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願望，一種理想
這願望和理想，是由對我國現時期初中及高中教育的一些看法而產生的。
我明知現階段教育體製所麵臨的難題，並非在“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討論中。依我看來，二者並不極端矛盾，更不根本對立。因為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全世界的大學，都是要經過考試才能錄取學生的。尤其重點大學名牌大學，不經過考試難以擇優。考試自然非是擇優的唯一方式，也非是最好方式，但的確是最公平的方式。
人類在教育製度方麵，似乎目前還沒想出比考試更公平的方式。考試的製度，顯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但恐怕我們不得不承認，它乃弊端最少的方式。
正如雖然全世界還沒有一部包羅萬類的最完善的法典，但“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則，的確最大程度地體現著司法公正。同樣，“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也的確最大程度地體現著升學資格的公正。
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可能因其體育技能以外的某種微不足道的因素，而在世界性的賽事中名落孫山。結果他或她的名字被從世界優秀運動員的名單中劃掉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或她作為一名優秀運動員的“綜合素質”應該被徹底否定了，但獎牌卻隻能與之無關了，優秀運動員的名次卻隻能與之無關了。他或她要證明自己仍是優秀的，那麽隻有通過下一屆運動會上的表現了。
同樣，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學的學生也是這樣。
既然“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像運動員在運動場上人人平等那麽無可厚非，分數的高低對於學生便是至關重要的。“應試教育”也便無可厚非。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方式，其實都不能完全徹底地擺脫“應試教育”的影響和製約。
依我看來，教育的方式，未見得一受“應試”所導向，學生的“綜合素質”一定就差，一定就劣，一定就大成問題。“應試”的智力資本和心理基礎，難道不也是“綜合素質”的兩個主要方麵嗎？
二者矛盾與否，對立與否，不在“應試”不“應試”，而在出什麽題？基於怎樣的一種目的出題？
中國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曆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因而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國卻並不相應地是世界上大學最多的國家。這是一個殘酷的前提。此前提決定了，每百名中國兒女中，僅二三名高中生最終能進入大學校門。主要不是他們和她們的智力問題，而是現有的大學最多隻能吸納百分之二三。
中國目前出高考題之首要的，最終的目的，捅破窗紙說亮話——乃為大麵積地、有效地殺傷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中國兒女升學的可能性。排除許多省份的窮困地區教育質量確實普遍低下的因素，高考題所要殺傷的人數，估計仍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殺傷率每年不能低於這個比例。倘低於這個比例，則必出現有許多學生的考分雖過了高考分數線，但全國各大學人滿為患的局麵。
這個局麵是萬萬不能出現的，萬萬不允許出現的。因一旦出現，簡直無法解決，現蓋大學是來不及的。
進一步捅破窗紙說亮話——出高考題之首要的，最終的目的，在於使殘酷的前提看來像是這樣——“分數麵前人人平等”，所有大學的校門對一切考生敞開，而誰若不能成為幸運的百分之二三，那是誰個人的遺憾，非是國家高等學府吸納能力的遺憾。
於是國家在一種國家性的窘況前似乎不窘了。
陷入空前挫敗感的千千萬萬的高考學生，隻有自怨自艾。
故高考題據說是一年比一年偏，一年比一年怪，一年比一年刁，甚至，一年比一年“壞”了。
“壞”！——太誇大其詞了吧？
我意在指出——為了替國家達到擺脫和轉嫁窘況困擾之目的，題意往往存心曖昧不明，往往存心誤導考生的思維定向。一名考生無論答對了或答錯了，事後似乎都能品味出那題所包藏著的一份兒出題人的幸災樂禍的“陰險”。
而這一點，是與教育的宗旨，以及全世界普遍高考原則相悖逆的。高考是對學生智力的檢閱，而非是對學生智力的捉弄。但捉弄是有效殺傷的手段。
據我所知，高考題中，早已具有了捉弄考生智力的成分。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於是老師總結經驗，學生吸取教訓，考與學雙方，都身不由己地被朝歧途上推去……
明知這一“病態”教育製度背景之下日漸形成的“應試教育”對教與學雙方都非好事，明知在這一情況之下“素質教育”的呼籲之聲的確代表著教育的良知，但學生、教師、家長，誰又敢親“素質教育”而疏“應試教育”呢？有幸成為百分之二三，大學畢業後謀職也很難，不幸成了百分之九十七八，那結果那下場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嗎？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世紀末，它的顯著的特點是——許許多多種從前由許許多多人從事的傳統的工作正在消亡。而時代所派生出來的新行業其實隻需要極少數人從事就迅速飽和了。這也就是說——社會並沒那麽許多工作提供給許許多多的人去幹，這許許多多的懵懂不知所從所適之人，注定了首先是許許多多的高考落榜生。
現實如此的確是很殘酷的。
捅破窗紙說亮話，道出這一殘酷的現實，也是很殘酷的。
麵對此殘酷，“應試教育”向學生、教師、家長發出的警告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閉上烏鴉嘴，少廢話！
而“素質教育”其實隻有閃在一旁喃喃地自說自話——“我們已經分別的太久太久！”
似乎也隻有這樣——權且先“應試”，日後再“素質”。
真的，坦率地開誠布公地講，我就是每每以這樣一種“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觀點教誨兒子的……
自以為將中國當代教育體製的現實透視分明了，我才用“看法”二字圈定我的立場，而不寫成是我有什麽意見。對於某一種現實，倘確知它一個時期內積重難返，與其滿腹意見，莫如僅僅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的看法雖未免那個，我內心裏對於中國教育體製的明天卻懷著一種大的願望，一種熱切的理想。因我當過老師，教過小學也教過中學，對教育的事業有天性上的感情。
我對教育的願望，我對教育的理想，目前還僅僅寄托在中國語文教育方麵。我認為，在中學，在“應試教育”的驅使之下，中國語文教育的教條化，似乎是尤其突出的。初高中語文教師們的教學主觀能動性，似乎被限製到了基本沒有發揚餘地的程度。教師不得不遵循“應試”模式及考分標準而教，學生不得不為“應試”和考分而教條地理解，教條地死記硬背。學生學語文的主觀能動性和興趣，往往慘遭滌**。現象乃是——考分高的文科初高中生，未必是語文實際應用能力強的學生；而對語文可能具有天性潛質的初高中生，其潛質往往也許倍受壓抑，並且難以通過語文考試得到充分的證明。不消說，這極大地挫傷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學生原本對語文的熱情。若統計一下很可能結果會是這樣——倘小學有半數以上學生喜歡語文，到了中學往往隻剩三分之一，到了高中又很可能減少為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排除時代重理輕文的因素，語文教學的教條化僵死的理念化，是否也是因素之一方麵呢？內容豐富的，博采古今中外絢麗的語文，竟落到被大多數初高中學生冷淡的下場，豈非咄咄怪事？豈不引人發思？
我熱愛語文。
我這個小說家，其實，隻不過是以寫作的方式繼續著中國語文學習的超齡生。
不是一名優等生。
但自認為學得還勤奮。
我每突發奇想，並為中國將來的初中生高中生祈禱——祈禱他們和她們將來能上這樣的語文課：
一篇課文，無論是詩是詞是小說是散文或古今中外，老師先講作者生平、命運，接著講作者所處的時代，再接著講作者與那時代的關係——是順應者，還是反叛者？抑或彷徨者迷惘者失意者激進者促進者？導致作者命運的因素哪些與家庭或家族有關？哪些與時代與社會有關？他或她的文學主張是什麽？其主張在當時是多數還是少數？為什麽？他或她的人生觀、愛情觀、世界觀，他或她的實事或逸事——判斷一位老師的教學責任和水準，主要看其在以上方麵，收集了多少有價值的資料？向學生講了多少有意義的值得講給學生聽的內容？——至於結合到課文，應該分三段還是四段？某個詞應視為比喻還是形容？某字的發音是平聲還是仄聲？非得按對國家一級播音員的標準去要求？非得和教師一致？非得與語文教學大綱如出一轍？對於語文，具有相對獨立的欣賞角度，相對獨立的理解悟性，相對獨立的才情儲備意識，難道既不但是正常的，允許的，而且應該是得到鼓勵的嗎？對於熱愛語文的學生，這一點難道非得上了大學乃至大學畢業以後才開始培養嗎？此前必須刻板、教條、概念，遵一循二嗎？不是提倡“素質教育”嗎？在語文教學方麵怎麽實踐？情操素質、心靈素質、品德素質算不算“綜合素質”的寶貴方麵？
數理化中即或有，不是也很少嗎？
而語文教學與這些又有多麽深層多麽緊密的聯係啊？
我們目前的語文教學開掘這一種聯係性了嗎？發揚這一種聯係性了嗎？
如果我們大力開掘了，發揚了，三年初中的語文教學，是不是會比目前三年高中給予學生的還要多一些？三年高中的語文教學，對學生是不是很可能接近於大學文科的受益水平？
但文科，具體說語文學科的高考該怎麽出題呢？以什麽方式考試呢？以什麽標準判卷呢？那標準允許靈活到什麽程度？誰來把握那一種靈活的程度？是電腦還是判卷教師？是相信電腦的公正性更可靠，還是相信判卷教師的識辨水平更可靠？
細一尋思，又不禁地陷於迷惘。
但我仍不泯這一願望，不泯這一理想主義的希冀和企盼——我相信，未來的中國父母們的兒女們，一定會有那麽一天，學語文像學藝術一樣！
我要一直為未來的初中生高中生們祈禱下去……