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同代人的別樣年華 變成海綿

許多朋友，不僅是文學界的朋友——各行各業的朋友總愛對我說：曉聲你太愛討論了！一有你在場，話題就無休止了！輕鬆的話題被你“引導”成了嚴肅又沉重的話題。閑談不知怎麽一來，就成了由你“主持”的專題討論。你累不累呀？

這話中有調侃的成分，甚至有挖苦和嘲諷的意味兒，當然都是朋友式的、善意的。

坦率講，我知道也有人非常厭惡我這一點。比如別人正在大談風月、談緋聞、談名人的隱私，或報刊上的花邊內容，被我衝淡談興，扭轉了話題，怎能不索然呢？

其實我非是出於無禮，更不是存心要使別人不快。隻不過幾乎出於本能地，將自己變成一塊海綿，總企圖使閑談成為有意義的討論，從有意義的討論中吸收有價值的營養。再進一步坦率地講，我的創作每受此營養的滋補而衝動不已……

我有不少經濟界的朋友——學者、專家、教授，經由和他們的討論乃至辯論，我接受了一些經濟學的觀點。於是我看現當代中國社會的眼光，不複是從前小說家的單純眼光了。

我還有不少企業界、倫理學界、史學界、法學界的朋友，他們都使我受益匪淺。我更有不少同代人、民工、下崗或半下崗的工人朋友。最後一類朋友的存在，常常提醒我，對於中國現當代社會，一個小說家的感覺，無論良好或不太良好，隻不過就是一個小說家的感覺罷了，有時可能與眾多中國人的感覺截然相反，甚至有天壤之別。我非是“個人體驗”派的小說家。我很在乎自己是否了解眾多的中國人的中國現當代感覺……

那麽，便該說到《司馬敦》這一篇小說了。它是我與一位影視導演朋友、幾位法學界朋友，以及我家的“阿姨”小芳共同看電視，多次由拐賣婦女兒童案例進行“討論”的結果。隻不過“討論”的當時，我並未有意識地想要寫一篇小說。

不久前，《中篇小說選刊》的章世添同誌打來電話，言及轉載《司馬敦》之事。於是我們竟又在長途電話裏討論起法與善、法與惡、法與罪、法與貧窮和邪惡的關係。如果不是顧及到長途電話費，我們也許會討論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誌由於常年擔任《中篇小說選刊》的副主編，對於全國中篇小說的創作動態，常有頗具權威性的看法。我認為可以說他是一位研讀家。起碼，他要經常細讀大量的中篇小說，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讀的都要多。他對我的小說所提出的意見，對我的創作實踐每每有點悟性的幫助。

就《司馬敦》一篇，他在電話中問我：“你小說中，也是現實社會中，另一名往往‘逍遙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電話這一端打斷他，請他先別說，由我自己來說。

我說：“那就是貧困，咄咄逼人的貧困。”

他說：“還有邪惡。某些人之所以成為罪犯，本性中的邪惡，或墮入‘犯罪命運’的‘人文’條件的邪惡，也就是還有一個未被推上審判台的‘罪犯’……”

我說這正是我力圖表現的……

他聽了很高興。

我說人由本性中的邪惡成為罪犯是可恨的。而人由“人文”條件的邪惡墮入“犯罪命運”，以及社會促使的犯罪因素，就不但可恨，亦複可悲了……

我由衷地感謝各行各業的朋友們與我進行過的社會方方麵麵的討論。這是我要保持對一個大中國，而非一座城市，非一個階層的中國感覺的方式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也都是我的許多篇小說的“合作者”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