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啊小街
一
其實，此文題並非初衷。我原本要起的，是“小街無語”或“小街斷想”之類。然而，落筆現字，卻覺意猶未涵。沉思默想，幾經斟酌，仍難確定。於是，隻有“啊”。
中國許多城市中的許多小街，早已先後在“城改”中名存實亡。城市舊貌換新顏，乃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成就，造福祉於百姓，其好甚大。對那些簡直就是貧民窟的小街的消失，若竟生什麽憑吊似的感慨，除了說明文人的矯情，再並不能說明別的什麽。
但我還是很有些感慨。若別人認為便是憑吊，我也無言可辯。
有時想來，每個人的一生，可以由多個方麵來劃分階段。比如年齡階段；比如婚前婚後；比如從事這種工作以前從事那種工作以後等等。
然而我的人生，確切地說，我的城市人生，也可以由三條小街來劃分的。其一曰安平街；其二曰光仁街；其三曰健安西路。
我的五十七年的生命，除了下鄉六年，大學三年，在原北京電影製片廠院內的一幢老舊的筒子樓裏住過的十一年——總共二十年，另外三十七年，隻不過被三條小街全部占有了去。或換一種說法，被三條小街牢牢地拴住了。或再換一種說法，與三條小街發生著命裏注定似的人生關係。
人生竟也是如此簡單的一種加法。
我心難免因而愀然。
“啊”，主要是由此而發的。
先說安平街——它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哈爾濱邊角地帶的一條小街。歲月催人老。我竟講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且是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不由得不感慨。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哈爾濱的那一處邊角地帶，數條小街曾以“非”字形存在。一條縱向有緩坡的較寬的土路，將分別由安平街、安心街、安寶街、安國街、安順街、安達街等六條小街排列兩旁。我已經記不清那一條土路叫什麽路了。更無法確切地說出安平街是它的六小“橫”中的哪一“橫”。
安平街長約五六百步。街路自然也是土路。在當年的哈爾濱的邊角地帶，幾乎一切的街路全都是土路。安平街寬三十餘步。無論與南方某些城市裏的小街相比，還是與哈爾濱中心區的某些小街相比，它實在算得上是一條夠寬的小街了。這乃因為，居住在那一帶的哈爾濱的先民，其實沒幾戶是中國人家。十之八九是蘇聯“十月革命”之後流亡中國的老俄國的僑民，被紅色政權所不容的那樣一些老俄國人。蘇聯的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有一段列寧和他的貼身衛士瓦西裏的對話是這樣的：
瓦西裏：我們起初想把那些地主富農全都殺掉……
列寧：唔？……
瓦西裏繼續讀他的農村老鄉寫給他的信：但我們又一想，那樣做太不人道了。我們革命者是應該講人道的。所以我們將他們趕跑了……
列寧：唔？趕到哪裏去了？
瓦西裏：我們將他們一直押到邊境，趕到別的國家去了……
列寧：對！這樣做很對。這一封信寫得很好啊，很有水平啊！……
列寧所稱讚的，並不是將自己國家的地主富農趕到別的國家去有多麽地對、多麽地好，而是竟沒有采取一了百了徹底消滅的方式“把那些地主富農全都殺掉”。
而那“別的國家”，主要便是中國。
老俄國的某些貴族們，在“十月革命”之風聲鶴唳之前，便有不少逃亡到了哈爾濱。他們從國內帶出的金銀財寶，足以使他們在當年的哈爾濱繼續過著富有的準貴族的生活。在哈爾濱的道裏、道外、南崗三大中心市區，他們興建樓宅，投資商場，依舊活得來勁兒。道裏區的所謂“外國頭道街”至“十二道街”，亦即現在成為步行街的“中央大街”及兩旁的街道上一幢挨一幢的美觀的俄式建築風格的樓房裏，所居住的便是他們。至於從老俄國逃亡出來的一些小地主和富農，他們擠不進本國逃亡出來的貴族們在哈爾濱占領了的地盤，便隻有在城市邊角地帶重建家園。我想，有些事，他們肯定是共同出資，比較齊心協力地來做的。否則，當年遺留下來的那些街路，斷不會那麽寬、那麽直、那麽平坦。那顯然是經過壓道機反複碾壓過的一些沙土混合而成的街道。路麵兩旁有排水溝，溝寬約一米，其上鋪木板。下雨天，人若怕弄髒了鞋，是可以走在排水溝的木板上的。就像走在人行道上。如果誰穿的是後跟釘了鐵釘的皮鞋或靴子，走在其上，木板也會發出聲音，挺好聽。在兩道排水溝的內側，無一例外地是圍在各式各樣的窗前的大小花園。俄國人，現在又應該這麽稱呼他們了——他們對於家宅的窗，是很講究的。每一扇都具有獨特的審美。尤其早晨，當一扇扇美觀的護窗板對開以後，仿佛一冊冊裝幀精美的書翻開了。俄國人也是喜歡花的，有些花，比如被哈爾濱人叫作“掃帚梅”的一種其莖能長到一人多高的好看的花，據說就是由他們將花籽帶到哈爾濱的。“掃帚梅”開有紅、白、粉三色，是一種根本無須侍弄的花。隻要哪一年在哪一處地方曾生長出幾株，那麽來年那地方準會開出一片來。它是一種哈爾濱人特別熟悉也特別喜歡的花。
當年那些俄國人的家都是獨門獨院的。有的院子大到如同小學校的操場。依我想來，那些俄國人家大約是逃亡出來的地主吧？他們的院子裏甚至有馬棚，有漂亮的帶頂罩的俄式馬車和高大的洋馬匹。而那些院子較小住宅也較小的人家，則大約是從老俄國逃亡出來的富農。富農之所以是農也富，幾乎全靠了比貧農多一些的土地。大抵，他們僅富在農業產品的秋收方麵。一旦離開了曾屬於他們的土地，他們往往也就不再富了。富農這一概念和富人的概念是很不同的。估計他們當年沒能從老俄國帶出來多少錢財。老盧布作廢了，他們當年確有些錢也都成了廢紙。所以他們當年不能在哈爾濱過上食積服蓄而又高枕無憂的日子。他們必須為他們的生活做些事情。然而他們是農民出身的人，沒有什麽可以賴以掙錢的手藝和技能。於是他們在不甚大的院子裏養奶牛、羊，或養兔和鵝。在老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的前後，當年中國哈爾濱的那一地帶，基本上是他們那樣一些逃亡到中國的俄國人的居住地，或曰避難所。哈爾濱的那一地帶的人居狀態，實際上是一種俄羅斯的鄉村情形。
黑龍江省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解放了。黑龍江省解放之前，一批俄國人又倉皇地繼續逃亡到外蒙去了。黑龍江省解放之後，在蘇聯的要求之下，也有一批被遣送回他們本國去了。那時，才有些中國人家開始定居在那一地帶。許許多多帶大小院子的俄式房屋由他們的主人賤賣，或由哈爾濱的有關官員監督著進行公開的拍賣。當年買一處獨門獨院的不十分大卻也絕不算小的俄式住房，那價格真是便宜到了今天的中國人難以想象的程度。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當年，闖關東的人家，借錢也要買下一處家園了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啊。一戶人家買不起一處宅院，便幾戶人家合著將這買下來。原先認識不認識，已經變得不重要。便宜到什麽程度才是下決心的前提。更有那富人家，趁機廣置房產，租給終究還是買不起住房的窮人家。
及至我兩三歲時，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前後，哈爾濱的那一地帶，人家已經變得相當稠密了。從前一戶俄國人住的院子，至少已經住著兩三戶中國人家了。有的房屋多的大院子，甚至住著十一二戶人家。街名，也是在那一時期取定的。
兩三歲的我開始記事了。我的家住在安平街十三號。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大院，包括我家在內住著八九戶闖關東來到哈爾濱的人家，皆是山東各縣的人家。整個院子是由一戶人家買下的，鄰居們都是租戶。我家住著院子最裏邊的一處小房屋，兩間。大間十五六平，小間十一二平。還有一個五六平的護門小屋，哈爾濱人叫“門鬥”。雖是俄式房屋，但畢竟相當老舊了。當年我家五口人：父親，母親，哥哥，我，和剛出生的三弟。
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家的一段相對幸福的日子。父親才三十幾歲，身體強壯；哥哥學習很好，特別懂事又特別有禮貌；母親呢，她是那麽勤勞，征得了房東的同意，居然在自家屋後養了兩頭豬。
安平街上，依然有幾戶俄國人家住著。安平街上的俄國教堂，每天早晨依然會有大鍾敲響。教堂的院子與我家所住的那個院子，僅僅由一道木板障子隔著。兩個院子都是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
在我的記憶中，每天早晨大鍾敲響以前，先是遠近雄雞的啼鳴，大鍾敲響以後，該聽到一串串的俄語。或男人的聲音，或女人的聲音。那幾戶俄國人家，要趁早遛遛他們養的奶牛或羊。就像如今養寵物狗的人家遛狗那樣。他們的牛羊如果不每天走走，大約是會被圈出病來的。他們倒也比較懂得公德，帶著撮子和鏟子，會將牛羊糞幹幹淨淨地鏟起來。如果他們不那樣，街道組長便會找上門去，嚴肅地批評他們。街道組長的批評對於中國人家並不是一件值得不安的事，有時不服，與之頂撞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對於那幾戶俄國人，街道組長的批評是必須認真對待的事，他們往往顯出誠惶誠恐的樣子。總之樣子肯定是那麽一種樣子，內心如何則就不得而知了。他們在中國住久了，聽和說中國話，都已基本不成問題。套用今天我們中國學生英語考級來比喻，說他們都差不多具備四級漢語的聽說水平，大概不算是誇張。
六點到六點半時，如果是夏天，如果那時我醒了，可以聽到院子裏的大人們在互相打招呼。互相打招呼的男人，大抵又同時在家門前漱口、洗臉。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有一張簡陋的長凳，或者一塊被磚石墊高的長木板。它的功用就是專為放臉盆供全家人在外邊洗臉的。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往往也會坐著它把腳都洗了……
七點到七點半之間，院子裏和街上便會接連不斷地響起自行車清脆的鈴聲——那是家家戶戶的男人們上班去了。哈爾濱的這一地帶當年沒有工廠，男人們都要到別的區域去上班。當年公共交通路線也沒有通到這一地帶，自行車對於男人們是必不可少的。當年國產的自行車或許還沒生產出來，他們騎的皆是二手的外國牌子的自行車。日本造、俄國造或德國造。那是外國人倉皇而去之前賣給中國人的，據說有時便宜到了和一件舊衣服的價格差不多。男人們很在乎他們的車鈴響得清脆不，那似乎意味著體現他們陽剛之氣的一部分。
父親們上班去了以後，院子裏隨之出現是學生了的孩子們的身影。他們在上學之前須將家裏的尿盆倒了，那通常是他們的家庭義務。等他們也上學去了，女人們才終於有空從家裏走出到院子裏。街上的每個院子裏自然都會有一處公共廁所。女人們一出家門，往往的，徑直便向廁所走去。她們便在那時相互說些話，無非是“上班的打發走了嗎？”或“全家都吃過嗎？”——倘廁所裏有人，兩個女人便會在廁所外繼續說話。廁所裏的人一出來，兩個等著的女人之間還會互相禮讓一番……
“你先。你家有老人。”
“你先嘛，你家不是活多嘛！”
如今回憶起來，那情形是很好笑的。
而幾分鍾以後，便有胖胖的俄國“瑪達姆”推著小車逐院賣牛奶了。有時，賣牛奶的也會是一個漂亮的俄國姑娘。我們的母親們，往往會一起逼著漂亮的俄國姑娘唱歌跳舞。都說，否則不買牛奶。那是她們的一樂。俄國姑娘隻得唱和舞，而孩子們一聽到歌聲，便爭先恐後地跑出家門圍著看。那是我們孩子最初的文娛欣賞。
一個多小時以後，也就是上午九點鍾左右，院子裏也罷，街上也罷，歸於平靜。
那一種平靜，是今天的城裏人所無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裏人所夢想奢望的。尤其街上，不但平靜到沒有任何聲音，也會很長時間不見一個人影。
盡管人口密度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但相比於今天的城市，同樣範圍內的人口，那也還是少得多。
確乎的，當年哈爾濱的那一地帶，雖然屬於城市的一個地帶，但是卻更像鄉村，所謂都市裏的鄉村。中國都市裏的俄國特征顯然的鄉村。
如今我一回憶起安平街，似乎還能聞到那一條小街的氣息——家家戶戶臨街的窗前那些小花園裏各種花粉的氣息；從某些人家的木障子後邊將丫杈探向街上的榆樹的氣息；俄國人住的院子裏散發出來的料草的氣息；牛糞、羊糞那一種潮濕的中藥般的氣息；還有泥土本身的氣息……
如果是在雨後，一切氣息混合了，時濃時淡的，細細地嗅聞，竟有點兒甜似的。即使是住在安平街上的一個瞎子，僅憑那氣息，也會知道自己是走在安平街上的。比之於其他幾條安字頭的街道，安平街是格外具有氣息的一條街。因為一處東正教堂在這一條街上；因為這一條街上臨街的花園多，幾乎無窗不臨花園；還因為這一條街上始終住著幾戶俄國人，他們也始終養著牛、羊和馬……
我在安平街上度過的學齡前的童年時期，乃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期。家裏的生活盡管清貧，但在那個年代，無論大人還是孩子，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是極低極低的。這樣的人類自然是容易快樂的。我的回憶使我至今相信——如果說人類的不快樂有三分之二是由於清貧所致，那麽也許有三分之一恰恰是由於對享受式的生活太過奢望而自造自加的煩惱吧？
我上小學以後，安平街幾乎可以說是迅速地變成了一條老朽的街。另外幾條安字頭的街，亦是如此。首先是因為人口密度迅猛增加，這兒那兒，自建的小屋滿目皆是了。它們占據了街道，街道變窄了。花園的麵積是可以私下裏成交賣錢的，所以街兩旁的小花園也幾乎全都不見了。街道兩側排雨水的水溝，成了眾多人家傾倒泔水甚至屎盆尿盆的地方。人口密度迅猛增加了，街上卻還沒有蓋起一處公共廁所。變窄了的街路，每年都向溝裏塌土，有些溝就被泥土填滿了。一到雨季，街路整段整段地被雨水終日浸泡，變得泥濘不堪了。而那些俄式的房子，斯時存在於中國地麵上的歲月，大抵都有四五十年那麽長久了。它們又普遍是些鐵皮頂板泥土結構的房子，每年都需進行維修的。它們的主人變換成清貧的中國人以後，又大抵是維修不起的……
在我讀小學五年級時，最後的幾戶俄國人也被遣送回國了。教堂歸公了。公家也不知該如何利用它的房屋和院子，所以任房屋閑置著，院子荒蕪著，教堂鍾樓上的鍾，就再也沒被人敲響過……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安平街上興建一座鐵絲廠。教堂被拆除了。我們那個大院裏的人家全都成了動遷戶，先後搬走了，最後僅剩我家和隔壁的陳大娘家了。
院子是沒有了。
那廠房蓋蓋停停，三年還沒有完工。我家和陳家的房子，被建築工地的垃圾堆四麵包圍，連條通向街上的路都沒有了。那幾年的夏季雨多，工地上到處挖地基坑，變成了一個又一個大水坑。坑裏的水無處排流，連我家和陳家的屋裏都滲出一尺多深的水來了……
廠方原本是想節省兩處房子，不動遷我家和陳家的。陳大娘的丈夫早已去世，隻她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而我父親，當年已到四川工作去了。“把我們兩家的家院搞成了這樣，卻還不打算動遷我們，這明明是欺負我們兩家沒有和他們進行理論的男子呀！”好性情的母親終於忍無可忍，生氣了。生氣了的母親，在一個月裏，代表陳大娘家，找了三次市委……
二
光仁街是一條寬僅七步半的小街。是的。寬，僅七步半。而且，是以一個少年的步子來踱量的。倘它不叫“街”，叫什麽什麽胡同，那就不能算窄了。但它明明是叫一條街。我和母親第一次出現在那條街上時，母親站在街的中央，左右扭頭望望，踟躕不前地說：“這條街，太窄了。”於是我就默默地邁步來丈量它，之後告訴母親：“七步半。”我的意思是——七步半呢，不窄了。但我卻希望母親並不那麽覺得。我已經陪著母親看過好幾處地方的房子了。顯然，鐵絲廠的人認為，如果給我們家這樣一戶動遷戶安排了一處說得過去的房子，那他們就太吃虧了，也太讓我家占便宜了。所以我們去看過的房子，不是緊挨著肮髒的街頭廁所，就是由鐵道線邊上的一些臨時工棚馬馬虎虎改造的。終於看中了一處房子，母親又主動讓給陳大娘家了。母親這樣做，我和哥哥也都是支持的。陳大娘對於我有如第二位母親，我願一輩子含辛茹苦的陳大娘晚年能住上較像樣子的房子。然而我早已滿腹怨言了。因為幫母親拿這等大主意的本該是哥哥，可哥哥是中學裏的學生幹部，沒時間，所以母親隻有每次拉上我給她做參謀。可我才是一名小學生，並不能實際地起到參謀的作用。在我看來，每一處住房都是我們全家應該立刻搬去住的，哪怕後窗對著廁所的門，哪怕一天要聽無數次載貨列車過往的噪音。因為我們的家早已不像是人家了，而更像一處被建築垃圾包圍著的兩棲動物的穴。臭水淹了床腳，泡著爐壁，屋裏搭著使人不至站在臭水裏的踏板，我家的人可不很像水陸兩棲的動物嘛！我巴不得能早一天離開那樣的穴。
然而母親終究是一位母親。肯定的，在她想來，那也許是她為全家選擇一處住房的唯一一次機會，而且也將會是她這一輩子的最後一處家。她企圖為我們全家人考慮得周到一些是理所當然的。
“兒子你看，那兒更窄了，街兩邊的人都開了窗可以隔街聊天了！”
母親對光仁街表達著不中自己意願的看法。
我反駁道：“那又有什麽不好？”
母親又說：“咱們從前的安平街多寬啊！”
我光火了，氣不打一處來地搶白她：“安平街是咱們的嗎？它再寬那也是從前！”
母親瞪我一眼，不理我了，徑自慢慢地往前走去，邊走邊左看右看的。分明的，街兩旁低矮的東倒西歪的房屋，給她留下的是極其糟糕的印象。
然而光仁街十三號，卻是一個不小的院子。院中的房子倒也齊整，起碼不東倒西歪的。外牆都刷了白灰，窗框門框都刷了綠油。那樣的房子，在我眼裏，簡直夠得上美觀了。
母親臉上終於露出了滿意的表情。
她問我：“你覺得這個院子怎麽樣？”
我說：“好！”
母親卻說：“也有一點不好。比街麵低不少呢！夏天，街上的雨水肯定會往院子裏流的。”
我又生氣地說：“看都搬來好多家了，別人家都不擔心，怎麽就你擔心！”母親複瞪我一眼，又不理我了。說那個院子不小，是相對於光仁街而言的。比起我家在安平街住過的那個院子，那還是小多了。院中公有的空地，隻有前者的五六分之一。三麵是住房，一麵是各家各戶的煤棚。有兩扇對開的院門，門旁是公廁。全院隻剩一處空房子了——兩間。大間十五米，小間八九米，帶門鬥，前後窗。母親在空房子裏時，一個女人走出家門，主動和母親打招呼。她家也是安平街上動遷過來的，和母親認識。她說：“要是看中了，趁早搬過來吧，正好咱們兩家成了住一個院子的近鄰。”
母親說：“當家的遠在外省，我得和孩子們商議商議。”
我立刻說：“媽，我同意！”
那女人笑道：“真是你媽的好參謀！”
母親看我一眼，也不由得笑了，還撫摸了我的頭一下……
就這樣，我家從安平街搬到了光仁街。那時已是九月。窮家易搬。廠方出了一輛卡車，僅一車就搬了個一幹二淨。我們在新家過的“十一”。裏間外間都搭了床，全家六口分兩張床睡，我從沒睡得那麽寬綽。母親的心情也從沒那麽好過，臉上經常浮現著滿足的微笑。“十一”那天，她還有極好的情緒率領她的四兒一女逛了一次動物園。兩個月後，冬季來臨了。那一年的冬季可真冷啊！正是備戰的年份，據說好煤都由國家儲存起來了，供給居民冬季取暖的隻不過是煤粉。不好燒，爐膛裏的火總是半燃半熄的，往往連一頓大子粥也不易煮熟。那一個冬季，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全都被凍感冒過。春節的日子裏，輪到了我發高燒。然而那樣我也還是在年三十兒那一天晚上將地板刷了一遍。不是刷油，是用刷子蘸肥皂水刷裸紋的地板。終於又住上有地板的房子了，幹嗎不將它刷得幹幹淨淨的呢？發高燒又有什麽呢？誰又沒發過高燒呢？
盡管我們的新家凍手凍腳的，然而我們有珍藏的舊年畫用圖釘按在牆上；有母親巧手剪成的拉花懸在天花板上；所有的門兩旁，還貼著哥哥用工整的毛筆字寫的對聯。初一鄰居們相互拜年時，都誇我們的家裏最有過春節的氣氛。漫長的冬季總算挨過去了，母親和我們對春天的到來顯出異乎尋常的歡喜。五月份，大地一開始變得鬆軟，我便向鄰居借了一輛小推車，動員了兩個弟弟，每天一放學就這裏那裏到處去發現黃土堆，挖掘了一小推車一小推車地往家裏推。有時，要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
七月，我小學畢業了。我和兩個弟弟托出了百餘塊土坯，並且它們都已經曬得幹幹的了。八月是我小學階段的最後一次暑假。在這個月份裏，我為我家的兩間屋子盤成了兩鋪火炕。炕麵和炕牆糊了一層又一層的舊報紙。我是瓦匠的兒子，那些活對我而言並非難事。試燒了幾天，煙路通暢。母親見我們那麽能幹，一高興，手就鬆了，居然舍得拿兩塊多錢允許我買了一盒油漆。我極為節省地用光了一盒綠色的油漆，於是兩鋪炕成了綠色的。我在盤火炕時，不小心弄穿了一麵牆的牆根。其實也不能怪我不小心，那牆它實在太是一麵騙人眼睛的牆了。原來，那院子本是一個加工紙盒的街道小廠。開不下去了，就被鐵絲廠收購了去。把全院的房子草草偽裝了一番，用以應付動遷的人家。我家的房子是最後一套，幹那種活的人們更是應付了事，僅僅用些草繩就馬馬虎虎編了一麵牆，裏外抹上泥，人眼又怎麽看得穿呢？我怕母親發現了真相，後悔搬到這個院子裏來。趁母親不在家裏的半天，把那堵牆根推倒，用剩下的土坯重砌起來。等母親回到家裏，我已大功告成。
九月，父親回來探家了。父親對我們的新家也很滿意。新鄰居們的關係相處得特別友好，這令父親對生活產生了滿心懷的感激。他說：“等我退休了，能在這個院子裏養老，豈不是我前世修來的福嗎？”他對我盤的兩鋪火炕，也予以了鄭重其事的表揚。他為我家的前後窗都圍起了小院子。我家的房子雖然在全院是最小的，卻因為是最把頭的一套，前後窗前都有理屬我家的空地。母親向街坊要了幾種花，而我趁夜從一所療養院的院子裏盜挖了一株檞樹苗。於是我家前窗外有花，後窗外有樹，使鄰居們大為羨慕。
我們這一家的小百姓生活，似乎已開始過出了幾分詩意。對此我的理解，幸福的生活似乎並非夢想了。
但父親臨走時卻大發了一頓脾氣——他不同意哥哥考大學，要求哥哥找工作。可哥哥卻一心渴望上大學，母親暗中支持著哥哥。事情還驚動了校方，哥哥的班主任老師陪同一位副校長來到家裏，批評了父親一通。
父親走的那一天，恰是哥哥大學考試的第一天。
哥哥謊說去找工作，沒送父親。
我代表全家將父親送到了火車站。
父親辯解似的對我說：“爸開始老了，實在是沒能力供一名大學生了啊！”
列車一開，我看到父親眼中流下了淚……
我先收到了中學錄取通知書；幾天後哥哥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又過幾天母親被選為街道組長。
我家這一戶新搬到光仁街上才一年的人家，因為母親是街道組長，因為出了一名大學生，成了一戶頗受尊敬的人家。對於哥哥考上大學，我一點兒都不奇怪。那是我預料之中的事。哥哥之善於學習，正如我之善於托坯盤火炕。但母親居然被選成了街道組長，卻是我怎麽也想不到的事。在短短的一年裏，她怎麽就贏得了幾十戶人家的好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日子裏，母親臉上經常浮現著微笑。我看得出來，她特有成就感。
對於我來說，我家的幸福生活，到來得是未免太順利了呀。
那一年的冬季我家溫暖如春。
那一年的春節我把家粉刷了一遍，四壁滾上了好看的花樣。我把我們小小的溫馨的家當成了一個王國。父親遠在外地，哥哥上大學去了。我就是國王。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我們的家施行美化性的改造，母親隻偶爾地“垂簾聽政”。倘我不向她伸手要錢，母親從不反對我的任何主張。
當年秋末，哥哥被大學裏護送回來了——他患了精神病。
從此我家的生活不再有絲毫的詩性可言，幸福一去不複返。父親和母親，也永遠地失和了。我想，他們可能一直到死，都誰也沒有真正地原諒了誰——父親認為母親支持哥哥考大學是絕對錯誤的；母親則認為，哥哥得了精神病，純粹是由於父親施加給他的心理壓力太大了……
弟弟妹妹們失去了歡樂……
我成了班級裏學習成績最差的學生……
又兩年後，我為了替家裏掙份錢，無怨無悔地報名下鄉去了。依我想來，要治好哥哥的病，前提是得有錢。隻有治好了哥哥的病，母親臉上才會重現微笑；弟弟妹妹們才會重享歡樂；父母才會彼此和解；詩性才會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幸福才會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我那時當然還不明白，精神病是無法根治的。
我下鄉以後，從地理上講，父親離我是更遙遠了。從心理上講，我離父親反倒像是更貼近了。因為我終於也和父親一樣，成了一個能夠掙錢養家的人。而這正是我所夢寐以求的事情。
光仁街十三號，它成為我和父親共同的意識中樞。我和父親每月各自將錢匯往這個地址。我們的目光，從東北邊陲和西區的大山之間，共同關注著光仁街十三號——這個院子裏有家啊！
我和父親相見一麵更難了。
父親從四川回到哈爾濱的光仁街十三號，竟往往需要六天；而我從北大荒回到光仁街十三號，一路順利，不住店，那也得經曆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
我和父親不容易在同一年的同一個月裏請下探親假。我和父親見上一麵特別地難了。
在我下鄉的六年多裏，光仁街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它的姊妹街光義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也全都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因為那些街道，原本就不曾怎麽像過街道的樣子。新中國成立以前，那兒隻不過有一處日本兵營、一處日本軍妓館，旁邊是一幢日本軍官們住的二層小樓。那麽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的老百姓誰敢在那兒安家呢？新中國成立後才逐漸有老百姓建家院，從四麵八方遷駐到那個被城市荒棄的地方。剛解放的老百姓，盡是一窮二白的老百姓。當初自建的家院有多麽簡陋可想而知。那些後來被文化人起了很文化的街名的街道，當初隻不過是一種自然形成的家與家、戶與戶、屋與屋、院與院的距離而已……
我上大學那一年，途經哈爾濱，在家裏住了兩天。那兩天大雨中雨小雨接連不斷，立體的光仁街籠罩在雨中，平麵的光仁街浸泡在水裏，像一隻不知被雨水從哪兒衝過來卻又被什麽東西掛住了的破鞋子。
不少人家的房屋倒塌了。
我家也塌了一麵牆。
我走時，哭了……
“文革”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成家了；父親退休了；起先住五六口人的家，東接出幾米，西蓋出幾米，成了四個家庭三代人共同擁有的一個陰暗潮濕的半地上半地下的窩。我自然是經常想家的。然而，一旦批下了探親假，我又往往會愁眉不展。回到家裏，可叫我睡哪兒呢？跟誰睡在一起呢？直到一九九六年，所有那些“光”字頭的街道，才由市政府整合了各方麵的資金，一舉推平了。住在那一帶的老百姓們，才終於熬出頭了……
三
我現在住在健安西路原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宿舍樓裏，是一幢一九八四年蓋的樓，可以算是一幢舊樓了。
我曾在北京電影製片廠院內的一幢危樓裏住了十一年。那原是一幢小辦公樓，未經改造便分給了北影的一些員工，家家戶戶都沒廚房，都在走廊裏占據一小塊地方做飯，共用公廁。我有幸在那一幢樓裏分配到一間十三平方米的陰麵房間。
兒子小學二年級時，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我從北影調到童影，於是住進了一九八八年底還很新的單元樓房。其實，我主要是為了能使父母在有生之年享受享受住單元樓房的福氣，才毅然決然地從北影調到童影的。
我對童影始終深懷感激。因為童影使我的願望提前實現了，而且實現得比我的預期更加令我心滿意足。事實證明我的決定完全正確——舊家具在新家裏剛剛擺放穩沒幾天，父親便接到我的信又來北京了。那一年我已虛歲四十。那一年父親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那一年健安西路還是一條白天晚上總是寂靜悄悄的小街。那一年童影門前的馬路上過往車輛還很少；學知口那兒也沒有立交橋；元大都土城牆遺址隻不過是一道雜草叢生的土崗而已……
那一年的十二月份，父親在我的新家病逝。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他終於在生命的最後五十幾天裏住上了樓房，盡管每一天都在單元樓房裏忍受著癌症的疼痛。但他確確實實的是感到真是享了福了——一輩子從未享過的福。陽台，室內廁所，管道天然氣，私家電話……一切使他覺得恍如置身夢境似的。
他曾對我說：“如果我才六十幾歲，也沒生病，那多好啊！”
我第一次從我父親的口中聽到了一句非常留戀人生的話。
父親那一句話令我大為愀然……
屈指算來，如今，我在健安路上已生活了十七個年頭。
如今，元大都土城牆遺址已建成了海澱區最美的一處公園。雖然我一年三百六十幾天裏難得有幾次去到公園裏悠閑地散步，但一想到我是全北京住得離這一處公園最近的人之一，不由得不倍感幸運。隔窗而望，我能清楚地來數公園裏一棵老楊樹的葉片。十七個年頭裏，我眼見它一番夏綠秋黃，對它已是十分的熟稔，它就像是一位一天裏見好幾次麵的老朋友。
前年的夏季，有天夜裏，那老楊樹被雷劈斷了一杈小盆頭般粗壯的斜枝，仿佛一個人被砍斷了一臂，讓我看著替它傷心。我以為它受了那麽嚴重的創擊，隻怕以後活不了多久了。沒想到，今夏它那一樹肥大的葉片更加油綠。斷枝被鋸掉後，反而顯得樹形美觀了。
在哈爾濱，路是比街大的一個概念。路，普遍地很長，較寬。而街，隻要區別於胡同就算是了。比如光仁街那類街，人們並不會認為它不該叫街。
所以我總覺得，健安西路之謂路，實在是有些名不符實的。當我將它與長安街相比時，尤其覺得它作為“路”，未免太袖珍了。故凡是初來我家的人，我總是會在電話裏這麽解釋：“那隻不過是一條小街。”
是的，健安西路，隻不過是一條小街罷了。嚴格地說，又隻能算是半條小街。因為它的另一端是被院落堵死了的。它的一邊，依次是童影的一幢宿舍樓、北影的兩幢宿舍樓和總參幹休所的兩幢宿舍樓，都是八十年代初建成的。而它的另一邊，自然便是著名的元大都土城牆遺址了。包括兩邊的人行道，此路寬約十四五米。
從電影學院和童影（現在是電影頻道）門前那一條馬路拐入這一條小街，第一個小街的標識是一家飯店。它已易了幾次主人。每易一次，改一次名。現在的店名是“咱家小吃”。它旁邊是一家規模很小的洗浴中心，但起了一個特雅的名——“伊麗爾美容美發休閑中心”。既然叫作“伊麗爾”，也就隻有謝絕男士入內了。我家剛搬到這條小街上住時，“伊麗爾”的原址便是類似的地方了，但那時叫“清水大澡堂”，曾是個吸引不少男人光顧的地方。不管叫作什麽，我從沒進入過。
對我這個人而言，最佳的休閑方式乃是關了電話，臥床看書或美睡一大覺。倘不靠安眠藥，後一種享受對我已不可能。然靜靜地躺在**，閉目養神，我也很愜意。至於洗澡，除了開會住賓館時，我一向隻習慣於在家裏。
在“伊麗爾”的旁邊，是“禾穀園”，快餐店的一處分店；其旁是一家雜貨鋪；再旁是影協表演藝術學會辦的培訓學校；又旁是一家小餐館；最左邊是一家賣麻辣串和燒烤的小鋪麵……
所有那些商家的招牌首尾相連，組成一列，但總長也不過二十幾米。表演藝術培訓學校的招牌恰居其中，給人一種“鶴立雞群”“出類拔萃”的印象；也給人一種藝術之神淪落風塵似的印象。在那些招牌的下麵和店鋪的門前，還有二三處賣水果、賣菜蔬的攤床。
而那些表演藝術培訓學校的學生們，大抵是每年報考電影學院的落榜生。依我想來，培訓學校是他們的臨時收容所。他們無不希望經過培訓，獲得點兒經驗，重振信心，來年再參與激烈的競爭。他們中某些男孩和女孩，也還算有幾分帥氣和姿色。這又使他們仿佛有那麽幾分準明星似的自我感覺。好像說不定哪一天，一旦時來運轉，自己便會是明星無疑了。他們中有些孩子，自然是女孩子，竟是擁有跑車的。那使她們自我感覺更良好了。
每每的，看見那些孩子們，我便會庸人自擾、一廂情願地替他們，也替他們的家長倍感憂慮。因為他們的文化水平，想來僅有初中的程度。萬一將來當不成明星，長久的人生不知還能轉向何業？但我內心裏有時是對他們心存感激的。許多青春期的臉龐和身影出現和活動於某一小區，無疑會使某小區“活力在線”——在視線。否則，我經常所見，將十之七八是老年人的寂寞臉龐和蹣跚身影……
我在“禾穀園”常與那些孩子隔案用餐。有時我還會看到他們的父母。那些外省市的父母們望著自己兒女的目光充滿愛意和希冀。天下父母之心的仁慈溢於言表，每使我大為感動。感動之餘，亦感慨多多。
我還經常在“禾穀園”發現電影頻道的領導和員工們。我認識的後者較少，但身居領導層的人士，皆與我稔熟，也可以說皆與我有著友好的關係。
我們相互看見了，總是會端著盤碗往一塊兒湊。所謂同類相吸，邊吃邊聊，話題也總是離不開電影和電視。我從他們口中能獲得不少關於電影和電視的最新信息，也常能從他們口中聽到真知灼見和新穎觀點。那時，我忍不住會說：“等等，再說一遍。”他們便笑我認真。
如果說某些招牌是該小區的標識的話，那麽有一個人物也是該小區的“標識”，便是在我家所住的那幢樓邊上修自行車的人。我不知他多大年紀了，也許該有三十五六歲了吧？甚或，年齡還要大些也說不定的。他身材挺高，將近一米八，也挺壯，肩圓背厚的。據我所知，他還單身著。又據我所知，他的父親是北影的一名老製景木工，早已去世了。他的母親有沒有工作我不清楚，但我聽說她身體不怎麽好。修自行車的人與母親相依為命。修自行車是他養活自己和母親的唯一收入。我曾問過他的收入情況，他說平均下來每月七八百元。又每笑道：“還能勉強維持生活。”他的笑，絕非苦笑。他這個人，隻要一和人說話，便笑。那麽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愛笑的男人。但我卻從沒見他苦笑過。他總是一個大男孩般天真而又無邪地笑。無論春夏秋冬，我從沒見他穿過一件較像樣子的衣服。沒人修自行車時，他便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塊石頭上看小報。與對麵的攤位相比，他所占的地盤更小。我家搬到健安路不久，他便是那兩平方米不到的地盤的主人了。十幾年來，他漸漸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種佛般的印象。北影廠家屬區後門開在健安路上，每有“奔馳”“寶馬”一類名車駛來駛往。另一些人們的另一種生活，誰想裝作渾然不知幾乎是不可能的。
比起來，我在健安路這一條小街上居住的年頭最長久。十八年——隻比我的人生的三分之一少一年。它也是我所住過的最像樣子的一條小街。我相信，以後它的路麵和人行道重鋪一次的話，更會是一條鬧中取靜的體麵小街了。那麽，我即使在這一條小街上終老一生，也算是上蒼眷顧於我了啊！
我想，所謂人生，看得再通透些，似乎也是可以這樣來理解的——人在特定時空裏的幾個階段的剪輯。對於大多數人，也不過便是三五階段而已。還是往多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