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我的小學·我的中學
我的父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哈爾濱市安平街一個人家眾多的大院裏，我的家是一間半低矮的俄式房屋。鄰院是蘇聯僑民的教堂，經常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我從小就聽慣了教堂的鍾聲。
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原籍山東省榮成溫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盡是文盲，盡是窮苦農民。
父親十幾歲時，因生活所迫，隨村人“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
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第一個工人，建築工人。他轉折了我們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說《父親》中，用兩萬餘紀實性的文字，為他這個中國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立了一篇小傳。從轉折的意義講，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一座豐碑。
父親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從未施加過任何有益的影響，不僅因為他是文盲，也因為從一九五六年起，我七歲的時候，他便離開哈爾濱建設大西北去了。從此每隔兩三年他才回家與我們團聚一次，我下鄉以後，與父親團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反對我們幾個孩子看“閑書”的。見我們捧著一本什麽小說看，他就生氣。看“閑書”是他這位父親無法忍受的“壞毛病”。父親常因母親給我們錢買“閑書”而對母親大發其火。家裏窮，父親一個人掙錢養家糊口，也真難為他。每一分錢都是他用汗水換來的。父親的工資僅夠勉強維持一個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親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讀過幾年私塾，是東北某農村新中國成立前農民稱為“識文斷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親與父親不大一樣。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對我們幾個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對立。父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靠力氣吃飯，母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成為靠文化自立於社會的人。父親的教育方式是嚴厲的訓斥和懲罰，父親是將“過日子”的每一樣大大小小的東西都看得很貴重的。母親的教育方式堪稱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麵。值得慶幸的是，父親常年在大西北，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母親的教育。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
母親從外祖父那裏知道了許多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聽過一些舊戲，樂於將書中或戲中的人物和故事講給我們。母親年輕時記憶強，什麽戲劇什麽故事，隻要聽過一遍，就能詳細記住。有些戲中的台詞唱段，幾乎能隻字不差地複述。母親善於講故事，講時帶有很濃的個人感情色彩。我從五六歲開始，就從母親口中聽到過“包公傳”“濟公傳”“楊家將”“嶽家將”“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親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歡悲劇。母親尤其願意、尤其善於講悲劇故事，“秦香蓮”“風波亭”“楊繼業碰碑”“趙氏孤兒”“陳州放糧”“王寶釧困守寒窯”“三勘蝴蝶夢”“釣金龜”“牛郎織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母親邊講邊落淚，我們邊聽邊落淚。
我於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裏行間裏流溢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於小時候聽母親帶著她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我認為，文學對於一個作家兒童時代的心靈所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對一個作家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創作風格起著“先天”的、潛意識的作用。
母親在我們小時候給我們講故事，當然絕非想要把我們都培養成為作家；而僅靠聽故事一個兒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學道路。
我們所住的那個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們窮，因為窮而在那個大院中受著種種歧視。父親遠在大西北，因為家中沒有一個男人而受著種種欺辱。我們是那個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親用故事將我們吸引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們在大院裏受欺辱或惹是生非，同時用故事排遣她自己內心深處的種種愁苦。
這樣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眼前：電燈垂得很低，母親一邊在燈下給我們縫補衣服，一邊用淒婉的語調講著她那些淒婉的故事。我們幾個孩子，趴在被窩裏，露出腦袋，瞪大眼睛凝神諦聽，講到可悲處，母親與我們唏噓一片。
如果誰認為一個人沒有導師就不可能走上文學道路的話，那麽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一位導師，是母親。我始終認為這是我的幸運。
如果我認為我的母親是我文學上的第一位導師不過分，那麽也可以說我的小學語文老師是我文學上的第二位導師。假若在我的生活中沒有過她們，我今天也許不會成為作家。
我的小學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某年冬天，市裏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麽今天還要穿這麽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麽髒？”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汙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了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幹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複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幹淨。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裏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麽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幹幹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麵捉虱子呢！”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隻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裏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裏感到一點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麽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籲籲。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文化將來夠幹什麽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裏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腔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裏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什麽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隻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麽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拚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台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麽書？”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有意思。”“看過幾遍了？”“兩遍。”“能講下來嗎？”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麵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裏，就講述到哪裏。”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裏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麵“才能”得以當眾展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裏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靈活教學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麵前展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誌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麽喜愛你就行！”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不久之後，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並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製，就苦了我。家裏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二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裏，我常常於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麵，不是過於肥大就是過於短小，不僅破，而且髒，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汙。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裏的唯一的一個朋友。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豎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將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從聽故事到講故事。語文老師牽著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發。語文教員室裏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著她。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不知道？”她笑笑，什麽也未回答。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將我的頭發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別生老師的氣呀！”
教員室沒麵鏡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發卻短得不能再短了。哪裏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禿頭。蟣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了。
我並未生她的氣。隨後她又拿起她的臉盆，領我到鍋爐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熱水，兌成一盆溫水，給我洗頭，洗了三遍。隻有母親才如此認真地給我洗過頭。我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臉盆裏。她給我洗好頭，再次把我領回教員室，脫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無法洗掉的汙跡。她身材嬌小，毛坎肩是綠色的，套在我身上盡管不倫不類，卻並不顯得肥大。教員室裏的另外幾位老師，瞅著我和她，一個個搖頭不止，忍俊不禁。她說：“走吧，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們班級去了！”她帶我走進我們班級的教室後，同學們頓時哄笑起來。大冬天的，我竟剃了個禿頭，棉衣外還罩了件綠坎肩，模樣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氣了，嚴厲地喝問我的同學們：“你們笑什麽？有什麽可笑的？哄笑一個同學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恥的行為！如果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誰再敢哄笑我就把誰趕出教室！”
這話她一定是隨口而出的，絕不會有任何針對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意思。我看到班主任老師的臉一下子拉長。班主任老師也對同學們嗬斥：“不許笑！這又不是耍猴！”班主任老師的話，更加使我感到被當眾侮辱，而且我聽出來了，班主任老師的話中，分明包含著針對語文老師的不滿成分。語文老師聽沒聽出來，我無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有什麽變化。她對班主任老師說：“曲老師，就讓梁紹生上課吧！”班主任老師拖長語調回答：“你對他這麽盡心盡意，我還有什麽話可說？”
市教育局衛生檢查團到我們班檢查衛生時，沒因為我們班有我這樣一個剃了禿頭，棉襖外套件綠色毛坎肩的學生而在我們教室門上貼一麵黃旗或黑旗。他們隻是覺得我滑稽古怪，惹他們發笑而已……
從那時起直至我小學畢業，我們班主任老師和語文老師的關係一直不融洽。我知道這一點，我們班級的所有同學也都知道這一點，而這一點似乎完全是由於我這個學生導致的。幾年來，我在一位關心我的老師和一位討厭我的老師之間，處處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力不勝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碼的角色。扮演這種角色，對於一個小學生的心理，無異於扭曲，對我以後的性格形成不良影響，使我如今不可救藥地成了——一個憂鬱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銘記語文老師對我的教誨，學習努力起來，成績漸好。
班主任老師卻不知為什麽對我愈發冷漠無情了。
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試，我的語文和算術破天荒地拿了“雙百”，而且《中國少年報》選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廣播電台“紅領巾”節目也廣播了我的一篇作文，還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寫在兒童電影院的宣傳欄上。同學對我刮目相看了，許多老師也對我和藹可親了。
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表揚了我的語文老師，充分肯定了在我這個一度被視為壞學生的轉變和進步過程中，她所付出的種種心血，號召全校老師向她那樣對每一個學生樹立起高度的責任感。
受到表揚有時對一個人不是好事。
在她沒有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前，許多師生都公認，我的“轉變和進步”，與她對我的教育是分不開的。而在她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後，某些老師竟認為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了。“文革”期間，有一張攻擊她的大字報，赫赫醒目的標題即是——“看機會主義者××是怎樣在教育戰線進行投機和沽名釣譽的！”
而我們班的幾乎所有同學，都不知掌握了什麽證據，斷定我那三篇給自己帶來榮譽的作文，是語文老師替我寫的。於是流言傳播，鬧得全校沸沸揚揚。
四年級二班的梁紹生，
是個逃學精，
老師替他寫作文，
《少年報》上登，
真該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學，還編了這樣的順口溜，在我上學和放學的路上，包圍著我譏罵。班主任老師目睹過我被淩辱的情形，沒有製止。
班主任老師對我冷漠無情到了視而不見的地步。她教算術，在她講課時，連掃也不掃我一眼了。她提問或者叫同學在黑板上解答算術題時，無論我將手舉得多高，都無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課堂上，同學們做題，她坐在講桌前批改作業本。教室裏靜悄悄的。“梁紹生！”她突然大聲叫我的名字。我嚇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來。全體同學都停了筆。“到前邊來！”班主任老師的語調中隱含著一股火氣。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講桌前。
“作業為什麽沒寫完？”
“寫完了。”
“當麵撒謊！你明明沒寫完！”
“我寫完了，中間空了一頁。”
我的作業本中夾著印廢了的一頁，破了許多小洞，我寫作業時隨手翻過去了，寫完作業後卻忘了扯下來。我低聲下氣地向她承認是我的過錯。她不說什麽，翻過那一頁，下一頁竟仍是空頁。我萬沒想到我寫作業時翻得匆忙，會連空兩頁。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謊！撒謊！當麵撒謊！你明明是沒有完成作業！”我默默地翻過了第二頁空頁，作業本上展現出了我接著做完的作業。她的臉倏地紅了：“你為什麽連空兩頁？！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頭，訥訥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這個用意！你別以為你現在是個出了名的學生了，還有一位在學校裏紅得發紫的老師護著你，托著你，拚命往高處抬舉你，我就不敢批評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學鑒定還得我寫呢！”
我被徹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麵前侮辱我的語文老師！我愛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親近的人！我覺得她像我的母親一樣，我內心裏是視她為我的第二個母親的！
我突然抓起了講台桌上的紅墨水瓶。班主任以為我要打在她臉上，吃驚地遠遠躲開我，喝道：“梁紹生，你要幹什麽？！”我並不想將墨水瓶打在她臉上，我隻是想讓她知道，我是一個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是會憤怒的！我將墨水瓶使勁摔到牆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牆壁上出現了一片“血”跡！我接著又將粉筆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筆盡斷，四處滾去。教室裏長久的一陣鴉雀無聲，直至下課鈴響。那天放學後，我在學校大門外守候著語文老師回家。她走出學校時，我叫了她一聲。她奇怪地問：“你怎麽不回家？在這裏幹什麽？”我垂下頭去，低聲說：“我要跟您走一段路。”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說：“好吧，我們一塊兒走。”我們便默默地向前走。她忽然問：“你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吧？”我說：“老師，我想轉學。”她站住，看著我，又問：“為什麽？”我說：“我不喜歡我們班級！在我們班級我沒有朋友，曲老師討厭我！要不請求您把我調到您當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說著想哭。“那怎麽行？不行！”她語氣非常堅決，“以後你再也不許提這樣的請求！”我也非常堅決地說：“那我就隻有轉學了！”眼淚湧出了眼眶。
她說：“我不許你轉學。”我覺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說：“別跑。你感到孤獨是不是？老師也常常感到孤獨啊！你的孤獨是窮困帶來的，老師的孤獨……是另外的原因帶來的。你轉到其他學校也許照樣會感到孤獨的。我們一個孤獨的老師和一個孤獨的學生不是更應該在一所學校裏嗎？轉學後你肯定會想念老師，老師也肯定會想念你的。孤獨對一個人不見得是壞事……這一點你以後會明白的。再說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應該主動去接近同學們，而不應該對所有的同學都充滿敵意，懷疑所有的同學心裏都想欺負你……”
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隻有在這篇紀實性的文字中，表達我對她虔誠的懷念。
教育的社會使命之一，就是應首先在學校中掃除嫌貧諂富媚權的心態！
而嫌貧諂富，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為我小學畢業後，接著進入了中學，而後又進入過大學，所以我有理由這麽認為。
我詛咒這種現象！鄙視這種現象！
我的中學
我的中學時代是我真正開始接受文學作品熏陶的時代。比較起來，我中學以後所讀的文學作品，還抵不上我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下鄉前這五年內所讀過的文學作品多。
在小學五六年級，我已讀過了許多長篇小說。我讀的第一部中國長篇小說是《戰鬥的青春》；讀的第一部外國長篇小說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而在中學我開始知道了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外國偉大作家的名字，並開始喜愛上了他們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幾處引用了希臘傳說中的典故，某些評論家們頗有異議，認為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範圍。我承認我在引用時，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作怪。但說“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範圍，證明這樣的評論家根本不了解中學生，起碼不了解六十年代的中學生。
我的中學母校是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一所普通的中學。在我的同學中，讀長篇小說根本不是什麽新鮮事。不分男女同學，大多數都喜歡讀長篇小說。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讀。一個同學借到或者買到一本好小說，首先會在幾個親密的同學之間傳看。傳看的圈子往往無法限製，有時擴大到幾乎全班。
外國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評論家之間曾經有過下麵的有趣而睿智的談話：
作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天才的評論家。
評論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天才的作家。
作家：他叫什麽名字？
評論家：青年。你結識的那位天才的評論家叫什麽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遠是文學的最真摯的朋友，中學時代正是人的嶄新的青年時代。他們通過擁抱文學來擁抱生活，他們是最容易被文學作品感動的最廣大的讀者群。今天我們如果進行一次有意義的社會調查，結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學時代能夠讀到不少真正的文學作品，還應當感謝我的母親。母親那時已被鐵路上解雇，在一個加工棉膠鞋鞋幫的條件低劣的小工廠工作，每月可掙三十幾元錢貼補家用。
我們渴望讀書。隻要是為了買書，母親給我們錢時從未猶豫過。母親沒有錢，就向鄰居借。
家中沒有書架，也沒有擺書架的地方。母親為我們騰出一隻舊木箱，我們買的書，包上書皮兒，看過後存放在箱子裏。
最先獲得買書特權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愛文學。我對文學的興趣，一方麵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不自覺地培養的結果，另一方麵是受哥哥的熏染。我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哥哥起的作用，不亞於母親和我的小學語文老師起的作用。
六十年代的教學，比今天更體現對學生素養的普遍重視。哥哥高中讀的已不是“語文”課本，而是“文學”課本。
哥哥的“文學”課本，便成了我常常閱讀的“文學”書籍。有一次哥哥上課竟找不到課本了，因為我頭一天晚上從哥哥的書包裏翻出來看沒有放回去。
一冊高中生的“文學”課本，其文學內容之豐富，絕不比現在的一本什麽文學刊物差，甚至要比現在的某些文學刊物的內容更豐富，水平更優秀。收入高中“文學”課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的章節。古今中外的詩歌、散文、小說、雜文，無所偏廢。“嶽飛槍挑小梁王”“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魯迅、鬱達夫、茅盾、葉聖陶的小說，郭沫若的詞，聞一多、拜倫、雪萊、裴多菲的詩，馬克·吐溫、歐·亨利、高爾基的小說……貨真價實的一冊綜合性文學刊物。
那時的高中“文學”課多麽好！
我相信，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願上代數課的，有不願上物理課、化學課、政治課的，但如果誰不願上“文學”課則太難理解了！
我到北大荒後，曾當過小學老師和中學老師，教過語文。七十年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讓我這樣的老師根本不願拿起來，遠不如“掃盲運動”中的工農課本。
當年，哥哥讀過的“文學”課本，我都一冊冊保存起來，成了我的首批“文學”藏書。哥哥還很舍不得將它們給予我呢！
哥哥無形中取代了母親家庭“故事員”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課，便捧起“文學”課本，為我們朗讀，我們理解不了的，他就用心啟發我們。
一個高中生朗讀的“文學”，比一位沒有文化的母親講的故事當然更是文學的“享受”。某些我曾聽母親講過的故事，如“牛郎織女”“天仙配”“白蛇傳”，由哥哥照著課本一句句朗讀給我們聽，產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從母親口中，我是聽不到哥哥從高中“文學”課本讀出來的那些文學詞句的。我從母親那裏獲得的是“口頭文學”的熏陶，我從哥哥那裏獲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學的熏陶。
感激六十年代的高中“文學”教科書的編者們！
哥哥還經常從他的高中同學們手中將一些書借回家裏來看。他和他的幾名要好的男女同學還組成了一個“閱讀小組”。哥哥的高中母校是哈爾濱一中，是重點學校。在他們這些重點學校的喜愛文學的高中生之間，閱讀外國名著蔚然成風。他們那個“閱讀小組”還有一張大家公用的哈爾濱圖書館的借書證。
哥哥每次借的書，我都請求他看完後遲還幾天，讓我也能看。哥哥一向滿足我的願望。
可以說我是從大量閱讀外國作品開始真正接觸文學的。我受哥哥的影響，非常崇拜蘇俄文學，至今認為蘇俄文學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當代蘇聯文學不但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在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方麵，也比我們捷足先登。當代蘇聯文學可以明顯地看到現實主義和現代派文學的有機結合。蘇聯電影在這方麵進行了更為成功的實踐。
回顧我所走過的道路，連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蘇俄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在文字上則接近翻譯體小說。後來才在創作實踐中漸漸意識到自己中華民族文學語言的基本功很弱，才開始注重對中國小說的閱讀，才開始在實踐中補習中國傳統小說這一課。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書，看哥哥借到的書，小人書鋪是中學時代的“極樂園”。
那時我們家已從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婦們新搬到一地，首先關心附近有幾家商店一樣，我首先尋找的是附近有沒有小人書鋪。令我感到慶幸的是，那一帶的小人書鋪真不少。
從我們家搬到光仁街後到我下鄉前，我幾乎將那一帶小人書鋪中我認為好的小人書看遍了。
我看小人書，懷著這樣的心理：自己閱讀長篇小說時頭腦中想象出來的人物是否和小人書上畫出來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興。二者相差甚遠，我則重新細讀某部長篇小說，想要弄明白個所以然。有些長篇小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讀過兩遍的。
談到讀長篇，我想到了《紅旗譜》，我認為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優秀的長篇小說。由《紅旗譜》我又想起兩件事。
我買《紅旗譜》，隻有向母親要錢。為了要錢才去母親做活的那個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找母親。
那個街道小工廠，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頹敗的大屋子，低矮、陰暗，天棚傾斜，仿佛隨時會塌下來。五六十個家庭婦女，一人坐在一台破舊的縫紉機旁，一雙接一雙不停歇地加工棉膠鞋鞋幫，到處堆著氈團。空間裏氈絨彌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幾扇窗子一半陷在地裏，無法打開，空氣不流通，悶得使人頭暈。耳畔腳踏縫紉機的聲音響成一片，女工們彼此說話，不得不摘下口罩，扯開嗓子。話一說完，就趕快將口罩戴上。她們一個個緊張得不直腰，不抬頭，熱得汗流浹背。
有幾個身體肥胖的女人，竟隻穿著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門口，用目光四處尋找母親，卻認不出在這些女人中，哪一個是我的母親。
負責給女工們遞送氈團的老頭問我找誰，我向他說出了母親的名字。
我這才發現，最裏邊的角落，有一個瘦小的身軀，背對著我，像八百度的近視眼寫字一樣，低頭垂向縫紉機，正做活。
我走過去，輕輕叫了一聲：“媽……”
母親沒聽見。
我又叫了一聲。
母親仍未聽見。
“媽！”我喊起來。
母親終於抬起了頭。
母親瘦削而憔悴的臉，被口罩遮住三分之二。口罩已濕了，一層氈絨附著在上麵，使它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親的頭發上、衣服上也落滿了氈絨，母親整個人都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這個角落更缺少光線，更暗。一隻可能是一百度的燈泡，懸吊在縫紉機上方，向窒悶的空間繼續散熱，一股蒸騰的熱氣頓時包圍了我。縫紉機板上水淋淋的，是母親滴落的汗。母親的眼病常年不愈，紅紅的眼瞼夾著黑白混濁的眼睛，目光呆滯地望著我，問：“你到這裏來幹什麽？找媽有事？”
“買什麽？”
“買書……”
母親不再多問，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點數，點夠了兩元錢遞給我。
我猶豫地伸手接過。
離母親最近的一個女人，停止做活，看著我問：“買什麽書啊？這麽貴！”
我說：“買一本長篇。”
“什麽長篇短篇的！你瞧你媽一個月掙三十幾元錢容易嗎？你開口兩元，你媽這兩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將臉轉向母親，又說，“大姐你別給他錢！你是當媽的，又不是奴隸！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學，還供他花錢買閑書看嗎？你也太順他意了！他還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咋的？”
母親淡然苦笑，說：“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呢！我可不就是為了幾個孩子才做活的麽！這孩子和他哥一樣，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愛看書！反正多看書對孩子總是有些教育的，算我這兩天白做了唄！”說著，俯下身繼續蹬縫紉機。
那女人獨自歎道：“唉，這老婆子，哪一天非為了兒女們累死在縫紉機旁！……”
我心裏內疚極了，一轉身跑出去。
我沒有用母親給我那兩元錢買《紅旗譜》。
幾天前母親生了一場病，什麽都不願吃，隻想吃山楂罐頭，卻沒舍得花錢給自己買。
我就用那兩元錢，幾乎跑遍了道裏區的大小食品商店，終於買到了一聽山楂罐頭，剩下的錢，一分也沒花。母親下班後，發現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頭，沉下臉問：“誰買的？”我說：“媽，我買的。用你給我那兩元錢為你買的。”說著將剩下的錢從兜裏掏出來也放在桌上。“誰叫你這麽做的？”母親生氣了。我訥訥地說：“誰也沒叫我這麽做，是我自己……媽，我今後再也不向你要錢買書了！……”“你向媽要錢買書媽不給過你嗎？那你為什麽還說這種話？一聽罐頭，媽吃不吃又能怎麽樣呢？還不如你買本書，將來也能保存給你弟弟們看……”“我……媽，你別去做活了吧！……”我撲在母親懷裏，哭了。母親變得格外慈愛。她撫摸著我的頭發，許久又說：“媽媽不去做活，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點錢，日子沒法過啊……”
《紅旗譜》這本書沒買，我心裏總覺得是一個很大願望沒實現。那時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書，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書。我的同學中就有出租過小人書的。一天少可得兩三毛錢，多可得四五毛錢，再買新書，以此法漸漸增多自己的小人書。
一個星期天，我將自己的全部小人書背著母親用塊舊塑料布包上，帶著偷偷溜出家門，來到火車站。在站前廣場，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下，鋪開塑料布，擺好小人書，坐一旁期待。
“喂，起來，起來！”背後一個聲音忽然對我吆喝，一隻皮鞋同時踢我屁股。我站起來，轉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你們，把書都放下！”戴著白手套的手，朝那些看書的人指。人們紛紛站起，將書扔在塑料布上，掃興離去。治安警察命令：“把書包起來。”我情知不妙，一聲不敢吭，趕緊用塑料布將書包起來，抱在懷裏。那治安警察將它一把從我懷中奪過去，邁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幹什麽呀你？”“幹什麽？”他一甩胳膊掙脫我的手，“沒收了！”“你憑什麽沒收我的書呀？”“憑什麽？”他指指寫有“治安”二字的袖標，“就憑這個！這裏不許出租小人書你知道不知道？”“我……我不知道，我今後再也不到這兒來出租小人書了！……”我央求他，快急哭了。“那麽說你今後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今後哪兒也不去出租了，你還給我，還給我吧！……”“一本不還！”
那個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說罷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我哇的一聲哭了，我追上他，哭哭啼啼，由央求而哀求。他被我糾纏火了，厲聲喝道：“再跟著我，連你也扯到派出所去！”我害怕了，不敢繼續哀求，眼睜睜看著他揚長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種絕望的心情，猶如破了產的大富翁。
經過霽虹橋時，真想從橋上跳下去。
回到家裏，我越想越傷心，又大哭了一場，哭得弟弟妹妹們莫名其妙。母親為了多掙幾元錢，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問我為什麽哭，我不說。哥哥以為我不過受了點別人的欺負，未理睬我，到學校參加什麽活動去了。
母親那天下班挺晚。母親回到家裏，見我躺在炕上，坐到炕邊問我怎麽了。
我因為我那六七十本小人書全部被沒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個“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經迷上了這個“世界”的呀！我流著淚，用嘶啞的聲音告訴母親，我的小人書是怎樣在火車站被一個治安警察沒收的。母親緩緩站起，無言地離開了我。我迷迷糊糊睡著了，夢中從那個治安警察手中奪回了我全部的小人書。我迷迷糊糊睡了兩個多小時，由於嗓子焦灼才醒過來。窗外，天黑了，屋裏拉亮了燈。
外屋，傳來嘭、嘭、嘭的響聲，是母親在用鐵絲拍子拍打帶回家裏的氈團。母親每天都必得帶回家十幾斤氈團，拍打鬆軟了，以備第二天絮鞋幫用。
“媽！……”我用沙啞的聲音叫母親。母親聞聲走進屋裏。我不禁喜笑顏開，問：“媽，是你要回來的吧？”母親“嗯”了一聲，說：“記著，今後不許你出租小人書！”說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氈團。我心中一時間對母親充滿了感激。母親是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便趕到火車站去的。母親對那個治安警察說了多少好話，是否交了罰款，我沒問過母親，也永遠地不知道了……
三天後的中午，哥哥從外麵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要送我一樣禮物，並叫我猜是什麽。那一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窮困，無論母親還是我們幾個孩子，是從不過生日的。我以為哥哥騙我，不猜。哥哥神秘地從書包裏取出一本書：“你看！”是《紅旗譜》！
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它更使我高興的生日禮物了！哥哥又從書包裏取出了兩本書：“還有呢！”我激動地奪過一看——《播火記》！《紅旗譜》的兩本下部！我當時還不知道《紅旗譜》的下部已經出版。我放下這本，拿起那本，愛不釋手。哥哥說：“是媽叫我給你買的。媽給了我一張五元的錢，我手一鬆，就連同兩本下部也給你買回來了。”我說：“媽叫你給我買一本，你卻給我買了三本，媽會責備你吧？”哥哥說：“不會的。”我放下書，心情複雜地走出家門，走到胡同口母親做活的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
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裏麵張望，在那個角落，又看到了母親瘦小的身影，背朝著我，俯在縫紉機前。縫紉機左邊，是一大垛軋好的棉膠鞋鞋幫；右邊，是一大堆拍打過的氈團。母親整個人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裏對母親說：“媽，我一定愛惜買的每一本書……”卻沒有想到隻有將來當一位作家才算對得起母親。至今我仍保持著格外愛惜書的習慣。小時候想買一本書需鼓足勇氣才能夠開口向母親要錢，現在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平日沒時間逛書店，出差到外地，則將逛書店當成逛街市的主要內容。往往出差歸來，外地的什麽特產都沒帶回，帶回一捆書，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書店不難買到的。
買書其實莫如借書。借的書，要盡量擠時間早讀完歸還。買的書，卻並不急於閱讀了。雖然如此，依舊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
由於我迷上了文學作品，學習成績大受影響。我在中學時代，是個中等生。對物理、化學、地理、政治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每次考試勉強對付及格。初一上學期俄語考試得過一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後再沒及格過。我喜歡上的是語文、曆史、代數、幾何課。代數、幾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是因為像旋轉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題卻需要靈活性。我覺得解代數或幾何題也如同寫小說。一篇小說，要達到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統一，必定有一種最佳的創作選擇。一般的多種多樣，最佳的可能僅僅隻有一種。重審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創作之前沒有進行認真選擇角度的。所謂粗製濫造，原因概出於此。
“文革”風起雲湧後，同一天內，我家附近那四個小人書鋪，遭到“紅衛兵”的徹底“掃**”。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達街雜貨店買鹹菜，見雜貨店隔壁的小人書鋪前，一堆焚書餘燼，冒著嫋嫋青煙。窗子碎了。租小人書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屋裏，我常去看小人書，他對我很熟悉。我們隔窗相望一眼，彼此無話可說。我心中對他充滿同情。
“文革”對全社會也是一場“焚書”運動，卻給我個人帶來了更多讀書的機會。我們那條小街住的大多是“下裏巴人”，竟有四戶收破爛的。院內一戶，隔街對院一戶，街頭兩戶。
“文革”初期，他們每天都一手推車一手推車地載回來成捆成捆的書刊。我們院子裏那戶收破爛的戶前屋內書刊鋪地。收破爛的姓盧，我稱他“盧叔”。他每天一推回書刊來，我是第一個拆捆挑揀的人。書在 “文革”中成了起禍的根源。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將他們的藏書當廢紙賣掉了。而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發國難財”的人。《怎麽辦？》《獵人筆記》《白癡》《美國悲劇》《婦女樂園》《白鯨》《堂吉訶德》……一些我原先連書名也沒聽說過的，或在書店裏看到了想買而買不起的書，都是從“盧叔”收回來的書堆裏尋找到的。尋找到一兩本時，我打聲招呼，就拿走了。尋找到五六本時，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交給“盧叔”一兩毛錢，就算買下來。學校停課，我極少到學校去，在家裏讀那些讀也讀不完的書，同時擔起了“家庭主婦”的種種責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時刻，是冬天裏，母親下班前，我將“大子”淘下飯鍋的時刻。那時刻，家中很安靜，弟弟妹妹們各自趴在裏屋炕上看小人書。我則可以手捧一本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爐前看鍋。“大子”粥起碼兩個小時才能熬熟，兩個小時內可以認認真真地讀幾十頁書。有時書中人物的命運引起我的沉思和聯想，凝視著火光閃耀的爐口，不免出神入化。
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已經有滿滿的一木箱書，我下鄉那一天，將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鋪紙，上麵蓋紙，落了鎖。
我把鑰匙交給母親替我保管，對母親說：“媽，別讓任何人開我的書箱啊！這些書可能以後在中國再也不會出版了！”
母親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裏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書箱搬出去！”
對較多數已經是作家的人來說，通往文學目標的道路用寫滿字跡的稿紙鋪墊。這條道路不是百米賽跑，是漫長的馬拉鬆，是必須一步步進行的競走。這也是一條時時充滿了自然淘汰現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斷進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時期內自甘寂寞的勇氣的人，即使“一舉成名”，聲譽鵲起，也可能曇花一現。始終“競走”在文學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