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林徽因的一生：紅塵來啊來，去啊去

縱覽林徽因的一生，她生命的前45年都是在清末民國的亂世中度過。然而那個風雨飄搖、人心離亂的動**時代卻似乎並沒有在林徽因的身上留下任何陰暗消極的一麵。無論是在個人性格、家庭生活還是事業成就上，林徽因都是成功的正向楷模。就如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清蓮，更似風雨時代中的四月豔陽，即照耀了那個時代，也在茫茫青史中留下一抹光輝。

林徽因具有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也許林徽因“四月豔陽”的光輝在她從小的性格塑造上就已見端倪。心理學家阿德勒曾說：“幸運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但這句話用在林徽因身上卻似乎並不合適。如果不了解她幼年家庭氛圍的人很難想象樂觀、豁達、善談、直爽、敢愛敢恨、善於交際的林徽因其實擁有一個性格與她完全相反並且給她童年留下一生難以治愈陰暗回憶的母親。

如今的我們已經很難探尋林徽因的性格塑造為何一點兒也沒有受到她母親何雪媛的負麵影響。隻能猜測是因為她的祖父、祖母、父親都給了她足夠多的正向影響，這才形成了她日後特別正向的性格基礎。其實，每個人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必然會遭遇負麵與正麵的雙向影響，不同的是正與負之間的關係或多或少而已。受到正麵影響多於負麵影響的人是幸運的，我們也同情那些受到負麵影響更多的不幸之人。然而，自身所遭受的負麵影響不是自己也必然一定要跟隨墮入負向性格的借口。在對自身的性格蘊養上，林徽因無疑是一個極成功的表率，她不但在自己很小年紀時就對善惡事理、正負思想具有清晰的價值觀認知，對自身的性格養成還具有很強的控製力。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誠然，在林徽因的性格表現中偶爾也有急躁、焦慮的一麵，但是她的這些負麵性格和偶爾的情緒宣泄又都始終能保持在一個理智的範圍內。

一個具有出眾性格魅力的人無疑是眾星捧月般的存在。所以，有那麽多的人親近林徽因、讚揚林徽因、尊敬林徽因，甚至為她癡狂、被她迷倒。說起林徽因的個人和家庭生活，很多人先想到的就是兩段至今都有爭議的“感情公案”。而林徽因的這兩段“感情公案”也有世人對她的最大誤解。於性格層麵，林徽因與中國傳統社會婦女大相徑庭。也正因此，林徽因在性格支配下的某些行為在當時也經常會被一些人所詬病，並漸而漸之對她的一些行為產生了諸多誤解。其中，最為人知的一些事情便是她先後與徐誌摩、金嶽霖之間的莫名情愫關係了。不可否定當然也沒必要否定的是，林徽因和徐誌摩、金嶽霖之間的確產生過超越男女友誼的情愫。但是也僅此而已，至少無論是當事人還是當時與他們相識的朋友都沒有過林徽因出軌一說，當然更沒有什麽其他證據證明這一點。

俗語有雲：“孝字論心不論事，論事萬年無孝子。**字論事不論心，論心千古無完人。”且不去討論這說不清道不明的爭議，至少林徽因在感情上是非常坦誠的，她從沒有對梁思成隱瞞過她對徐誌摩的往事，也在婚後跟梁思成坦誠過自己對金嶽霖的仰慕之情。僅此而已，林徽因從來沒有過任何有違道德的行為，梁思成也信任林徽因絕不會做出僭越之舉。誰也無法剖析另一個人的內心究竟是怎樣想的，但我們卻能在可查找的事實上看到，林徽因雖然充滿感性，對待情感也非常坦誠，不虛偽、不隱瞞，但是她在感情的處理上卻一直非常理智。

但正所謂人言可畏，當人們在津津樂道林徽因那些子虛烏有的“風流韻事”時，卻常常忘記或忽略了林徽因一直都有一個她深愛並且也深愛她的丈夫梁思成，他們擁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們之間的感情也遠遠不是其他任何人可比的，他們既是少年相識的青梅竹馬、是一起留學的同窗、是一對親密愛人，同時還是長期共事的同事是一對誌同道合的建築界伉儷。

盡管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外在性格迥異，但是梁思成包容大度對林徽因更是疼愛有加，並且他們都擁有務實、理智的內在性格，再加上二人家世相近、誌向一致、事業相同，簡直就是天作之合。也許在外人看來，徐誌摩、金嶽霖都好像是林徽因梁思成婚姻中的危機，但也許在林徽因內心中絲毫也沒想過自己會而離開梁思成，無論什麽理由，他們之間的感情羈絆實在太深了。民國的知識分子骨子裏其實還有很強的男尊女卑思想殘留，在那個年代為了自己口中的“真正愛情”拋妻棄子的文人不在少數，魯迅、徐誌摩、郭沫若等等無一不是。他們口口聲聲稱離婚是因為對家庭包辦婚姻的不滿，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包辦婚姻的受害者是男女雙方而不僅僅隻是他們個人，而在當時被離婚的女人其實更加不幸。他們擁有一定地位後拋妻棄子，從愛情自由的角度看這無可厚非，但從人道主義來看，他們的做法就未免有些精致利己主義的嫌疑了。相比之下，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愛情和婚姻就像是一段美麗的愛情童話。他們感情堅定，彼此之間以完全平等的關係來相處。兩個能力一樣出眾、事業同樣成功的人沒有誰是誰的附庸一說，他們尊重對方的獨立人格和獨立靈魂。就像梁思成親手為林徽因設計的墓碑上所寫的那樣“建築師林徽因墓”，在她的名字之前不需要添加任何前綴，林徽因就是林徽因，這就是最大的尊重。

除了與徐誌摩、金嶽霖之間的感情爭議外，林徽因組建的“周六文化沙龍”也一直是她身上被爭議的地方，更有名人著文讓這個“周六文化沙龍”成為了大名遠播的“太太的客廳 ”。

關於所謂的“太太的客廳 ”的爭議，其實也並不複雜，歸根到底還是那個封建思想殘留年代對女性的偏見導致，所謂的爭議不過是某些自認為清高的“衛道者”對男女關係的無端臆想罷了，而通常這些人又從來沒進過北總布胡同3號院，也完全不了解“周六文化沙龍”，更不了解林徽因的為人。而了解林徽因為人的人對於“周六文化沙龍”中那個被眾星拱月般追捧的“梁家太太”則是非常推崇的，一種完全出於文化層麵而絲毫無關男女之情的推崇。蕭乾評價林徽因“她的健談不是婦人的那種閑言碎語，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這種純學術的批評，也從來沒有人記仇”，李健吾更是評論“林徽因的聰明和高傲隔絕了她和一般人的距離……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

林徽因的文學作品與她的性格有很大的出入，她的性格是直爽、有棱角的，但她大部分的文學作品卻是婉約、唯美的。她在1920年代初就對文學產生了極大興趣，並在徐誌摩的帶領下結識了一批活躍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在美國留學時，林徽因也經常與胡適、聞一多等人有文學上的交流。1931年，林徽因發表了她的第一篇文學作品，現代詩歌《誰愛這不息的變幻》，然後正式開啟了她的文學創作生涯，從1931年到1937年是林徽因的文學創作高峰，她一生絕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完成的。而在這一時期，林徽因不但親自參與文學創作，還擔任了多家進步文學報刊雜誌的文學編輯，發現提攜了很多進步文學青年。可以說文學一直是林徽因在建築專業之外的最大興趣。盧溝橋事變後林徽因的文學創作便急劇減少，其後再也沒有重現自己的文學創作高峰。雖然林徽因的文學創作時間較短，但她在文學上的造詣很深，她的文學作品雖然算不上特別多，但題材廣泛，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劇本、譯本等，就連她的建築專業學術論文也具有一定的文學可讀性。代表作有：詩歌作品《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小說作品《九十九度中》等。

林徽因的文學起點是現代詩歌，並且由於少年時長期接受西式教育，並且有旅學歐洲及留學美國的經曆，因此西方文學的創作手法、創作意識對林徽因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作為新月詩派後期的代表詩人之一，林徽因的詩歌作品具有鮮明的西方浪漫主義、現代主義、頹廢主義特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運動後，中國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白話文小說這兩種題材，在探索的道路上對西方文學理論、創作手法呈現一種自覺吸收並積極融合的創作方向。因此，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壇的主力活躍人物多以有留洋西學背景的知識分子組成，比如，胡適、聞一多、梁實秋、徐誌摩等，當然也包括林徽因也是如此。

林徽因的詩作抒情得當，絲毫沒有現代詩歌情感泛濫的通病。在強調個性化的主觀情感表達的同時，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象風景皆是林徽因筆下的常客，這便令讀者倍感親切。林徽因曾這樣解釋過她對詩歌的理解：“在詩裏，情感必依附於意象上，求較具體的表現；意象則必須明晰地或沉著地、恰適地烘托情感、表征含義。”除了以上創作特點，林徽因的詩歌由於受到西方詩歌影響較大，因此又具有唯美主義形式和頹廢悲觀傾向相結合的特點。仔細閱讀林徽因的詩歌作品就會發現，大部分作品在唯美的語言下所表達的內涵卻偏向頹廢悲觀、孤獨意識的精神抒發。這與西方詩歌文學中所強調的“酒神精神”、“哥特文學”具有一脈相承的創作意識。雖然林徽因大部分的詩歌作品帶有西方詩歌創作特征，但悲觀的精神抒發並非一以貫之，如《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語言唯美、韻律自然，情感表達更加傾向樂觀向上的精神。也就是說，林徽因的詩歌創作既有學習西方文學的一麵同時也有自我創新的一麵。

林徽因的小說創作也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極深，這點在她的代表作《九十九度中》這篇小說中反映的特別典型。這篇小說林徽因借鑒了西方文學中意識流、蒙太奇的創作手法進行敘事，這在中國近代小說發展中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和代表性。林徽因的小說創作，不但有意淡化故事情節而且還會用散文手法大量穿插非情節內容，注重描寫人物主觀層麵的心理活動和情緒波動以及某種意境。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小說寫作特征之一。

林徽因是民國時期最有才華的女作家之一，而她的作品無論是是個還是小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無論是在詩歌題材還是小說題材上的成就，林徽因不都能算是一個頂級作家。其中的原因就是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身的創作風格，但是她的文學創作具有明顯的西方文學模仿痕跡，並且她也始終沒能將自己掌握的西方文學創作技巧完全融合進自己的作品中，僅就純文學技巧而言略顯稚嫩，中西創作理念手法的結合也不夠自然，也就是說她的創作風格並不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和唯一性。

但是，在那個中西文化衝突劇烈、中西意識形態大碰撞的時期，剛剛結束了兩千年封建統治正在積極尋求求融入世界體係的舊中國而言，林徽因在文學創作上對西方文學的學習和模仿無疑是具有積極探索意義的。因此她也不愧為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女性先驅。相比較林徽因的文學成就，她在建築領域的成就則無疑是更加偉大的。文學隻是林徽因許多愛好中的其中之一，在她生命中占據的部分其實很小。而建築則是林徽因一生的熱愛，她生命中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在了這項事業當中。

林徽因少年旅歐時因為一名建築師女房東的影響下與建築結緣，之後又求學於賓夕法尼亞大學，雖然因為學校規定不能注冊在建築係，但她還是選修了建築係的所有課程，並在入學兩年後憑借優異成績成為了校史第一位女係教授助理。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後，林徽因和梁思成又遊曆了歐洲各國，期間考察了大量歐洲古建築，購買了大量建築類書籍，為今後的建築事業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學成歸國後，林徽因在梁啟超的安排下，隨梁思成一道進入東北大學夫妻二人共同出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大學建築係專業。東北淪陷後，又加入了私人創立的建築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從而開啟了長達十幾年的中國古代建築考察和有針對性的學術研究。

據統計在此期間，林徽因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其他成員一道先後踏遍了全國190多個縣，考察了2738處中國古建築遺址，期間繪製的圖紙、考察記錄更是不計其數，與此同時林徽因還會接受一些其他的建築設計工作。根據另一項統計，僅在1931年-1935年期間，林徽因先後發表了《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征》、《平郊建築雜錄》等八篇建築類學術著作。而在同一時期梁思成署名發表創作的將近二十篇建築類學術著作中，林徽因也都有不計名利的參與其中，幫其收集整理資料、校檢潤色、查缺補漏。即便是在1940年前後肺病發作重病纏身的惡劣狀況下，林徽因也協助梁思成完成了《營造法式》破解注釋、《中國建築史》、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築史》三篇建築專業大作的工作。

抗戰勝利後，林徽因又隨梁思成加入清華大學，夫妻二人又攜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係，為我國今後的建築領域培養了大量人才。解放戰爭後期，林徽因和梁思成依然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堅決留在北平接受共產黨新政權的領導，並為解放軍繪製編纂了北平建築文物地圖和《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在戰爭期間為保護全國古建築做出了突出貢獻。

新中國建立後，林徽因的事業再上高峰。她先後參與了新中國國徽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底座和紋飾設計、八寶山革命公墓整體建築格局設計。盡管在這一時期她的身體狀態急劇下降，但是在參與設計工作之餘，林徽因還筆耕不輟，發表了十幾篇建築學術著作和介紹中國古建築的普及文章，在與梁思成合作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北京中軸線”建設概念。

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林徽因主張保護古建築提出了“北京城牆公園”設想，為了保護北京古城牆和古城原貌與當時的建設激進派多次爭論。雖然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林徽因是帶著對古建築保護的遺憾和不甘而離開的。但是，她的對中國古建築的態度和保護理念在她去世幾十年後終於得到了是人的認可和支持。可以說，林徽因的一生都在致力於研究中國古建築、宣傳中國古建築，探索中國古建築中所蘊涵的曆史密碼，並試圖通過自己對中國古建築的深層理解向世人表達中華傳統文化的某種先進性，並試圖通過對中國古建築的保護實現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提起林徽因來，人們總是驚歎於她的聰慧明智和才情豔豔，卻總是忽略了她在事業上的勤奮執著。

十年時間，190多個縣、2738處古建築的考察之行將會耗費多少時間精力？十年時間，上百萬字的著作成稿是多少測繪圖紙和寫作草稿的累積而成？更遑論梁思成數百萬字的成稿背後又隱藏著林徽因多少的心血？對待自己熱愛的建築事業，林徽因既是勤奮的也是執著的。在那個交通不便、戰亂紛紛的年代裏，走南闖北的到各地去尋找考察古建築遺存是一件即辛苦又危險的工作。行艱露宿、餐食無常是常有的事情，大小軍閥混戰、土匪強盜橫行又無疑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危險，而那些破損嚴重岌岌可危的古建築本身也是危險源……

然而，無論是麵對任何艱難險阻，林徽因卻從未曾有過一絲退縮。這也是她能成就自己偉大建築事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隻是一味地誇讚林徽因的聰明才智卻總是忽略她的勤奮執著，這是不夠尊重的。相信林徽因也更願意讓人們看到自己勤奮執著的一麵，因為聰明才智是天分，而勤奮執著才是個人精神的體現，就像那句歌詞所唱的那樣：“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深入林徽因在建築領域的成就，就會發現她的成就不僅僅體現在具體的事業上，還體現在一種深層次的思想內涵上，而這種思想內涵其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那個時代中國整體知識分子的思潮傾向。林徽因保護中國古建築的堅持與執著更深層次的內涵其實是對民族文化、傳統思想的一種堅持，是對西方意識形態中“衝擊-回應”模式進行的反駁探索。

“衝擊-回應”原本是西方社會研究以中國及東亞近代史的一個曆史專業學術名詞，後來這個學術概念被擴大到了“以西方價值觀來認識東方、引導東方”的研究體係，這個體係強調的是“西方中心觀”，在這套西方理論中，“衝擊”代表的是整個近現代世界以及將來的世界趨勢都表現為以“西方體係”為中心運行；“回應”代表的是以中國為首的東方世界隻有順從這個模式才有發展的可能，否則就是落後的。

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論調不僅是解釋世界近代史階段問題的通用視角，其自身更著眼於布局未來世界的意識形態滲透。從更高、更廣的維度上看，世界曆史發展、地緣因素變化時刻影響著全球發展進程，“西方中心論”並不具有科學性，這並不是一個科學的理論，而是一種政治手段。

“衝擊-回應”的明確概念是美國學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所提出的，但是這種理論思潮卻早已在西方社會蔓延了二百年之久，可謂是根深蒂固。而在中國反對這種“以西方為中心”思潮的思想探索和實踐探索也早在鴉片戰爭後就已開始萌發，並在清末和民國時期由知識分子群體推動達到了第一次探索**。這既是一種文化上的自覺抵製，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自覺反擊。林徽因雖然並不熱衷於參與政治，當時的她對“衝擊-回應”這個概念也沒有清晰的認識，但是在那個大環境下林徽因又必然會站在中西文化衝突的大矛盾背景下進行抉擇，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林徽因學貫中西，她對於中西文化衝突自然有著更深的理解。對此，林徽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時就有了清晰的認知：她認為，雖然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西方領先中國、領先東方乃至領先整個世界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以西方為中心的論調下，世界文化呈現的不是百花齊放的兼容，反而是呈現一種野蠻吞噬狀態。在這種趨勢影響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獨創藝術正在被無情的踐踏，難逃被西方文化、審美淹沒的浪潮。

林徽因在那時就已立下宏願，將來的某一天她一定會讓中華建築的風采驚豔整個世界。讓全世界見識到中華文化的魅力，讓所有人意識到中華文明不是落後的，更不是愚昧的，中華民族也一定會在中華文明的文化基礎上譜寫出新的篇章！在對“衝擊-回應”模式進行反駁探索的過程中，林徽因的所作所為明顯是受到了清末民國三代知識分子的三種思潮變化影響，或者說林徽因本身也代表了這三種不斷進化的本民族文化覺醒思潮。

林徽因的一生與晚清時期、五四時期、民國中後期的三代知識分子精英都有密切交集，這三代知識分子群體在曆史大浪潮的命運浮沉中都有典型的時代烙印。麵對西方文化及意識形態的侵略擴張，中國知識分子階層遇到了從未有過的挑戰，他們即承認西方文化形態的某些先進性，同時又不認為自身的民族文化已經完全沒落。在西方文明的強勢挑戰下，如何依據本民族文化特征做出更適應本土性的文化、政治和社會體製改革，這三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分別探索嚐試了三種可能性。而林徽因這個善於學習、思想開明的女知識分子則具有包涵三個時代特征的典型性。

第一代知識分子以“師以夷長以製夷”的思想為主。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承認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也願意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對待西方文明還有明顯的敵對性。林徽因受到她父親林長民以及梁啟超的影響，她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去西方國家求學是被他們安排，她的愛國觀念和報國觀念也是在這一時期成型並堅定下來的。

第二代知識分子以學習西方文化並探索本土性融入的思想為主。這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大部分人盡管對西方列強依然有很強的敵視心理，但是在事實上卻已經大部分傾向於“西方中心論”。在這一時期無論是文學文化、政治製度都對西方進行了生硬的模仿。譬如，林徽因這一時期在文學上所體現的就是對西方文學的生硬模仿。

第三代知識分子以傾向彰顯本土文化特征反“西方體係過分介入”的思想為主。經過前兩代知識分子群體的探索，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包括已經有所覺悟的第二代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迷信所謂的“西方中心論”，在探索中逐漸找回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時也對西方體係過分介入進行了思想領域的反擊。林徽因和梁思成對中國古建築的保護理念就是這種民族文化自信對西方文明的反擊表現之一。再比如，在這一時期林徽因在模仿西方文學的創作上幾乎停滯不前，反而開始更加欣賞沈從文的“鄉土文學”、推崇自己之前從未涉獵的“鄉土文學”，其實也是體現這種思想內涵的一種表現。

寫到這裏，筆觸措辭竟不自覺得逐漸嚴肅起來，但也並不違和。初讀林徽因，認識的是一個聰慧灑脫、芳華絕代的奇女子；再讀林徽因，認識的是一個勤奮執著、成就斐然的女建築師；三讀林徽因，認識的已不隻是一個偉大的林徽因，而是那個風起雲湧年代為了實現民族複興上下求索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畫像了。我們需要銘記林徽因先生，更需要銘記她所代表的那一代上下求索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是我們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