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複旦到北影（二）
三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裏開會。她們互相傳閱了我的信，誰也沒有說什麽，誰也沒有表示什麽。散會後，我的信就遺留在桌子上，沒人收。一連在桌子上放了幾天，後來就不知哪去了，大概當廢紙被燒了。還告訴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愛情都很美滿。她們是真心實意地都關心著我，像過去我曾是宣傳股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一樣關心著我。她們還向股長建議，動員我寒假或暑假回團裏探一次“家”，往返路費由她們“報銷”……我怔呆了許久許久。
又讀她們的來信，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仿佛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她們站在我麵前婉婉地對我說的，都是我從前與她們相處時聽慣了的話語。如果離開她們上大學的並非我，而是我們宣傳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個人，她們依然會寫這樣的信，信中依然會寫那些話語。她們如此珍視友情，如同養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為她們的天性本如此，她們的品德本如此，她們為人的原則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懷鬼胎的是我自己，褻瀆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沒那樣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靈魂內還蟄伏著一個鬼。在我那樣做時，那鬼就變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麽醜惡。在這件事已無可挽回之後，我自己開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並無鬼胎的情況下做了的。也自責過，但從沒有鄙視過自己，從沒有憎恨過自己。而這件事則不同。它的本質證明著為人的詭詐、狡猾和虛偽，動用了心術，而且是對三位真摯地關心著我的姑娘。誰動用過卑下的心術，誰就將得到等量的報應。動用沒動用心術，這是該不該原諒的界線。
“梁曉聲，梁曉聲，你這個狗崽子，你真不是東西，你真沒人味啊！……”
我隻有在心中暗暗詛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沒說一句話……
新學期第三天，全係在一起開大會。什麽內容我已記不起，隻記得許多平常見不到的老教授們全到會了。
首先照例是係工宣隊隊長、總支書記講話。他講了些什麽，我也不能全記起了，隻記得這樣一句話：“複旦是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窩。工農兵學員不要隻帶著紅口袋來到大學裝知識，還要積極參與複旦的鬥、批、改，徹底占領上層建築……”這番話是針對新生說的，也分明是針對那些老教授們說的。他們當時那種普遍的無動於衷的默然表情告訴了我這一點。接著是評論、創作各專業各年級的學生代表發言。
我是創作專業新生的發言代表。我成為發言代表，是“毛遂自薦”的結果。同學們互相推諉。有的是真推諉，有的是假推諉。C其實很想受命當之，大家也都認為應該。因為她是支部副書記，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態，希望造成一種大家逼迫她成為發言代表的局麵。我看不順眼，就說：“她如果真不願意，我可以代表大家發言。”我主動請纓，誰也不好說不同意。於是發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悅，一張寬臉拉長了。
其實我也不是要與C過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澱著一種強烈的、長期被壓抑的、愛出風頭的願望。活了二十五歲了，社會還沒為我提供過一次像樣的機會，讓我像樣地滿足地出一次風頭。按說“文革”總該算一次機會，出身幹淨，紅五類。大風頭出不了，小風頭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個什麽紅衛兵組織，並非幹不成。我們中學裏，最初起碼有三十幾個紅衛兵組織。最小的紅衛兵組織隻有七八人。我又覺得那種風頭太丟臉麵。黑龍江省“炮轟派”的一個頭頭，哈軍工的學生，與“捍聯總”的頭頭們從北京談判後回到哈爾濱，站在飛機舷梯上，答各派戰報記者問，那瀟灑風度，那演講才能，令我羨慕極了。當時我十九歲，那個頭頭二十四五歲，正是我到複旦的年齡。十九歲的我到機場看熱鬧，目睹仿佛電影裏的情形，那時便暗暗想，給我一次這樣的機會，我死也甘
心了！
全市中學生紅衛兵組織聯合代表大會召開，我也去看熱鬧。一位中學女紅衛兵領袖，站在台上，麵對數千人，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安娜一樣，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數千人頓時鴉雀無聲，而後以鏗鏘的語調大聲演講：“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們紅衛兵的曆史使命，我們要光複莫斯科！解放華盛頓！踏平巴黎！占領倫敦……”於是台下囂起一陣陣口號的狂濤：“光複莫斯科！解放華盛頓！……”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為那中學女紅衛兵領袖擺弄擴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鄉後，漸漸地對一切轟轟烈烈都厭倦了，但是更愛出風頭。開個什麽慶祝會，總要胡寫幾行歪詩當眾朗誦朗誦。若有人奉承：“詩寫得不錯呀！”便足可得意幾天。後來也終於覺得不過癮，也厭倦。期待著我人生路上有更輝煌的機會到來，出更輝煌的風頭。
二十五歲，二十五歲，這真是年輕人最最渴望出風頭的年齡！研究起來，年輕人的愛出風頭，大抵是因為姑娘們的存在。正如不見雌孔雀，也未受什麽鮮豔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懶得開屏的。隻有小夥子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出風頭的小夥子，也沒多大興致出風頭。反之，隻有姑娘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打扮的姑娘，也沒多大興致打扮自己。出風頭實在是小夥子們為姑娘們“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將代表專業新生發言，看成是在全係師生麵前的一次公開“亮相”。在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中，在名牌大學的教授、講師麵前進行一次精彩的發言，我以為這風頭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夠輝煌的機會。
預先寫好了發言稿，但對同學和老師說尚未寫好。發言稿揣在兜裏，走出學校，在校園後圍牆下來回徜徉，將發言稿背了下來。我要達到在發言時出口成章的效果。我要在發言後引起掌聲和竊竊私議。我要在散會時聽到學生、教授和講師們互相詢問：“他叫什麽名字？”“哪個專業的？幾年級？”還要聽到這樣的稱讚：“發言太有水平了！”“簡直出口成章！”“從容不迫！”“有演說家氣質！”還要引起男學生們的嫉妒。還要從此無論在什麽場合下都吸引女學生們的目光。還要從此為自己在專業、在係裏奠定一種優上的地位……在學校“肝炎隔離室”和傳染病醫院裏孤孤寂寂地度過了整整一學期，想出一次風頭的願望幾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開會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鐵灰色的哢嘰中山裝。出院後買的。上海那時流行襯領，便新買了一條潔白的襯領，使鐵灰色內露出一圈潔白。單帽早已不戴，頭發早已長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個斯文了點的“馬立本”，覺得自己還頗有發言代表的風度，挺自信的。係總支書記、工宣隊長的講話，擾亂了我背熟的發言。我覺得他說得太荒唐。無論是什麽人，說了我不讚同的話，無論什麽場麵下，我也會起而反駁，全然不計後果。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麵。與我的愛出風頭相得益彰，互為襯映，顯現出一個我來。他的話剛結束，我便站了起來。我說：“我不同意您的話！複旦大學誰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給我們看！當然不會是我們工農兵學員吧？那麽難道是這些教授、副教授、講師們不成？我看他們沒那麽可怕！在上、管、改中，工農兵學員不是與革命的教師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嗎？虎豹豺狼一詞，不是明明在分裂我們嗎？……”
工人若在工廠裏做工，我是很尊敬他們的。若在大學裏頤指氣使，那再令人討厭不過了。我是有意當眾表示出我對這位工宣隊隊長的蔑視。下鄉前，軍宣隊也當眾頂撞過，頂撞也就頂撞了。在兵團，一般連隊的知青，幾年後已普遍形成了對權力的蔑視。有一次，一位兵團總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廠視察，進入我們男知青宿舍，大家躺著的照樣躺著，歪著的照樣歪著，光著脊梁洗臉的照樣水花四濺地大洗特洗，沒一個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說“同誌們好”，也沒人應聲。
我初入複旦，不知深淺。不知工宣隊在複旦的一統天下的權力，更不知“藏龍臥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窩”這句話是張春橋說的。
所以我的話，使全體鴉雀無聲。許多老師和許多學生是都知道張春橋說過那句話的。如果我也知道，絕不會當眾反駁工宣隊長的。我以為反駁他一下，不過就像在兵團時反駁團長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麽樣。其實大不一樣。
我的話所造成的靜場效果，使我愛出風頭的心理受到了慫恿和鼓勵。於是我借題發揮，侃侃而談。好像還說了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從書架上走下來，與老教授們坐在一起，同樣引起我的敬意一類的話。總之，接下來我說的盡是一些花哨浮麗、賣弄唇舌的話，大大地嘩眾取寵了一番。工宣隊隊長臉色陰沉嚴峻。
“住口！”有人打斷我的話，是一名評論專業三年級上海男同學，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剛坐下，第二個立刻站起，一場批判會自發開始。我是那麽不堪一擊，沒有機會站起來反駁，有機會站起來也失去了反駁的勇氣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掃而光，坐在那裏無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學。這應該被解釋為複旦的一種政治現象。同全國所有文理科大學一樣，中文係也是複旦的“神經”，是工宣隊控製最嚴的係。如果說其他理科各係的學生還可以也能夠將政治視為“副科”，中文係的學生則不得不將政治當成本科。在那個曆史時期，複旦中文係實應改為“複旦中國政治係”。複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戲與中國大舞台上的政治戲，是按照同一腳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隊，導演也是他們。在一切運動中，中文係帶動哲學係、新聞係、曆史係，然後帶動起全校。
徐景賢曾對複旦工宣隊說：“北有北大，南有複旦。這是我們的兩座橋頭堡。複旦應該成為斯莫爾尼那樣的大學。”斯莫爾尼，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蘇維埃奪取政權培訓武裝力量的革命大學。“四人幫”希望將複旦的學生培訓成既能為他們奪取政權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衛冬宮一樣有朝一日保衛他們的“中國士官學生”。
工宣隊在中文係培訓的骨幹，以上海學生為主。指出這一點，也許會傷某些上海“工農兵學員”的自尊心，但這是事實。有許多充分的證據足以證明這一點，張春橋曾對複旦做過指示：“要多輸送上海學生進京。”
但另一個事實是，並非所有的上海學生，都願意成為“骨幹”。像C那樣的外地學生積極靠攏工宣隊的，有之，不多。每一個懷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圖在告別複旦時，得到複旦慷慨的政治饋贈。失掉了些什麽，他們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對錢的觀念很實在一樣，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對政治的觀念也是很實在的。這也就是“四人幫”粉碎以後，許多應該“說清楚”的人，為什麽隻談政治，不談靈魂，說來說去總也說不清楚的緣故。
我的風頭出得很劃不來，但因此出了點名。許多學生從此都知道中文係有個梁曉聲。在女學生們眼中，我不過是個嘩眾取寵的家夥而已。但我並不認為這不公正。很公正。與其說那是對一個工農兵學員的觀點的“圍剿”，不如說是對一個愛出風頭的家夥的公開聲討。
在五角場買香煙，碰到了專業的一位老師。
他問：“氣色怎麽這麽不好？病了？”
我說：“沒病。”
他說：“你剛出院不久，肝病容易複發，要注意身體啊！”
我說：“謝謝。”
他說：“感到壓力了？”
我說：“有點。”
他說：“工宣隊是很惱火，還要繼續動員學生對你進行批判。我替你多次辯解過了。你是新生，剛入校，對複旦的情況缺乏了解，發表了錯誤的觀點也情有可原。”我默不作聲。
他又說：“其實我和你的觀點一樣，工農兵學員應該同革命教師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大學又不是動物園，哪有什麽虎豹豺狼？聳人聽聞嘛！即令有，也不是我們。你的觀點並不錯，隻是太嘩眾取寵了。如果不是這樣，肯定會有不少同學支持你的觀點。嘩眾取寵，你就使自己正確的觀點也變成孤立的觀點了。在個性、氣質、風度和其他一切方麵，受人尊重的是質樸無華。你要記住這一點。今後要多觀察，多分析，多思考啊！複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們教師的責任之一，就是盡量保護自己的學生。”
老師的話使我非常受感動。
因為那次發言，以及“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剛剛傳到複旦，我第一個闖入校黨委抗議不許我們走出校園遊行慶祝，我的畢業鑒定上多了對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條——“與‘四人幫’進行過鬥爭”。
十六名同學中，隻有我的鑒定中有這樣一條評語。被粉碎了的“四人幫”是死老虎。踢死老虎一腳也算勇氣嗎？
細想想，真慚愧！政治對人的嘉獎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從此對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經三十六歲。愛出風頭的年齡早已過去了，與多情的年齡一塊兒過去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體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是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做人的原則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複旦見識到了不少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見識到的人和事。
中文係總支副書記中，有一個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餘歲，不知是留校生還是工宣隊，樣子很猥瑣。我從未見其笑過，永遠那麽猥瑣地嚴肅著。仿佛權力又極大，與係工宣隊隊長平起平坐，背景莫測。在《學習與批判》上發過一篇所謂雜文《讚“山羊角”精神》，據說很得張春橋好評。自那以後，似乎更身價百倍，使人覺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時刻想猝然頂你一頭。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在係裏拍著桌子訓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而且他還沒有脖子。在校園裏看見他，矮矮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移動過來，猥瑣而嚴肅地瞪著你，夠令人不舒服的。我經常是退避三舍，繞條路走。無路可繞，便低下頭去。倒不是怕他到這般地步，是看見他也會破壞你一時的好心境。按說他應到某電影製片廠去做特型演員，卻狂傲之極地在堂堂複旦大學內招搖過往。“四人幫”納“賢”到了寵醜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國替複旦深感羞恥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隊員，某天中午還在複旦食堂用鋼精勺敲著鐵飯碗，一邊哼唱樣板戲一邊排隊買飯，第二天便在《人民日報》上揚名顯姓，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將報紙拿給他看，指著他的名字問：“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媽的哪有當中央候補委員的造化！”後來證明果真是他，喜滋滋樂悠悠地又對人說：“洪文對我真夠意思！”原來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時的小兄弟。王氏還真夠講交情的。雞犬升天尋常事。難怪那年頭許多人都認為政治是個一本萬利的賭盤，抹下臉皮往上拋賭注。
“四人幫”粉碎以後，有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了一個不尋常人——上海曾紅極一時的一位小說作者。到我們專業去座談過，故而認得。我問他日子好過否。他倒對我說了幾句實話：“日子不好過哇。其實我們這些人呢，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我們是要通過文學走向政治，我們崇拜的是張姚道路。唉，前途如煙了呀！……”
心灰意懶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在係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冊子，“文革”前出的，便拿著向他請教某一文藝理論問題。
不料他連連擺手，有些驚惶地說：“不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說：“別人告訴我就是您寫的呀！”
他更加驚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說罷匆匆而去。
同學小莫恰巧看見了這情形，對我說：“你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也別給他找麻煩！”
我說：“我又怎麽了呀？不過就是向他請教一個文藝理論問題嘛！”
小莫說：“文藝理論在中國隻有一個——‘三突出’創作原則，請教我吧！”
我問：“他不願回答也罷了，幹嗎那麽驚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著他走遠的背影，說：“因為他是個‘壞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訴我：據說他原是徐景賢的同學。徐氏還沒在政治上成氣候時，兩人碰在一起開過一次什麽會。徐氏愛聽鬼故事。他也善講鬼故事。講罷回自己房間睡覺，半夜徐氏敲門，隻穿著褲衩跨進他的房間，言道怕鬼，不敢獨眠。房間裏正好空一張床，徐氏便天天與他睡在同一房間。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糾纏他講鬼。後來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反對徐的一派組織就派人到複旦來找這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講師，想從他口中獲得“炮轟”材料。講師本是書呆子，不願卷入政治旋渦，被糾纏煩了，無法擺脫，便拍拍衣兜說：“材料都在這裏。時候不到。時候一到，材料拋出，十個徐景賢也打倒了。”說的實在是氣話。
徐氏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當穩了，就下令將他抓了起來，被隔離審查半年有餘，逼他老實交代，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審來訊去，他也隻能交代出一條——徐景賢怕鬼。終於定不成什麽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對他耿耿於懷。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總歸是有點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產生疑問：真唯物主義者還是假唯物主義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諭”：“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控製使用，永不得帶學生。”
於是未蓋棺而定論，這講師便成了複旦園內罪名抽象的“壞人”。以後我每次再見到他，心中尤為充滿同情。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於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係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釋冤的。述說一次自己成為“壞人”的經過，便等於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的言論，豈非壞上加壞，罪上加罪嗎？別人也是無法替他釋冤的。就隻有那樣令人莫測地和一個“壞”字連著了。在我看來，他那半禿的頭頂，那列寧式的智慧型的前額，那不修邊幅的樣子，完完全全是個隻會做學問的人，可能做學問做得還有點“迂”。嗚呼！悲夫！至今想來，黑色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啟示，卻怎麽在外國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國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嗎？
講師成了壞人，學生原來是“試驗品”。
同學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縣人，農村姑娘。矮，胖，圓臉。像目前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兒童動畫片中的“小咪”。挺厲害，誰說她一句不的話也不行。開玩笑她會當真，動不動就這樣搶白你：“咋啦，瞧不起阿拉貧下中農女兒哇？”心眼卻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學中，三年沒說一句違心話，沒做一件違心事的，我認為隻有她一個人。“批鄧”時，每個同學都至少貼過一張表態性質的大字報。唯獨她例外，不寫，很幹脆地說：“阿拉寫不來嘛！”若是別的同學，起碼屬於路線鬥爭的立場問題。對她，沒人敢這麽上綱上線。誰也奈何不得她。
她確是“寫不來”。
老師將我和她編在一組，交給我幫助她提高“寫作水平”的任務。
我第一次看她寫的東西，是學期個人總結，連標點符號也不會用，一“逗”到底，最後一個實心大句號。而那字，像稻田裏插的秧苗，一律傾斜地“長”在格子裏，仿佛字字是從下往上挑著寫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語法就更談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標一下標點，力不從心。一“逗”到底，還看得明白。若重新斷句，則沒有一句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驚詫，問：“你上過幾年學呀？”
答曰：“初一。”
又問：“為什麽初中都沒念完？”
答曰：“母親死了，家中缺勞力，幫父親掙工分。”
再問：“教你的語文老師沒給你講過如何運用標點符號嗎？”
答曰：“誰有耐心認真學那些？”
“為什麽？”
“不學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著她，許久不知說什麽。她說崇明對麵是台灣。我告訴她不是，她就跟我爭執不休，爭得我隻好說是是是。
後來我才知道，張春橋對複旦中文係有過什麽“指示”，要招收一個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學”為何物的學生，將其培養造就成為作家，以打破“文學神秘論”“作家天才論”。她就是按照這樣的指示，招入複旦的“試驗品”。
知道了這個底細後，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後來同學們差不多都知道了，卻沒有一個人告訴過她。她自己不知，也就從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學金，吃飯很節省，竟能省下近半數的錢。不買書，買衣服。對我說：“兩個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個月，我至少能添十幾件衣服是不是？將來結婚的時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問：“你有對象了？”
她誠實地點點頭，說：“還沒定。”
問：“為什麽還沒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將來就甩不掉了。”
問：“他很愛你？”
答：“當然，我們全公社，這幾年就出了我這麽一個大學生。”
她對我比對別的同學信任，肯講實話。
我在北大荒當過小學教師，就從怎樣運用標點符號起幫她提高“寫作水平”。三年來，我覺得我對她是盡了一個同學的義務的，不乏耐心。畢業時，除了逗號和句號，她還會運用冒號、引號、感歎號了。字寫得依然如故，不見進步。殘字在她的文化廢墟上，依然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王國”。
有年端午節她從川沙返校，給我帶回十幾個肉粽子。我說：“別都給我，也分給其他同學呀。”她說：“哼，給他們個屁！”她覺得所有的同學都瞧不起她這個“貧下中農的女兒”。其實更多的同學並非瞧不起她，是可憐她。她似乎不覺得自己有什麽可憐的，三年來與同學們“劃清界線”。
做集體畢業鑒定時，十六個同學中，對十五個同學她一言不發。隻對我一個人發了言，提了三條優點。過後，她單獨找到我，說：“我算報答你了吧？”一句話，竟感動得我幾乎落淚。
三年，三條優點，還有那些肉粽子……她是個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強。
三年來我對她的一些所謂幫助，實在不值一報。對於提高她的“寫作水平”，也並不起什麽作用。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訴她，她為什麽會被招入複旦，卻終於沒有告訴她。我想她知道了，準會大哭一場。何必要讓她三年後懷著一顆深深受傷害的心靈離開複旦呢？
她離校時，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同學去送她。因為她不向同學們告別。
我一直將她送到公共汽車站。她對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能入複旦是怎麽回事了，把我當成‘試驗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學，讓他們掃興……”“他們”——當然不是指的老師們。老師們對她都很關心，她對此也不無感激。張春橋的任何一條“指示”都是複旦的法令。老師們沒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來不過是以一種消極的心理，嘲弄政治對她的命運的擺布。
政治擺布人，如同貓擺布老鼠。
她還不是“工農兵學員”中最值得同情的一個。最值得同情的是評論專業的一個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兩個孩子的媽媽。入校後有壓力，也想孩子，對文學評論不感興趣，如同盲人對看電影不感興趣。數次要求退學，工宣隊不同意，黨委不批。她是農奴的女兒，認為退了她，是“階級感情”問題。
有天我端著臉盆到水房洗衣服，見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樓走廊的一個窗口出神。一件衣服還未洗完，就聽“唰啦”一響，是什麽從樓上掉下去砸到樹的聲音。我覺著那聲音不祥，滿手肥皂沫衝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見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樓底下臥著她的軀體。
她摔死了……
這些人，這些事，漸漸使我意識到，複旦是不能滿足我強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給予我的隻能是另外一類東西：入黨，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墊腳石。想要多少塊，它可以給你多少塊！但需用等量的“實際行動”去換取。在給了工宣隊一個不良的最初印象後，對我來說，換取到那些東西，得“搖身一變”，往自己臉上多塗幾道反差油彩。
我沒有足夠的信心和足夠的勇氣。出賣自己也總需要點勇氣，徹底出賣自己則需要大的勇氣。
我唯願自己能無風無波地在複旦度過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點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為一個人的願望和原則時，還需獲得客觀的恩典。客觀不發“允許證”，主觀就像一個被無賴糾纏的姑娘……
四
一天，吃午飯時，中文係留學生窗口貼了一張大白紙，上麵工工整整的毛筆字寫的是：我們不要留學生特殊化，我們要與中國學生同吃同住。署名——申·沃克。
也許是這個名字在留學生中具有某種潛在的號召力，也許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學生們的普遍願望，留學生窗口一個留學生也沒有，他們皆分散地和我們中國學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對留學生都沒太注意過，更沒接觸過，問同學小莫：“哪一個是申·沃克？”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個人前邊的一名留學生轉過身來，對我們點頭微笑，態度友好。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卻並不魁梧。因為身材高，還顯得有些瘦。但舉止矜持，風度優雅。我們也友好地對他點頭微笑，僅僅是出於禮貌。中文係新聞係的同學合住四號樓。一幢樓一分為二，一半三樓劃給了留學生。走廊被門隔開。門上掛著一把拳大的鎖，鑲的是烏玻璃。某個中國學生若與留學生們接觸過多，準會被“留學生辦”找去談話。接觸過多是與無來無往相對而言。談話的實質卻意味著提醒、批評、警告。我當時是一個“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時時處於某些同學的監視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報告”打將上去。所以我避免與留學生們發生接觸，討厭給自己招來什麽麻煩。
逢年過節，什麽紀念日，歡迎新同學或歡送畢業生，係裏照例是要舉行聯歡會的，留學生們照例是要被組織起來參加的，他們有時也準備個小節目，一般照例是唱主席詩詞歌。《沁園春·雪》《詠梅》《蝶戀花》是留學生們很喜歡唱的。隻有在這些聯歡會上，中外學生之間才顯示出一點交往氣氛來。也隻限於氣氛而已，並不能深入到感情層麵去。像我和小莫回報沃克的微笑，談不上友好，隻能算禮貌。《重上井岡山》《鳥兒問答》兩首詩詞公開發表並被譜曲後，我卻沒聽到任何一位留學生唱過。我們中國學生是很快就會唱了的，廣播室天天以最高音量反複播放，早、午、晚響徹校園，聽也聽會了。何況每人還發了油印的鉛印的歌篇，學生會還集體教唱了好幾次。也巧，那天食堂還就是做了“土豆燒牛肉”。許多中國學生和留學生都買了。不知是哪位大師傅燒的，土豆成了羹，牛肉卻不爛。食堂裏一片抱怨之聲。食堂外響而亮之地播放著《鳥兒問答》。
我和小莫買好飯後，端著碗用目光四處尋找座位。沃克剛剛在一條長凳上坐定。他看到我倆，又朝我倆點頭微笑。所有的桌子凳子全被占據了，我倆找不到個可以坐下的地方。沃克欠身往他坐的那條長凳的一端挪了挪，隻坐了個角，招之以手，示意我們和他坐在一起。
不過去坐下連禮貌也失掉了。我和小莫對視一眼，走了過去，與他“三位一體”。條凳隻有二尺長，三個人坐上，兩邊兩個人的屁股就缺少支點。這麽坐著吃飯並不比站著吃飯強多少。我和小莫實實在在是出於禮貌。
其實飯廳裏有五張桌子沒人就座，都是“留學生專桌”。留學生們響應了沃克，誰也不去坐“專桌”，端著碗往中國學生的飯桌上擠。沒座位的中國學生們端碗站著吃，或端回宿舍去吃，也不願坐到“留學生專桌”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特殊化”，在留學生們提出來，是增進友好的願望。由中國學生去坐，就未免有“不自覺”之嫌了。
沃克見他提出的要求得到留學生們的響應，心中分明暗暗高興，一臉得意之色。
他將一塊嚼不爛的牛肉吐在桌子上，側臉瞅著我和小莫說：“朋友才坐在一條板凳上。你們倆是我的支持者嗎？”他中國話說得相當流利，吐字很清楚，而且是標準的普通話語音。
小莫沒吭聲。
我自然也不願有所表示，滿懷信心地嚼著一塊牛肉。沃克又說：“你們中國學生也應該支持我。”
小莫低聲問：“你要我們用什麽樣的行動支持你？”沃克又朝桌上吐出一塊嚼不爛的牛肉，盯著它恨恨地說：“簡直像從輪胎上切下來的！”隨後索性放下筷子不吃了，兩肘支在桌上，雙手托下巴頦，微笑著說：“從今天晚飯起，我希望你們帶頭坐到‘留學生專桌’去，那麽這個飯廳裏就再也不存在什麽‘留學生專桌’了，嗯？”那一時刻，他臉上有種孩子般天真的神氣。他的微笑也顯得那麽幼稚。他使我懷疑，他對他的做法並不是很認真的，甚至可能摻雜著無惡意的玩笑的成分。校方是絕不會喜歡一位留學生開這種玩笑的，我想。
“這就是你要達到的目的？”小莫又低聲問。
我暗中踩了小莫的腳一下，希望他別愚蠢地提什麽問題，快吃飯，吃完快跟我一道走。因為我發現已經有人在注意我們。
沃克的目光在整個飯廳巡視了一遍，望著所有仍在飯廳裏的中國學生和留學生們，用緩慢的語調說：“我要達到的目的是了解。”他收回目光，又目不轉睛地瞧著我和小莫，情緒變得有些激烈地說：“我們留學生從各國來到中國，絕不僅僅是為了學到中國文化！我們還非常想要接近中國人，了解中國人！對於我們，這是同了解和學到中國文化一樣重要的！哪怕讓我們真實地了解一個中國人也行啊！可是你們中國學生見了我們留學生，無非就是點頭、微笑、‘您好’、‘請’，仿佛你們都是機器人，就會說這麽幾個簡單的詞匯！難道我們是到一個機器人國家來留學的嗎？有時我真想把你們的思想從你們頭腦中挖出來！難道你們中國人的頭腦裏當真什麽都沒有嗎？”
他的語調很高。這時的他，臉上那種純稚的微笑不見了，那種孩子般天真的神氣也沒有了。他那樣子好像要立刻同誰展開一場大辯論。
飯廳裏一時變得寂靜無聲。中國學生和留學生們都停止了吃飯，從各個角度愕然地朝我們這邊望。
我和小莫一時怔住了。我當時絕沒有想到，這位瑞典留學生，竟會當著我和小莫——兩個中國學生的麵，坦率地說出那麽一大番不夠友好的話。我以為他想了解中國人的願望是表達得過於強烈了！而經驗，別人的經驗，更準確說是別人的教訓警告我，與這麽一位不安分的留學生接觸，對自己是很危險的。
我當機立斷地站了起來。小莫卻仍愚不可及地怔怔坐著。外麵，大喇叭還在播放《鳥兒問答》，不知已是第幾遍了。沃克也突然站了起來，環視著所有的人大聲說：“安靜，請聆聽最高指示……”
他的話聲剛落，緊接著大喇叭裏傳出一句歌聲：“土豆熟了，再加牛肉……”再接著是：“不須放屁！不須放屁！……”留學生們哄笑起來。中國學生們，則一個比一個神態嚴肅。不難看出，有人的嚴肅是佯裝出來的。一位老師傅在機械地抹桌子，仿佛身旁發生的事情，與自己毫不相幹。
沃克離開桌子，走到那位老師傅跟前，極其認真地說：“老師傅，如果先燒牛肉，牛肉燒得半熟，再放土豆，今天就沒有這麽多人抱怨您了。”
那老師傅木訥地瞧了他一會兒，竟驢唇不對馬嘴地張口來了一段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沃克無可奈何地聳了一下肩膀。我趁此時機，扯起小莫，趕快離開了飯廳。
“這個申·沃克！……”我邊走邊嘟噥。
“複旦園有了這麽一位留學生，夠工宣隊操心的嘍！”小莫幸災樂禍地說。
我說：“有什麽操心的？工宣隊實在看著他不順眼的時候，也許會將他開除！你以為工宣隊做不出來？”
小莫說：“隻怕沒那麽便當！沃克在留學生中很有威信，開除了他，也許會引起留學生們的普遍抗議，造成國際影響呢！”
我問：“他真是瑞典王子？”
小莫回答：“留學生們送給他的綽號罷了。”
“他像嗎？”
“我哪兒知道像不像！真正的瑞典王子，我也不曾見過。”
“真正的瑞典王子要比我溫文爾雅得多！”沒想到沃克又跟了上來，和我們並肩走，邊走邊說，“用你們中國話形容，儒者風度。”
我和小莫不禁都有幾分尷尬，猜想我們議論他的話一定全被他聽到了。
“你們對我的議論很有意思。”
果然如此！
我和小莫更加發窘。
他卻粲然一笑，避而不提了，問：“你們一定讀過新編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認同那種用階級鬥爭觀點闡述的文學史觀嗎？”
沃克提出了一個我和小莫不願回答的問題。關於“新文學史”，即使在我們中國學生之間談起，若非彼此絕對信任，也是諱莫如深，謹而慎之的。但如果我們根本不回答，又未免顯得我們心有所忌到了膽小如鼠的地步。這又會使我們感到，在一位留學生麵前，人格貶低，自尊難保。而且，說到底，他向我們提出的畢竟是一個純學術問題。起碼我們可以認為是一個純學術問題。
於是我用外交辭令回答：“那是一部很有獨到見解的著作。”我因頭腦中能想出這樣一句圓滑的話作為回答，對自己感到很滿意。同時極欲盡快擺脫掉這位“瑞典王子”的“糾纏”。是的，我已經覺得他是在“糾纏”我們了。小莫卻自作聰明地反問：“您呢？您是否能夠接受那種文學史觀？”
“我當然反對了！如果我們留學生在中國都接受了這樣一種文學史觀，那就太可悲了！那我們就白到中國來留學了，那我們回國後的個人前途就毫無希望了！一個尊重自己的文學和文化曆史的國家，是不會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篡改自己的文學史的，這難道不是極其愚蠢的事情嗎？……”沃克激動起來，站在我們麵前，看樣子要對我們發表“激烈反對派”的演說。
當時我心中真是對他充滿了羨慕。因為他有坦率說出自己觀點的權力。而我沒有，小莫也沒有。複旦園內哪一位教師哪一個中國學生都沒有。他說了，最嚴重的後果，也無非是可能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他說的那番話如果出自我們口中，輕則受批判，被記過；重則可能被開除，甚至打成“反革命”。世界那麽大，中國不歡迎他，他還可以到許多國家去。中國若對我和小莫過不去，我們就他媽的徹底完了。
有幾個新聞係的女同學從我們身旁走過，頻頻回頭。顯然，她們聽到了沃克的話。
高音喇叭裏，《鳥兒問答》詩詞歌仍在播放。廣播員仿佛不但要使這歌聲響徹複旦園，而且傳遍神州大地。我和小莫對此已司空“聽”慣，並未做出什麽表情反應。
沃克卻皺起了眉頭，長長的手臂在空中一揮，大聲說：“真討厭！”
我和小莫這一驚非同小可！
我和小莫裝聾充啞，隻有低頭走路而已。
沃克繼續倒退著走在我們前邊。
“不須放屁……不須放屁……不須放屁……”
男高音、女高音、男女齊唱、男女合唱，極有層次地反複唱著這四個字。仿佛譜曲者認定了這四個字代表詩詞的最高美學境界，體現了歌曲思想內涵的最**似的，卻半點也不能使人感受到音樂的美好。不要說留學生們不喜歡，連我們中國學生學唱到這句時，也個個都覺得口舌笨拙，如鯁在喉，別別扭扭的。
我和小莫唯有裝聾作啞而已，唯有低頭走路而已。
但願別人看來，沃克是在對“牛”彈琴。我當時真願變成一頭牛。我想小莫大概也恨不得坐地變成一頭牛或者別的什麽牲口。
“你們聽，這算音樂，這算歌曲嗎？你們的魯迅先生不是就曾經說過‘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的話嗎？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這算音樂，這算歌曲！這樣的東西在複旦這樣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校園裏天天廣播，真是滑稽可笑，無法理解，不成體統！……”
小莫這時變得聰明了。脖子似乎從後麵被人砍了一刀，低垂著的頭始終不再抬起。
你他媽的說得很有道理！你他媽的說得都對！你他媽的說得對極了！但你他媽的這個外國小子幹嗎非糾纏住我們倆不放？！幹嗎非對我們倆說這些？！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他媽的太缺德了啊！我心中恨恨地想。
我猛地抬起頭，差點要將飯盒砍到沃克臉上。
大概我當時的模樣太可怕，沃克頓時緘口了。他驚詫地瞧著我。
我卻發現係總支書記、工宣隊隊長站在樓口台階上，像一隻觀察的袋鼠，正聚精會神地望我們。
一個聲音命令我：趕快脫身！傻小子，趕快脫身！
那是我自己的理智的聲音，也仿佛是一個陌生的令我討厭也使我懼怕的什麽人的聲音。這種人當時複旦園裏可真不少，防不勝防。在我們中文係上兩屆的畢業生中，就有一個學生被自己最要好的同學出賣了——畢業前夕，係裏貼出了他的“反動言行百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押送回原籍勞動改造。
我靈機一動，突然說：“哎呀！我的飯票夾丟在飯廳了……”說罷轉身就往回走。
我們一路無話，匆匆走回飯廳。飯廳裏空空****，一個人也沒有了。
我們麵對麵坐在一張桌子旁，相互望著，各自心裏都有種擺脫了一個什麽魔鬼逃入安全之門的獲救感。
“太可怕了！……”小莫心有餘悸地嘟噥。
我說：“但願他別認為我們和他的觀點完全一致，那對我們倆可不美妙啊！”
小莫沉思了半晌，自言自語：“如果他認為我們和他的觀點完全不一致，那我們在一位留學生眼裏可就分文不值了。”
我問：“難道你覺得他的話頗有道理不成？”
小莫生氣了，虎虎地說：“你別問我這種話好不好？”
“我可絲毫沒有不良居心。”我立刻向小莫解釋，又說，“在一位留學生麵前，我們都太虛偽是不是？”
小莫搖了搖頭：“不，是太可悲。”
“比我們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比如F教授，嗯。”
“嗯。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啊！”
“你說在我們複旦大學三千多工農兵學員中，會有多少人異常清醒地在裝糊塗？”
“起碼兩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麽回事呢？”
“比我們還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機者，被既得利益收買者，時代製造的半顱人。”
“半顱人？……”
“隻有左半邊大腦。”
“你以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顱人。”
我忽然覺得，我們相處兩年來，那天才彼此了解，往後可以成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著桌子向他伸過一隻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輕輕拍了一下。
小莫領會了我這一動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說：“不談這些，我們走吧！”
我也說：“走吧。”望著小莫，卻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語：“這個申·沃克好像認定了我們倆就應該是他主動了解的中國人似的！”
我問：“晚飯我們倆帶頭坐‘留學生專桌’嗎？”
小莫反問：“我們當時應諾他了嗎？”
我說：“也不算應諾。”
小莫說：“那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帶這個頭。”
“是完全沒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緊接著又說：“其實帶了這個頭也無所謂，不過就是坐在哪兒吃飯的問題。”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無所謂。”
我們剛才緊張的神情漸漸鬆弛，對望著，忽然都覺得我們之間的談話既認真又可笑，因為非常認真而顯得非常可笑。我們都忍不住撲哧笑了起來……
然而我們並沒有獲得帶頭坐“留學生專桌”就餐者的“榮幸”。當我和小莫一塊兒來到飯廳，“留學生專桌”早已不成“專桌”了。圍坐著它們吃飯的更多是中國學生。“留學生窗口”也名存實亡。有幾個中國學生想為所有的中國學生做表率，假裝大大咧咧的樣子，將飯碗從窗口遞了進去，卻又被粗魯地推了出來。賣飯的姑娘一本正經地說：“沒接到取消‘留學生窗口’的通知，我可無權擅自破例！”那幾個中國學生隻好悻悻離開。
小莫說：“還真造成了一種水乳相融的局麵呢！”我糾正他道：“實際上還是水乳不相融，不過混兌在一起罷了。好比雞尾酒。”
小莫說：“比喻得不錯。”
兩天後，“留學生辦”通知我，說要找我談話。我馬上聯想到了申·沃克三天前從飯廳到四號樓的路上對我和小莫發表的那些言論，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畢竟沒說過一句附和沃克的話，心裏踏實了些。隔牆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學沒教給我什麽正經知識，但教給了我不少“防人”的經驗，或曰“常識”。那便是——盡量將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包裹得愈嚴密愈安全。
我在這方麵得到的教訓是太值得記取了。
入學數月後，我便觀察出同學中有幾位善於“打小匯報者”，殊惡之。曾以言語相諷。
一日，晚飯後，同學H邀我出去散步。他與我同寢室，而且上下鋪。我下他上。我當時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難以堅拒，強顏隨行。
走出校園，跨過馬路，漫步一條僻靜小街。其實那算不得一條街，也算不得一條巷，一側是大片菜地，另一側有零散民宅。我隻是相與走著，並無話說。H偶爾說一句淡話。實實在在的是“散步”。
H突然發問：“你猜，這是誰住的地方？”
我看時，見高牆內樹冠探出，洋樓露頂。院內寂寂然如無人所居。走至門前，門半掩，得窺院內孵石鋪路，冬青成籬，月季盛開。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掛綴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這是什麽人住的地方，搖頭。
H告訴我：“這是陳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罷，臉上閃耀出神秘之色。
我頓時肅然起敬，倒退著離開院門前。直至那時我還是一句話都沒有與他說，不知為什麽，那個傍晚我就是不想說話。也許僅僅是由於身體不舒服。
我們從他路回返，H突然又問：“哎，你覺得那院子怎麽樣？”
我不甚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迷惑地瞧著他。
他一笑，進一步問：“要是讓你在那麽一座院子裏生活，你會感到滿意嗎？”
我隨口回答：“當然滿意。”我覺得他問得有點莫名其妙，回答前並未做任何嚴肅的思考。他問了我好幾次話，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無此意的。
那樣回答了，認為他就不會再問什麽了。而且我回答得也很實在。他果然不再問什麽。卻看出他內心裏暗暗高興，竟吹起口哨來。“當然滿意”——這四個字，是我與他散步時說過的唯一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