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最虔誠的事業，最美好的時光
每當後世的人們談論起林徽因來，總是驚歎於她在文學造詣上的才情豔豔，也愛好奇地探究談論她頗具傳奇色彩又難辨真偽的感情史。卻總是忽略了這個兼具美貌與文學才華的奇女子，在她本職建築事業上的成就原來也是那麽偉大。
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後，梁思成攜林徽因回到了北平。倆人同時被北平中國營造學社聘請做學術研究。這個中國營造學社雖然是個人出資興辦的學術團體，工資待遇也無法和知名大學的教學工資相比，但致力於保護發揚中國古建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卻絲毫不以為意。他們認為中國營造學社專業的學術氛圍，更適合他們實現自己在建築領域的理想抱負。中國營造學社的創辦者是朱啟鈐。在此之前朱啟鈐和林徽因夫婦雖然素未謀麵，但他們之間的緣分其實早在幾年前便已結下。
1919年，北洋北平政府與廣州軍政府在南京和談，作為北洋政府和談代表的朱啟鈐偶然間在南京一處圖書館發現了早已失傳百年的個人手抄私藏本，北宋建築學家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南北和談破裂後朱啟鈐退出政壇，從心開始一新研究《營造法式》，他發現自己手裏的《營造法式》錯誤頗多，於是又找到藏書家陶湘，陶湘經過與多種版本的《營造法式》殘本認真校隊過後，於1925年出版了更接近宋朝李誡原版、更具有權威性的“陶本《營造法式》”。
與陶湘私交頗深的梁啟超在第一時間獲贈了一套“陶本《營造法式》”，梁啟超如獲至寶，又將這套“陶本《營造法式》”郵寄給了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建築係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並在信中說道：“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已。”希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能夠盡快完成對《營造法式》的解讀，並“永寶之”。
梁思成和林徽因再仔細翻閱了這部《營造法式》之後，很快就沒有了之前的驚喜，反而陷入了苦惱中。因為《營造法式》中的很多內容多為宋朝為了規範土木興建時的建築製式而新造的“建築術語”，但由於更朝換代，原版逸散等種種原因，這些北宋時新造的“建築術語”到現在幾乎已經失傳。這是因為，一來難以往上追溯曆史來源。二來往下沒有得到有序的曆史傳承。三來，中國古代建築工匠絕大部分沒有文化對於建築技藝都采用口口相傳的方式，缺乏其他相關的曆史典籍以佐證。因此，這本《營造法式》對當時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來說無疑是一部晦澀難懂的“天書”。
而《當時營造法式》難以解讀這個問題不但困擾著梁思成和林徽因，更困擾著當時中國建築界的所有人。如朱啟鈐自己所說，他成立中國營造學社的初衷便是：“宜將李書讀法、用法，先事研窮，務使學者，融會貫通，再博采圖籍，編成工科實用之書。”
梁思成在中國營造學社任方式部主任，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以科學的方法對《營造法式》進行一翻係統的研究和全麵的注釋解讀。林徽因當時主要協助梁思成的工作，但也會做一些獨立的建築設計和研究。在中國營造社內部卻沒人會因為林徽因是一名女性而輕視於她，他們也不會把林徽因當做是梁思成的助手來看待，而是常常將林徽因和梁思成並稱為“親密搭檔”。甚至於很多中國營造學社的學員都對林徽因欽佩不已，對她執弟子禮，尊稱地稱呼她為林先生，盡管當時的林徽因也才不到三十歲。
林徽因與梁思成經過一翻研究後認為，如果隻是單純的埋頭直攻《營造法式》困難重重，且收效恐怕也不理想。不如采取由今溯古的研究方式，一步步展開對《營造法式》的攻讀。
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式同時進行的方案：一是先攻讀下清朝工部編撰的《工程做法則例》，對中國古建知識體係有一個全麵的了解，然後再古今映對進行《營造法式》的破解攻讀。二是，從中國古代建築遺存入手展開實例研究，通過大量摸排中國曆朝曆代的建築遺存，對實物進行細致的測繪研究和結構研究，以此摸尋《營造法式》的真容。
如果按照這套方案進行考察研究，不但可以完成對《營造法式》的破解注釋，還可完成對中國建築史的脈絡傳承研究，真可謂是一舉兩得。確定好研究方案後，林徽因和梁思成兩人先做了一個簡單的分工。由梁思成為主做對清朝《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由林徽因查閱資料先擬訂一份中國古建考察目標，然後組織力量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由於清朝《工程做法則例》的著述時間很近，再加上當時在北京一帶留有大量的清朝建築，因此梁思成很快就完成了對《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工作，並於1932年就著成了《清式營造則例》。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倆人組織中國營造學社進行了第一次中國古建考察，在天津薊縣發現了獨樂寺。經過細致考察其建築結構和特色，並翻閱古籍印證後，被梁思成認定為遼代建築。不過遺憾的是由於戰亂損毀，寺廟中現今保存下來的遼代建築隻剩下了寺門和觀音閣。獨樂寺的發現對中國營造學社的中國古建研究，尤其是對北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非凡意義。因為獨樂寺是當時我國發現保存完整相對完整、年代最早的木結構建築，它的建造時間大概在唐宋之交，其建造形製和建造工藝上承唐代下啟兩宋，兼有漢遼風格，十分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為剛剛發現的獨樂寺而感到興奮時，從日本傳來的一個消息瞬間又讓他們氣惱不已。日本學者關野貞早在一年前就發現了獨樂寺並斷定為遼代建築遺存。
梁思成和林徽因倆人所氣惱的是，早在一年前他們也正準備組織中國營造學社進行第一次中國古建考察，卻因為時局動**不安而遺憾未能成行。身為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行走卻要飽受軍閥混戰引起的安全威脅，而一個日本人卻可以大搖大擺肆無忌憚的在中國國土行走而幾乎不用擔心安全問題。林徽因和梁思成還得知了，日本學者中除了關野貞在四處考察中國古建築外，日本建築學家伊東忠太也正在中國大江南北四處考察古建築，並且已經完成了大量的考察筆記，正在為著手撰寫《中國建築史》做準備。
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建的大麵積考察讓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感，如果中國古建還需要由日本人來發現公布並發布學術論文，甚至於《中國建築史》還需要由日本人來撰寫，這不但是對中國建築界的侮辱，更是所有國人的恥辱！為了能夠趕在日本學者之前能夠完成《中國建築史》的撰寫，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帶領下，中國營造學社排除一切困難，加快了對中國古代建築遺存的考察工作。
短短幾年，他們的考察足跡便已經從京津冀慢慢擴展到了包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在內的幾乎整個北方地區。先後發現、測繪，並聯係當地政府保護了天津獨樂寺和廣濟寺、河北隆興寺和趙州橋、山西應縣木塔和善化寺、佛光寺等等一大批隋、唐、宋、遼、金、元、明、清等各時代建築遺存。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則是中國營造學社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帶領下對應縣木塔的測繪研究以及發現唐代木結構建築遺存山西五台縣佛光寺。
當時日本建築領域學者不止一次的公開嘲諷中國本土已經沒有了唐代木結構建築遺留，中國人想要看到唐代風格建築還要到日本去。麵對日本建築學者的挑釁，同時也為了打破中國本土沒有唐代木結構建築的謠言，林徽因和梁思成開始了大量的古建摸排工作，最終卻將考察方向定在了山西境內。
山西境內由於四麵環山，在曆朝曆代的戰亂時期都能夠很大程度的避免大規模兵禍。在曆史上山西境內的地上建築遭遇的損毀比其他地方要小一些。因此在中國建築界有這樣一句話“地下文物看陝西，地上文物看山西”。
一次，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河北地區考察古代建築時，無意中在當地聽到了一首民謠：“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
民謠中的其中三個地方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很清楚指的什麽，但唯有應州塔沒有聽說過。回到北平後他們翻閱古籍資料得知了山西應縣應州塔的來曆出處，但同時也注意到日本的一份中國北方考古報告中提到，那名名為關野貞的日本建築學者又比他們稍早一步發現了應州塔，並初步判斷那是一座建造於11世紀的木塔，這與古籍上的記載完全一致。
為了不讓自己的研究落後於日本學者，林徽因和梁思成當即決定盡快組織中國營造學社前往山西應縣對應州木塔進行測繪研究。當時從北平前往山西應縣的道路曲折難行，各地小軍閥混戰不斷，土匪強盜常有出沒，一次考察之行即困難又危險。再加上林徽因剛剛生下她和梁思成的第二個孩子不久，身體還在恢複期，但為了建築理想還在哺乳期的林徽因不顧自己虛弱的身體情況，還是毅然決定跟隨中國營造學社前往山西應縣考察。
這次山西考察之行前後用了將近一個月時間，雖然在考察中途林徽因接到孩子生病的消息因為擔心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遺憾錯過了對應縣木塔的全程考察。但她認真細致的學術精神以及吃苦耐勞的韌性依然給當時隨行的很多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到梁思成帶著全部現場考察照片和實物測繪資料回到北平後，林徽因全程參與了後續的研究工作。而在建築界這樣的研究工作其實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應縣木塔高達67.31米，底層直徑30.27米，是世界上現存最高也最古老的木塔結構。木塔建築結構由數不清的結構件組成，而每一個結構件都需要按照比例關係最大限度地用圖形還原。其中，應縣木塔僅鬥拱就有70種樣式，共計480朵。這樣的工作量無疑是非常大的，但收獲也同樣巨大。
因為建於宋遼時代，再加上建築構造更加複雜，保存更加完整，通過對應縣木塔的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積累了大量宋朝時期的建築樣本數據，對於他們日後研究破解《營造法式》幫助極大。中國營造學社將有關應縣木塔的測繪研究數據公布後，日本最知名的建築學家伊東忠太不禁感慨道：“這與日本千篇一律、每一層都使用相同鬥拱的手法相比，孰優孰劣自不待論。”
日複一日的重複繪圖和風餐露宿的野外考察在外人看來十分枯燥乏味和辛苦，但是深愛中國古代建築的林徽因卻樂在其中。每當在古籍資料或各地地方地誌資料中找到有關古代建築信息後，林徽因就會心心念念起來，如不能親自前去進行實地考察研究則會感覺十分遺憾。有時候每當梁思成也表現出這種情緒時，林徽因反而會半打趣地說：幸而你所心心念念的是木頭疙瘩而不是某個女明星。
盡管林徽因自己也常常拚命工作，但是每當她看到梁思成也在拚命忙碌時，作為一個愛他的妻子林徽因則會十分心疼。但林徽因對梁思成表達關心的方式卻十分特別，因為她知道梁思成不但自己不會說一些甜言蜜語，對別人給他的甜言蜜語也毫無感覺。這時候林徽因就會經常把他們日常生活搞得很有儀式感和趣味性，以此來讓梁思成感到精神放鬆和緩解疲勞，不過通常時候不解風情的梁思成隻會感覺莫名其妙，就像當年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時的表現一樣，這讓林徽因是又愛又氣卻也無可奈何。與別的夫妻不同，林徽因與梁思成這對建築界的伉儷之間最甜蜜的話語莫過於對建築專業的探討。
1937年的某一天，他們倆人在研究《敦煌石窟圖錄》之時，偶然間發現了其中的一張唐朝時期所繪的《五台山圖》。經過認真比對林徽因他們發現，這張圖內描繪的五台山地形地貌十分真實，其中的各種建築也都是有記載真實存在過的。林徽因在看到圖中不顯眼位置所繪的一處大佛光寺時，不禁眼前一亮，然後趕快到北平圖書館翻找最近有關五台山地區的地方地誌資料以及所有記載五台山地區寺院的資料，發現在五台縣豆村果然有一座說不清何時建造的破敗寺院。經過整理分析，林徽因和梁思成猜測這座佛光寺有很大可能就是唐代建築遺存。
有了這個大發現後，林徽因和梁思成沒有絲毫猶豫立刻便組織考察隊伍匆忙趕赴山西五台縣。等到眾人一路顛簸剛剛來到山西五台縣豆村附近時，入眼所及是一片荒涼的雜草，眾人的心中均是有些忐忑不安起來。當時正值戰亂多事之秋哪怕是昨天還明明存在的建築今天天也可能就以付之一炬。對這樣的事情，在這個亂世之中林徽因早已見過太多太多，為了考察研究古建築也為了更好地保護古建築，這幾年來林徽因他們冒著戰亂的炮火尋找於各地，走過山高險阻跨過河流溝川，竭盡全力試圖發現並保護好每一處具有深厚曆史文化價值的古建築。然而，那又怎樣，這個亂世人命亦如草芥，誰又會在乎那些木頭石頭？
在軍閥兵匪的眼裏殘破的古建築不過就是一堆可以隱藏的掩體。在尋常百姓眼中好的古建築還勉強能夠遮風擋雨，而殘破的古建築或許最大的用處就是能夠撿柴燒火吧。林徽因甚至已數不清她考察日誌中的古建築有多少已經成為了真正的曆史回憶，盡管她和她所在的中國營造學社已經為此付出了太多，但是時代的悲哀總是充滿無奈和蒼涼。如果真是唐代建築，佛光寺的曆史已經太多遙遠，它還會存在嗎？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的心裏無不有著這樣的疑問。
撥開雜草往裏又走了一段之後，視力最好的林徽因忽然指著前方激動地喊道：“看！快看！”
眾人隨著林徽因手指的方向望去，在一片樹林後果然有寺廟大殿的屋脊可以隱隱看到。
等到眾人幾乎一路奔跑著來到佛光寺之後，入眼所及，這裏的建築特色十分符合唐朝風格。但是由於是國內首次發現唐代及唐以前的木製建築，缺乏參考依據。因此在開始做具體測繪的時候，誰也不敢絕對的肯定這就是唐代建築，生怕最後研究結果出來後會令自己失望。
這時候視力極好又特別仔細的林徽因又有了新的發現，在大殿上方的梁上有一行被塵土覆蓋的模糊字跡，擦拭幹淨後，發現寫的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接著，林徽因又在大殿內的塑像上發現了一行字：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寧公遇。
林徽因的發現讓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們立刻興奮了起來，經過查找資料他們很快就確定了這座塑像以及捐建這座佛光寺之人的身份及所建年代。在之後經過對佛光寺全麵細致的考察研究，通過建築、壁畫、雕塑、唐代題記四個方麵，以大量充實的證據證明了佛光寺就是一座正統的唐代建築。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佛光寺的重大發現狠狠地反擊了斷言中國國內已無唐代建築的日本學者，在那個日寇正欲強勢侵占中國，國內多有頹廢失敗氣息的危亡時期，在中國學術界燃起了巍巍華夏必然能夠戰勝彈丸日寇的希望之光！就在林徽因正在山西五台縣考察佛光寺之時，日寇已經悍然發動了七七事變，全麵抗戰很快爆發。意識到北平即將淪陷，堅決不當日寇控製下亡國奴的林徽因和梁思成決定離開北平隨中國營造學社南下。
其實早在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時，就對林徽因和梁思成進行過“招降”，被所謂的“東亞共榮協會”拉攏。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後，“東亞共榮協會”再次對林徽因夫婦示好，果不其然又遭到了林徽因的斷然拒絕。在南渡流亡的途中，林徽因夫婦接到了他們多年的美國好友費正清夫婦邀請他們到美國躲避國難的信件。林徽因夫婦也果斷拒絕，並在回信中寫到：“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之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是在刺刀或炸彈下，我也要是在祖國的土地上”。在輾轉逃亡的路上，林徽因還在給女兒的信中表達了她麵具日寇侵略時的拳拳報國之心：如果日本人要來占領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
從1931年至1937年這六七年間，林徽因除了在建築事業上的考察研究成就卓著，她在文學上的創作也進入了**時期。在《詩刊》、《新月》、《大公報》等當時的權威報刊上先後發表了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文學評論等各類文學體裁數十篇作品。
尤其是她的詩歌作品，韻律自然和諧，擅長以委婉柔麗文字表達熱烈的個人情感，不但深受讀者歡迎，也為當時的文藝界人士所稱道，很快便奠定了她女詩人的地位。因為文學素養極強，以及多年留學生涯對外國文學有很深的了解。當時林徽因還會經常被北平各學校聘請去講授有關西方文學的課程。還曾被《大公報》、《文學雜誌》聘請做過文學編輯。
在那個時期，林徽因的文字大部分給人的感覺是柔美、恬靜、飄逸。而在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之後，林徽因的文學創作不但數量急劇減少，文字中所透露出來的情感卻是憂傷、蒼涼、沉鬱，字裏行間都表露出濃濃的憂國憂民情懷。為那個國難民傷的悲愴曆史留下了一聲悲鳴。
北平淪陷後，林徽因全家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他們先後走過了天津、山東、長沙，然後又從長沙一路向西南的雲貴而去。一路上他們見慣了戰爭下的人間悲苦，也見慣了生離死別，更不知道自己一家人在明天之前會曆經怎樣的未知命運。悲苦、無助、絕望，還有對日寇的仇恨、怨憤，所有的負麵情緒著每一群衣衫襤褸的逃亡人。
就連一向溫文爾雅的梁思成有時候都會壓抑不住滿腔怒火，衝動地地跑出躲避地，指著頭上呼嘯而過的日本轟炸機用他所知道的最粗鄙的髒話大罵，最後還會如同宣誓一般地喊道：“總有一天我會炸沉日本島！”
盡管在流亡途中他們自己一家人的條件也很差，但是每當看到有更需要幫助人時，善良的林徽因也會竭盡所能的伸出援助之手。因此在途中很多人都願意跟隨在他們一家人的四周，大家互相幫扶著一起趕路。
而每當絕望開始在這個大隊伍中彌漫起來時，林徽因就會提議大家合唱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這時候原本性格內斂不善在公開場合表現自己的梁思成也會主動站出來帶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幾經周折輾轉，林徽因全家終於在雲南昆明暫時穩定了下來，這一番顛沛流離導致他們全家的大部分財產物品都被丟棄。隻將他們夫婦這些年的考察研究資料以及很多書籍都帶了出來。
這時候，本就拮據的中國營造學社的經費也幾乎全部斷絕，林徽因全家沒有了任何收入來源，有時候還需要變賣本就不多的財產來勉強維持生計。梁思成隨身攜帶的派克筆、手表，林徽因佩戴的首飾典當完了後，生活拮據的他們又把本就不多的衣物拿去做了典當。盡管這樣，但為了信念理想，梁思成還是認為他們這幾年考察中國古代建築所收集到的資料已經足夠他完成對《營造法式》的破解注釋以及對《中國建築史》的寫作，於是決定放下其他所有事情，開始專心完成這兩部著作。
為了支持梁思成安心寫作，同時也為了貼補家用，林徽因不顧自己一路顛簸而留下的身體暗疾，不做休養便又接受了雲南大學的聘請去那裏講課。除了日常在雲南大學講課之外，林徽因還會接受一些建築設計工作，如當時雲南大學帶有民族風格的女生宿舍樓就是林徽因所設計的。
在這段時期，林徽因不但白天要在雲南大學講課，利用晚上時間她又通讀了中國二十四史中所有有關建築的部分，不遺餘力地為梁思成的寫作收集資料。當時在林徽因和梁思成暫住的房子內經常會有這樣一幅場景：深夜，昏暗的燭光下一男一女兩個同樣瘦弱的人影正在伏案疾書。一陣清冷的夜風透過並不嚴實的破舊門窗將本就昏暗的燭光吹亂，那瘦小的女子被灌了一口冷風，她開始劇烈地咳嗽起來。
男人趕忙起身端來一碗熱水，一邊輕拂著女人的後背，一邊心疼地勸道：你有肺病，累了就趕緊歇歇吧，寫作的事我來就可以了。女子抬起頭，蒼白的臉上卻閃爍著堅強與倔強,她撥了撥燈芯好讓蠟燭更加明亮以便於繼續寫作，然後說道：完成這兩本書，既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這更是我們共同的理想。男人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他沒再說什麽。然後昏暗的燭光依然搖曳閃爍，熄滅的時候或許會等到夜半三更，也或許會等到東方漸白……
1940年，林徽因又隨梁思成輾轉來到了四川南溪李莊，落腳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江村。這裏的條件更加艱苦，他們多次放棄了友人避難的邀約，和其他的中國營造學社成員一樣都住在簡陋的農舍裏。他們不但沒有放棄建築專著的寫作，時而還會拖著病體去考察測繪周邊的古代建築。在建築專著的寫作上，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是相互成就，梁思成博學細致，而林徽因富有靈感而且文筆極佳。署名梁思成的很多書籍也都是在林徽因的協助下完成的，而且文學素養很高的林徽因十分擅長於總結梁思成的文章中重點，然後用她的文字稍加修改，這一點簡單的修改卻如同有“畫龍點睛”之神效一般，讓原本枯燥乏味的學術專著立刻便有了文學的生氣。
梁思成曾經十分詼諧地說道：別的讀書人都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但是依我看來“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還是自己的好”。
對於林徽因對自己事業的幫助，梁思成更是在《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提出了認真的感謝，並著重強調林徽因不但是自己的妻子她更是一位出色的建築師，林徽因的建築成就不應該附庸於任何人的提攜，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名擁有極強能力的獨立建築師。
當幾十年後的人們再回憶起林徽因時，腦海中立刻便會閃現一個容貌清新雅麗、性格浪漫灑脫、生活精致華貴，手裏總是捧著一本詩集，明亮的眼神中閃爍著睿智的民國才女形象。但現在的我們卻總是忽視了成就“才女”之名的背後不是“天生注定”，而是源於林徽因學習知識文化時孜孜不倦的刻苦勤奮。努力工作時認真細致的務實精神。追求理想時百折不撓的堅強信念。所有的這一切加起來才是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林徽因，是一個更加讓人敬佩的林徽因先生。
據統計，在1930年至1945年這十餘年間，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妻倆人共踏遍了190個縣，考察了2738處中國古建築遺址，測量繪製的建築圖紙、寫下的考察資料日至更是不計其數。除了自己在業餘時間還寫下各種題材文學作品上百篇外，在建築領域林徽因不但單獨完成了各種建築設計任務，還單獨或與梁思成合作單獨或與梁思成合作完成並發表了《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征》、《平郊建築雜錄》、《晉汾古建築調查紀略》等著作，並為梁思成所著《清式營造則例》寫了緒論。在梁思成署名的注釋版《營造法式》和《中國建築史》背後也都有林徽因不計名利的默默付出。
然而這些不匪的建築成就在當時的很多人眼裏卻是極端的不理解，那些人認為在日寇橫行的國家危亡時刻搞這些老建築研究，強調保護這些破舊的老建築沒有任何意義，是幾個矯揉造作文人的一種無病呻吟。
林徽因自然不會這樣認為，早已看透了殖民主義列強醜惡嘴臉的她深刻地明白一個道理，“欲要忘其國，必先亡其史”，一個國家和民族曆史、文化、精神，不但體現在代代相傳的典籍中，在其建築中也一定會有所體現。
建築兼具美感與實用性，是幾何構造、物理構造、美術構造、文化構造的多藝術係統表達介質。因此，古老的建築是一個國家民族一部無聲的曆史、文化記錄。建築師的耳朵可以傾聽到每一座古建築回響傳來屬於它的時代之音，然後將這份聲音翻譯傳達，他們肩負著為國家民族保存曆史、保存文化的重任。這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無病呻吟，而是一份值得驕傲的偉大事業。
為了這項事業，林徽因付出了太多太多。風餐露宿頂風冒雨的野外考察，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以及起早貪黑的高強度工作。所有的不利誘因長時間侵染著林徽因本就瘦小虛弱的身體，終於使其不堪重負誘發了嚴重的肺結核病，並導致身體其他器官也受到嚴重感染。可是因為當時醫療條件很差，林徽因的健康狀況也隻能靠著喝草藥勉強維持著，很長時間都得不到徹底的根治。
心急如焚的梁思成到處求醫問藥，並且找到稍有效果的藥方後，梁思成都會遵從醫囑親自為林徽因煎藥，從不假手於人。同時，為了不讓林徽因產生心理負擔，就算是林徽因在肺結核最嚴重的時候，梁思成在她麵前也從來不做任何防止被傳染的保護隔離措施。其實這時候梁思成的身體也很不好，他年輕時那場車禍留下的老病根，經過這一番顛沛流離發作的更加頻繁和嚴重了，但為了照顧更加虛弱的林徽因，梁思成總是在她麵前裝作若無其事一樣。
為了更好地照顧病中的林徽因，原本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家公子梁思成不但學會了洗衣做飯，也學會了煎藥打針。更讓林徽因不可思議或者說有些哭笑不得的是，一生都堅持無神論者的梁思成為了祈禱自己快些好起來，病急亂投醫下竟然還學會了在神佛前虔誠的朝拜念經。每次看到梁思成蹲在地上認真為自己煎藥的背影，林徽因總是會心一笑，心滿意足的她在這時就會想起詩經中的一句話：既見君子，雲胡不喜！
經過幾年的艱難抗戰，1945年日本法西斯雖然敗局已定，但依然在負隅頑抗。為了迫使日本軍國主義盡快投降，美國計劃在中國建立戰鬥機起飛機場，製定了轟炸東京和奈良的計劃。得知“南京方麵”正在緊急修建機場並從中得知美國轟炸東京、奈良的計劃後，林徽因的內心不禁有些矛盾起來。從家國情感而言她無比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而從一名建築師的身份來講，林徽因又認為日本東京和奈良兩座城市擁有大量的八九世紀的唐代風格古建築，這既是日本的文化遺產，但更是中華文化傳播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曆史見證，同時這些八九世紀唐代風格古建築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寶貴財富。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理智的情緒戰勝了民族仇恨，林徽因和梁思成討論後，由更熟悉日本的梁思成繪製了一份日被東京和奈良古建築地圖。梁思成拿著這份地圖輾轉找到美國駐中國的軍事長官，試圖說服他可否將轟炸地點地在日本其他地方，如果出於政治軍事因素考慮一定要轟炸東京和奈良，可否根據這幅地圖的標注盡量避開這些曆史古跡。
後來發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熟知，美國對東京進行了幾次小規模的轟炸後，日本軍國主義依然拒不投降。美國原本計劃向東京和奈良投放原子彈，但載有原子彈的轟炸機起飛後，飛到日本島上空後又臨時改變計劃，將具有毀滅性威力的原子彈投放在了長崎和廣島兩地，最終迫使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
美國臨時改變計劃更換投放地的原因到如今依然是眾說紛紜。但當時由於梁思成為了保存東京和奈良的古建築而去遊說美國軍方的消息不脛而走，當時的一部分人猜測有他的影響因素在其中。因為此事，林徽因和梁思成被很多國人罵作是漢奸，對此，林徽因從未做過任何辯解，日本東京和奈良的古建築得以避免在戰火中摧毀於她而言已很欣慰。出於家國仇恨國人對自己的謾罵更是可以理解。有些事情隻需自己行而無愧，又何必過多地在意他人紛說？
這就是林徽因，一個為了自己的建築理想可以放棄精致生活，風餐露宿踏入深山荒野尋找失落古建的美麗女人。一個為了自己的建築理想即便身患重病，依然不放棄論著寫作的堅強女人。一個為了自己的建築理想即便被千萬人誤解謾罵，依然無愧於心的灑脫女人！一個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都獻給了最心愛建築事業的敬業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