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惑與不惑

據我所知,“知識青年”之統稱,早在“五四”之前就產生了。那時,愛國的有識之士們,奔走呼號於“教育救國”。於是在許多城市青年中,鼓動起了勤奮求學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儲備自身知識能量,希望將來靠更豐富的才智報效國家的潮流。用現在說法,那是當年的時代“熱點”。許多不甘平庸的農村青年也熱切於此願望,呼應時代潮流,紛紛來到城市,邊務工,邊求學。

那時,中國讀得起書的青年有限。好在學科單純,且以文為主。讀到高中以上,便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小知識分子”了。能讀能寫,便皆屬“知識青年”了。而達到能讀能寫的文化程度,其實隻要具備小學五年級以上至初中三年級以下的國文水平,則就綽綽有餘了。那時具備初中國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詩才文采,遠在如今的高中生們之上。甚至,也遠非如今文科大學的一二年級學生們可比。

那時,“知識青年”之統稱,是僅區別於大小知識分子而言的。是後者們的“預備隊”。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實便等同於知識分子了。

他們後來在“五四”運動中,起到過曆史不可忽略不提的作用。雖非主導,但卻是先鋒,是恰如其分的主力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城市首先實行中學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漸消亡,“知識青年”一詞失去了針對意義,於是夾在近當代史中,不再被經常用到。它被“學生”這一指謂更明確的詞替代。

即使在“文革”中,所用之詞也還是“學生”。無非前邊加上“革命的”三個字。

“知識青年”一詞的重新“啟用”、公開“啟用”,眾所周知,首見於毛主席當年那一條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報道的編者按語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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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夜之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幾屆城市初中生、高中生,便統統由學生而“知識青年”了。

這幾屆學生當初絕對不會想到,從此,“知青”二字將伴隨自己一生。而“知青”話題成為永遠與自己們的經曆自己們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中國話題。

細思忖之,毛主席當年用詞是非常準確的。在校繼讀而為“學生”。“老三屆”當年既不可能滯留於校繼讀,也不可能考入大學(因高考製度已廢除),還不可能就業轉變學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遊**於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學生”。除了一味“造反”,無所事事。

“三不可能”的“前學生”,再自謂“學生”或被指謂“學生”,都不怎麽名副其實了。

叫“知識青年”十分恰當。

區別是,“五四”前後,青年為要成為“知識青年”而由農村進入城市;“文革”中,學生一旦被劃歸“知識青年”範疇,便意味著在城市裏“三不可能”。於是僅剩一條選擇便是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情願的歡送,不情願的——也歡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話題中,知青與知識的關係,很少被認真評說過。

其實,知青在“前學生”時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識,乃是非常之有限的;於“老三屆”而言是有限;於“新三屆”亦即“文革”中由小學升入中學的,則簡直可以說少得可憐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運的。因為在當年,除了大學生,他們是最有知識資本的人。他們實際上與當年最後一批,亦即六六屆大學生的知識水平相差不多。因為後者們剛一入大學,“文革”隨即開始,所獲大學知識也不豐富也不紮實。“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識並不能直接地應用於生產實踐,主要內容是考大學的知識鋪墊。考大學已成泡影,那麽大部分文化知識成了“磨刀功”。而且,與大學僅一步之遙,近在咫尺,命運便截然不同。即使當年,隻要已入了大學門,最終是按大學畢業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餘元的工資並未因“文革”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與“老初三”以及其後的“新三屆”知青,命運的一切方麵毫無差異。他們中有人後來成了“工農兵學員”或恢複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但是極少數。

更多的他們,隨著務農歲月的年複一年,知識無可發揮,漸鏽漸忘,實難保持“前學生”活躍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都變成了“文化農民”或“文化農工”。

他們和她們,當年最好的出路是成為農村幹部、農場幹部,或中小學教師。

我所在的兵團老連隊,有十幾名“老高三”,兩名當排長,兩名當了僅隔一河的另一連隊的中學教師。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餘幾名和眾知青一樣,皆普通“戰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長管束。

我當了連隊的小學教師後,算我五名知青教師,二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們皆“老”字號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與“老”字號的高中知青關係普遍良好。他們幾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處的歲月裏,他們信任過我,愛護過我。我是一名永遠也樹立不起個人權威的班長,在當小學教師前,一直是連裏資格最老的知青班長,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長發號施令的一班長,故我當年經常對他們發號施令。他們有什麽心中苦悶、隱私(主要是情愛問題),皆願向我傾吐,而我也從內心裏非常敬重他們。他們待人處世較為公正,在榮譽和利益麵前有自謙自讓的精神,能夠體恤別人,也勇於分擔和承擔責任。前邊提到的那兩名當中學教師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爾濱市的重點中學六中的學生,都有詩才,而且都愛作古詩詞。說來好笑,我常與他們互贈互對詩詞。有些還抄在連隊的黑板報上。諷刺者見了說“臭”,而我們自己從中獲得別人體會不到的樂趣。他們中,有人曾是數理化尖子學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國一流理工大學原本是毫無疑問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麵曾是校中驕子。

如當不了中學老師,數理化在“廣闊天地”是無處可用的知識,等於白學。最初的歲月,他們還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題互相考考,以求解悶兒,用用久不進行智力運轉的大腦。

而他們中文章寫得好的,卻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連裏寫各類報告、替“學毛著標兵”寫講用稿、替知青先進人物寫思想交流材料、為連隊代表寫各種會議的書麵發言……包括寫個人檢討、連隊檢討和悼詞。

寫得多了,便成了連隊離不開的連幹部們倚重的知青人物。

於是命運轉機由此開始,往往很快就會被團裏、師裏作為人才發現,一紙調函選拔而去,從此手不粘泥、肩不挑擔,成了“機關知青”。

我也是靠了寫,也是這麽樣,由知青而小學教師而團報道員的。也做了一年半“機關知青”。

而“機關”經曆,既不但決定了他們後來與最廣大的知青頗為不同的命運,也決定了他們與那些智商優異,在校時偏重於數理化方麵的知青頗為不同的人生走向。

首先,“機關”經曆將他們和她們培養成了農村公社一級的團委幹部、婦女幹部、宣傳幹部,甚至,主管幹部升遷任免的組織部門的幹部。倘工作出色,能力充分顯示和發揮,大抵是會被抽調到縣委、地委去的。在農場或兵團的,自然就成了參謀、幹事、首長秘書。

其次,“機關”教給了他們和她們不少經驗。那些經驗往往使他們和她們顯得踏實穩重,成熟可靠。而任何一個人,若有了三至五年的“機關”經曆,那麽,他或她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學問方麵,起碼可以說是獲得了學士學位。

以上兩點,亦即檔案中曾是知青幹部的履曆,和由“機關”經曆所積累的較為豐富的處世經驗,又決定了他們和她們返城後被城市的“機關”單位優先接受。

何況,“機關”當年還將上大學的幸運的彩球一次次拋向他們和她們。

根本無須統計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當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較為順遂的,十之七八是他們和她們。

我指出這一點,絕不懷有任何如今對他們和她們心懷不良的意圖。事實上我一向認為,他們和她們的較為幸運,簡直可以說是十年“上山下鄉”運動本身體現的有限之德。否則,若將幾千萬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敗塗地,那麽除了一致的詛咒也就無須加以分析了。

那些智商優異,在校時偏重於數理化的知青,如果後來沒考上大學,沒獲得深造的機會,其大多數的人生,便都隨著時代的激變而漸趨頹勢。甚至,今天同樣麵臨“下崗”失業。

我常常憶起這樣一些“老高三”知青。後來也曾見到過他們中的幾人。一想到他們是學生時特別聰明、特別發達的數理化頭腦,被十年知青歲月和返城後疲憊不堪、篳路藍縷的日子嚴重蝕損,不禁地頓時地替他們悲從心起。

我曾問過他們中的一個——還能不能對上高中的兒子進行數理化輔導?

他說:“翻翻課本還能。”

又問:“那,你輔導麽?”

他搖頭說:“不”。

問:“為什麽不?

說怕翻高中課本。一翻開,心情就變壞,就會無緣無故發脾氣。

接著舉杯,淒然道——不談這些,喝酒喝酒。

於是,我也隻有陪他一醉方休。

以上兩類知青命運的區別,不僅體現於“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也同樣體現於“老”初三中。

但那區別也僅僅延至“老”初三,並不普遍地影響“老”初二、“老”初一的人生軌跡。初二和初一,縱然是“老”字牌的,文化知識水平其實剛夠證明自己優於文盲而已。

繼“老三屆”其後下鄉的幾批知青,年齡普遍較小,在校所學文化知識普遍更少。年齡最小的才十四五歲,還是少男少女。兒童電影製片廠幾年前拍的一部電影片名就是《十四五歲》、電影局規定——主人公年齡在十七歲以下的電影,皆可列為兒童影片。當年的少男少女型知青們,其實在“文革”中剛剛邁入中學校門不久便下鄉了。

他們和她們,等於是在文化知識的哺乳期就被斷奶了。這導致了他們和她們返城後嚴重的、先天性的“營養不良”,也必然直接影響了他們和她們就業機遇的範圍。並且,曆史性地阻斷了他們和她們人生的多種途徑。如今,他們和她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成了“下崗”者、失業者。返城初期,在他們和她們本該是二三級熟練工的年齡,他們和她們才開始當學徒。當他們和她們真的成了熟練工,他們和她們賴以為生的單位消亡了。

一部分,在知識哺乳期被強製性地“斷奶”了;一部分,當攀升在教育最關鍵的幾級階梯的時候,那階梯被轟然一聲拆毀了;隻有極少幸運者,或得到過一份後來不被社會正式承認的“工農兵學員”的文憑,或後來成為中國年齡最長的一批大學畢業生。高考恢複後他們和她們考入大學的年齡,和現在的博士生年齡相當。

這便是一代知青和知識的關係。

這便是中國科技人才的年齡鏈環上中年薄弱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幸知青中的極少數知識者,在釋放知識能量方麵,頗善於以一分“熱”,發十分“光”。

所幸中國科技人才隊伍,目前呈現青年精英比肩繼踵的可喜局麵,較迅速地銜接上了薄弱一環。

曾說知青是“狼孩兒”的,顯然說錯了。曾誇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顯然過獎了。斷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為幾乎全體知青,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內所盡的一切個人努力,可用一句話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條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對垮掉二字集體說不。事實證明他們和她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許,隻有“被耽誤了的一代”,才是客觀的評說。“知識就是力量”——對於國家如此,對於民族如此,對於個人亦如此。麵對時代的巨大壓力,多數知青漸感自己是弱者。並且早已悟到,自己們恰恰是,幾乎唯獨是——在知識方麵缺乏力量。

他們和她們,本能地將自己人生經曆中諸種寶貴的經驗統統綜合在一起,以圖最大程度地填補知識的不足。即便這樣,卻仍無法替代知識意義的力量。好比某些鳥疲憊之際運用滑翔的技能以圖飛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實際上卻是一種借助氣流的下降式飛行。最多,隻能借助氣流保持水平狀態的飛行。如果你周圍恰巧有一個這樣的人存在著,那麽他或她大抵是知青。隻有知青才會陷入如此力不從心的困境,也隻有知青才在這種困境中顯示韌性。那麽,請千萬不要予以嘲笑。那一種精神起碼是可敬的。尤其,大可不必以知識者的麵孔進行嘲笑。姑且不論他或她真的是不是知青。知識所具有的力量,隻能由知識本身來積累,並且隻能由知識本身來發揮。知識之不可替代,猶如專一的愛情。至於我自己,雖屬知青中的幸運者,但倘若有人問我現在的第一願望是什麽,那麽我百分之百誠實地回答是——上學。我多想係統地學知識!有學識淵博的教授滔滔不絕地講,我坐在講台下豎耳聆聽,邊聽邊想邊記的那一種正規學生的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