隨著粵鹽不斷向湖南、江西輸出，廣東的經濟在這亂世當中，不但沒有倒退，反而更加發達了。
曾國藩一直想從廣東籌餉，因為他覺得正是湘軍在湖南、江西等地的征戰，才使得太平軍沒有進入廣東，廣東的安寧才得以保住，廣東理應為湘軍提供軍餉。 1862年初，一個叫朱潮的禦史上奏提出，由曾國藩主管東南軍事，四川、廣東等省負責供給糧餉。這真是剛想瞌睡就有人送枕頭。曾國藩立馬上奏，請求朝廷派人前往廣東征收厘金，專門供給湘軍。
剛剛掌握中國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後，對曾國藩還是相當支持的。她派了一個叫晏端書的人前往廣東。這個晏端書，是曾國藩的同年，關係一直不錯。曾國藩得知晏端書南下後，對慈禧太後的決策感激涕零，說：“朝廷知道蛻叟（晏端書，號蛻叟）是我的同年，所以才派他去，真是用心良苦。”
此時，曾國藩對於廣東厘金的征收信心十足，他粗略估計了一下，每月可以得到二十萬兩左右，湘軍的軍餉問題可以得到徹底解決了。
當時的兩廣總督勞崇光，也是曾國藩的一位老熟人。當年，正是勞崇光為曾國藩出謀劃策，帶他去見權傾一時的穆彰阿，才有了曾國藩日後的大紅大紫。
既然勞崇光、晏端書兩人都是曾國藩的摯友，那麽廣東厘金的征收按理說應該是不會存在任何問題的。曾國藩的心裏也正是這麽想的。然而，現實卻與曾國藩的理想完全相反。
廣東厘金自1858年開始征收，起初奸商勾結洋人抵製征收，後來征收的權限逐漸被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大商人壟斷。大商人倚仗官府的勢力橫征暴斂，而官員則從中分得紅利。所以，晏端書等人在廣東主持厘金的征收，必然觸犯到這些大商人以及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抵製。
另外，晏端書等人征收厘金是為了供給湘軍的，這對廣東本省並沒有直接的好處。在地方保護主義思想的驅使下，廣東上下都不滿晏端書等人的行為，都不願交厘金。
麵對這種局麵，當年獨具慧眼幫助曾國藩出人頭地的勞崇光，也不跟曾國藩一條心了。他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傾吐他的難處。勞崇光說，廣東十多年來，已經支出軍餉一千多萬兩，虧空達到了三百萬兩，各銀庫全都空了。廣東本省的軍隊每月需要軍餉十三萬多兩，而厘金收入每月卻隻有四萬多兩，缺口有八九萬兩之多。廣東連本省軍隊都養不活，更甭提供給湘軍軍餉了。
勞崇光又指責晏端書等人，說他們到處征收厘金，喧賓奪主，什麽事都不向他這個總督請示，不僅導致民怨沸騰，而且加劇了廣東財政的困難局麵。
勞崇光與曾國藩唱反調，清廷不得已，隻好換馬。新任命的兩廣總督是曾國藩的老朋友劉長佑。1859年，劉長佑率部在寶慶擊敗石達開後，入廣西作戰。1860年即升任廣西巡撫，是湘軍集團中較早獲得督撫實權的將領之一，比曾國藩還早。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清廷刻意提拔並非曾國藩嫡係的劉長佑、劉坤一兩人，有著很明顯的牽製曾國藩的意味。劉長佑一直與曾國藩保持距離，但兩人之間並沒有矛盾，鄉誼之情還在。清廷調劉長佑為兩廣總督，是在支持曾國藩。
清廷又任命曾國藩的好友黃讚湯為廣東巡撫。黃讚湯曾經在江西大辦捐輸，為湘軍籌集過許多軍餉。這次，在廣東厘金征收遲遲打不開局麵的情況下，清廷把他調往廣東，對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之後不久，劉長佑調任直隸總督。兩廣總督由晏端書繼任。這一時期，主持廣東厘金征收的，主要是晏端書和黃讚湯。
黃讚湯到任後，對廣東財政情況進行了一番詳細考察，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曾國藩。在這封信中，他雖然批評勞崇光目光短淺，不能體諒曾國藩，但又認為勞崇光對於廣東財政情況的描述是符合實情的。黃讚湯還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廣東不可能為湘軍籌措大量軍餉。接著，晏端書、黃讚湯又向曾國藩提出了一個四六分成共享廣東厘金的方案。
種種跡象表明，晏端書、黃讚湯並不能很好地完成為湘軍籌餉的任務。清廷隻好繼續換馬，調湖南巡撫毛鴻賓前往廣東，任兩廣總督。毛鴻賓是曾國藩的同年，和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關係都非同一般，是曾國藩嫡係集團的重要成員。
毛鴻賓舉薦曾國藩的好朋友郭嵩燾代理廣東巡撫，獲得朝廷通過。這樣一來，廣東督撫依舊都是曾國藩的好友。
郭嵩燾是個典型的書生，見識過人，但卻不太會做事。他到廣東後，不顧實際情況，試圖對廣東厘金的征收進行徹底的整頓，又大力倡導捐輸。他的這種急躁的做法，遭致廣東紳民普遍的抵製。郭嵩燾、毛鴻賓乃至整個湘軍，都成了廣東人咒罵的對象。
毛鴻賓一看勢頭不好，把責任都推到郭嵩燾身上。郭嵩燾生性耿直，不太懂得官場的潛規則。麵對毛鴻賓的誣陷，他奮起反擊，將毛鴻賓貶的一文不值。他甚至對人說：“曾滌生（曾國藩，號滌生）以識人著稱，向朝廷推薦不少人才，但就是看錯了這個毛寄雲（毛鴻賓，號寄雲）。”
對於郭嵩燾這個人，曾國藩看得很準，所以他雖然采納了郭嵩燾的許多重要建議，比如創建湘軍水師之類的，但一直反對郭嵩燾出來做事。當他得知郭嵩燾謾罵毛鴻賓後，很不高興，對身邊的幕僚說：“毛寄雲也擅長識人，向朝廷推薦的人才也不少。隻是看錯了這個郭筠仙（郭嵩燾，號筠仙）。”曾國藩的這句話流傳很廣，一時間，郭嵩燾成了官場的笑柄。
督撫不和，也就不可能籌集到大量軍餉。清廷一而再，再而三地換馬，但始終解決不了最根本的問題。複雜的利益鏈條已經將廣東紳民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外部人士想要打破這種平衡，無異於癡人說夢。
從1862年晏端書到達廣東起，到1864年湘軍攻克江寧，前後將近兩年時間，曾國藩從廣東總共得到白銀一百一十萬兩，每月大概四萬七千兩左右，離曾國藩預想的每月二十萬差了三倍多。就是這點銀子，曾國藩還必須分出一部分給左宗棠，真正進入曾國藩嫡係部隊腰包的，也就幾十萬兩而已，這對於解決曾國藩嫡係部隊日益嚴重的缺餉問題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
和安徽一樣，江西也是湘軍和太平軍反複爭奪的地方，經濟非常凋敝。但是，為了籌集到足夠的糧餉，曾國藩在明知江西已經不堪重負的情況下，依舊試圖從江西獲得更多。這自然會引起江西官場上下的集體抵製。與江西爭奪餉銀，是曾國藩在整個鎮壓太平天國期間，最感到憤懣的事情之一。
和左宗棠在湖南、胡林翼在湖北一樣，曾國藩在江西也進行了減漕改革。江西地丁漕折征收的額度本來就不高，各種耗羨、加征也比較少，與湖南、湖北的情況不一樣。但曾國藩在進行減漕改革的時候，照搬湖北的模式，結果定的標準過高，不但沒有減少漕折的征收，反而增加了。前麵說到過，曾國藩在安徽的減漕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這樣一來，農民的積極性沒法調動，改革也就不會有什麽成果。
減漕改革雖然失敗了，但在厘金的征收方麵，曾國藩卻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從1856年開始，曾國藩就在江西征收厘金。
和湖北一樣，江西的厘金也主要是鹽厘。江西曆來是淮鹽的引地。當時，九洑洲被太平軍占領，淮鹽無法運往江西，造成了鹽荒。於是，大量私鹽進入江西。
與此同時，曾國藩為了獲得穩定的軍餉來源，奏請由湘軍組織人員將浙鹽運往江西銷售，獲得朝廷批準。為了保證浙鹽的銷售，曾國藩必須抵製私鹽，最好的辦法就是向那些私鹽販子收取重稅。於是，曾國藩開始在江西設置厘卡，大量征收厘金。
1860年曾國藩代理兩江總督的時候與江西巡撫毓科商定，將江西的主要籌餉源地丁銀、漕折銀以及厘金一分為二，共同享用。地丁銀、漕折銀的一半歸江西巡撫支配，充作全省行政費用。厘金、漕折銀的另一半歸曾國藩支配，充作軍餉。為了節約軍餉，江西本省不養軍隊。如果遭遇太平軍攻擊，由曾國藩負責驅逐。
然而，隨著戰爭規模的日益擴大，曾國藩的嫡係部隊越來越多，軍餉需求也日益增大，曾國藩不得不突破當初的約定，向本屬於江西巡撫支配的那一部分稅收伸手。
江西巡撫毓科、江西布政使張集馨麵對曾國藩日益凶狠的搜刮，被迫起來反抗。張集馨警告曾國藩說，江西每年都入不敷出，如果不提前想辦法，就會耽誤軍需。他要求曾國藩裁撤部分湘軍，以減少軍餉的供給。他還在私下裏指責曾國藩，說他不顧百姓承受能力，一味橫征暴斂，是個十足的偽君子、假道學。
張集馨的上述言論使曾國藩意識到，必須通過朝廷罷免毓科、張集馨兩人，換上自己的人，後方才能穩固。清廷答應了曾國藩的請求，罷免了毓科、張集馨，並任命曾國藩的親信沈葆楨為江西巡撫，李桓為江西布政使。
曾國藩以為，換上了自己的人，江西的事就會好辦起來。然而，就是沈葆楨、李桓這兩個人，後來令曾國藩傷透了腦筋。
李桓的主要問題是瀆職、貪汙。他縱容手下敲詐勒索商人，商人被迫反擊，鬧卡之風盛行。部分商人因此停止了貨物販賣。於是，江西的厘金收入大為減少。曾國藩得知後，將李桓革退，又將負責厘金征收的機構大加整頓，在其中安插了更多的親信成員，以防再出現瀆職、貪汙現象。厘金征收情況才逐漸有了起色。
相對於李桓來說，沈葆楨更加令曾國藩頭疼。沈葆楨和左宗棠、李鴻章一樣，心氣比較高，離開曾國藩之後就想自立門戶。
當時，曾國藩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安徽、江蘇兩省，對於身後的江西，他很少顧及。太平軍趁機襲擾江西，給江西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沈葆楨非常不滿曾國藩的作為，為了使江西不遭受更大的損失，他斷然下令新招和擴充贛軍。這顯然違背了當初曾國藩與江西巡撫毓科達成的約定，是對曾國藩的直接挑戰。
沈葆楨雖然不滿曾國藩，對曾國藩的朋友左宗棠卻很友好。當時，左宗棠率軍進入浙江，阻擋了太平軍進入江西的通道，是江西的一道天然屏障。左宗棠還多次率軍進入江西剿殺太平軍。曾國藩用著江西的餉銀卻不為江西辦事，左宗棠不用江西的餉銀卻經常為江西辦事，這種滑稽的局麵使得沈葆楨終於邁出了背叛曾國藩而與左宗棠聯合的第一步。
左宗棠和曾國藩的關係在經過一段蜜月期後，又逐漸惡化。在基本上脫離曾國藩的直接指揮，主持浙江軍事之後，左宗棠越來越不把曾國藩放在眼裏。曾國藩給他寫的信，他經常不回。
就在曾國藩為了各種事情和沈葆楨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左宗棠卻和沈葆楨迅速地聯合在了一起，他們組成了一個反曾聯盟。日後沈葆楨與曾國藩的鬥爭，左宗棠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曾國藩和沈葆楨之間的矛盾因為沈葆楨不斷截留本該運往曾國藩大營的厘金收入而日益激化。當時，在江西境內的勇丁有三萬人之多，需要不少餉銀才能養活，在這種情況下，沈葆楨不得不冒著被曾國藩彈劾的危險，一再截留本屬於曾國藩的厘金收入。
當時，曾國荃正率領吉字營在江寧城下與太平軍苦戰。吉字營一直缺餉，餉銀拖欠幾個月，甚至一兩年都是很常見的事。餉銀不能按時發放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士兵的士氣。當他得知沈葆楨截留軍餉後，非常氣憤。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曾國荃可不想因為餉銀的事而功虧一簣。他一再寫信給曾國藩，請求他嚴厲責備沈葆楨。
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不是當年的愣頭青了。他知道，越是在這種關鍵時候，越需要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他選擇沉默。為了安慰曾國荃，他通過其他途徑籌集到了少量軍餉，派人火速送往前線。
曾國藩忍耐，沈葆楨則得寸進尺。1863年，曾國藩給管理九江關稅務的官員蔡錦青寫了一封信，命他將九江關洋稅三萬兩解送至曾國荃大營。
蔡錦青解送到一半的時候，被沈葆楨發現。沈葆楨將他痛罵了一頓，並且揚言說，如果蔡錦青不將已經解送出去的一萬五千兩收回的話，就撤他的官。
沈葆楨如此不講情麵，令曾國藩感到非常憤慨。曾國藩想：這個沈葆楨真是太不像話了！他是因為我的保薦才從一個小小的道台直升巡撫的，怎麽可以恩將仇報？再說了，即便是普通的上下級關係，他一個江西巡撫也該聽從我兩江總督的指揮吧！
按照曾國藩以往的性格，碰到這種情況，他早就上奏參劾沈葆楨了。然而，曾國藩這次仍然決定忍耐。他將已經收到的一萬五千兩白銀悉數還給了蔡錦青。
曾國荃得知後，破口大罵沈葆楨，甚至責備大哥太窩囊。曾國藩得知後，隻是苦笑而已，並不分辯。
沈葆楨對曾國藩的淩辱還沒有結束。在1864年初，也就是曾國荃吉字營與太平天國進行最後決戰的時候，沈葆楨再次導演後院失火的好戲，把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嚇出了一身冷汗。
這年初，沈葆楨並未和曾國藩商量，就擅自奏請扣留原本屬於曾國藩的江西厘金收入，用來支付本省軍隊的軍餉，使得曾國藩驟然失去每月數萬兩的餉源。
更為嚴重的是，戶部不僅批準了沈葆楨的這一奏請，還在複奏中列出幾筆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外省協餉，指責曾國藩廣攬利權、貪得無厭。清廷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借沈葆楨這個事打壓一下曾國藩的氣焰。
這件事對曾國藩的打擊很大。他和曾國荃辛辛苦苦為了大清江山奮戰了十幾年，現在終於要大功告成了，清廷卻如此的猜忌他。
當時，吉字營欠餉的情況非常嚴重。如果真的失去江西的厘金收入的話，吉字營很可能會崩潰，攻陷江寧的大業很可能功虧一簣。所以，這次曾國藩不能再忍讓了。他必須反擊，向朝廷申訴，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清廷也隻是想打壓一下曾國藩，他們並不希望因此生出事端，致使垂成之功毀於一旦。最終，清廷做出了裁決，江西厘金一半歸兩江總督，一半歸江西巡撫。
曾國藩雖然失去了江西厘金一半的收入，但卻因此獲得另外一筆巨款。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背著清政府建立起來的阿思本艦隊，被清廷勒令解散。李泰國需賠償中國白銀五十萬兩。清廷便將其中的二十一萬兩劃給曾國藩。
早在1861年，代理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就向恭親王奕提出建議，應該向英國購買軍艦，建立起一支強大的現代海軍。赫德認為，當時中國的水師，包括湘軍水師在內，都沒有太大的戰鬥力。為了迅速鎮壓太平天國，同時抵禦外國的侵略，必須向英國購買軍艦，建立起強大的海軍。赫德這樣做的意圖在於通過控製規劃中的海軍進一步控製中國，攫取更多的在華利益。
對於赫德的這一建議，恭親王表示讚同。清政府也表示歡迎。在鎮壓太平天國以及與英、法等列強交手的過程中，清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強大海軍的重要性。或許他們也知道赫德居心不軌，但當時中國科技實在太落後，根本無法建造新式軍艦，所以他們不得不遷就赫德。
赫德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購船的清單，得到清政府的同意。隨即，赫德以清政府的名義請求當時的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協助他購買軍艦。和赫德一樣，他也是英國人。他是一個極具野心的英國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在對華政策上，他主張強硬，認為英國政府應當全麵公開地插手中國的內政。李泰國認為，他應當充當中國的海軍大臣，並且是唯一的海軍大臣。
赫德以清政府的名義請他協助購船，使他認為實現自己在華政治抱負的機會終於到了。作為清政府雇用和任命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並不認為僅僅參預購買軍艦就算完成了使命。相反，他要整個事態朝著他所預期的方向發展。他要全麵掌握這支由英國裝備起來了艦隊，進而控製未來的中國海軍。
1863年1月16日，李泰國背著清政府，以中國政府全權代表的身份，與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簽訂了所謂“合同十三條”，並擅自製訂了“英中聯合海軍艦隊章程”。在上述文件中，李泰國規定由自己完全控製這支艦隊的指揮權，並且不顧清廷原議，擅自決定艦上人員全部由英國人出任。這將他企圖支配中國海軍的野心完全暴露了。在做完各項安排之後，李泰國於1863年4月返回了中國。
6月12日。李泰國向總署匯報購買船艦事宜，並附上了一份經費清單。同時。李泰國又向總署提出借用白銀一千萬兩，用來雇傭英國軍人。
清政府終於明白了李泰國的狼子野心。包括恭親王奕、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等在內的一批清廷重臣，全都站出來反對李泰國。
建立一支強大的近代海軍，一直以來都是曾國藩的一個重要夢想。他很清楚，湘軍水師用來鎮壓太平天國還可以，但無法抵禦列強的堅船利炮。要想不再遭受列強的侮辱，建立新式海軍是十分必要的。曾國藩也在為這一目標而努力，他在安慶設立的安慶內軍械所，就曾製造出中國的第一艘輪船。
曾國藩認為，為了更快地建設好海軍，直接購買西方國家的軍艦，也未嚐不可，但前提是中國在這件事情上必須獨立自主。李泰國建立的這支所謂的阿思本艦隊，完全掌控在李泰國的手中，中國完全不能過問。這是曾國藩不能允許的。李鴻章在這件事情上，跟他的老師看法相同。
1863年11月15日，阿思本艦隊被清廷勒令解散。隨即，李泰國的海關總稅務司一職被清政府革去，赫德取而代之，並在這個職位上幹了整整四十五年。
艦隊解散後，李泰國需要賠償清政府五十萬兩白銀。正好這時候，曾國藩、沈葆楨因為餉銀的事鬧得不可開交。清廷便將其中的二十一萬兩撥給曾國藩，以解他的燃眉之急。
這樣一來，曾國藩其實並沒有虧。因為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在這件事情發生後幾個月，就被湘軍攻陷了。即便江西的厘金收入悉數交到曾國藩大營，曾國藩最終能得到的，也未必能有二十一萬兩之多。更何況沈葆楨會經常截留，真正能到手的，隻會更少。與其天天催餉，擔驚受怕，還不如拿著二十一萬現銀，更加安心。這樣一來，江寧城下的曾國荃吉字營，總算沒有因為缺餉而嘩變，最終順利地完成了對太平天國的最後一擊。
從這一章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籌集軍餉是多麽的困難。湘軍的最終“成功”，是多麽的來之不易。
曾國藩布置出去的三枚重要棋子，即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三人，都背叛了曾國藩，為了爭奪餉銀，不惜與曾國藩唱對台戲。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人性的複雜性。一般人都是這樣，一旦羽翼豐滿，就想自立門戶。要讓一個有能力的人保持忠誠，實在是太難太難。
餉銀的長期拖欠，也是導致湘軍攻陷安慶、江寧之後大肆搶掠的重要原因。這樣的一支靠搶掠老百姓才能養活的軍隊，退出曆史舞台是必然的。湘軍攻克江寧後不久，曾國藩就主動裁撤了湘軍。各省的供餉壓力，這才逐漸得到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