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自將則敗 用將則勝：安慶攻防戰
事實證明，李鴻章的擔心不是多餘的。祁門果然是絕地。曾國藩為了做大清的絕對忠臣，將自己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並且不顧幕僚的一致反對，始終不肯離開祁門。這著實令他的那些幕僚們為他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
為了鞏固祁門的東麵，曾國藩命好友李元度帶三千兵前往駐守。曾國藩之所以如此重用李元度，主要是因為李元度曾經多次在曾國藩困難之時給予他幫助。第一次是在曾國藩兵敗靖港之後。當時，湖南官場幸災樂禍，曾國藩處境非常困難。李元度前往安慰，曾國藩才渡過難關。第二次是在曾國藩兵困江西時。當時，曾國藩所部被太平軍圍困在南昌周邊，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李元度自告奉勇，回家鄉平江招募一支軍隊開往江西，雖然打的勝仗不多，但也為保證曾國藩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元度帶兵太過寬厚，士兵違反紀律也不忍心按規矩處罰。長此以往，士兵們便不太遵守紀律，戰鬥力也就不強。曾國藩也知道李元度並非大將之才，但為了報答當年的恩情，仍舊選擇信任李元度。
李元度臨行之時，曾國藩向他麵授機宜：到徽州後迅速堅壁清野，一旦太平軍來攻，就憑借牢固的防禦工事與他們周旋，切不可貿然出戰。
1860年9月30日，李元度率部來到徽州府城。很快，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就率部對徽州發起攻擊。
李世賢知道李元度不是一個沉穩的人，於是想方設法激怒李元度，引誘他出城決戰。李元度果然上當，違背了當初曾國藩給他製定的戰略方針，主動出城作戰，結果剛一交戰，就遭遇大敗。徽州城也很快落入了太平軍之手。
李元度在亂軍之中逃出徽州。李元度這個人，書生意氣很濃，比較看重麵子，打了大敗仗的他拉不下臉前往祁門找曾國藩，於是四處晃悠。
曾國藩得知徽州失守後非常著急，因為徽州是祁門的東大門，徽州失陷，意味著祁門將直接麵對太平軍的攻擊。曾國藩又為李元度的安危擔憂，但據逃回來的士兵報告說，李元度並沒有陣亡，而是躲到了他處。
曾國藩本來就對李元度不遵守他的既定方針，主動出戰導致徽州失守感到很憤懣，現在又見他渾然不管如何善後，躲著不出來，更加生氣。
李元度在外邊晃悠了二十多天後才回到祁門。曾國藩不顧朋友摯情，將他痛罵了一頓。李元度哪裏受得了這樣的侮辱，一氣之下就擅自離開祁門回到湖南老家去了。
這樣一來，曾國藩再也不可能原諒他了。曾國藩找來李鴻章，讓他起草彈劾李元度的奏章。李鴻章擅長處理公文，曾國藩這一時期的奏疏，基本上都是李鴻章代筆。
當初，曾國藩命令李元度率部防守徽州的時候，李鴻章就堅決反對。李鴻章和李元度的關係很好，他深知李元度這個人雖然學問好，但根本就不會打仗，讓他去守徽州，肯定會出事。但是，曾國藩顧念舊情，還是給了李元度機會。
然而這時，曾國藩命他起草彈劾李元度的奏折，卻被他拒絕了。李鴻章對曾國藩說：“徽州之敗，不是次青（李元度，字次青）的過錯。李世賢有十萬精兵，
而次青隻有三千兵，失敗是必然的。老師以信義號召天下，次青是老師的救命恩人，老師不能這麽絕情地對待他。老師一定要參劾次青的話，鴻章不敢擬稿。”
一聽李鴻章這話，曾國藩更氣了。他一把推開李鴻章，拿起筆墨紙硯，來到辦公桌前，厲聲對李鴻章說道：“你不寫，我親自寫！”
一向在曾國藩麵前畢恭畢敬的李鴻章這時候脾氣也上來了，他對曾國藩說：“老師執意要這麽做的話，那麽鴻章也不想再侍奉老師了。
曾國藩擺擺手，不耐煩地說：“隨你的便。”
李鴻章就這麽負氣離開了曾國藩幕府，去江西他哥哥李瀚章那裏住去了。李鴻章這一離開就是將近一年。當初李鴻章在的時候，曾國藩並不感覺他有多重要，現在他離開了，曾國藩才真正感受到，沒有李鴻章的出謀劃策、處理公文，真是太不方便了。同時，李鴻章也覺得他除了去曾國藩幕府那裏，真的是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了。到處都是兵荒馬亂，沒有他的容身之處。
曾李不能分家，作為他倆共同朋友的湘軍和事佬胡林翼最清楚這一點。他在曾、李之間做了很多的調解工作，最終使得兩人重歸於好。1861年7月，李鴻章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中。
回頭再來說說李元度。李元度兵敗徽州後，遭到曾國藩的彈劾丟了官。但很快他又被浙江巡撫王有齡請出，率領八千名“安越軍”在江西、浙江一帶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還是不能原諒李元度，再次上奏彈劾李元度。李元度也因此再度丟官。此後，李元度第二次複出，參與鎮壓貴州苗民起義。中法戰爭爆發後，他應好友彭玉麟的邀請，前往廣東參與防禦事宜。至1887年才病逝。
徽州失守後，太平軍對曾國藩所在的祁門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進攻。這半年時間，可謂是曾國藩一生當中最驚險的一段時期。
為了解除湘軍對安慶的圍困，太平天國總理朝政的幹王洪仁玕提出了一個南北兩路夾擊武昌，以迫使湘軍曾國荃部退卻的作戰計劃，得到通過。主持長江以北戰事的是英王陳玉成，主持長江以南戰事的則是忠王李秀成。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的大軍路過安徽南部，對祁門發起了猛烈攻擊。
當時，受曾國藩指揮在祁門周邊作戰的是鮑超和張運蘭的部隊。李秀成率部進攻祁門的時候，鮑超、張運蘭正在攻打祁門東麵的休寧，一時半會調不回來。祁門大營中隻有保衛曾國藩的三千兵馬，他們將要麵對的是李秀成兩萬精兵。隻要李秀成稍微玩命一點，曾國藩很可能被俘，中國近代史或許會因此而改寫。
曾國藩幾乎失去了鬥誌，他估計自己很難逃脫，連遺囑都寫好了，並且寫信給自己的兩個弟弟曾國荃和曾貞幹，妥善安排好了後事。曾貞幹就是曾國藩的那個最小的弟弟曾國葆，他的哥哥曾國華在三河鎮被太平軍斬殺後，他以報仇為名複出，並改名“貞幹”。此時，他正協助他的另一個哥哥曾國荃攻打安慶。
然而，李秀成並沒有決戰的意圖。李秀成並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他眼中，保存自己的實力永遠比保衛太平天國重要得多。他這次西征，名義上是去攻打武昌，實際上去接納鄂東南的農民起義軍，以壯大自己的實力。所以，他不會舍命攻打祁門，後來也沒有舍命攻打武昌。正是他的這種消極態度，給了曾國藩千載難逢的脫險機會。
這個時候，鮑超、張運蘭接到曾國藩的求救信，已經率部回援祁門，將李秀成所率領的太平軍擊敗。李秀成遭遇小小的挫折之後，便徹底失去了攻陷祁門的信心。此後不久，他就撤銷了對祁門的圍攻，率部繼續西征。身處祁門絕地的曾國藩也就暫時安全了。
然而，這種安全並沒有保持多久。1860年12月初，太平軍悍將黃文金率部從池州出發，沿著長江西上，準備攻下湖口、景德鎮一線，切斷湘軍的糧餉通道。這條通道對於祁門周邊的曾國藩直轄部隊來說，是重要的生命線。湖口、景德鎮能否保住，成了全局的關鍵。
湘軍水師將領彭玉麟連夜坐船從安慶外圍的黃石磯趕往湖口，主持湖口保衛戰。湖口新城是1859年彭玉麟親自督修的，他對湖口的防禦要點很清楚，所以兵力分布也很到位。
12月24日，黃文金率領一萬多太平軍對湖口發起猛攻。彭玉麟率部沉著應戰，憑借堅固的防禦工事，化解了太平軍一次又一次的攻擊。12月26日，黃文金久攻湖口不下之後，率部撤出戰鬥，前往攻打另一個戰略要地景德鎮。
這個時候，左宗棠的楚軍來到了贛東、皖南戰場。曾國藩將這支部隊布置在景德鎮，以保證糧餉運輸的暢通。這樣一來，黃文金就成了左宗棠帶兵以來遇到的第一個對手。與此同時，鮑超也率部來到景德鎮，與左宗棠聯合對付黃文金。
鮑超不懂兵法，布陣的時候也像曾國藩那樣，把軍隊布置在了一個絕地上。黃文金發現了這一點，準備先吃掉鮑超的部隊，然後再對付左宗棠。鮑超帶出來的部隊是真能打，雖然在地形上處於不利境地，但依舊憑借著頑強的戰鬥力，將前來挑戰的黃文金所部一舉擊潰。黃文金在戰鬥中受傷，連夜逃走。左宗棠、鮑超率部追亡逐北，太平軍大敗輸虧。
1861年2月18日發生在景德鎮的這一場決戰，以湘軍完勝而告終。此後，黃文金又糾集一些軍隊準備拿下景德鎮，但都以失敗告終。不久，黃文金被調往江北戰場。他的這支軍隊對於祁門大營的威脅，才算真正解除。
就在這時候，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由於多次攻打祁門沒有奏效，也把注意力放在了景德鎮上。他率領的太平軍在景德鎮周邊與左宗棠的新楚軍長期相持作戰，互有勝負。
因為景德鎮周邊持續戰亂，江西的軍糧無法運往曾國藩所在的祁門大營。最嚴重的時候，一連三十天，江西沒有往祁門大營運送一粒米。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曾國藩的幕僚們向他建議向東攻取徽州。那些幕僚認為，此時的李世賢正在景德鎮周邊與左宗棠大戰，一時半會回不來，而留守徽州的太平軍兵力並不多，攻下徽州是有可能的。隻有攻下徽州，才能籌集到糧食。徽州以東就是浙江，攻下徽州後，也可以從浙江方麵獲得糧食。
曾國藩接受了幕僚們的建議，決定親自帶兵攻打徽州。1861年4月14日，曾國藩率部第一次攻打徽州。部隊行進到半路上的時候，天下起了大雨，湘軍士兵在泥濘中行軍，軍械丟失了不少。來到徽州城下的時候，曾國藩發現憑借現存的軍械，湘軍很難拿下徽州，於是下令退兵。
4月19日，修整了幾天的湘軍再度整裝出發，殺至徽州城下。徽州城內的太平軍龜縮在堡壘中，並不出來迎戰。曾國藩找不到太平軍決戰，心裏很焦急，因為湘軍的糧食基本上已經吃光了，如果不能迅速攻克徽州的話，部隊可能會嘩變。
曾國藩的這種急於求戰的心理，早在太平軍徽州守將的洞察之中。所以，他們就是不出戰，準備將湘軍拖垮。曾國藩沒有辦法，隻好命士兵在徽州城外紮下營寨，做長期作戰的準備。
4月21日，太平軍發現湘軍剛到徽州城下時的那種銳氣已經喪失殆盡，決定發起進攻，將湘軍擊潰。這天夜裏，徽州城內的太平軍蜂擁而出，向湘軍營壘發起猛攻。湘軍猝不及防，傷亡慘重。
兩次徽州之戰再次驗證了人們對於曾國藩的那句評語：用將則勝，自將則敗。自此以後，曾國藩再也沒有親自帶兵打仗。無論是安慶、江寧之戰，還是後來的剿撚之戰，曾國藩扮演的都是一個居中調度者的角色，沒有再親臨戰場。
曾國藩打了敗仗，但並不服輸。他命令將領們回到原來的駐地，而他自己則率領少數軍隊駐守在離徽州隻有五十裏的休寧，準備再次攻打徽州。將領們都勸他不要這樣，因為現在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曾國藩固執已見，將能否攻下徽州視為自己生命的全部，並且寫好遺囑，寄往湘鄉家中。
當時，李世賢的大軍隨時都可能進攻休寧，曾國藩的那點部隊顯然不是李世賢的對手，隨時可能全軍覆沒。正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遠在安慶的曾國荃給曾國藩送來幾千石糧食，一直困擾曾國藩的糧食問題突然得到了解決。
隨著糧食到達曾國藩手中的，還有一封曾國荃的親筆信。曾國荃在信中說：“我聽說大哥要拚命攻打徽州，急得每天都睡不好覺，季弟（曾貞幹）比我更急，頭發都花白了不少。大哥是胸懷天下的人，不必拘泥於徽州一隅之地，更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敗而輕生。為今之計，應當迅速移師東流。大哥一日不移師東流，我和季弟就一日不得安睡。”
曾國藩讀完曾國荃這封飽含真情的信後，長歎了一口氣，決定接受弟弟們的勸諫，前往東流。1861年5月10日，曾國藩終於率部來到了東流。東流靠近長江，可以及時獲得彭玉麟、楊載福所率領的湘軍水師的保護。這樣一來，無論哪支太平軍，都不可能對曾國藩構成真正威脅了。
從1860年10月李元度兵敗徽州起，一直到1861年5月曾國藩移師東流，整整七個月的時間，太平軍都在和曾國藩玩貓抓老鼠的遊戲。然而現在，老鼠突然離開了貓的視野，變得無影無蹤了。這樣一來，貓就不得不擔憂了。
之後不久，李世賢率領的太平軍被左宗棠的新楚軍徹底擊敗，退回浙江。1861年6月19日及20日，留守徽州的太平軍也分兩批退回了浙江。徽州，這座曾國藩曾經想付出生命代價換來的城市，就這麽輕而易舉地落到了湘軍的手裏。或許，曾國藩不得不感歎，命運有時候真的是喜歡捉弄人。
與此同時，安慶、桐城外圍的決戰也在進行中。1861年初，陳玉成放棄攻打武昌後，退回安徽，從兩個方向對湘軍發起攻擊：一是桐城，湘軍方麵的主帥是多隆阿；一是安慶，湘軍方麵的主帥是曾國荃。
曾國荃在安慶城外使用的戰術，與李續賓攻克武昌、九江時一樣，都是圍點打援。李續賓發明的修築內外兩道壕溝的辦法，在這裏依舊得到運用。外濠用來阻擋前來解圍的陳玉成部，內濠用來阻擋從城中突圍的葉芸來部。能否抵擋得住援軍的衝擊，是這一戰術能否奏效的關鍵。
陳玉成手下第一悍將劉瑲林率領的四千多精兵，大多是從廣西一路打過來的太平軍老兵，戰鬥力非常強，是太平軍精銳中的精銳。此時，他們駐紮在安慶外圍集賢關的赤崗嶺上，對圍困安慶的曾國荃吉字營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在曾國藩的調度下，1861年5月20日，湘軍中最精悍的部隊——鮑超霆字營經過長途跋涉，來到了集賢關外，一場針尖對麥芒的大戰即將打響。
起初，鮑超指揮部隊衝擊赤崗嶺，被太平軍擊退。麵對失利，鮑超依舊顯得很沉穩，他迅速做出了戰術調整，在赤崗嶺周邊修築炮台十餘座。自6月2日起，鮑超指揮炮手，對赤崗嶺上的太平軍營壘發起一輪又一輪的炮擊。
到6月8日，太平軍在赤崗嶺上的四座堡壘已經有三座被毀壞，不少太平軍從營壘中跑出來，投降了湘軍。湘軍衝入三座營壘中，斬殺太平軍兩千餘名。
劉瑲林畢竟是陳玉成親自培養起來的將領，在如此被動的局麵之下，他依舊不放棄取勝的信心，固守最後的一座營壘，與湘軍不斷周旋。6月10日淩晨，劉瑲林率領殘部向北突圍，準備前往桐城外圍的陳玉成大營。不幸的是，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溪水猛漲，太平軍無法橫渡，被緊隨其後的湘軍追上，大部分成了俘虜，之後仍被湘軍殺掉。劉瑲林在轉戰過程中，被楊載福的湘軍水師俘虜並解送至楊載福大營，遭殺害。
劉瑲林以及他手下四千多精兵的覆滅，是太平天國的重大損失。太平天國後期，就是靠著陳玉成在支撐台柱，而陳玉成之所以能夠打勝仗，靠的就是劉瑲林。劉瑲林覆滅了，陳玉成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這對太平天國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赤崗嶺之戰是安慶攻防戰的決定性戰役。自此以後，陳玉成再也沒有對安慶發起像樣的攻勢，困守安慶城內的將近兩萬太平軍，真的成了籠中困獸。鮑超自小池驛一戰後，又一次打敗了太平軍的王牌部隊，確實是一位難得的將才。
眼看湘軍就要攻克安慶大功告成了，曾國藩又是歡喜，又是著急。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令曾國藩感到揪心的事情。
自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以後，英國商人得以進入長江沿岸經商。當時，中國商人無法通過太平軍駐守的九洑洲，所以江路是不通的，但英國人卻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太平軍不敢招惹英國人，因為兩麵受敵對於他們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英國商人將大量下遊的物資，尤其是淮鹽，運往長江中遊銷售，賺了不少錢。
然而，這些英國商人不僅僅隻做正規的生意，隻要有利益，無論是什麽事情，他們都敢做。他們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太平軍的賄賂，打著經商的旗號，將大量糧食運往安慶外圍，交給困守城中的太平軍。湘軍好不容易才切斷的太平軍補給線，現在又被英國人恢複了。這樣下去的話，安慶將永無攻克之日。
英國人的行為重創了曾國藩攻克安慶的信心。他甚至認為，如果英國人接濟安慶太平軍的糧食已經足夠多了的話，應該考慮撤銷對安慶的合圍。他和胡林翼、曾國荃、楊載福等人反複商討對策。曾國荃認為，應該由官文照會英國駐漢領事館，提出抗議。胡林翼認為，應該由新成立的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使節，提出嚴正交涉。曾國藩認為，這兩種做法都不切合實際，因為這些英國商人唯利是圖，即便英國使節發出警告，那些人也不會聽的。
曾國藩在給楊載福的一封信中，詳細地闡述了他對此事的處理辦法。他對楊載福說，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和英國人搞好關係。以後凡是英國人的商船經過各港口，都要置辦酒席款待。平時以小恩小惠籠絡他們，到了關鍵時候他們就會倒向我們這邊的。其次要以誠信示人。要態度誠懇地跟英國人講理，使他們認識到幫助長毛對於他們來說沒有好處隻有壞處。最後，要以利益打動他們。以高價回收英國人準備賣給長毛的糧食。比如，他們賣給長毛的糧食，是五兩銀子一石的話，我們也出五兩；是十兩一石的話，我們也出十兩。他們肯定願意不冒風險地賣給我們，而不會去賣給太平軍。
楊載福按照曾國藩的辦法行事，雖然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但英國人運往安慶城中的糧食確實減少了。安慶城內有將近兩萬太平軍，每天的糧食消耗是很多的。僅僅依靠少數英國人繼續運進去的極少量糧食，完全不夠用。安慶城內的太平軍，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
1861年9月，曾國荃吉字營對安慶發起了最後的攻擊。吉字營第一猛將李臣典率部猛攻安慶北門，同時偷挖地道，埋設火藥。
9月5日，李臣典命士兵引爆火藥，“轟”地一聲，安慶北門城牆瞬間被炸塌幾十丈。李臣典的部隊率先殺進安慶城，曾國荃督率大軍隨後殺入。太平軍早就失去了鬥誌，紛紛投降。安慶城外的陳玉成得知這一消息，慌忙率軍離開安慶戰場，退守廬州。
吉字營經過一年多的鏖戰，終於拿下了安慶這座以前的安徽省城。這對湘軍以及曾國藩家族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血戰吉安，曾國荃一戰成名，而拿下安慶，意味著他正式成為了湘軍陸師中最重要的將領。曾國荃的成功，令曾國藩感到特別欣慰。
安慶雖然拿下了，然而有一件事卻令曾國荃感到棘手，那就是安慶的善後問題。他手下有一個叫做朱洪章的將領，平時有些謀略。曾國荃便問他：“這次俘虜的長毛有一萬多，應當如何處置才能杜絕後患呢？”
朱洪章胸有成竹地說：“隻有全部殺掉，才能高枕無憂！”
曾國荃本來還有些猶豫，畢竟殺這麽多人是很作孽的事情，此刻聽到朱洪章這麽肯定的回答，他也下定了決心。他接著問朱洪章：“俘虜這麽多，一有風吹草動，恐怕會嘩變。就算要殺，也要想個萬全之策。”
朱洪章不假思索地答道：“這事好辦！我們隻需騙他們說發放遣散路費，每次叫進來十幾個，進來一批殺一批。如此一來，神不知鬼不覺，不消半天就能全部砍完。”朱洪章一邊說，一邊還做了個砍人的手勢。
曾國荃知道這是一條好計策，但他不敢親臨殺人現場，便把殺人任務交給了朱洪章。曾國荃對朱洪章說：“很好，很好！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記住，要絕對保密！”朱洪章領命而去，果然沒過半天，那一萬多俘虜就都人頭落地了。
曾國荃雖然見慣了刀光劍影，但畢竟是書生，有些仁慈。殺掉這批人後，他於心不安，每天晚上都夢到那些冤魂來索命，一連好幾天都沒睡好覺，結果就病倒了。
曾國藩得知曾國荃的這一情況後，在家書中開導曾國荃說：“你既然出來帶兵，就不要怕多殺人。這些長毛一個個都是惡貫滿盈的，我們殺掉他們，是替天行道。根本無需悔恨！”收到曾國藩的家書後，曾國荃的心這才安定下來。
安慶屠城是曾國荃備受後人詬病的重大汙點之一。屠城是沒有人性的，更何況還造成了大量無辜老百姓的傷亡，曾國荃理應受到批判。
湘軍攻克安慶前後，中國發生了一係列大事。首先是1861年8月22日，鹹豐皇帝駕崩。第二天，皇太子載淳即位。此時的載淳還不滿六歲。圍繞著最高權力的爭奪，朝廷分裂為兩派。一派以顧命八大臣為首，一派以慈禧太後、恭親王奕?為首。
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後聯合恭親王奕?，發動辛酉政變，將顧命八大臣趕下了權力舞台。其中，主張重用漢人的協辦大學士肅順、怡親王載垣以及鄭親王端華三人，被處以極刑。
慈禧太後雖然殺掉了肅順，卻把他的許多好政策繼承了下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重用漢臣。對於曾國藩的能力，慈禧太後早有所耳聞，她決定把東南大局托付給曾國藩。
1861年11月20日，慈禧太後任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蘇、浙江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製。自三藩被平定後，還從來沒有漢人能夠取得這麽大的權勢。接到任命的曾國藩，誠惶誠恐，深怕自己盛極而衰，落得個跟肅順一樣的下場。
湘軍方麵，這一時期也發生了一件大事，1861年9月30日，湖北巡撫胡林翼病逝於武昌官邸。胡林翼是湘軍發展壯大的大功臣，也是曾國藩複出後能夠再次得到重用的關鍵人物。他的逝世，是湘軍的重大損失。胡林翼逝世後，曾國藩成了名義上湘軍的最高統帥。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湘軍高層將領中掀起了一場推戴曾國藩的**。早在1860年曾國藩五十壽辰的時候，胡林翼就曾送給他一副壽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隱含推戴之意。
左宗棠也曾將一副題神鼎山的對聯送給曾國藩：“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其中的推戴之意，比胡林翼那副對聯更加明顯。曾國藩接到後，將“似可問焉”的“似”改成“未”，明確表示自己並沒有問鼎天下的雄心。
李元度遭到曾國藩彈劾丟官後，在老家呆了一段時間，後來又來到曾國藩幕府。湘軍攻克安慶後，他第一個獻上賀聯：“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推戴之意非常明顯。曾國藩看後，將他痛罵了一頓。曾國藩的好友郭嵩燾也勸曾國藩稱帝自立。
湘軍水師將領彭玉麟是曾國藩的重要嫡係力量。他給曾國藩送去一封密信，其中有這麽一句：“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曾國藩看後，嚇得冷汗直冒，趕緊將密信揉碎吞進肚子裏，以免被別人發現，遭致殺身之禍。
除了上述這些湘軍將領或幕僚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在這場推戴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就是王闓運。
王闓運是肅順的心腹。肅順與懿貴妃（即後來的慈禧太後）、恭親王奕?的矛盾日益激化後，非常需要得到曾國藩等統兵大將的支持。王闓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穿針引線的作用。
1860年，王闓運在曾國藩的祁門大營中呆了兩個多月。當時，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皇帝逃往熱河。王闓運乘機勸說曾國藩親自帶兵北上勤王。因為隻要曾國藩同意北上，肅順就在宮廷鬥爭中就多了一個重要的砝碼，就不怕懿貴妃、恭親王他們了。然而，一向處事謹慎的曾國藩並沒有聽信王闓運，他不願意卷入宮廷鬥爭中。
有學者根據相關的蛛絲馬跡判斷，在這段時間裏，深諳帝王之術的王闓運曾經為曾國藩規劃過另一條發展道路，那就是扯旗造反。當然，曾國藩不可能聽從他。
這麽多人都勸曾國藩造反，說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改朝換代的機會。首先，清廷內部鬥爭非常激烈。以肅順為首的朝臣勢力、以恭親王為首的帝胤勢力、以懿貴妃（慈禧太後）為首的帝後勢力互相傾軋，不能形成對外的合力。此時，湘軍如果造反，確實是有機會的。
其次，經過江南大營覆滅、八裏橋慘敗、鹹豐帝北逃、英法聯軍進北京、鹹豐駕崩、六歲孩童即位等一係列事件，清政府的威望急劇下降，人心比較浮動。這種時候舉旗造反，民眾不會對清朝絕對忠誠，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再次，江南大營覆滅，僧格林沁、勝保率領的八旗兵也兵敗八裏橋，清朝的正規部隊遭受了重創。一旦湘軍起義，基本上不會遇到清朝正規軍強有力的抵擋，是有可能會成功的。
對於湘軍起義的最好時機，不少湘軍史愛好者有個誤解。他們認為曾國藩應該在攻陷江寧後，趁消滅太平天國之勢，舉兵北上，卻不知攻陷江寧後，湘軍起義成功的主要條件已經不複存在了。湘軍最好的舉義時間，隻能是攻陷安慶後的這段時間。史料中記載的湘軍將領對曾國藩的推戴，幾乎全部發生在1860、1861兩年，而在1864年湘軍攻陷江寧後，除了一兩則不太靠譜的野史材料外，別無史料記載。這正說明了湘軍起義的最佳時機，是在攻克安慶後。
為什麽湘軍在攻克江寧後再起義的話，毫無勝算呢？首先，當時慈禧太後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1865年，她罷免恭親王奕?議政王與軍機大臣之職，奕?絲毫不敢反抗。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慈禧太後擁有著怎樣的權勢。這時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後的領導下，已經擰成了一股繩。老百姓對清廷的信心，壓有所恢複。這個時候的清朝，其實是不太容易被推翻的。
其次，此時的曾國藩對於湘軍的統攝能力已經下降了許多。攻克安慶後不久，胡林翼病逝，這時候曾國藩成了名義上湘軍的唯一統帥。此時的曾國藩，對於除了劉長佑、劉坤一一係湘軍以外的各路湘軍，都有著比較強的統攝能力。左宗棠羽翼未豐，也比較聽曾國藩指揮。
然而，從1862年淮軍建立到1864年湘軍攻克江寧這段時間裏，左宗棠、李鴻章都自立門戶。如果曾國藩在攻克江寧後造反，左宗棠、李鴻章很可能不會跟從，甚至會幫助清廷消滅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真正能夠控製的部隊，隻有曾國荃的吉字營以及彭玉麟的湘軍水師。以這點實力爭衡天下，無異於蚍蜉撼樹。
再次，曾國藩嫡係部隊的戰鬥力下降了許多。吉字營攻克安慶時，隻有萬多人，基本上都是精兵。但之後為了迅速攻克江寧，盲目擴招，士兵的平均戰鬥力下滑。這時候的吉字營，已經沒有了剛開始的那種衝勁，都指望著攻克江寧搶掠一番，然後回家過好日子。所以，戰鬥力早已不能和攻克安慶後那段時間相比。靠這樣的軍隊爭奪天下，是完全不行的。
既然湘軍起義的最佳時機是在攻克安慶後，那為什麽曾國藩沒有行動呢？很多學者認為這是由於曾國藩腦袋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所以他不敢跨越雷池一步。這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這恐怕不是唯一的原因。曾國藩之所以不造反，恐怕也是基於形勢的考慮。
湘軍要想起義成功，必須首先處理好和太平天國之間的關係。如果湘軍能和太平軍達成諒解，在“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旗幟下實現聯合的話，推翻清朝易如反掌。如果湘軍能夠穩住太平軍，雖然不聯合但也不相互攻擊，則湘軍北伐推翻清朝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湘軍完全不能和太平軍改善關係，則不可能推翻清朝。依照洪秀全的個性，他是不大可能向湘軍做任何妥協的。所以，第三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前兩者。所以，曾國藩造反的可能性很小。
湘軍要想北上推翻清朝，還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軍餉的問題。關於湘軍軍餉，我在下一章將會詳細敘述。大家會看到，軍餉的籌集是多麽的困難。
就攻陷安慶前後這個時間段來說，曾國藩所能依仗的軍餉來源其實隻有湖南一省。但即便是湖南，也因為石達開的兩次襲擾，經濟受到重創，能夠提供給湘軍的軍餉不會太多。
湖北在胡林翼逝世後，成了官文的天下。湘軍要造反的話，他不但不會幫助，反而會成為鎮壓湘軍的急先鋒。江西官場與曾國藩關係一直很僵，所以不可能為造反的湘軍提供軍餉。安徽剛剛經曆大的戰亂，根本沒有可能提供軍餉。至於其他省，更不會提供軍餉。
沒有軍餉，湘軍不可能打勝仗，最終將自動解體。從這個角度來說，曾國藩也是幾乎沒有可能造反的。
總而言之，曾國藩不反，一是由於他有著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二是攻克安慶前後雖然存在著造反成功的時機，但並不成熟。很多人因為曾國藩不反清，非常反感他。其實，這種態度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客觀形勢不允許，還強行去做，最終除了自我爆炸之外，不會對曆史產生任何推動作用。舍生取義固然可嘉，但更多的人必須卑賤地活著。隻有活著，才能為國家民族做出更多更有意義的事情。
安慶落入湘軍之手後，湘軍與太平軍在安徽的爭奪主要圍繞廬州展開。這個時候，一個叫苗沛霖的人將皖北攪得天翻地覆。
苗沛霖本也是書生，在亂世之中拉起一支部隊，時而參加撚軍，時而參加太平軍，時而投降清朝，進行軍事投機和政治賭博。這樣一個反複無常的小人，卻深得勝保的喜歡。勝保將他招撫，命他帶兵鎮壓撚軍。
與勝保這位滿族將領不同，當時幾乎所有的漢族將領都認為苗沛霖不可用。袁甲三以及安徽巡撫翁同書與苗沛霖矛盾很大。苗沛霖不滿袁甲三、翁同書兩人對他的排擠，於是再度謀反。
1861年初，苗沛霖率十萬大軍渡淮南下，以主力攻打翁同書駐守的壽州城，另派部將攻打皖北的多座城市，並與太平軍、撚軍取得聯係，宣布共同抗清。
翁同書是個書生，見苗沛霖來勢洶洶，害怕作戰，一味主張招撫。結果反而使得苗沛霖得寸進尺。1861年底，苗沛霖的大軍攻克壽州，堂堂安徽巡撫成了苗沛霖的俘虜。
被俘之後，翁同書又苟且求生，拚命討好苗沛霖。苗沛霖也想留下翁同書作為和朝廷對話的人質，所以也就沒有殺他。翁同書在苗沛霖的授意下，接二連三地上奏替苗沛霖表明心跡。苗沛霖無意斬殺翁同書，最終將他釋放。
翁同書處置失當，給曾國藩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後路不靖，湘軍就不可能繼續東征。曾國藩決定彈劾翁同書，以杜絕朝廷招撫苗沛霖的幻想。
曾國藩最負盛名的奏折《參翁同書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寫作這份奏折的不是曾國藩，而是李鴻章。就像曾國藩所說的那樣，李鴻章最擅長處理公文，所以當時曾國藩的奏折，往往都是李鴻章起草的。
翁同書家是當時的世家大族。翁同書的父親是鹹豐皇帝以及恭親王奕?的老師，曆任工部、戶部尚書，權傾一時。以翁家的權勢，曾國藩要想扳倒翁同書，絕對不容易。
曾國藩對這封奏折也很重視，特意叫文案房多準備幾道草稿。最終，曾國藩在其中選中了李鴻章的這一份。李鴻章的這道奏折，雖然隻有區區六百字，卻字字千鈞，句句見血。
這份奏折首先指出翁同書的幾大罪狀，包括舉措失當、苟且貪生等等，然後指出翁同書幾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處，反駁他的種種辯解，令翁同書百口莫辯。
接著，李鴻章又站在朝廷的角度考慮。翁同書有這麽大的罪狀，怎麽還能逍遙法外，應該迅速將他革職拿問。這樣一來，朝廷也就不好再包庇翁同書。
最後，李鴻章又從自己的角度闡述，說自己絕不敢因為翁同書門第鼎盛而不敢參劾。這種大義凜然的氣勢，使得朝廷不敢從輕發落翁同書。
李鴻章的奏折起到了雷霆萬鈞的作用，朝廷不得已，隻好將翁同書判為斬監侯。然而，處置翁同書並沒有使清廷堅定徹底剿滅苗沛霖的信心。清廷不顧曾國藩的反對，依舊采取剿撫兼用的方略對待苗沛霖，一邊調集軍隊前往圍剿，一邊又命勝保前往招撫。
苗沛霖在前線叛變後，一麵下令全軍剃發，歸順清朝，一麵按照勝保的授意，以再度反清為誘餌，引誘陳玉成北上。當時，陳玉成手下兵力已經不多，無法再守住廬州。萬般無奈之下，他隻好選擇相信苗沛霖，放棄廬州，北上會見苗沛霖。
太平軍放棄廬州後，湘軍李續宜部趁機進入。陳玉成來到苗沛霖大營後即被俘虜，最終慘遭殺害。廬州的失陷以及陳玉成的遇害，意味著皖北抗清鬥爭的徹底失敗。對於曾國藩來說，現在他終於可以放心大膽地東征，向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發起攻擊了。
湘軍在安徽戰場取得重大突破的時候，東線戰場的清軍卻遭遇慘敗。太平軍攻克了杭州，並且威逼上海。
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有錢人很多。太平軍的淩厲攻勢使他們感受到巨大的威脅。人可以跑，但是產業不能跑。他們要想保住家業，就必須擊退太平軍。於是，他們一方麵和英、法等國駐上海領事商量，請求借師助剿，成立中外會防軍，另一方麵派出了以錢鼎銘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安慶，向曾國藩求援。
錢鼎銘來到安慶後，向曾國藩表示，隻要湘軍願意分兵守衛上海，上海紳民願意每月自籌六十萬兩白銀供給湘軍。當時，曾國藩嫡係部隊正缺軍餉，這筆錢對曾國藩有著不小的**力。但曾國藩考慮到，上海偏處下遊，戰略意義不大，而且分兵作戰是兵家大忌，所以沒有答應錢鼎銘。
錢鼎銘沒有放棄，他知道曾國藩最喜歡李鴻章，對於李鴻章的謀劃幾乎是言聽計從，於是利用自己的父親錢寶琛和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同年的關係，前往遊說李鴻章。李鴻章被他說動，進而勸說曾國藩。曾國藩果然聽從了李鴻章的勸說，決定出兵救援上海。
曾國藩覺得，上海之行關係大局，必須派最信得過的人前往。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曾國荃。當時，曾國荃帶著攻克安慶的巨大戰功，回老家湘鄉炫耀去了。曾國藩給曾國荃寫信，詢問他是否願意帶兵保衛上海。當時的曾國荃，一心想著攻打江寧，奪取鎮壓太平天國的首功。他不願意帶兵深入下遊。
這樣一來，曾國藩就把目光放在了李鴻章身上。他找來李鴻章，與他商議這件事情。在此之前，曾國藩已經有了建立淮軍的想法。曾國藩認為，湘軍暮氣沉重，遲早要退出曆史舞台。皖北一帶民風彪悍，有好兵源，完全可以成立一支新軍。鎮壓太平天國或許靠湘軍就能成事，但鎮壓撚軍必須得靠熟悉中原地形的皖北新軍。現在，曾國藩想借著出兵上海的機會，命李鴻章這個皖北人回家鄉招募一支新軍，帶往下遊獨立作戰。
李鴻章之前辦理團練，和淮北的一些團練頭子有著不錯的交情，像劉銘傳、張樹聲這些人。憑借著這些人的支持，李鴻章迅速拉起了一支軍隊。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淮軍就這麽誕生了。
此後不久，李鴻章帶著新組建的淮軍來到上海。期初，李鴻章的處境並不好，就像當年曾國藩在江西那樣，李鴻章在上海也處處遭受排擠。但很快，李鴻章就向世人證實了他的實力。他的這支並不被人看好的淮軍，擊敗了太平軍李秀成部的多輪進攻。同時，李鴻章通過手段，成功地從上海道吳煦手裏，奪取了上海的財政大權。李鴻章和他的淮軍在上海站住了腳跟。
憑借著上海強大的財力支持，李鴻章不斷擴編淮軍，淮軍總人數達到七萬多，比曾國荃吉字營人數最多時候的五萬多人，還多出了兩萬。
與李鴻章在上海站住腳跟同時，左宗棠在浙江也站住了腳跟。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新楚軍，猶如兩把尖刀，從背後插向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
與此同時，曾國荃率領的吉字營以及彭玉麟率領的湘軍水師，也沿著長江東下，準備攻打江寧，完成對太平天國的最後一擊。
安慶的陷落，引發了多米諾骨牌的倒塌，太平軍在安徽的布防紛紛潰敗，湘軍迅速占領了多座城市。這樣一來，東進的湘軍曾國荃、彭玉麟等部就有了穩固的後方，完全不必擔心太平軍切斷後路。所以，湘軍東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5月中旬，彭玉麟率領湘軍水師殺到金柱關下。金柱關是長江天險，這裏河網密布，上遊可通往太平軍的重要物資轉運站，也就是高淳縣的東壩鎮。所以，對於太平軍來說，金柱關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他們在這裏的防守很嚴密。由於過分強調金柱關的防守，太平軍並沒有在與金柱關臨近的太平府城中布置重兵。
這一切，都在曾國荃的洞察中。一個聲東擊西的作戰計劃在他的腦海中形成。在對金柱關周邊據點發動了幾天的佯攻之後，1862年5月18日淩晨，曾國荃率部在湘軍水師的幫助下秘密渡江南下，對太平府城發動突然襲擊。駐守太平府的太平軍猝不及防，紛紛逃竄。湘軍輕而易舉地占據了太平府。
太平府的失陷，沉重地打擊了太平軍固守金柱關的決心。彭玉麟趁機率部猛攻金柱關。第二天，金柱關落入湘軍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