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天：夜半盜影
一
晚上在刑警支隊值班，我最企盼的是報案電話整夜無聲。
這倒不是貪圖安逸，而是因為半夜打來的電話，往往意味著發生了惡性大案，不是好好的人死於非命，就是巨額財產被盜，誰願意聽到這樣的消息？
不過那天晚上，自11點多鍾在辦公室的長沙發上合衣躺下，到值班室的電話把我喚醒，居然少有地睡了幾乎一個整夜。
我迷迷糊糊打開燈，瞟了一眼牆上的電子鍾，上麵顯示的時間是2000年10月22日淩晨5點。
值班的小顧在電話告訴我，市局110指揮中心轉來電話，說玄武區珠江路×××號有人報警，兩名歹徒持刀入室，將其捆綁蒙眼，搶走店內許多貨物。
我一骨碌從沙發上直起身子，披上外衣，到洗手間擦了把臉，就下樓和已在值班室等待的偵查員、技術員一起，坐車前往現場。
珠江路是南京電腦一條街，電腦專賣店一個挨著一個，被搶的這家，叫深圳三維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報案人姓蔡，是公司的值班員，見到我們還有些驚魂未定，說起話來有些語無倫次。
經我們反複詢問，才搞清了事情的經過。
昨天，也就是21日晚上9點左右，他在公司的電腦房內突然聽到卷簾門開啟的聲音。這家公司麵向大街的卷簾門，到了晚上結束營業時，通常隻是拉下大半，並不上鎖，因為還有員工和值班人員要進進出出，等員工全部離開、值班員準備睡覺時，才會把它拉到底鎖死。
蔡某聽到開啟的聲音，還以為哪個員工回來了，就起身向門口走去。
不料剛到門口，就從拉開的卷簾門下進來兩個男子，他還來不及看清對方的模樣，其中一個就將他攔腰抱住，另一個站在他的側麵，手持一把尖刀，頂住他的頸部，低聲而又凶狠地威脅道：“你老老實實的，別動！”
兩人隨即用膠帶蒙住他的嘴及雙眼，並用包裝繩交叉捆住他的手，推他到營業部最裏邊的隔斷裏，並把他的雙腳綁在椅子腿上。
接下來，蔡某的耳邊不斷響起翻抽屜、拖紙箱、撕塑料袋的聲音。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過來查看他的手腳捆沒捆牢，蒙在眼睛和嘴上的膠帶是否脫落。
就這樣，這兩個人一直不停地翻、裝、拖，每隔半個多小時，就聽到卷簾門上下拉動的聲音。
直到淩晨4點多鍾，周圍一切歸於寂靜，蔡某估計劫匪已經離去，才開始用力掙脫繩索，扯掉蒙在眼睛和嘴上的膠帶，走到電話機跟前，把已經剪斷的電話線接上，撥通了110。
根據他的初步清點，這兩個歹徒共劫走店內的日本產東芝筆記本電腦46台、天璣牌掌上電腦5台、“掌中寶”快譯通200餘隻，共價值100餘萬元。
二
在蔡某敘述案發經過時，我問了他幾個問題。
“這兩個人長什麽樣？有沒有什麽特征？”
“臉長什麽樣沒看清，隻看到一個高一點兒，一個矮一點兒。”
“聽你講，他們對你說過話，那麽他們的口音是我們南京人嗎？”
“不是南京口音，我聽好像是陝西西府一帶的口音。”
所謂陝西西府，是指靠近甘肅的寶雞周邊地區，離南京數千裏路，我不免有點兒奇怪：“你是怎麽聽出來的？”
“我在那邊有親戚，經常聽他們講這種話，所以知道。”
原來如此！
蔡某想了一會兒，又說：“對了，他們綁住我後，我聽見其中一個用手機打過電話。”
“哦？都說些什麽？”我問。
“當時我感覺另外一個人就在我身邊，心裏很害怕，而且打電話的那個人在外間，一邊打，一邊走動，我沒聽清。”蔡某一邊比畫一邊說。
我們正在詢問蔡某，老曹也來了。
這時我才注意到外麵天已大亮，路上行人匆匆而過，車子也開始擁堵。
我和老曹簡單碰了個頭，他又把現場走了一遍。
技術人員跟我們報告，經過對現場的仔細勘驗，沒有發現什麽有價值的痕跡。一來是因為作案人作案時戴著手套；二來這是一家門市店，來往人員很多，也無法提取有價值的腳印。
三
為了不影響公司的正常營業，我們都回到了刑警支隊。我和老曹，還有玄武分局的副局長老劉，以及一起出現場的偵查員和技術員，在一起開了個碰頭會。
老曹先簡要地梳理了一下案情：“通過現場勘驗，結合報案人的敘述，情況應該是這樣的：兩個歹徒在作案前觀察到，門市部的卷簾門在結束營業後還有一段時間不上鎖，就利用了這一點，拉開未鎖死的卷簾門，闖入店內持刀製服值班人員，然後長時間地把電腦等物逐一裝入紙箱，分幾次裝完運走，在淩晨4時許離開現場。”
我接著說：“作案人多次拖運贓物，要麽自己開車來，要麽叫出租車。為此，我們要對夜間經過此地的交通工具開展全麵調查，重點是出租車、小貨車、三輪車和馬自達，爭取找出昨天晚上9點到今天淩晨4點左右，在現場附近出現過的可疑車輛，了解這些車輛在案發現場有沒有載乘過可疑人員和物品。這項工作，我們和玄武分局分一下工，分頭走訪。”
那時候街道路口沒有監控探頭，我所說的調查，主要還是靠走訪沿街各單位的值班人員，以及淩晨在街道上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
老劉點點頭，急著要走。
我又拉住他，對他說：“還有一個事，讓派出所盡快調查一下，這個報案人蔡某是不是‘苦肉計’啊？如果是監守自盜，偵破方向就要重新研究了，啊？”
老劉答道：“好！我們馬上去辦！”
老劉走後，我忽然又想到報案人提到的陝西口音，就對老曹說：“姓蔡的值班員說那兩個人是陝西口音，也就是外地人。外地人流竄到南京作案，交通工具多半是出租車。對不對？”
“對啊！陝西人不大可能自己帶車來，十有八九是叫出租車。”老曹馬上表示同意。
我接著說：“公交治安分局好像有個聯防工作機製，就是所有出租車司機的BB機和手機號碼在他們那裏都有備案，是不是？”
老曹點點頭。
我接著又說：“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工作機製，群發一個短信：凡在案發這個時間段內，在珠江路一帶拉過帶紙箱客人的，可以直接向刑警支隊提供線索，公安機關將給予誤工補助。”
“這個辦法好！我馬上去聯係。”說罷，老曹轉身就走。
四
僅僅過了一天，23日上午11點，我和老曹正在商量工作，程翔滿麵笑容地跑了進來：“支隊長，有人來提供線索了！”
這個出租車司機姓張，他從BB機上看到了我們發的消息，就趕來報告情況。
據他說，22日淩晨兩點半左右，一名男子在珠江路×××號附近一家電腦專賣店門口，抱一個紙箱乘上他的車。該人先稱到金絲利大酒店，到了酒店以後，又讓司機再向西開，後來到建鄴區侯家橋羅廊西村一帶，在一幢樓房前麵下了車。該人個頭兒約有一米八，略胖，北方口音，其體貌特征與報案人蔡某描述的高個子歹徒相似。
這個情況太重要了！
一個人抱著大紙箱，不可能走太遠，侯家橋的羅廊西村很可能就是他們藏匿贓物的落腳點。結合報案人蔡某所說，應該是作案人把他控製住後，一個人留在店裏裝箱，另一個人就用出租車把贓物運送到這裏。
侯家橋羅廊西村，是一個居民小區，距離案發地隻有三四公裏。
我和老曹馬上帶著張姓司機去羅廊西村實地指認，發現該地為羅廊西村××號。羅廊西村××號院子裏有五棟居民樓，周圍也有五棟。
我們又來到當地派出所，把這十棟住戶戶籍資料中的適齡男性居民照片都調出來，讓他逐一辨認。
張姓司機看了一遍後，搖了搖頭。
為了不影響他的正常生意，我讓他先回去，並按事先約定，支付了他200元誤工補助。
我跟老曹商量：“那個姓蔡的值班員不是說聽見嫌疑人打過手機嗎？我們可以把羅廊西村這一帶所有登記過的手機，搞成數據庫，和案發現場使用過的手機進行比對碰撞。如果那天晚上這邊有電話和現場通話，那這個人不就出來了嗎？”
老曹點頭同意，並補充道：“我們還可以查案發現場的手機使用情況，看這些電話裏有沒有羅廊西村人的，或者跟羅廊西村這一帶的市話或手機有過聯係，特別是漫遊到南京的外地手機。”
在那個時候，如果電話不在通話狀態，就沒辦法將其定位，所以我們商量了這麽一個辦法，讓專門負責聯係電信部門的小蘇去辦。
五
過了一天，24日晚上9點多鍾，又來了一位出租車司機，向我們反映：22日淩晨3時30分左右，從案發現場載過一名攜帶紙箱的男青年到羅廊西村××號樓道口。該乘客個子不高，人較瘦，其體貌特征與蔡某所述的另一歹徒基本一致。
這個歹徒的樣貌，同樣也不在派出所的戶籍資料裏。
出租車司機走後，我對老曹說：“今天這個司機和昨天那個張姓司機所講的內容基本一致。我看，這兩個乘出租車的人，應該就是這個案子的作案人。”
老曹點點頭，但又補充道：“根據這兩位出租車司機所說的情況，紙箱的數量似乎不足以裝下那麽多贓物，而且他們還要從贓物窩點返回珠江路三維公司，所乘坐過的出租車肯定不止這兩輛。”
我想了一下說：“這個先不管它！也許其他司機沒看到我們的信息，或者因為其他什麽緣故沒來找我們，但根據這兩個司機提供的情況，我們已經可以斷定，作案人把贓物至少分兩次運到羅廊西村，在羅廊西村有落腳點，對不對？”
老曹點點頭。
我接著說：“所以，下一步工作就是集中精力，依托派出所，對羅廊西村及周邊地區進行地毯式的排查。”
老曹又點點頭，表示讚成。
第二天一早，我來到派出所，讓所長把全體參與排查的民警召集起來，很嚴肅地對他們說：
“我們這次排查，範圍是羅廊西村這裏的十棟居民樓。在走訪調查中，要把握這樣三個重點：一是住在一二樓的低層住戶；二是與陝西西府一帶有聯係的常住、暫住人口；三是在案發後突然離開的人員。偵破這起搶劫大案，要依靠集體的力量，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水桶上的一塊木板，如果你這塊木板工作沒有到位，出現了漏洞，別的板子再結實，這個木桶裏的水也都會漏掉。所以，請大家務必認真仔細！”
六
隨後的幾天，我時刻都在關注排查工作的進展，可是經過幾輪的反複工作，始終未能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玄武分局那邊經過調查，也排除了值班員蔡某監守自盜的嫌疑。我們的工作一下子好像失去了方向。
出租車司機提供的線索應該是真實的，作案人肯定在羅廊西村有個落腳點，可為什麽找不到呢？
我想起年初偵破“1·14”尤緯係列殺人分屍案時，在對上江考棚居民區的排查中，就是因為前去調查的民警粗枝大葉，在前兩輪的排查中，把眼皮底下的殺人現場給漏掉了。最後還是根據技術人員分析出來的彩光紙，我親自帶隊，循跡覓蹤，找到這戶人家，才使偵查工作有了突破。這一次，很可能也是這樣，重要線索被某個工作不夠細致的民警漏掉了。
有時也有這樣的情況，漏倒是沒漏，但是民警主觀地認為調查對象不像是我們要找的，就自作主張輕易否定掉了。
我剛當上刑警的時候，有一天商業機械學校來報案，說教室裏的一個大彩電被盜走了。在20世紀80年代，大彩電算是一件比較貴重的物品，刑警隊立即派人前去調查。
了解到的情況是，當天有一批來自安徽的學員結業離開南京，很有可能是他們中間的一人或幾人拿走了彩電。除去女學員，刑警隊派了偵查員小潘前往安徽對十幾名男學員進行走訪調查。
幾天後，他回來很肯定地對隊長說，不是這批人幹的，案子就暫時擱了起來。
可是學校方麵還不時來催問案子的進展，不巧小潘這時又到警校輪訓去了，隊長就把這個案子交給我接著辦。
我仔細翻閱小潘留下的筆錄材料，發現其中一個姓胡的學員比較可疑。因為他的同學說晚上8點多在火車站看見他，而正常情況下，他應該坐下午5點的火車回安徽。
我跑到警校把這個疑點跟小潘講了，問他去沒去過胡家，想從他那裏得到一些線索。
可是小潘卻很肯定地對我說：“不可能是這個人。上次我到他家，姓胡的見到我渾身發抖，他怎麽有膽子從學校偷走這麽大一個彩電？”
回到刑警隊沒幾天，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這個大彩電竟完好無損地被寄了回來，裏麵還附了一封悔過書。我們把悔過書的筆跡和商業機械學校留存的培訓學員檔案筆跡一對，就是這個胡姓學員的。
隊長對我說，彩電寄回來了，隻能算犯罪中止，不能算破案，你還要跑一趟，給姓胡的做個口供，才能結案。
於是我到淮北的胡家一問，胡某告訴我，那天民警小潘來調查時，他緊張得要命，因為彩電就藏在床底下。
後來我在報上讀到兩個故事。
一個是某報派記者去采訪一場當紅歌星演唱會。記者按演出海報所說的時間到現場一看，演唱會取消了，就自作主張回家睡覺去了。而另外一家報社的記者卻再三詢問演唱會取消的原因，最後了解到那個歌星已經自殺，為此寫了一篇聲情並茂的報道，吸引了大批讀者。
另一個是某製鞋企業派兩名業務員到海島考察，看有無開拓市場的可能性。結果回來以後，兩人的意見截然不同：一個說島上沒人穿鞋，根本不可能有市場；另一個則說正是因為無人穿鞋，市場潛力巨大。
再想想自己參與偵破的那起彩電被盜案，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這樣的事：麵對同一個現象或表情，不同的人會作出完全相反的解讀。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藏匿贓物的窩點肯定在羅廊西村，就是因為民警排查不夠仔細，一時找不出來。明知如此，但是分身乏術，所以我心裏幹著急，卻也沒有什麽好辦法。
七
羅廊西村這邊沒有進展，我又把小蘇找來，問他查電話的事現在進展如何。
小蘇說：“支隊長，我正想跟你匯報呢！我們搞了個數據庫，但是移動電話的情況太複雜，電信部門跟我說，以他們現在的技術手段，在短時間內，沒有辦法從裏麵篩選出我們需要的手機號碼。”
查人，查不到；查電話，困難重重。怎麽辦？案子就此掛起來？今年2月蓁巷小區的殺人縱火案大半年過去了，還在一點一點地查，眼下這個案子的破案條件應該比那個“2·22”案好，至少我們知道了歹徒藏匿贓物的範圍，更不能輕易放棄！
那天，我坐在辦公室，又把案子的各個細節從頭到尾捋了一遍。
這個作案人進入現場，是把卷簾門拉起來進入的，按一般常理，他不可能來得這麽巧啊！今天我來作案了，上來就拉開這家店的卷簾門？他既然想搶劫財物，肯定要觀察，哪一家店的東西多？哪一家的貨值錢？卷簾門什麽時候上鎖？這個觀察過程，就會在這裏留下痕跡，比如他在那裏打過手機，但是現在查手機進展緩慢……
想到這裏，我眼睛突然一亮，對了！他會不會打固定電話呢？我記得案發現場附近的人行道上，有個電話亭啊！
我立刻跑到老曹那裏，把自己的看法跟他說了，老曹也猛然醒悟：“對啊！我馬上讓他們去把那個電話亭再查一查，看看電話亭在案發時打出的電話和陝西有沒有關係？和羅廊西村有沒有關係？”
那時的電話亭，都是用IC卡打電話。珠江路案發現場門前就有一個公共電話亭，號碼是36××702。
小蘇他們去一查，發現有人曾於案發那天23時20分和54分這兩個時間，用IC卡，撥打過一個號碼為95937—×××4471的尋呼電話。
這個電話很可疑，誰會在那麽晚打尋呼電話？而且這個時間正好是三維公司被劫的時間。
我和老曹一商量，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去查IC電話卡，另一路查尋呼機的機主。
八
第二天，振奮人心的情況終於出現了！
經過複雜的查證，這張IC電話卡是從河南售出的，9月16日開始在南京使用，曾三次撥打南京市內電話，號碼為66××262和66××379，前者地址為怡景花園××幢408室，該處為私房出租戶，內住兩個女子，其中一個為西安人；後者地址為峨嵋嶺××幢501室，與戶主陳某同居的女人馬某，戶籍所在地正是羅廊西村×號101室，不過該處現已出租給他人居住。
我一聽偵查員匯報上來的這個情況，頓時感到勝利的曙光已經出現：
“老曹，這兩個電話號碼太重要了！你看，持IC電話卡的人跟66××262聯係，這個怡景花園的宅電用戶是哪個？是一個西安來的女人！另外一個66××379，戶主的同居女友馬某，就是羅廊西村×號101室的戶主。肯定是這個家夥通過西安女人的關係，租借了羅廊西村的房子，而羅廊西村，不就是歹徒藏匿贓物的窩點嗎？走，我們去那裏看看！”
可是等我們帶著偵查員趕到羅廊西村×號101室，找來戶主一問，說是租戶已經搬走。
打開房門一看，果然已經人去樓空。
我頓時火冒三丈，跑到派出所，讓所長把那個民警找來質問道：“你這個排查怎麽查的？”
民警知道自己闖禍了，囁嚅著說：“我們來的時候，這裏關著門，我們就去下一家了。”
“沒有人？你就不能聯係一下戶主嗎？跟戶主一聯係，不就知道她已出租給西安人了嗎？這個贓物窩點不就排出來了嗎？”
老曹見我動了氣，立即打了個圓場，把我勸走。
這件事我至今難忘！如果當時這個民警工作細致一些，我們可以少走多少彎路啊！
九
人跑了，戶主不知道租戶的去向，而中介人——住怡景花園的那個西安女人，也隻是在做生意時，與對方攀上了老鄉，才幫他租借了羅廊西村的房子。
辦案民警再三追問，她也說不清那人的真實姓名和身份。
這條線索就此中斷，我們隻好回去再仔細分析電話的通話記錄。
在電信部門的配合下，我們把怡景花園和峨嵋嶺這兩個宅電的通話記錄調了出來，發現怡景花園的電話和有一部西安在南京漫遊的尾號為9687的手機，有過比較頻繁的聯係。經怡景花園的西安女人回憶，這個號碼就是那個老鄉在跟她聯係租借羅廊西村房子時所用過的。
再調取該手機在南京的漫遊話單，它打到西安的電話與IC卡打到該地的號碼重合。
結合之前掌握的情況綜合分析，可以斷定，這部手機的機主和使用這張IC電話卡的人，如果不是同一人，也應該是同夥。
至此，珠江路現場和羅廊西村×號101室終於搭起了一座“橋”，“橋”上的那個人已露出了狐狸尾巴。
偵查人員隨即展開新一輪的查證，結果發現這張IC卡先後五次撥打西安市的市內電話，也曾撥打過尾號為9687的手機。
另經調查，羅廊西村×號101室的住宅電話66××379，9月16日曾與尾號為4790的手機聯係過，而尾號為4790的手機又與尾號為9687的手機聯係過。經查證，尾號為9687和4790的手機於9月16日以後反複在南京、西安出現，10月22日後則在南京消失。這些情況表明，這兩部手機在南京的使用者，應該就是作案人。
這時候，案發那天10月21日23時20分和54分這兩個時間，在電話亭用IC卡撥打的尋呼電話機主也找到了，他是一輛小飛虎出租貨車的車主。
在案發時間內且又在案發地點附近，尋呼一個開出租貨車的司機，這兩個電話很可能跟案子有關係！
我和老曹研究後決定，立即派程翔去找這個姓孫的車主。
11月5日，程翔找到了孫姓車主。
經耐心啟發，孫某陳述，他的車經常停靠在鼓樓區金盛裝飾城門口攬活兒，以替人運送貨物賺取運輸費。上個月，10月5日那天，他在兜生意的時候，有一個男青年來找他，說我有一批貨要運到安徽，並要了他的名片說，到時候我跟你聯係。10月21日深夜，孫某收到尋呼後回電，回電就打到IC卡電話亭。在電話裏，對方要他22日早晨5時將車開到漢中門等候。孫某到達後，該男青年先往車上裝了幾紙箱貨，隨後又將其帶至羅廊西村×號，此時另一男青年已將另幾箱貨堆在院內。裝上貨後租車的男青年隨孫某駕車直奔合肥駱崗機場，把貨卸在機場托運科托運。此外，孫某反映，隨車男青年自稱是東北人，叫毛濤。
劫匪夠狡猾的，搶劫得手後連夜運走贓物，等我們查到羅廊西村，那裏早已人去樓空了。
十
歹徒行動如此迅速，我們也要搶時間。
派誰去合肥呢？
我還在思考，老曹就自告奮勇地說：“我去吧，我跟那邊比較熟。”
我想了一下，點頭同意：“也好，你先去，有什麽情況及時跟家裏頭溝通。”
合肥離南京確實近，老曹上午去的，傍晚就把情況跟我在電話裏說了：“我們在機場托運科查到了，一個持‘毛濤’身份證的人，在10月22日將六個裝有電子配件的紙箱托運到深圳，而且據托運科的人說，辦理托運的人乘當日13時15分的飛機飛往廣州。我已經讓程翔先回南京，有一份名單，上麵是這個航班的所有旅客姓名，你們可以把它和在南京的旅館住宿人員進行比對，說不定這個嫌疑人就在裏頭。我通過合肥市公安局協調，明天再到安徽省移動通信公司去查尾號為9687、4790那兩部手機的漫遊通信記錄。”
這個老曹，工作就是細。
我馬上讓程翔拿著這份名單，跟南京這邊的旅館住宿人員比對。結果發現有一江西籍女子錢麗君曾於10月6日、17日兩次在羅廊西村附近的古井旅社住宿，且10月22日未退房即離店，於是錢麗君也被納入偵查視線。
第二天下午，老曹從合肥回來了，告訴我兩個情況：他通過安徽省移動通信公司查詢發現，10月22日上午9時02分以後，尾號為9687和4790的兩部手機均在合肥出現，並且當日13時15分前與深圳通過電話。同時查明，上述托運的貨物已於10月24日到達深圳，貨主及收貨人均為“毛濤”。另經查證，“毛濤”的身份證是偽造的。
至此，我們可以確定尾號為9687和4790的機主，還有這個錢麗君，就是珠江路三維公司電腦搶劫案的嫌疑人！
老曹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末了，還生氣地說：“這個機場托運科也不驗看‘毛濤’身份證的真偽，貨物托運和機票航班這兩者的目的地不一致也不管。真是的！”
十一
案情明朗，接下來的工作節奏也就越來越快。
11月7日，我帶人飛抵西安。在當地公安機關及電信部門的支持下，很快確認了那張在河南購買、在南京使用的IC卡五次撥打的西安市話，其中一個宅電的機主叫鄒誌新，而那個尾號為9687的手機機主也是他，尾號為4790的機主則叫俞向群。
我把隨身攜帶的那份10月22日13點15分飛往廣州的航班名單拿出來一比對，上麵果然就有他們的名字，由此這兩個嫌疑人的姓名也被我們掌握。
這個鄒誌新，不太好找，人戶分離，費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他實際上住在西安市的友誼西路白廟路××號×號樓東單元4樓東，要不是當地同行帶我們去，我們還真找不著。
為了不驚動他，先讓居委會去摸了一下底，說兩口子這幾天都不在家。
另一個叫俞向群的，在他的居住地——西安市雁塔區地質新村×—332號，也找不到他。最後還是通過電信部門，看到他的那部4790手機已漫遊到江西上饒市。
我立即把這個情況告訴老曹：“我現在一時還回不去，你辛苦一下，去一趟上饒吧。”
老曹痛快答應：“沒得問題！這邊到上饒沒得飛機，我們就開車去吧，人停車不停，明天一早就可以到了。”
果然，11月8日晚上，老曹那邊就傳來了好消息。
“我們在上饒市公安局的協助下，已經把俞向群抓到，那個叫錢麗君的，是他女友，也一並歸案！”他在電話裏高興地說。
第二天一早，老曹又來電話：“我們連夜對俞向群進行了審訊，他交代‘毛濤’就是鄒誌新，10月22日的事就是他們兩個幹的，電腦已經賣給了深圳市深圳灣高幫實業公司的章維。我已經讓程翔帶人立即從南京飛往深圳，把贓物追回來！”
十二
老曹旗開得勝，我這邊因為涉及使用技偵手段需要審批，有個過程。不過好在西安的同行加快了工作進度，跟老曹通完話，我和西安市局刑警支隊以及技偵部門，也開始行動。
這是11月9日下午1時，西安同行先用一個本地電話，給鄒誌新的手機打電話，接通後，假裝是推銷產品的：“我們這裏呢，是×××公司，最近我們推出了一款新產品，免費給你試用。請你到我們公司來領取，我們公司的地址是……如果你沒有時間，我們也可以給你郵寄……”
偵查員在拖時間，技偵部門趁此機會迅速定位他的手機。原來他就在他的住地附近，正好我們還有兩個民警守候在那裏。
說時遲，那時快，民警接到我們的通知時，也正好發現鄒誌新與一個女人往家裏走。
辦案民警大叫一聲“鄒誌新！”
鄒誌新一回頭，發現是兩個陌生人，就想跑。
這時哪還能放他走，兩個民警如同餓虎撲食，一邊一個，將他扭住。
一輛警車及時趕到，把他塞了進去，留下那個女人，呆立在那裏。
鄒誌新被帶進審訊室，我已坐在那裏。
這是一個外表精幹的人，從戶籍資料上得知，他還是個大學畢業生，可惜沒把聰明用在正道上。
“你叫什麽名字啊？”我問。
他一聽我的南京口音，有些慌亂，半晌，才回答：“鄒誌新。”
陝西口音果然濃重。
我微微一笑，又問：“你不是叫‘毛濤’嗎？”
鄒誌新頓時傻了：“‘毛濤’？你們是怎麽知道的？”
“我們是警察，當然能知道！我還可以告訴你，你的同夥俞向群和錢麗君已經在江西落網了。你就老實交代吧。”
鄒誌新一聽我提到錢麗君的名字，大概是怕我們牽扯到今天和他在一起的女人，馬上說：“我交代，但是剛才和我在一起的是我老婆，她對我的事一無所知。”
“這個你放心，我們會搞清楚的，就看你的態度了。”
聽我這麽說，他又想了一會兒，終於把在南京的作案經過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原來，鄒誌新和俞向群是大學同學，曾開過公司，後因經營不善而歇業。為了弄錢，他們開始動起邪念，盯上了體積小、價值高、出手容易的筆記本電腦，合謀專門搶劫電腦專賣店。
從去年10月開始，兩人就在西安搶劫了4家店鋪5台電腦，以兩萬元的價格賣給曾與俞向群做過生意的章維。後來覺得西安油水太少，遂於今年9月16日，兩人持偽造的身份證，竄至南京，通過搭識不久的怡景花園西安老鄉的關係，租用了羅廊西村×號101室的一半用房。之後，兩人到珠江路電腦一條街踩點，發現×××號那家三維公司不僅有高檔電腦而且數量很多，便購買了尖刀、繩索、膠帶等工具伺機作案。
10月21日晚，兩人發現三維公司的一名員工外出，卷簾門沒有鎖死。鄒誌新跟蹤一段路以後確認此人遠去，便迅速返回和俞向群拉開門闖入室內，製服值班員蔡某後行劫。23時20分和54分，兩次在附近公共電話亭用IC卡打電話，尋呼約定出租貨車司機孫某。然後分幾次乘出租車將贓物運至羅廊西村×號附近，待出租車駛離後，再搬入101室。
聽到這裏，我忽然想起老曹的問題，就問鄒誌新：“你說具體一點兒，到底分幾次？又是怎麽從羅廊西村回到珠江路電腦店的？”
鄒誌新眨了眨眼睛，想了一下，說：“一共四次，我兩次，俞向群兩次。回來的時候也是打車，就是等的時間比較長，最長的一次，我足足抽了半包煙。”
我又想起報案人蔡某說，曾聽到鄒誌新他們打過手機，但他們尋呼小飛虎貨車司機孫某用的是現場附近的電話亭，那這個電話又是打給誰的？
“哦，那是10點多鍾我回西安老婆的電話，她問我啥時回去。”鄒誌新回答道。
又一個細節弄明白了，我朝他一擺手：“接著說。”
淩晨5時，兩人各搬一個稍小的紙箱至漢中門，鄒誌新留下等車，俞向群回去將剩餘紙箱搬至院內。這麽做的目的，是不想讓司機孫某知道確切地址。鄒誌新隨車一塊兒前往合肥駱崗機場，並以“毛濤”的假身份證辦理托運。俞向群和女友錢麗君另外搭乘交通工具前往駱崗機場與鄒誌新會合，並同乘一個航班前往廣州。登機前，俞向群與深圳的章維聯係銷贓，並約定在深圳見麵。10月23日，鄒、俞、章三人在深圳東京酒店客房見麵，鄒、俞各留下一台“東芝”筆記本電腦，其餘贓物以3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章維。衝抵事先債務和作案過程中的花銷後，俞向群分得10萬元，餘款都歸鄒誌新。
作案過程弄明白了，最後，我問道：“你和俞向群都是上過大學的人，有專業知識，憑自己的能力創業不好嗎？為什麽要去幹這些違法犯罪的事呢？”
鄒誌新沉默良久，抬起頭來，說：“警官，創業說說容易，做起來難啊！像我們這樣沒有資金支持的普通人，做任何一個項目都是過程長、風險大，我們也是心急了一點兒，所以才出此下策。不過，我們當時也定了一條，就是搞貨賣錢，決不傷人害命！警官，現在說這些是不是太晚了？我願意接受懲罰。”
審完鄒誌新，我心情複雜地走出審訊室。
不管他如何為自己辯解，法院最終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判處他們應有的刑罰。
我這邊剛和同行商定回南京的事，老曹就給我打來了電話：“我們已經回南京了，程翔那邊明天連贓物帶人，就是那個章維，也一起帶回南京，我們明天去接他們。你那邊情況怎麽樣？”
聽得出來，他很興奮。
“我正要跟你說，我們已抓到鄒誌新了，明天也準備坐火車把他帶回南京。”順便我也把明天的行程告訴了老曹。
“那太好了！到時候我到車站去接你們！”老曹說。
十三
西安開往南京的火車，現在最快隻要四個多小時，那一年則要耗時差不多一晝夜。
為了安全，乘警為我們安排了一間軟臥，鄒誌新一隻手戴著手銬，另一端銬在車廂床邊的鐵杆上，我和另外兩名刑警輪流監護著他。
也許是太好奇了，火車快到南京時，他忍不住開口問我：“警官，這兩天我一直在想，我們這次在南京作案，把一切細節都考慮到了，可以說是天衣無縫，就是想不出你們是怎麽把我們找到的？”
是的，鄒誌新很狡猾。作案前細心踩點，鎖定目標；在運輸贓物過程中，特意不讓出租車司機掌握確切窩點；得手後連夜將贓物運走，並且特意不走南京而到合肥的機場，用假名托運。
但是，雁過留聲，人過留影，一個人隻要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停留過，多少總要留下一些痕跡。我們就是通過再三尋找，找到了作案人的通話記錄，找到了運送贓物的出租車，找到了怡景花園和峨嵋嶺這兩處住宅的戶主，找到了在羅廊西村的窩點，最終找到了合肥、西安、深圳、上饒……
我看他滿臉迷茫，便一字一句地說：
“怎麽找到的？我告訴你，年輕人，盡管你和你同夥有預謀、有計劃，還加上一點點智能和暴力，但是，你們是為了一己私利，隻能偷偷摸摸的，見不得人的；而我們，是堂堂正正執行法律的國家機器，我們的智慧和力量是源源不斷的，一旦我們下決心要找一個違法犯罪的人，哪怕他遠在天涯海角，我們也能找到！”
若幹年以後，我在南京又碰見過他一次（詳見《第十二天：無處遁逃》）。
如今，如果他碰巧讀到本書，可以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不過，我想他應該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