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複旦到北影（一）
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兩三點鍾，哈爾濱至上海的一趟火車進站。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被人流裹著，步子虛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熱，三十四度左右。這年輕人穿件哢嘰布的、舊的、在洗染店染過的、黑色而又變灰了的學生製服。一條嶄新的、褲線筆直的“的卡”褲子，藍色的，太長，折起一寸有餘。一雙半新的網球鞋。頭戴一頂嶄新單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網兜，裏麵兜著一個新臉盆、牙具什麽的。
他避開人流，有些發蒙，不知該往哪兒去。
他像東北農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書一類。更具體說，像《豔陽天》中的“馬立本”。連“馬立本”那點土瀟灑也沒有，模樣遲鈍。
雖然是“文革”時期，講究穿著的上海人還是比全國其他大城市的人們明顯地穿得雅致。他有些自慚其“土”。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滿大街的女人盡數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應朝什麽地方看才算個正經的年輕人。
從他眼前走過的女人們，卻並不注意他。偶有一兩個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覺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慚，更害羞。沒有一個男人像他似的頭上戴著頂嶄新的單帽。撐帽紙板還保留在帽子裏，未丟掉是為了帽臉兒顯得更陡，給自己增添點精神。
他不由得將帽子摘了下來，塞進手提兜裏。可是想到自己一個多月前剃禿頭，頭發生出還不足半寸，一定更傻裏傻氣，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撐帽紙板折壞了，隻好扔了。單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麽像樣。
他有幾分沮喪。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輕人們知道我隨身帶著一份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入學通知書，他們肯定會非常羨慕甚至可能嫉妒我這個“東北土老帽”的。那年頭“工農兵學員”正吃香，複旦又是國內名牌大學。我家祖墳大冒紅煙紫氣！
我向一個清掃工問去複旦怎樣乘車。他上下打量我一陣，反問：“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
我不無自豪地點頭。
又問：“從哪兒來？”
我回答：“北大荒。”
再問：“北大荒當地人？”
答：“哈爾濱知青。”
他說：“我女兒也在北大荒，一師三團。”
我說：“我在二團。”
他詢問兵團知青的近況。我很樂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種種問題。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話早已聽慣。他對我頗產生了一點好感，末了說：“複旦大學的接站車停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我帶你去。”
我能進入複旦，自己完全沒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們一師二團。我是到兵團總部去參加文學創作學習班的。我是團宣傳股報道員，兵團業餘文學創作員。
回到團部剛幾天，政治部主任帶我到木材加工廠“蹲點”，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經驗。木材加工廠是團後勤處直屬連隊，在團部附近，離團機關區隻五六分鍾的路。木材加工廠有一個鶴崗知識青年，抬大木時摔斷了腿，被送到師部醫院住院。腿好後，他在醫院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要求回鶴崗市探一次家。連隊領導沒批準。他私自回到了鶴崗。他的母親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質問的話：“我的兒子千裏迢迢去到邊疆，在勞動中摔斷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難道你們當連隊領導的，竟沒有批準我兒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嗎？”可想而知，這封信使連隊領導惱怒到什麽程度。他一個星期後回到連隊的當天，團支部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並討論對他的處分。“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處分已在他回到連隊之前就確定了——開除團籍。
我以團政治部工作組成員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基層連隊的團組織特殊會議。會前我了解到，連隊領導已找過一些團員骨幹個別談話，“指示”他們在討論處分時起到“應起的作用”。團支部書記、一位哈爾濱姑娘，對連長和指導員的“指示”當然心領神會，毫無異議，“堅決照辦”了。這種做法，本應被列為破壞團組織原則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小動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對每個團員意誌施加的壓力，更不利於一個基層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個鶴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複承認錯誤，做了檢討之後，在經過一陣沉默之後，在由團支部書記宣布給予他開除團籍的組織處分之後，在那幾個連長、指導員找他們個別談過話的團員骨幹同時舉起手之後，在其他團員們十分猶豫的時候，我忍耐不住了，開口發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許我在那一時刻保持沉默。而當我對什麽事情不讚同的時候，我的言詞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當時說了些什麽，無須贅述。總之，團支部書記兼副指導員顯得非常尷尬和難堪，幾乎是憤憤然地吩咐一個團員：“去把連長和指導員找來！”
連長來了，指導員也來了。兩位連隊領導的“坐陣”局麵，使氣氛格外嚴峻。這種嚴峻的氣氛，將我推到了被迫“迎戰”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這種地位，哪怕是一個沉著練達的人，有時也會變得一反常態，激昂慷慨起來的。我天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沉著練達的人。我的氣質中有種易於衝動、易於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衝動起來，豈止“激昂慷慨”而已，簡直可以說“目中無人”“氣衝霄漢”！尤其當我深信正義是在我一方時，我是頗有點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當時又說了些什麽，連我自己如今也記不清了。有一點卻記得很清楚，連長沒坐多一會兒，就一言未發，麵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導員比連長涵養好，默默地吸了兩支煙，也站起身走了。他雖然表麵上不動聲色，但離開前狠狠踩滅煙蒂的動作，也夠令人“觸目驚心”的。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他當時絕不會表現得那麽有涵養。團支部書記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對她說：“團組織會還沒開完呢，你不能走！”她隻好留下，眼淚汪汪的，幾乎快哭了。
多數團員知青，對於出現了這樣一種他們萬萬料想不到的、劍拔弩張的局麵，既感到震驚，也暗暗感到欽佩。我無形中成了代表他們被壓製的意見的人。他們主張繼續表決。表決的結果——給那個鶴崗知青警告處分。這等於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剖析起來，我的仗義執言，倒並非主要是受所謂“正義感”的驅使。還有更為主要的，當時連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識到的心理因素起強烈作用。這種心理，就是身為一個知識青年，經常受到種種抑製性的不正當的“管束”，人格被“領導意誌”隨心所欲地扭曲，情緒被外界力量無端粗暴地施加騷擾，尋找機會想得以發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過在什麽機會下，以什麽事件為導火索，以什麽方式發泄和反抗，因人而異罷了。這件事，我在我的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為“情節”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曉燕身上了。
我以我認為恰當的方式發泄了。我的心裏感到了一種發泄後的滿足，感到了一種類乎“大獲全勝”的痛快，一種從未有過的痛快。然而，“大獲全勝”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過扮演了一次“堂吉訶德”式的慘敗者的角色而已。我已說過，從木材加工廠到團部隻需五六分鍾。剛表決完，還沒散會，我就被叫去接電話。政治部主任從團部打來的。“放下電話，立刻跑步到我的辦公室！”政治部主任在電話中用異常嚴厲的語調命令。
我沒跑步，但走得很快。走進政治部主任辦公室，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坐在辦公室裏，都幸災樂禍地瞧著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氣。
“從今天起，不，從現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組成員了！你必須在木材加工廠團支部會議上做深刻檢查！”主任對我拍桌子瞪眼睛。
“沒什麽可檢查的！”我惱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氣得臉色紫紅。
我頂撞道：“作為一個人，我有權放肆一次！”
主任腮幫子抽搐，說不出話。
“小梁，你何必發這麽大火呢！有話好好講嘛！”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虛偽地勸說我。
我狠狠瞪了他們一眼，走出了主任辦公室。政治部主任對我沒有半點好印象。他給我的印象更不怎麽樣。我從連隊調到宣傳股兩個多月後，我們連的文書，一位小巧玲瓏的“安琪兒”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調到了團部組織股。她報到的當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和她肩並肩向機關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罷了晚飯，迎著我們倆往回走。相距三十步遠，我就發現他的五官往一塊兒擠，在臉上擠出了一堆笑。盡管我不愛看他那種笑，但卻認為他是在對我笑。自從我調到宣傳股後，他隻對我簡短地說過幾句例行公事的話，還從沒對我笑過。主任對我笑，而且是第一次，僅僅出於禮貌，我想我也應對主任笑。我心裏那麽想，表情上也就相應地做出了一種笑模笑樣。笑得不怎麽自然，也不怎麽由衷。相距二十步遠，主任臉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相距十步遠，我才看出，主任臉上那堆笑，並非為我，而是呈獻給我身旁那位“安琪兒”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齊齊的兩束，投射向一個焦點——她的臉，連點兒餘光，也沒賞賜給我。我那笑模笑樣，算是白做出了，像一個蹩腳的“二傳手”，移傳不到位。
我撇下她，識趣地獨自走了。從那一天起，我就認定政治部主任不是個好東西。事實證明，我對人的看法很有準頭。他終於因為道德敗壞，被開除了軍籍、黨籍，撤銷了一切幹部職務，“發配”到我的老連隊，成了名副其實的“二勞改”。
這個“不是好東西”的人，在當時，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被公認為“壞東西”，因此也就還完全操縱著我這個小小報道員的命運。不久，團機關開始“精簡機構”。政治部所屬幹部、組織、宣傳三個股要精簡掉二十二分之一。我就是一。宣傳股長覺得有些對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機械連吧，能學點技術。以後，找個機會，我再把你抽上來。”我沒到機械連去。我那時年少氣盛，一種對政治部主任，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的挑戰情緒，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廠去。這樣的要求當然不會遭到拒絕。
在木材加工廠的連部裏，連長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條斯理地說：“你自願來到木材加工廠，我當然很歡迎。在哪裏跌倒，在哪裏爬起來嘛！可我們這兒沒輕活啊！”
他分明對我落到這種地步很高興。
我問：“什麽活最累？”
他說：“抬大木。”
我說：“我抬大木。”
他說：“好啊！”
他站起來，從辦公櫃裏取出一雙帆布手套、一副墊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
我永遠感激當年木材加工廠抬木班的知青夥伴們，他們對我的愛護之情，勝似兄弟。他們認為我是被“貶”到木材加工廠的。他們覺得有義務愛護我。最初三個月內，我的肩膀幾乎沒挨過“蘑菇頭”——抬大木的杠棒，隻是用卡鉤搬搬木頭。三個月後，在我的要求下，他們才開始輪流與我搭對抬木頭。我的腳步起初總是踏不上號子，大原木前扭後晃，左右搖擺，“耍龍”不止。好幾個人由於和我搭對子扭傷了腰，卻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我永遠感激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姓名和綽號。他們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現眼前。在北京的幾個，雖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來往不多了，但每到春節，總是要互相看望看望的。
他們性格各異，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許這一點與特殊的體力勞動分不開。八個人，哼起號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齊心的。一聲“弟兄們，起呀……”，將人和人拉近了。四個月後，招生名額下到連裏了。
我成為三名被推薦者之一，名列第二。
但那一年出了個張鐵生，我沒走成。政治部主任也不甘心讓我去上大學。他親自將我的名字劃掉了。
第二年，木材加工廠隻分到兩個名額：一個大學名額，一個中專名額。大學名額是哈爾濱師範學院，中專名額是鶴崗市郵電學校。
那時我已借調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為期一年。對上大學不感什麽興趣了。唯希望一年後興許會被留在出版社，做一名編輯。因為他們對我好，有這個意思。
但連隊的知青夥伴們替我報了名。推薦的結果，我名列第三。夥伴們還頗為我遺憾。我從哈爾濱回木材加工廠“探家”，推薦工作剛剛結束。
被推薦到鶴崗市郵電學校的，是一名鶴崗知青，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他處了個女朋友，是我們哈爾濱姑娘，菜班班長。
推薦結束的當天晚上，菜班班長約衛生員“會晤”。她對他說：“你千萬不要去上什麽郵電學校吧！鶴崗不過是個小小煤城，回去當郵遞員圖的什麽呢？衛生員在我們這裏很吃香，人人求得著，難道你舍得丟掉聽診器嗎？”衛生員猶豫起來。
菜班班長進而含情脈脈地說：“反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讓你走的！你一走，我們的愛情就完結了！我怕你回到鶴崗，會愛上別的姑娘！”
衛生員信誓旦旦，言道人雖離開，心是永遠不變的。菜班班長哭了，又說：“就算你不會變心，將來兩地生活，多麽不幸福啊！”
衛生員終於被說服，為了愛情，做出“犧牲”，放棄名額。
菜班班長卻瞞著衛生員，去找後勤處長，說她的男朋友希望能由她頂替這個名額，懇求後勤處長成全他們的願望。
木材加工廠歸後勤處領導。後勤處長經常到木材加工廠走走，對菜班班長這個哈爾濱姑娘印象不錯，爽快答應。
一個鶴崗市郵電學校的名額，誰頂替誰都不至於引起什麽風波。何況又是女朋友頂替男朋友。更何況後勤處長親自出麵說情。招生辦認為反正不算原則問題，同意了。這豈能瞞得過衛生員？
衛生員知道後，未免生氣，質問女朋友，怎麽可以“偷梁換柱”呢？
菜班班長說：“我是太想上學，太想離開兵團了。隻要能離開兵團，到任何一個小城市去都行！為了我們的愛情，你就徹底做出犧牲吧！我絕不會對你變心的！其實呢，兩地生活，也有兩地生活的好處。不經常在一起，思念會加深愛情的……”雲雲。
衛生員對這樣的話頗不受用。他真愛她，上了一次當，就不怎麽肯輕信她，於是找到招生辦吵鬧。
招生辦覺得他們無事生非，很惱火，對他們說：“拉倒吧！你們都紮根邊疆吧！”
結果，他們兩個上鶴崗市郵電學校的資格都被取消。感情卻未破裂，似乎斷了想法反而更相愛了。
連裏呢，認為別白瞎一個名額啊！指導員就去招生辦交涉，又將這個名額要回來了。要回來，是為了讓另一個女知青走。指導員和那個女知青的關係有點非正常。
連裏的知青們不同意，說應該讓我走。因為我是經過推薦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沒資格了，當然該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實又不想去上什麽郵電學校。分配去向是預先明告的——鶴崗市郵電部門。我一想到以後將穿著一身綠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鶴崗的某一郵電所裏整天拿著一顆郵章不停地蓋東蓋西，或者騎輛自行車丁丁零零地駛街穿巷，覺得並不美好。
夥伴們說服我。他們講人挪活樹挪死。他們講你想留在黑龍江出版社沒那麽容易。從兵團調走一個知青關卡多著呢！你身體這麽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廠抬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可！他們講團裏的幹部們不喜歡你，連裏的幹部們也不待見你，不走留戀的又是什麽呢？
那個當初因為我替他說了一句公道話才保留了團籍的鶴崗知青對我說：“我爸爸是《鶴崗日報》的副主編，你千萬別錯過這機會！將來我讓我爸爸想辦法將你調到《鶴崗日報》當記者！”
我不忍辜負他們的好心。而且對能否留在黑龍江出版社當一名編輯，毫無把握，就做出了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決定——去當一名鶴崗市公民。我對抬大木這重體力活也確實有些怵了。那一時期我吃不下飯，渾身無力，走路雙腿發軟，不要說抬大木上高跳板了。有一次險些在三節跳板上被壓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早就報銷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時我已患了急性無黃疸型肝炎。肝功能損傷嚴重。
我的名字報到團招生辦的第二天，我正硬撐著和夥伴們抬大木，連長走來了，對我說複旦的一名老師要見見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負擔？什麽負擔？”我有些疑惑。慚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還不知道中國有所著名的大學是複旦大學。隻知道清華、北大、哈工大、哈軍工。如果我“大串聯”時到過上海，肯定會知道的，但我沒到過。平素也未從上海知青口中聽過“複旦”二字。一個初中畢業生，又怎麽會知道全國的每一所名牌大學呢？
連長顯然也糊裏糊塗，說：“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見到的是複旦的一位四十餘歲的男老師。如果我沒記錯，他姓陳，政治經濟係的。
他對我很熱情，問我都讀過哪些文學書籍，我就回答他讀過了什麽什麽。
又問我最喜歡哪些著作。
我說：“《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與黑》《紅字》……”
“在這幾本書中，最感動你的是哪本書？”
我想了想，說：“《紅與黑》。”
“為什麽？”
我語塞了。我看《紅與黑》，是在初中一年級。記得讀完這本書，我痛哭了一場。我最同情的倒不是於連，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對於連的愛，在我看來太令人傷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於連，可能會朝自己的太陽穴開一槍，絕不忍去傷害那樣熱烈、那樣癡情地愛過自己的女人。而且看過《紅與黑》後，我常常設想另一種結局——於連越獄逃走，帶著德·瑞那夫人雙雙逃到一個孤島或大森林裏去，有情人終成眷屬，生下一個女兒，白頭到老……我就把這些想法講了。
他很認真地聽。
最後我說：“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動和第一次戀愛一樣，是難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麽，問：“你有女朋友？”
我搖頭說：“沒有。”
他還問：“真的？”
我說：“為什麽要騙你呢？”
他說：“好，很好。”
我當時並不明白他為什麽認為我沒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這麽一位大學老師很認真地聽一個知青談文學，我覺得格外高興，不再感到拘束，又談起了別的作品。記得我還談到了《納賽·吉約》。這是一個短篇，小學五年級看的。篇名中肯定有兩個字我記錯了或顛倒了。而且是不是梅裏美的作品，也搞不太清楚了。內容是：一個富家子弟與一個孤兒院長大的美麗女工相愛，但又沒有娶她為妻的意思。她無法擺脫對他的愛情，跳樓自殺，未死，摔斷了一條腿。被一個專做慈善事情的年輕的伯爵夫人所憐憫，送到醫院裏，天天給她讀聖經，教導她為自己“罪惡”的愛情懺悔。富家子弟深感內疚，決心娶女工為妻。但他的監護人，也是他的小姨反對這種愛情。認為一個富家子弟愛一個女工是有失貴族體麵的愛情。那小姨就是那伯爵夫人，她亦愛上了自己的侄子。結局是：那女工淒涼地死在醫院裏，伯爵夫人阻擋了她的情人與她的每一次見麵。伯爵夫人要女工臨死前向上帝懺悔。
她說：“我愛過。”
她說：“是我，我愛過。”
她就死了。一年後，年輕寡居的伯爵夫人與自己的侄子結成夫妻。小說的名字我雖然記錯了，但是那女工臨死前說的話，銘刻在我記憶中。
我還記得對這篇小說的介紹中這樣寫道：“作品一發表，貴族階層大嘩，對作家進行憤怒的圍剿。貴婦淑女們，謾罵作家是一隻可憎的忘恩負義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間作態’……”
陳老師自始至終聽得很認真。他又問我看過哪些中國文學作品。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都看過了什麽什麽。他沉思了一會兒，忽然問：“看過《牛田洋》嗎？”我說：“看過。語錄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說。”他不再問什麽。我便告辭了。抬大木的夥伴們圍住我，問我複旦的老師找我什麽事兒，問了些什麽，我怎樣回答的。我複述了一遍，他們就一個個直拍大腿，說我是個大傻蛋，不該對複旦的老師賣弄，大談什麽西方文學。尤其不該貶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樣板文學”。他們認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興許能入複旦。
我想哪有這等好事落在我頭上？我上鶴崗市郵電學校，已是板上釘釘了，報以一笑而已。第二天，那複旦的老師到師裏去了。隔了三天，他從師裏回到了我們團，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見麵就對我說：“你的檔案，我從團裏帶到師裏了，如今已從師裏寄往複旦大學了。如果複旦複審合格，你就是複旦大學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學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講不出話。他又說：“關於《牛田洋》的那些話，你如果真入了複旦，是不能再說的。複旦很複雜，言行要謹慎。不要希望目前情況之下能在大學學到很多，自己多看些書吧！多看書，對一個人今後總是有益處的。”
事後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個東北地區隻有兩個複旦大學的名額，都分在了黑龍江省。黑龍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團。其中一個名額又分在了我們二團。陳老師住在招待所裏，偶讀《兵團戰士報》，發現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傳股，將我幾年來發表的小散文、小詩、小小說一類，統統找到，認真讀了。還給黑龍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裏的表現。然後親自與團招生辦交涉，將我的名字同複旦大學聯係在了一起。
是機遇嗎？不是機遇又是什麽呢？
從此我在許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機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對我不好，不連續兩年推薦我，便沒有這機遇。如果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那些老編輯們給我寫封很壞的而不是很好的鑒定，便也沒這機遇。如果陳老師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團戰士報》，仍沒這機遇。如果不是陳老師是另外一位老師來招生呢？更沒這機遇。
我的機遇是許許多多人給予我的。我甚至認為包括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和菜班班長。這次機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轉折。機遇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啊！生活中，有多少人，僅僅因為沒有機遇，便默默無聞。而一旦有了機遇，誰又能斷定走在大馬路上的一個什麽人，不會在一番什麽事業中取得什麽成功呢？當時我們兵團創作員中，不少人在寫作上都比我強得多。那次機遇卻偏偏落在我頭上。對他們真是不公正，對我真是太幸運。我是兵團創作員中最早離開北大荒去上大學的一個。讓我在這篇記敘性文字中，對當年木材加工廠的我的知青夥伴們，對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在文學上給予我許多指引的老編輯們，對複旦大學的陳老師，再次表達我永遠的感激吧！也讓我感激機遇吧！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無邊的主宰。而且讓我說，人啊，都為別人更多地創造機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們每個人的機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業而不成功，有時實在不是因為缺少才華，而是缺少機遇。進而言之，是缺少為他或她創造機遇的一些人。我們為他人創造機遇，更多的時候並不損失我們自己的什麽利益。何樂而不為呢？僅僅因為“我不能，你便也別想”這樣一種心理，斷送了別人可能一輩子隻有一次的機遇，那是多麽該詛咒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點，生活將會變得多麽美好！
有一部電影中的一個情節，令我感動至深，永難忘記。
年輕的肖邦初到巴黎，無人賞識他的音樂天才。他偶識了喬治·桑——這也是機遇。喬治·桑引他進入自己的沙龍的第一天，邀請了許多音樂界名流，告訴他們，大音樂家李斯特將為他們演奏鋼琴曲。但有一個條件，需熄燭聽之。黑暗中，鋼琴聲將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聲止，掌聲起。喬治·桑挽著李斯特持燭走至鋼琴旁。這時人們才發現，演奏者原來並非李斯特，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持在法國女作家手中的蠟燭，照亮了未來的大音樂家的臉。
李斯特說：“這位年輕人演奏得好極了！我非常羨佩他的音樂天才！”
也許是虛構。但是真美好！美好的喬治·桑！美好的李斯特！當時眼望著銀幕，我流淚了，從此喜愛喬治·桑的作品，喜愛李斯特的樂曲，尤勝喜愛別的作品和別的樂曲。喬治·桑與肖邦的愛情，對我來說，也成為容不得什麽人的什麽文字非議的愛情了……
在接到複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前的半個月，我每天仍抬木頭。身體愈加不行，撐著，以此感謝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暈倒了……
二
我到複旦那天，兩腿浮腫，鞋襪難脫。以為是在火車上坐的，並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狀。
當天晚上，專業已報到的同學們，聚在一起開“認識會”。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帶來的好吃的東西，堆了一桌子。我隻剩下幾個小蘋果，不好意思拿出來，也不好意思光吃別人的，就吸煙。
我的東北老鄉，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兩個哈爾濱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臉盆那麽大。我隻在很小時吃過幾次。當時哈爾濱難以買到。大家覺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說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鄉的，太客氣反而顯得疏遠。我在一師，C來自五師，原先互不認識。心中暗想，同學中有一個老鄉兼兵團戰友，真不錯。
有一同學問：“聽說你們哈爾濱人天天吃這種‘大列巴’？”
C回答：“當然。哈爾濱人個個都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
我覺得很有糾正一下的必要，便說：“隻有百分之五，也許還更少的哈爾濱人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從小吃大餅子長大的。”
我說的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時哈爾濱人的糧食定量是——麵粉二斤，大米一斤，其餘全是粗糧。米麵在一般家庭中，除了過年過節，都是給上班的人帶的。
C當即反駁我：“你一個人是吃大餅子長大的，也代表不了哈爾濱人。我就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
我據理力爭，說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個，當然代表大多數哈爾濱人。她不過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代表不了哈爾濱人。
她生氣了，說：“你說誰是‘一小撮’？告訴你，我的家庭是‘革幹家庭’！你侮辱革命幹部！”
我說：“我不知道啊！可你為什麽要說謊呢？為什麽要欺騙這麽多初識的同學們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吃的是粗糧！哈爾濱人如果都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哈爾濱人早算進入共產主義了！”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這是非辯論清楚不可的。對於這一類問題，我一向特別敏感，容不得別人當我麵說一句假話。
她說：“你的話裏明明有對現實不滿的意思！”
我火了，說：“咱倆都是工農兵學員，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我對現實不滿，你又能把我怎麽樣？”
她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那我就有權批判你！”
我說：“你不過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共產黨員，統計一下，你在共產黨員中也不過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學就勸解。他們越勸解，我越來氣。我希望他們都能夠相信我的真話，而不要相信C的假話。但他們似乎對我與C爭論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隻對“大列巴”感興趣，這比他們相信了C的話還令我氣憤。若在兵團，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說哈爾濱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還堅持，非被吃大餅子長大的哈爾濱青年們合夥揍一頓不可！
怎麽能瞪著眼睛認真嚴肅地說假話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你這是在分化我們黨員隊伍！”
我騰地立了起來，說：“滾你媽的！”將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轉身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從不罵人，是到木材加工廠後學會的。學會了，就覺得在必要時來一句“滾你媽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還氣得不行，還想再去找C展開一場大辯論。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種過於認真而又過於激烈的劣根性。在連隊，跟幾任連幹部大吵過。在團裏，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大吵過。到木材加工廠，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團。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團。勞動很能幹，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為這種性格，重新入團竟入不了。四年後，調到團宣傳股的前一年，隻好又請求恢複團籍，補了十二元多的團費。教訓可謂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現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什麽值得辯論的呢？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也有之。幹嗎臉紅脖子粗地爭誰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爾濱人呢？
聽隔壁宿舍陣陣說笑聲，我忽然意識到，我是換到了另一種環境裏。複旦與北大荒太不一樣了。我將與之共處的同學也與木材加工廠抬木頭的夥伴們太不一樣了。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想起陳老師在我們團招待所裏對我說過的那番告誡的話，倏然地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孤獨感。
隔壁宿舍裏不斷傳來歡聲笑語，C的說笑聲尤為響亮。同學們吃著她的“大列巴”，當然不會表示懷疑她的話而相信我的話了。
可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刻一樣，希望自己的話被相信。每月二斤麵粉的哈爾濱人——我心裏真是有些難過。
隔了兩天，我到醫務室去看身體複檢結果。醫生問過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驗單，隻看了一眼，就低聲叫道：“乖乖，好家夥！”接著說：“你跟我來，你跟我來！”不用手扯我，用夾化驗單的夾板從背後頂著我往前走。我就這麽被頂上了醫務室的二樓，頂進了一扇三夾板臨時做成的門內。我糊裏糊塗地問：“這是什麽地方啊？”
醫生說：“肝炎隔離室。”
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帶病毒者——轉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請求道：“那也得讓我回宿舍一次呀！”
醫生說：“不行。你的一切東西都得經過嚴格消毒。消毒後日常用的我們會替你送來。從現在起你不能離開這裏！”
共有二十幾名各係各專業的新生被關閉在“肝炎隔離室”。我是其中肝指數最高的。大家的活動區僅限各房間，每房間四五人，有一個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陽台。陽台下是籃球場。可誰也不願出現在陽台上，那好像等於自我展覽。
我苦悶起來，唯恐被退回兵團。未入複旦，不知複旦名氣。入了複旦，方知複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地方。有一個上海“老高三”的新生，與我對麵床，每天向我講複旦的曆史。我才知道複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從此對這所大學肅然起敬。
有一天，學校裏的氣氛似乎顯得有些異常。那“老高三”經常偷偷溜出隔離室，帶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來後告訴我們，是某國元首到學校參觀，還說翻譯就是複旦上一屆分配到外交部的學生。“肝友”中一個外語係的，不知為什麽就哭了。大家問他哭什麽，他說：“我的名額將來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現在卻被關在這兒！”大家寂然。
大學既是往人頭腦裏灌輸學問的地方，也是在人頭腦裏編織夢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學問貶值。“戴帽分配”——即入學前便已預知分配去向，尤使夢幻迷人。想想看，昨天還在握鋤把或掄大錘，明天突然進了某某名牌大學，三年後將要被分配到什麽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報》社等好去處，怎地不使人天天做夢呢？
我也借來那本《肝髒病知識》讀，也學會了長長地伸出舌頭照著小鏡自己觀察自己的舌苔，也學會了觀察身上有沒有“蜘蛛痣”，手上出沒出現肝掌。也夢想，夢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做一名編輯。為這個夢想也暗暗祈禱過，不是祈禱上帝，而是祈禱“複方”什麽“草衝劑”——醫生每天給我三次的草藥湯。
一天，剛剛吃過晚飯，正躺在**憂愁，忽聽外麵有人喊我。走到陽台上，朝下一望，是陳老師。見了他，就如同見了一位久別的親人，不禁淚潸潸無語。他仰視，我俯視，我倆好像戲台上《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和司馬懿。他見我那可憐樣子，安慰道：“別想得太多，安心養病。思想負擔太重，對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說：“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說：“一般情況下不會的。肝炎沒那麽可怕，也不是什麽不治之症。”
陳老師走後，我回到隔離病房，重新躺在**，感到內心的憂鬱稍釋。
同學小莫給我送來十幾封信。一封家信，其餘全是木材加工廠抬大木的夥伴和宣傳股的朋友們寫來的。信給我帶來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傳股的姑娘們分別寫來的。我們宣傳股隻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廣播員，天津姑娘小張和鶴崗姑娘小張都是放映員。我總是叫她們“張天”“張鶴”。我們宣傳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報道員、三名幹事、兩名男放映員，可謂是一個大家庭。股長當年也才三十六七歲，現役軍人，是我們的“家長”，令我們感到很可親的一位“家長”，在我們麵前，半點也沒有股長的架子，對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遠之”。
我們宣傳股的知青之間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們的三位妹妹一樣。這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時似乎誰也沒有談情說愛的念頭，關係都很單純。起碼我自己那時沒有產生過與三位姑娘中的哪一個談情說愛的念頭，也從未看出其他幾個小夥子對三位姑娘有過這種表示。
我上大學兩年之後，我在宣傳股時那種互相之間友好的關係就分崩離析了。都是愛情把這種關係搞壞了。畢竟不是親兄妹們。到了年齡，小夥子們總希望某一個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為自己的妻子。這是任誰也沒辦法阻止的。隻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間才有所謂純粹的友誼。這是一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定律。偽君子們才企圖證明這條定律是錯誤的。
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邊刷棉襖（我的棉襖髒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遊泳，將棉襖用一塊大石頭壓在河中，脫了衣服躍入河裏遊夠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卻哪裏也找不見棉襖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裏了。到河邊去找，仍被大石壓著，凍在一層薄薄的冰下麵。破冰撈出，已被小魚小蟲之類鑽了許許多多的蜂窩洞。拿回來曬，瞧著發愁。那時知青們普遍都很節儉，輕易不扔一雙鞋一件衣服，何況是棉衣。小徐聽說了這件事兒，好一頓笑。她非要親眼看看那棉襖成了什麽樣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幾氣兒，指點著我說：“你呀，你呀，你呀，你真應該帶個阿姨一塊兒下鄉！看來今後我有義務當你阿姨了，誰叫我們在一個股呢？你真叫姑娘們覺著可憐！”我被她的玩笑話說得臉紅紅的，認為自己整個兒是個“傻青”。她又說：“棉襖都這樣了，曬幹了又怎麽穿？還不成鎧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費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張濕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幾天後，她將棉襖替我做好了。送來時，要我叫她一聲“阿姨”。我說：“叫姐吧！”她讓步了，說：“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聲“姐”。我一看棉襖，認不出是自己的了。裏兒也換了，麵兒也換了，棉花分明也換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給我重做了一件襖……
“張天”呢，一口嬌小姐似的懶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話。人卻一點也不嬌氣，常像小夥子們似的，戴一頂單軍帽，將辮子掖在帽簷裏。乍看，像個俊俊秀秀、靦靦腆腆的小夥子。
我被“精簡”到木材加工廠，常回股裏去玩玩，像回家一樣。
她見了我，總是先笑盈盈地說一句：“你來了呀？”而後就靜靜地坐在一旁，聽我與股裏的小夥子們聊天。偶爾插嘴說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問：“勞動很累吧？”“我家裏寄來一聽麥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氣都沒有，從未和什麽人翻過臉。誰對她發脾氣，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著人家，使對方的脾氣不發自消。
有一次，大禮堂放電影《杜鵑山》，我坐在放映機旁。斷了幾次片，機械連的幾個壞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連三在她身上爆炸，她隻是一聲不響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願看的，滾出去！”那幾個壞小子也一齊站了起來，朝我跨過來，想揍我。
我喊：“木材加工廠的哥兒們，有人想跟我動武！”
我們抬木班的夥伴們，還有其他許多木材加工廠的小夥子，呼啦啦站起來一片。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打架是出了名的，沒有哪一個連隊的知青敢惹。那幾個機械連的壞小子，見勢不妙，慌慌張張地逃出去了。
事後，她對我說：“你還有那麽多肯幫你打架的朋友啊？”
我驕傲地說：“那是當然！”又問：“那幾個壞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麽一點兒都不生氣？”
她一笑，說：“跟他們生的哪份兒氣呀？犯不著嘛！我不理他們，他們自己就會感到沒趣兒的！”說罷，塞到我手中兩塊糖……
“張鶴”是礦工的女兒，白白淨淨的，短發齊耳，眼睛挺大、挺嫵媚，略胖。她是三個姑娘中看起來發育最成熟的一個，也是三個姑娘中頂厲害的一個。有一次在連隊放電影，因為斷片次數多了，知青們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機，不肯再放，直至那個連隊的連長和指導員向她說了許多好話……
我讀著她們各自寄給我的信，感到極大的快樂。回憶著我們相處時的種種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憂鬱。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給她們之中的某一個寫一封求愛信。那時我非常強烈地渴望獲得愛情。可是她們之中我最愛誰呢？覺得她們都曾非常友好地對待我，認為她們之中無論誰將來成為我的妻子，我都會很幸福。的的確確，她們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後我在生活中再也沒有碰到過像她們那麽好的姑娘。一個人二十多歲時認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歲回憶起來還認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歲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歲乃至更大年齡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這就很要命。但男人們都如此。所以大抵隻有青年或年輕人，才能真正看出一個“姑娘”的美點。到了“男人”這個年齡，覺得一個姑娘很美，實在是覺得一個“女人”很美。這之間的意念上的區別，有如看話劇與看電影的區別。也許我是個壞男人，才生出這麽不地道的體會。
於今我認識的姑娘中，漂亮的頗有幾個。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點。有的毫無思想，毫無思想而又“徹底解放”，也便談不上有多少實在的感情。有的仿佛是女哲人，或者自以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複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過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這兩類，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傳染著她們——玩世不恭。真真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種境界。裝模作樣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種病態。是達到了某種境界還是染了某種病態，帶她們到自由市場上走一遭就分辨出來了。企圖少花塊兒八毛的錢從小販手中買一件便宜衣服時，你就可以對她們直言：“你有病。”八十年代的姑娘裝模作樣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會的公主小姐們裝模作樣地弱不禁風，是一碼事。話題扯開去了，還談我們宣傳股的三個姑娘吧！
我沒給她們中的哪一個寫求愛信。雖然有這念頭，卻提不起這精神。在“肝炎隔離病房”內寫求愛信，命運未卜，我隻怕自己會寫得太不像樣子。但從此，就覺得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位，已經是我的戀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許多。幾乎每天都拿出她們的信讀。
到了冬天，多數“肝友”都已“獲釋”，隻剩下了我和另外三個。形影相吊，冷冷清清好不淒涼！情緒都壞到了極點。又過了半個多月，一天下午，一輛小卡車，將我們拉到了虹橋醫院。
我整個第一學期沒上一天課。
出院後，心情漸漸開朗，積壓了許多信件，就在一個星期天集中回複。於是又重讀了三位姑娘各自寫給我的幾封信，竟不知如何回複才妥當了。
人啊，人啊，有時真是令自己都鄙視自己。在學校“肝炎隔離病房”，在虹橋醫院，我天天都盼著三位姑娘給我來信，希望她們經常給我來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們的來信，便如獲至寶，仿佛收到包治肝炎的靈丹妙藥。從字裏行間，我尋找著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反複咀嚼，細細體味，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憐恤和安撫。而一旦離開了那種特殊的令人沮喪的環境，肝指數正常了，心術則變得有些詭詐起來。
眼前擺著她們的幾封來信，頭腦中忽然閃過一種想法：我若回信，她們必再來信，導致書信往來不斷。繼而將會導致什麽呢？
導致什麽呢？——導致愛情。毫無疑問。
曾認為被她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所愛，將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覺得未見其然了。是啊，我已經是複旦——全國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了，她們呢，還在北大荒。這愛的後果，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會被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編輯，在哈爾濱什麽樣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過急呢？凡事還是現實些的好啊！人是不是都在生病的時候才更需要獲得愛情呢？生病時所需要獲得的愛情，病好了是否便都覺得不那麽太急於獲得了呢？我當時弄不明白自己是怎麽一回事了。好像心裏生出了一個鬼，在教我一點詭詐。
我重讀那幾封信，便認為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分明都包含著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動表露的一個“愛”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萬別頭腦發昏，今朝一主動，則將永遠被動了。
信總是要回的。
不回，太沒人味了。
究竟怎麽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個鬼的啟發，想出了一個可謂“上策”。
每一句都經過反複推敲，既要表達出感激，又要在關係上拉開遠遠的距離。寫完之後，塗塗改改，句句換字，最後定稿一封給“知青姐妹”的致敬電一般的短信。抄了一遍，再讀一遍，覺得挺滿意。料想她們收到這樣一封寫給她們的公開信，大約是不會再來信了。來信，也可能是聯名信了。聯名信就沒什麽需設防的後果了。我覺得自己挺聰明的。
信寄出後，過了一個多月，果然未收到她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終於按捺不住內疚心理，就給股裏的一個朋友寫了封信。末尾似乎隨便地帶了一句——我給三位姑娘的回信她們收到否？何以竟不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