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惑與不惑 掃描中國女性
你對當代女性有什麽評價？
你對同代女性有什麽評價？
你對你上一代的女性有什麽評價？
你覺得這幾代女性之間有什麽不同？
你更親近哪一代中國女性？
近年，諸如此類的女性話題，是我經常“遭遇”的話題之一。
用“遭遇”這詞，意在表明，我非研究女性問題的專家或學者，也從未動過變成的念頭。故幾乎對一切與女性相關的話題，不管成了“焦點”還是“熱點”，都不怎麽去想的。所以常陷於窘境，怔怔然無從答起。不消說，發問的差不多皆女性，有青年，有中年。十之三四是讀者，問題提出在信中。十之六七是記者，每每的，話鋒陡轉，冷不丁就當麵擲過來。於是我漸漸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當代女性，無論現代的還是傳統的，其實仍比較在乎當代男人們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們的。的確，大多數當代女性，自我意識早已不受男人們的好惡所主宰，但有時候卻依然希望從男人們對女性的評說中獲得某種好感覺。而這意味著，現代的其實並不像她們自我標榜的那麽思想獨立，傳統的仍自甘地習慣於傳統。
有意思的是，我覺得——當代中年女性，似乎很希望從當代男人口中聽到比當代青年女性更高的評說，而當代青年女性也是。當代中年女性和當代青年女性，誰們更具風采，真的仍需由男人們來作結論嗎？這現象不僅有意思，也有值得分析的意義。遭“考問”的次數既多，心靜之時，難免就漫憶瑣思，一憶一思，便產生了寫的衝動。所寫絕對沒有文學的價值，但會有那麽一丁點兒認知價值。一丁點兒而已。既有，也就不算無聊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母親們，我以少年的眼所識之女性，當然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女性。
道裏區是哈爾濱最有特點的市區。一條馬蹄石路直鋪至鬆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兩側魚刺般排列十二條橫街，叫作“外國”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故得“外國”之名。
少年時期的我，家在道裏區。但不是在道裏區的“中央大街”那一帶，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臉子”。
就是在如此這般的一條條街上，一座座院子裏，一戶戶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樣的女人，也領略過與我同齡的少女們的風情。有的是小知識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幹部之家，有的是小販之家……有的人家在街頭開爿小小的雜貨鋪維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開修鞋鋪、理發亭；還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爛兒，女人夏天賣冰棍兒、冬天賣糖葫蘆養家糊口……總之，沒上層人家，但有最底層人家。沒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窮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的，便是這些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五十年代，中國平民和貧民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
先說那些是母親的女性們。她們當是我母親的同輩人，年齡在四十歲左右。年輕的三十七八歲，年齡大些的四十五六歲。她們不僅是那條街上，而且是“偏臉子”千家萬戶為數最多的母親。看來，中年母親，是任何一個時代“母親群體”的主要成分。
她們大抵沒工作，更沒職業。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門競相謀職的年代。她們大抵是比較典型的傳統的家庭婦女，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她們是文盲。她們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時間大約二十餘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時候進城投親靠友謀生，如當代的“打工妹”，嫁與城裏的男人為妻。當年落城市戶不容易，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一個有城市戶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國女性，獲得長期居住權的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外國人。
她們中後來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國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成果。在那一運動中，她們每天晚上成群結隊去夜校的身影，是當年城市裏一道獨特的、具有輕鬆喜悅色彩的風景線。
家庭婦女的主要責任和使命當然是扮演好家務總管的角色，也是她們互比優劣的主要根據。
她們每天早早起床，盡量輕手輕腳地做飯。那晨光正是丈夫和兒女們睡“回籠覺”的時候，擾醒了兒女無妨，兒女白天盡可以補覺。擾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氣的。丈夫不生氣，她們自己也會覺得罪過。將去上班的丈夫白天無處補覺，這一點她們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談不上罪過感，也會內疚。夫妻感情好的，便會生出一份兒心疼，這一點和今天的妻子們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們雖然也做早飯，但已非義務，而是覺悟，何況自己也要吃了早飯去上班。今天許多人家做早飯的義務已移交給丈夫們了，倘丈夫們弄出大的響動，擾醒了妻子們，她們也是要不滿的。今天的丈夫們如果不主動承擔做早飯的義務，久而久之，妻子們是要牢騷滿腹甚至提出抗議的，但五十年代絕少丈夫們做早飯的現象，那樣的丈夫將遭男人恥笑，同時那樣的妻子也將遭女人恥笑。五十年代的妻子們，沒有因做早飯而發牢騷的權利，更沒有抗議的權利，這一種任勞任怨，乃由她們家庭婦女的角色所決定了的。
五十年代以細糧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較優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吃細糧。生活一般的家庭一半吃細糧，生活貧窮的，每月僅吃三分之一或更少的細糧，那也就差不多僅夠丈夫一個人吃和帶飯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兒女，受優待跟丈夫們沾點兒吃細糧的光，於是，也就幾乎隻有妻子自己吃粗糧了。
雖然如此，她們也無怨言。甚至，會認為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之事。更甚至，不願實情被外人所知，當然是不願在這一點上被別人家的妻子們同情和憐憫。因為在這一點上來自別人家的妻子們的同情和憐憫，對於她們，似乎意味著自尊所受的傷害。
五十年代也有羨人富笑人窮的現象。與現在比，不是什麽咄咄逼人的現象，但也畢竟不是令窮人家愉快的現象。
“瞧她，哪兒像個妻子，像雇的個老媽子！做在前，吃在後，而且隻能吃粗糧糙飯！”
這是當年左鄰右舍口舌尖刻的女人們，對窮家妻的譏嘲之一種。話裏包含著對窮家丈夫的譴責，實際上也包含了對窮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貶損，因而使窮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於是，她們常常囑咐兒女，對外人要講全家都吃一樣的飯菜。
經母親告誡過的小兒女們就回答吃一樣的飯菜。
於是維護了母親家庭地位的尊嚴。
未經母親告誡過，或忘了母親告誡的小兒女們，往往“泄密”。
於是其母親每每遭別家女人們背後的議論。
五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尤其平民階層以及底層人家的女性，在社會上完全無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唯一方麵。這一種互比，又往往構成女性之間的傷害。但屬於隻要心理承受能力強些，完全可以不當一回事兒的小傷害。不涉及直接利益衝突，企圖造成更大的傷害也沒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於是引起爭吵之事。爭吵起來，也無非由是街道組長的女人出麵兩廂批評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丈夫們早飯吃得滿意，對飯盒裏的內容麵呈悅色，則他們出門後，妻子們的心情那一天從早舒暢到晚，直保持到丈夫們下班回到家裏，笑臉迎之。否則，妻子們一整天忐忑不安，並會一整天都在自責做妻子的最主要的義務之一沒盡到，開門迎夫之際，表情和言語倍加小心。
對於五十年代的妻子們，侍奉好丈夫們似乎是第一位的責任。而撫育兒女反是第二位的責任了。
丈夫們上班後，家才是女人們的天下。她們的女主人的地位，才開始較充分地體現。丈夫們在家，就好比皇帝座駕金鑾寶殿。哪怕他是“明主”，而她在他眼中的地位又頗高些，也不過就是近身侍臣的角色罷了。一言一行，免不了總是要察言觀色的。更有卑順者，唯夫之命是從。經濟是基礎，因她們的操勞並不直接體現於奠定家庭經濟基礎方麵，故腰板怎麽也挺不起來。一半是妻，一半是仆婦。由於家庭文化背景的先天欠缺，以及夫妻二人文明意識的長期蒙昧，這一種情況，在平民之家和貧民之家，反而尤普遍，尤甚。
當年我以少年的眼，在許許多多這樣的家庭裏，見慣了那些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凳子橫於前一腳跨過去，油瓶倒了也不彎腰扶一下的丈夫們。不以為怪。漸漸覺得天下做丈夫的男人們，不但必定都是這樣的，而且理所當然應該是這樣的。
這樣的丈夫們在家時，妻子們的真性情是很受束縛的，心理也很受壓抑。甚至可以說，很受心理的壓迫。
當年我又以少年的眼，觀察到過這樣的生活現象——丈夫前腳出家門，妻子立刻獲得了解放似的。她倏忽地變了，整個人的狀態完全輕鬆了。她竟會一邊幹這幹那，一邊哼著唱著。她以熟練工的麻利裏裏外外同時兼顧，有條不紊，從容不迫，居然比丈夫在家時做得還有章法。此時家務之對於她仿佛已不再是義務，而簡直是喜歡幹的事，從中體會著別人不大體會得到的愉快……
接著，她喚醒兒女，安排大的吃了飯去上學，幫小的穿衣服洗臉。
兒女們吃飯時，她在疊被子，整理床。
待兒女們也都吃罷了，她才坐到飯桌旁，結果是飯菜涼了。倘家中還有老人，那麽她得像照料兒女們一樣再照料一番老人。她得熱一遍飯菜，服侍老人吃。無老人，則省了份兒心。
待她也吃罷了，上學的兒女上學去了，不上學的兒女或在家裏待在一個角落玩兒著，或出去玩兒了。
此時，家裏一般肅靜了。於是她刷洗盤碗，掃地擦灰。忙了一通，九點來鍾，家清潔了。
於是她摘下圍裙，自己才開始洗臉，梳頭。隨後，她出門了。如果是夏季，各家的女人們，都坐著小凳聚在院子裏聊天。聊天是家庭婦女們傳統的社交方式。她們嘴上聊著，手卻不閑，或補襪子，或縫衣服，或納鞋底兒，或繡花兒。
五十年代，毛衣屬高級之物。毛線非是尋常人家舍得買的東西。所以五十年代的一般家庭婦女們，其實大多數並不會織毛線活兒。她們中有些人是後來會的。是長大了的女兒們將毛線買回家，並將織毛線活兒的針法帶回家，她們首先向自己女兒們學的。
如果相互關係處得都很親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婦女們最美好的時光。在那一種美好時光裏，不僅愉快地完成了她們分內的事，而且增強了感情。家境好些的女人，盡量對家境艱難的女人表示憐憫，娓娓地勸說她們化解心中憂愁。她們往往會替後者們的命運一聲聲長歎一把把抹淚，也往往會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幫後者縫縫補補，拆拆洗洗。此時，她們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動，自我滿足。後者們當然也會受感動，也會獲得被憐憫的滿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則家庭婦女們就彼此串門兒，串門兒是她們冬季裏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帶著針線活兒。常有這樣的事兒——張家的女人，腋下夾著沒做成的一卷棉襖片兒或棉褲片兒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著同樣的活兒，立刻讓出一半兒炕麵。於是兩個女人相向而坐，一邊各做各的，一邊聊家常，聊她們少女時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沒什麽活可做，也會熱情地騰出炕麵，情願幫著張家的女人做。
如若張家丈夫的鞋底兒是李家女人幫著納完的，李家兒女的衣服是張家女人幫著做成的，乃不足為奇的尋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關係相處得不睦，或某一戶的女人與別家的女人關係緊張，那麽聊天和串門兒便由本院轉移到別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際的“外向型發展”。
於是，五十年代男人們訓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議別人家女人的一句話往往是——“就生了一張嘴兩條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條街上也知音難尋，那麽她們便向別的街上去尋。
由這一條街到那一條街，每是極方便的事。往往從本院或鄰院的什麽地方，比如矮牆的豁口處，比如兩間房子的夾隙，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條街或後一條街的某個院子裏，哈爾濱叫“鑽院兒”。
家庭婦女們喜歡聊天和串門兒，實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項。除了這一項傳統的交流方式，她們當年再沒有另外的什麽交流方式。她們的真性情，通過此方式呈現和舒展。如果連這一種方式也遭硬性禁止，她們作為女人的生氣也就迅速萎靡了。
十一點左右，她們又都回到了各自家裏。丈夫雖不在家，兒女們還要吃午飯呢。
下午，她們可小睡一會兒。下午的聊天和串門兒，必得在四點半以前結束。六點鍾左右，丈夫們下班回家了。他進門片刻，喝杯水，吸支煙，飯菜就上齊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無論做什麽飯菜，時間是掐算得極準確的。如果飯桌上有饅頭、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兒女分享。還剩，有她的份兒。不多，自然沒她的份兒。
沒她的份兒她也早就習慣了。因為她是妻子，是母親，是兒媳。她自己的意識裏，承認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員。吃穿方麵，無論與誰比，她自己往後排永遠是合情合理的。
七點鍾左右，她開始為丈夫、兒女和老人燒洗腳水。如果家裏有收音機，丈夫往往一邊吸煙一邊聽什麽，等著洗腳水端到腳前。而上學的長子長女，必在埋頭寫作業。無論夏天還是冬天，八點半後，一般人家準拉窗簾了。夏天，男人們吃罷晚飯也喜歡坐在院子裏聊一會兒天，或下一盤棋，但絕不會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們是不太串門兒的。九點，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燈。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八點多就熄燈。沒電視的年代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無論大人孩子，睡眠都較充足。五十年代，並非家家戶戶都有收音機，可以說大多數平民家庭並沒有。誰家有，也是老舊的，隻能聽一兩個台。記得我家住的那條街上，有人家買了一台八十幾元的國產名牌收音機，幾乎一時轟動整條街……
當丈夫和兒女們發出鼾聲，家庭婦女的一天終於結束了。她們周而複始，一年又一年，過著內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發白了，臉皺了，在不知不覺中老了。
她們當然也是愛美的。她們往頭上抹的叫頭油；往臉上擦的叫雪花膏；潤手的叫蛤蜊油——兩片蛤蜊殼扣裝的某種油脂，八分錢。而這三樣，對她們而言是奢侈品，加起來一元錢左右。如此廉價的東西，有的女人一輩子也沒用過幾次。
平素她們洗發用堿水，洗臉用肥皂，手上的皮膚幹裂了，塗點兒豆油。過春節了，才舍得預先買塊香皂用。
她們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畢竟是會有一兩件的，比如結婚時穿過的，但婚後不久可能就疊起來壓在箱底兒了。有人家的箱底兒，甚至壓著她們當年穿過的旗袍。某個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曬箱底兒的時候，她會一高興心血**地穿上，在院子裏招搖一番。那旗袍當然已瘦了，穿著不合體了。同院的女人們就圍攏了觀賞，讚歎，或遺憾。
除了結婚時擁有的新衣服，據我估計，她們中的大多數，婚後又為自己做過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說是五六套，其實不可能同時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褲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為自己做雙新鞋。終於湊齊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無非是用平紋布或斜紋布做成的。平紋布三角多一尺，斜紋布五角多一尺。她們中大多數，終生在衣著方麵的消費，細算下來，二三百元罷了。她們中某人猝死，往往沒一套新衣服入殮，現做一套平紋或斜紋的送終。
她們當然是愛名譽的。賢妻、良母、孝媳便是她們的至高無上的名譽追求。家庭婦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麵被公認為榜樣，那麽她會成為全院乃至整條街上極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麵她做到了，那麽她在鄰裏關係方麵也肯定是能謙善忍的。即或刁蠻潑悍的女人，對她也不敢過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婦女中也有俠肝義膽的女子，她們在一個院子裏乃至整條街上主持民間正義，抑強扶弱，專替受欺辱的女人打抱不平。
家是她們每個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婦女究竟是怎樣的女人，別人一邁入她的家門心中便有數了。持家有方的女人，無論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齊全或簡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貧抵消不了的。丈夫、兒女、老人是她們的廣告。她們懂得這一點，所以，盡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成員都穿得體麵些。如果說顧不上考慮到誰，那麽顧不上的往往隻能是她們自己。而要盡到以上義務，對於她們已實非易事。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幾乎是舍不得花錢買衣穿的，全靠她們一雙手做。
一職業婦女如果嫉妒心強，人們就都會說她“像家庭婦女”。
然而我想說，五十年代，在中國，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許恰恰是家庭婦女。更確切地說，恰恰是普通家庭的家庭婦女。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宣揚她們似乎天生地最接近著女性的美德。而是強調——她們並不能直接參與到社會中去進行名利的競爭，同時值得女人嫉妒的現象又幾乎皆存在於她們短窄的視野以外。無論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曉的現象生發出嫉妒之心。置身於她們那麽一種群體封閉的生活形態，決定了她們對別的女人實在沒什麽可嫉妒的。
但畢竟也會有嫉妒的時候吧？
是的。
家庭婦女們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誰家的丈夫對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對自己好。因為這不但是她們視野以內的事，而且是直接觸動她們女人感想的事。毫無疑問，其實也是無論任何時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隻不過，因為她們是家庭婦女，僅能通過丈夫對自己的態度意識到幾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時代的女性尤其在乎這一點。
她們中有人常常公開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頭油、幾尺布料，炫耀說是自己丈夫給自己買的。
也有人動輒便說：“在我們家裏，我可是和他吃一樣的飯菜！我不和他吃一樣的他不高興！”
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極點。
其實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數女人並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樣的飯菜，但是極其在乎自己的丈夫連一瓶頭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給自己買過。她們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費，暗自承認其要求雖屬正當但未免鋪張，心裏卻總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給予她那一份兒驚喜，而丈夫們又似乎偏偏不予考慮……
於是，她某一天興許會當眾宣布：“俺家那口子，說要給俺買一雙皮鞋呢！”
家庭婦女們的這一種虛榮，有時簡直像比寵的小女孩兒。
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們，絕大多數是勤儉型的。許多人家**或炕上，永遠放著針線筐兒。幾乎家家有襪底板兒。襪底板兒上往往套著沒補完的襪子。幾乎家家的麵板另有一種功用，反過來貼袼褙，納一雙鞋底兒要貼十幾層袼褙。解釋起來實在囉唆，省略。至於帶著針線沒縫完補丁沒做成的衣服，那便是一眼可見。她們沒有八小時以外，總在不停地做這做那。永遠也做不完，而且永遠也做不煩似的。
家庭婦女沒什麽個人祈求，她們的祈求體現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寬厚而長壽，丈夫體貼而本分，孩子聽話而健康——便幾乎是她們的全部幸運和幸福。
她們最怕的是丈夫經常對自己吼而又經常被鄰居們聽到。
被丈夫打了是她們最覺丟臉之事。
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心中很少動離婚之念，她們能忍的程度令今人無話可說。
她們其實並不怎麽望子成龍，兒女長大後能有份工作她們就頗感欣慰。而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壯年勞動者短缺的時代，所以她們看著兒女一天天長大，對將來是較樂觀的。
我親近她們甚於親近以後任何時代的女性，因為她們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親。我一向對她們懷有深厚的敬意，因為她們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們，因為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付出太多，享獲太少——更因為她們沒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機會大有作為、大展宏圖的時代。
五十年代的職業女性，其風貌與五十年代的家庭婦女們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時代的女性。這不僅是由“職業”二字所決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決定的。“職業”隻能使女性發生經濟獨立的變化，以及由此影響的消費水平、物質生活質量的變化。而全中國的解放這一改天換地的大事件，卻使當年的職業女性以嶄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態證明著自己不可輕視的社會作用。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少女和“大姑娘”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女孩兒，一入中學，母親們就會經常教誨她：“不小了啊，該有點兒大姑娘樣兒了！”
當然，她們還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隻不過不再被視為“小姑娘”了。
於是，母親們的經常教誨，對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們的心理發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們便開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樣兒”了。
少女們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這些被視為“小姑娘”玩兒的項目。她們尤其較少跳皮筋了，因為跳皮筋是夏季玩兒的項目，夏季她們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時需撩起裙子，皮筋舉多高，一條腿要踢到多高，她們已自覺不雅。而母親們倘見她們仍玩兒著，就會訓斥。自己的母親不訓斥，別人家的母親也會議論：“那麽大個姑娘了，還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沒羞。也不知她媽管過沒有！”
我一直認為，跳皮筋對於少女們，是極有益於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兒。她們當年跳皮筋時靈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腦海裏。她們母親當年訓斥她們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憶中有趣的片段。
倘她們不屬於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父母們自然也是遺憾的，但絕不至於像今天的父母們一樣著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終日起來。因為當年上學是為了識字。既已是中學生了，便一輩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們也就覺得對她們盡到了義務，滿足於這一點了。大多數的她們，自己也滿足於這一點。不就你是優等生，我不是嗎？但你能讀，我也一樣能讀；你能寫，我也一樣能寫呀！中學畢業之後，不都是要參加工作的嗎？不都是要學三年徒嗎？學徒期間不都是隻有十八元的工資嗎？以後不都是要憑工齡、憑實際工作表現長級嗎？……
的確，五十年代的她們中，隻有極少極少數，非立誌要升高中考大學不可。普遍的她們，自己並無很強烈的願望。普遍的家長，也隻打算供她們讀到初中畢業。當年初中畢業生的就業機會較多，這使她們對自己前邊兒的人生沒有什麽太嚴峻的憂慮。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懷，普遍如一盆清水般淨靜。說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們心懷範圍的有限，淨靜得當代人既不能說多麽好也不能說多麽不好。
她們不寂寞，也許因為她們之間有足夠裝滿心懷的友情。一名少女當年傷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於她們之間的友情發生誤解了，出現裂痕了。
我小時候，不止一次在別人家裏見過這樣的情形：一個少女一回家就哭。她母親問她怎麽了。她說：“她媽（或她爸）打她了！”那麽那個“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姐妹。
“她”在“她”家裏挨打挨罵，她會難過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來，每一回憶，心為之感動。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間，是否還存在著那麽樣一種不是姐妹勝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種醇香如親情的友情呢。
五十年代少女之間的此種友情，驗證了一條人性的邏輯——對於心靈而言，有空曠，就有本能的填補，無好壞之分。
五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現象過於單調，因而世風相對較為純樸。
打扮一個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極其簡單的——一尺紅或綠的毛線頭繩兒，一件“布拉吉”——連衣裙，一雙黑布鞋，足夠了。隻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過了才穿上的，即使舊，也還是能使她們變得清清爽爽、靈靈秀秀的。有雙白襪子穿更好，沒有，也好。總之，當年那一種簡樸到極點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極了美極了。
五十年代，她們中學畢業以後，就被視為名副其實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暫的，短暫得幾乎可以說稍縱即逝。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歲，無論工作與否，如果自己不急於考慮婚事，父母們也會按捺不住地張羅為她們東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歲以後居然還沒嫁出去，那麽就將被視為“老姑娘”了。而一個家庭若有一個“老姑娘”，那麽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裏。所以“大姑娘”也意味著是一段短暫的年華。從結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婦”了。從“大姑娘”到“小媳婦”，短則三四年，長則五六載。五十年代，二十來歲、二十多歲的“小媳婦”，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們對工作並不怎麽挑揀，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興興去上班。工資是全國平等的，腦體之間基本無差別，機關與行業之間基本無差別，行業與行業之間基本無差別，男女之間基本無差別。在此種種基本無差別的前提之下，對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不滿意的她們，雖也羨慕這些方麵比她們幸運的別人，但一般不至於羨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棄的程度。
上班的她們，普遍還買不起自行車。如果單位遠，她們每天需六點多鍾就離家。從居民區走到有馬路的地方，才能擠坐上幾站公共汽車。為了不遲到，她們常將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著工作服離家。那樣就省下在廠裏換工作服的時間了。
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行業服走在路上覺得挺神氣。如果那行業體麵，那廠是大廠，有名，則她們穿著工作服走在路上，不僅覺得神氣，簡直還往往覺得美氣。她們穿那樣的工作服，能吸引較高的“回頭率”。向她們投以熱烈目光的，當然都是小夥子。
她們中當護士的，無論冬夏，常喜歡將雪白的護士帽戴在頭上。醫療行業是被刮目相看的行業，戴了雪白護士帽的她們，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時她們就尤其顯出大姑娘的矜持來。
餐飲行業也戴白帽子，與護士在醫院裏戴的白帽子區別不大。故有在小飯館工作的她們，也戴了白帽子招搖過市，內心裏樂於被路人看待成大醫院的護士。所謂“過把癮”，但不“死”。
當年有小夥子衝著一頂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飯館服務員的事，因而成了相聲、小品和小說、戲劇中的喜劇情節。
她們上班時，鄰家沒有大兒女的母親一出門碰上了她們，投在她們身上的目光是很複雜、很微妙的。那一種目光告訴她們，對方們心裏在想——盼到哪一天我自己的女兒才也開始上班掙錢呢？她們每月十八元二十幾元的工資，對一個平民之家的經濟補充非同小可。那時她們嘴上禮貌地問著好，內心裏體會到極大的優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們也會在廠裏換下工作服回家。倘還是夏季，她們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為她們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顯示出她們成熟又苗條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為她們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婦”，再穿“布拉吉”的機會便少了。“小媳婦”們一般是不公開穿“布拉吉”的。
於是許多母親的目光，都會追隨她們的身影久望，互相詢問她們是哪條街上，哪個院裏，哪一戶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較漂亮，那麽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們每每會情不自禁地這麽說：“瞧人家那大姑娘長得喜人勁兒的！”
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認為自己的女婿年輕、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兒的福，當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條，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於是工人還是小幹部，那倒無所謂。當然，如果前四條“達標”，居然還是位小科長，父母會替女兒高興得心花怒放。
“大姑娘”們下班一回到家裏，放下飯盒就幫母親們做這做那。她們一般不會因為自己也是掙工資的人了便在家裏擺什麽資格，要求什麽特殊待遇。
她們明白，自己生活在家裏的日子不會太久了，這使她們比從前更體恤她們永遠操勞著的母親們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時，竟不怎麽懂得體恤母親、替家庭分憂，她們每每的心生愧疚，同時心生對她的家的眷眷依戀。雖然它可能很清貧，很擁擠，很雜亂。那一種眷眷依戀又每使她的心情特別惆悵。“大姑娘”們這時望著生出白發了的母親的目光，是非常之溫柔的。
“女兒是娘的貼心襖”——這句話主要指的是“大姑娘”了的女兒們。
吃完飯，“大姑娘”和母親爭搶著洗碗。
“不用你，屋裏歇著吧！”
“媽，進屋歇著，就讓我來吧！我還能替你幾次呢？”
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廚房裏悄悄的對話。
當母親的聽了，心裏一陣熱。她感動得想哭。她這時心裏邊覺得，她將女兒從一個小姑娘拉扯成一個“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勞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滿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罷碗，收拾幹淨了廚房，進屋又拿起了毛線活兒或針線活兒。如果家是兩間屋，“大姑娘”準和母親待在同一間屋。或對坐，或並坐，或“大姑娘”手裏運針走線，母親陪著一遞一接地說話兒，或母女倆手中各有各的活兒……
少年時期的我，常在別人家見到這樣的母女親情圖。
“大姑娘”有工資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資買毛線了。她心裏有種籌劃，那就是要在“出門”前，給父親織件毛衣，給母親也織件毛衣，再給弟弟織件毛背心，給妹妹織條毛圍巾什麽的。“出門”前的“大姑娘”，心裏裝著每一個家庭成員。她要留下念心兒，延續她對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家的親情。
“大姑娘”某一天終於是新娘了。男方家裏會送她一套料子做的新衣，一般是“嗶嘰”的，那將是她以後二三十年內最好的一套衣服。
當然還少不了一雙皮鞋。那幾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雙皮鞋。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是當年代表一個家庭物質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極少有同時備齊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隨自己的心願任選其中的一件或兩件。
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嫻靜，還與較多地占有她們業餘時間的編織與針線活兒有關。那些仿佛是她們的“書”。愛讀書會使男人變得嫻靜，正如編織和針線活兒會使“大姑娘”變得嫻靜。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靦腆。
靦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在內，但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態，靦腆形容的是外態。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無緣無故地靦腆起來。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鄰居關係很好，她們到我家借東西，或春節拜年，也會顯出非常靦腆的樣子。而我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學生，我是少年，我家簡直沒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們為什麽也靦腆呢？
正由於我家隻有小男人，我母親又特別好客，對“大姑娘”們一向特別親熱，一向特別被她們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連鄰院的、一條街上的、乃至前街後街的“大姑娘”們，相當一個時期內，都願結伴兒往我家聚。有時會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著屋裏的燈光，各自手裏皆鉤著織著，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爾發出一陣哧哧的輕笑。鄰居們都說，我家簡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親也常望著她們說：“我要有這麽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連我母親和她們說話，她們也顯出靦腆的樣子。
同院有個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說法，可叫作“問題少年”。
有次他問我：“你看她們中哪個漂亮？”
我就指著其中一個說：“她最漂亮。”
他慫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對她說‘我愛你’嗎？你若敢，我給你兩個玻璃球兒！”
於是，我逞強地走到那一個“大姑娘”跟前大聲說：“我愛你！”
不唯那一個“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們全都倏地一齊紅了臉，全都瞪著我呆住了。片刻，這幾個伏在那幾個身上，一齊笑得前仰後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大姑娘”們笑開懷，她們一個個忍住笑，複一齊瞪著我，臉仍紅著，都顯出一種很美的靦腆。我母親因那件事狠狠訓了我一通，不許我以後再跟那“問題少年”接觸……五十年代“大姑娘”們的嫻靜和靦腆，單就男性對女性的眼光而言，從我這兒講，在我記憶裏永遠是優雅的、美的。姑娘大了，如果隻“蹦迪”蹦得好，卻從不知嫻靜何意，如果一味現代，從未羞澀過，從未靦腆過，細想想，也夠俗得煩人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幸免。
老百姓在那三年裏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奶粉的嬰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這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煙。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腦力勞動者三十斤。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一樣定量——二十八斤半。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三斤糧食，以黴質的地瓜幹等量代之。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陝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事實上，饑餓從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著了，也並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於一九六三年年底。
那些年，城市裏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於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饑半飽的狀態，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著老人挨餓？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並不至於使人挨餓。
但那些年裏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之處是母性的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條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從身上割下一條肉來給全家人燉湯。
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麽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征。
那麽咄咄逼人的饑餓時代裏，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嗎？
那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於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裏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微薄的工資，對於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若買糧票，她們的工資也等於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斤糧食少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嗎？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了。與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接近著是“老姑娘”了。
饑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裏恰恰相反。
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所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隻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裏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於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個男人領走，隻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裏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著，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被人領走。隻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為隻要留住兒子，隻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城市裏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中學生們、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麽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許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中止的年齡中止以後，再就永遠地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饑餓。
一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麽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彩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
過去，早晨七點多鍾、下午五點多鍾，女人們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們，而後來迎送的是上下學的兒女們。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從街頭絡繹經過，情形往往頗為壯觀。
六十年代的中學女生與五十年代的中學女生們相比，頭腦中對於上學的思想大為不同了。她們已不滿足於將來的自己僅僅不是文盲，她們已開始明白，學曆的高低，不但關係到自己將來的婚戀和人生的質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轉自己的命運。
絕大多數初中女生的誌向是升高中。她們上中學不久，便開始了解到市裏有哪幾所中學是重點中學，而自己就讀的中學之教育水平大致屬於幾等。在課堂上，老師們每每倍感榮耀地告訴學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屆上幾屆學生中，有多少考了重點高中。那些使老師談起來很驕傲的學生中的女生，便漸漸成了她們心中的榜樣。
絕大多數高中女生的誌向當然是升大學或大專。那些重點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們對於全國的名牌大學耳熟能詳。“三六一十八，清華北大哈工大。”這是六十年代初開始在哈爾濱初高中生們之間流行的話，代表著他們和她們的學習理想。“三六一十八”——當年指哈爾濱的四所重點中學，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中學生考入此四所中學的高中，意味著離踏進全國名牌大學隻有一步之遙了。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讀初中，初中畢業後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後街的“大姑娘”們都對他另眼相看起來。
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學，哥哥考入大學，前街後街為之轟動，連派出所所長和社區的幹部都紛紛到家裏祝賀。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們那一居民社區幾千戶人家中，還沒出現過大學生。他到外地上大學前，預先定親的媒人終日不斷。許多“大姑娘”和她們的父母，認為我哥哥將來必是工程師無疑，都願早結良緣，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願……
但與五十年代相比，她們已外靜內不靜，態靜心不靜。是的，她們不再如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一樣嫻靜得頭腦空曠、心思簡單了。一九六三年後，饑餓的黑翳從城市裏漸退，人們又能吃飽肚子了。“女青年”們擇婿的標準在吃飽了肚子以後開始悄悄形成。“藍製服，白大褂，槍杆子，舵把子”，這是當年“女青年”們之間流行的順口溜兒。如果嫁給有大學文化的男人無望，這是她們退而求其次的擇婿標準。
“藍製服”指公安幹警。社會的許多方麵，都對“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男人們禮讓三分，故他們在“女青年”們心目中地位頗高。
“白大褂”指醫生。中國百姓看病是件麻煩事，有時甚至是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事。嫁給醫生，或隻不過是在醫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親戚朋友都會受益匪淺。
“槍杆子”指排長以上現役軍人。軍官月薪高些。成了軍人家屬，不但生活有保障，不但光榮，還會受些優待。但嫁給軍人有一點不中她們的心意，那就是將忍受婚後長久的分居生活的苦悶。而隨軍不但須經部隊批準，又有可能離開城市。離開城市是她們所不情願的。故“槍杆子”在國家那兒雖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們心目中卻隻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機。無論開卡車的還是給官員開小車的，總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點兒方便。
看來，歸根結底，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條件和因素所決定的，首先是由工業的發展所決定的。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廣泛的城市就業機會，廣泛的就業機會增加了許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擔兒女們的學費。而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識受改變的過程和階段是有區別的——它使男人開始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開始思想與自身相聯係的事情。好比展開一幅畫在男人們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廣大得多；而展開一幅畫在女人們的頭腦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運比自己所以為的豐富得多。那幅畫原先就存在於女人的頭腦中，隻不過它卷著，還捆著，非靠時代的咒語而不能展開。隻有極特殊的女性，能憑自己的覺醒先於時代的默許而展開它。她們在任何時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五十年代中後期的許多“小媳婦”，在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不但早已是母親，而且可能已是兩三個兒女的母親了。
那時“計劃生育”還沒實行。
她們可算是共和國的第二代母親，她們生下的是共和國的次子、次女們。
由於她們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親，她們對女兒們的企盼，比她們的母親在她們小時候對她們的企盼高得多。她們每每因還沒上學的兒女居然也會寫她們教過的某些字非常驚喜。而她們的母親們，當年往往隻因她們的臉蛋漂亮小嘴兒乖甜笑逐顏開……
盡管，共和國的許多次女幼小時吃過“代乳粉”，但智力卻比第一代們開發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齡也比第一代們小。普遍的她們，學齡前就已經培養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連她們的入學年齡，也比第一代們提前了一二歲……
然而，饑餓的黑翳剛剛斂去，中國人剛剛又能吃上兩年飽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了。用“爆發”一詞形容“文革”是並不誇張的。盡管它在領導人那兒的準備是較周密並是經過了較長期運籌的，但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它來得還是太突然了。尤其對於中國的初高中學生們，它突然得使他們一時懵懂。四月份“黑雲壓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國，六月初宣布“停課鬧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廢除舊的教育製度”，取消當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國初高中學生們的學業，都終結在那一月份裏。像許多他們和她們的身體發育，中止在三年饑餓的年代……
“文革”將六十年代力劈為兩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後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態，一九六六年以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反常態。
因而，“文革”實際上也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貫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一九六六年雖是六十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結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這由六十年代的後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輯”組合成的十年，自成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女性很有些與此前此後的時代完全不同的表現……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中國女性
在世界美術史上，通過女性和書的關係體現某種美感的名畫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偉大的大師們，創作的目光一專注向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們的肉體的美所吸引。不唯畫家們如此，連雕塑家們也如此。羅丹和畢加索，都對女性肉體的美說過許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癡的話，但卻都沒有為我們留下將女性和書統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繪畫。
而我一直覺得——一位靜靜地看著書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的她，則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會使她增添美感。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與書一同入畫、入攝影，“變為”雕塑——在我看來，其藝術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種超凡脫俗的聖潔意味。我記得有這樣一幅畫——一位麵容清秀的姑娘，身著白連衣裙，手捧一冊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後是街頭報刊亭。那一冊刊物似乎是《知識》。那一幅畫的題似乎是《知識就是力量》，它一經問世，便被許多報刊轉載。如果能夠統計一下，我們將會更加確信不疑——它可能是當年轉載量最高的一幅畫。起碼是之一。
當年，許多三十來歲的中國男人和女人，一看到這幅畫時竟淚光閃閃。尤其那些被時代蹉跎了歲月，永遠再沒有機會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跨入大學校門的男人和女人，麵對《知識就是力量》無不百感交集。
“老青年”“後知青”，當年的高中生們，從十七八歲到二十七八歲三十餘歲的一切城市裏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無不參與到了同一種競爭中——那就是升學。
當年的升學競爭並不像今天的升學競爭這麽激烈。或者反過來說，以今天比當年，今天的升學競爭不但顯得尤為激烈，而且簡直可以說達到了慘烈的程度。
當年的考題容易，分數線定得低，高考恢複後的前兩屆，分明的帶有體恤性和關懷性。
在大學的課堂上，在女大學生之間，當一名十八九歲的年齡最小的女大學生和她的二十八九歲的可能已經做了妻子的女同學坐在一起時，時代在尊重文化知識方麵曾經一度發生的斷裂就呈現出來了。
當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衝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遊對她們的吸引。
這一方麵是由於當年還沒有那些，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於當年還沒有那些；另一方麵，不能不承認，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而這一點，對於全世界的女性來說，其實都是最不容易的選擇。因為——孜孜苦讀考上大學並以優秀的成績畢業，遠比埋頭苦幹掙上一大筆錢通過整容術將自己的臉整得端正些還需要執著的精神。而當年又恰恰是那些被耽誤了十年的大齡大學生，尤其他們中的女性，其苦讀之執著精神特別令人欽佩。四五年後曾有報紙做過調查，她們的畢業成績是令她們的許多老師深為滿意甚至深為歎服的。
從恢複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二三年，中國當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
在城市裏，你幾乎可以到處看到她們捧讀的身影和姿態。有的是在讀刊物上發表的最新小說，這倒並不怎麽特別值得喝彩，因為支撐文學延續至今的主要讀者群，幾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連女性也不看小說了，全世界十之八九的出版社就該倒閉了。好比如果某一天連男人也不看足球賽不看拳擊賽了，那麽足球運動和拳擊運動就該壽終正寢了。但當年你也會不經意間發現她們手捧另外一些純知識性書籍全神貫注地讀著的身影和姿態。比如物理、化學、高等數學、曆史、文學史以及哲學史等等。或在公共汽車站，或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或在商店的采購隊列中。她們惜時如金，令人怦然心動。她們大抵是些上夜大、電大或職工大學的女性。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公共汽車站或公共汽車上，那麽往往是下班的時間。她們的小包兒裏裝著一個麵包和一罐頭瓶水，往往直接趕去上課。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商店的采購隊列中，那麽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們又往往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順便買些東西。
當年我曾見到過一次這樣的情形——那一天下著蒙蒙細雨，在前門二十二路公共汽車起點站，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子沒帶傘而捧著一冊幾何書看。她怕雨淋濕了書，將書捧在前邊一個人的傘底下，任憑自己被細雨淋著而又似乎渾然不覺。她的衣服分明的已經快濕透了，頭發上聚著一層非常細微的雨珠兒。我排在她身後，也沒帶傘。但我穿著風衣，並不在乎雨淋。我身後是一位老者，他撐著傘。他盡量將傘舉過我頭頂，撐向前邊。那麽一來，不但他自己被淋著，傘上淌下來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頭正欲開口提出“抗議”，瞬間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傘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閃身將他讓到了我前邊。那樣，他自己不會再被雨淋著，也能將那位女子罩在傘下了。他對我說謝謝時，我內心裏卻被他的善意感動著，不知該說什麽好，隻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轉身，發現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後為她撐傘遮雨。然而她沒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將傘向她斜舉著，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純屬義務。直至一輛公共汽車開來，我們都上了車。那女子站在車上，仍一手握欄杆，一手持書，全神貫注地看。車上，許多人的目光不時投向她。人們的目光中包含著敬意，那是對於女性自強不息之精神的敬意。
雖然她不曾開過口，卻連乘務員都猜到了，她一準該在那一站下車。
她這才想起還沒買票，急將書夾在腋下，打算從小挎包裏往外掏錢……
而乘務員說：“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別耽誤你上課，也別耽誤司機開車……”
在車上許多人善意的笑聲中，她匆匆下了車，身影匯入湧進師範大學校門的人流中。
當年，晚六點半至七點之間，某些開設“業大”的大學的校門口，其人流匆匆湧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們和她們，九點半以後才能離開大學回家，第二天當然要照常上班，所以“業大”又簡直可以叫作“夜大”。當年的許多中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九點半以後絕對地寂靜下來了。斯時如果有許多騎著自行車的身影從馬路上魚貫而過，那麽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輕的“業大”生……
如果以為，當年的中國女性那一種求知若渴，純粹是對知識的毫無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實事求是的看法。
人對於知識的追求，大致可歸結為兩類——一類由於興趣；一類由於需要。
當年的中國女性，幾乎皆是由於需要而追求知識。更確切地說，是追求文憑。
文憑可以助她們較為順利地謀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職業。
這一點與現在是一樣的，與以後也必是一樣的。
但那職業的理想與否，於當年的她們而言，其實又隻不過是由性質所決定的。在工資收入方麵其實並不能體現出什麽差異來。當年中國仍處在工資無差別的年代，也沒有什麽外資企業或商業集團頻頻地向她們招手並釋放強大的吸引力。故她們追求文憑的原始動力，又幾乎可以說與錢無關。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隻不過是時代特征下知識或學曆價值的區別，隻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征顯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曆以謀求高薪職業，既不但並不褻瀆知識或學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著時代一貫的法則。隻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進取的、單純的、知識追求的境界。這樣的人不但曆來極少，而且將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苛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態度的……
當年除了以上那些女性，工廠的青年女工們也在補習文化知識。有的工廠明文要求青年女工們進行初中文化考核，通過考核者才發給正式“上崗”證。所以當年找齊一套從初一到初三的課本既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運的。當年一套初中的舊課本在地攤上標以高價。當年某些家庭裏有這樣的情況——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補習教師，甚至兒女做父母的家庭補習教師。
無論是追求學曆的女性，還是應付文化補習的女工，見了麵，或在電話裏所交談的內容，往往都離不開“考試”二字。有些人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而考，有些人是為了能和別人一樣而考。無論男人或女人，其實每個人的潛意識裏，都存在著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每個人的潛意識裏，又都存在著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知識和學曆，成為時代拋給人的一種標誌。這標誌甚至影響著當年嫁齡女性的擇偶觀。“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學畢業生呢！”倘“他”其餘條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齡女性是樂於一見的。正如今天有人對她們說：“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們中許多人眼神會為之頓亮一樣。大學畢業這一條，遂成為當年中國嫁齡女性最高擇偶標準的項目之一。認為自身條件優越的她們，甚至公開聲明非大學畢業生不嫁。當然，今天之中國的許多待嫁女性，擇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這一項標準的。但在當年，那是最高的標準之一。在今天，卻差不多是最起碼的、最低的標準了。當年，這一最高標準往往是前提。無此前提，對於某些原則如鐵的女性，見都不見。今天，這一標準往往隻不過是“參考分”。如果其餘硬性標準合格，這一標準寧願主動放棄，根本不再予以考慮。當年，其餘的標準無非是相貌、健康情況、家庭負擔情況、性情，等等。除了學曆一條，與五十年代的標準幾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餘的標準因人而異，天差地別——所異所差所別，往往由男人財力決定。財力往往被視為前提，前提滿意之下，餘項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當年的標準，尤其當年的前提，隻維係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時代的一次次“解構”中完結了。
國門開放，許多有錢的，或似乎有錢的港人、台胞、華僑、外國人一批批紛至遝來。
於是一批批年輕貌美的中國姑娘挽其臂而去。
當年大賓館、大飯店的漂亮女服務員，如今做了境內中國男人之妻的，想來不會超過十之一二。致使後來那些大賓館、大飯店，因漂亮女服務員們的勢不可當地“流失”而煩而惱，再後來幹脆一改初衷，不專招漂亮的了，隻要看得過去的就錄用了。
年輕的中國知識女性們，在那些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麵前，心理曾何等的優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時代在讓她們嚐到點兒甜頭之後，似乎又開始惡意地嘲笑她們了！
連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都時來運轉，夢想成真，搖身一變成為尊貴其身的嬌妻美妾。那些不但擁有了大學文憑，不但外語流利，並且也漂亮的女性，豈肯坐失良機，蹉跎其後，而不捷足先登？
相對於女性，在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當年，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工資還隻不過五十幾元，碩士畢業生的工資還隻不過七十幾元。這比沒有學曆的同齡人的月工資已經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對比於境外的男人們，其工資隻不過十幾美金（按當年的匯率算）啊！
於是，由學曆泛起的時代泡沫，也很快滅落下去了，正如政治的時代泡沫滅落下去一樣。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半葉至九十年代前幾年，中國年輕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線攀升。盡管其間醜劇、鬧劇、悲劇時時披露報端，但孤注一擲者、破釜沉舟者、鋌而走險者，源源後繼。
這一種現象有什麽不對頭的嗎？
許多中國人當年是這麽想的。
尤其某些剛剛用勤奮換來了學曆，在女性麵前的自我感覺剛剛好起來的待婚男人，內心裏感到無比失落。
僅僅幾年前，還有女性公開聲明非大學生不嫁，不承想才幾年後，某些年輕漂亮的女性們卻往往這麽說了：“哼！窮大學畢業生有什麽了不起？碩士又有什麽了不起？讓他們一邊兒稍息去，等我實在找不著中意的了再考慮他們！”
僅僅幾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輕的男性的騙子，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學畢業生騙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承想才幾年後，他們卻開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擁有了高等學曆但天生不怎麽好看的女性，內心裏當然更是憤憤不平於此一種時代現象的不良。豈止不良，在她們想來，簡直醜陋！簡直可憎！
當年我也是對此一種時代現象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中國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細細想來，此一種時代現象，實在是一種從古至今的極其正常的現象。
因為，無論男人女人，總是希望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
因為，無論男人女人，改變自身命運，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從來是憧憬。
因為，尤其是女人，在一個商業時代的大門迎麵敞開之際，對於物質生活的虛榮追求，自古強烈於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們在數量上絕對代表不了普遍。
因為，女人要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隻有一種，而且是最古老最傳統的一種——那就是通過嫁給一個能給予她們那一種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這方式雖古老，但絕對地並沒有過時。目前仍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裏被許多女性繼續沿襲著。
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這既不但是人性的特點，也是許多種類獸、禽乃至蟲的本能特點。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這一特點，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這一特點。
那時，社會行業還沒有發展到今天這麽豐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幹的知識女性，倘要憑其才幹和知識獲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幾乎是癡心妄想之事。
於是她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國內轉向國外。在國外，對才幹和知識的尊重毫不含糊地體現為金錢的結算方式，並且是以美元兌換價值的。而那時在中國，通過金錢對才幹和知識進行結算的方式，仍是一種扭捏的、曖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進行的方式，仿佛有悖於全體中國人對才幹和知識的常規思想觀念。誰若獲得了數千元的獎金，肯定會引起嫉妒。幾萬元的獎金，會成為轟動性的新聞。那時在中國，隻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幹有知識的女性尚活得這麽憋屈，企圖瀟灑也瀟灑不起來，那些沒才幹沒知識甚至一無所長，卻有容貌資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會自甘資本閑置股票貶值呢？而她們，在中國，曆來對於物質生活質量的向往是最強烈的。這是人類社會中一個關於女性的公開的秘密。
於是，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女性，那時都渴望著同一種男人出現在她們的命運裏——即能帶她們離開中國大陸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不管他是哪一國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人，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兒的身份，或秘書或雇員的身份，包括女傭的身份——總之什麽身份都不計較，隻要能帶她出去，她便如願以償。
於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們的命中貴人。
今天，我們回顧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它對折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並未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麽不同。
常規的曆史進程中，一般不產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象說明，曆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仿佛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既變，人亦既變。道變速，人變亦速。
八十年代的前半葉，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八十年代的後半葉，某些中國女**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最後值得總結的是——八十年代後期交易自身之目的達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們掃視過去，其實真正獲得幸福的相當有限。她們中不少人，結果甚至相當不幸。有些女性甚至於今無國、無家、無夫、無子、無業、無產，除了跌價的容貌資本和貶值的青春股票，實際上幾乎一無所獲。證明她們當年的交易自身並不能算是成功之舉。
女人通過嫁給某類男人的古老方式達到改變命運，過另外一種生活之目的，雖比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點，雖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點。無論以多麽“現代”的盒子包裝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識裏越強烈，女性在現代中越現代不起來。
因為，無論那目標表麵看起來多麽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多麽能引起別人的羨慕，本質上仍是初級的——是以依附於男人為目標前提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
某些中國女性“外銷”自己的“新洋務運動”，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始，年年方興未艾，直到一九九三年後才式微漸止。她們的年齡普遍在三十五歲以下，年齡最小者十六七歲。因才十六七歲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達到合法移民歲數的事屢聞不鮮；因已三十四五歲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接近於更容易“外銷”自己之歲數的事也屢聞不鮮。那些年內，由中國女性推波助瀾的“新移民潮”，衝擊亞洲、歐洲、澳洲許多國家。即使那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數量劇增，也使國內許多城市的家庭夫妻離異、子女雙親殘缺。有知識的憑學曆去闖，有才能的憑才能去闖，有技長的憑技長去闖；無知識、無才能、無技長可言的，則就僅憑容貌和青春資本去闖；連容貌和青春兩項也夠不上資本的，憑一往無前的盲目的勇氣去闖。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產生的。“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當然，她們當中也確有不少人，在異國真的嚐到了愛情的“甜”，事業有成的“甜”，家庭美滿的“甜”，人生幸福的“甜”。這些“甜”，也當然地原本就不該被國界和國籍隔著。在一方國土內獲得不到，去別國尋找亦確是天經地義之事。歐洲國家彼此鄰近，歐洲的男人們早就這麽著了。後來歐洲的女人們也開始這樣著了。其動因和目的與中國女性十分一致。中國女性仿佛企圖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世界並不算太大，國與國都離得很近。
但是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隻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自身命運。不管那機會是否在泡沫裏。泡沫經濟的遊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隻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起“遊戲”的諸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隱時現，於是無規則的機會隨著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繚亂，似乎比比皆是。而有頭腦的人適時抓到它比在“遊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於是“洋插隊”的中國男人和女人們，麵對異國的“遊戲”規則插而不入時，便轉身回首，望向祖國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們和她們，在異國學懂了、積累了在中國學不到、積累不成的經驗。那種種的經驗對於她們尤其是有用的，也是寶貴的。正是那種種經驗告訴她們，中國的機會也多得值得回來一顯身手。於是，攢下了些外匯的同時帶著經驗，沒攢下外匯的同時帶著半個外國身份，匆匆地又登上歸國的航班。
一九九三年以後，這樣一些“洋插隊”過的女性，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既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和表演，也有相當具“特色”的表現和表演。後一種表現和表演，每每伴隨著坑蒙拐騙，每每自身也帶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漸多起來。倘僅以北京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訴我——當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經濟罪案中，有“洋插隊”過的女性充當這樣或那樣的角色。
盡管如此，另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不少“洋插隊”過的女性，以她們較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營造了一道道當代都市女性的亮麗的風景線。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員”的“花名冊”上，留下過她們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領麗人”中，出現過她們的身影。
她們中湧現過第一代、第二代女經理，女總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經紀人，女策劃人。
對於今天服裝、時裝、美容、化妝、健身、保健，乃至許多文化行業的發展，她們曾起到過功不可沒的作用。她們一方麵是這些行業引領消費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麵，可能同時又是宣傳者、廣告者、始作俑者。
與她們的能力、經濟和風采一競高下的，是那些並不曾“洋插隊”過的女性。後者們對機會的企盼期比較長，準備期也比較長，因為身在本國環境中，機會一旦來臨，自然出手更及時些。所以，二者相比，後者們的事業，往往是自己們的。自己們之上，並不再有老板。而前者們的事業，則往往不是自己們的。雖然優越著，背後還有老板。雖然掙的是外匯，但總歸不過是傭金。
其實，世界依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也尤其是這樣。某些女人們盡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嗬護與關照。
我們說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呈現顯明的泡沫成分，並不意味著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切實績。泡沫的成分非是全部。實績也是不可低估的。
有統計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後，國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外企與合資企業的數量猛增，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新行業不斷湧現……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女性證明個人能力和才幹的表現與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驅動條件。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麽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那麽，誰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導師？
是時代。
時代不但是，而且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衝突，那麽大多數女性都會親和時代，並配合時代共同顛覆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羨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閡種種，又是看不順眼。
然而“新生代”們如魚得水。她們的前代女性，首先成為她們的競爭對手。前者在競爭中往往由於對時代的不適應處於劣勢。大獲全勝的她們，接著便以挑戰的姿態向男人們示威。
一切時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們的歡呼。
一切夜生活的場所，皆可見她們及時行樂的身影。
一切新行業，都驚喜於她們躍躍欲試充滿熱忱的加盟。
“靠節儉能富起來嗎？得靠機遇！”——這是她們的致富觀。無疑是很正確的。可時代從前沒給過女性什麽機會，因而她們前代的女性大多數是節儉型的。她們的致富觀，分明包含著對前代女性的嘲諷。
在許多種場合下，你會發現某些年紀輕輕的女性，與形形色色的、年紀往往可做她們父親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經地共商大計，策劃一筆投資數額幾千萬甚至幾億的項目。如果以為這隻不過是異想天開，那就大錯特錯了。後來成為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
林語堂曾這樣解釋他為什麽最喜歡同女子講話——“她們能看一切的矛盾、淺薄、浮華，我很信賴她們的直覺和生存的本能——她們的所謂‘第六感’。在她們的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麵之下，她們能攫住現實，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這個。她們懂得人生，而男人卻隻知理論。”
第一，直覺。
九十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這種大直覺相對於她們的意義，往往敏感於男人們數倍。倒是男人們常常反而顯得很滯後，很遲鈍。它成全她們在經濟活動中穩操勝券，以至於某些男人每向她們請教。他們信賴於她們的直覺，往往受益匪淺。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為她們對生存質量的標準和要求提高了，故她們的本能充滿強烈的欲望意味。而欲望驅使她們最大程度地發揮她們的能量。這使她們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女性都不安於現狀。
第三，能攫住現實。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幾乎一概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於她們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現實，所以她們又幾乎一概是目的主義者。這在男人們看來，也許太不可愛。她們自己也是明白這一點的。但她們自有她們的理由——在許多方麵成功了的男人們又有哪一個非是徹底的目的主義者？憑什麽女人就不能有目的？憑什麽女人就不能為了那目的之達到而足智多謀？她們也自有另一套使她們變得仿佛依然可愛的方式方法——那就是引導男人們及時行樂。從表麵現象看，往往似乎是男人們在向女人們提供行樂的條件和機會，因為他們買單。而實際上，從最終的效果，是女性在陪男人們。這時她們就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於在某時暫且隱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們對人生之理解，與數年前相比已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大為進步。數年前，在她們中許多人看來，“傍大款”便是最容易的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徑。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權貴或富有男人長期寵愛的經驗，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後來她們悟到了，那不過是楊貴妃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則天一比，楊貴妃隻不過是一個可悲可憐的女性罷了。她們倒寧肯從男人那兒少要點兒寵愛，多討些實惠。尤其，當她們與男人的關係無望成為夫妻時，她們給予男人的每一份溫柔，都要求男人們加倍地償還以實惠。她們無不希望擁有完全受自己權力控製的純粹個人的一番事業。當然這事業主要指經濟方麵的。她們對這一種事業的渴求，強烈於對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為道理是明擺著的，一個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權力控製的經濟基礎上的女人，隻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實在並不困難。
而我想說，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裏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特別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們像一切時代的一切女性一樣，有情感的需要，但是並不怎麽在乎失去。渴望愛的撫慰，但是也頗善於玩味無愛的寂寞。她們有寂寞之時，但絕對的並不苦悶。她們有流淚之時，但主要因為失意而很少由於內疚。她們為交際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往往多於戀愛。在她們那兒兩者常常是這樣掂量的——交際產生交情，而廣泛的男女交情比專一的愛情更有助於自己事業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愛情還是交情。情人節親自送給她們一束玫瑰，男人便可得到她們的一次甜吻。在她們的生日請她們到大飯店去“撮”一頓，她們望著那男人的目光便會始終含情脈脈。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送她名貴的首飾，她們很可能會撲入他的懷裏驚喜地說：“啊，我的至愛！——就像首飾廣告裏的情形那樣。而她們越是變得極端地信賴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則越在一些瑣碎的、雞毛蒜皮的細節方麵誇張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樣。
她們以上的種種行徑又簡直可以說都是身不由己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麵積地從中國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空間反而似乎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麵的競爭是那麽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麽世態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毋庸諱言，九十年代的中國“新生代”女性，表麵看來頭腦似乎史無前例地簡單了，而實際上史無前例地精明、史無前例地富有心機了。所謂“內方外圓”，從前時代的普遍的中國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麵上見棱見角，其內心也往往是“圓”的，女人天性為主的成分居多。所以從前，最不服氣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終在與男人的較量和競爭中敗北，被男人所降服。而男人利用了製勝的，又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點。當然，個例總是有的，比如武則天、呂後、慈禧、鳳姐……正因為是個例，所以從前的女人們即使心中暗暗欽佩也不敢公開地表示；所以從前的男人們一再地通過文學和戲劇曆數她們的陰險歹毒。相比於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遵循傳統德行成為典範的女性，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顯明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著是她們以“代”的整體姿態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欲望的本能匯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的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麵看來正朝氣蓬勃著精神抖擻著姿態生動著，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她們成功了或失意了受傷了以後，從社會大校場上抽身便走，這意味著一種人生“戰略”上的轉移或撤退。倘為成功者，帶著傷痕大隱於市體會功成身退的**。毫無家族權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並且獲得某種成功而又居然不曾受過傷，在九十年代的中國，這樣的事是不多的。倘為失意者，則一邊自療傷口一邊總結教訓，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失意本身即傷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這一類女性不僅內心更加的“方”了，而且其外也不複再“圓”。那曾“圓”過的外形變得模糊了，暈狀了，邊線若有若無了。如果說暈是月的框子，那麽以守為攻是她們的心理的框子。她們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內其實並不萬念俱灰，而是處於高度的“戰備”狀態。倘她們又東山再起擁有了一定的實力，她們往往對男人具有報複性。即使並不如此，也往往對男人不屑一顧常常予以輕蔑。當然，也有人陷於較長久的自哀自憐不能自拔。更有人並不激流勇退，以獨身“女強人”的姿態為自己標定一個比一個高的目標鼓勵自己實現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在這種無休止的過程中企圖忘記自己是女性，仿佛變成了中性人。
女“獨身族”們幾乎沒有不自言獨身瀟灑獨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為女人，獨身肯定在實際上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獨身隻在一種情況下可稱之為理智的選擇，那就是相對於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這一種相對性，決定了無論對於男人還是女人，獨身的選擇起點是較低的。
她們也知道這一點。
知道而偏說獨身的瀟灑和獨身的美好，足見她們是多麽言不由衷又是多麽內心苦楚。
讓我們祝願她們都能早日有情人終成眷屬，告別她們本性上其實都並不願恪守的“獨身主義”。
九十年代以來的一些女大學生們，第一崇拜財富；第二崇拜權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為具有，極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異，還可以列出另外的許多條。但前四條無疑已包含了她們最主要的崇拜內容，無非順序的先後不盡相同。
她們中畢業後分配在電台、電視台、報刊的文科大學生們，以她們的喜好一改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綜合文化的老麵孔。電台、電視台的節目審查製度依然相當嚴格，她們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來，她們已憑她們的喜好占領了全國大多數報刊的半壁江山。如果說中國的大文化內容空前豐富了，風格空前絢麗了，包裝特別多彩了，那麽有她們的一份功勞。如果說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文化酸味兒多了，嗲味兒多了，嬌味兒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軟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麽也是她們苦心營造的結果。
不過我以為，女性肉體的徹底的裸，要麽美，要麽妖，要麽媚，要麽邪。因為徹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於全部的展現之前，麵對其“性”反而沒了太多所“感”。
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較自然地麵對穿得較少的女人，卻實難比較自然地麵對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據我看來，便等於放射著邪性了。
有些經營報刊的女編者們，似乎很精通“透”的學問。連她們所撰之稿、所編之稿、所擬定之標題，每每也“透”出女性荷爾蒙的並不見得芬芳的氣息。
這一種“透”的學問，從報刊上也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麵、由文字而演出服，不露，但是極“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對財富的崇拜、對權力的崇拜、對明星的崇拜、對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著一陣陣浮華迷醉的絢麗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著，大有一舉將中國文化基本的樸素品質淹沒掉的趨勢。名車美女、豪宅美女、華服美女、珠寶美女、珍饈美女、美酒美女，商業加性感，性感助商業，幾乎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地侵略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視聽神經。
與此現象相對應的，乃是目前幾千萬工人的下崗。
倘我們的目光投向他們中的女性，九十年代的女性話題不免就頓時顯得沉重起來。
但即使她們，我認為，也體現出與以往時代極為不同的進步特征來。
一九五八年也有一大批婦女經動員邁出了家門。那是當年工業發展的需要。當年的一條口號是——婦女姐妹們，我們也有兩隻手，不要圍著鍋台轉，投入到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而僅僅兩年後，她們又被成批地攆回家裏。有人在那兩年中被樹為先進典型，有人在那兩年中因工致殘，有人在那兩年裏實際上並沒掙到多少工資（許多工廠一直信誓旦旦地欠著她們的工資）——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資格（當年不用解雇一詞，認為那是資本家一腳踢開工人時用的詞），幾乎普遍無話可說，溫溫順順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資，倘補給，就慶幸萬分。不給，委屈一個時期，也就算了。致殘者中，很少有從此月月領到撫恤金的。說她們非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條待遇，她們也就放棄理爭了。
而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之權利意識，則提高多了。普遍的她們，最初總想討個公平的說法。她們開始懂得，即使和國家之間，也是可以大小貓三五隻地算算究竟誰欠誰的。賬是允許一筆勾銷的，道理卻非擺清楚不可。擺不清楚，什麽廠長、局長以及更大的官兒，日子也許就不太消停。
但是試問，如果沒有她們今天這種起碼的權利意識的提高，國家的責任意識又怎麽會提高？公仆們的責任意識又怎麽會提高？起碼，公民們權利意識的提高，對於國家及其公仆責任意識的加強，是有促進作用的。
據我看來，九十年代下崗女工們的覺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貴，亦很可愛。尤其她們中許多人下崗後另謀職業埋頭苦幹之精神，實在值得全社會欽佩和尊敬。她們以她們的可貴和可愛，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在時代的發展中，往往付出許多方麵的重大的犧牲。有時那犧牲意味著直接是數以千萬計的人的起碼社會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既能意識到時代這一規律的無奈性，又能頑強地與時代這一冷酷的規律做竭盡全力的較量。對於她們中的許多人而言，乃人生的最後一搏。為了家庭，為了兒女，為了自己晚年的存活，她們毫無退路，隻有一搏。而她們又幾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輕鬆卸卻許多女性責任的年齡。
她們使九十年代的女性話題，具有了一種異常凝重的、悲壯的色彩。
與此凝重的、悲壯的色彩相比，九十年代的賣**話題顯示出了本時代的大的尷尬性。
當然，許多國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並不影響那些國家的強盛。
但，許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承認——妓女現象乃社會的瘡疤。
中國曾一度沒有，八十年代初開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來。
我們無須討論為什麽會有，因為這是討論不出個結果的。即使由某社會學權威下了等於真理的結論，其實結論本身對社會的衛生也沒多大意義。
倒是，簡略分析一下九十年代的賣**現象，與舊中國的妓女，與曆史中的妓女現象有什麽區別，對此社會瘡疤或還有丁點兒認識的價值。
我至今沒接近過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許多經常離家外出的男人們那樣受到過她們的滋擾。僅僅一次，住在外市的賓館裏，深夜接到一次問我需要不需要“特殊服務”的電話。別的男人們告訴我那倒是妓女在進行試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說不定那賓館另有非是“色情”的“特殊服務”項目，比如要不要按鈴叫早之類……
所以，我對九十年代的賣**女的全部印象，其實是從初識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業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們口中獲得的。
這印象最初使我驚訝的是她們隻存在於某些城市、某些地區。尤其驚訝的是，在一些偏遠縣鎮也蔓延開來。
驚訝幾次之後，也就不驚訝了。
再後來驚訝於她們年齡的漸小。據說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區，還不到十八歲便開始走上賣**的歧途。
再再後來，隻剩下了一種驚訝。那就是——她們的賣**，並非如我想象的那樣多麽多麽不情願，多麽多麽被逼無奈，因而多麽多麽的內心悲苦。
據說她們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於賣**是“最輕鬆”的“職業”；由於這“職業”使她們的收入數倍甚至數十倍地高於一般女工們的月工資；由於這“職業”的“計件”性質，現鈔交易性質，永遠無欠發“工資”或“打白條”一說；更由於這“職業”的傳統方式與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錢也大方了，穿得也時尚起來，住得也改善起來。中國是世界上許多行業的大市場。她們似乎都持一種非常樂觀的態度確信不疑——她們所從事的“職業”盡管還不能公開化，但前途似錦，“職業”隊伍將不斷擴大。
她們快活，自在，滿意於現狀，毫無羞恥感。除了有時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沒什麽不順心的。
據說，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們，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於周旋的她們麵前顯得不好意思起來。那時她們就仿佛關係稔熟地調侃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放鬆些，自然些，大膽主動些……
那麽，你在聽說的多了，連這最後一點也不驚訝了的時候——你還會憐花惜玉地同情她們嗎？
我始終確信，任何一個年輕的女性或少女，當她第一次脫裸了身體賣**於男人之際，無論他對於她是認識的或陌生的，她內心裏肯定是感到羞恥的。起碼有幾分感到羞恥。因為以錢鈔為前提所決定的兩性關係的發生，在女性這一方麵，根本是違背她們天生在陌生男人麵前掩護自己肉體的本能的。
但隨著賣**的次數增多，這一種本能最終會從她們內心裏被掃**得一幹二淨，無影無蹤。以後她在任何一個陌生男人麵前脫裸了自己的時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脫衣間一樣無所謂了。
我想，這樣的一些妓女與嫖客之間的交易，絕不會像林語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寫的那樣——“她們是以叫男人嚐嚐羅曼斯的滋味”。
於嫖客，分明像內急終於尋找到了茅廁。
於賣**女，大概等於接受一次婦科男醫生的身體檢查。
中國存在著的嫖娼現象，真相大抵如此。
與古代秦淮河上的風流景觀相比，顯然連點兒頹靡的色彩都談不上，而純粹是醜陋了。
因為，那時的金陵夫子廟畔，畢竟是舉行科舉考試的地點，學子雲集；而那時的妓女，於棋琴詩畫唱方麵，又畢竟的起碼都是身懷一藝。即使頹靡放浪，還總歸有風流二字包裝著，似乎地顯出幾分雅。
社會看她們的存在如瘡疤。她們卻很可能經過嫖她們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業的或粗鄙或表麵斯文的男人看這社會本身如一片瘡疤，而視自己如瘡疤上自然真實的蘑。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房裏的花，你可以指著一一細說端詳。因為指得過來。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園裏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將綠肥紅瘦、梅傲菊灼盡收眼底。
因為你的視野即使不夠寬闊，她們的爛漫也鬧不到國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謂“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拋開那些消極麵來看則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長區內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態之芳菲，其散紫翻紅之妍媚，其深開淺放之錯落，其著意四季之孤格異彩，簡直不複是國人所能指能望得過來的，更不消說置喙妄論了。所謂“春風不解禁楊花，蒙蒙亂撲行人麵”。
而這正是時代進步的標誌。
一個時代的進步，首先從男人們都開始做什麽顯示著，其次從女人都打算怎麽活顯示著。
時代的進步常常帶著野性。這野性體現在男人們頭腦中每每是思想的衝撞，體現在女人們頭腦中每每是觀念的自由。
轉身回顧，有從前的哪一個時代，女性的觀念比現在更少束縛、更自由嗎？
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麵貌嶄新而且風采異呈的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科研、法律、社會公益和社會福利等方麵所做的傑出貢獻，以及自我價值方麵有目共睹的實現——綜合中國女性在五千餘年的國史中的作為相匹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