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同代人的別樣年華 我看“知青”
今輪虎年，是“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
“知青”話題，又被報刊界、出版界重新撿起，頗有紀念一下的意思。
所謂“上山下鄉”運動，依我如今想來，其實不過是當年三千萬學生的失學“下崗”。這三千萬之巨數，接近著如今工人“下崗”的龐大隊伍。而“下崗”工人中，又十之六七乃當年的“知青”。對於這些當年的“知青”，命運感慨肯定多多。或者，竟毫無回憶的心情，隻不過默默地隨時代的巨變沉浮，竭力撐持著自己們剩餘的人生。
當年的“知青”，如今年齡最小者，也該在四十五歲以上了；年齡最大者，亦即“老高三”，當是五十餘歲的人了。再過七八年，所幸未“下崗”的，也將退休了。正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
命達命舛，悟透了，本都沒什麽可紀念的。
當年的“知青”們，如今構成著中國城市人口中的主要中年群體。他們和她們，在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生活態度，以及家庭觀念、物質消費、流行時尚、人際組合的好惡順逆方麵，仍導勢漸微地影響著中國當代城市人口中的中年群體。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完全壟斷中年群體，在質量上卻無疑顯示著主要成分。
所以，可以這麽認為，中國當代城市中年人們“代”的特征，在諸方麵具有“知青”們或曰“老三屆”的總體特征。
二十年以前，亦即知青返城初期，這種總體特征極為顯明。基本上可以用怨、悲、豪、義四個字來概括。
疲憊地站在城市的人生起跑線上，青春不再，恍如一夢，十之八九幾乎一無所有，幾乎一切的生存內容從零開始，甘而不怨的太少太少。
“上山下鄉”這一場幾乎波及、衝擊到一切城市家庭的運動，並且，一令既下，地動山搖。一手既揮，無敢抗者。對於絕大多數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沒有第二選擇。所謂響應號召沒商量。對於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子女，被貶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的子女，政治成分被劃入階級另冊的人家的子女，尤其不是“上山”不“上山”，下鄉不下鄉的問題，而是隻配上到哪裏下到哪裏，沒資格去哪裏的問題。比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第一二批“知青”，需通過所謂“政審”一關。有“政審”不合格的知青，寫了血書以表決心才被批準。更有的硬是追隨強去，驅而不離，趕而不返。如此一來，倒使“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年顯得很神秘。於是後來報名者較踴躍，仿佛非是下鄉，是變相的參軍；非是務農，是變相的當兵。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似乎不無“炒作”意味兒。但在當年，哪一個中國人的頭腦中其實都沒有“炒作”的意識，隻不過本能地遵循“政治第一”的一貫原則，一本正經地煞有介事罷了。
“上山下鄉”運動的理想色彩徹底剝落後，“知青”們頭腦中殘存的使命感化為烏有。於是覺得自己既不但是被“攆”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簡直是被“誆”下去的，難免地悲從中來。悵回首，昨今追求兩茫茫。泣憶無數個“客愁西向盡，鄉夢北歸難”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還有著不知究竟該向誰傾訴的灰。何況，當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艱苦歲月中，在仿佛被拋棄了的日複一日的企盼中，本已從他們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魚市收攤前的活魚，撥一下雖還能在淺水中遊動，扔到案上雖還能劇烈撲騰，但已是鱗敗鰭殘了……
但是，他們當年畢竟都擁有著一種至關重要的資本，那就是年齡。二十六七三十來歲三十多歲的年齡，無論打算對人生做何進取，為時都不太晚。年齡是返城“知青”當年唯一的資本。令全社會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難色彩的同時，也便具有了滄桑色彩、具有了堅忍色彩的經曆，與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圓似乎仍顯得咄咄逼人的棱角，與下一代人並論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經驗極為豐富的成熟，又使“知青”這唯一的資本成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無受過嚴峻洗禮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撐奮鬥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
此傲是“知青”的精神味素。
義——這是“知青”返城之初普遍都願恪守的做人原則。無論兵團“知青”，還是插隊“知青”，返城之前他們都必因同命運而相憐，而相助，而相嗬護。因為，對於當地人，“知青”是外來者，是接受“再教育”的對象。倘當地人歡迎並關懷他們，則他們無物以報，唯有奉還感情、奉還以義。倘當地人排斥他們甚而歧視他們、孤立他們、打擊他們，則他們相互之間並無任何財富的團結基礎，亦隻能靠了感情、靠了義而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
義是“知青”近乎發配的命運對他們的啟示。他們在很短的時期內便領悟到了這一點。但事實上，當地人排斥歧視甚至孤立打擊他們的事件雖有發生，卻肯定是極其個別的現象。就普遍情況而言，無論是兵團的老戰士，農場的老職工，還是鄉村的農民，當年對“知青”們既不但是歡迎的，也是盡可能予以照顧和關懷的。個別事件不但存在，還很惡劣。我們於此強調的是普遍情況。故時至今日，許多知青念念不忘常係心頭，談起來動聲動色的仍是與當地人那一份情。彼此的情中也確有樁樁件件感人之事。而當年歡迎過後來又依依相送過“知青”的農民、牧民、山民，憶起從城裏來的“學生娃”們，往往也是此情綿綿。他們會牢記著“知青”教師教過他們的子女，“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治過病，或為他們的女人接生。即使對於當年表現很差甚至極差的“知青”，他們談起來時的態度，也如同是在回憶不懂事的孩子的淘氣行為或惡作劇，仁義寬厚溢於言表。無論對於當地人還是對於“知青”，往昔的歲月裏，都有著“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的情義；有著“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拂火初紅”的溫馨；有著“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麵難，一舉累十觴”的真摯；有著“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的古道熱腸。我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當年的南北“知青”。我有充分的根據說，“知青”們最無怨言也最感欣慰的是，當年畢竟和一部分別種樣的人民休戚與共過。他們是“知青”們在城市裏所接觸不到的，完全陌生的。而且，是生活窮苦的，隨遇而安的，非常本色的一部分人民。在“知青”們心目中，在今天，對他們身上美好的方麵和惰性的方麵了解得一樣清楚。
用一位“知青”的話說——“唯一不後悔的是，曾和那樣的一部分人民在一起過。”
返城初期，“知青”們有一種不習慣。深析之，是一種怕。怕那隻無形的，劃分城市人命運格局的大手將他們撫散。那隻大手是導演城市通俗故事的上帝，它重新定位城市人的命運；它幾乎毫無規律地，隨心所欲地，完全按照自己好惡拋撒機遇；它嫌貧愛富極端勢利眼；它隻關照離它最近的人，對離它遠的人的存在幾乎不屑一顧。迅速被撫散的“知青”經常尋找機會靠攏。隻要靠攏在一起便不免地彼此諄諄告誡，一定要“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仿佛隻有這樣，才能重新在城市生存下去。仿佛一旦不再是群體，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安全的。他們希望互相拉扯，希望仍如當年那樣互相嗬護。因為他們幾乎都一無所有啊！然而城市對於他們卻另有一番教導。那教導現實得近乎冷漠，全部內容差不多便是“相忘於江湖”。
城市喜歡在個人身上實驗奇跡。
城市從不情有獨鍾地青睞一無所有的沒落群體。
於是，十年後，亦即八七年八八年左右，“知青”們的群體本能意識被城市格局這柄篦子一遍遍地篦散了。城市也完成了對返城“知青”們的十年普及性“初級教育”。
怨的情緒在“知青”們胸中自行地淡化了。都明白，怨是最沒意義的。掌上厚繭仍在，胸中塊壘猶存，隻是返城初期幻想青春補償，總欲引起社會特別關注和特別對待甚至優待的希望，完全而又明智地泯滅了……
悲還多多少少地，時不時地從情緒中流露出來。但已由總體的悲轉變為個人的悲了。有人從疲憊中緩過來了，有人仍沒緩過來，仍疲憊著，甚至更疲憊了。有人仍沉湎在當年的悲哀往事或個人的悲慘遭遇中不能自拔。那些往事當然確實很悲哀，遭遇也當然確實很悲慘，但雖屬知青情結和話語，但似乎已不再能代表總體，而僅僅意味著是個人的了。十年的時間足以消弭許多事物，足以令人忘卻許多最初刻骨銘心的記憶。有那種記憶然而境況好了命運之帆重新張揚起來的，漸漸地不悲了。有那種記憶然而境況仍糟著，人生仍尋找不到港灣的，顧不上悲了。終於明白，歸根到底，城市不敬重眼淚。他們或她們，尤其她們，開始學會將自己那一種悲嚴密地封存在內心裏，隻在特殊的情況下，特殊的人們麵前才偶一流露偶一宣泄。返城後的境況不同，使“知青”話語開始多樣。有時在同一場合，在昔日朝夕相處的人中，某人歡笑著，某人卻在暗暗傷感著。甚至會發生言語衝突、話不投機半句多的現象……
義仿佛變成了空頭支票。即使變成了空頭支票，相贈予時態度也極為含糊，極為猶豫了。因為，在城市裏，在實際的迫待解決的問題方麵而非感情慰藉方麵，互相幫助顯得異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輕易不敢承諾了。在都是“知青”的歲月裏，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張正義、替我抱打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體貼如親兄弟、親姐妹是一回事——而且隻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幾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裏，替誰解決工作替誰調動更滿意的工作，或幫誰的子女報入重點小學、升入重點中學，則非有權力不可。有權力往往也需費些周折甚至費盡周折。無權的、權小的心有餘而力不足。有權的考慮到那許多周折態度含糊曖昧猶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時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並未“相忘於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絲分明“相忘於江湖”的苦澀。
在這十年中，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哈爾濱的或北京的、上海的，親登家門或寫信向我求助的“知青”為數不少。困擾他們或她們的，無一不是人生的大問題，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問題、夫妻兩地分居問題、子女的戶口問題、就學問題……而我當時的表現，每每先安慰，後搖頭發愁。既同情對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尷尬之境。登門者、寫信者，自然相信會幫助他們的人非我莫屬。而且相信，隻要我肯幫助，他們的困擾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決。仿佛中國有一個“知青”問題管理部，我是該部部長。如果對方還拎著點兒“意思”，則我尷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說些感情色彩較濃的話語，以圖表現並未“相忘於江湖”。但是最終，我所能做的，僅能做的，也無非就是答應替他們給當地的領導寫封信，或當即就給我認識過、耳聞過的“知青”出身的官員寫封信。他們有的較為滿意，有的很不滿意，覺得我不過在變相應付搪塞，從此認定我最是一個徹底“相忘於江湖”的無情無義的家夥。而我卻常因自己的轉嫁“義務”惴惴不安。十年中我開出了不少空頭轉賬支票，每次都難預測那些收到的人對我究竟作何想法。居然僥幸起作用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極少極少。既是相求者的僥幸，也是我自己的僥幸。
十年中，當年的“知青”在北京有過幾次規模較大的集聚活動，影響輻射至天津、上海、哈爾濱。影響最廣、策劃最成功的一次，當屬在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舉辦的“黑土地回顧展”。這次活動凝聚了許許多多北大荒知青的熱忱參與。許許多多的人為此做出了許許多多的努力。
那是無報酬的參與，是完全業餘的參與，是完全自願當成自己的事來做的參與。我認為，“回顧展”收集到的林林總總的“知青”實物，以及“知青”日記和書信，對於以後仍有興趣繼續研究“知青”命題的人，頗有參考價值和認識價值。“回顧展”同時也是一次較成功的“知青文物”征集活動。
“回顧展”的絕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筆下。薑昆們做了局部的刪改補充。出自我筆下的文字，總體調子似太沉重和悲愴。薑昆們加入了些輕鬆和亮色。我認為他們的刪改補充是必要的。否則，“回顧展”也許難以成為事實。
這些文字後來全部收入《黑土地影集》。
“回顧展”之後，出版了兩部書。一部是《北大荒風雲錄》，一部是《北大荒人名錄》。我是此兩部書的編委之一。但我實際上所盡的編委義務和責任甚少，隻看過“風雲錄”中三十餘篇的手稿。此書的編輯原則是——保持原貌，不做任何加工。所改僅僅是錯字、白字、病句、不規範的標點運用。
我認為“風雲錄”是一部從多側麵、多角度反映當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難得的紀實書。其紀實性幾乎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多數知青第一次寫關於自己知青經曆的回憶文章，甚至是生平第一次寫所謂“文章”，甚至以後再也不會產生寫“文章”的念頭。他們和她們，將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曆，親身感受，親身遭遇，真真切切地，虔誠之至地匯入“風雲錄”中了。
我認為，我迄今為止的一切知青作品的總和，在諸多意義方麵，根本抵不上一本“風雲錄”。
我認為，“風雲錄”是一本很值得保存的書，相比之下，我的一切知青作品，其實都不值得任何人保存。
我甚至認為，一個人如果了解北大荒知青當年的真實生活的願望大於讀小說的興趣，那麽他或她其實完全不必讀我的知青小說，隻讀“風雲錄”就夠了。
“風雲錄”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小文。我當時是很不想寫的，但編委們非常希望我也寫一篇。寫完了，我仍不願被編入，編委們傳閱後覺得還可以，恭敬不如從命，我隻有依從。
我實心實意地說，我的一篇小文，是“風雲錄”中內容蒼白空洞的回憶之一。這有兩個原因：一，作為一名當年的北大荒知青，雖然別人吃過的苦我都吃過，別人受過的累我都受過，但也僅此而已。由於出身工人家庭的先天優勢，並不曾受過格外不堪忍受的政治歧視。所以，我的知青經曆中，並沒什麽特別使人同情的遭遇。對於沒“上山下鄉”過的次代人，我的知青經曆似乎新鮮不乏色彩；而相對於知青一代，其實尋常得不能再尋常。二，由於我的職業是寫作，此前寫了大量知青小說或回憶性“文章”，感受早已耗用，早已沒有什麽另外的特別值得一寫的“個人事件”。並不特別值得寫卻為寫而寫，蒼白空洞實屬必然。
據我看來，一本“風雲錄”中，普遍寫得好的，恰是那些初寫者的“文章”。都寫得不怎麽樣的，是我等所謂“知青名人”，以及職業與寫作的關係太密切的人。原因，恐怕也如我所述。
《北大荒人名錄》則是一本很特殊的書。在中國，在它出版以前，絕沒有過那樣一本書。它實際上是一本活人的人名索引，一本不折不扣的通訊錄。這一點，書名體現得很明確。如果不看書名，信手翻來，有人準會以為是一本電話簿子。它收入了二萬八千多人的姓名，以及他們和她們當年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原屬師、團、營、連、職務、目前的通信地址、工作單位、身份、家庭和單位的電話。
為什麽要出這樣一本書呢？
當時的動機何其的良好何其的富有理想色彩啊！
記得在討論這本書的意義時，我作過這樣一段發言——我們北大荒返城知青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什麽？別人可以指出許多，但我認為是群體意識。西方又叫作“社團精神”。這是好的特征，應該繼承發揚。時代驟變，我們許多北大荒返城知青人生失重，所以需要幫助。而我們之間的相互幫助，目前最是義務和責任，亦最可貴。那麽這一本“人名錄”，就向願意相互幫助的，尤其是需要幫助的我們的返城知青夥伴，提供了非常之實用的線索。不願幫助別人的，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既加上了，就一定要是真的單位，真的通信地址，撥通就能找到你的真的電話號碼。在這件事上若弄虛作假，既無必要，也很可鄙。
我還說，假如某一天，某一個陌生人叩開了我們在座的誰的家門，他或她手裏拿著一本“人名錄”，說自己就是通過“人名錄”找到你家的，說自己是“人名錄”上的哪一個，說自己遇到了什麽樣的困難，急需什麽樣的幫助，那麽“人名錄”的意義就起到了。自己幫得了的理應熱情幫助，自己幫不了的理應替對方聯係“人名錄”上的別人……
當時有人笑著插問一句：就像舊社會江湖上的人憑“道兒”中的帖子相互關照？
我也笑答：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咱們不是經常自詡都是北大荒“這條道兒”上走過來的嗎？姓名上了“錄”，相互關照之時，更須各盡所能啊！
於是大家皆笑。
當時，大家的動機，的的確確這麽簡單，這麽現實，又這麽天真爛漫。
大家當時還熱烈討論。如何成立一個“北大荒知青基金會”，怎樣在北大荒知青中卓有成效地開展扶貧和不幸救助活動等。
應該肯定，這些原始衝動的出發點是良好的、友愛的。
但沒有富豪和財團的讚助，僅靠北大荒知青之間憑熱忱個人捐款，實在也籌不到多少錢。理想脫離現實，據我所知，“基金會”一事不了了之。也有關注此事的北大荒知青說，後來還是成立了。即使成立了，款項也肯定極其有限，根本不能落實初衷。
兩本書發行後，一年內，曾有各地到京的知青登我家門，都是我不認識的。光臨時都帶著“人名錄”。有的有困難求助，我也隻能照例寫封信，“委托”別人關照。多數並沒什麽困難，無非見見麵，彼此認識認識，共同回憶回憶。
某些北大荒知青，主觀地以為，我肯定結交著很多很多的人，尤其結交著很多很多名人和官員。對於他們是困難的事，對於我解決起來易如反掌，一封信或一個電話就能辦妥。仿佛社會隻不過是單一成分的“知青碼頭”，而我是知青“袍哥會”中的“舵把子”人物之一。這說明返城雖然已經十年，極少數的知青，似乎隻不過由當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插兄”“插妹”，轉而變成了城市中的“插隊”者。他們的意識仍停留在昨天，他們在城市中的交往範圍仍特別局限。甚至，可能除了當年的知青朋友，仍沒有別的朋友。他們還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們對知青群體以外的人，陌生而又自行地保持距離。從他們身上看出了這一點，當年常使我替他們感到憂傷。
其實，我自己當年在城市中的交往範圍也特別局限。除了電影界、文學界、出版界和少數新聞界的人，我當年也基本不主動與別的方麵的人交往。我一向的人生原則是，如果我不求人會少活一年二年，那麽我寧肯不求人，寧肯幹脆少活一年二年。當然，如果少活十年，我也是會四處求助的。但是，我與某些返城知青的命運境況畢竟大為不同。我的工作單位是北京電影製片廠，這在當年是令人羨慕的單位。我是小有名氣的作家，而且是北京戶口的作家，這也令人羨慕。我的工資雖然不高，但已每年都有稿費收入，而且逐年增加。我的人生已經穩定，眼前暫無困境，以後似乎也不潛伏著什麽大的危機。總而言之，我盡量不求人，少求人，比較可以做到。而他們是多麽的令人同情啊！盡管返城已經十年了，他們中有人仍夫妻兩地分居著；有人由於返城當時的種種特殊原因，夫妻一方仍留在農村、農場或兵團；有人仍無可稱之為自己的“家”的小小居住空間，走時一人，返城三口，不得不寄居於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屋頂下，而後者們的城市居住空間同樣是極有限的；有人的子女仍無法在城市中正常就學……
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乃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的十年，中國幾乎分不出精力和能力關懷他們。做出允許知青返城的重大決策，已然顯示出了超乎尋常的果斷與魄力。按照曆史的時間概念看，粉碎“四人幫”與知青返城兩大決策幾乎可以說是依次做出的。應該承認，在前十年內，中國已盡量做了它力所能及的安置工作。各大城市中適時成立的“知青安置辦公室”，皆較為配合地為知青服務著。當然，因為知青們的家庭背景不同，這種服務的區別性必然是相當之大的。對於最廣大的老百姓家庭的返城知青，服務的主項也隻能是解決工作問題。他們大多數人所麵臨的選擇是建築行業、環衛行業、低等服務行業和街道手工業作坊式的小工廠。命運迫使他們不得不四處求助。而知青群體是他們在城市裏僅有的主要的“社會關係”。他們中大多數人，隻能寄僥幸於這一種仿佛帶有血緣色彩的、龐大又單純的“社會關係”。倘言這種僥幸也意味著是一絲希望，那麽它是一種不乏熱心但是能量有限改變不了什麽的希望。在返城前十年，在知青之間，互助的熱心的確是一種城市現象。如果誰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那工作單位急需廉價勞動力，那個誰就往往會呼啦一下子引來自己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當年的知青夥伴兒。這現象當年在城市裏極富人情味兒，無私而又義氣，好比如今某些在城市裏已經站穩了腳跟的“打工妹”“打工仔”，恨不得熱心地將家鄉的姐妹們兄弟們都召集在自己身旁……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在革命曆史博物館還沒舉辦“黑土地回顧展”時，知青們以新疆、雲南、內蒙古、山西、陝西、北大荒等不同的地域為旗號，以大大小小的當年的群體為單位，實際上不斷地舉行著集會。集會的動力既有保持感情的因素，也有依持互助的心理需要，還有引起社會關注的本能意識。至於在集會時大發“青春無悔”的感慨，抑或“還我青春”的籲喊，倒是根本不值得“友邦驚詫”更不值得大驚小怪之事。某些據此所做的，仿佛別人都愚不可及，唯自己好生深刻，反省好生徹底的文章，依我看來，倒是有點兒嘩眾取寵。因為一旦自己稍稍混好了，無視自己廣大同類的生存現狀，不從同類心理需要的深層加以體恤和理解，指手畫腳地嘲為“愚頑”，實在是很討厭的。
前十年中，凡邀我參加的知青集會，不管所亮哪一地域的旗號，我都盡量參加。我當然從未企圖變成什麽知青活動家。僅僅當作家，並且當好，我已力不從心。但是我常想，我畢竟也是十年前的知青之一名，雖無實力幫助任何人，一份感情的融注還是完全應該的。並且，我覺得我比較能夠理解自己同類們希望繼續保持群體依持關係，希望彼此互助的心理需要。那在當年既不但十分正常，也十分值得尊重。盡管從長遠看，是不甚可取也是容易自誤互誤的。幾個人圍攏一隻火爐是烤火，幾十人圍攏一隻火爐是取暖，幾百人圍攏一隻火爐則隻不過是“紮堆兒”了。那“火爐”是心理需要現象，集會是形式現象。
所以，在我參加過的知青集會中，言“青春不悔”的，我從不與之爭執。言“蹉跎歲月”的，我深表同感而已。
最早最熱衷於知青集會的，往往是返城後境況不良甚至境況艱難的人。綜上所述，這是較符合現象規律的。他們非常希望吸引返城後境況令人羨慕的知青參加。而後者們常常借故回避。後者們當初一心重新開始設計自己的人生，對於知青集會並不感興趣。於是前者們殷殷地動之以情，執念遊說。
後來情況漸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前者們失望了，索然了，不再怎麽熱衷了。終於明白，集會一百次，張三還是張三，李四還是李四。境況好的境況更好，境況不好的依然不好甚至更加不好。於是由積極而消極了，由不倦的發起者而僅僅充當參與者了。後者們則開始有興趣了，由消極而積極了，由被遊說而盡量吸引別人了。這也符合著一種規律。所謂“無憂的懷舊”。後者們已不但無憂，而且已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會能力，集會由他們發起，比由前者們發起有聲有色得多。不必諱言，無論前者還是後者，作為召集者，熱忱中既有感情成分，也都有功利成分。隻不過體現於前者，功利成分和感情成分不那麽分得清分得開，仿佛是水乳相融的。因為那一種功利成分是較單純單一，完完全全可以直言坦言的——彼此在最基本的生存層麵上依持互助。隨著時代一年年商業特征明顯，知青集會的功利成分多了，顯明了，為了消弭顯明而曖昧了。所謂功利成分，無不或多或少地體現著發起者或個人、幾個人，或大家受益的功利意識和動機。起碼滿足的是號召力、凝聚力，證明的是對一種社會群體的調動能力。而後者們實現功利預測之方式方法和效果，也總是比前者們豐富並易於達到，遠非前者們所能相比。功利的成分，也往往不那麽單純不那麽單一了。有些不便直言坦言了，說道起來不免的有那麽點兒閃爍其詞諱莫如深遮遮掩掩了。
“黑土地回顧展”是我以比較積極的態度參與的一次返城知青的大活動。
此後，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等城市，以師、團，甚至小到連為群體，組成了其數不少的北大荒知青“聯誼會”，也相應地發起過幾次活動，但我都沒再參加過。據我想來，這些活動還是基本上以聯絡感情為出發點的，所體現的色彩基本上也隻不過還是懷舊，還並未被其他功利目的所左右著。
對於返城知青們的懷舊，世人似乎一向頗多諷意。仿佛返城知青們，都非是“向前看”的積極的社會分子，而是不可救藥的“向後看”的令人惴惴不安的城市消極成分。這是誤解。那頗多的諷意，更顯得大可不必的刻薄和少見多怪。
我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臨屆中年的人們，一般總是有些懷舊的。懷舊乃是人類較普遍的“中年恐懼症”的表現之一種。某些人隻知“老年恐懼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數人臨界中年也是會產生不可名狀的心理恐懼的。這種恐懼甚至強烈於人對老年的恐懼。所不同的是，“老年恐懼症”的懷舊內容往往跨越時空，直接地回到童年和少年時期。無人與之交流，他們便獨自沉浸著，想象自己是兒童和少年時的憂樂種種。有人與之交流，回憶才順序連上青年和成年時期。
老年人喜歡回憶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歡回憶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歡回憶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規律。
也許隻有少年是不懷舊的。
對於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離“現在時”太近，近得難以剝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續著，還沒完結，還在“現在時”演繹著相似的情節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著“現在時”，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著昨天。所以用不著懷舊。
對於少年，明天似乎漫長而遙遠，暢想時空廣大無邊。所以少年不是慣做“昨日夢”的年齡，而是慣做“明日夢”的“季節”。
青年是充滿理想、憧憬或欲望、野心的年齡。大多數老年人已完全喪失了對以上諸方麵的追求能力和競爭能力。即使仍執迷其中，也畢竟的心有餘力不足了。情願或不情願地，明智或無奈地進入了人生的“無為”境界。而除了大多數老年人，另外隻有大多數兒童類此境界。所以大多數老年人樂於直接地回憶童年和少年，可以叫作“合並人生同類項”。
又，人喜歡回憶自己頗不尋常的經曆。不管那是浪漫還是苦難，是人生逆境還是光榮資本。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們皆從二十七八歲向三十七八歲匆匆地、毫無駐足稍停之機地、疲於奔命地朝身後拋擲著他們的日子，皆不曾從容地消遣過美好的青春。青春對於他們似有若無，青春是他們的昨天，這昨天那麽迅速地遠離了“現在時”。身在“廣闊天地”，他們還不太感覺到那一種迅速，倒是常常覺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後，歲月仿佛開始壓縮著流逝了。於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幾乎皆愕詫於怎麽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於是“中年恐懼症”，作為中國的一種“代”的特征，從他們身上表現得格外顯明。他們的懷舊，也就常以集體的方式，類似的色彩，並不想掩飾地張揚著。
他們懷舊便是緬懷自己的青春。
他們緬懷自己的青春便是回憶“上山下鄉”的歲月。
那歲月裏有他們的浪漫，也有他們的苦難；是他們的人生逆境，也常被自己們視為人生資本。
將苦難和逆境中走過來的經曆視為人生資本，乃是古今中外人類比較共同的“毛病”。非中國知青一代特有的也不值得投以諷意，更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雖然返城知青們的懷舊等於緬懷青春等於回憶“上山下鄉”的歲月；雖然“上山下鄉”乃“文革”運動中之運動——卻不等於念念不忘地回憶“文革”歲月更不等於緬懷“文革”。
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返城知青們，首先被某些中國人故意地，甚至可以說是不懷好意地歪曲了，也簡直可以說常常遭到不懷好意、別有用心的誣蔑和誹謗。那某些中國人，首先是些舞文弄墨者。諸如某些文人，某些記者——他們中自以為深刻，自以為敏感，又專好靠了這兩種“自以為”煞有介事地經常吹出一串串是非泡沫的人。他們或她們像些雌雄螃蟹，吐沫自娛，總是企圖引起世人對自己的注意。世上本無事，也沒那麽多所謂“熱點”“焦點”，有時純粹是他們或她們搬弄起來的。他們和她們還是這樣一些人——保全自己達到謹小慎微的程度，在大是非大事件麵前一向畏畏怯怯，噤若寒蟬，這就使自己們的存在根本無法令人重視。但又常常沮喪於此，失意於此。那麽隻剩下一件事可做，便是搬弄是非借以營造泡沫話題。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知青們的集會，往往被他們和她們武斷地歸結為“紅衛兵情緒”。仿佛知青們一集會，“造反”又要開始了，“動亂”又要來了，“文革”又要重演了。由於他們或她們煞有介事的、杞人憂天的、故作深刻和敏感的話語鼓噪，頗影響當局對知青集會現象的正確判斷和看法。當局本是對知青集會現象暗覺不安的，加之他們或她們煞有介事的分析，於是難免地布置防範，以應不測。因而知青們的集會，倘規模大了點兒，幾乎必有公安部乃至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員密切予以關注。甚至，連國外媒介亦受其迷惑，對中國返城知青的集會，做過多次離題萬裏的荒唐的報道。他們或她們中，有人自己也曾是知青。按理說對知青的集會現象，他們或她們是最能正確理解，最能正確加以分析的。但他們或她們往往偏不。偏要煞有介事地，故作深刻和敏感地向世人以及當局作莫須有之暗示。我對他們或她們是很厭惡的。而返城知青們集會前、集會中每每自我宣揚的發揚什麽光大什麽的“青春無悔”之表現，以我的眼看來，其實也帶有故作性、表演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持一塊盾，既保護自己不受莫須有意味的攻訐，也同時向當局和世人作“平安無事”的回答。後來情況有了好轉。因為返城知青的一次次集會，從未給社會造成什麽不安定。於是，當局和社會對此現象首先充分理解，他們或她們的暗示自然也就不再被理睬……
“黑土地回顧展”後，我常對《北大荒人名錄》心懷幾分憂慮。反思我當時支持出版的那番言論，覺自己理想主義的可笑。返城知青顯然不能成為永久長存的“城市公社”。一本“人名錄”也根本不能成為促進互助的什麽“寶典”。社會治安問題日漸嚴峻，險惡案件多多，倘大量流散世間，落入騙子歹徒手中，會不會被利用了呢？這種警惕性也許同樣可笑。但據我想來，有比沒有好。因而征求我意見要不要再版加印時，我明確表示了反對意見。
再其後，內蒙古兵團的知青們，出版了一本《草原啟示錄》。那也是一本很有價值的知青回憶錄。“風雲錄”和“啟示錄”，乃關於知青的兩本姊妹書。它們的文學性當然會遜於知青小說，但資料價值卻遠非知青小說可相比。“黑土地回顧展”和“風雲錄”“啟示錄”的出版，使返城知青們的集會活動此起彼伏。但都是些小規模、小群體的集會。大約九二年春節前，北京又在工人體育場舉辦了“老三屆文藝匯演”。此次匯演的策劃最先由東北農場局宣傳隊和北京的“北大荒知青聯誼會”的知青人士們共同提出。我曾被邀請發表建議。匯演就要租場地，就要租樂器，就要聘請舞台美工，就要製景，就要提前排練……一句話，要錢。策劃者們較為樂觀，較為自信，甚至較為興奮。他們說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萬。半數人看，就是五萬。每票百元，便是五百萬。再保守些估計，即使有半數人的半數看，一筆回收也是相當可觀的。商業運作的色彩，隨著人們頭腦中經濟意識的增長，那麽順理成章地成為許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導思想。這其實無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門組織和在經費上支持的種種義演，已再沒有任何非商業運作的演出。但當時我發表了言詞較激烈甚至可以說情緒有些衝動的反對意見。我說，賣票我原則上也能接受。但要看誰來演，演些什麽，水平如何？靠當年的知青們演，演些知青宣傳隊當年的節目，水平不難預見。縱然補充新的節目內容，也必是些匆匆編排的節目，水平還是可想而知。水平注定了不高，怎可向當年的知青售票？北京是大城市，數九寒天，又是晚上，返城知青們從四麵八方匯集而來，看了一場水平不高的演出，而且花了錢買的票，心中會作何想法？我不信他們會帶著滿足感深更半夜在寒冷中久候公共汽車回家……
策劃者們說少演幾場行不？票價低些行不？
我說不是少演幾場的問題。據我估計，最多隻能演一場。第二場就會來者寥寥。返城已經十幾年了，別一廂情願地將知青們集會的心勁兒估計得過高。大家都是四十好幾的人了，當年那份兒知青情結即使不泯，也不必非以這一種方式體現。至於票價，除非以相對的收支平衡為原則。如摻雜獲利動機，我肯定是不參與的。也不會為此做什麽……
我的激烈言詞等於是大潑冷水，氣氛為之沉悶。
我說完，也不管別人們的感覺怎樣，起身匆匆而去。
後來，他們放棄了策劃。可能我的話起了一定作用。盡管我的話當時聽來逆耳，但是經他們細細一想，也許認為還是有幾分道理的。
大約一個星期後，內蒙古兵團的“首席召集人”馬小力和一名似乎是當年插隊山西的女知青來到我家。小力是《草原啟示錄》的總編輯者。她們出示了一份演出策劃書征求我的意見。我大略一看，覺得類似我激烈反對過的那一策劃。一問，果然便是。原來那一策劃被某文化公司接了過去。北大荒知青既放棄了，他們便找到內蒙古兵團的“首席召集人”馬小力。出於拓寬對象範圍的考慮，將“北大荒知青”主題改為更寬更大的“老三屆”主題。
小力沉思良久，也對我直言：第一，此事必做不可。因合同已簽，前期經費已投入，有些節目已開始排練。而且已進行宣傳，沒了退路。第二，預先沒想那麽多，但認為我的顧慮不無道理。第三，接受我的建議，擯除一切商業目的，以不售票為大前提。至於資金，她負責“化緣”。有多少錢，做多大事。倘出現超支，亦由她盡量解決。倘經費居然還剩餘，以某種方式慰問某些知青。
她的當場決定甚合我意，也令我大為感動。於是我表示願意參加，並做我力所能及之事。實際上小力再沒為此事“麻煩”過我，我除了對節目單提出某些調整和補充意見，根本沒奉獻過時間和精力。隻不過屆時前去觀看了演出。
入場的人比我預料的要多些。演出者們情緒較飽滿，觀看者們的情緒也較共鳴。談不上水平，但是台上台下氣氛融洽熱烈。節目中當然少不了某些“老三屆”當年熟悉的知青“革命歌曲”。刻薄之人也當然有理由據此大加嘲諷。但在我看來，那除了是共同的懷舊，娛樂一場，並不說明別的什麽。因為不售票，實際上僅僅意味著一些當年是宣傳隊員的知青，返城十幾年以後，在春節之前，向另一些知青表達一種未相忘的情感。
據我所知，許多在環衛單位和殯儀館工作的知青，以及他們的子女，被特別優待地安排在一等座位。
對於他們，也許隻有在這種活動中，才能不花錢而坐一等座位吧？也隻有在這種活動中，才能覺得自己和台上的演出者之間有深厚的情感關係吧？
據我所知，最終結算下來，經費還是超支了。所幸超得不是太多。
至於小力怎麽堵上窟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難得馬小力那一種開弓沒有回頭箭的精神和“一切包在我身上”的氣魄。
那一場義務演出的義務主持人是王剛。
它是我參加的最後一次知青活動。
此後，我有意識地漸漸遠離一切所謂知青話題。北京以及其他各城市的知青，也再沒發起過算得上任何社會現象的知青活動。傳媒中五花八門的話題層出不窮。“花邊兒”炒成大塊兒新聞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國已進入空前的泡沫話題泛濫成災的時代。城市人被此泡沫整日淹沒其中，誰都煩得要命但是無處逃避。我每每暗自慶幸所謂知青話題的歸於寂然。心想這對知青們首先是天大的好事。不是明星，不是演藝圈內人，終於被整體地忘卻了，終於不再被整體地說長論短了，也終於都能夠麵對身為父母身為中年人的現實而“相忘於江湖”，這比總被整體地當成件似有分量其實已毫無分量、不關大多數城裏人痛癢之事而一再地舊話重提、老生常談要強得多啊！
而今年，是“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是知青返城二十周年——會有不甘寂寞的知青發起什麽紀念活動嗎？我想，肯定不會的。我想，我的大多數同代人，經曆了十年的農村“再教育”又經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對於自己遠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說還休了。這後十年的欲說還休與前十年的欲休還說心理況味大為不同。並且，也該終於省悟，改寫了各自命運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來從任何方麵都是無須以任何形式紀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實對自己們的“現在時”，都已經毫無必要毫無意義了。
由別人們想著，達到的純粹是別人們之目的。自己念念不忘，繼續蝕損的純粹是自己的心智。我想，即使有人又策劃什麽活動，那人也許反而非是知青。因為若是知青，當能理解知青們甘於消弭掉知青情結甘於寂寞的心。當然，書還是盡管出，唱片還是盡管製作，專題片訪談錄還是盡管拍攝。因為許多人畢竟還得做自己職業要求做的事情。這才是從現在至以後知青話題老生常談的真相。但是誰若企圖使知青話題又熱起來，恐怕演習渾身解數也是枉然了。而我此篇，將是我關於知青話題的最後一堆文字。一堆告別式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