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1941年5月，留在中條山的中國軍隊被日軍戰敗，一部分犧牲，他們至今連姓名也沒有留下，一部分逃過了黃河，盼望著能夠打過黃河以北來，一部分做了戰俘，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
而一直到抗戰勝利，中國軍隊都沒有打過黃河以北。
1941年5月，盡管日軍占領了中條山，卻再也無力進入西北了。
那支在中條山中堅守了兩年半，挫敗了日軍11次進攻的第四集團軍，他們此後的命運如何？
第四集團軍渡過黃河後，駐紮在河南偃師、汜水、鞏縣、廣武一帶，擔任河防， 阻擊日軍渡過黃河。日軍占領了中條山後，曾派出一支部隊從邙山偷渡，被第四集團軍三十八軍擊敗。
邙山位於洛陽市北，黃河南岸，係秦嶺山餘脈，為洛陽的天然屏障。傳說這裏風水極好，所以成了東都洛陽曆朝曆代的官家墓地，邙山上已無一塊臥牛之地。 民間有“生在蘇杭，葬在北邙”的諺語，唐代詩人王建《北邙行》這樣寫道：“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置處。”白居易的《浩歌行》中也這樣寫：“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 未死有酒且高歌。”
唐代的邙山都已經沒有掩埋之地，更何況現在。
想來，當年三十八軍在邙山上抗擊日軍的時候，高聳嵯峨的墓碑和高髙隆起的墓塋，是天然的防禦工事。
在河南，第四集團軍依舊開辦幹部培訓班。
在一次培訓班上，孫蔚如向學員們講起了當年替楊虎城守法的事情。盧溝橋事變後，孫蔚如兩次麵見蔣介石，願意替楊虎城守法，讓楊虎城出來指揮陝西軍作戰。他懇求蔣介石說，雙十二事變，楊虎城是出於愛國的目的，出於對日寇的憤慨，“論帶兵，我是書生；論打仗，楊先生比我強得多，為了國家民族，請委員長三思”。
然而，蔣介石沒有同意。
孫蔚如文武全才，他的書法、詩詞都造詣極深，而且非常講義氣，看淡名利， 與士兵同甘共苦，所以，陝西軍從上到下，都非常敬重孫蔚如。將士一心，同仇敵愾， 這也就是陝西軍能夠打勝仗的原因。
1943年，統帥部又將三十八軍從邙山一帶調離，調來湯恩伯部隊在邙山堅守。
1944年4月19日夜晚，日軍突破了邙山陣地，湯恩伯的85軍一路潰敗，日軍接著用主力步兵兩個師團、裝甲第三師團之一個旅團，向第四集團軍陣地實施攻擊。第四集團軍九十六軍堅守左翼陣地，路雲亭營堅守虎牢關據點，日軍前鋒部隊攻擊七天七夜，援兵增至兩個聯隊，依然無法攻破虎牢關天塹。後，日軍被迫采用迂回戰術，占領了西十裏鋪，截斷了虎牢關與大本營的聯係，虎牢關守軍彈盡糧絕，彈藥難以為繼，便趁夜色撤出了虎牢關，而日軍在虎牢關也丟下了近千具屍體。
僅僅一個虎牢關，就讓日軍攻打了七天七夜，付出了千個士兵死亡的代價， 從1940年撤離中條山到1944年虎牢關戰鬥，時隔四年，日軍又見識了雜牌軍陝西軍的強悍戰鬥力。這支由陝西冷娃組成的軍隊，打起仗來從來都不要命，有一股二杆子勁，日軍在這些二杆子麵前感到畏懼。1944年的陝西軍，都是從中條山血戰中殺出的威武之師，他們在堅守黃河南岸時，幾乎沒有什麽大仗，所以也沒有多少傷亡，這些士兵都是當年那些在中條山中與早期日軍血拚的老兵；而日軍就不同了，1944年的日軍，兵力已經嚴重不足，敵後戰場上的很多日軍都是新兵， 這些沒有打過大仗的新兵，戰鬥力是非常孱弱的，怎麽能與在中條山中血戰了多年的陝西軍老兵一對一地較量？
日軍在陝西軍堅守的陣地上吃了大虧，便改變部署，派一部分兵力牽製陝西軍，主力用來進攻湯恩伯陣地。
孫蔚如的軍隊是雜牌軍，湯恩伯的軍隊是中央軍，日軍先前以為陝西軍比中央軍好打，沒想到在陝西軍麵前丟盔棄甲，醒悟過來後，這才將主力用來攻打中央軍。
湯恩伯的中央軍陣地像豆腐渣工程一樣，讓日軍輕易就攻破了，然後，日軍接連攻陷密縣、襄城、許昌、臨汝、宜陽等地，直逼龍門。
龍門陷落後，統帥部又命第四集團軍向洛陽以北的邙山挺進I第四集團軍向邙山行進一天，統帥部又命反攻汜水，向著汜水行走一天，統帥部又命向偃師進攻： 長途奔襲來到偃師，剛與日軍交戰，統帥部的命令又來了，這次是要求第四集團軍到新安西南地區。
第四集團軍的戰報中這樣寫道：“數萬大軍進退如此輕忽，統帥部之企圖令人無測。”
一場這麽大的戰役，統帥部朝令夕改，忽左忽右，這和當年中條山戰役如出一轍，統帥部坐在大後方，對著地圖發號施令，哪裏懂得前方將士是如何拚殺的？ 是如何浴血奮戰的？
縱然這樣，第四集團軍仍舊在洛陽地區打了好幾個伏擊戰，廣大民眾送軍糧、 抬擔架、運彈藥，異常積極。當地武裝聶玉堂、聶振寰還帶來幾百人槍，幫助第四集團軍作戰。而豫西別處，民眾一看到湯恩伯的軍隊，就逃跑一空，中央軍想找人帶路詢問，連一個人也找不到。豫西戰役失敗後，中央軍各指揮官向重慶方麵抱怨：豫西民風剽悍，襲擊中央軍，幫助日軍，是非不分。而河南參議會則回電： 人民襲擾各軍，何以不襲擾第四集團軍，且幫助之。此紀律不良有以致之，自己戰敗豈能委過於人民？
整個豫西戰役中，日軍在第四集團軍麵前都沒有占到便宜。當時，日軍的廣播中也有“與彼第四集團軍作戰，未能擊破主力”之語。日軍還在廣播中諷刺湯恩伯的軍隊說：日本人在國際間賽跑從不落後，此次與湯恩伯作戰，卻是望塵莫及。 日軍的這句話是譏諷湯恩伯的軍隊一打仗就轉身狂奔，日本人攆都攆不上。
1945年7月，孫蔚如被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他帶著張境白的警衛團先行赴任，趙壽山的三十八軍隨後開進。孫蔚如上任後，立即布置進攻宜昌，突然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三十八軍便停止開進。
這時候，第六戰區秘書長是連瑞琦。我小時候曾經多次見到過連瑞琦，他每天下午從山溝裏走上來，腰杆筆直，昂頭挺胸，完全一副軍人的姿勢。我隻聽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大宮，但是不知道他是誰。直到他去世後，才知道他有過非常顯赫的經曆。可惜，那時候我太小，沒有采訪他。
日本投降後，孫蔚如任武漢戰區受降主官，接受岡部直三郎大將第六方麵軍的投降。李興中任第四集團軍司接受鄭州日軍投降；趙壽山任第三集團軍司令， 駐紮甘肅武威，保障甘南新疆交通要道的暢通。
孫蔚如和國民黨軍隊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軍胡璉關係很好。胡璉也是陝西人，陝西人極為看重本土情誼。孫蔚如有一位換西廚師，陝西飯做得很好，胡璉每周都會來到孫蔚如公館吃午飯，每次吃完飯都要談論很久，經常還會吵起來， 因為兩人政見不同。但是吵歸吵，吵完了還是好朋友，有時候胡璉吃完了晚飯才離開。胡鏈來的時候，孫蔚如列舉了蔣介石反動獨裁、日本投降後接收大員貪汙腐化等醜事醜聞，勸胡璉認清形勢，不要再為蔣介石賣命，要給自己留有餘地。 胡璉認為孫蔚如分析有道理，但同時又說他深受蔣介石和陳誠的栽培之恩，不能做對不起他們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會出賣朋友，對兩人之間說過的話嚴守秘密。
1946年，第六戰區撤銷，成立武漢行營，程潛為主任，孫蔚如為副主任，實際已經被完全架空，他每天除了去辦公室轉一圈，其餘時間以與隨從下棋打發時光。
1947年，華中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白崇禧任總司令，總攬一切大權，程潛與白崇禧矛盾激化。
1948年，蔣介石撤銷武漢行營，成立長沙綏靖公署，程潛任湖南省主席兼長沙綏靖主任。孫蔚如被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淮海戰役時，胡鏈受傷，孫蔚如派人前去上海醫院探望。胡璉傷愈後，也前來拜訪孫蔚如表示感謝，並對孫蔚如的遠見卓識深表欽佩。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高官要員紛紛前往台灣，胡鏈來與孫蔚如告別， 孫蔚如明確表示，他不去台灣。胡璉問孫蔚如有什麽事情需要幫忙。孫蔚如說：“有兩名部下想去台灣，你帶上一起去。”胡璉就將兩人帶走了。
全國解放後，陳毅探望孫蔚如，並傳達周恩來指示，邀請孫蔚如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與此同時，二野特種兵副司令員孔從洲也來探望孫蔚如，孫蔚如讓身邊工作人員跟著孔從洲一起走，他說：“跟著我沒有出息，跟著孔副司令員多學習， 學會本事，共產黨是靠本事吃飯的。”
1979年7月27日，孫蔚如去世。
說完了孫蔚如，再說說趙壽山。
1946年，內戰爆發後，趙壽山以出國考察的名義，脫離了國民黨控製。1947年， 他宣布起義，進入冀魯豫解放區。1948年1月，趙壽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後，趙壽山先後擔任青海省主席和陝西省省長等職務。
1956年6月20日，趙壽山在北京逝世。
李興中在孫蔚如升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後，接任第四集團軍司令。
之後，第四集團軍番號撤銷，李興中被閑置。
內戰開始，李興中不願意打內戰。
1947年初，陳誠曾約李興中來到南京，詢問他的想法，李興中說：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事情，我不幹。隨即卸職去了上海，不願再在軍隊中幹。
後來，李興中經於右任提名，擔任監察院監察委員，化名在《大公報》等報紙上發表反對內戰的文章。
全國解放後，李興中來到北京，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不久，出任河北省交通廳廳長、民革中央委員等。
1962年7月24日，李興中去世。
孔從洲很早就與地下黨有聯係，抗戰時期，考慮到統一戰線，一直沒有率部起義。
抗戰結束後，孔從洲擔任鄭州洛陽警備司令。1946年5月，孔從洲在河南鞏縣起義。
1946年9月，孔從洲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軍長， 後參加解放戰爭。
1955年，孔從洲授中將軍銜，先後擔任西南軍區炮兵司令、軍委炮兵副司令、 炮兵學院院長等職。
1959年，孔從洲第二子孔令華與毛澤東之女李敏結婚。
1991年6月7日，孔從洲逝世。
李振西在第四集團軍移師河南後，擔任一七七師師長。孔從洲在鞏縣起義時，李振西奉命追趕孔從洲。
1949年，李振西在四川茂縣率部起義。
解放後，李振西被判入獄14年，後平反，擔任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
高桂滋在中條山戰役後，率領十七軍移防河南澠池，重整軍隊，救助難民， 為豫西民眾所稱讚。
抗戰勝利後，高桂滋擔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內戰爆發，高桂滋不願打內戰，曾將胡宗南圍堵解放軍中原軍區的計劃，和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計劃，秘密告訴地下黨員，並想盡千方百計，推遲了進攻延安的時間。 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曾想讓高桂滋擔任前線總指揮，被他拒絕。
全國解放前夕，身在重慶的高桂滋為了逃避去台灣，躲在一家外國人開設的醫院裏，直至重慶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桂滋先後擔任農林部副部長、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後，又擔任陝西省政協副主席。
1959年1月6日，高桂滋去世。
李家鈺，生於四川蒲江，在川軍中累功升至四十七軍軍長。1937年9月，抗戰僅開始兩個月，李家鈺就率領18_人從西昌出發，單衣草鞋，行程4000公裏， 抵達晉東南抗日前線。在駐防長治期間，與八路軍聯合抵抗日軍。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途經長治，李家鈺邀請劉伯承為營以上軍官講解遊擊戰。
1938年春，李家鈺在朱德、彭德懷指揮下作戰，在東陽關戰鬥中，重創日軍一O八師團一〇四旅團一部，自己也傷亡慘重，僅營長就犧牲四名。當地百姓在東陽關修建“川軍抗日死難紀念碑”
1939年冬，李家鈺升任三十六集團軍司令，統轄第十四、十七、四十七三個軍的兵力。後，李家鏈率部擔任黃河防務，在日軍占領中條山後，李家鈺多次派部隊渡河北擊日軍。四川慰問團曾來河南靈寶縣李家鈺駐地勞軍，李家鈺手書“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以明誌。
1944年春，日軍發動豫中會戰，相繼占領鄭州、許昌、洛陽等地，第一戰區各部西撤，李家鈺擔任後衛阻擊。5月21日，李家鈺在河南陝縣秦家坡遭到日軍圍攻，力戰身亡。
在抗戰時期，中國有兩個集團軍司令陣亡，一個是張自忠，一個是李家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