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品 悲涼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
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
數間茅舍，藏書萬卷，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鬆花釀酒，春水煎茶。
——元·張可久︽人月圓·山中書事︾
【壹】
時光退回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時李自成軍已攻入皇城，崇禎親自鳴鍾召集百官。此時是真正的兵臨城下，不是烽火戲諸侯啊，大明朝麵臨著滅頂之災。
可是，悲情皇帝朱由檢得到的卻是和周幽王一樣的待遇——無一人至！
試想太和殿殿中空空****，朱由檢寡人獨坐、遠眺。大殿依舊空曠，身下禦座冰涼，廣場上再不會有魚貫而入等待朝覲的百官，他們默契地棄他而去，身後“建極綏猷”的匾額是一個昭彰險惡的笑話。
——說什麽上承天意，下順民心。平日裏稱孤道寡，大難臨頭，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是荒**無道，喪了民心，他是生不逢時，力不從心。
“時運不濟”這個詞用在別處猶可，用在皇帝身上總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上天和大明王朝開了一個不小的笑話，明朝最勤政的皇帝（開國皇帝朱元璋之外），偏偏出現在它日落西山，行將就木之時，從朱由檢開始往前數，朱家兒郎怠政，種種舉動荒唐，個**好之極品，實在是歎為觀止，超乎想象。
崇禎戰戰兢兢，從皇帝哥哥朱由校手中接過皇位。登基十七年來，心知國勢式微，內憂外患，是以兢兢業業，不敢怠慢。似他這般才幹的人君，如果出現在明朝中期，以其的剛毅勤勉，縱不能開疆辟土，做一個中興守成之君，當是不在話下。
奈何，國運已被他的前任們揮霍敗光，任他如何勵精圖治，明朝氣數已盡，勢不可挽。李商隱有詩雲，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再往前的列祖列宗不消曆數，崇禎的爺爺明神宗萬曆，就是熠熠生輝的一朵奇葩，怠政且不提，他還是少見的守財奴。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後，神宗派出大批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激起民憤，為明末的起義埋下深重前因，客觀上也阻礙了新興工商業的發展。
一國之君不見朝臣，沒事就守著他心愛的鄭貴妃躲在宮裏數銀子。夫妻倆合計著為愛子福王斂私財，為此跟大臣鬥智鬥勇。皇帝大人讓寧願私房錢爛在皇宮內庫裏，挖個大坑埋著，每天臨睡前去看一眼，也不願拿出來支援國政，救濟百姓。跟努爾哈赤打仗，軍費不夠，大臣建議他開內帑，神宗皇帝毫不委婉地拒絕。
神宗長子，光宗朱常洛，好容易熬到正大位，即位一個月即病逝，病逝的原因與沉溺女色密切相關。光宗之後即位的熹宗，更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葩，傑出的木匠皇帝。
從殺人狂，到暴君、頑童大將軍、道士、守財奴、木匠，朱元璋的基因在後世子孫身上發生裂變，年歲愈久愈讓人瞠目結舌，歎為觀止。
曆朝曆代的宮闈都不太平，然，以明朝的宮鬥與國政牽涉最深。人言唐朝多女禍，前有高陽公主，後有武後，繼以韋後、安樂公主、太平公主。
在我看來，明之女禍動搖國本，貽害尤甚於唐，且段位太低，令人哭笑不得。
明朝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寵妾辱妻，寵妃奪嫡之事此起彼伏，至萬曆、泰昌兩朝更登峰造極，接連發生了 “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史稱“明宮三大案”。
不幸的是，這三件要案都發生在同一個人——朱由校、朱由檢兄弟倆的父親光宗朱常洛身上。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宮外男子張差手持木棒直闖大內，進入東華門，一直闖到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見人就打，後被內監捕獲，幸未傷及太子。事件發生之後朝野震驚，舉朝大嘩，輿論指向牽涉極深的鄭貴妃，鄭貴妃見勢不妙，急向皇帝求援。
萬曆一力為愛妃開脫，軟硬兼施暗示太子不要追究，不惜打破多年與外臣的友好局麵，與太子出來麵見大臣，聯袂上演了一出“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外人勿憂”的戲碼，看得群臣目瞪口呆，啞口無言。
國之儲君，深居內廷而遇襲，幾乎命喪狂徒棍下——此等關乎社稷的要案，放在哪個朝代也沒有理由輕言放過，而在萬曆朝，最終僅以處死主犯和幾個涉案的內侍而草草了結，不再追究。
後麵兩案更匪夷所思。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萬曆帝沉屙不起，撒手人寰。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繼位，是為光宗。
為使光宗擯棄前怨，封自己為皇太後，鄭貴妃竭力籠絡光宗寵愛的西宮李選侍，令其代為進言。兩個有心機的女人一拍即合，合謀太後和皇後之位。鄭貴妃精心挑選了一批珍奇珠寶和好幾位能彈會唱、婀娜多姿的美女獻給朱常洛，朱常洛欣然笑納。
金銀珠玉，聲色之娛，加上西李從旁美言，光宗很快就將殺身之禍以及母親王恭妃多年以來因鄭貴妃所受的冷遇和折磨拋之腦後，興致勃勃地準備冊封西李為皇後，尊鄭貴妃為皇太後，後因遭到大批官員堅決反對才作罷。
朱常洛是個苦孩子，含辛茹苦熬了這麽多年，終於登基即位。膽戰心驚，朝不保夕的日子過慣了，一朝沒了拘束，便如窮人乍富，縱情聲色，沉湎女色，登基時身體無礙，不日“聖容頓減”，“病體由是大劇”。
說他累著了，我信，要說他是憂心國事，以至於龍體欠安，我是抵死不信的。首先，以朱常洛同學曆年來的表現，實在很難讓人相信他對國事有多深的憂慮，以至於憂慮到病重的程度。
說句刻薄話，老朱家的孩子不具備那種憂國憂民的素質；其次，登基之初，先君之喪，緊臨著新君即位，一連串大事，按部就班處理下來，禮法冗繁，就算再有想法作為的皇帝，精力亦難兼顧；再次，治大國如烹小鮮，初掌國政，一切尚在了解和熟悉之中，以朱常洛的智商和情商，不可能立刻做出什麽實質性的部署。
即使不是醫生，我也能猜到，光宗生病的主因是因身體底子差，驟登大位，難免有大喜大悲的情緒起伏，緊接著又縱欲過度……假如，又碰巧遇上別有用心的禦醫……幾下裏交錯，焉能不壞事？
光宗患病之後，時司禮監秉筆、掌管禦藥房的內醫崔文升入診帝疾，朱常洛服藥之後腹瀉不止，臥床不起，不能視朝。
崔文升本是鄭貴妃宮中人，現在光宗被他治得病勢沉重，朝臣們聞知此事，聯名上書，指崔文升進藥是受鄭貴妃指使，包藏禍心，欲置皇上於死地。實而言之，這樣推斷和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鄭貴妃惑亂後宮，幹涉朝政的劣跡由來已久，萬曆、泰昌兩朝的幾大政治事件，國本之爭、福王就藩、梃擊案、移宮案，她或為主謀，或是同謀，即使不是暗中指使，也少不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絕對是個不甘寂寞的女人。
自萬曆十年（1582年）入宮，位列九嬪開始，被封為淑嬪的鄭氏就遇上一生對自己百依百順的男人——明神宗朱翊鈞。是前世的因緣也好，是後天的努力也罷，從此以後，她寵冠後宮，憑自己的豔美聰慧、機警陰狠鬥敗了後宮所有的女人，將皇帝收入彀中。無論是位份高於她的王皇後，還是生了皇長子的王恭妃，都在她的打壓下鬱鬱而終。
以感情，才智，美貌論，鄭氏當之無愧是神宗的佳偶。如果她順理成章成為皇後，她所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理所當然繼承皇位……如果大臣不那麽古板，不堅持立長立嫡的祖法，如果皇帝也不是那麽固執的話，也許，明朝的曆史將被改寫……隻可惜，曆史是既成事實，曆史是不能假設的。
鄭貴妃在後宮翻雲覆雨，用盡心機手段，鬥完內廷鬥外朝，堪稱女人中的戰鬥機。可惜，她與皇帝聯手亦不能扭轉局麵，達成心願，沒能如願將兒子送上皇位，自己更是與皇後之位失之交臂。
鄭氏堪稱後宮之中，費盡心機始終與皇後之位咫尺之遙的典型代表。
回頭再來看這個光宗，真是極度不適合當皇帝的人，太平年月承祖蔭，當個糊塗王爺了此餘生也就罷了，做皇帝絕不是那塊料。有種秉性是記吃不記打，給點好處就感恩戴德，說好聽點是寬宏大量，說難聽點就是缺心眼。
且不論母妃受辱多年，在景陽宮中哭瞎了雙目，臨死時執手相看淚眼的淒涼，朱常洛自己多年受父王冷落，皇儲地位幾次受到福王威脅，尊嚴掃地。歸根結底都是鄭貴妃從中作梗。
現在，他轉頭就和仇人和好如初，還要封人為皇太後。既往不咎也該有個底線，寬宏大量也不是這種大法，以朱常洛的懦弱無知、軟弱糊塗，能有驚無險活到成年已經是僥幸又僥幸。這種人，養虎為患，今日不死，來日亦無多。
這種人能登基為帝，真是天要亡明，其勢已顯，不可挽回。
禦藥房首領受責，眾太醫束手不敢出頭。此後，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妙藥可治帝疾，光宗病急亂投醫，命身邊太監速召李可灼進宮。李可灼診視完畢，光宗命其速速進藥。諸大臣因李可灼非醫官，亦非知藥知脈者，再三勸告皇帝慎重用藥，光宗則不斷催促製藥。
到日午，李可灼進紅丸一粒。光宗先飲湯，氣直喘。待藥入，即不喘，稱讚李可灼為“忠臣”。
惴惴不安的大臣們等候在宮外，直至宮內太監出來傳話：皇上服了紅丸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大臣們才心頭稍安。
未幾，至下午，李可灼複進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光宗駕崩。此時，距離他即位才29天。
對李可灼究竟該如何論處，大臣們意見不一，一直爭了八年，“紅丸案”成為天啟朝黨爭的題目之一。要說這一幫大臣和後麵的兒皇帝都很糊塗，不該民主的時候瞎民主。李可灼藥死先君，無論怎麽算都難逃罪責。
即使算作醫療事故，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也該禁閉終身永不敘用，早早發落了，絕了眾議才是，怎麽能留做口舌之爭？最神奇是，李可灼在魏忠賢掌權期間居然能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可見熹宗受閹黨佞臣蒙蔽之深。
即使不論其他綜合因素，以人君的個人素質來論斷，明朝不亡也是天理不容。
倒黴太子、短命皇帝光宗薨逝後，餘波仍未平息。光宗寵妃李選侍（西李）挾持太子朱由校，盤踞乾清宮不出，以此要挾朝臣，以期達到位尊太後、幹涉朝政的目的。左光鬥、楊漣等大臣據理力爭，與太監王安裏應外合，將朱由校接出乾清宮，脫離西李掌控，後又在文華殿緊急升殿，接受百官朝拜。
朱由校被迎入別宮暫居，由朱由校的東宮伴讀太監王安保護其人身安全，議定於六日舉行登極大典。
朱由校登極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西李尚未有移宮之意，並傳聞還要繼續延期移出乾清宮。內閣諸大臣站在乾清宮門外，迫促李移出。王安亦在乾清宮內力驅，一麵，人質走脫，另一麵，談判破裂，大勢已去的西李隻好搬離乾清宮。
朱由校登上皇位，是為熹宗。事後，熹宗仍奉西李為康妃，“移宮案”至此方告一段落。
這場鳩占鵲巢的談判讓人啼笑皆非，西李一個婦道人家，手中無兵無權，僅僅是盤踞著乾清宮，就能和大臣胡攪蠻纏這麽久……明朝如此標榜禮法的朝代，能生出這樣的窩囊鬧劇，除了一聲歎息，真不知作何評論。
史學家常言，明之敗亡始於正德、嘉靖，顯於萬曆，實質上，絕少不了光宗、熹宗，強大而光榮的繼承和推動。
【貳】
朱明碧落，日月昏沉。朱常洛即位，僅僅是喪鍾敲響的第一聲。大明朝病入膏肓，日薄西山，反觀，崛起於白山黑水間的悍族女真則生機勃發，野心勃勃。
明朝時期，女真分化為三部，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中以居於遼寧的建州女真文明程度最高，彼時在首領努爾哈赤的帶領下，統一了女真各部，自立為汗，國號金。
努爾哈赤創立八旗製度，即猛安謀克製，實行兵民合一的政策，以七大恨誓師討伐明朝，秣馬厲兵以圖中原。
清朝草創之時，一代更比一代勵精圖治，他們最後能定鼎中原，不是沒有必然原因的。
不得不提的是明朝對儲君、皇子的教育，失敗得一塌糊塗。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分封諸子為藩王，手握重兵鎮守各地，以為天下為一家人之天下，必能固若金湯。他忘卻了權力野心會讓人忘卻所謂的親情和道義。
藩王手握重兵，相當於一個個獨立的小朝廷。一旦藩王勢大，國君式微，必將出現臣奪主位的悲劇，周朝分封製導致諸侯割據，漢朝血淋淋的前車之鑒他是一點也沒有吸取到。
朱元璋高估了自己設計的製度，低估了遺傳基因的力量。果然禍起蕭牆，帝位傳到第三代朱允炆時，發生了“靖難之役”，身為叔叔的燕王朱棣起兵謀反，將建文帝趕下台，自己當了皇帝。
明朝皇帝普遍短命，好幾個還無後。今日不知明日事，帝位更迭的頻繁讓人措手不及，眼花繚亂，皇子們豈能受到完備良好的素質教育？
大臣們在一次一次的政治鬥爭中被迫學得精乖，忙著站隊，忙著黨爭，漸漸君臣離心，臣民離心，吏治黑暗，爭鬥不息，國勢江河日下。
光宗朱常洛因生母卑微，神宗獨寵鄭貴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的緣故，一直不為父鍾愛。太子當得有名無實，艱險重重。他的兒子們也因此備受冷落，在動**不安、危機四伏的情形下成長。
崇禎帝朱由檢的哥哥、光宗的長子熹宗朱由校，自幼起被皇家紛爭耽誤成個半文盲，即位之後隻知埋頭做木工，寵幸奶娘客氏，縱容魏忠賢，閹黨橫行到無法無天的程度。
晚明這一段曆史，寫得我搖頭、歎氣、罵娘，幾欲棄筆。這是明朝曆史上最荒誕最暗無天日的一段統治時光，又何嚐不是中國曆史上獨樹一幟的一幕鬧劇！
明朝皇帝普遍長於婦人之手，一生不愛出紫禁城，出去也沒好事。絕對的尊崇造成了絕對的專製和昏聵。帝王的孤獨在於相信的隻有權力。為了牢牢把握住僅有的立身之本，在情感上，隻有選擇依賴身邊的人，在製度上以科舉八股來控製麻痹天下士子，大興文字獄，禁錮思想，設立錦衣衛、東西兩廠等特務機構來控製臣僚。
在外戚和宦官之間獲得微妙的平衡，需要為君者有很強的製衡能力。遺憾的是，朱家兒郎普遍缺乏這種素質和能力。
明之閹禍甚劇，追漢超唐，到達登峰造極的程度。以至於我們現在提到閹禍，第一時間會想到天啟朝的魏忠賢，可見其人之貢獻突出，臭名之昭著。
在魏忠賢“一閹致黨”力拔頭籌之前，明朝寵幸宦官致禍的曆史已蔚為可觀，王振、汪直、劉瑾，無一不是禍亂朝政，隻手遮天的混蛋。
史載：“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得之。”魏忠賢能擁有如此大的破壞力，絕非因他有過人之能，過人的野心。這廝連梟雄都不是，隻是個文盲，一個會投機的潑皮無賴。根本原因，是為君者的昏聵，以及製度本身從裏到外的潰爛。
閹黨為禍，亦證明大明王朝從裏到外，爛到了體無完膚、無藥可救的程度。曾經強大到擊潰世界征服者(蒙古鐵騎)的明朝，卻因為腐敗至極的製度，因為太監而走向衰微，直至覆滅。
光宗朱常洛跟他父親其實是一丘之貉，本性都很薄情寡恩，傾心的都是善於逢迎、心機深沉的女子。
縱觀熹宗朱由檢的一生，從降生伊始，就與憂患同在。朱由檢幼年並不幸福，他的生母是低等婢妾，生子而無寵，獲罪，被下令杖殺。隨後，朱由檢交由庶母李選侍（西李）撫養，以西李之刻薄，朱由檢的際遇可想而知，數年後改由另一庶母東李（莊妃）撫養，東李為人寬厚仁慈，朱由檢的際遇得以稍加改善。
不同於哥哥對閹黨的盲目寵幸，皇子朱由檢未分藩前在宮中目睹宦官種種驕橫跋扈、目無尊上的行徑——他視之為慈母的莊妃（東李）鬱鬱而終，已足以令他刻骨銘心。
綱紀敗壞，朝廷法度**然無存，貴為皇弟亦朝不保夕，如履薄冰。朱由檢敢怒不敢言。幸而熹宗甚為顧念親情，用他僅餘的判斷力，對妻子和兄弟盡了最後一點保護之力。
天啟二年（1622年），朱由檢封信王，一直住在宮中，直到天啟六年（1626年），才遷至信王府。天啟七年（1627年），朱由檢17歲，選城南兵馬副指揮周奎之女為王妃，即後來的周皇後。
是年，熹宗薨逝，無子，遺詔立五弟朱由檢為帝。起先朱由檢畏懼閹黨加害，猶豫不敢奉詔，是熹宗遺孀張皇後步出簾後，力勸他以江山社稷為重，一肩擔當，更囑他在皇宮內事事小心，以防閹黨加害。
亦是因為張皇後這一勸，朱由檢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局勢將他推到這一步，就算前途是絕壁深淵，九死一生，他亦無路可退。
不飲不食宮中之物，夙夜驚坐，不敢安枕，小心翼翼提心吊膽繼承了帝位，改年號為崇禎，是為思宗。
不管怎麽說，即位之後的朱由檢比他的糊塗哥哥看來讓人欣喜。崇禎對閹禍深惡痛絕，繼承皇位之初，即下令處置閹黨。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魏忠賢自殺，客氏入浣衣局後撻死。
客、魏一死，閹黨樹倒猢猻散，魏忠賢侄魏良卿，客氏子國興、弟客光先伏誅、棄市，家屬無論少長皆斬。
朱由檢拔劍出鞘，以霹靂手段處置了閹黨的核心人物，下令徹查閹黨，大快人心，天下稱善。閹黨260餘人或處死、或發配、或終身禁錮。與此同時，他下令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
撥開烏雲見青天，至少表麵看來，明朝曆史最黑暗的一頁已經翻過。至於那新的一天，是不是嶄新光明的一天，沒有人敢斷言。
崇禎的果斷作為讓許多人重燃希望，他自己也欲力挽狂瀾，成為中興之主。
亂世年華如刻刀。他的青春早已在漫長的波折動**中耗盡熬幹，是直接從青年過渡到中年的人。
17歲即位，在位17年，他的帝王生涯，用“旰食宵衣”來形容並不過分。召對閣臣，谘問政之得失，論討興亡之道，明察施行之功過，事必躬親。他的所作所為，不似曆代的亡國之君常有的行徑。
崇禎自言，“朕自禦極以來，夙夜焦勞，屢召平台，時勤商榷，期振惰窳……”這是不爭的事實，不是自吹自擂。“屢召平台”，是指皇帝親自接見群臣，處理日常政務。這種製度，自第六代皇帝正德起，已經消失，對大臣而言，恢複這種情景，基本等同於上古神話。失望多年，他們早已習慣不作期待。
意想不到的是，朱由檢不單把它恢複，而且一直堅持下來。他鄭重承諾，除酷暑奇寒等過於惡劣的天氣以外，“朕當時禦文華殿，一切章奏，與輔臣麵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 他偶因身體不豫而臨時罷朝，被大臣指責，事後崇禎忙自責道歉。
當我走過文華殿，想起這些過往，不禁深深歎息，內心百感交集，為崇禎而悲哀。當年朱由校也是在這裏被大臣迎立，結果就是這位得來不易的仁兄，把大明朝推入萬劫不複的境地。輪到朱由檢，看似山河如舊，實則早已換了人間。
人世間的滄海桑田，有時也用不了多長時間。
九重三殿誰為友？舉世皆濁誰獨清？我站在這裏，仿佛還能看見崇禎操勞的身影，憂慮的神色。臆想中這男人神色剛毅，氣質陰鬱深沉，經年的憂患，戰爭的失利，亡國的陰影盤桓不去，本該意氣風發的他華發早生。
公正地說一句，朱由檢的操勞、勤勉、自律，與明朝中後期皇帝的怠政，真是天淵之別。
“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後人多是這樣評斷朱由檢。歎隻歎祖宗失德，全報應在他身上。
時天下饑饉，民不聊生，崇禎的本心不是不體恤民生的，即位以來，減膳撤樂，內無聲色犬馬之好，外無驕奢**逸之行，說他不近女色有些誇張，但與他的祖宗前人比，確實是不好女色的。
崇禎在位期間，六下罪己詔，極力緩和各種社會矛盾；另一方麵，為時勢所迫，戰亂所驅，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他又不得不加重賦稅盤剝，殺雞取卵，導致軍隊嘩變，民怨沸騰，流寇四起。
冥冥中一切早有定數。亡國之勢又豈是一腔熱血可以挽回？江山傳至他手中，痼疾深重，憂患已如癌細胞擴散，回天乏術。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這江山社稷，除非推倒再建，別無他法。
論起朝政的混亂，崇禎朝五十一相，更迭之頻繁世所罕見。在我的記憶中，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恐怕也隻有北宋的欽宗趙恒了。趙恒治國能力實在有限，性情又優柔寡斷，朝令夕改是常事，用人又顧慮重重，即位一年多時間裏，走馬燈似地換了26名宰執大臣。
崇禎亦生性多疑，更兼剛愎自用，常謂自己所任非人，馭下太嚴，責臣太驟。
他求治心切，一旦不奏效就施以重典，以致人心惶惶，言路斷絕，終成孤家寡人，後期又重蹈父兄覆轍，任用宦官。
崇禎待袁崇煥的態度，最能說明他內心的矛盾複雜，前期甚為倚重，言聽計從，後期中反間計誤殺袁崇煥，傾國之力打造的寧錦防線失守，滅頂之災已不可免。
終有那一日，修羅浴火，倒提長鋒，數百年社稷毀於一旦。
人生最大的恐懼是什麽？不是死亡，而是自信滿滿的你，終於看清自己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如此不被需要。
他默然闔目，鬱然長歎！17年來，他日夜憂懼，如墮無間地獄。未嚐不曾料想過有這一日，烽煙四起，血染都城，剩他獨坐孤城。
人生很多時候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結局如約而至，隻能慨然領受，國破家亡是他逃不開的宿命。
是罪罰麽？江山覆滅，戰火讓山河龜裂，淒豔壯烈的圖景，雖然痛心遺憾，亦有難以言傳的如釋重負。他不過是一次漫長無度的需索後，最後一位離席的埋單者。
朱由校死前，將皇子送走，以圖來日複國，命妻女殉國。周皇後、袁貴妃自縊（袁妃僥幸未死），崇禎帝在弘德殿手刃年僅六歲的昭仁公主，又斬長平公主，長平公主斷一臂後，重傷委地，僥幸未死，後落入清軍手中，成為清朝優待明室的標本。
生之哀，死之痛，難說誰更劇烈。
他不是沒有試圖自救，逃出這座城，奈何深陷重圍，生路斷絕。天下之大卻沒有他的容身之處。
眼見無路可走，朱由檢登煤山（景山），自縊於槐樹上，死前自去冠冕，以發覆麵，自覺無顏見列祖列宗，對天下臣民。他在袍服上留下血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朱由檢死時，身邊僅餘太監王承恩一人相隨。事到臨頭，不是不傷心憾恨的，就算是哀悼自己必將失去的權位，他也會抱憾終身，刻骨銘心。
在景山回望故宮，但見關河冷落，斷鴻聲遠，故國的光芒在眼中熄滅。人世的悲喜在滄桑巨變麵前總是輕如鴻毛。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但從來君王懼死，口中大義凜然不可侵犯，真到了兵臨城下之際，並不見幾人真的殉國。朱由檢以身殉國，兌現了最後的承諾，不失為君者氣節，故又被尊為明烈宗，這個烈字，他是當得起的。
功過得失，是非曲直後人自有公論。可他還有一句遺言，來生莫生於帝王家。令人聞之大慟，思而下淚。
一生過盡，檢點從頭，生如斷簡殘章。責任如山，怨仇如海，歡樂卻寡然。他所得到的情誼、恩愛、幸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這煌煌紫禁城，埋葬的何止是女人的青春？當然還有男人的雄心。
長夜終會褪去，太陽照常升起。
【叁】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軍攻陷北京，明亡。
一番掠劫之後，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
新王朝名為“大順”，永昌為年號。結果令人大跌眼鏡，草頭王屁股沒坐熱，就撤離北京。李自成像一顆流星迅疾劃過京城上空，帶來的卻是令人錯目的浩劫。同年五月，清軍入關，順治帝從沈陽遷都至北京。此後曆時14年，方才將中路建築基本修複。
事有湊巧。當年明成祖肇建紫禁城，也花了14年時間。紫禁城籌建於永樂四年（1406年）六月，建成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初四。花了十年籌劃前期工程，然後傾全國之力，在短短四年間完成。
此後的紫禁城曆經歲月變遷，飽經天災人禍，屢毀屢建，屢建屢毀，每一次修繕都勞民傷財。為肇建一家一姓之居所，為迎合帝王皇圖霸業江山永固的美夢，黎民百姓付出的代價何其深重！
滿族人經過長期透徹的了解和觀察，確認明朝已經腐朽，同時他們注重學習漢族文化，強大自己。不可否認，這個政權新生的活力，吸引了當時不少願為之效力的可用之才。
在自我摧毀的道路上，李自成的無知自大莽撞發揮了外敵所難以企及的力量，他成功激怒吳三桂降清，開山海關。滿族鐵騎**，再無威脅性的阻礙。
1644年，清軍入關，愛新覺羅氏取代朱氏成為紫禁城的新一任主人。就事論事地說，雖被當時的漢人認知為異族、韃虜、蠻夷，入主中原的滿族人卻沒有像過去眾多的新政權一樣，莽撞地將象征皇統的舊朝宮苑焚毀或拆掉，而是選擇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修葺加建，故而，紫禁城基本保留了今日所見的建製規模。
一方麵是礙於當時現狀，兵禍連連之後必須予民休養生息；另一方麵，未嚐不是一種氣量吧！我是奪了你的江山，且看我登臨帝位，執掌江山的能耐，並不比你差。我要這萬民稱頌，心甘情願臣服，漸漸地忘卻前朝。
中國古老的政治製度，從周朝的分封製開始，自漢迄唐就有了過於集權的趨勢，這本無可厚非，一個統一的國家，都該有一個穩定的中央，政治進步，政權自然集中，但宋、明、清三朝的中央集權，造成了地方政治的沒落。
到了清朝，它的政治製度大體承襲明朝，在中央集權方麵卻又暗中學習元朝。隻是滿洲人比蒙古人更聰明，暗藏了很多機巧，表麵看來，沒有那麽血腥野蠻，比元朝的統治合理，寬仁了許多。
雖然提及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我們慣常的用詞和論調是封建君主專製，但實事求是地研討曆代的政治製度就會發現，自古以來的政治體製，並不缺乏公心，亦不全由帝王的私心作祟，為所欲為。
在皇室和政府的職能劃分，君權和相權的製衡配合上都有其獨到的智慧和用心。至於後來社會發展變動，製度不能與現實契合，形成種種弊端，亦不能將此製度一筆抹殺。
中國的政治傳統，自漢代起，就不能簡單稱之為皇權，因並不由皇帝一人獨攬大權；亦不能說它是貴族政權，因自漢以降，沒有傳承不變的貴族，唐朝時門第衰落，就更沒有了；且不能說它是軍人政權，因自漢以下，不見哪個政府是由軍人掌控的。公平地說，是一種士人政權，一種平鋪的社會形態。
與西方在中產階級形成之後所采取的民主公開不同，古老中國的政權實質是向社會公開的，通過科舉製，越來越多的讀書人躋身仕途，掌握權力。
但除此之外，國家一貫采取節製資本的傳統，並不鼓勵聰明人投身工商業，創造私人財富。以至於讀書人壅塞仕途，這則是另一種日久沉積的弊端，非經由曆史發展不能顯露其危害。
除卻士人政權，另有一種特殊的政權形態——部族政權。元、清兩代，因是異族入主中原，為防異端，存了私心，乃化製度為法術，因襲明製，設六部尚書廢除宰相，清朝皇帝又普遍勤政，君主專製由此達到頂峰。
因清政府難以做到真正一視同仁，滿漢之間量才取用大不公平，種族之間的矛盾，其後種種弊端，直至清中後期，社會矛盾大量爆發才得以追根溯源。
故宮暮色，落日餘暉，似一幅緩緩展開又合攏的畫卷，又像一首欲言又止的詩篇，蘊藏著無數蒼茫浩**過往，猶如暗沉天空，一道道驚雷閃過。
1840年的鴉片戰爭直接改變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和格局，打破千年以來天朝上國，四方臣服的幻夢，令國人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
一次次的尊嚴掃地，直至**然無存。地位由強轉弱，列強蜂擁而至。甲午戰爭之後，這屈辱痛感格外持久鮮明。不可回避的事實是，這帝國正被肆無忌憚地瓜分、肢解、蠶食。
世界廣大，強敵環飼，對於這帝國中心，這宮禁裏慣常唯我獨尊的人而言，這是多麽尷尬急迫的認知。
站在金水橋上，回望故宮，心神動**，我仿佛看見往昔一個帝國的崩潰和坍塌，猶如立足在曆史的分界線上，忽然能領會當年光緒帝矢誌改革，發動百日維新的心態。
——當年的他才是真正站在曆史的轉折點上，退一步，回到自欺欺人的世界，又能苟且偷生多久？進一步，是接受改變，與嶄新的現實照麵。無數的考驗迎麵而來，結局難料。
【肆】
甲午戰爭的戰敗對光緒和當時全中國的精英分子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同時又是強烈的刺激。今變亦死，不變亦死。縱然自知準備不足，但事已至此，唯有義無反顧放手一搏。
太多人記住了戊戌變法的失敗，記住了維新派的不成熟，卻習慣性地忽略了光緒帝的見識、責任、勇氣和決斷。
如若他真是一個性格糊塗、優柔寡斷，對現實患難缺乏見識和擔當的年輕人，他大可固守尊位，龜縮在他的宮殿裏，不必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運。
事實上，他為當時的國家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熱情和尊嚴，即使這失敗足以葬送他的餘生，令他形容慘淡，生不如死；即使失敗之後十年的幽禁生活，亦不曾徹底擊垮他的意誌。
作為那個年代最有**和見識的知識分子，康有為畢生都對光緒帝尊崇備至，這固然是由於他所受的教育所致，又何嚐不是因他被光緒帝的性格和才幹所折服？
他們曾一起並肩作戰，試圖改變現狀，他了解光緒帝的**和壯誌，深知他擔荷的重擔和麵臨的艱險。即使後來，在維新變法遭到全麵的瓦解和摧毀之際，光緒帝依然竭盡所能地保護他的同仁們，並不曾抱怨、背棄他的臣下。
昔日的大清門已不複見，今日從天安門步入紫禁城，遙想起百年前“金鳳頒詔”的情形，依然思緒翩躚。
“金鳳頒詔”是明清兩代時逢皇帝登基、退位，冊立皇後，頒布重大詔令時在天安門舉行的頒詔儀式。“凡國家大慶、覃恩，由太和殿奉詔書出，宣於門樓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雲，設金鳳銜而下焉。”皇帝發布的重大命令(詔書)，要進行一套莊嚴隆重繁瑣的儀式，從天安門上降下，才能向全國各地頒發。
1898年，那從城樓上緩緩降下、頒行各地的詔書，昭示著變法的開始，那蜜月般短暫的103天，是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一個契機，我們不可因其倉促失敗而一概否定它的積極意義。
在康有為的晚年，他承認自己當年的某些改革措施是錯誤的，他對社會體製的設想有其內在的不合理性，不符合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且與當時固有的傳統之間也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在當年，他的大部分目標和為之而起的論戰都不是全無依據的荒謬想法。
那一年，這個充滿想法和**的年輕人和他的同道中人們一起進行著一場巨大的冒險。那雪片一樣密集的詔書，猶如一道道利箭，試圖衝破固有的禁製，改弦易轍，給舊國家帶來新希望。
遺憾的是，這些法令的命運亦如雪花一樣短暫。因在當時，思想開明的有識之士所擁有的力量實在是微小到微不足道。
回望這一段動**，不得不提到曾被光緒帝委以重任、寄予厚望的袁世凱。光緒帝並不愚笨，他深知改革的危險性，希望在臣下中找到一個深具實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須掌握有一支精幹有效的軍隊，能夠靈活地行動，並對維新變法持以開明的支持態度，同時此人應具有絕對的忠誠，不會辜負皇帝對他的信任。
除卻那明擺著不存在的忠誠，可以說，當時的袁世凱是最符合光緒帝要求的人選。
不能苛責光緒帝所托非人，沒有人能料想到，袁世凱的秉性是如此奸猾，對此，不單是涉世未深的光緒帝未能識破，後來的許多人，包括鬥爭多年飽經憂患的孫中山，亦被屢次擺弄，深受其害。
袁世凱在變法時出賣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清朝朝廷，1916年背棄了民國……
在光緒帝的設想中，他需要袁世凱所做的事情和所起的作用就是阻止頑固派和慈禧太後取得聯係，以保障改革措施有足夠的時間去實施，而袁世凱在得到皇帝的密旨之後，立刻去見握有實權，並極具話語權的大臣榮祿，進行了一場心照不宣的談話，將光緒帝的意圖和盤托出。
1875年，5歲的光緒繼承帝位，到1889年大婚親政前，權力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後手中。1889年至1898年的十年間，光緒做了十年握有實權的皇帝，隻可惜實權同樣十分有限。
在啟用康有為等實行維新變法之前，光緒所做的事情，基本是因循舊製，不敢稍改慈禧定下的施政方針，並且事事請示匯報，如此才相安無事。
彼時，慈禧這精於權謀，同時又極度自大無知的老婦人，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幻夢裏，罔顧國家已捉襟見肘、千瘡百孔的現狀，隻滿足自己的私欲。
她的一意孤行，使得本該是北洋水師的軍費被挪用做她的慶生之用。甲午戰爭的戰敗，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慈禧太後雖然撤簾歸政，卻仍是帝國的實際執掌者，擁有淩駕於皇帝之上的權力。光緒帝的改革實際是在隱瞞她的情況下如履薄冰地進行著……當太後的鑾駕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那不可一世的老婦人以壓倒性的**威覆滅了皇帝僅有的尊嚴和威信，收回了她曾賦予皇帝的權位。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與那些慷慨就義的誌士相比，壯誌未酬的皇帝命運實則更加悲戚。
他被盛怒的太後囚禁於與紫禁城相連的一座湖心島——“瀛台”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幽禁歲月。
這座囚室位於紫禁城西苑“三海”的南海中，曾經是帝後生活遊樂、處理政務的地方，在京西諸禦苑未修建之前，帝後夏季多在此避暑，皇帝改“禦門聽政”為“瀛台聽政”。
康熙在聽政時，還效仿宋代皇帝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的古事，於橋畔懸設漁網，待群臣於奏事之遐，各就水次垂釣。
瀛台曲廊回環，煙波浩渺，猶如海上仙山，更兼古木奇石，蒼翠欲染人衣，取意神話傳說中的蓬萊仙島，這詩情畫意的地方，留給光緒的，卻隻有無窮無盡的淒涼和痛苦。
慈禧太後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罪己詔，表示皇帝不再具有統領天下臣民的能力和資格，權力重回皇太後手中。
每一天，已經成為傀儡的皇帝被太監從孤立的小島上接出，麻木地坐在重新歸政的慈禧太後身邊，口不能言，目不斜視，成為朝堂上名副其實的擺設，聆聽著她的訓示，目睹著一個愚蠢固執的老婦人發出各項指令，推翻他之前所做的全部努力，將命不久矣的帝國推向覆亡的深淵。
在古老的傳說中，葉赫那拉氏是愛新覺羅氏的死敵，葉赫那拉氏的先祖曾經發誓要覆滅愛新覺羅氏的統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充滿恨意的古老誓言已逐漸為人所遺忘。
在慈禧太後入宮之初，沒有人想到僅僅身為妃嬪的她，有朝一日會緊握至高無上的權力，有能力決斷這個國家的命運。當這一刻真正到來時，仿佛宿命的鍾聲敲響，一切都無可挽回。
光緒失敗了，失敗得十分之屈辱，無論是瀛台的涵元殿還是在頤和園的玉瀾堂，他都被慈禧太後牽來扯去，從一個囚室跋涉到另一個囚室，周而複始地進行著淒涼的遷徙。任慈禧隨心所欲，他未曾獲得一刻安寧。
曾經有一個疑問困擾了我多年。為何光緒帝在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婦人麵前如此不堪一擊？我想，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自“辛酉政變”鏟除顧命大臣，登上權力的舞台開始，經曆了太平天國之亂，以及後來的“同光中興”，慈禧在政治的博弈中所獲得的權勢威信和她在清朝貴族中所獲得的支持是無人可及的（即使是當年權傾一時的恭親王亦不可與之相比）。
何況，在這個之上，她既有的身份還令她自然而然地擁有了所謂禮法傳統的支持，而光緒所施行的改革措施本身受康有為等人的書生意氣誤導太深，激切求進，觸犯的恰好是清朝貴胄的集體利益。
思想治術的變革，自上而下容易失敗，當時的普通民眾，他們不可能在短時間裏領會到維新變法的深意，無法即時享受進步的好處。
對大多數的人而言，打破傳統，接受新生事物，同樣是可畏的事情。民眾的覺悟總是姍姍來遲。
舉目望去，光緒身邊可用的人屈指可數（連妻子和太監都是慈禧的親信）。內有勁敵，外無強援，若再加上自幼養在宮闈之中，對慈禧多年的積威深有懼意，年輕的皇帝實在難逃掌控。審時度勢，他的妥協認錯，也不全是不明智之舉，至少在當時，他是抱著來日方長，從長計議的打算的。
有生之年，被囚禁在皇城之內的光緒帝和流亡在外的維新黨人，都未曾放棄過努力，現實卻未給予他們希望和轉機。起初，康有為希望在西方列強的幹預之下，施加壓力迫使慈禧歸政於光緒，這些努力雖然保住了光緒名義上的地位，卻讓他遭到慈禧更深的忌恨和防範。
光緒亦自知唯有重掌政權才是唯一重獲自由的希望，這希望終歸幻滅。他的命運，真是欠缺了一點點關鍵的運氣。
是造化弄人，時不我與，還是大清朝真的氣數已盡，非人力能挽回？
經曆了庚子年的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進逼北京，倉皇離京之際，光緒失去了他一生最鍾愛的伴侶——珍妃。這個噩耗幾乎徹底摧毀了他，令他了無意趣。
她是他被壓製的一生中屈指可數的溫暖，他們憂喜與共，既是愛人，又是知己。曾經，他在慈禧的逼壓下娶了隆裕；
曾經，在失去權力的漫長歲月裏，更漏孤眠聽夜雨，隔著咫尺宮牆相思守望，與被打入冷宮的珍妃聚首。
拯救她成為支撐他活下去，重掌政權的至關重要的信念。而今，連這信念亦不存在了！
命運竟連最後一絲機會也不給他！幽禁十年，光緒帝亦不過人到中年，有朝一日，那年邁的老婦駕鶴西去，他重掌河山的日子並不遠，奈何她精力如此充沛，一直與他鏖戰，牢牢壓製他的命數。
1908年，生命的最後時刻，光緒帝自知不免，懇請慈禧能拋卻私怨，以江山社稷為念，在宗室中選擇年長者承繼帝位，以應對將來動**不安、混沌不明的局勢。這個合理的要求，依然被獨斷專行的慈禧否決。
合上倦怠的眼睛，在記憶未曾消散之前，回望這淒惶的一生，可以想見他的絕望不甘，難以瞑目。
是她選擇他登上帝位，亦是她令他受盡為人的屈辱。他們之間的恩怨恐怕到了九泉之下也難以厘清。
生如流星之迅疾，死如夜海之岑寂，碧波拍岸，葬送了他的一世英明。時至今日，還會有多少人記得那曾經奮鬥過的孤獨、高貴的靈魂。
【伍】
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後不到一天的時間裏，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辭世。
光緒帝無後，自知沉屙不起時，曾懇請慈禧以江山社稷為念，在宗室皇族擇年長者為帝，以應對將來錯綜複雜的局勢。奈何慈禧心中早有成算，所擇定的繼承人是第二代醇親王載灃和榮祿之女所生之子，年僅三歲的溥儀。
慈禧以光緒帝遺詔的名義冊立幼主，如此，她的侄女，光緒帝的遺孀——隆裕被尊為太後，葉赫那拉氏的尊榮得以延續。
與前任被慈禧太後操縱的皇帝和皇後一樣，愛新覺羅·溥儀，也注定是個悲劇人物。
從三歲被迎入紫禁城伊始，他在這人世間最大的囚牢裏度過了21年。《末代皇帝》這部電影裏，有一個鏡頭，讓人記憶猶新：年少的溥儀爬上皇宮的殿頂，他並不是想逃跑，他隻是想看看外麵的世界，哪怕是形式上更接近一點。
天空蔚藍，強烈的光影在視力不好的溥儀看來，似是波影流光。外麵的世界是一個不曾踏足的幻夢，幻夢深廣，禁錮他的城池卻是如此狹小而堅固。
他終於被焦急的內侍和大臣們接了下來。此時，他的英文老師莊士敦在大臣的陪伴下踏入宮門。紫禁城中家天下，縱然大清王朝已經今非昔比，名存實亡，在這個苟延殘喘的小朝廷裏，他依然是名義上的君王。
新事物與舊秩序重疊，新時代和舊時代纏夾不清，僅存這宮牆的一線之隔。這是非常尷尬的事，外麵的世界風雲變幻，虎踞龍盤，早已不在這幼主的掌控之內。
非但如此，在他的一生之中，他永遠不是真正的掌舵者，隻能隨波逐流。在他的生活裏，築著這樣的宮牆，在他的心裏，未嚐沒有這樣一道不可逾越的牆。牆內，是他無所適從的一生；牆外，是曾經帝國的功業輝煌，先祖的榮光……
這種憾恨，從他被擇定為帝，迎入太和殿的那一刻已經形成，注定隨著他的成長而日漸深重。
作為末代皇帝，溥儀在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略，但在現實中，他這個人的存在卻被顯而易見地忽視了，僅僅是作為一個模糊而尷尬的符號。圍繞在他身邊的大多數人都試圖利用這所剩無幾的價值，去換取自己的既得利益。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天安門最後一次舉行“金鳳頒詔”，時在清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 2月12日），隆裕太後以宣統皇帝名義頒布退位詔書。
自此，大清統治結束，溥儀成為清遜帝，與一後（婉容）一妃（文繡），以及前朝的太後們蝸居於乾清宮以內的內廷裏，慘淡度日。
畢竟世易時移，成王敗寇。很多事由不得一個幼童言語做主。本以為，這樣的隱忍可換得一世安穩，至少可以保全虛名，但世事動**，總不遂人願。
袁世凱又何以有這麽大的能耐同時操縱兩方，坐收漁人之利呢？這又一言難盡了。須得上溯到甲午戰敗之後，彼時清廷在德籍洋員漢納根策劃之下，決定練“新軍”十萬人來重建國防。袁世凱受命至小站訓練新軍，招徠了一批陸軍專才，漸漸有了自己的政治資本。
庚子拳亂之後，袁世凱當上了北洋大臣，實權在手。他便將原有的新建陸軍擴大為北洋六鎮(六師)，成為大清帝國的第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
所謂“北洋”，原從清末官製，所謂“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開始的。清製無宰相，各省擁有實權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最為尊貴。
清末重臣曾國藩、李鴻章，都曾任此職，權傾一時，成為大清帝國的實際宰相。庚子事變後，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彌留時在病榻上修“遺折”，保薦袁世凱繼任此要職。
袁世凱於1901年底出任此職，至慈禧死前一年(1907年)，慈禧深恐在她死後無人可以駕馭這位權相，遂將袁氏明升暗降，調任軍機大臣，去其實權。
迨兩宮同逝，因光緒帝有遺詔密令誅袁世凱，溥儀之父、攝政王載灃欲遂兄之遺願，卻力有不逮，誅袁未遂，隻得以足疾為由把他開缺回籍，可惜袁世凱此時在北洋大臣任內，羽翼已成。有心腹段祺瑞替他執掌新軍，袁縱然銜恨而去，亦不過一時退忍，東山再起也是指日可待。
武昌首倡，清朝權貴顢頇，無力彈壓情勢，袁氏應詔複職。他是亂世之奸雄，此番複出與清廷已恩斷義絕，心知大勢之不可逆。既然帝製必敗，他便投機於共和。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裏回憶，他六歲時，目睹袁世凱入宮，啟請退位之事，袁跪在隆裕太後麵前，兩人相對垂淚。很明顯，彼時寡婦孤兒的傷心惶恐是真，袁世凱的傷感分明是逢場作戲。
清帝應允退位，事實上，曆屆的民國政府都未履行優待條件上所應支付的款項。一方麵是內憂外患仍頻，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實在是力有不逮，另一方麵，恐怕是基於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心理，在當時所有擁護共和的人看來，保留清帝的性命、尊號，包括私有財產，已經是莫大的讓步和恩德。
時越二百餘年，清廷氣數已盡。縱使沒有辛亥革命，也會有別的革命產生。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清末民初，不幸趕上了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
這種改朝換代又不是過往普通的朝代更替，由秦轉漢，由唐代隋，而是從君主專製製度轉向了議會政治的共和製度，這種“轉型”對古老的中國而言實在是亙古未有，是處於西風東漸的特定時代，無法抵禦以夷變夏的強大影響而被迫形成的產物。
所謂“千載猶行秦製度”，可見其雖古舊，甚至弊病百出，但卻有其實效。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有維持安定的製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製度轉型的問題，非二三百年不能畢其全功。
所以在當時，民國成立後不久，人們就發現，期待設想中的和平民主並未如期到來。廢除了君主製，中國的政治步入另一種畸形的幫會政治。爭權奪利，軍閥混戰，你方唱罷我登場。中華大地上烽煙四起，戰端不絕，一時“護國”，一時“護法”。
時局依舊混亂不堪，新的時代，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不單是黨派之間各執己見，心存異誌，就連民國總統（孫中山先生除外）本身亦與民主共和同床異夢。
於是先有了袁世凱欲恢複帝製，搞禪讓的把戲，自立為“洪憲皇帝”，後有了“辮帥”張勳和保皇黨欲複辟，再來是馮玉祥控製北京，發動政變，派鹿鍾麟帶兵入紫禁城，逼溥儀離宮。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遷出紫禁城，至此，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宣告徹底結束。
隻要站在神武門前，閉目試想一下，便可知這種倉皇和痛楚。作為一場大戲的謝幕之賓，雖然戲份注定，但以這樣蠻橫無理的方式被驅離，任何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想來溥儀是不無悲涼怨憤的，自己想離開是一回事，被強製驅逐出生長之地又是另一回事。
其時正值光緒帝遺孀端康太妃的葬儀期間，鹿鍾麟領兵逼宮，勒令溥儀與皇宮中的親眷在三小時內離開紫禁城。
遙想過往，紫禁城中發生的最嚴重的動亂亦不過是嘉慶年間的兩次事故。一次發生在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曾在禦膳房供役的陳德因生活困苦，不堪忍受，帶兒子潛入宮中，趁嘉慶帝回宮之際在神武門手持小刀行刺，事後雖被侍衛製服，嘉慶帝仍受驚不小。
此事之後，嘉慶帝下令加強宮廷防衛，不料十年之後，天理教以林清為首的一支小規模的農民起義軍，在太監劉金、劉得財的策應下，趁大臣們到京東迎駕之際，從東、西華門闖入紫禁城攻到景運門和隆宗門，企圖直驅內廷，內廷侍衛在皇二子綿寧的指揮下緊急應對，在紫禁城內展開激戰，今日的隆宗門上還留有當年激戰留下的箭頭。
養心門外，教眾以人梯登牆，皇二子綿寧舉槍擊斃二人，貝勒綿誌（儀慎親王永璿之子）擊殺一人。綿寧即日後的道光帝，因在此次變故中沉著應對，嶄露頭角，事後被加封為“智親王”，深受嘉慶帝賞識。貝勒綿誌賞郡王銜。
我亦不知他日，溥儀相逢列祖列宗於地下，當如何自述。
在此之前，不能說，溥儀沒有一絲一毫複辟帝位的想法，但他天生不是野心勃勃、貪得無厭的人，智商也沒有低劣到認為自己在蝸居皇宮，無兵無將無民心的處境下還能力挽狂瀾，重登帝位。
圍繞在溥儀身邊的種種政治圖謀，更多是由於各色政治集團基於自身的需要而宣傳策動的，他自身所起的作用並不關鍵，注定是個受人利用擺布的悲劇角色。
【陸】
在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的眼中，少年皇帝是一個聰明、優雅、理智的紳士。自幼所受完備的傳統教育又讓他兼具了君子的品行。
他對外麵的世界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卻對種種政治陰謀興趣缺乏，一度他有想法放棄帝位和所謂的優待條件，托庇於外國公使的幫助，去國外遊學。這個計劃最終卻因為種種顧慮和現實幹擾，不得成行。
此外，日漸明晰事理的溥儀察覺到太監們偷盜宮內財物和內務府貪腐的情況實在嚴重，為免日後真的入不敷出，他意欲整頓內務，一麵下令縮減宮內開支，一麵令內務府開列宮內所藏珍寶及其賬目清冊，以便他隨時查驗。
孰料此事引起內務府及太監們的莫大反彈，引發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這件事的後果就是皇家的私庫被燒，建福宮花園內億萬珍寶付之一炬。
1923年6月27日，天色未明，紫禁城內建福宮即發生大火。火情是東交民巷的意大利使館發現的，當救火車到達神武門時，守門的衛兵還茫然不知。
建福宮位於故宮西北側，原址為明代乾西四、五兩所，為皇太子居處。雍正帝死後，乾隆在養心殿守製27個月，深感枯燥，聯想到若幹年後皇太後賓天，自己年事已高，還將守製27個月，遂在乾隆五年（1740年）下令修葺建福宮及其花園，“以備慈壽萬年之後居此守製”。
建福宮花園修在重華宮之右。其主體建築為建福宮，故稱建福宮花園，亦稱西花園。
建福宮花園地雖不闊，卻亭軒錯落，曲折雅致，乾隆帝曾在此奉皇太後賞花侍膳，後來皇太後死於暢春園，乾隆雖未遂初衷，卻也將此地作為宮中一處重要的行樂之所。乾隆對此地甚為喜歡，將其珍愛的許多珍寶存放於此。
嘉慶時曾下令將其全部封存。此後，建福宮花園一直作為收藏皇家珍寶的殿庫，其重要性非比尋常。
除卻大片具有曆史和建築價值的宮殿被焚毀之外，這次火災的損失無法估量。
據溥儀回憶，火災之後內務府曾報上一筆糊塗爛賬，粗略報告了損失，事已至此，他即使有再大的疑慮，亦隻能就此草草結案。
事發的原因追究下去自然少不了內務府的腐敗和縱容，雖然事後內務府交出的答複和處置都模棱兩可，意在息事寧人。但這場大火卻堅定了溥儀的另一個決定，他決定遣散宮中的太監，並且意誌堅決。最終，紫禁城內僅留下五十餘名太監伺候年老的三位太妃。
1923年7月，建福宮火災後不久，溥儀命太監離宮，自周朝以來延續了千年的太監製度得以廢除。
真是禍不單行，建福宮大火的濃煙陰霾揮之不去，一年半以後，更具摧毀性的逼宮事件就來了。隨風而逝的不止是建福宮，他失去的也不止是回頭的餘地。
這是最徹底的告別，終此一生，他都未能再回此地。
人說“倉皇辭廟日，垂淚對宮娥”。他卻似是被這紛亂時局和屢見不鮮的波折磨粗了神經，並沒有過多的驚恐、抗拒，表現得很安分。
溥儀離宮之後先住在出身之地——北府（舊時北平西城太平湖的醇親王府），後因京城時局不穩，城內風傳馮玉祥要對張作霖和皇帝有進一步的行動，深恐有性命之憂的溥儀托庇於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後被日本使館接納。
從1925年2月到1931年，溥儀在天津的日租界度過了近七年漫長、苦悶的旅居時光。這期間，他的個人生活亦是波折不斷。
1925年，末代皇妃文繡不滿皇室的夫妻關係，提出離婚，鬧出了轟動民國的“妃子革命”。
這場離婚雖然令時人叫好，認為是摧毀舊製度，追求個性解放，個人自由之舉，卻令溥儀顏麵掃地。有史以來，他是第一個被離婚的皇帝。
諷刺的是，這場涉及內廷朝政的妃後之爭，雖然以婉容的勝出告終，而隨著文繡的離開，婉容和溥儀的關係也漸漸不睦。
1928年，土匪軍閥孫殿英盜掘清東陵，據《東陵紀事詩》及其注語所載，墓內一片狼藉。清高宗乾隆和慈禧的屍骸被翻出來，踐踏在地，屍骨散碎，情況慘不忍睹。盜出的財寶裝了三十大車。
盜陵事件發生後，因孫殿英將其中最為珍貴的“九龍寶劍”送給蔣介石，夜明珠送給宋美齡，“金玉西瓜”送給宋子文，國民政府的高官權貴亦得其饋贈，故此事雖在國內外引起極大震動，溥儀和清朝遺老遺少們陷入極大的憤慨哀痛之中，國民政府聲稱要徹查，最後亦不了了之……
曾經的帝國像先人的屍骨一樣，分崩離析，被人踐踏在地。如果，此前溥儀尚可容忍民國政府和各色軍閥對他個人的無禮和怠慢乃至輕視，不遵循優待條件，侵吞他的個人財產，死亡威脅，種種種種……
那麽，盜墓事件是徹底令他對當時的政府失望，投靠日本人的重要原因。
失落、壓抑、憤怒，多年以後，溥儀再次拾起對權力的念想，進行複辟。
即使拋開曾經的帝位不談，他還是滿族人名義上的首領。這份屈辱所給予的烙印，這麽多年殘酷的折磨令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戀棧權力。
對某些人而言，尊嚴是跟權力緊密相連的——這是末代皇帝的悲哀，更是他的宿命！
對此，溥儀的侄子愛新覺羅·毓嶦有詩感慨：“暫寄東鄰差安妥，卻將飲鴆作醍醐。津門七載似韜晦，窺機伺變複皇圖。”溥儀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再現大清帝國榮光，回歸紫禁城內的太和殿上。最起碼，他也有能力使某些罪人得到應有的震懾和懲罰，而不是像如今這樣，他這個曾經的君主、無辜的人形同被流放。
“蓬山豈是多仙子，白山黑水久覬覦。”溥儀隨同日本人去到關外，成立“偽滿洲國”，再次即位稱帝，年號康德。身為傀儡，他未嚐不知被人利用吧！這現實太過破碎，他已經甚少有夢，那個溫情脈脈的時代一去不返。
他勢單力薄，要想把握住那岌岌可危的夢想，就無法不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就像已經獲救的人，不能站在岸上指責在水中掙紮的人不該登上賊船一樣。我們是否也能為溥儀的處境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給予公允的論斷。
溥儀做得不對，亦未能得償所願，他被利用得很徹底。日本人從未打算兌現幫助其恢複“大清”的許諾，讓他當所謂“滿洲國”的“皇帝”，隻為實現其策動“滿蒙獨立”、分裂中國的陰謀。
在日本人的監控下，他不準出“帝宮”一步，所有對外言論亦需經過關東軍擬稿審查。
“貪心未敢蛇吞象，遂牽傀儡作倀菟。一身已成千古恨，萬姓流離遭毒荼。仰人鼻息十四載，五年絕域困囚徒。”這是毓嶦對他的概括，精煉準確。
1945年日本戰敗後，溥儀作為戰犯被抓獲，先在蘇聯關押了五年，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繼續學習、改造。
“改造”期間，溥儀寫了不少檢討、交代材料和反省日記，綜合以前在蘇聯寫的另一些材料，最後出版成書，即日後流傳甚廣的《我的前半生》。
因這本“認罪材料”所表達的態度和口徑頗識時務，令當局滿意，1959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被宣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園工作。
“文革”後不久，末代皇帝溥儀病逝，像一段千年樂章落下最後一個音符，他的逝去，昭示著一段延續兩千多年的曆史真正結束。
在他身後，紫禁城依然矗立，留下無盡滄桑供人懷想，餘韻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