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品 奈何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李煜︽烏夜啼︾

【壹】

不管朱棣即位後所授意撰寫的《明實錄》如何篡改,不可改變的是,他是由一個默默無名、不被朱元璋所寵愛的妃子所生。出生時正值陳友諒率軍大舉進攻應天,朱元璋忙於戰事,應接不暇,對這個兒子並沒有太深的印象和感情。

所有的皇子中,朱元璋唯一付出真感情悉心栽培的是太子朱標,他非常注重對朱標的教育。不單給他指派了當時的天下第一學者宋濂為帝師,更任命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少傅,這三位洪武年間的大才子組成一個相當強大的教育陣容,分別從學識見識、文韜(行政經驗)、武略(軍事經驗)上給予朱標指導。

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已放手將很多政事交給朱標處理,並告訴了朱標處理國家大事的四字要訣“仁、明、勤、斷”。朱元璋自知馭下極嚴,他有他的苦心,不憚把惡人做了,留一個鐵桶江山給朱標。屆時,朱標再以仁治國,搏一個萬民擁戴,江山永固。

朱元璋把該做的、不該做的都做了。時辰一到,絕代強人也躲不過無常催命。他沒有看錯,朱標確實是一位值得信賴的繼承人,他有著朱元璋所沒有的仁慈,連他的兒子朱允炆也是個好人,如果條件允許,未必不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好皇帝。奈何,朱標死在朱元璋之前;奈何,年少的朱允炆身後有一位野心勃勃的燕王叔叔。

相較於同為庶妃所生卻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標,身為四皇子的朱棣實在淒苦,是一個丟在朱元璋的兒子堆裏也不容易被他爹想起的角色,下麵有22個弟弟,上麵還有三個哥哥。可以說,如果坐等皇位的話,一個個挨著數過來,也未必輪得到他。

自幼奔波沙場,在刀光劍影中長大的朱棣,跟隨著洪武年間的名將南征北戰,出生入死。他習慣了腥風血雨,戰爭和權謀將他磨礪得心如鐵石,城府極深。他知道,如果要贏得父王的器重,就必須要有過人的真本事。

為此他拋頭顱,灑熱血,深入大漠,遠征元軍,立下赫赫戰功。奈何,在他的父親眼中,他隻是一柄鎮守邊陲的利器,可以用來靖邊綏遠,安邦定國,皇位卻依然屬於那個少不更事的朱允炆。

虎踞龍盤的應天,少年天子朱允炆尚未登上皇位,遠在金戈鐵馬的北平,虎視眈眈的燕王已是殺機暗湧。

還有一件事迫在眉睫。朱允炆即位之初,身邊的兩位大臣齊泰和黃子澄已經開始建議建文帝著手削藩。此事的尷尬在於,不削藩則坐視藩王做大,削藩則藩王必反,這個鍋是怎麽端都燙手。削藩之事源遠流長,前史可鑒。從漢朝開始,削藩之事必然導致朝野震動,漢景帝時引起七國之亂,唐憲宗時亦曾引起兵禍連連。

此事不是不可行,倘若在君權不穩的時候貿然動手,很可能得不償失。建文帝雖然也不笨,但跟老謀深算的朱棣比起來,還是嫩了許多。他手下的兩位謀臣跟朱棣手下的道衍(姚廣孝)相比,韜略明顯低了不止一個檔次。在後來的靖難之變裏,黃子澄屢出昏招,加劇了建文帝的失敗,另一位被朱允炆倚重的齊泰也沒強到哪裏去。

我每每看到這一段,都會掩卷長歎——所謂書生誤國,信矣!事後朱棣起兵正是打著“鋤奸反正”、“清君側”的旗號。

隨著建文帝削藩之策大刀闊斧地進行,形勢越來越緊迫。擺在燕王朱棣麵前的選擇隻剩下兩個——要麽坐以待斃,要麽放手一搏。

這是一條一旦開始就無法回頭的路。

這是一個絕對的世界,成王敗寇,僅此而已。沒有模糊的邊界,沒有中間道路可循,對誌在天下的人而言,要麽成功,要麽失敗,不容逃避。

《千忠戮·慘睹》裏有一支【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曆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

轉眼間,血流成河,江山易主。人世間的翻天覆地、滄海桑田有時就在頃刻之間。這一支【傾杯玉芙蓉】寫的就是燕王朱棣謀反之後,建文帝逃出京城,與追隨他的大臣扮作一僧一道,隱姓埋名,輾轉千裏,一路目睹大臣被殺,內心極為慘痛。曲辭**氣回腸,又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意味。

對朱允炆來說,人生可不就是無可奈何麽?天地間,其他的角色有很多,皇位卻隻有一個。歎隻歎,他經驗太淺,錯用了書生;歎隻歎,朱元璋精明一世,糊塗一時。他翦滅功臣,定下“藩王戍邊”之策。他隻相信自己的兒子。結果藩王勢大,朱允炆無力彈壓,削藩不成反失了皇位。

換言之,麵對著朱棣這樣誌在必得的對手和周圍那群不安於室的藩王叔叔們,朱允炆就是再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也保不齊會有江山失守的一天。

從被選定為皇位繼承人的那一刻開始,他注定要麵對這場無比慘烈的決鬥,賭注是江山社稷、皇位尊榮。權位之爭沒有真正的公平,從他失敗的那一刻開始,他是生是死,已經不再重要。

“靖難之變”這場宗室之戰的過程和結果無須我再多言。曆時四年,朱棣成功奪位,登上了皇位,改年號為“永樂”,不久便遷都回自己的根據地——北平。攻破南京城後,建文帝下落不明,有說是葬身火海,有說是隱姓埋名逃遁而去。有傳日後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有一個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尋訪建文帝的下落。

鄭和,幼年因戰爭牽連成為“宮奴”,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名留青史的好宦官。他自幼隨著明軍南征北戰,成為朱棣的隨從。在“靖難之變”中,還叫“馬三保”的他就曾在至關重要的一場戰鬥中準確判斷出形勢,看出建文帝方主帥李景隆的虛弱,提出攻擊中軍的建議,連破對方七軍——因在鄭村壩戰役中立下大功,馬三保被朱棣引為心腹,賜姓為鄭,後來他為自己改名為和。

永樂年間,鄭和肩負著朱棣的重托六下西洋,第七次的時候,明成祖已逝,明宣宗在位,在信息不便的當時,宣宗派鄭和出使西洋的目的,已經不是尋人,而是將新君即位的信息,傳達給邦交各國。

60多歲的鄭和奉命再下西洋。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他最終死於歸航途中。鄭和之後,明朝的統治者再不關心航海之事。經曆了隨後的“土木之變”,山河動**,國勢由盛轉衰,航海之事遂無人再提。

梁啟超說,鄭和之後,再無鄭和。回想清朝的閉關鎖國,後來甲午海戰的慘烈,回望當初輝煌的時代,怎不令人扼腕歎息?

建文帝的時代結束了,大明朝的遠航才剛剛開始,沒有人可以料定朱允炆不如朱棣。可是結果隻有一個,失敗者要離場。

站在明故宮遺址前,仿佛聽見曆史的餘音繞梁。一個時代的斷章,未嚐不可看作另一個朝代輝煌的序曲。在遙遠的北方,新的都城正在崛起,並將伴隨明清兩代帝王數百年。

【貳】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說了這段前史,乃是為了說明朱棣奪位之後遷都北京,肇建紫禁城的因由。畢竟,朱棣不想生活在老爹的政治陰影下,身在舊都無疑是在隨時隨地提醒天下臣民不忘舊主,記起誰是正統。此外,從長遠考慮,將國都定於北平,有利於安定邊陲。

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南京是四大古都之中,與漢文化患難相共,休戚相關的都城。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國祚都不長久,此雖不乏迷信,卻亦有一定的道理可言。

龜縮在南方,先天就有不足,一旦邊境起事(朱棣自身就是個例子)就鞭長莫及。自古以來,就是從北方打進來容易,身在南邊抵禦難。從後來的曆史發展看,朱棣遷都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正是因為定都北平,明朝的國祚才如此長久。

他既是陰謀的篡位者,也是繼往開來的開拓者。朱棣秉持的理念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作為一個戎馬一生的君王,他堅信自己的天下當仁不讓要守好。

當年,朱元璋並沒有把皇位傳給他,他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得到這一切。他戰勝了無數對手,包括他自己。哪怕中途迷茫、膽怯,哪怕過程如此曲折、凶險,哪怕得到的代價是終身的孤獨和警惕,他一樣不悔當初。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這種至高無上的孤獨和喜悅,就像葉孤城對魏子雲說的,你不懂。

朱棣走到這一步,無可厚非。因為君臨天下、江山在握才是他此生最大的夢想。以不義取天下,以義守天下。他將向自己的父親,向天下人證明,向後代證明,他才是最適合主宰天下,君臨萬邦的人。

改朝換代,大舉清剿了建文帝時代的舊臣,順帶連“削藩”的事也做了。朱棣自己因反抗“削藩”而起家,現在卻堅定不移地奉行這一政策——可見“削藩”的成敗關鍵不在於口號、立場,而在於實力。朱允炆未竟的事業在朱棣手中完成了,這也算曆史的反諷。

曆史雖然由勝者執筆,公道卻長存人心,是非功過自有評說。

作為一個篡位者,不管朱棣如何為自己粉飾,名不正言不順是免不了。初步穩定了統治之後,遷都、肇建新的皇城就成了勢在必行的大事。

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與近臣密議遷都,做相關準備工作,永樂十五年(1417年)開始著手營建。因有了洪武年間營建“明初三都”,南京吳王宮、臨濠(鳳陽)中都、南京大內三座宮殿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北京紫禁城的肇建更為出色,規格更高,禮製更完善。

紫禁城在肇建之初,就充分遵循了皇權至上,昭示天子承繼天意正統的理念。《論語.為政》有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宮城的營建要“象天法地”,以顯帝王之尊。天界以北極帝星為中心,紫禁城上應天帝所居的紫宮,以紫薇星象征天子。

整個紫禁城也是按照“紫薇正中”的格局修建。皇宮之外有皇城,皇城之外有內城,內城之外有外城。城內城,城套城,紫禁城(皇宮)居於北京城皇城和內城的中心,符合“擇國(都城)之中而立宮”之禮。

此外,明朝在元大內後殿延春閣的位置上,用拆除元代宮城和挖掘紫禁城護城河的渣土堆填了一座鎮山,名為“萬歲山”,用於鎮壓元代的王氣。明末崇禎帝吊死於此山上,清初更名為景山。

明代紫禁城的修建是與北京城的修建同時進行的。《周禮.考工記》中提出王城規劃的基本思想是:“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

“天子居中而立”統攝四方,坐北朝南的紫禁城位於北京城中軸線正中。天上有上垣太微、中垣紫薇、下垣天市。太微垣南有三顆星,被視作拱衛紫薇垣的三道門:端門、左掖門、右掖門——與此對應,人間皇城亦有端門、午門,東西兩側設左、右掖門。

午門為其皇宮正門,呈“凹”字形,以聚生氣。中間洞開三門,墩台上有闕樓四座,和正樓合稱“五鳳樓”。正樓九開間,進深五間,每一處細節都力圖體現“九五至尊”的威嚴。

前朝的太和殿,象征著皇權的獨一無二。後廷乾清宮和坤寧宮象征著日月乾坤,天地交泰。乾清宮東西兩側的日精門和月精門意味著日月爭輝,東西十二宮,象征著十二星辰。十二宮後的亭台閣闋猶如星辰圍繞。午門和太和門之間,有金水河蜿蜒穿過,象征著天上的銀河。金水河自紫禁城的西北角流入宮中,流經宮中幾座重要的宮殿,形成背山麵水的風水格局。

除了風水的理念之外,紫禁城的布局還體現了許多儒家的原則,如周禮古製“五門三朝”。周圍的建築也嚴格按照“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原則興建。

前朝,是指皇帝召見百官議政的地方,以奉天(太和)、華蓋(中和)、謹身(保和)三殿象征外朝、常朝、燕朝;後市,是指皇宮後麵,辟有宮市,每月逢四開市。左祖,是承天門(今天安門)、端門、午門中間的禦道東側建祭祀先祖的太廟;右社,是在禦道的西側建祭祀土地神、穀物神的社稷壇(在端門之右)。

此外,北京城內還有天、地、日、月壇及先農壇、蠶壇——為曆代帝後祭祀天、地、日、月、農神、蠶桑的場所。

古人認為,天地萬物皆分陰陽,遵循此道,則萬事順焉,萬物生焉。基本理念為男為陽,女為陰;前為陽,後為陰;單為陽,雙為陰。故而在紫禁城中,處理政事的前朝在前,帝王嬪妃生活起居的後廷在後。前朝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後廷兩座宮,乾清宮、坤寧宮,總數為五,亦符合單數為陽、雙數為陰的原理。(交泰殿是後期加建的)

紫禁城主色是紅和黃,象征皇權的不可侵犯,無可僭越,但亦有幾處是例外。由於紫禁城內還有皇子居住,有幾處建築級別上要低一個等級,為紅牆綠瓦。

位於紫禁城外東路、九龍壁正南的南三所是清朝皇子所居之處,殿頂皆覆綠琉璃瓦。乾隆年間,皇十五子顒琰(後來的嘉慶帝)居於南三所的中所長達二十年,顒琰的次子旻寧(後來的道光帝)亦生於此,長於此。嘉慶即位後,升中所為潛龍邸,改名擷芳殿。往後有道光帝皇長子奕緯,皇四子奕詝居於此。鹹豐以後諸帝,因無子嗣,擷芳殿遂不再有皇子居住。

文華殿位於紫禁城外東南部,與武英殿對稱,是明代皇太子出閣讀書、皇帝出巡時,太子監國、皇帝病重時,太子視朝的場所。按“五行說”,東方屬木,色為綠,表示生長,故殿頂覆綠色琉璃瓦。嘉靖帝入主紫禁城之初,因乾清宮在正德年間曾受火災,尚未修整完畢,故先居於文華殿。嘉靖十五年(1536年)改做皇帝便殿,是皇帝召見翰林、舉行經筵講學的處所,殿頂又改覆黃色琉璃瓦。

明清兩代,每歲仲春、仲秋,皇帝要擇日禦殿,經筵官在此講書經之義,皇帝本人則撰寫禦論,闡發書義、經義,禮畢,賜茶賜座。明清兩朝殿試閱卷也在文華殿進行。

此外,文淵閣是皇家藏書樓,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牆用青綠冷色,瓦用綠色剪邊的黑色琉璃瓦。神武門內東西兩側原是章京護軍值班所在,因位屬北方,五行屬水,所以也用黑瓦。

今日步入紫禁城,那映入眼簾、連綿不絕的紅黃二色,在日暮的掩映下顯得輝煌而蒼涼,無不讓人感慨萬千。

過往數百年,無數人身陷其中,爭名奪利,紫禁城就像一個注定的命局,看著無數人跋涉其中,勞碌奔忙。頃刻間翻雲覆雨,風雲變色。誰是主,誰為客?輸贏得失,誰又說得分明?

陳寅恪有言:“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可是,麵對著廣袤、寂靜的紫禁城,它仿佛浩瀚的無邊無際的宇宙,從建成以來便遺世獨立。蒼穹之下,眾生沉浮;悲喜交集,滄桑變幻;人世得失,如何數算?對於命運的安排,我無法給出深刻的評價。

我清淺的筆觸始終無法觸及它的底蘊。這座孤城,對我而言,始終是個難以參透,卻難以忘懷的舊夢。

【叁】

記憶從何處開始?

生命有著不同的形態。新的枝丫長出,老的枝丫死去,遵循著所有生命亙古不變的規律,辭舊迎新。曆史似乎可以從任何地方開始。

在紫禁城裏,有這樣的一處地方,它是一個男人留給自己的私屬。

寧壽宮花園。每當走到這裏,我都會想起這位曆史上為數不多的福壽雙全的皇帝——愛新覺羅·弘曆。

從秦始皇算起,中國曆史上前後一共有八百多位皇帝,其中能夠榮升太上皇並安然終老的並不多。曆史上第一位享有“太上皇”尊號的是秦始皇的父親秦莊襄王,但秦莊襄王是死後才追封。因此,從漢高祖劉邦奉自己的父親劉太公為太上皇算起,到清高宗弘曆止,活著成為太上皇的,滿打滿算不過區區15位。

作為太平天子,乾隆當政60年後將皇位傳給第十五子顒琰,是為嘉慶帝。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貴,又要大權在握的典型。他為自己歸政養老後所規劃修建的寧壽宮區,從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耗時六年時間才完工,寧壽宮區亦分前朝、後寢兩部分。前朝以皇極殿為重心,前有皇極門和寧壽門,仿乾清宮的規製;後有寧壽宮,仿坤寧宮的規製。後寢區分為東、中、西三路,儼然一個微縮版的紫禁城。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位於寧壽宮區的西北角的寧壽宮花園。乾隆因喜歡建福宮花園,希望歸政之後依然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特命仿造建福宮花園修建了寧壽宮花園。

寧壽宮花園的造園水平超過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宮花園,是公認內廷園林的精品。寧壽宮花園共有四個院落,布局精巧華美,衣食住行,怡情養性,無不考慮周詳。園中建築的題名,如“倦勤齋”、“符望閣”、“遂初堂”、“頤和軒”等,無不體現了他頤養天年、心滿意足的姿態。

事實上,乾隆歸政之後,並沒有在寧壽宮居住。隻是偶爾來此遊憩賦詩,反而是慈禧太後在光緒親政後曾居此多時,六十壽辰亦是在此度過。

乾隆25歲即位,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時,他已經85歲,依然精力旺盛。他宣稱自己退位之後就到寧壽宮區養老。事實上,他退位之後,在“歸政訓政”的名義下,依然把持朝政不放,一直居住在養心殿,嘉慶帝隻能住於毓慶宮,掌管一些祭祀、典禮等名義上的事,做了三年“兒皇帝”。直到乾隆死去,絞殺了和珅,他才真正掌握實權。

從曆史上看,明帝比清帝昏庸,清帝比明帝會享受。明朝皇帝耽於逸樂,怠慢朝政,除了明武宗喜歡出京遊逛之外,大多數龜縮於禁中不出,喜靜不喜動。

而清朝皇帝,因其出身是關外遊牧民族,性喜射獵,對於狩獵尤為重視,每年春天舉行春蒐,當萬物複蘇之際,率領八旗將士前往南苑狩獵,於晾鷹台舉行殺虎典禮。每年秋天會在塞外的木蘭圍場舉行長達二十天的秋獮,行圍習武論功行賞。屆時,皇族親貴、蒙古王公子弟、八旗將士無不奮勇爭奪。大狩之事,一可保不忘滿族尚武之風,二可對蒙古等族彰顯國之軍力,三可令久居京城的皇帝離開紫禁城,稍微放鬆自在一下。

狩獵之風,在康乾兩朝最盛,嘉慶之後,由於國力漸衰和皇帝自身體質喜好等問題,遂不常行。

巡幸之事,亦是如此。康熙為治理河務漕運,籠絡南邊的漢族士大夫,曾六巡江南,祭孔子,親謁明太祖陵。此舉被乾隆效仿,他在最後一次南巡中,下令在杭州、揚州、鎮江三地建文瀾、文匯、文宗三座藏書閣,存放《四庫全書》,準許文人借閱流傳。

乾隆的巡幸之舉,比起其祖,要鋪張奢靡的多,不僅大肆修建行宮,還處處尋訪名園勝景。圓明園中的安瀾園、獅子林、曲院風荷,清漪園(頤和園)中的惠山園、玉泉山靜明園中的竹壚山房等,都是乾隆巡幸之後,仿造江南名園所建。

清代的皇家園林之規模,數量要遠遠大過明朝,禁內有禦花園、慈寧宮花園、建福宮花園和寧壽宮花園,和紫禁城毗鄰的還有西苑,那裏有寬闊的太液池(今之北海、中海、南海),可供遊憩。

在京城的西郊,海澱西山一帶,在遼、金行宮別墅的基礎上,清帝興建以圓明園為中心的宮苑,包括圓明園、暢春園、萬壽山清漪園(今之頤和園,慈禧尤愛之,多次擴建,改稱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合稱“三山五園”。當年那一帶舉目所見,盡為皇家所有。

從康熙朝到鹹豐朝,皇家園林已成為皇帝日常生活和實際處理政務的地方。每年的隆冬季節,帝後暖居宮中,等正月舉行過慶賀、祭祀等典禮後,即離宮赴京西諸園,除卻必要的典禮、祭祀需回宮之外,皆長居園中。康熙愛暢春園,雍正喜圓明園,鹹豐尤愛避暑山莊(駕崩於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

到盛夏六月前後,清帝率宮眷前往避暑山莊,再往木蘭秋獮。九月中旬秋獮結束後,或回宮中,或回京西諸苑。十一月初,再正式返回宮中。清帝對京西諸園感情很深,直至晚清同治年間,同治皇帝還曾起意要重修被八國聯軍焚毀的圓明園,而甲午海戰的失敗,亦與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導致軍費空虛有關。

與乾隆帝退位之後的養尊處優相比,因“土木之變”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鎮被尊為太上皇之後際遇淒慘,簡直連普通的囚徒都不如。而明英宗之所以落到如斯境地,追根溯源,還要從一場戰爭,從明朝與蒙古的積怨談起。

元末之時,朱元璋提出的口號就是“驅除胡虜,恢複中華”,明朝建立之後,一路向北遠征,硬是將元朝殘部打回草原,龜縮在大漠深處。自明朝開國以來,雙方經曆了無數次戰爭。

昔日強盛的蒙古帝國一分為三:蒙古本部韃靼,占據著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係後裔(黃金家族)統治,屬於蒙古正統;瓦剌,占據著蒙古西部,又稱作西蒙古,明初首領猛可帖木兒死後,瓦剌由馬哈木統領。

明朝初年,納哈出投降,兀良哈三衛被收編為“朵顏三衛”,歸寧王朱權管轄。這支外聘的蒙古騎兵戰鬥力極強,成為明軍的精銳部隊,後來在“靖難之變”中立下大功。朱棣對其進行封賞,允許他們與明朝互通貿易。“朵顏三衛”長期占據著遼東一帶,向明朝朝貢,聽從明朝的指揮。

無論是戰是降,蒙古人好戰善掠的天性不變,對明朝的威脅始終存在。韃靼衰落之後,瓦剌趁勢崛起。強悍無比的朱棣親率大軍,遠征瓦剌,一戰打出數十年的和平。

朱棣不辭辛勞,南征北戰,為即將到來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外部基礎。此外,他深具識人之明,為子孫留下難能可貴的人才,明朝曆史上最著名的“三楊”內閣,正是在永樂年間接受磨礪、曆練,從而登上曆史舞台。

紫禁城是永不會太平的。永樂年間嫡位之爭的驚心動魄,完全可以當成教科書來看,精彩不遜於康熙末年的“九王奪嫡”。太子朱高熾體形肥胖,身有殘疾,卻生性仁厚。朱高煦相貌英俊,能力出眾,精於權謀,一心想取而代之。

當時朝野之中,文臣支持朱高熾,武將偏向朱高煦,兩派鬥得難分難解。朱高煦使盡心機,太子黨一度大受打擊。最終,得意忘形、過於跋扈的朱高煦失寵失勢,朱棣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最終依然選擇了立長子朱高熾為皇太子,是為明仁宗。

每次走到文華殿前,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濃重的憐憫。自來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罵。古來太子,若攤上個強勢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終都難。說是國之儲君,實則有名無實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記著你,大臣們審時度勢應酬著你。朱高熾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地位幾度岌岌可危。他謹言慎行,忍辱負重,好容易熬到老爹駕鶴西遊,他當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也蒙主恩召。

朱高熾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他不負黎民,不負那些支持他的賢臣們的厚望,不負“仁宗”廟號,史載“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可惜的是,他在位僅十個月。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熾猝死於宮內欽安殿。留下遺詔:“朕既臨禦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製度務從儉約。”他的兒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願,仁宗的獻陵,確實是明十三陵中最簡樸的。

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因朱棣對他的器重和喜愛,穩固了他父親朱高熾的太子地位。而朱瞻基即位之後承其父誌,種種作為,的確是一位值得稱道的好皇帝。

由太祖開國,到成祖守業,再到“仁宣之治”,曆時60年,明朝終於達到其統治前期的鼎盛時期。時“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史家將其比之周朝的成康之治和西漢的文景之治。朱高熾、朱瞻基父子治國安民,勵精圖治,實在功不可沒。

轉眼到了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戰端再起。

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征瓦剌。一頭精明善戰的猛虎,力圖光複元帝國的梟雄,遇見一個突發奇想自不量力的奴才,這一戰的悲劇從開始早已注定。隻是,可惜了那些無辜陪葬的亡魂。

可憐永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由於王振令人發指的愚蠢和無知,加上堅持不懈的犯錯,20萬(號稱50萬)明軍全軍覆沒,隨同出征的50餘位大臣戰死,英宗也被瓦剌俘虜,史稱“土木之變”。大明朝文臣武將精銳損失殆盡,明朝開國以來的數朝積累,毀於一旦。這一場慘敗影響深遠,很多曆史學家甚至將其看作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雖然朱元璋曾頒下嚴旨,立下太監不得幹政的規矩,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事與願違。為了平衡皇權與相權,皇帝不得不借重身邊最親近的群體——宦官。

從洪武年間開始,就已經有一些宦官在宮外執行任務。到了永樂年間,因為“靖難之變”的緣故,皇帝與宦官之間的聯係加深。宦官的任用較前朝更加普遍,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七下西洋的鄭和。

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在內府設置內書堂,教授太監讀書識字,此舉的初衷是因為政務實在過於繁重,皇帝畢竟精力能力有限,不能個個是勞模,需要宦官來當幫手——“批紅”。不過在王振出現以前,在位的皇帝精明能幹,政治經驗豐富,宦官“犯法輒置極典”,故而並未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麵。由此可見,宦官勢力能否壯大,跟皇帝自身有莫大關係。

到了英宗朝,出了個王振。初期由於太皇太後張氏的威嚇挾製,曆仕四朝的“三楊”在朝輔政,王振尚且不敢輕舉妄動。隨著太皇太後逝去,“三楊”年老體衰,相繼離職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歡”,深得英宗寵幸,漸漸大權獨攬,在朝中網羅黨羽,安插親信,“遂跋扈不可製”,終因其貪瀆,引起貿易爭端。瓦剌興兵來犯,王振貪功好勝,釀成“土木之變”。

可以說,王振是個開創曆史的人物。他開創了明朝太監幹政專政的局麵,一手造成了“土木之變”。禍國殃民,這廝做到了!拋開國家榮辱不談,但就葬送了20萬人命,他就萬死不足以贖其罪。在他之後,明之閹禍一發不可收拾。憲宗時出現了汪直、梁芳,武宗時冒出了個劉瑾,天啟朝就有了空前絕後的魏忠賢了。

其實太監專權擅政之禍本質原因是建立在皇帝的信任與放任之上。清順治帝鑒於明朝太監弄權專政之弊,不僅大大縮減了太監的數量,更嚴格控製他們的地位和權限。

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諭:“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幹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陣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規,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轍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製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幹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淩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碑,世世遵守。”

順治傳令工部鑄鐵碑立於十三衙門。(清初設內務府管理皇族事務,順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門,至十八年裁,仍置內務府)以後,將此碑立於內務府所屬院、司公署,起到震懾之效。在內廷的交泰殿也立有這樣一塊鐵碑,提醒帝後遠離宦官。

有鑒於此,清朝宦官為禍的現象比明朝大為改觀。晚清雖然管製放寬,出現幾位著名太監安德海、李蓮英、小德張,權傾一時,作威作福,但他們的影響跟明朝的權宦相比還是有雲泥之別,隻不過是較為受寵的奴才而已。

明清兩代太監多出於直隸(河北)一帶,非家境貧寒,走投無路者,不願做此非人之舉。太監入宮後受敬事房管製。新太監要拜有地位的太監為師,學習在宮中當差的禮節規矩。內廷每座宮殿都有數量不等的太監侍應,負責管理本宮殿的陳設和灑掃,隨時聽候傳喚,承應各種差使。

太監們平素居住在宮殿旁邊矮小的值房中,晚間輪班坐更。除了犯錯會受皮肉之苦,清宮內務府慎刑司對太監的逃亡、自盡都規定了嚴格的懲治製度。在宮中當差,大多數太監都命途悲戚,到老來,處境淒涼,難以善終,飛黃騰達者為極少數。

這個紫禁城中人數最龐大的群體,實質上至為可憐。

如腳下的青磚一樣,他們在入宮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決定了被人踐踏的命運。

【肆】

很明顯,這世上懂得奇貨可居的不止有呂不韋。明英宗遇上的蒙古人同樣深諳此道。說起來,20歲剛出頭的朱祁鎮雖然受小人蠱惑,犯下幾乎不可挽回的大錯,但他並不是個窩囊廢。他被俘之後氣度從容,鎮定自若。他奇妙而獨特的個人魅力,讓他在當俘虜的日子裏,也沒有受到非人的侮辱。

朱祁鎮的性命暫時保住了,可彼時的大明朝不啻天塌地陷。一個死太監策劃的一場莽撞的親征,讓老祖宗攢下的家底沒了大半,皇帝被俘虜了。(死了倒還好,斷了後顧之憂,大家再想對策。)由於王振出征之前帶走了全部的明軍精銳,此時京城剩下的都是些老弱殘兵。瓦剌大軍即將兵臨城下。

亡國的陰影真實地籠罩在眾人頭上,朝臣們心慌意亂。有人提出南遷,保住半壁江山也比玉石俱焚要強。這種想法,在北宋靖康年間也曾出現過。宋室南渡的後果,無須我再贅述。

隻要試想一下,當年北宋王朝麵對外族鐵騎的驚恐,就可以想象出遭遇國難的明室有多艱難!宋室還有皇帝在位,大明朝的皇帝卻已經淪為敵方的人質;宋室還有民心可依仗,明朝卻剛剛遭遇了一場心有餘悸的潰滅,人心渙散;而今日明室麵對的蒙古鐵騎兵兵力遠強於當年的金兵。

更重要的是,明朝從“仁宣之治”的繁華鼎盛陡然跌落到“土木之變”的倉皇,20萬人化作劫灰。巨變之下的愴痛,對這些曾經自信滿滿的,自稱天朝上國的人而言,是何等的幻滅!

人心惶惶的關鍵時刻,時任兵部侍郎的於謙挺身而出,力排眾議,力挽狂瀾。救國家於危難,扶大廈之將傾。於謙不是匹夫之勇,曆史證明,他不僅有這樣的誌向,也有這樣的能力。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那個特殊時期,是於謙挽救了大明的國運,堪稱國士無雙。

國不可一日無君。為免受製於人,絕了瓦剌人以英宗要挾大明之念,於謙和眾大臣迎立郕王朱祁鈺為帝。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六日,英宗的弟弟、代理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即皇帝位,改年號為景泰,是為代宗。與此同時,23歲的朱祁鎮“榮升”太上皇。

城外,鐵騎嗒嗒,劍鋒所指,意在大明。

終於,還是到了圖窮匕露的時刻,拔劍相向吧!

決一死戰,保家衛國——除此之外,絕無退路。

京城守住了!人質失效了!瓦剌傻眼了!皇帝也可以過期作廢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本來還打著長期敲詐勒索的主意,現在偷雞不成蝕把米。真是鬱悶啊!

也先無奈求和,一年之後,“太上皇”朱祁鎮被放回。沒有百官相迎,沒有百姓跪拜,沒有儀仗,沒有禮數。隻有兩匹馬,一頂轎子。迎接朱祁鎮時,場麵無比的冷清和冷淡。

在全軍覆沒,被瓦剌俘虜的時刻,朱祁鎮以為是絕境……在被瓦剌挾持叩關,在烽煙戰火中流離的時候,他以為是絕境……在被明朝放棄,在塞外吞風咽沙的時候,他以為是絕境……可是,一次次地瀕臨絕境,朱祁鎮悲哀地發現,命運對他的調戲和給予他的考驗遠未結束。

他從未放棄過歸國的信念。孰料,等他回到北京,回到紫禁城,才是真正的身陷絕境。

最悲哀的是,除了接受現實和忍耐,他不能做任何事。最最悲哀的是,沒有人來告訴他,這種絕望的煎熬,會持續到何時,也許直到死才能解脫。

“太上皇”的回歸是令人尷尬和不安的。當年的“代理監國”現在成了代宗。有道是,天無二日,國無二君,朱祁鈺對朱祁鎮的歸來報以極大的戒心和敵意。他無意交還帝位。

麵對王位的**,古時的兄弟賢者相信人格信念高於一切,爭相推卻不就,不是離家出走,自謀生路,就是結伴隱居,老死不被政治左右,他們神聖高潔的品格可以被奉為傳說。可惜大多數人做不到,已經嚐到皇權滋味的朱祁鈺更難有那樣的高風亮節。

更何況,他有非常名正言順的理由:朱祁鎮被俘之後的爛攤子是他收拾的,憑什麽這個闖了滔天大禍的人回來還能做皇帝?留他一命就已經仁至義盡了!肯接他回來,已經很念兄弟之情了。

如果不以道德來綁架他,設身處地想想,朱祁鈺有這樣的想法實在是太正常了!甚至無可厚非!畢竟,皇位不是可以分的家產,兄弟之間好商量。這是天地間唯一的東西,沒有商量的必要和餘地。

代宗認為英宗的存在始終是個威脅,於是將其軟禁紫禁城東南角(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帶)的洪慶宮(南宮),並把大門的鎖灌上鉛水。為防有人跟英宗聯係,他命人將南宮的樹全部伐光,周圍加派錦衣衛看守。英宗的食物從一個小洞送入,還時常被克扣,英宗的錢皇後不得不像民婦一樣靠做些針線女紅,托人換一些生活用品補貼生計。

錢皇後是個賢德、忠貞的女子,是這紫禁城裏矯矯不群的異數。她對明英宗的感情令我感懷唏噓。在等待朱祁鎮回來的日子裏,她日夜憂念,哭瞎了一隻眼睛,瘸了一條腿。朱祁鎮回來之後,她陪著他幽居於南宮,患難與共。

宮闈之中從來不缺心機、詭詐、紛爭、背叛,這種戲份,六百年來已經上演了太多。然而,不是每個女子都為權欲所迷、所困的。錢皇後用她的堅貞證明了,這世上一定有人,有一種感情,是無懼患難,無懼分離,無懼名位和機遇變換的。這個世界上,會有比權位、金錢更珍貴的東西。

我愛你,這就夠了。

你在這世界上,我們相愛,還能相守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感恩的事。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朱棣遷都北京後,在皇城的東西兩側規劃了兩處皇家園林,西側是以太液池(即今北海、中海)為核心的“西苑”,東側稱為“東苑”。當年永樂帝因寵愛其孫朱瞻基,立其為皇太孫,在東苑內修建供其居住的宮殿。朱瞻基即位後,對東苑進行擴建,作其“龍興”之所,號“南內”,又稱“小南城”——這就是南宮的起源。

記憶半睜半閉著眼睛,中間隔著漫長的分離和紛雜的世事。獨自度過太多時光,沉默和隱忍已成為一種習慣。大明朝的棄子,蒙古人的俘虜,他在兩個世界裏都是孤獨的人。

景泰年間發生了“金刀案”,朱祁鎮險些被牽連。這現實太過破碎,他已經甚少有夢,那個溫情脈脈、萬人擁戴的時代一去不返。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代宗廢英宗之子太子朱見深為沂王,冊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廢黜反對易儲的汪皇後,冊立朱見濟之母杭氏為皇後。唯有如此,他才能安心地坐在自己的皇位上。

景泰四年(1453年)朱見濟夭折,史稱“懷獻太子”,代宗再無其他的兒子,大臣上書複立朱見深為太子,代宗以自己尚在壯年拒絕。

身處南宮的朱祁鎮對外界發生的一切無能為力。他嚐盡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目睹曾經親密無間的弟弟,為了牢牢掌握權力,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付他,比俘虜他的瓦剌人還狠。

經過多年的磨礪,朱祁鎮終於清醒地認識到,皇權鬥爭的殘酷在於隻有失敗者,沒有棄權者。

他孤注一擲,帶著近乎絕望的堅決。

也是他命中還有轉機。七年之後的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病重,“太上皇”朱祁鎮在文臣徐有貞,武將石亨、張軏,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幫助下,發動宮廷政變,重登帝位,改年號為天順,再次冊封兒子朱見深為太子——史稱“奪門之變”。

據說,在內廷的代宗聽聞“奪門之變”後,含笑隻道,好!好!好!

是否他也釋然了?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你也做了你應該做的事。天道好還,誰也不欠誰了。這兄弟相爭,情意滅絕。要歎,隻能歎一句,奈何生在帝王家。投生紫禁城的那一刻,人生已被絞殺。

事成之後,朱祁鎮將朱祁鈺廢為郕王,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將其軟禁於南宮。奄奄一息的朱祁鈺,不久死去,死後按親王禮下葬於北京金山口藩王墓地。換言之,朱祁鎮並不承認弟弟的皇帝名位。

作為兩朝天子,朱祁鎮複位後,將曾軟禁過自己的小南城進行了重新整修,增建、改建了大量殿宇,使南內成為與大內(紫禁城)、西內(西苑三海)並稱的皇宮“三大內”。

若能看破繁華背後的瘡痍,就會知曉,凡所有的,必將失去。一切的爭鬥,所有的欲望,隻不過是夢中人追夢而已。

英宗在除掉幫助自己複位的一幹人等後,已然心力交瘁,於天順八年(1464年)駕崩。太子朱見深即位,改年號為成化,是為明憲宗。

它堅韌緩慢的韻律,沒有任何一位闖入者可以體會。除非,你與它休戚與共,早已浸**在它的節奏中,成了習慣。

是的,朱祁鎮自幼成長在此,無比熟悉這裏。熟悉它的輝煌和滄桑,熟悉它的榮耀與殘酷,熟悉到呼吸都會有血肉相連的痛。

他經曆了無數患難波折,拿回了屬於自己的一切,看似至關重要,可又有什麽真實的意義呢?

在位22年,他的生命就像角樓餘暉,來日無多了。所謂皇圖霸業,不過是過眼煙雲,隻剩舊事滄桑,唏噓不斷。

他這一生,一朝俘虜,七年囚犯,兩朝天子,起伏跌宕,堪稱傳奇。用庸才,殺忠臣,誅奸佞,是非雖分明,對錯卻難清。

這一生,除了孤獨,還是孤獨,除了倦累,還是倦累。或許,在朱祁鎮闔目的那一刻,他會明白,這場皇位之爭,有輸贏,有勝敗,有得到,有失去,卻沒有真正的勝者。

那些真正勝出,留在曆史中為人憶念的人,往往不是帝王,而是胸懷天下的勇者、仁者。譬如,有功於世卻被冤殺的於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